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在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鼓噪下，不但共產黨的光輝歷史被任意涂抹，而且黨的優良傳統也成為被否定的目標。一些人極力散布所謂革命傳統“過時論”、“僵化論”，連“一心為公”、“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都成了他們嘲弄和批判的對象。這種裹著時尚辭藻的污染物會在青年中產生迷惑和欺騙的作用。我們要理直氣壯地維護和弘揚黨的優良傳統，這是黨的事業的需要，也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心愿。

　　一

　　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形成了許多優良傳統。這些傳統深刻反映了我們黨的性質和宗旨、理想與信念，是無數革命先烈用鮮血和生命凝結而成的，表達了千千萬萬共產黨人對人民事業的忠誠和犧牲精神，也凝聚了廣大人民群眾對黨的事業支持、參與所表現的革命精神和智慧。這些優良傳統，具有鮮明的無產階級政黨的特色，是黨的精神力量所在，是黨之魂，永遠不會過時。

　　首先，黨的優良傳統是黨在艱苦斗爭實踐中自覺培植起來的，在其后的歷史發展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里以黨培育的嚴格而自覺的組織紀律性、一切以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艱苦奮斗的傳統為例。作為無產階級的組織武器，最重要的是要組成由先進理論武裝的、具有嚴明組織紀律的、能夠戰斗的政黨。我們黨不僅具有這樣的組織品格，而且內化成為自己的優良傳統作風。早在北伐戰爭中，共產黨人葉挺指揮的獨立團，就表現了嚴格的革命紀律，以其英勇善戰而被譽為“鐵軍”。后來的紅軍、八路軍、新四軍，直到人民解放軍，都繼承了這種優良的革命傳統。大革命失敗后，面臨被打散危險的黨在中央統一部署下又迅速集合起來，進行頑強的戰斗。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有來自舊式的軍隊，主要成員又是農民，如何把它改造成為能夠執行黨的政治任務、有嚴格組織紀律的新式的革命軍隊，是一個嚴重的任務。黨通過三灣改編確立了“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在井岡山斗爭時期又形成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三大紀律”中有一項“不拿群眾一個紅薯”(后來逐步改為“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紅薯在江西這樣的南方地區是農民用來代替糧食的高產作物，可說是遍地皆是，連最普通的一個紅薯都不能拿，更何況其他貴重的東西!正是這樣一個紀律要求，把革命軍隊和舊式軍隊區別開來，群眾也正是通過這樣的細節認識并接受了人民軍隊。紅軍長征通過的許多地區是缺乏群眾基礎的，有不少是少數民族地區，正是依靠嚴明的紀律和真心實意為人民的行動贏得了廣大群眾的信任和支持，不但能夠順利通行，而且播撒了紅軍的種子。人民解放軍解放大上海時，為了不擾民而露宿街頭，廣大群眾正是通過這些體現嚴明紀律的愛民行動認識了共產黨，理解了“解放”的含義。

　　在中國共產黨93年的歷史發展中，經歷了革命戰爭時期、社會主義改造與建設時期和改革開放新時期，在任何時候黨的紀律都不能松懈。特別是革命勝利之后，黨面臨更加艱巨的任務，更加復雜的環境，而且也是黨的紀律容易松懈的和平建設時期，需要時時加強紀律性。新中國成立不久，出現了毛澤東所預料的腐敗現象，他敏銳地覺察到反腐蝕斗爭的重要性，發動群眾，雷厲風行地進行“三反”斗爭。他不僅提出方針，而且親自督辦;不僅提出任務，而且交待辦法。為我們樹立了嚴肅黨的紀律、堅定不移地開展反腐敗斗爭的典范。

　　其次，我們黨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形成了與黨的性質、宗旨、不同時期的歷史使命和共產黨員先鋒模范作用相適應的一系列優良傳統作風，是在新的奮斗中繼續發展的源頭活水。今天我們所說的革命傳統，內容是非常豐富的，大體上可以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一是黨的優良傳統作風，如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等等。二是在特定歷史時期形成的革命精神，如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等。這些雖然是以特定歷史時期命名的，而其內涵又具有普遍的意義，如井岡山精神所反映的艱苦創業、黨的領導和士兵委員會所表現的群眾監督作用;延安精神產生于黨走向成熟的歷史時期，它蘊含的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實事求是的學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艱苦奮斗的作風和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品格，都具有普遍的意義。三是在總結黨的集體奮斗和共產黨員先鋒模范作用中概括出來的優良作風，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大公無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謙虛，謹慎，不驕，不躁”、“艱苦奮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等。這些，都成為共產黨人內化于心，自覺踐行的革命傳統。

　　這里以毛澤東總結和倡導的三大作風為例，說明繼承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作風的重要性。毛澤東在1945年黨的七大上指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并把這些作風作為共產黨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一個顯著標志。之所以是全新的工作作風，這是因為過去任何政黨都不可能有的、也都不可能產生的工作作風，只有以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為指導、全心全意為人民利益而奮斗、沒有自己私利并勇于克服自身缺點錯誤的無產階級政黨，才有可能形成這樣優良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比如，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體現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品格，我們黨是在反對教條主義的惡劣作風中，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這一內在要求，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須遵循的思想原則，也就是我們今天堅持的黨的思想路線。又如，密切聯系群眾，永遠保持黨同人民群眾血肉相連的魚水關系，是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的根本問題。中國共產黨是一切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政黨，因而能夠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高度認同，同心同德，共同奮斗;如果失去了人民群眾的支持，就會失去一切。因而，正確認識人民對歷史發展的決定性作用及其所蘊含的偉大力量，正確對待和處理個人同人民群眾的關系，永遠是黨和政權建設的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再如，自我批評的作風。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沒有私利的黨，因而能夠做到堅持真理，修正錯誤，而批評和自我批評就是達到這個目的的最好武器。毛澤東認為，批評和自我批評是馬列主義政黨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馬列主義方法論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氣的組成部分，是反對錯誤思想建立正確作風的最好方法。只要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培育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優良傳統恢復起來并發揚光大，我們黨就一定能夠充滿生機活力，就能夠割掉一切附在黨的肌體上的毒瘤，使我們的黨更加團結，更加富有戰斗力，我們的事業就一定能獲得人民群眾的高度認同。

　　再者，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又是深深地扎根于中華民族優秀的歷史傳統之中，是對優秀民族傳統最好的繼承、發展和升華。在革命傳統中，無論是艱苦奮斗、不怕犧牲的傳統作風，還是勇于自我批評、聞過則喜的精神，都能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找到它的源頭活水。特別是貫穿在革命傳統之中的對人民事業的無限忠誠，更是繼承和弘揚了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氣。中國自古有這樣一種說法：一個人如果讀了諸葛亮的《出師表》而不為之動容，就會被視為不忠，一個人如果讀了李密的《陳情表》而不為之動情，就會被視為不孝。共產黨人對我們民族的傳統，剔除了其中的封建性的糟粕，繼承了人民性、民主性的精華，把體現我們民族傳統中核心內容的“忠”和“孝”，升華為對祖國、民族和人民的無限忠誠。我們的前輩，為了祖國和民族的新生，人民的未來，拋棄了享受、悠閑和富裕，選擇了艱苦奮斗和犧牲。“慷慨身許國，倜儻不為家”(續范亭語)。開國上將陳賡在抗擊日軍的戎馬倥傯中在自己的日記中寫下“忠于民族、孝于國家”的誓言，《黃河大合唱》曲作者冼星海在給母親的信中深情地寫道：“我雖然時常地要想起媽媽，但理智會克服我，而且我自己知道在這動亂的大時代里，沒有一個被侵略的人民不是存著至死不屈的精神。如果將來中國打勝仗以后，那一切的母親們和兒子們都能有團敘的一天。國家如果被敵人亡了的話，即使僥幸保存性命，但偷生怕死的生活和不純潔的靈魂的痛苦，比一切肉體的痛苦更甚了。為著中華民族的生存，我希望一切的母親們和兒子們都勇敢地向前。中華民族解放的勝利，就是要每一個國民貢獻他們的純潔的愛給國家，同心合力在民族斗爭里產生一個新中國。”這是多么大義凜然的崇高選擇，一種崇高的歷史責任的選擇。新中國成立后，開國領袖毛澤東毅然送愛子上前線;陳毅在示兒詩中的“祖國如有難，汝應作前鋒” 等許多生動事例，都體現了黨的優良傳統同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傳統的一致性。

　　二

　　今天我們之所以強調弘揚黨的優良傳統、加強作風建設的重要，這是因為，黨的作風不僅是黨的性質和宗旨的外在表現，也是人民群眾認識和了解我們黨的一面鏡子。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對比了人民群眾對國共兩黨的不同觀感和態度，生動地講述了全國人民為什么特別喜歡共產黨呢?他說，第一，因為它不但有了政治方向，而且始終堅持了這個方向;第二，因為它有一種作風，一種奮斗的習慣。它對于每一個黨員，除了教育他們堅持政治方向以外，還要他們有一種作風。這種作風所體現的共產黨人的先鋒模范作用，是實現黨的領導的一個重要條件，是反映黨同人民群眾魚水關系的生動表現。人民群眾對此是記憶猶新的，在南方革命老區，流傳民間的“蘇區干部好作風，帶著干糧去辦公”，成為代代相傳的佳話，如果今天干部轉變作風、深入群眾，他們就會說：“蘇區干部又回來了”;在北方的延安等地，他們也同樣會說：“老八路作風又回來了”。這種刻骨銘心的記憶和評價，是值得每一個共產黨人深思的。

　　我們要清醒地看到，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大潮中，在一些黨員領導干部包括高級干部中，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方面存在著較為突出的問題。比如，醉心做官，不求進取，平庸度日，漠視群眾，脫離實際，高高在上，形式主義，弄虛作假，講究排場，貪圖享受，以至驕奢淫逸，以權謀私，貪贓枉法，欺壓百姓，等等，不一而足。就拿文風、會風來說，一些黨員干部熱衷于講大話、空話、套話，依賴秘書照本宣科念稿子、背稿子，層層仿效，令人生厭;有的則滿足會議布置、文件下達，不問實際效果;有的下基層做表面文章，前呼后擁，滿足于列隊歡迎，事前排練，揮手歡呼。出現這些情況，雖然原因有別，程度不同，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脫離群眾，脫離實際。如果一個領導干部只會講大話、空話、套話，其領導班子就必然會是軟、懶、散，這不但脫離廣大群眾的要求和期望，而且也無法擔當起歷史賦予我們的重任。這就是“空談誤國，實干興邦”的深刻道理。

　　出現上述種種問題，對一些人來說，已不單純是一個作風問題，而是一個同理想信念失落相關聯的重要問題。應當看到，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取得重大成就的今天，在一部分黨員干部中出現了相當嚴重的理想失落的現象。這種情況的出現，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國內來說，在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中，在思想多元化的情況下，一些錯誤思潮的侵蝕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削弱，使一些人的人生觀、價值觀被嚴重扭曲，社會上彌漫著金錢至上的氛圍。在這種情況下，所謂拒絕崇高，嘲弄理想，游戲人生，謀取私利，也就成了一種新的時髦。加上蘇東劇變后國際上出現的西強東弱、北強南弱的總體態勢，也使得社會主義“失敗論”、馬克思主義“過時論”、共產主義“渺茫論”還有很大的市場。這種情況，不能不影響到黨的隊伍，包括一些黨員領導干部。于是，有的人喪失了對黨的事業、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前途的信心，熱心于另找出路，轉向改制，言必稱美國，迷戀和追求西風之夢。對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棄置或拋棄不用也就成為必然。

　　今天，我們黨正帶領全國人民努力實現中國夢，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共同富裕。近代中國歷史證明，這個夢只有在社會主義道路上才能得到實現。我們要倍加珍惜這個數以千萬計的革命先烈和志士仁人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歷史結論。正如黨的十八大報告所說：“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只有堅守共產黨人的這一政治靈魂，才能真正理解和發揚黨的優良作風。所以，抓好作風建設，也必然會帶動黨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高揚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旗幟，凝聚黨心民心。

　　弘揚黨的優良傳統，改進黨的作風，是一項艱巨而長期的任務。但千難萬難，只要領導勇于帶頭就不難。現在，黨中央狠抓作風建設，深入開展群眾路線教育，莊嚴許諾：抓作風建設，首先要從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別人不做的自己堅決不做。這是廣大群眾期盼已久的。但我們還要清醒地認識到，這僅僅是一個開端，重要的是慎終如始，持之以恒。

　　三

　　有一種似是而非的說法，認為中國共產黨已經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因而黨在革命時期的優良傳統已是不合時宜的舊的思維，過時了。這顯然是對黨的基本理論、基本綱領和基本路線的極大誤解和歪曲，但卻成為某些人淡化甚至拋棄黨的優良傳統的一個重要的認識原因，有加以澄清的必要。

　　資產階級在革命時期也是朝氣蓬勃的，但它是以取得政權作為終極目標，取得政權之后就利用自己的統治地位為一個階級謀取私利，它的革命性也就消失了，所以有所謂“革命軍起，革命黨消”之說。無產階級革命則是以實現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最高綱領，奪取政權僅僅是“工人革命的第一步”，是實現我們最終目標的重要的、必經的途徑。所以，執政黨的地位是表明我們黨的任務和所處環境的變化，不是革命黨性質的改變。那種借口執政黨的地位而否定革命黨的性質，實際上是否定了我們黨的無產階級性質和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是完全錯誤的。

　　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政黨。不斷增強共產黨員的黨性修養，使之自覺地為實現黨的綱領而奮斗，是黨的建設的一個帶根本性的任務。黨的綱領，是黨為確定自己奮斗目標而舉起的一面政治旗幟，是行動中的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體現。黨的綱領是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的統一。共產黨人必須為黨的當前任務而奮斗，但他的心中又必須高懸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他在完成當前歷史性任務的時候，又要為將來向更高階段發展準備條件，這樣一步一步地接近并最終實現黨的最高目標。把最終目標和當前任務有機地結合起來，正確處理最高綱領同階段性綱領的辯證統一關系，是我們黨，也是每一個共產黨員必須加以正確認識并貫穿于自己的行動之中的。共產黨人懷有實現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但同時又立足于中國的大地上，依據自己的國情，探索實現最終目標的步驟和方法。這個過程，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也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這就是說，在黨的事業發展的全過程，特別是在黨執政面臨艱巨而復雜的任務中，更要堅持和弘揚黨的光榮傳統，每一個共產黨員都要表現出對黨和人民事業的無限忠誠，艱苦奮斗，勇于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以優良的傳統作風出現在人民群眾之中，這樣才能獲得人民群眾的認同和支持。

　　改革開放之初的1980年，鄧小平就深刻指出：“我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已經堅持用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指導整個工作;用共產主義道德約束共產黨員和先進分子的言行;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個人服從組織’，‘大公無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現在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期，有人居然對這些莊嚴的革命口號進行‘批判’，而這種荒唐的‘批判’不僅沒有受到應有的抵制，居然還得到我們隊伍中一些人的同情和支持。每一個有黨性、有革命性的共產黨員，難道能夠容忍這種狀況繼續下去嗎?”這是值得每一個共產黨員和一切正直人士認真思考的。

　　(作者：北京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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