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時間以來,“中國道路”的命題受到世人的熱議,呈現出多種思考和議論,甚至還出現借議“中國道路”,炮制出“中國特色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中國威脅論”、“中國責任論”、“中國前景不確定論”等等論調。面對這些問題,我們需要從本質上揭示“中國道路”演化的系統性與必然性。近日,就“中國道路”有關問題,中國社科網記者采訪了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室主任賀新元副研究員。
賀新元認為,“中國道路”是由中國社會實踐一步步提出,是由以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幾代領導集體一步步解答并相繼開拓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理所當然成為“中國道路”的邏輯起點。
記者:你如何定位和理解“中國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賀新元:在我剛出版的《中國道路——不一樣的現代化道路》一書中,認為,“中國道路”是一個時空概念,是在一定的時間與空間內探索、生成、演化、延伸。這里的“一定的時間”是指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一定的空間”不僅僅指地理空間,主要是指中國與西方資本主義的殖民擴張相遭遇的政治、經濟、文化空間。在時間上,“中國道路”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在空間上,“中國道路”不僅具有中國特色,而且具有世界意義。
因此,“中國道路”的歷史起點應定位于1840年鴉片戰爭。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理所當然成為“中國道路”的邏輯起點。按照一定歷史階段及其所承擔的歷史任務為標準,我把走過170多年的“中國道路”劃分為兩個歷史階段四個時段,第一個歷史階段即為第一時段,是1840年至中國共產黨誕生前的80年,主要是各路仁人志士為探求救亡圖存而做出的各種嘗試與努力,雖然遭受一次又一次的失敗與挫折,但這些嘗試與努力沒有白費,對“道路”進行了不斷試錯式的探索,盡管這種方式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卻換來了對“道路”的深刻認識和對正確道路的選擇。這條道路就是仁人志士“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探求救亡圖存的道路”。第二歷史階段由中國共產黨誕生始,主要是中國共產黨人站在前人試錯探索的基礎上,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不斷引領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現代化,這一歷史階段可分三個時段,即革命、建設與改革開放。這三個時段最終孕育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形成。
“中國道路”可以表述為中國社會的一次艱難而偉大的轉型,即從一個農業社會轉變為一個工業社會,從一個封閉社會轉變為一個開放社會,從一個傳統文明社會(前現代)轉變為一個現代文明社會。這一轉型自晚清始(確切講是1840年)就已經開始,到現在已跨世紀而歷經170多年。到今天,它依然還是一個未徹底完成的方案,依然還是一種“進行時態”。站在十八大開啟的新的歷史起點上重談“中國道路”這一老問題,是想按照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有序地推進這一進程,以進一步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進行理性而深刻的思考,因為這關乎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這也是對學者歷史責任感的一種強烈呼喚與思想拷問。
既然“中國道路”至今還是一個未完成的方案,那前進道路上必然就還會出現挫折與反復甚至是失敗,這是一個不容回避的現實問題。對于已經歷過的中國革命道路、中國建設道路是怎樣趟過來的,其中積累了哪些經驗與教訓,我們如何去分析總結?對于走到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未來的路徑如何開拓?同樣是一個決定著中國夢能否實現的不可逾越的現實問題。
記者:中國道路的理論與實踐來源有哪些?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道路與西方現代化道路一樣嗎?
賀新元:當前,中國正處于一個社會大轉型的關鍵時刻。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進一步推進中國社會成功轉型為一個現代文明秩序,至少必須汲取三個方面的理論與實踐資源:第一,從20世紀社會主義實踐的歷史經驗教訓中汲取營養,這是來自社會主義方面;第二,從15世紀以來資本主義所走過的道路及其所取得的經驗教訓中獲得啟示,這是來自資本主義方面;第三,從戰后新獨立的發展中國家走過的道路與遇到的困境中找到靈感,這是來自發展中國家方面。汲取來的資源必須與中國自己文化(包括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建設文化與改革開放文化)特別是具有5000多年歷史的悠久文明相結合。“中國特色”的一個主要內涵就是中國文化的特色,也就是說,中國要建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文明秩序是一種具有中國文化性格的現代文明秩序。它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共同為之努力,正如鄧小平所說的:“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雖然,目前資本主義在全球還占主導地位,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與全球資本主義的長期博弈中,一定能夠大放光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道路與西方現代化道路不一樣。
歐洲最早發展出資本主義,是由其分子式社會結構所決定。縱覽歐洲文明史,發現歐洲文明是建立在小規模、多元性、獨立性的個體單位相互競爭基礎上的文明。散落在歐洲大地上的這些小規模、獨立性與流動性的多元并存的城邦,面臨有限的資源,為求生存與發展,必須竭盡全力去競爭。經過十幾個世紀的發展,歐洲這些個體性競爭逐步演變成一種強烈的競爭思維與邏輯的文化。這種文化滲透到歐洲人血液當中而成為其永不磨滅的文化基因,特別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更是把這種競爭文化與思維發展成“叢林法則”。正因為這種崇尚“叢林法則”競爭性文明,才使歐洲中世紀的國家與城市發展出取代封建主義的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核心是“資本”,資本主義就是“資本”的主義,資本就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資本天然具有一種競爭性、利己性和冒險性,會不惜一切手段去獲取利潤最大化。這樣,歐洲這些獨立的小國家或小共同體歷史形成的崇尚“叢林法則”的競爭性文化性格剛好與資本天然具有的競爭性利己性冒險性相吻合,也就是說資本最早就應該出現在歐洲,只有歐洲才能最先發展出資本主義。
資產階級除了殘酷剝削本國勞動人民,還因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必然產生的、無法在“民族-國家”內部解決的激烈的內部矛盾,而向外擴張、殖民、掠奪、奴役。西方資本主義史就是一部殖民主義者的“開拓”史,是一部用“血與火的文字”寫就的歷史。
中國沒有走西方道路。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宣告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屈辱的世紀”的結束。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奠定了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一條“追求現代化但拒絕西方化”的道路,是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必經之路。這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從中國實際出發走出的一條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也就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既沒有繼續采用‘蘇聯模式’,又成功地避開了‘依附論’、‘中心—外圍論’、‘西化論’等以資本主義模式為中心的理論的影響,而是立足自身實際,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逐步探索出了一條既切合中國實際,又順應世界歷史潮流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創造性地克服了近代以來中國現代化一個半世紀歷程經歷過的種種挫折、失誤,成功地跨越了當今許多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的種種發展困境”。
記者:在全面深化改革開放進程中,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需要注意什么?
賀新元:當下,中國崛起已是事實。不錯,16世紀以來,由西方久踞世界支配性地位的國際格局該發生變化了。借著全球化的東風,中國經30多年改革開放,已經從國際格局的邊緣走向中心,屬于中國的世界舞臺越來越寬廣。中國百年來追求的國家富強之夢很大程度上已實現,從1978年GDP總量世界排名第15名到2010年超過日本躍居全球第二。我們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夢的目標越來越近,也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經過鴉片戰爭以來170多年的持續奮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光明的前景。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 但是,面對21世紀前進路上將無可避免地出現的種種外在與內在的挑戰與考驗,還是忍不住要自我發問,中國爬坡上升之路會一帆風順嗎?當然不會。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在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有一個重大問題我們必須要有清醒認識和正確處理,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問題。在當今依然還是由西方發達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體系中,我們要順利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就離不開資本主義。如何處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直接關系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敗。是倒回去“補資本主義課”呢,還是另辟路徑?馬克思主義觀點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具有繼承關系,“歷史不外是各個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遺留下來的材料、資金和生產力。” 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也不可能不是這樣。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為社會主義準備了許多現成的東西。正如列寧所說的:“資本主義建立了銀行、辛迪加、郵局、消費合作社和職員聯合會等這樣一些計算機構。沒有大銀行,社會主義是不能實現的。”“我們可以把它當作現成的機構從資本主義那里拿過來,而我們在這方面的任務只是砍掉使這個極好機構資本主義畸形化的東西,使它成為更巨大、更民主、更包羅萬象的機構。”
記者: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有何意義呢?
賀新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凝聚了幾代人的智慧,經受了實踐檢驗。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經歷了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為改革開放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辟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形成,凝聚了中國共產黨歷代領導集體的智慧,集中了人民群眾的創造。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了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既超越了傳統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又超越了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是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獨特道路,為彰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開拓了新途徑,為人類文明發展開辟了新道路。
因此,引導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從社會發展經驗上顛覆了“凡是實現現代化的國家都要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完成的‘西方中心論’思想”。同樣,在談論“中國道路”的國際意義時必須強調,即“中國道路”的國際意義是有特定含義的。“中國道路”的國際意義主要是指對后發國家,即絕大多數非西方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先發的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道路與后發國家有著根本的區別。中國作為一個被迫卷入現代化進程的后發國家,在經歷了一百多年的奮斗后,終于走到了世界的前列。這個事實本身決定了中國的發展道路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是有示范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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