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不要資本主義下的資本家和地主個人對資本主義制度負責的觀點”的一點看法

　　——與衛興華先生商榷

　　摘要：“唯成分論”不是一種體制性決策和行為。講成分的依據并不是“讓資本家和地主對資本主義制度負責”，其依據是階級斗爭理論和階級分析方法。不讓“資本家和地主對資本主義制度負責”不等于完全不讓他們對自己的剝削行為負責。歷史思維不能走極端。

　　關鍵詞：唯成分論 剝削 階級斗爭

　　衛興華先生在《當代經濟研究》2014年第六期發表的“準確解讀《資本論》的原理和方法”一文中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關論述指出“不應和不需要讓資本家和地主個人對資本主義制度負責”。如果僅就這一觀點本身而言，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邏輯的。但衛先生其后對這一觀點的邏輯延展卻是有可商榷之處。衛先生認為“這一唯物主義觀點，與我國曾長期流行的‘唯成分論’是對立的。‘唯成分論’不僅要讓剝削者個人對其所經歷的剝削制度負責，而且要讓其子孫為其祖輩的剝削關系負責，顯然是不合理的。如果我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決策層能及時弄清和把握馬克思主義的這一重要觀點，‘唯成分論’就不會在我國一直流行數十年，直到改革開放后才得到扭轉。”對此商榷如下：

　　其一，嚴格講，說“我國曾長期流行‘唯成分論’”，起碼不是一個規范的學術判斷，因為“長期流行”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長期流行‘唯成分論’”是指當時的體制性決策和行為嗎?從衛先生認為決策層沒能“及時弄清和把握馬克思主義的這一重要觀點”來看，似乎認為“唯成分論”是一種體制性決策和行為。但衛先生是過來人，肯定知道共產黨在改革開放之前的一貫政策是“講成分，但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即使在文化革命時期也還提出了“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概念。并且這一政策也并非如現在時髦的選擇性回憶文本中所展現的那樣，似乎這一政策是虛的，實際實行的是“唯成分論”。所謂“唯成分論”相當于現在的“一票否決”，即是說在對人的政治判定及實際安排和使用上，以其個人成分和家庭出身作為唯一標準和依據。但是在解放以后至改革開放之前，也還是有相當一部分出身剝削階級的人升學，入黨，招工、提干，這是一個基本事實。因此起碼可以說即使在那個時代，“唯成分論”也絕非決策層搞的體制性決策和行為(當然不否定在特定歷史時期執行政策的偏差)，個人成分和家庭出身也并非是一票否決的唯一依據。據衛先生講此文是為《<資本論>精選講解》一書做一點說明，此書的主要讀者應當是年齡不大的人，他們對那個時代主要是從回憶文本上了解的，而現在這種文本的主流是選擇性回憶，否則就不會出現全盤否定前三十年幾乎成為主流的情況了。衛先生當然是不贊成全盤否定前三十年的。但是衛先生上面那種提法有可能會給年青一代造成“唯成分論”是共產黨改革開放前一貫的體制性決策和行為的印象，而這正好與流行的選擇性回憶相印證，但這確實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衛先生作為有影響的學者，在此問題的行文中是不是應當更準確一些，更周全一些。盡量避免出現歧義甚至誤導。

　　其二，改革開放前共產黨的政策中確實有“講成分”之論，但是其依據并非如衛先生所理解的是要讓“資本家和地主個人對資本主義制度負責”。“講成分”是基于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和階級分析方法。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就是基于這一理論，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在一定意義上就是“講成分論”——對資產階級專政。因為在無產階級取得勝利的初期，原來的地主和資產階級還存在，作為階級整體而言，復辟舊制度是該階級出于階級本能的必然選擇和政治取向。所以對這個階級的成員在制度安排上講階級成分，也同樣是特定歷史時期的必然選擇。至于對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子女“講成分”也并非如衛先生所說是要讓他們“為其祖輩的剝削關系負責”，而同樣是基于階級斗爭理論和階級分析的方法。在此問題上，盡管在具體制度安排及政策制定和實施中有可檢討之處，但全盤否定也失之偏頗。剝削階級家庭的子孫尤其是第一代子女在舊制度下必然是得利者，新制度下他們被剝奪了現實利益(對第一代而言)和預期利益。就整體而言，這一社會群體對新制度和建立新制度的無產階級政黨是認同的概率高還是否定的概率高?是認同的人數多還是心存芥蒂的人數多?這一點即使不做階級分析，僅從經濟學的所謂理性人理論來分析，結論也是不言而喻的。當然這也并非僅是純邏輯推論，共產主義運動低潮期的歷史現象也印證了這一點。蘇東巨變后，前剝削階級的后代政治上的反共和經濟上的反攻倒算(收回房產土地)是不爭的事實。當前國內以反體制為己任的所謂公共知識分子中，相當一部分人的反體制行為是有其出身背景做鋪墊的(即使這些人中的所謂紅二代也是由于文革中利益受損而反彈的)。就以衛先生所在學校的一位教師為例，此人也是著名的反體制公共知識分子，經常發表異論。此人的上一輩據其自己回憶是舊制度下的軍官，他在文章中對其父輩在解放后的際遇頗為不滿。他的立場和觀點能說與出身完全無關?作為教師，他的職業行為能與體制要求合拍嗎?這種人會怎樣教育青年一代?此外，中共建政初期所采取的一些政策，用現在的眼光看來似乎帶有唯成分色彩，例如在教育領域專門舉辦工農速成教育，在升學方面對家庭出身有一定的考慮和限制等等。但如果從培養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的歷史要求看，也是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的。這類政策的實施顯然也不是為了讓剝削者個人或其后代對舊制度負責。這也是應當向青年一代講清楚的。

　　其三，不讓“資本家和地主個人對資本主義制度負責”放在建國前后特殊的歷史條件和歷史語境中，并不等于讓剝削者個人對他們實施的殘酷的剝削行為也完全不負責。舊社會，貧苦農民受剝削之烈，中國工人階級受壓迫之深世所罕見，這是一個不容否認的歷史事實。解放初期對這種剝削壓迫行為給予道義上的譴責和一定的歷史清算有著完全的歷史正義性。馬克思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分析中，就一方面肯定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必然性和歷史進步性，一方面又對資本家的殘酷掠奪和剝削給予了嚴厲的道義抨擊，同時為工人階級對資本主義剝削的歷史清算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論依據。當然衛先生文中并未涉及這個問題，但是在當前歷史虛無主義有很大影響的背景下，如果不講清楚這一點，很容易讓一些公共知識分子以此為據借題發揮，誤導不諳世事不懂歷史的青年一代。現在公開否定建國初期的土改的論調頗有影響就是鮮明一例。至于當前本質上就是資本家的私營業主的剝削問題，由于有了決策層給與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者”這一具有政治正確性的定位，因此已無學術討論的空間，故存而不論。

　　總之，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處于特定的階級地位和階級傳承背景中，其政治立場，社會價值取向以及由此決定的社會行為和政治認同必然受到或多或少的影響，有的甚至是決定性影響。只要承認階級斗爭的歷史現實性，這一點就不能完全無視。因此“唯成分論”固然不對，但在階級社會中，在制度安排政策設計中完全不講成分，未必就是實事求是的。歷史思維走極端是大忌。

　　北京信息科技大學政教學院：石冀平，郵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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