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首先，五四思想啟蒙運動把中國的社會變革從制度層面推進到思想觀念層面，體現了中國近代歷史的進步。其次，五四愛國運動展示了思想啟蒙的積極成果，推動了新文化運動的進一步發展。再次，五四后期接受馬克思主義是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選擇。

　　五四運動標志著中國近代歷史的巨大進步。然而近年來，思想學術界出現了“倒退的五四”一說，它認定五四本身是一個大倒退。這種“倒退論”不但顛覆了五四的歷史意義，而且違背了五四的歷史真實，有必要加以辨析。

　　首先，五四思想啟蒙運動把中國的社會變革從制度層面推進到思想觀念層面，體現了中國近代歷史的進步。

　　中國近代歷史的主題是救亡圖存、民族振興。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沖擊，中國出現了“數千年未有之變局”，部分覺悟的中國人開始向西方尋找真理，探尋民族振興之路。洋務運動注目于西方的堅船利炮，致力于外國“器物”的引進，但未得西方富強之本。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都把目光轉向西方“政制”，以改變封建專制制度、建立民主政治制度為民族振興方略。變法夭折了，辛亥革命雖然一舉推翻封建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國，但并沒有真正建立民主政治制度。真正的民主政治意味著民眾行使民主權利，當家作主;而那時的國民大多缺乏民主共和意識，更沒有建設民主制度的覺悟。民國建立后保皇派、帝制派反對民主共和制度，就是以此作為主要論據。顯然，開啟國民思想覺悟的時代課題已清晰地突現出來。

　　在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繼續開展政治斗爭的同時，陳獨秀等五四新文化人把提高國民的思想覺悟，包括政治覺悟和倫理覺悟作為第一要務，致力于引進西方的民主、科學等啟蒙思想，發動了思想啟蒙運動。在此運動下，中國的社會變革從器物層面、制度層面推進到思想觀念層面，標志著中國近代歷史的巨大進步，這是數十年來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的共識。1922年，梁啟超把中國近五十年的思想進步分為向前推進的三個時期：第一期從器物上感覺不足，第二期從制度上感覺不足，第三期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要求全人格的覺悟”。他肯定五四思想解放運動“劃出一個新時期來”。梁啟超關于近代歷史進步的觀點，為此后學界普遍認同和不斷發揮。

　　其次，五四愛國運動展示了思想啟蒙的積極成果，推動了新文化運動的進一步發展。

　　五四愛國運動對當時的思想文化運動究竟起了什么樣的作用，是歷來有爭議的問題。胡適早年肯定五四愛國運動推動思想啟蒙的歷史意義，而晚年則強調五四愛國運動是對思想啟蒙的“歷史性的政治干擾”，斷言它導致新文化運動的中斷。“中斷論”在20世紀80年代風行一時。近年在談論五四的話題中，有人試圖重新闡述這種論點，似乎這就是“倒退的五四”的表現或根源。這種“中斷論”并不符合五四歷史實際。

　　一方面，五四愛國運動促進了思想啟蒙目標的進一步實現。新文化人把提高國民的政治覺悟和倫理覺悟作為思想啟蒙的目標。學生愛國運動的發生，標志著一代青年政治覺悟的形成，客觀上展示了數年來啟蒙運動的成果，而愛國運動又進一步喚起了青年學生，促使他們沖破封建傳統的羅網。廣大青年的個性意識驟然增強，反抗舊的教育制度和傳統家庭成為一時的普遍現象，“倫理的覺悟”開始形成。五四學生愛國運動也促進了國民的覺醒，廣大民眾在愛國運動的實際斗爭中發揮了自決的精神，懂得了爭取民主權利，并在行動中聯合起來、組織起來。可以說，五四愛國運動促成了一場波瀾壯闊的國民運動，促進了國民政治覺悟的提高。

　　另一方面，五四愛國運動推動了新文化運動的多元發展。雖然愛國運動促使部分新文化人把目光轉向現實政治，并導致以《新青年》同人為核心的新文化隊伍的分化，但分化并不是退卻，而是向不同的方向發展。一部分人致力于新文化的普及，發動知識青年走向民間，開展平民教育，把文化運動與社會改造運動結合起來。另一部分人則致力于新文化的提高，并確立“再造文明”的新目標，在繼續借鑒西方學理的同時，開始對傳統資源的開發。可見，新文化運動并沒有被打斷，反而獲得蓬勃發展，展現出更加豐富多彩的內容。

　　再次，五四后期接受馬克思主義是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選擇。

　　五四后期新文化運動主流從“以英美為師”轉向“以蘇俄為師”，接受從俄國傳來的馬克思主義。有人斷言近代中國就此轉向歧途，是五四的大倒退。然而，這個轉向究竟是歧途還是正道，是歷史的倒退還是前進，要看它是否具有歷史必然性與現實合理性。

　　新文化人發動思想啟蒙，是以對辛亥革命選擇的共和制度的認同為前提的，而五四后的歷史景況使這一認同發生了動搖。“一戰”充分暴露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端，巴黎和會更使中國人對于資本主義自由平等的幻想急速破滅。人們由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失望，進而對辛亥革命追求的政治目標產生懷疑，并開始新的探尋。而這時，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及此后的社會變革，使探索中的中國先進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在這種歷史情景下，以社會主義和“俄國道路”取代資本主義和“英美榜樣”，成為必然選擇。當時孫中山也對原先的政治目標重新審視，同樣把目光轉向俄國。1921年12月，他在一次演說中說得很明確：“法、美共和國皆舊式的，今日惟俄國為新式的。吾人今日當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國。”

　　五四后期流行的社會改造思潮紛紜繁雜、流派眾多。馬克思主義在傳播過程中也遇到其他思潮的挑戰。但是，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在眾多西方新思潮中脫穎而出，贏得挑戰，成為主流，是因為它滿足了當時重新尋找社會改造道路的現實需要。正如馬克思所說：“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取決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可以說，五四后期中國先進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把它作為改造社會的理論武器，是適應當時現實需要的合理選擇。

　　五四后近百年來，中國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引下，取得了歷史發展的巨大進步。雖然前進的道路有曲折，但是不能把這些發展中的問題歸咎于五四的選擇，更不能以此來否定五四在中國近代歷史進程中的重大進步意義。

　　（作者單位：《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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