編者按：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紀的資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在全球引發轟動，本文對西方知名主流媒體刊發的評論作了摘編，供讀者參考。這里刊發其中一部分，全文見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解讀〈二十一世紀的資本〉》。

　　“精英統治”強化了不平等，并使之正當化

　　英國劍橋大學政治與國際研究系的高級講師鄧肯·凱利(Duncan Kelly)，在2014年6月24日的《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上發表了長文《數量級》(Orders of Magnitude)，對皮克迪的《二十一世紀的資本》進行了比較全面的討論。凱利認為，皮克迪的工作是重要的、有啟發性的，盡管他對皮克迪的一個根本判斷持有異議。

　　這個根本判斷，就是如何評價“精英統治”(meritocracy)。在凱利看來，皮克迪的書雖然討論的是資本和不平等之間的關系，但核心問題其實是精英統治。皮克迪給予精英統治正面評價，他認為，有了精英統治，才能夠選賢任能，現代民主政治也才有了基礎。但是，凱利對此深不以為然——因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當道，精英統治已經被全新的政治、經濟力量重塑了：一方面，它使得不平等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它卻披著民主的外衣。

　　皮克迪在書中論述說，資本收益率高于總體經濟增長的“食利者社會”被兩次世界大戰給摧毀了，人們隨后迎來了“經理人社會”，“資本的構成發生了變化”。凱利說，順著書中的思路推演下去，我們很容易得出結論：充斥著富裕經理人的現代社會，遲早會像之前被戰爭摧毀的食利者社會一樣，迎來無可避免的重大社會危機。但皮克迪卻拒絕下這樣的論斷，在他看來，基于精英統治的現代民主社會與以前的食利者社會不同，前者基于能力與勤奮，后者則主要依靠裙帶關系和租金。凱利認為，皮克迪這樣的表態，左右都不討好：左派不開心，因為皮克迪承認精英統治的正當性，事實上也就承認了不平等的正當性;在右派看來，不平等這個問題壓根兒就不值得去關注。

　　凱利說，從皮克迪的書中不難看出，即便政客有心，他們對眼下的不平等也無能為力：不平等是在幾代人的時間中積累下來的，短期的選舉政治難以對付;此外，如今富人富可敵國，政府大都囊中羞澀，無力進行再分配。皮克迪自己也承認，現代民主政治被市場精英的需求給牢牢地束縛住了，就拿美國來說，富人對主流政治的影響之大，和他們所占總人口數量之小，是完全不成比例的。皮克迪一度寄希望于歐洲能夠對資本課以重稅，但歐盟一開始就是去政治化的，依靠的是技術官僚管理，能擔起改革重任的政治精英無處尋覓。

　　于是，凱利認為，“皮克迪的書所呈現的，不僅是一個關于不平等結構的故事，還是一個關于現代民主政治限度的故事”。“財富是如此地集中，以至于我們社會中大部分人幾乎不能意識到它的存在”，而一旦皮克迪把這點給弄清楚了，他其實也就表明了：“現代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與精英統治有多么格格不入。”

　　最后，凱利還指出了皮克迪這本書得以成形的兩個前提。第一個前提是高度發達的國家會計系統。正是依靠這個系統所計算的法國大革命中沒收的貴族資產，皮克迪才能在書中大規模地使用數據來進行比較研究。第二個前提，則是幾十年來許多經濟學家針對資本與不平等之間的關系所出版的著作。這些著作，都成為了《二十一世紀的資本》的基礎。

　　皮克迪的數據有問題？

　　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的經濟新聞編輯克里斯·賈爾斯(Chris Giles)在2014年5月23日發表的《二十一世紀的資本的數據問題》(Data Problems with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 )一文中，對皮克迪書中的數據提出了幾點質疑。

　　一、平均數據問題：皮克迪不應該對英國、法國和瑞典的數據簡單地求平均值，用來代表歐洲。二、數據缺失問題：從1870年到1960年的整整九十年間，沒有美國百分之十的富人占社會總財富比例的原始資料。三、美國數據問題：皮克迪選擇將數據依據從遺產稅記錄轉向“消費者財務調查”，而勞動經濟學家斯蒂芬·羅斯(Stephen Rose)在發表于《新共和》(New Republic)的《皮克迪和新馬克思主義者低估了美國中產階級》(Piketty and the New Marxists Are Selling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Short)一文中，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的數據，發現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此期間實現了百分之三十五的增長。四、英國數據問題：皮克迪關于收入最高的百分之一人口的財富的長期時間序列來自英國經濟學家托尼·阿特金森(Tony Atkinson)的研究，2005年之前，還有英國國稅局(Inland Revenue)的數據作為補充。2005年后，英國國稅局并入英國稅務海關總署(Her Majesty's Revenue and Customs)，英國相關部門也不再發布此類數據，因為覺得不可靠。

　　此外，賈爾斯認為，2010年的數據也存在問題。皮克迪在書中選擇英國稅務及海關總署的遺產稅記錄，而不是英國國家統計署(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的“財富與資產調查”(Wealth and Assets Survey)中的數據，他曾向彭博(Bloomberg)解釋稱，英國國家統計署的財富與資產調查“質量非常低”。賈爾斯認為此說不確，并指出皮克迪需要解釋他為何采用數字較高的美國調查，卻拒絕數字較低的英國調查，以及為何拒絕英國稅務及海關總署的明確建議，即不要使用其最新的個人財富調查來估算整個英國的財富。

　　賈爾斯由此得出結論：皮克迪書中有問題的數據所占比例高達八成以上，“如果某人宣稱發現了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進而預測這將會導致財富不平等程度日益上升，并利用近年財富不平等程度貌似加劇來證明自己的理論正確，那么數據就對該書的論點非常關鍵”。

　　對此，皮克迪迅速作出了回應，他聲明，《金融時報》所指出的“數據問題不影響結論”，并在網上公布書中全部數據的Excel文件。與此同時，皮克迪向《衛報》(The Guardian)表示，《金融時報》的批評是“有意誤導”，隨后他在voxeu.org網站上逐條批駁了賈爾斯的質疑。

　　畢業于杜克大學經濟與公共政策系、長年在個人網站“政治代數”(Political Algebra)發表政經評論的評論家丹尼·威尼克(Danny Vinik)也在2014年5月23日的《新共和》上發表評論《〈金融時報〉對皮克迪數據錯誤的報道言過其實》(That Big Financial Times Story on Errors in Piketty's Data is Overrated)，為皮克迪聲辯。

　　威尼克認為，相較于其他許多經濟學家，皮克迪的數據已經足夠公開透明，如果他真的有意扭曲數據，也就不會把它們公之于眾了;此外，雖然賈爾斯指出的錯誤都成立，但仍然無法真正改變皮克迪的結論，更無法反駁他提出的經濟理論，因為皮克迪的經濟理論并不完全依賴于這些數據。威尼克指出，賈爾斯使用另外的數據所得出的另一套結論，僅僅適用于英國。而對法國、瑞典和美國來說，賈爾斯和皮克迪的數據所顯示出的結果幾乎完全相同。而且，有很多種因素都會影響數據的準確度，例如經濟學家對使用何種方式將資本收益計算進財富數據里就一直存有爭議。威尼克引用現任職于曼哈頓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對不平等問題深有研究的學者史考特·文西普(Scott Winship，他常常批評皮克迪)的話說，“如果你將這些圖表中數據點的誤差幅度考慮進去，它(賈爾斯的數據)看起來并沒有太大的改變”。

　　預言太過悲觀，結論尚未推翻

　　BBC金融評論員約翰·卡西迪(John Cassidy)在2014年3月31日的《紐約客》(The New Yorker)上發表了長篇書評《分化的力量——不平等的沖擊是否資本主義所特有?》(Forces of Divergence：Is Surging Inequality Endemic to Capitalism?)，高度評價了皮克迪的書對經濟學做出的貢獻，同時，卡西迪批評皮克迪對未來的預言太過悲觀，他自己則作出了一些更加樂觀的設想。一種可能性是，隨著科技的進步，生產力會進入高速發展的階段，那么國內生產總值也會大幅提高。還有一種可能性是，根據收益遞減的原則，資本回報率會有所下降，從而縮減與經濟增長率的差距。另外，卡西迪認為皮克迪忽視了一點，就是從全球范圍來看，隨著經濟的發展和資本的積累，大量人口脫離了極端的貧窮并且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因此有些人認為，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工資的停滯和不平等的擴大是為消除那些赤貧人群所付出的不可避免的代價。

　　對皮克迪征收全球財富稅的方案，卡西迪認為它雖然不具有可行性，但是它提供了一個評判其他解決方法的標準，指出了進行合理的改革的必要性，彰顯出“公共知識分子真正的作用就是質疑那些被接受的教條，構想出新的分析方法，并擴大公共討論的領域”。

　　之后，卡西迪又在2014年5月1日的《紐約客》上發表了題為《“皮克迪泡沫”并非只是一陣狂熱》(The 'Piketty Bubble' is More Than Hot Air)的評論。這篇較之于前一篇書評要短得多的評論(不到兩千詞)，是為了回應《金融時報》的專欄作家羅伯特·施里姆斯利(Robert Shrimsley)。施里姆斯利在他的專欄中嘲諷道，現在已經形成了一種“皮克迪泡沫”，也就是“每個人都認為有必要談論一下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克迪的新書的一種社會經濟現象”。

　　卡西迪說，盡管有很多人對此書提出了批評，但尚未有一篇文章能真正推翻皮克迪最重要的兩個結論：一個是由實證得出的西方社會兩百多年間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事實，另一個則是r > g[資本回報率(the rate of return on capital)大于經濟增長率(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導致財富分配不平等加劇的公式。卡西迪認為，這一套簡單卻新穎的理論將人們的注意力重新聚焦在資本分配這一重大問題上，自由意志論者(libertarian)和保守主義者(conservative)對此多有質疑，并針對性地提出了一些政策構想。皮克迪引發的這一場討論絕不會輕易冷卻，它將會給未來的財富分配和經濟發展帶來深遠的影響。

　　皮克迪的提議是烏托邦，他的書一無是處

　　與知識分子氣濃厚的《紐約客》相比，政治立場上更保守、商業氣息更重的《彭博商業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和《彭博視點》(Bloomberg View)的評論家，都措辭尖刻地批評了皮克迪其人其書。

　　《彭博商業周刊》的經濟新聞編輯彼得·科伊(Peter Coy)在2014年4月10日的《彭博商業周刊》上發表了題為《一項大膽的建議：對超級富人征收全球稅》(An Immodest Proposal: A Global Tax on the Superrich)的評論。他認為“要讓地球上每一個避稅天堂都平等地收稅并且公開數據幾乎是不可能的”，皮克迪的提議完全是烏托邦式的幻想。

　　《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克萊夫·克魯克(Clive Crook)在2014年4月20日的《彭博視點》上，發了一篇評論，題為：《有史以來最重要的書一無是處》(The Most Important Book Ever Is All Wrong)。克魯克說，皮克迪的結論夸大了他的數據所呈現出的問題，尤其是書中最后的總結，完全脫離了數據的支撐，甚至與他之前的分析相矛盾。克魯克還指出，皮克迪夸張地宣揚資本的“罪惡”，但實際上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資本積累給前幾個世紀的人也帶來了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它的受益者并非僅僅是那些坐擁資本的“食利者”。克魯克認為，相比于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對人們來說，更重要的是未來的生活水平是否會提高，以及工資增長有多快這些問題，但皮克迪的書中對此絲毫沒有涉及。

　　當代馬克思？

　　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自今年年初以來，接連發表了數篇文章介紹、評論皮克迪其人其書。1月4日發表的《人，生而不平等：再論有關資本主義影響的一個老話題》(All Men Are Created Unequal：Revisiting an Old Argument about the Impact of Capitalism)一文稱《二十一世紀的資本》一書，是對“何種力量正在阻礙資本主義果實被更廣泛的分配?”這一問題的權威性指南。5月3日發表的《資本主義及其批判者：當代的馬克思》(Capitalism and Its Critics：A Modern Marx)與《比馬克思更偉大?》(Bigger Than Marx?)兩文，都在標題中將皮克迪與馬克思這位資本主義最偉大的批評者相提并論，不過，具體到文章內容，英國人特有的冷嘲熱諷體現得十分明顯。

　　《資本主義及其批判者：當代的馬克思》一文說，“《二十一世紀的資本》一書無疑讓左派狂喜，讓右派憤怒，讓大眾對這門沉悶的學科(按：dismal science，指經濟學)興趣大增(參閱頁68)。然而，如果皮克迪先生最終確實把論辯的調子定在了不平等這個問題上，整個世界將因此變得更窮。因為，與那本十九世紀同名著作(按：指《資本論》)一樣，《二十一世紀的資本》一書具有某些令人驚嘆的學術價值，但作為行動指南，卻存在嚴重缺陷”。這篇文章甚至用“糊涂”(Nit)一詞來形容皮克迪，說皮克迪給出的對富人課以重稅的政策建議，使“《二十一世紀的資本》一書滑向了左傾，失去了可信度”，并諷刺皮克迪說，“他瞄準富人試圖榨干他們的做法帶著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味道，卻缺乏學術氣息。也許這正說明了《二十一世紀的資本》為什么成了暢銷書，但這本書的確是本很糟糕的行動藍圖”。

　　《比馬克思更偉大?》一文說，“《二十一世紀的資本》具有許多優點。它對當今人們最為關心的經濟問題的分析既清晰又透徹，對不斷加劇的經濟不平等問題也提供了一種簡明的解釋”。然后，此文列舉了針對皮克迪的四類批評：

　　第一類批評指責皮克迪太不謙虛，竟然襲用馬克思的巨著名。

　　第二類批評,則集中于皮克迪提出的“r > g”這一公式上，說“r”的定義過于模糊，“尤其是與許多經濟學研究中充滿微積分計算的章節加以比較的話”。有些批評家認為，皮克迪“忽視了經濟學的基本原則”，“這些原則規定，隨著積累的增加資本回報應該下降。第一百臺機器人對生產的推動可能就不及第一臺機器人。任職于美國企業研究院(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這個自由市場智庫的凱文·哈賽特(Kevin Hassett)認為，隨著財富的積累，財富回報應該迅速下降，資本所有者的收入份額也應該下降(而皮克迪認為會上升)”。

　　第三類批評則主要著眼于“皮克迪是否過高地估計了未來與過去的相似程度”。吉米·派索柯吉斯(Jim Pethokoukis)在《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上發表的文章中說，“就像過分悲觀的看法讓馬克思對經濟增長能力的預言破產那樣，過分悲觀的看法同樣也會動搖皮克迪的理論”。同時，也有一些批評家質疑說，“今天的財富主要是勞動收入大幅升高后的結果，與十九世紀靠遺產生活的‘懶散富人’(idle rich)的財富之間無法加以比較。r>g這一公式所指出的資金回報率與經濟增長率之間存在的長期關系，并不能套用在解釋比爾·蓋茨(Bill Gates)和杰夫·貝佐斯(Jeff Bezos)的財富積累上”。

　　第四類批評集中在引起分歧、爭議最多的政策建議上，亦即“對不斷增加的經濟不平等現象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政策應對”。皮克迪所提出的“在全球范圍內征收財富稅被廣泛認為在政治上不可行”。凱文·哈賽特和格里高利·曼昆(Gregory Mankiw)都認為，皮克迪的建議“出于意識形態而非經濟學的考量”。

　　“現代的李嘉圖”太幼稚

　　除了被稱作當代的馬克思外，皮克迪又被稱作現代的李嘉圖。當然，這兩個稱呼，多少都有些不懷好意。

　　美國經濟學家、作家泰勒·科文(Tyler Cowen)在(2014年5月、6月號《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上發表了題為《資本的懲罰：為什么全球財富稅無法終結不平等》(Capital Punishment：Why a Global Tax on Wealth Won't End Inequality)的書評。他在文中指出，皮克迪對資本回報率的具體定義并不清晰。實際上這并非一個單一的比率，例如短期的美國國債的利率一直很低，目前甚至是負回報;股票一類的股權投資雖然有較高的回報率，但是它同時也是高風險的。事實上，投資者的資本回報多少都建立在戰略風險的基礎上，那些資本收益并非如皮克迪所說，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自動積累起來。因此科文認為，要想更加準確地考慮資本收益率，就要把整體的風險以及股票中不可避免的逆轉和緊縮的情況考慮進去。而且科文也不同意皮克迪說的資本回報率會一直很高，因為最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首先被搶占，而且大多數資本會留在國內，同時這些資本也很難與那些隨機選擇的股票相競爭。

　　此外，科文認為，就像英國的經濟學家李嘉圖(David Ricardo)對地租收益膨脹的擔憂被時間證偽一樣，皮克迪這位“現代的李嘉圖”在權益資本上押的賭注也經不起時間的考驗。因為“未來的經濟成果是由未來企業家們所創造的那些多變的、本質上不可預見的機遇決定的”。而且科文認為，不斷增長的資本財富也會為金融精英的動態流動提供更多可能性。雖然在美國社會中，許多底層的人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但他認為這更多是由文化因素所導致的，而非由于資本和收入的比率。從長期來看，單一、集中的資本積累只會增加損失的可能性，只有那些將資本分散并使其多樣化的機構才能長期獲利，所以這是有利于精英的流動的。

　　科文承認，皮克迪對資本收入比例的論述確實是新穎的、有價值的，但是他認為這并非是理解社會變化的最關鍵因素，科技的發展和電腦技術的興起都對勞動力性質的變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關于征收全球財富稅的問題，科文說皮克迪“太幼稚”了，他用一些歐洲國家征收財富稅的實際經驗說明，征收財富稅通常會適得其反，導致經濟上的動蕩和政治的不穩定。

　　皮克迪不懂馬克思

　　美國小說家、馬克思主義批評家本杰明·孔克爾(Benjamin Kunkel)在《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上發表了長達七千多詞的書評《窮光蛋和富二代》(Paupers and Richlings)。他在文中指出，之所以會形成“皮克迪熱”，原因之一是，在如今這個邊際效用學派占據著經濟學主流地位的世界上，皮克迪想要恢復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精神，而持有這種想法的經濟學家在當今已經為數不多了。自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邊際效用學派為經濟學帶來了“邊際革命”以來，經濟學仿佛成了一門科學，孔克爾形象地稱之為“用數學模型為資本主義構建了‘不在場證明’，但卻刻意地忽略了資本主義的真實面目”。而這樣長期發展的結果是：現代經濟理論高度數學化的模型與資本主義的現實大相徑庭，社會上普遍存在的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公的現象得不到足夠重視。皮克迪能以政治經濟學的關懷，重新激活圍繞著經濟價值的爭論，這是難能可貴的。

　　許多人雖然一再將皮克迪和馬克思相提并論，孔克爾的觀點卻與他們恰恰相反。他認為，《二十一世紀的資本》最大的勝利就是書中豐富且范圍廣泛的數據信息，但是，“皮克迪理論解釋的成就完全配不上他那令人印象深刻的統計數據”，“r > g的公式只具有描述性的價值，卻沒有什么解釋性的價值”。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出發，孔克爾對皮克迪提出了非常嚴厲的批評。

　　皮克迪在書中把資本回報率和經濟增長率處理成兩個獨立的變量，他反復強調，無論分配模式如何，再分配之前的“凈”資本收益率的平均值總是維持在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而經濟增長率則主要是受科技發展和人口增長的影響。孔克爾認為，分配和生產是經濟生活中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他引用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里的論述：“如果在考察生產時把包含在其中的這種分配(按：指生產工具的分配、社會成員在各類生產之間的分配以及產品的分配)撇開，生產顯然是一個空洞的抽象。”

　　孔克爾指出，皮克迪沒有說明二十世紀中期不平等現象反常的減少與經濟增長率異常的增高之間的聯系，他還過分夸大了戰爭對資本的破壞這一影響。對勞工組織的力量以及蘇聯的震懾作用，皮克迪也都視而不見。因此，皮克迪無法真正解釋為何1914-1974這段占了工業資本主義三分之一壽命的時間，r > g這個公式失靈了，這是皮克迪理論的顯著缺陷。

　　孔克爾進一步分析，皮克迪的理論缺陷從他對資本的廣泛定義上就開始了。依據皮克迪的定義，社會上每年的收入流量中除去因消費而消耗掉的部分，保存下來的剩余部分全部變為資本總存量的一部分，也就是說，任何有可能取得收益的財富都屬于資本。這種定義同樣適用于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問題在于，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之前，資本積累和資本消耗是大體持平的，直到資本主義在世界范圍內不斷擴張，自由市場下的競爭機制和利潤最大化的機制才導致了無限制的資本積累和擴張。孔克爾認為，馬克思指出了資本主義真正的“核心矛盾”，即隨著資本的積累，它反而會破壞自身的這種積累(資本收益遞減原則)，而且還指出了資本主義獨特的機制，即一種通過剝削勞動力工資以獲得利潤的驅動力。與之相比，皮克迪的r > g公式完全不能算是資本主義的“核心矛盾”。

　　孔克爾同樣對皮克迪提出的全球財富稅方案提出了質疑。皮克迪曾在采訪中表示資本主義將長久存在，對資本收稅是為了促進公共利益，但仍然保持經濟的開放和競爭機制。孔克爾說，資本主義社會的政黨不分左右，都是傾向于維護統治階層利益，因此絕不可能推行這樣一項損害統治階層利益的政策。較之于政治改革，孔克爾認為由不平等問題引發的社會革命倒更有可能發生。在孔克爾看來，資本主義將會迎來它的終結，他預測后資本主義社會將會是一種市場社會主義的形式。

　　在文章末尾，孔克爾譏諷道：皮克迪試圖研究資本和不平等的問題，卻對馬克思的理論不熟，他甚至還對美國媒體感慨，說自己讀薩特、阿爾都塞和巴迪歐的時候，發現他們對資本和不平等的問題興趣并不大，他有讀這些哲學家的時間，不如好好熟悉一下馬克思的著作，這樣的話，這本書一定會比現在寫得更好。

　　財富繼承推動經濟發展

　　針對皮克迪限制遺產的主張，曼昆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上發表了《財富繼承如何推動經濟發展》(How Inherited Wealth Helps the Economy)一文，為財富繼承辯護。

　　依據三種理論，曼昆解釋了為什么富人總是會給家庭留下相當數額的遺產。首先，因為代際利他主義(父母總是關心下一代的子女)，父母在做出消費或儲蓄的決策時，不僅考慮自身需求，還會顧及子孫后代;其次，由于均值回歸(從統計學上看，包括收入在內的許多變量，在經過較長時間后，都會向正常水平回歸)，富人的子孫掙得很可能比他們要少;最后，消費具有平滑性(人們消費得越多，從消費中獲得的效用則越少，因此，人們往往通過在生活條件優裕時節約、生活條件下降時消費來保持消費的平滑)，為了保證數代人之內消費的平滑，他們需要省下自己的一部分財富，以便后代可以消費這些遺產。

　　曼昆認為，從政策角度來看，我們需要考慮的不僅僅是財富繼承對家庭的直接影響，還要考慮對宏觀經濟的間接影響。過去數十年里，收入不平等加劇，這導致了底層群體的生活水平鮮有提升，有人擔心財產繼承會讓情況進一步惡化。但經濟學的分析卻得出了不同的結論。當一個家庭為后代節約時，這就為金融資本的投資提供了資源，比如啟動創業和擴大再生產。由此就會產生更多的資本回報，這不僅影響已有的資本，也會影響工人群體。由于資本收益遞減定律，資本供應的增加將會導致每單位資本賺取的利潤減少，但資本的增長將提高勞動生產力，工人們就會獲得更高的工資。換句話說，通過儲蓄而不是消費，那些把財產留給孩子們的人無意之中引起了收入的再分配，使得收入從其他的資本所有者手中轉移到工人群體。

　　曼昆認為，遺產不會成為經濟的威脅，那些富人自然想把財富和子孫分享;而那些不幸沒能生活在富裕家庭的人也將得益，因為富人積累的資本將提高人們的生產力、工資和生活水平。

　　永遠力挺皮克迪

　　在在所有的經濟學家中，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Paul R. Krugman)算得上是對皮克迪最熱情、最無保留的重量級粉絲。《二十一世紀的資本》一出版，克魯格曼立刻引皮克迪為同道，在《紐約時報》專欄里發文力薦，又不斷在文章里引用皮克迪的觀點，乃至為皮克迪聲辯。廣為流傳、頻頻為各方引用的“《二十一世紀的資本》可能是近十年來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這句評語，就出自他2014年3月23日的專欄文章《工作之外的財富》(Wealth Over Work)。

　　除此之外，克魯格曼還在2014年5月《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發表了長篇書評《為什么說我們正身處一個新的“鍍金時代”》(Why We’re in a New Gilded Age)，從學術角度比較全面地評介了《二十一世紀的資本》。

　　克魯格曼說，皮克迪在統計技術方面的開創性工作，“使我們得以深入歷史——二十世紀早期的美國和英國、十九世紀末期的法國——追蹤收入和財富的集中”，“這為我們理解不平等的長期趨勢帶來了一場革命”。他指出，“《二十一世紀的資本》的偉大之處就在于，它告訴大家：我們不僅已經踏上了收入水平回歸十九世紀的道路，而且還正在向‘世襲資本主義’回歸。在‘世襲資本主義’時代，經濟的制高點不是掌握在有才華的個人手中，而是被家族王朝所主宰”。“世襲資本主義”(patrimonial capitalism)也有中文譯者譯為“拼爹資本主義”，可謂辛辣而傳神。

　　具體到皮克迪的研究方法，克魯格曼指出，“在皮克迪革命橫掃這一領域之前，我們對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的了解大多是來自民意調查”，而皮克迪和他的團隊利用的則是納稅記錄這種“完全不同的信息來源”，“稅收數據不同于其他數據的關鍵之處就在于，它可以告訴我們很多有關精英階層的信息”。對皮克迪提出的“r > g”這一公式，，克魯格曼說，這樣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收入的再分配會遠離勞動者，朝向資本所有者”，他總結道：“皮克迪有關全球r和g在一個長時期的關系的預測告訴我們，平等時代已經過去了，再現世襲資本主義的條件已經成熟。”

　　克魯格曼說，《二十一世紀的資本》“給不平等研究領域提供了一個統一的理論，一個將經濟增長、資本和勞動力之間的收入分配，以及個人之間的財富和收入分配融合進一個統一框架的理論”。但他也批評皮克迪的理論無法解釋美國百分之一最富的人崛起的原因。根據皮克迪的觀點，美國許多高層管理人員之所以收入幅度增長，是因為他們的收入“實際上是由他們自己來決定的，而能夠對他們起到限制作用的不是市場規律，而是社會規范”。對此，克魯格曼評價道：“他對這個問題的分析缺乏他對資本的分析的那種精確性。”

　　克魯格曼非常不屑于曼昆為財富繼承作出的辯護以及對皮克迪提出的批評。他在題為《沒必要同情“托二代”》(Sympathy for the Trustafarians，trustafarian指因父輩設立的信托基金而衣食無憂、逍遙自在的年輕人)的專欄文章里說，曼昆這篇文章把人們的注意力從真正應該關心的世襲資本主義這個問題上引開了。

　　克魯格曼說，從經濟學角度來看，曼昆無非是說，資本的代際積累存在“涓滴效益”(trickles down)，換句話說，資本家越有錢，就越能給工人開出高工資。但是，曼昆忽視了機會成本這個因素，僅僅討論了財富由富人子女繼承后會有什么樣的好處，卻避而不談政府通過征收遺產稅，可以使得這些財富發揮更大的作用：填補財政赤字、支付社保、提供公共品……克魯格曼諷刺曼昆裝作是在做經濟學分析，其實卻塞了不少私貨。

　　更進一步地，克魯格曼從政治經濟學角度分析了資本的代際積累可能帶來的危險：損害民主制度。克魯格曼說，這種看似偏激的擔憂由來已久，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就呼吁過要征收遺產稅，經濟學巨擘歐文·費雪1919年發表美國經濟學會主席就職演講時，也提出過類似觀點。克魯格曼指出，許多保守主義經濟學家只關心政府機構是否被既得利益者綁架，卻毫不在乎，甚至拒絕談起財富過度集中也會綁架民主制度，“這可不是說幾句財富積累會對工人產生涓滴效益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克魯格曼的文章以這樣的方式結尾：“如果曼昆愿意分析一下，限制財富集中，究竟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很好。光說‘資本越多越好’，對討論可沒有什么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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