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西方知識界回顧 
 
來源：東方早報書評周刊 作者：劉擎　 發布時間：2010.01.11 
　　柏林墻：二十年后的紀念與思考

　　柏林墻是冷戰時代兩大陣營對壘的超級象征物，它的“倒塌”是意志行動的結果，被銘記為一個革命性的時刻。二十年過去了，那個歷史時刻再度成為舉世矚目的中心。從2009年初開始，相關的紀念活動、學術研討會、書籍、文章以及影像作品紛至沓來。11月9日在柏林墻原址舉行了一場盛大的慶典。當一千塊巨型的“多米諾骨牌”相繼倒下，歡呼的聲浪掠過柏林的夜空。兩周以后，歐盟二十七國通過了《里斯本條約》。但是，“完整而自由的歐洲”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東歐的巨變既給人欣悅與希望，也讓人疑慮甚至幻滅。因此，比各種慶典更值得關注的是“二十年之后的思考”。

　　牛津大學歐洲史家阿什（Timothy Garton Ash）以研究“蘇東巨變”而蜚聲學界。他在今年發表多篇文章，分析評論最新的相關研究，提出自己的批評見解。1989年巨變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其突發性，當時幾乎無人預料，但事后卻有不少“后知之明”的判斷，認為這是注定要發生的革命。阿什反對這種決定論式的解釋，指出當時的局勢存在多種可能的走向，而各種力量的交匯互動以及某些偶然性的因素（甚至包括媒體的錯誤報道），促成了形勢急轉直下，直到不可逆轉的時刻。在對巨變之成因的探究中，阿什堅持主張，各地的集體行動是主導力量，西方勢力在當地的抗議運動中沒有決定性的作用。他認為將運動歸結為“西方陰謀”的說法“本身就是當地政治斗爭的組成部分，力圖在反西方的輿論中剝奪反對派領袖的資格，以叛國的理由封鎖他們”。實際上，美蘇兩國領導人對時局的反應是消極被動的，他們的謹慎克制主要是出于對形勢的誤判——他們不相信會有重大的變局，他們“低估了小國寡民之作為的意義”。在阿什看來，這場巨變的第二個特征是非暴力性質，即所謂“天鵝絨革命”。“如果1789年式的革命圖騰是斷頭臺，那么1989年革命的標志是圓桌。”它的行動主體不是階級聯盟，而是廣泛的社會大聯合；運動的高潮不是恐怖暴力，而是妥協談判；抗議運動所追求的目標不是全新的烏托邦，而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已經存在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會經濟安排。阿什相信，“天鵝絨革命”作為一種范式并不普遍適用，其有效性取決于具體的國情和國際關系的形態。

　　左翼明星學者齊澤克（Slavoj Zizek）關切的問題是巨變之后的政治文化。他撰文指出，“當天鵝絨革命的崇高迷霧被民主資本主義的現實所驅散，人們陷入了不可避免的失望。”當抗議運動的英雄還沉浸在對一個正義、誠實和團結的新社會的夢想之中，前政府官員早就急迫地投身于新資本主義的市場游戲之中，無所顧忌地玩弄骯臟腐敗的伎倆，遠比那些異議人士更適合經營新的資本主義經濟。于是，那個“新社會的夢想”化為泡影。人們不禁要問：“如果資本主義確實比社會主義要好得多，那為什么我們的生活仍然如此悲慘？”齊澤克的回答是，許多人以為資本主義必定會帶來正義和民主，但這是一種幻覺。他分析指出，某些威權國家實施的資本主義比起西方自由資本主義還“更加資本主義”、更為有效、更有利可圖。因此我們應該放棄對資本主義的幻想，它與當初對新社會的夢想無關。他相信，在二十年前東歐的抗議者當中，大多數人實際上并不渴望資本主義，而是尋求一種生活的自由——“不在國家的控制之下，隨心所欲地相聚交談；過一種簡單而真誠的生活，擺脫粗糙的意識形態灌輸和普遍的犬儒虛偽。”這種理想可以被最恰當地界定為“具有人性面目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而在今天，這種理想和態度應當被賦予第二次機會。

　　新資本主義還是新世界？

　　距離“天鵝絨革命”不到二十年，世界經濟出現了嚴重的危機。“華爾街的潰敗之于市場原教旨主義，就相當于柏林墻的崩塌之于共產主義”——這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一篇訪談文章的標題，如今已成為被廣泛引用的名句。2009年5月，著名法律經濟學家波斯納（Richard Posner）發表新著，其書名點出了他對經濟危機的診斷：這是“資本主義的一場失敗”（中譯本將書名做了更為聳動的修飾，譯作“資本主義的失敗”）。反諷的是，1989年的幻滅感似乎在二十年后再度出現，卻是以“命運逆轉”（reversal of fortune）的方式指向“資本主義”。

　　在雙重幻滅之后，既有對“社會主義復興”的呼吁，也有對“改造資本主義”的訴求。左翼（托派）理論家伍茲（Alan Woods）認為，當前的危機顯示，人民需要的不是資本主義而是社會主義，但不是過去那種官僚極權式的社會主義——這種歪曲版的社會主義導致了1989年的巨變，最后演變為一場“反革命運動”。我們需要返回“真正的民主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的社會主義”。同樣，許多資本主義的辯護者，也訴諸“理想的”而非“現實存在的”資本主義。在新的思想辯論中，每一方都將現實中的失敗歸咎于（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不良“變種”，而其“純正的”版本似乎永遠立于不敗之地。“冷戰思維”，作為一種認知模式與政治想象，并沒有隨著柏林墻的崩塌而消失，甚至深藏在許多冷戰思維指控者自身的批判意識中。但我們仍然需要這些標簽嗎？或者，我們應當給舊標簽賦予新意義？

　　2009年1月，巴黎舉辦題為“新資本主義、新世界”的高峰論壇。歐洲許多政要（包括法國總統薩科齊、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和德國總理默克爾）以及一些國際著名學者參加了這次論壇。政要們競相發表改良資本主義的各種見解，但與會的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提出了更切中要害的問題：“我們應當尋求一種‘新資本主義’還是一個‘新世界’？”他通過對亞當·斯密的重新解讀發現，早期思想家所主張的市場觀念與當代流行的資本主義模式具有兩個重要的區別：他們“沒有將純粹的市場機制當作一種獨立的最優運行者，也沒有將利潤驅動當作所需的一切”。森的言下之意是：如果信奉市場自足性與利潤最大化是資本主義的核心要旨，那么資本主義的任何改良版都不是我們所尋求的“新世界”。我們必須基于對市場、社會和國家各種機制的清醒認識，來尋求一種新的更正派的經濟世界。

　　備受矚目的中國模式

　　在柏林墻紀念活動的“多米諾骨牌”表演中出現了意味深長的一幕：相繼倒下的九百九十九塊骨牌，最后停在一塊沒有倒下的漢字石碑上（上面刻著《釵頭鳳》的詞句）。這或許在暗示還有一堵“要被推倒的墻”，但也有人認為，這恰恰象征了中國是社會主義最后的中流砥柱，屹立不倒。對冷戰后的西方思想界來說，當下的中國崛起也許是最出乎預料的一個現象。中國似乎擺脫非此即彼的選擇：它是社會主義的，又是市場經濟的，它是全球化的，又是中國特色的，超出了二元對立的視野。在2009年，西方知識界對中國模式的討論更趨熱烈。

　　《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雜志2009年兩次刊登有關中國崛起的辯論。在題為“中國的顏色”的討論中，裴敏欣和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就中國經濟的前景展開激烈辯論。裴敏欣持較為悲觀的態度，他認為環境的惡化、民眾的難以掌控、大規模基礎建設的隱患、發展的社會成本過高以及發展失衡等等因素，會造成嚴重的負面效應，對此不可低估。他的基本判斷是，“如果中國不做必要的變革，將會面對遠比低速增長要嚴重得多的后果——統治精英的脆弱聯盟將會分化，執政黨的合法性會被銷蝕，社會動蕩將會激化。”而安德森則相信，中國GDP勢不可擋的增長力量會繼續走強，甚至會打破世界紀錄。在未來十到二十年內，中國出現經濟滑坡的可能性要比大多數人的預計低得多。他在回應中寫道：“要想證明中國的崛起終將失敗，僅僅含糊地指出發展的失衡或斷言其經濟不能完全維持原先的增長是遠遠不夠的。這需要發生一場能將中國推出發展軌道很長時間的全面危機，而且危機還要來得及時，最好在五到十年之內。”安德森確信，雖然裴敏欣指出了中國在長程發展中面臨的種種挑戰，但完全沒能證明存在那個正在迫近的危機。

　　馬丁·雅克斯（Martin Jacques）2009年的新著《當中國統治世界》格外引人注目。在6月推出英國版之后，又在11月發行了美國版（書名的副題略有改動）。著名史學家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為其背書，幾十家西方報刊紛紛發表了書評和討論。作者本人受邀在四處演講，頻頻接受媒體（包括CCTV）訪談。雅克斯在書名中使用“當”而非“如果”，意味著“中國統治世界”已經不是“會不會”的問題，而是遲早要來臨的現實，其結果將是（如副標題所言）“西方世界的終結”。作者之所以使用有些“聳動”的書名，意在針對西方流行觀念發出告誡與警醒之聲：西方人久已習慣用自己的認知框架來理解中國，而且想當然地將自身的歷史發展看作普遍必然的現代性模式，但這完全是誤解和幻覺。中國不是西方所熟悉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而是一個“文明國家”（civilization state）。中國獨特的傳統歷久彌新，隨著目前難以阻擋的迅猛發展態勢，將在2050年成為主導世界的最強大的國家。他預言，如果說英國曾是海上霸主，美國是空中和經濟霸主，那么中國將成為文化霸主，會開創一種不同于西方的現代性模式，并根本地改變目前的世界格局。到那個時候，人民幣將取代美元成為世界的儲備貨幣；上海作為金融中心的光彩將會使紐約和倫敦黯然失色；歐洲國家成為昔日輝煌的遺跡，類似于今天的雅典和羅馬；全球公民使用普通話會多于（至少等于）使用英語；孔子的思想將變得和柏拉圖思想一樣為人熟知。

　　雅克斯的著作也遭到許多尖銳的批評。英國評論家赫頓（Will Hutton）在《衛報》發表書評，題為《中國處于危機而不是在上升》，與雅克斯的觀點完全相左。赫頓認為，由于認同的不確定性以及經濟中隱含的脆弱性，中國無論在硬實力還是軟實力方面都不可能獲得霸權地位，其現有體制不是力量的源泉而是弱點的根源。“中國同時是巨大而貧窮的、強有力而弱小的，在沒有發生根本政治變遷之前，它將仍然保持這個狀況。”

　　美國政治學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評論中指出，雅克斯的著作是一部危言聳聽之作，其中充滿猶豫不定的論述。作者說“中國最終注定要成為首要的全球性強國”，又說“在未來二十年中，中國實質上仍然是維持現狀的力量”。但最終，“中國將以它自己的形象重新塑造世界”，“迫使其余世界默許它的行事方式”。而對于中國的民主化前景，雅克斯告訴我們可以“合理地期望”這種可能，又說“儒家正統學說的力量會使民主化更為困難”，但“從長遠來看，中國似乎不太可能阻止民主化的過程”。黎安友認為，雅克斯論述混亂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企圖傳達某種實際上不存在的東西——中國所特有的“中國性”。而中國傳統并非鐵板一塊，中國人彼此之間對根本價值也存在分歧和爭議。在另一篇題為《當中國成為第一》的文章中，黎安友指出，“就歷史意義而言，中國將成為一種新類型的首領（第一）。中國的支配地位既不是基于技術優勢、也不是殖民其他國家的能力，而主要是基于其人口狀況：中國成為最大的經濟體只是因為它有最多的人口。就人均水平而言，中國在可預知的未來仍然是相對貧窮的國家。”

　　達爾文進化論：在爭議與誤解中傳播普及

　　適逢達爾文誕辰兩百周年（2月12日）與《物種起源》發表一百五十周年（11月24日），世界各地2009年紛紛舉辦紀念活動。英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等機構開辦了“達爾文200”網站，劍橋大學以“達爾文節”為名，組織多場有關《物種起源》的辯論與研討活動。進化論與神創論（Creationism）之間的長久辯論再度活躍，而梵蒂岡教廷開始拋出新的“調和論”，聲稱進化論與神創論是相互兼容的。難以計數的展覽會、主題演講和研討會、著作與文章以及影視作品，令人目不暇接。這個一百五十年前革命性的異端思想如今已經深入人心，但進化論的傳播史也是一部受爭議、被誤解的歷史。借助紀念活動掀起的達爾文熱潮，許多學者致力于澄清對進化論的理解。

　　科學史學者謝爾默（Michael Shermer）在《科學美國人雜志》上發表文章指出，對于“自然選擇”與“適者生存”這兩個流行短語，至今仍然存在很深的誤解。首先，自然選擇（“天擇”）常常被誤解為“自然”似乎具有（如人類一般）選擇意向，使“進化”按照既定的方向展開。但實際上，進化是一種過程而不是推動這一過程的“選擇”力量，自然選擇沒有既定方向，也無法預期怎樣的變化會對未來的生存有益。第二，更危險的濫用是“適者生存”的口號，常常被誤解為“生存完全由你死我活的競爭優勢所決定”。但所謂“適者”并非指由力量來界定的“強者”。流行的迷思以為“更高大強壯、更敏捷迅速、更能殘酷競爭的有機體才會更成功地繁衍后代”，或許如此，但同樣可能的是“更小、更弱、更慢而更善于社會合作的有機體也能同樣成功地繁衍”。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Petr Kropotkin）在1902年發表的《論互助》（Mutual Aid）中寫道：“如果我們問大自然，‘誰是最適合的生存者？是那些不斷彼此爭斗廝殺的，還是那些互相支持幫助的？’我們馬上就明白，那些習得了互助習性的動物無疑是最適合的生存者。”因此，進化論的正確理解應當同時包括雙重論題：自私與無私，競爭與合作。

　　片面強調“自私”與“競爭”是對進化論的誤解與濫用。在歷史上，從令人憂慮的“優生學”、粗俗版本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到納粹德國駭人聽聞的“種族凈化論”，以及當今盛行的極端自利、無情競爭的“生存鐵律”，這一切都意味著，進化論在社會和道德意義上的影響是毀譽參半的。因此，我們仍然有必要繼續研究和全面理解達爾文的思想，特別是他對于道德生活與意義世界的洞見。

　　“氣候門”事件與懷疑派的聲音

　　“抑制全球氣候變暖”已經成為人類的共同關切和努力。“拯救地球”行動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是依據科學界的三項共識：一、全球氣候正在變暖；二、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人為因素造成的“異常”趨勢；三、這會給人類生存環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但在科學家當中，也一直存在著對“主流共識”的批評者與反對者，他們形成了少數“懷疑派”（其中包括一些聲譽卓著的專家學者）。懷疑派致力于揭露“被壓制的真相”——氣候異常變暖造成環境危機的說法，完全是一種誤解或編造的神話。但懷疑派的聲音在媒體輿論中非常微弱，公眾甚至聞所未聞。

　　然而，恰逢哥本哈根峰會召開期間，一個突發事件使局面出現了戲劇性的變化。11月20日，有黑客攻入英國東安格利亞大學氣候研究中心（CRU）的服務器，盜走了六十多兆的數據（包括一千多封電子郵件和三千多份文件），并在網上陸續公布，其中有跡象表明，氣候研究領域的一些著名學者涉嫌偽造和操縱數據，夸大全球變暖的證據，黨同伐異，可能誤導政府和公眾。CRU是氣候研究方面的權威機構，并在IPCC（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第四次評估報告中承擔了重要工作，而這份報告成為目前制定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政策的重要依據。消息傳出后，西方各大媒體競相報道，引起公眾嘩然，被稱為“氣候門”（climategate）事件，也變成了懷疑派及其支持者的節日。歐美許多媒體邀請主流派和懷疑派科學家展開辯論，其影響力已經在最新的民意調查中有所顯示。懷疑派的支持者甚至聲稱，“氣候門”事件是“現代科學史上最大的丑聞”，將會給“變暖派的棺材釘上最后一枚釘子”。

　　但實際上，所謂懷疑派并不是意見一致的群體。其中，有人認為IPCC氣候方案的準確性是可質疑的；有人相信氣候的異常變暖沒有發生或已經停止；有人主張全球變暖的確在發生，但主要是自然而不是人為因素所致，或是原因不明；還有人堅持全球變暖并不會造成環境危機。多種懷疑論的觀點或許有不同的證據支持，但任何一種觀點都沒有被科學界普遍接受。而且，個別懷疑派“推手”的歷史并不清白，曾受到特殊利益集團的操縱而卷入丑聞。《自然》雜志發表社論，警覺到“氣候門”事件可能帶來的政治后果，指出在2010年美國國會的辯論中它會被某些議員所利用，來抵制“清潔能源工作及美國能源法”的通過。社論指出，“氣候門”事件不足以改變科學界達成的結論性共識。這也是目前許多官方機構和主流派科學家在回應中所持的基本立場。很難想象“氣候門”事件會使懷疑派獲得主導地位，但卻使他們的聲音獲得了公眾的關注。

　　海德格爾：舊問題與新爭論

　　海德格爾與納粹的關系是歐美學界反復爭論的一個問題。有人主張這種膚淺的“政治正確”問題根本不值一提。更多的學者傾向于將海德格爾的學術與政治區分開來：充分肯定他的哲學貢獻和影響，而對其親納粹的政治立場或作出批判清理或置之不顧。但這種“分離論”并沒能平息爭論。將一種具有內在倫理維度和政治涵義的哲學思想“與政治分離”究竟是什么意思？根本理據何在？深究起來，“政治正確”的譏諷者未見得比其標榜者更有說服力。就海德格爾的具體個案而言，有論者（比如漢娜·阿倫特）似乎相信，投身納粹不過是海德格爾的偶然失誤，與他的哲學基本無關；而另有論者（比如海德格爾曾經的學生卡爾·洛維特）則主張，海德格爾對納粹國家社會主義的支持內在于他的思想理路。兩派之間的爭議與糾葛并沒有了結，也繼續成為一些學者的研究課題。

　　2009年11月，耶魯大學出版社推出一部英譯新著——《海德格爾：將納粹主義引入哲學》，被視作一枚“重磅炸彈”。作者是巴黎大學哲學副教授費耶（Emmanuel Faye），他根據大量的檔案和文本材料（包括此前未曾公開的1933－1935年研討班講稿），并對文本和事件與歷史背景作出細致的語境化分析，試圖表明海德格爾的納粹主義“遠比至今為人所知的情況惡劣得多”。海德格爾的所謂“政治失誤”完全不是那種書呆子式的天真或一時糊涂，而是動機明確的自覺擔當——自命為納粹主義的“精神向導”。與慣常的見解相反，海德格爾在1934年4月辭去弗萊堡大學校長一職之后，他的納粹主義傾向并未收斂而是更為激進，甚至在“二戰”之后仍未放棄。他的思想發展既從納粹主義中吸取靈感，又自覺地為其提供哲學基礎，主旨是高揚國家和民族（Volk）的絕對至上性，以“血與土地”的神圣名義要求個體的忠誠與犧牲，以尋求一個“新開端”，重返“德國民族的命運”。由此，費耶提出了相當極端的結論——納粹主義和種族主義的理念如此之深地交織在海德格爾理論的整體構造之中，以至于他的理論具有毀滅人道與倫理的可能，“不配再被稱作哲學”，他的著作應當從圖書館的“哲學類”編目轉到“納粹史”的類別。

　　這部著作的法文原版早在2005年出版時，曾在法國學術界引發熱烈爭議。而此次英譯本在正式面世之前就卷入了激烈論辯的漩渦。10月，《高教紀事》發表了賓夕法尼亞大學哲學教授、著名批評家羅曼諾（Carlin Romano）對此書的介紹評論（題為《哈哎，海德格爾！》），以譏諷的文風抨擊海德格爾，激怒了許多海德格爾的擁戴者。《紐約時報》、《新共和》等報刊和網絡也紛紛發表文章介入爭論。但所有這些公共討論或許都不及荷蘭哲學家菲利普斯（Herman Philipse）的分析來得細致、中肯和具有洞見。他早在2008年對此書的法文版發表一篇書評，認為費耶的研究是獨特而卓越的，對海德格爾“將納粹主義引入哲學”的論證也是確鑿有力的。但由于費耶沒能真正成功地把握“納粹論題在海德格爾整個哲學中占有多么核心的位置”，因而做出了過于極端的結論。這遭到了法國海德格爾派的激烈攻擊，這種情緒化的爭吵反而令人遺憾地轉移了重點，錯失了作者原本提出的真正值得深思的問題。看來，英語世界中的這場爭論可能正在重蹈法國學界的覆轍。

　　保守主義的衰落與思想多樣性的危機

　　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這個昔日的激進文化運動重鎮，在2009年3月宣告成立一個“右翼運動比較研究中心”，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馬克·里拉（Mark Lilla）借題發揮，撰文呼吁“認真對待右翼”，引起多位學者的熱烈回應。

　　里拉警覺到當下美國學術界對保守派的排擠日益嚴重，為此深感憂慮。他指出，名牌大學的課程幾乎被左派所支配，從“身份政治”到“后殖民主義”等等不一而足，甚至細致到討論男同性戀與女同性戀之間的差別，但以保守主義思想為主題的課程卻相當罕見。保守派的教師在校園處于少數，也相當孤立，而持保守立場的博士生如不掩藏自己的政治傾向就很難找到教職，以后也難以獲得終身職位（tenure）。這種自由派壓制學術自由的氛圍，正威脅著大學的思想多樣性。里拉強調，保守主義是嚴肅的思想流派和重要的政治傳統，而不是一種“病灶”（pathology）。“將二十世紀的美國保守主義簡約化為冷戰政治，這是方便宜人的左派伎倆。”主流的美國保守主義（也就是所謂“美國右派”）完全不同于海外的那些親法西斯主義的右翼分子。他認為，保守主義是獨特的看待人類生活的方式，認真對待并重新展開對保守主義思想的教學和研究，將有助于抵制反智主義，推動真正自由和開放的辯論和思考，這對左右兩派都有重要意義。

　　沃爾夫（Alan Wolfe）教授認為，排斥思想多樣性的傾向既存在于自由派和左派，也存在于少數保守派。當保守派把自己看作是被圍困的少數派，由此造成一種宗派性和受害感，很難形成多元化的政治。自由主義通過更多地介入與保守主義的討論會強化自己，但反過來也是如此。史密斯（Bruce Smith）教授指出，美國大學所面臨的問題不僅是保守派的觀點受到壓制，而是缺乏任何嚴肅的政治討論。教授們不喜歡發生沖突，也認為這種辯論沒有多少學術意義。但他希望在課堂內外能認真地辯論有關政治理論和憲政秩序的經典問題。在其他的回應中，有學者認為，真正的分歧不是政治立場的左右之爭，而是發生在那些認真思考和寫作的人與那些對學術敷衍輕慢的人之間；還有論者指出，保守主義既向往那種有序而神圣的自由，又屈從于那種瓦解自由教育的資本主義激流，保守派的失敗在于無法在這兩者之間達成調和，這是嚴肅的保守主義研究需要充分重視的。

　　美國著名大學的開放課程

　　2009年秋季，哈佛大學開始啟動系列課程公開化項目，首先推出的是其名牌通識課程——桑德爾（Michael Sandel）主講的“正義”（Justice）。桑德爾是美國著名的政治哲學家，他從1980年起為本科生講授這一課程，連續多年名列課程注冊人數之榜首（2007年秋季選課學生達到一千一百一十五人，創下哈佛的歷史紀錄），二十多年來，已經有一萬四千多名學生修讀了這門被稱作“傳奇”（legendary）的課程。哈佛大學與波士頓公共電視臺合作，將原來的二十四節課通過精心拍攝和編輯，制作為十二集教學片，在全美多個公共電視臺同步播出，并在互聯網上開放視頻和輔助材料，獲得熱烈的反響。這門課程的巨大吸引力固然來自教師的非凡魅力及其精湛的教學藝術，但同樣重要的，是桑德爾致力于“公民教育”的通識課理念。他深信民主社會的健康發展需要一種強勁和善于思考的公民精神，而哈佛所培養的所謂“精英”首先應當成為優秀的公民。桑德爾的教學將經典思想家的理論學說引入對現實問題的關切與思考，并以“蘇格拉底的方式”——不斷地詰問、應答、反駁和再追問——在課堂上呈現出來，使學生通過對具體個案的辨析和爭論，來培養批評思考以及推理論說（reasoning）的能力。

　　近年來，美國多所著名的私立大學紛紛向社會公眾開放教學資源。2001年，麻省理工學院（MIT）率先啟動“開放式課件”項目（OCW），在互聯網上推出各種學科的課件（包括部分教學視頻），至今已累積達一千九百二十五門課程可供自由訪問瀏覽（http://ocw.mit.edu），并相繼制作了多個語種（包括中文）的版本，被視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創新舉措。隨后，耶魯大學和斯坦福大學等高校也陸續推出類似的開放課程。在這個據說是公益精神日漸衰落的時代，私立大學積極承擔公共教育的責任是一個值得贊許和關注的動向。

　　2009年人文社科領域的獲獎者與辭世者

　　法國物理學家和哲學家貝爾納·德斯帕那特（Bernard d'Espagnat）榮膺2009年度坦普爾頓獎（Templeton Prize）。他對量子物理之哲學涵義的探索打開了界定現實的新視野，也讓人們重新審視可知科學的邊界限制。德斯帕那特認為，人最終來自一種值得敬畏的高級存在，而無法（像唯物主義那樣）予以概念化理解。他說自己不信奉任何宗教，而是一個唯靈論者（spiritualist）。坦普爾頓獎是目前世界上金額最高（一百萬英鎊）的授予個人的獎項。2009年度霍爾堡國際紀念獎（Holberg International Memorial Prize）授予科學哲學領域中的重要人物伊恩·哈金（Ian Hacking）。他對實驗科學的重視，改變了科學哲學長期重理論輕實驗的觀念。并且，他將福柯“考古學”的歷史觀點引入科學哲學研究。他的貢獻“深刻地改變了我們對科學實踐和特定社會及制度語境中出現的那些主要概念的理解方式”。該獎項由挪威議會于2003年創立，獎金為四百五十萬挪威克朗（約合七十五萬美元）。

　　2009年10月30日，被稱為“法國思想界最后巨人”的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他一百零一歲壽辰即將到來之際因病逝世。他是人類學結構主義思想創始人，他的思想激發了西方學界的許多新興思潮。法國已設立一項獎勵“人文社科領域內最佳研究者”的國家獎，被冠名為“列維－斯特勞斯獎”。12月13日，經濟學大師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逝世，享年九十四歲。他的杰出貢獻之一是將數學分析方法引入經濟學領域。他在1948年出版的《經濟學》已成為一部經典，至今出了十九版。他也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人。7月17日，八十一歲的波蘭裔思想家萊斯澤克·考拉克夫斯基（Leszek Koakowski）辭世。他在哲學與宗教等多個領域中開展了重要研究。他的思想曾對波蘭團結工會運動產生了重要啟示。在2003年他獲得了首屆“克魯格終身成就獎”。8月5日，政治哲學家杰拉爾德·科恩（Gerald Allan Cohen）因中風驟然離世，終年六十八歲。科恩曾領導1980年代的“分析馬克思主義”學派運動。他始終認為，馬克思的思想核心是平等主義道德。3月10日，英國哲學家布萊恩·巴利（Brian Barry）突發心臟病去世，終年七十二歲。巴利在英美政治理論界聲譽卓著，他在1979至1982年擔任《倫理學》主編，使之成為道德與政治哲學領域中最權威的刊物之一。9月18日，歐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病逝，終年八十九歲。他曾創辦《公共利益》和《國家利益》，著力于凝聚保守主義的各種流派，被稱為“美國新保守主義的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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