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曾出現被人民群眾視之為“政俠”與“救星”的組織——他們就是墨家組織。對于他們的出現，莊子懷著無比敬仰的心情說：“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然而，墨子辭世，由于他刻意培養的傳人禽滑厘先他離世，這使墨翟主義理論的傳承與發展打了折扣;后來自秦獻公開始，墨家專心侍秦五世，直到秦始皇，這時，墨家所主張的“兼愛”“非攻”“節用”“節葬”等思想與秦國價值觀不合，因而淡出了秦國政壇;到漢武帝時，又出現了“獨尊儒術”。于是，墨家思想失去了傳承，又數百年，墨家行跡漸漸消逝。對此，魯迅先生不無惋惜地說，墨家消逝之后，俠變成了流氓，由專為社會公平正義的服務者，變成了魚肉人民的胥吏，中國的脊梁于是便這樣垮掉了。

　　墨家對中國歷史的影響，我國哲學大師馮友蘭在《原儒墨補》中說：“在先秦及漢初孔墨并稱”。清華胡鞍鋼與北大韓毓海在他們合著的《人間正道》書中說：“墨家是春秋戰國時期代表勞動人民自己的先進組織。秦國走上強盛，最終實現中國統一，靠的不僅是法家，恐怕依靠墨家的更多些，因為墨家的鉅子組織，在秦的興起中一直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秦國的興起，一般認為是商鞅變法的成功。而商鞅變法的成功，人們一般又認為是商鞅的才干、品行與秦孝公的支持使然。那么，先就這三方面條件分析，看能給商鞅帶來多大的氣場：

　　(1)就商鞅的能力看，可謂是乾坤大才，但是還不致于能到以單薄之力、以和平方式將一國的奴隸制度推進到封建制度，況且當時發達的魏國、齊國等都在實行奴隸制;之前，雖然李悝在魏國、吳起在楚國有過對舊制度的變法，但是他倆的變法都出現如前蘇聯一樣的復辟，此時“天下”的達官貴人已視變法為荒謬。再說商鞅侍秦時年不足34歲，而且之前從沒有過執政經驗，并且是作為職業經理人“空降”到秦國，其難免有“水土不服”。對于變法，商鞅也是一邊“摸著石頭過河”，而一邊“頂層設計”。

　　(2)就商鞅的品行來看，宛如范睢紀念他時說的“極心無二慮，盡公不顧私”。然而，為了“極心”“盡公”，商鞅則是鐵面無私。雖然有利于人民群眾充分發揮生產力，使忠厚的人們可以靠勤勞汗水換來幸福美好的生活，并能讓積弱的秦國不賴“堅船利炮”而通過人民自力更生即可以圓強國夢想，但這幾乎是以犧牲秦氏集團老股東的既得利益作為代價的。如：“廢井田”“除奴籍”“改封地”完全剝奪了老股東對土地與奴隸再生財富的占有權;“論功授爵，取消世襲制”又剝奪了貴族憑世襲爵位從國庫中領取到優厚的俸祿;“懲疲民”懲治了一切懶惰懈怠和不務正業的游手好閑分子，且不準貴室、富人、士子、游俠、地痞等宅在家里而消耗社會財富;“戒私斗”“官民同法”又顛覆了以勇斗為榮、刑不上大夫的秦國文化習俗。其暴風疾雨可比當代的“生產關系革命”。此外，為了極心、盡公，商鞅在頒布第一批法令時即刑殺了因私斗的724位庶民，頒布第二批法令時又刑殺了懈怠改革的13位勤耕不輟的老族長以及享譽天下的名士趙亢等，甚至連在路邊倒點兒柴火灰也被砍去手腳。在人們觀念還停留在不以行跡而以品性論罪的社會里，商鞅的極心、盡公，反而給人們留下“酷吏”“暴政”“薄情寡義”“以生民的鮮血澆灌自己的功業”等罵名。因此商鞅的極心、盡公，除了加深擁護改革者的支持外，還能致使權貴、體面人的歇斯底里，乃至最終被這些人以侵犯人權等罪名將他車裂。

　　(3)就秦孝公對商鞅的支持看，秦孝公作為新君：其一，需要他大哥嬴虔的支持(秦國二號人物、在軍中有絕對權威)，然而在繼承“大位”時，他倆就有些芥蒂，且發生太子殺人而由嬴虔受過被商鞅挖去了鼻子的事件(嬴虔還算是君子，但此后卻與商鞅成了冤家);其二，還需要“老世族”頭領甘龍支持(前朝二號人物、在朝中很有影響力)，而這個家伙極仇視改革，背后常使壞，如太子對抗“廢井田”、殺村民犯罪等，都是他鼓動出的事，對此孝公也無可奈何;其三，不能冒犯維護弱勢群體的 墨家鉅子組織，他們還以除“暴君”“暴政”為己任，變革開始，因為嚴打，結果孝公、商鞅就險些被他們誅殺;其四，改革尚需“摸著石頭過河”，秦孝公并沒形成不動搖的信仰，還抱著試試看的心理，變法一旦失敗，輕則秦孝公要交出君權、重則會亡國滅種，因此，秦孝公不經過民主集中制，也不可以說一不二。面對變法，秦孝公與商鞅一樣如履薄冰，而且秦孝公比商鞅還要年少2歲。

　　再看一看墨家對秦國的影響。引用國史大師何炳棣《國史上的“大事因緣”解謎》的論文說：“本人通過史料解讀和論證認為，從獻公起秦國開始轉弱為強，主要應歸功于墨者的幫助”，“經過數十年來中西方學者的研究，墨者與統一之前的秦國有密切關系已成為定局”，“根據本人的多年考釋，獻公即位后的第四年,獻公與墨者應即開始合作，而且關系如魚得水異常融洽。所以，城防要區集軍政大權于一身的‘守’都以墨者甄選，之下的‘尉’也由墨者充任。”(2010年5月13日，在楊振寧主持下，清華300多位師生聽他講解了這篇論文)。論文還指出，秦獻公(秦孝公之父)時代，人民自鄉里而上服從各級的“政長”、各級“政長”都服從于君上，就成為秦國一體化中央集權政體理論與實踐的張本，這些都是受墨家思想的影響;墨者還參與到各級官僚機構中，貫徹“上同而不下比”、“連什伍而同其罪”以及為朝廷決策提供民情等。何炳棣還糾正了荀子的說法，即認為墨與秦的合作應該有五代而不是四代。《光明日報》也刊載了何炳棣的這篇論文，并加了編者按說：“我國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大事因緣’應該是墨者協助秦國完成統一大業，而本身卻消融于時代政治洪流之中。秦國轉弱為強，人們一般都歸功于商鞅變法，但事實上應歸功于墨者的幫助”。

　　根據史料推測，墨家與秦國建立深入合作，應該是墨子死后發生的事，然而墨家子弟仍然能在秦國幾代人中贏得很高的威望，如秦獻公時代，獻公給了墨家對“貴室子”(貴家弟子)的管理權，“貴室子”在戰場上失職時可以直接斬殺;秦孝公時代，孝公的后夫人玄奇(墨家子門級人物)、商鞅的貼身侍衛荊南等都是墨者;秦惠王時代，墨家鉅子腹的兒子殺了人，在法大于情的秦國，惠王還親自出面為腹的兒子求情等。

　　一般來說，一個社會取得飛越性發展，一定是有多方面的正能量聚集，那么，秦國崛起是不是也因為有商鞅與墨家的正能量聚集?筆者認為，也是如此，因為：

　　(1)歷史上，雖然墨家、法家都與儒家有過激烈的斗爭，但是墨家從不輕視法家，而法家也一向敬重墨家。

　　(2)沒被歪曲的商鞅與墨家都有一種“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風骨。

　　(3)商鞅與墨家思想的“三個代表”相同，即都能夠以“代表秦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都致力改變抑制人民群眾士氣的舊社會文化而創造能促進人們主動進取的新社會文化)，都能夠代表秦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在秦國只能靠自力更生而不能以‘堅船利炮’增強國力時，都重視發揮人民群眾的創造力并籍此發展秦國的生產力)，都能夠代表秦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商鞅把‘愛民、便事’作為變法根本目的，墨家則把替人民說話視為根本責任)”為使命。

　　(4)就商鞅來說，精于“對事”而不精于“對人”、“理性”有余而“溫情”不足、有頂層的信任卻沒有中基層的基礎，那么，沒有墨家的認同與支持，作為“空降”到秦國的職業經理恐怕很難以“存活”，且很難得到大多數人擁護。而墨家在商鞅之前就已將“支部建在秦國上”，在人民心中已被視為“救星”，在朝堂之上秦孝公也要買帳他們的帳，就連甘龍之流對他們也忌憚;同時，墨家有一支為除暴安良而義無反顧的劍俠武裝，就連他國政要對陰謀詭計都因此而有收斂。

　　(5)就墨家來說，所持的政治主張并不能治根本，他們“兼愛”之心尤佳但是采用的措施不足，只能做到小仁政而不能夠實現大仁政，只能夠揚湯止沸而不能夠釜底抽薪，他們為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而慣用的措施是：一是靠“文宣”，即灌輸“兼愛”“尚賢”“尚同”“非攻”“節用”等思想(即宣傳平等關愛、任人唯賢、民主決策、反對侵略戰爭、反對浪費等)，以望讓統治者“人性化”;二是靠“武衛”，即對那些不講“人性化”的“暴政”“暴君”用誅殺方式加以威懾。而商鞅變法卻觸及到了“生產關系革命”，如“廢井田”“改封地”“除奴籍”“論功授爵，取消世襲制”“官民同法”“極心盡公”“依法治國”等，都能從制度上根本保障“仁政”。因此，商鞅與墨家組織應可以形成親密合作，而且商鞅得到了墨家組織的配合應如蛟龍得水，墨家組織逢遇商鞅，應如水得蛟龍。

　　那么，墨家組織能為商鞅提供多少體量的“水”?通過以下可以知曉粗略：

　　(1)墨家具有什么樣的精神?墨家是一種“拿起槍能戰斗，放下槍能干活”、并致力于捍衛社會公平正義的組織。他們講人人平等，沒有師祖、師爺、師父、徒弟等級之分，在墨子時代，只有墨子被稱為師傅，其他一律互稱師兄師弟，并按照才能分為子、丑、寅、卯四個門別，子門弟子需要“文、武、工”造詣都很高(可以領銜在世界各國建分部)，丑門弟子側重文(研析政治或科學)兼修武，寅門弟子側重武(研習軍事與劍術)兼修文，卯門則全是少年弟子(半工半讀，長大后視其特長列入各門);四門弟子之外還有虎門，他們是些不識字、不擅言傳的特異之士，個個都有精湛的劍術和搏擊術。墨家都以“言必信，行必果”“上同不下比”作為信條，能為取義而舍棄一切。

　　(2)墨家在秦國的基礎。因為一次偶然事件使獻公決定將墨家組織請進秦國，即楚國陽城君失國、墨家鉅子孟勝183人因此而集體殉義，這件事震撼了秦獻公，因而決定了將墨家的“支部建在秦國上”，之后約140多年，秦國便有“官僚機構”“民僚機構”雙元組織在共同推動秦國事業的發展。

　　(3)墨家如何打造組織戰斗力?一是嚴把“入黨”關，選擇有社會正義感、道德良知，尤其是選擇受到了階級迫害、戰亂失家而留下的孤兒(如荊南)，墨家撫養他們成人、教他們學本領、培養為受苦難的弱勢群體而赴湯蹈火的精神，還給他們田地，要求自食其力，讓他們深入勞苦群眾以造成體恤人民、厭惡擄掠的品格;二是用家長式的感情關心他們、教育他們、尊重他們——給他們歸屬感，盡量消除對“保健因素”的不滿情緒——以形成一體感，同時還用墨翟主義理論如“兼愛、非攻、尚賢、尚同、天志、明鬼、非命、節用、節葬”思想教育啟發他們，使他們產生更高層次的馬斯洛需要、成為有利于社會的人;三是從鉅子到一般成員，都同吃同住同勞動，鉅子以身作則、不搞特殊化;四是以“上同不下比”“言必信，行必果”作為信條，即以民主集中制的方式，讓人人充分表達意見，進而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下不周比、不勾結，對于承諾的事須不折不扣地執行;五是有嚴格的“家”法，對違背墨家思想與信條的弟子，由“中紀委”嚴格處以重刑重罰(如玄奇、荊南不執行對秦孝公與商鞅的討伐令就受到了懲罰)。

　　(4)墨家為商鞅變法創造的有利條件。一是在秦國軍隊中，據何炳棣研究：獻公時代“即對墨者充分信任，以致墨者似乎成為秦國軍隊的全能干部和嚴格紀律的執行者，被聘的墨者也一再表示對獻公效忠之忱。平時對‘貴室子’表面上予以優待，而事實上嚴加看守，敵軍來攻時，令貴室子居高樓上作偵查與守候工作，‘失候斬’。其他‘守城之重禁’和‘大奸之所生’‘具以聞于上’。墨者對秦中央集權消除異己方面的貢獻是不容懷疑的。總而言之，墨者對秦國軍事上轉弱為強的重大貢獻，在獻公晚年與魏戰于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的大凱旋中得到了充分的證實”。在商鞅變法前，墨家已通過以戰止戰，為秦國創造了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二是在秦國政府中，墨者還參與到各級官僚機構中，貫徹“上同而不下比”，一方面代表百姓說話、另一方面為朝廷決策張目，同時防止了各級官僚對上陽奉陰違，對下蠶食百姓利益，并在貫徹中央政府的大政方略中，讓每一個墨者發揮“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隊”的模范帶頭作用。

　　秦昭王時(約在商鞅死后80年)，荀子出訪了秦國，并給秦國以世外桃源般的評價。據《荀子·疆國》記載：范睢問荀子：“入秦何見?”荀子回答：“(邊防)其固塞險，形勢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順，古之術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入其門，入于公門，歸于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朝間，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文中的“四世”是指從獻公到昭王的四世，是墨家“支部建在秦國上”的四世。這從側面證明了墨家有功于秦國在商鞅之前，同時能否說明商鞅死后80年秦國政風還保持如他在世時與墨家的堅守有關聯?

　　《大秦帝國》作者、原西北大學教授孫皓暉說：“中華文化的高原是春秋戰國，而在這個高原上占居最高峰的就是大秦帝國”。然而，大秦帝國是在華夏史上競爭最慘烈年代，并是在秦瀕臨滅亡時歷經160多年8位國君的接力才登上巔峰的。這160多年間，可謂天驕的只有嬴政。那么若沒有墨家幾代人的矢志不渝，秦能否占居最高峰?墨家組織到秦之后，僅“領導交接班”就出現過7次，而且多有波瀾——獻公傳為給孝公廢長立幼，惠文王繼位后車裂了其亞夫商鞅，武王暴死在外秦數日無主，昭王接兄位長治了56年算比較平穩，孝文王年邁繼位1年即亡，莊襄王繼位3年又亡，秦始皇是8歲即位，其中至少出現過3次主少國疑或主弱“國疑”。但是秦國政權卻能保持平穩過渡，國策能保持100余年不變，那么能夠守住局面與墨家“支部建在秦國”沒有內在聯系嗎(墨家有一項長處就是守成)?然而遺憾的是，秦統一中國之際，嬴政改變了很多價值觀(不僅是“兼愛”“非攻”，還有“節用”“節葬”等)，這令墨家難以接受;之后，嬴政“兼儒法”，自此墨家便淡出了秦國政壇。然而更遺憾的是，在墨家組織撤走后約十年大秦帝國——曾將人類精神文明發展到最頂峰的國家卻出現了最齷齪的君權交接班問題，以致使這個曾創造出世外桃源般景象的國家徹底覆亡。

　　總之，大秦帝國能160年之久自強不息、政通人和、“上同不下比”、“文官不愛財，武官不惜死”，并始終保有一支天下無敵的強大軍隊，且以勞動創造實現了強國夢，不能說與墨家及其對商鞅思想一貫堅守沒有關系。墨家不是靠一個人的力量，而是靠組織的力量。她有“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品質，還有“言必信，行必果”的風格。她以維護自力更生、反對擄掠主義作為使命，能讓人民相信勞動創造可以實現“個人夢”，還能使秦國上下一心。固然不能否定商鞅變法的作用，然而墨家退出秦國后，已扎根于秦國的“法治”思想，卻奈何不了一個胡作非為的太監趙高。如今我們哪一家企業不需要有一個和墨家相似的組織，而“支部建在連上”就可以成為這樣的組織——它與墨家一樣，也是一個有自己政治信仰的組織，且都有共同的價值觀與相同的奮斗史。

　　今日人文始祖又惠我華夏，雖沒有商鞅再世，但卻送來了馬列主義。為踐行這一主義，中國仁人志士又成立了近乎墨家組織的政黨，也創建了一支“拿起槍能打仗，放下槍能干活”的軍隊。尤為可喜的，這個黨已不只是大秦帝國的參政黨，而成為領導中國事業的核心力量。更為可喜的，新一代領袖上任伊始又旗幟鮮明地指出：“人民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與“行大道，民為本，利天下”。

　　從現代管理需要，看“支部建在連上”的作用

　　我們黨是出于“喚醒工農千百萬同心干”目的而將“支部建在連上”，如今她又把“支部”建在企業職工隊伍中，目的可謂還是“喚醒工農千百萬同心干”。它具有任何組織無可比擬的組織能力、動員能力與影響力，并可使企業產生出卓越的執行力。隨著企業越來越重視“人”作用、并看好軟實力，它在企業當有更大的用場。

　　西方企業意識到人是生產力首要因素后，尤其是將管理由“資產”為中心轉移到員工身上的企業，深深感到，只能得資方信賴不能得勞方信賴的“科層制”，只通“經濟與業務”不通“人文與人事”、只擅于“硬管理”不擅于“軟管理”的“一長專制”，已難以再駕馭企業管理。

　　1948年，美國著名企業家、現代組織理論奠基者巴納德(德魯克、李克特、西蒙、孔茨等皆受過其思想啟發)，在《組織與管理》書中說，要使工人具有活力，就要請工人中產生的“非正式組織”與“正式組織”配合。對此他說：“正式組織是保持秩序與一貫性所不可或缺的，而非正式組織是提供活力所必需的。兩者是協作中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兩個方面”。巴納德所說的“非正式組織”是指既被工人視為“娘家人”“主心骨”、又能與行政機構同舟共濟與密切配合的一種組織。然而在美國，企業找不到這樣的組織。而今它們只能讓“人事部”代行這種組織的職能，為了讓員工親近“人事部”，還將之換了個名叫“人力資源部”，要求其增強以文化人能力，同時要求各級管理者提高溝通能力與親和力，走動式管理，允許員工參與，然而行政機構屬下的“人力資源部”及各級管理者必定不是員工的“娘家人”與“主心骨”。

　　日本采用溫情管理后，把之前視若仇敵的工會轉變成“朋友”，期望工會能為“管理階層”與“工人階級”之間架一座橋梁，以圖在沒有足夠資本購買勞動力時，讓工人階級與企業成為“命運共同體”和“親如一家人”。結果令日本二戰后創造了經濟奇跡，還把其宗主國企業趕下了全球霸主的寶座。如今日本工會成了管理階層與工人階級之間的“減壓閥”，并被正式確立下來。然而由于企業只是把工會當作“朋友”看而非“戰略伙伴”，只給了工會些許的監督權、而不讓其介入重大決策，因而，當看到工人受委屈時，工會也只能把他們請到“宣泄室”，對準假想的管理者發泄不滿。日本企業工會的最大能耐是，每年可組織一次“春斗”，把管理階層中的“首惡分子”拉出來，讓工人階級“斗一斗”，但是這只能讓工人們消消氣，而不能解根本的怨結，更不會因此就能將勞資雙方捏合成為“一家親”。尤為欠缺的，日本企業工會不具有“軟管理”能力，不擅長以文化人，更不能把員工中的先進分子組織起來、并轉變成可為“命運共同體”奮斗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與作戰隊。

　　回看我國，卻有一種特殊組織。它既能履行日本工會職能，又可以履行美國人力資源部職能，還能與行政機構同舟共濟與并肩協作;它不僅被工人階級視為“娘家人”與“主心骨”，在以文化人方面還具有舉世獨到經驗，同時能夠把隊伍中的先進分子組織起來、并轉變成可為“命運共同體”奮斗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與作戰隊——它就是“支部建在連上”。它的產生，不是受西方管理教科書啟發、而是受本土管理經驗啟發，不是自上而下派設的、而是由工人階級隊伍中選出的。它不僅擅長“軟管理”，還能結合行政的“硬管理”實現“隆禮重法”，并可以把“出資人、管理者、技術者、勞動者”捏合成一家人。尤為可貴是，它還能夠“全面發展人”——主張建立“圣潔”組織，并采用按勞分配、人文關懷與思想引導等措施而令人們實現“自我管理”乃至成為“自我實現人”。革命年代，它與人民軍隊“正式組織”親密合作，因此把馬克思也認為難以捏合的“小農”聚結在一起，并造成“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的凝聚力與戰斗力。如今，它又與哇哈哈、正泰、韓建的“正式組織”親密協作，因此又能把“農民工”“空降人才”“黃昏人才”捏合在一起，在較短時間使這些企業擁有數萬之眾的可與我國一流國企比文化、還可與跨國企業比競爭力的“產業軍”。

　　巴納德還為“非正式組織”設想出如下職責：(1)從事正式組織所不便溝通的意見、資料和信息;(2)培養成員的忠誠、對權威的認同、維護組織團結;(3)借助于“非正式組織”的互動關系，避免“正式組織”控制過頭或過濫，以保持員工的人格與自尊和一定的獨立選擇力。然則，巴納德的設想在美國只能是一種夢想。此外，巴納德在《組織與管理》書中還說：“經理人員想成為企業的核心，就必須要有‘權威’，而欲獲取這種‘權威’，就必須要建立和維護一種有效的信息交流溝通系統，該系統既能確保經理人員及時掌握作為決策的民意信息，又能保證指令的順利下達與執行”。那么我們黨將“支部”建在企業員工隊伍中，通過黨員與群眾的水乳交融，能否“既能確保經理人員及時掌握作為決策的民意信息，又能保證指令的順利下達與執行”，并還能維護經理人的“權威”?

　　前蘇聯也可以通過把“支部”建在企業職工隊伍中而實現巴納德以上設想，然則其否定斯大林與親美后，卻照搬了美國“福特制”。“福特制”是什么貨色?它是以“經濟人”作人性假設，以“資”為依歸，以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作為基礎而構建的一種管理模式，即典型的“科學管理模式”。蘇聯照搬這種管理模式后，也重物輕人、管理以資產為中心、以“胡蘿卜加大棒”對治，要求下級絕對服從上級，領導體制也是“科層制”，日常管理是“一長專制”與就經濟論經濟。自此以后，蘇聯不準黨組織介入企業管理，也不準對職工人文關懷與思想引導，只準做“黨建”“黨務”且對企業意義已不大的工作。結果“官本位”“等級制”又在蘇聯企業抬頭，人企矛盾、干群矛盾、分配矛盾也如同美國傳統企業。即便美國進行了“管理革命”，蘇聯也沒與時俱進或“反正”。如此然，不僅使前蘇聯生產關系與經濟基礎漸漸退了社會主義成色，還使蘇共與工人階級漸漸斷了相依為命的聯系。并出現在美國企業越來越重視管理人性化、而令生產力由低轉高，蘇聯企業卻越來越不講管理人性化、而令生產力由高轉低。

　　對于從工人階級中產生的“非正式組織”的作用，梅奧在《工業文明的人類問題》書中也說道：“非正式組織有利于滿足人的社會需要，因此，非正式組織的社會影響比正式組織的經濟誘因對人有更大的影響力”。我們黨建的“支部”就能很好滿足人的社會需要，還能為企業奠定“德治”基礎，進而產出比“經濟誘因”更大的影響力。此外，基于“支部”建在職工隊伍中行政，還能使職工隊伍產生“勇敢、堅定、團結、友愛”的品格以及“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作風，這已在大慶、娃哈哈得到驗證，而這種品格與作風也是如今每個企業最需要的。

　　我們黨是建國初期將“支部”建在職工隊伍中，曾幫助企業妥善解決了人企(勞資)矛盾，迅速恢復了生產。我國照搬蘇聯據“福特制”制定的“馬鋼憲法”期間，也排斥過它。然而發現職工隊伍也失去了活力后，我們黨先號召企業學習“鞍鋼憲法”，后又制定出《工業七十條》，藉此正式確立了黨組織在企業的位置與作用;因此出現了“黨政”并肩協作的大好局面，保障了企業以人為本與以文化人的需要，還使我國工業出現了世界鮮有的高生產力(率)。然而，隨著《工業七十條》被束之高閣，我國企業對黨在企業的定位與作用認識越來越模糊，尤其是自由主義經濟學浸入了我國企業領域，并在處理“人”與“物”的關系時把“物”放在首位、在處理干部與群眾的關系時把干部放在首位、在處理思想建設與制度建設的關系時把制度建設放在首位、在處理工作任務與人際問題的關系時把工作任務放在首位，由此之后，我們黨在企業更無所適從，也因此使人力資源管理在我國企業難以推進。如今我國大多企業管理模式已與“福特制”同出一轍，由于這種模式只設“科層制”，因此容不了我們黨在企業的存在。華為、中興也建立了黨組織，然而卻被美國人說為了政治目的。我們也有一些人說我們黨在企業只能為政治服務。那么何謂政治?孫中山說：“‘政’就是眾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的事就是政治”。我們企業何嘗不需要黨在企業管理眾人的事。如今西方發現企業“就經濟論經濟”失靈后，已把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等等都搬到了企業，又何曾沒用“政治”管理企業。

　　關于政治，有人總結出八種手段：一是強力手段，即用武力征服人，以獲得統治他人的權力;二是經濟手段，即用財富利誘人，以獲得支配他人的資格;三是觀念手段，即用道義或道理說服人，從而使他人行為與自己或組織保持一致;四是感情手段，即用真情與友愛感動人，從而使他人心甘情愿與自己或組織保持一致;五是制度手段，即用公權與規章約束他人，從而使他人與自己或組織保持一致;六是乞討手段，即用乞求的方法使他人產生憐憫，從而誘使他人就范;七是欺詐手段，即編造事實引誘他人上當，從而誘使他人盲從;八是無賴手段，即用潑賴的行為使他人在無奈中退卻，從而迫使他人屈從。

　　那么，我黨在企業采用了哪些政治手段，它對員工講“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誘之以利，約之以法”，即重視用感情手段、觀念手段、經濟手段、制度手段：(1)在感情手段或“動之以情”上，通過“大家庭”而“齊家”，以賦予員工真感情，讓人人都有一體感，并得到社會需要。同時還講平等、公平、民主、友愛。歷史上，“革命大家庭”產生過比“宗氏大家庭”更積極的影響，得到它的溫暖者一提“組織”都別有一份厚重，一想“我是有組織的人”，一般都能產生出自豪的神情。(2)在觀念手段或“曉之以理”上，通過思想政治工作而讓人們：一曉社會道德與倫理，二曉“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集體主義之理，三曉平等、公平、民主、友愛的人際關系之理，并按照這些“理”而制定制度與規范。它還重視用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教育與引導人，并重視抓黨員模范、干部“修身”，進而使人人自覺接受這些“理”及制度規范。(3)在經濟手段或“誘之以利”上。它通過按勞分配、按需分配而兼顧效率與公平。對于按勞分配，如：工人采用8級15檔工資、干部采用23級工資，還能根據德、能、勤、績定級與調整，市場經濟后又實行了效益工資，這是初次分配，以保障“企業相關者利益最大化”。對于按需分配，在物質不充裕時，救濟、體恤金等就體現了這一原則，旨在扶弱濟傾、救死扶傷;在物質充裕時，如韓建對韓村河人的住房等福利分配，也體現了這一原則，這是二次分配。那么，與“談判工資”或“最低工資”相比，這兩種分配方式是否更能動人，更能促成“利益共同體”，更能發揮人的生產力?我黨還不屑用“密薪制”，而公開、公正地采用“工資刺激”鼓勵人們公平競爭，以發揮工資的經濟杠桿作用。(4)在制度手段或“約之以法”上，為步調一致，培養出良好作風，以“民主集中制”方式制定出規章制度，如“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美國的科學管理以“胡蘿卜加大棒”(即：利益+契約)兩種手段對治員工，因此誘變員工成了“經濟人”，又因此只能產生“經濟人”生產力;日本溫情管理以“情感第一，利益第二，約束第三”三種手段對治員工，因此使員工成了“社會人”，又因此能產生“社會人”生產力;美國文化管理以“誠信第一，說理第二，利益第三，約束第四”四種手段對治員工，因此不僅誘變員工成了“社會人”，還使一部分員工成了“自我實現人”，又因此產生出“社會人”與“自我實現人”的生產力。由此不難得知，采用文化管理的美國企業競爭力，會超過使用溫情管理的日本企業競爭力;使用溫情管理的日本企業競爭力，會超過后期采用科學管理的前蘇聯企業的競爭力。那么可否認為，只有管理精細化到“情感+說理+利益+契約”才能更充分發展人，進而更充分地發揮其生產力?我們黨的管理已精細化到了“情感+說理+利益+契約”這四種手段。

　　管理手段源于管理思想，管理思想又源于對人認識，包括人的價值、本質與需要的認識，對此我黨比西方都先知先覺：(1)關于人的價值，我們黨各個時期都有精辟論斷，如“兵民是勝利之本”、“人是第一可寶貴的”、“人民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等。其承繼了儒家“民為貴”思想，也接收了馬克思“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思想。為發揮“人民”生產力，還樹立了“為人民服務”宗旨。(2)關于人的本質，我黨認為環境與教育可造就人。既承繼了儒家人性說，又接受了馬克思人性說。因此她相信，在國民黨軍隊殘害人民的士兵，到人民軍隊會保護人民;在舊中國剝削工人的民族資本家，新中國能成為“紅色資本家”;在舊社會欺壓人民的“末代皇帝”，在新社會能成為人民的一分子。(3)關于人的需要，我黨認為人有物質、情感、精神等多重需要，既有馬克思觀點，又有儒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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