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出生于農民家庭，自幼曾參加農田勞動，辛亥革命后還當過半年列兵，這是毛澤東同情勞動人民、與勞動人民有著深厚感情的基礎條件。但是，作為一名書生，真正地與工農結合，是毛澤東加入中國共產黨后，在黨的組織路線的正確理論指導下，他在不斷地與工農相結合的實踐中，從思想上真正樹立起了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依靠工農打江山、依靠工農鞏固政權的正確理論，探索到了一條正確的干部組織路線，從而使中國革命的不斷勝利得到了保障。

　　一、中共建黨后，毛澤東積極參加工人運動

　　中國共產黨是在列寧和第三共產國際的直接指導下創建的。所以說，組建的根本原則是勞苦大眾的政黨。在1921年建黨的第一個黨的綱領中，明確指出："我們黨承認蘇維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農民和士兵組織起來，并以社會革命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因此，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前的幾十年間，中國人民對外國侵略者及其走狗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但都失敗了。歷史證明，在中國，農民群眾是民族民主革命的強大力量，但他們在沒有先進的階級領導時，不可能取得勝利。領導中國革命的重任，落在了新興的無產階級身上。

　　中國共產黨為了全力開展工人運動，在“一大”閉幕后的8月11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作為中國共產黨公開專門領導工人運動的合法機關。勞動組合書記部成立時發表宣言時，以中國工人階級遭受的殘酷剝削和非人生活的事實控訴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制度。勞動組合書記部還通過《勞動周刊》向工人宣傳工人階級團結和組織的重要性，教育工人掌握和運用階級斗爭這個馬克思主義的銳利武器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勞動組合書記部深入和發動群眾，組織工會，開展罷工斗爭。不久，在北京、武漢、長沙、廣州、濟南設立分部。

　　1922年8月，總部由上海遷往北京。毛澤東任湖南分部主任。

　　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局發出關于建立與發展黨、團、工會組織及宣傳工作決議的通告，要求上海、北京、廣州、武漢、長沙區，在本年內至遲在明年7月之前，都能發展黨員到30人，成立區執行委員會;在勞動運動方面，須以全力組織全國鐵路工會，上海、北京、武漢、長沙、廣州等地的同志，都要盡力執行這一計劃。

　　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負責湖南省工人運動和負責對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的指導。

　　安源路礦是安源煤礦和株萍鐵路的總稱，當時有工人1.6萬人。對安源路礦工人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是湖南分部最重要的任務。1920年11月，毛澤東曾經到這里考察過工人的生活狀況，工人受著路礦當局和封建把頭的殘暴壓榨，生活極為悲慘。

　　1921年，毛澤東與勞工會領袖黃愛、龐人銓一起到安源考察。在湖南勞工會成立一周年時，毛澤東寫了《所希望于勞工會的》一文，熱情贊揚“勞工會這一年來的艱難締造，在湖南勞動運動史上已寫完了頭一頁”。同時，針對勞工會的弱點，提出了3條希望：一是“勞動組合的目的，不僅在團結勞動者以罷工的手段取得優益的工資和縮短工作時間，尤在養成階級的自覺，以全階級的大團結，謀全階級的根本利益”;二是工會組織要有民主產生辦事機構，人員要精干，“舊的行會式的組織固然要不得，職員太多、分部太繁、權力太分也要不得”;三是“工人應該自己養活工會”，要“準備罷工基金和選舉基金”。

　　1921年冬天，毛澤東和李立三等一起來到安源，深入礦井和工廠，和工人們促膝談心，啟發工人的階級覺悟，鼓勵工人們團結起來斗爭。

　　這次安源之行，毛澤東發現工人中蘊藏著巨大的革命力量，后來又派劉少奇、蔣先云、毛澤民去安源從事工人運動。1922年“五一”，全國第一次勞動大會開幕這一天，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正式宣告成立。湖南分部還派人深入粵漢鐵路、水口山鉛礦及長沙各手工工人和苦力當中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

　　1922年1月12日到3月8日，香港海員罷工成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全國第一次罷工高潮的起點，是中國工人階級第一次直接和帝國主義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這次堅持56天的罷工，取得了完全的勝利。通過這次斗爭，中國工人階級進一步認識到了自己的力量，提高了階級覺悟和組織程度，推動了全國第一次工運高潮。

　　1922年6月，中共中央計劃多招收工人黨員，如蘇兆征、史文彬、項英、鄧培、王荷波等，先后參加了革命隊伍。7月間，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制定了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指出中國人民當前的基本任務是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統治，建立統一的、獨立的真正民主共和國，然后創造條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為建設共產主義社會奮斗。在黨的最低綱領中，把實現工人和農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的絕對自由”，作為全國工人農民的奮斗目標之一。中共黨的“二大”做出了《關于“工會運動與共產黨”的決議案》，規定：共產黨是所有階級覺悟的無產階級分子的組合，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工會是所有工人的組合，共產黨可說是一個人的頭腦，全體工人便是人的身體。

　　湖南全省只有1個紗廠，幾個造幣廠和黑鉛煉廠，有3個較大的礦山：安源路礦、水口山鉛礦和安化錫礦，工人3萬余人。全國的罷工高潮中，湖南工運迅速發展，形成了浩大的聲勢。據統計，從1922年下半年到1923年初，在湖南中共黨組織和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的領導下，湖南各地罷工先后有13次，參加罷工的人數達到3萬人，規模最大的的安源路礦、水口山鉛礦和長沙泥木工3次罷工。

　　1922年9月14日，在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澤東和李立三、劉少奇領導下，安源路礦1.7萬工人舉行大罷工。罷工期間，安源工人不僅表現了英勇斗爭精神，而且顯示了堅強的組織性和紀律性。

　　10月6日，在毛澤東領導下，長沙泥木工人4000余人舉行大罷工，獲得了增加工資和營業自由的勝利。10月24日，毛澤東擔任泥木工人的首席代表，他利用湖南軍閥趙恒惕的省憲法，為爭取工人營業自由權，與省政務廳廳長吳景鴻進行辯論。長沙泥木工人罷工的勝利，鼓舞了湖南各地各行業的工人，使全省工人運動更加蓬勃發展。中國共產黨在泥木工人中建立了第一個支部。泥木工人任樹德是一個木匠，曾參加勞工會，常到船山學社做零活兒，和毛澤東相識。

　　經毛澤東幫助，開始信仰馬克思主義，并參加中國共產黨，成為長沙工人運動的骨干分子，在1922年的泥木工人罷工中起了重要作用。

　　12月11日，毛澤東以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總干事的身份，率領各工會代表23人，會見長沙縣知事、警察廳廳長。12日會見吳景鴻，13日會見趙恒惕。毛澤東等人同他們進行了面對面的說理斗爭。事后，趙恒惕對他的左右說：“湖南再來一個毛澤東，我便不能立足了。”在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中，毛澤東與工人階級建立了深厚的階級感情，充分認識到了工人階級的巨大能量。這些，對毛澤東一生實現正確的組織路線有著深遠的影響。

　　二、在大革命中，毛澤東強化了農民問題理論

　　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陳獨秀在大會報告中，表揚了湖南的工人運動“工作得很好”。在大會上，毛澤東有過多次發言。他在會上作了《湖南工農運動的報告》，指出湖南工人數量很少，國民黨和共產黨員更少，可是漫山遍野都是農民，中國國民黨在廣東有基礎，無非是有些農民組織的軍隊，如中共也注重農民運動，把農民發動起來，也不難形成類似廣東的局面。毛澤東在會上提出農民問題，是他對于中國共產黨的極大貢獻。大會推舉毛澤東任《農民問題決議案》的起草工作。但是陳獨秀認為解決土地問題會影響國民革命，刪去了草案中關于解決土地問題的意見。

　　中共“三大”強調，擁護工人農民的自身利益是我們不能一刻遺忘的，“對于工人農民之宣傳與組織，是我們特殊的責任;引導工人農民參加國民革命，更是我們的中心工作”。

　　大革命開始后，毛澤東根據黨的安排，到國民黨內做工作。因受國民黨右派的排擠，再加上身體不支，回故鄉養病。從1924年12月至1925年9月這個階段，毛澤東在韶山一帶一邊養病，一邊做社會調查，其間來往較多的有從安源煤礦回來的共產黨員毛福軒，貧苦知識分子毛新枚及大批當地農民等。1925年3月，毛澤東以毛福軒、毛新枚、鐘志申、龐叔侃、李耿侯等為骨干組織秘密農民協會，并發展會員。同時，他利用原來的公立學校、族校、祠堂等，在韶山一帶創辦農民夜校。毛澤東經常去夜校查看，大多學員成為了秘密農民協會的骨干力量。1925年6月，毛澤東同毛福軒介紹李新枚、李耿侯、鐘志申、龐叔侃等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家中舉行秘密入黨儀式，并成立中共韶山支部。毛澤東還率領農民進行平糶斗爭。就這樣，毛澤東在與農民的密切結合中，發現了這是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對他的干部路線產生著重大影響。

　　在國共合作基礎上，為適應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培養農民運動干部，從1924年7月至1926年的9月，由中國共產黨人主持、以國民黨的名義在廣州舉辦了6期農民運動見習所。彭湃有在海豐從事農民運動的經驗，他和其他共產黨人在這里起了決定性作用。毛澤東曾高度評價和贊揚彭湃領導海豐農民運動說：海豐縣自從有了農民協會，便比廣東任何縣都清明。

　　毛澤東在國共合作期間的廣州，于1925年12月1日所作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是一篇關于馬列主義組織路線的扛鼎之作。他從經濟地位入手，分析每類人最根本的經濟基礎決定著他們的上層建筑，從而得出了一條正確的結論：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農村無產階級在農民運動中處于緊要的地位;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這是毛澤東一生革命的宣言書。

　　1926年5月3日，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舉行開學典禮。毛澤東任這屆講習所所長。6月初，毛澤東為農講所講授農民問題。7月，毛澤東帶領農講所50名學生到韶關地區實習一星期，參觀考察農民運動情況。8月中旬，毛澤東又組織農講所全體學生到海豐實習兩個星期。8月14日，毛澤東以農講所所長的身份，應邀參加在廣州中山大禮堂舉行的中華農學會第九屆年會開幕大會，他在大會上致詞說：頂要緊的不要忘記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農民是農業的根本，也就是中國的根本，諸位最好到鄉下去，到民間去，直接去指導農民，根本救治農業。1926年9月1日，毛澤東為《農民問題叢刊》撰寫了序言--《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指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農民運動不趕速地做起來，農民問題不會解決;農民問題不在現在的革命運動中得到相當的解決，農民不會擁護這個革命。"毛澤東對農民深懷情感，他指出：“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決心，去做那組織農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決心，把農民問題開始研究起來。要立刻下了決心，向黨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鄉村中間去，夏天曬著酷熱的太陽，冬天冒著嚴寒的風雪，挽著農民的手，問他們痛苦些什么，問他們要些什么。從他們的痛苦與需要中，引導他們組織起來，引導他們向土豪劣紳爭斗，引導他們與城市的工人、學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聯合戰線，引導他們參與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國民革命運動。”1926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決定由毛澤東、彭湃等人組成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以毛澤東為書記，指導湘、鄂、贛、川省的農運工作。在毛澤東主持下，中央農委擬定《目前農運計劃》。11月15日，中共中央局通過了這一計劃。

　　12月中旬，在中共中央漢口特別會議上，湖南區委書記李維漢為土地問題與陳獨秀發生爭論。早在12月3日，湖南全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電請毛澤東到湖南對大會進行指導。毛澤東自己感到對農民要求土地及有關問題還不甚了解，經他要求，中共中央派毛澤東到湖南擔任農民問題視察員。12月20日，毛澤東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會和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聯合舉行的歡迎大會，他在會上作《工農商學聯合的問題》演說：“國民革命是各階級聯合革命，但有一個中心問題。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就是農民問題，一切都要靠農民問題的解決。”自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澤東從長沙起程到湖南考察農民運動。毛澤東說，我們的革命還才開始，我的所愛、所交的朋友都是穿草鞋的人。爾后，毛澤東撰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_____中預示到：“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1927年4月，漢口長江書店以《湖南農民革命(一)》為書名出版單行本，瞿秋白作序。這篇報告，引起了共產國際的注意。1927年5月、6月，共產國際執委會機關刊物《共產國際》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譯發表了這篇文章。

　　三、毛澤東建立的工農武裝是取得中國革命勝利的重要保障

　　在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領導人中，真正出身于工農的很少。他們大多是有一定修養的高級知識分子，他們對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在建黨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勛。在中國共產黨成立過程中，在第一次革命高潮中都有突出的表現。但是，由于他們沒有抓住中國的根本問題，或者說沒有根本理解和掌握中國共產黨是工農政權這一根本組織路線，總是忽"左"忽右。同時，他們缺乏的是與工農結合的實踐，理論上講得好，身體力行較差，致使領導的革命遭受損失。例如，1923年4月25日，黨的最高領導人陳獨秀發表《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一文，由“二七”大罷工以前重視工人階級，轉為重視資產階級。在大革命中，將政權拱手相讓于國民黨右派，陳獨秀、張國燾、陳公博、周佛海等人的表現，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軟肋。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根本辦法就是勇于同工農結合，走入工農中去。一面做他們的先生，例如讀書寫字，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另一面是要做他們的學生，虛心接受他們的革命熱情和獻身精神。而第二個方面最重要。毛澤東身體力行，做得最早，做得最好。如果說毛澤東總是正確，或者說正確的時候占多數的話，根本原因就是這一點。毛澤東雖然也算一個大知識分子，但是他與工農結合得最好、最到位，為我黨我軍樹立了良好的典范，帶出了一支攻無不克、無堅不摧的隊伍。

　　在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后，毛澤東婉言謝絕了中共黨的最高領導要他到大城市工作的安排，脫下長衫，毅然決然走進工農，去當"山大王"。此舉，在中國早期共產黨人中是不多見的。

　　盡管高級領導人都會講與工農相結合，為工農打江山，但是真正摸爬滾打地與工農打成一片，身體力行，只有毛澤東這樣為數不多的人。這一條，是中國共產黨必勝的根本。毛澤東是我黨群眾工作、真正為人民打江山的典范，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榜樣。

　　1927年9月9日，毛澤東領導秋收暴動中的3支軍事骨干力量，有兩股是毛澤東早就培育好的：一支是平江、瀏陽工農義勇軍;一支是安源革命武裝，基本成分是安源工人武裝和萍鄉、衡山、安福、蓮花等地的農軍。同時，湘東各縣的勞動人民紛紛響應。毛澤東早期的工農工作，關鍵時刻派上了用場。毛澤東高興地寫道：“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部隊到三灣后，已不足千人，留下的多數是各地工農運動的骨干分子，經過艱苦考驗后，斗志更堅定了，這是主流。部隊打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一團”的旗號。為了廢除軍閥軍隊的一切舊制度，毛澤東決定在軍隊內部實行民主，軍官不許打罵士兵，廢除煩瑣禮節，開會士兵有說話的自由，經濟公開，官兵待遇平等，吃飯穿衣都一樣;士兵委員會由全體士兵民主選舉產生，對軍官有監督和制裁權。

　　毛澤東這樣對軍隊改革，是劃時代的，因為真正代表著工農的利益，因而是正義的、光明的，為最終消滅蔣家王朝、推翻三座大山、百戰百勝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毛澤東率軍上井岡山后，如蛟龍入海，他真正將自己融入到了工農群眾之中，一生都沒有改變。他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的組織路線，一生也沒有根本改變。1927年11月下旬，毛澤東創建的井岡山根據地成立了第一個紅色政權，名稱就是“茶陵縣工農兵政府”，工人出身的譚震林當選為工農兵政府主席。毛澤東說：成立工農兵政府是自古以來沒有過的大事。1928年1月24日，毛澤東領導出席了遂川縣工農兵政府成立大會，選舉貧農王次淳任縣政府主席。遂川縣人民唱道：“高舉紅旗開大會，工農翻身掌政權。”從此，毛澤東領導工農武裝建立起了井岡山紅色政權、瑞金紅色政權，瑞金成為了中央革命根據地。上海的中共中央在白區遭受重大破壞后，將中共中央指揮機關搬到了江西。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創建了中華蘇維埃臨時共和國，毛澤東當選為中華蘇維埃臨時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中華蘇維埃臨時共和國中央政府對外莊嚴宣告：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是中國工農兵以及一切勞苦大眾的政權。

　　四、毛澤東依靠基層勞動人民群眾的思想是中共建黨的重要財富

　　紅軍長征到達延安后，延安成了中國革命的搖籃。千百萬知識分子奔向延安，脫下學生裝，走進工農兵，壯大了人民武裝，為消滅日本帝國主義作出了貢獻。解放戰爭中，毛澤東帶領黨中央，在解放區實現土地改革，極大調動了億萬貧苦農民翻身求解放的革命熱情，母送子、妻送郎上戰場，為打垮國民黨反動統治提供了充足的兵員。同時，在后勤戰線上，億萬翻身農民組織擔架隊、送糧隊，為支持解放戰爭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陳毅說：人民戰爭的勝利是億萬貧苦農民用小車推出來的!言副其實。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毛澤東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及中共的建黨理論，在組織建設上依靠工農的初衷始終未改。他是依靠工農打江山，同樣依靠工農坐江山。干部路線，人大、政協代表和委員大幅向工農傾斜，涌現了大批像陳永貴、呂玉蘭、倪志福、吳桂賢等這樣的大批工農干部。實踐證明，這些干部盡管文化知識上需要盡一步補課外，他們是無限忠于黨的事業、無限忠于人民的，不搞對黨陽奉陰違那一套;同時工作上兢兢業業，艱苦奮斗;最重要的一條，是這些人的廉潔奉公精神。實際上，人民對干部的擁護與否，最重要的就看這最后一條。重視工農干部是毛主席留給我們的極大財富。

　　毛澤東對工農干部決不是抱殘守缺，而是讓他們努力學知識、學文化。擠時間、鉆時間，從讀書識字開始，到讀報寫信，用于管理，讓全黨、全軍變成一所大學校。正是毛澤東同志這一政策，使大批學歷低的工農干部，通過終身學習，成為了我黨、我軍的高級干部和將領。

　　毛澤東最反感的是下車伊始就哇啦哇啦叫的人、歧視工農群眾的人。他希望知識分子先做人民的學生，然后再做人民的先生。

　　毛澤東的勞動人民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的一貫政策，是他運用馬列主義辯證法進行干部教育的成功典范。前者，革命成功的歷史已經做了佐證;后者，是毛澤東苦口婆心常講的，也是他身體力行的。他說的知識分子只有同工農相結合才有出路，是知識分子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

　　1939年5月1日，毛澤東在為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寫的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的文章中說：“中國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會勢力。這種社會勢力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和進步的資產階級，就是革命的工、農、兵、學、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農，革命的領導階級是工人階級。如果離開了這種根本的革命力量，離開了工人階級的領導，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同年5月4日，毛澤東在延安青年群眾舉行的五四運動20周年紀念會上作講演說：“青年們一定要知道，只有動員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才能戰勝封建主義?，F在我們要達到戰勝日本建立新中國的目的，不動員全國的工農大眾，是不可能的。”“主力軍是誰呢?就是工農大眾。中國的知識分子青年們和學生青年們，一定要到工農群眾中去，把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沒有工農這個主力軍，單靠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這支軍隊，要達到反帝反封建的勝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國知識分子青年和學生青年一定要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兒，和他們變成一體，才能形成一支強有力的軍隊。……我在這里提出了一個標準，我認為是唯一的標準。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標準呢?拿什么去辨別他呢?只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兒。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或者是反革命的。他們今天把自己結合于工農群眾，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結合了，或者反過來壓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張國燾不是也‘信仰’過馬克思主義嗎?

　　他現在到哪里去了呢?他一小差就開到泥坑里去了。……所以我們看人的時候，……只要看他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的關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這一個辨別的標準，沒有第二個標準。我希望全國的青年切記不要墮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要認清工農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進軍。”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還聯系自己，現身說法：“在這里，我可以說一說我自己感情變化的經驗。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的習慣，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干凈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臟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干凈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為是臟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干凈了，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干凈。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澤東充分依靠工農這一組織路線，這一正確指導中國革命的根本思想，到現在仍然不過時。在新形勢下，在知識爆炸的今天，有眾多的留學海外的知識分子回國，同時國內近幾十年來培養了大批的知識精英。但是，他們必須要補上與工農結合這一課，才能有出息，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

　　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毛澤東為我黨制定的這一方針，我們應該很好地落實。

　　中國基層勞動人民群眾擁護的事業是正義的事業，就是我黨的事業。有眾多勞苦大眾參加的事業，是無往而不勝的。毛澤東繼承、發揚、創造的依靠工農這一組織路線，是我黨的重要組織原則，我黨應該堅定不移地堅持下去。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07期，摘自2012年第8期《文史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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