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五四運動不僅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而且也是中國人民自覺創造歷史、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團結奮斗的一個重要歷史轉折點。
再過五年,我們就要隆重紀念五四運動一百周年了。
1917年發生的俄國十月革命,“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1919年在中國爆發了徹底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愛國運動,工人階級登上中國的政治舞臺,并起了主力軍的作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催生了于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這幾個重大歷史事件在時間上緊密銜接,以五四運動為重要標志,開辟了中國歷史的一個新紀元。
五四運動是覺醒起來的中國人民爭取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和社會進步的一場偉大的群眾性政治運動,同時也是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新文化運動。近百年來,繼承和弘揚五四精神總是與中國社會和文化發展道路選擇問題聯系在一起。“五四”的精神遺產是多方面的,包括引進的各種思想、學說和主義,甚至也包括某些值得總結記取的教訓,但愛國、進步、民主、科學始終是這場思想解放運動給我們留下來的主要精神財富,它引導中國人民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堅定不移地走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道路。所以,五四運動不僅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而且是中國人民自覺創造歷史、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團結奮斗的一個重要歷史轉折點。
中國現代三大思潮對立互動
25年前,我曾就“五四”后中國現代三大思潮對立互動的格局,特別是現代新儒學思潮的歷史地位和作用發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五四”在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轉折意義在于,近代以來甚至自16世紀以來的古今中西之爭,由于增加了馬克思主義這個重要維度,已經被分別倚重中、西、馬三種思想文化資源的現代新儒家、自由主義西化派和馬克思主義派“三足鼎立”的格局所取代,近百年來這種“三分”的思想格局始終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它延續的時間越長,“五四”作為一個重要歷史轉折點的標志性意義也就越突出。
在“五四”以來的中國現當代思想史上,三大思潮分別代表著不同階級和階層的利益,代表著不同的社會發展道路和模式選擇,在它們之間發生過多次思想文化論戰,都力圖主導和影響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歷史實踐證明,“全盤西化”和“復興儒學”兩種選擇在現實中都是行不通的,而且與徹底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革命精神都有相牴牾之處。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作為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五四”革命精神既表現為“對傳統求解放”,也表現為“對西方求解放”,那么就不可能全面復興傳統儒學或者全盤西化。只有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中國共產黨人,才能根據世情和國情適時地提出新民主主義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找到一條中國社會和文化現代化的正確道路。
馬克思主義綜合創新文化觀“坐集千古之智”
如何處理中、西、馬的關系是中國現當代思想文化論爭的中心主題。自由主義西化派和文化保守派仍固執于古今中西之爭,它們的共同點是都無視馬克思主義這個重要維度,在其取得主導意識形態地位后又不斷對它進行挑戰,所以中國的意識形態領域一直都不平靜。馬克思主義綜合創新派則順應人類文明發展的趨勢,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地位的前提下,主張吸收中西文化之長,創造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中國共產黨人在制定自己文化方針時,一貫強調對古今中外人類文明一切優秀成果,都要采取批判繼承、綜合創新的態度。比如毛澤東在20世紀40年代就提出了“古今中外法”,指出這是對待文化問題的一種“全面的歷史的方法”。又如1986年制定的《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就強調我們要建設的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批判繼承歷史傳統而又充分體現時代精神的,立足本國而又面向世界的,這樣一種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不同于各執一偏的西化派和文化保守派,這是一種整合“五四”多元精神遺產,兼容中、西、馬而“坐集千古之智”的綜合創新的態度。
中、西、馬“三流合一”、綜合創新的思想最初是由張申府、張岱年先生于20世紀30年代提出來的。在人們只看到三大思潮之間互相批評、激烈論戰、“道不同不相為謀”這一面的時候,他們卻看到了以辯證唯物論為基礎和主導,綜合西方的科學方法與中國的道德理想,建立起一種“合孔子、羅素、列寧而一之”,“將唯物、理想、解析,綜合于一”的新哲學和新文化的可能性。在他們看來,孔子代表中國古來最好的傳統,羅素代表西方歷來最好的傳統,列寧代表世界上新的方興未艾的傳統。“合孔子、羅素、列寧而一之的新體系定是新世界中的新中國的新指標、新象征。”張申府在《五四紀念與新啟蒙運動》一文中寫道:我們“所要造的文化不應該只是毀棄中國傳統文化,而接受外來西洋文化,當然更不應該是固守中國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應該是各種現有文化的一種辯證的或有機的綜合”。這種辯證綜合的視野與方法,半個世紀后被張岱年先生發展成為系統、完整、成熟的馬克思主義綜合創新文化觀,成為在當今中國得到最廣泛認同的一種文化理論。應該說,經過近百年探索,這種新文化觀的確立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最大收獲。
“馬魂、中體、西用”論繼承和發揚五四精神
作為馬克思主義綜合創新文化觀之最新發展形態的“馬魂、中體、西用”論,對中、西、馬三者在文化綜合創新中的地位和相互關系作了更準確的界定,把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地位、堅持民族文化的主體性和堅持對外開放的方針有機地統一起來。這種文化理論的特點是突破了傳統的中西對立、體用二元模式,把作為精神指導原則之“魂”與作為文化發展載體之“體”區分開來,創造性地提出了“魂、體、用”三元模式,其中心環節是強化了民族文化的主體性。它以有著數千年歷史傳承的、經過近現代變革和轉型的、走向未來走向世界的活的中國文化生命整體,為自強不息、變化日新的“創造主體”和厚德載物、有容乃大的“接受主體”,在今天它自然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主體承擔者。這與五四運動所要實現的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目標,與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夯實民族文化的根基、創造中華文化新輝煌的任務是完全一致的。
人間正道是滄桑。“五四”后的中國,只有在“馬魂、中體、西用”有機統一、綜合創新原則的指導下,才能找到一條整個社會和文化現代化的正道。它在不同歷史階段會有不同的內容和形式,但本質上都是“五四”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精神的繼承和發揚,都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一部分。比如在今天,就是要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搞西化自由主義的“顏色革命”是一條改旗易幟之路,宣稱要以儒學取代馬克思主義的“王官學地位”也是一條改旗易幟之路,都是與“五四”精神背道而馳的。只要堅持走正道,到五四運動和建黨百周年之際,我們就一定能夠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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