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國共產黨誕生已經九十周年，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作出了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決議，提出了文化大發展的宏偉構想。文化內涵復雜，層次繁多，表現萬千。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只有核心的意識形態領域取得重大的突破，我們的文化面貌才能夠煥然一新。新世紀以來，國際意識形態之爭不但沒有隨著冷戰的結束而銷聲匿跡，“文明沖突”、“顏色革命”和“臉譜運動”層出不窮。在這場精神領域的“鴉片戰爭”中，中國文化明顯處于守勢，甚至有被動挨打之感。究其原因，是因為我們至今對自身的歷史還沒有找到一整套合理的論述，無論天命觀、唯物史觀、革命史觀、西方史觀都顯得格格不入。尤其要緊的是，如何梳理辛亥革命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脈絡，如何解讀中國共產黨誕生壯大、革新變化、成敗得失，已經成為了一個刻不容緩的課題，直接關乎到當前政權的合法性和延續性。為此，我們需要徹底解放思想，破除“外來”的大帽，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求中國共產黨的情感基礎、存在根源、行為動因、組織方式、優勢缺陷。長期以來，文化界已經有很多人注意到了中共與墨家在精神氣質上的驚人相似性，而“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也與“解放全人類”的宏志本無二致。常言道：盛世無闕事。繼往圣，興絕學，本身就是中國知識分子自覺的行為意識。為此，深入發掘墨家學說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關系，正當其時；而以下十大方面，則是重點的探討領域。　　

一、墨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成分，對塑造中國人品質做出了突出貢獻　　

一切文化的載體都是人，而人格的塑造就是文化的基本任務之一。什么樣的人才是中國人？不同的時代有著不同的判斷標準。上古時期，中國人的標準是服飾，是“禮儀之邦”的“衣冠之族”；封建時期，中國人的標準是倫理道德，是“仁義孝悌”教化下的天朝臣民；近代以來，在西方列強的沖擊之下，中國人成了一盤散沙似的“東亞病夫”；建國之后，毛澤東將中國人的特質精煉概括為“勤勞勇敢”四字，并被社會大眾沿用至今。我們發現，“勤勞勇敢”正是墨者的本質，而“好逸惡勞”才是儒者的天性。先說“勤勞”，《墨子》明確提出了勞動是人與動物的最大區別，“今人與此（禽獸）異者，賴其力則生，不賴其力則不生。”與恩格斯的觀點驚人一致；墨家的君子標準是“夙興夜寐”“強力生產”，而儒家的君子則是“五谷不分，四體不勤”，孔子甚至辱罵過向自己請教稼穡之術的弟子，并提出了“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觀點；再說“勇敢”，墨家的君子要赴湯蹈刃，舍己救人，義不顧身，史書上多次記載了墨家子弟見義勇為的事跡；而儒家的君子卻信守“不敢為先，不敢為后”的中庸之道。顯然，如果按照毛澤東的標準，中國人的精神特征更貼近墨家而與儒家相去甚遠。　　

當我們將目光放遠，從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來觀察，就會發現諸多在儒家史學觀下被忽視、扭曲、粉飾和掩飾的真相。任何民族的歷史都從神話開始，西方早期神話導致了宗教的產生，而中國文化的本質是無神論，尤其是否定一神論，這是因為中國神話中的諸神其實就是我們自己偉大的祖先，無論補天者女媧氏、播種者神農氏、造車者軒轅氏、治水者夏后氏，他們都是偉大的開創者或發明家，胼手胝足，蓽路藍縷，不以勞作為苦，只以建設為榮。他們之所以能夠受到萬世敬仰，并不是因為真地具有了什么呼風喚雨的超自然能力，也不完全如儒家所宣揚的具備了某種“德行”，而是他們興利除弊，澤及蒼生，造福大眾，將公共利益放在了個人利益之上。這種艱苦奮斗、自強不息、犧牲奉獻精神，就是墨家思想的源頭，并直接促成了墨家的最高宗旨“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的形成。因此，墨家思想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著非常悠久的文化傳承和深厚的文化積淀，而不僅僅如古代史學家所言從“清廟之守”演化而來的周朝官學之一?！　?/p>

墨家作為一種學派，誕生于“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時期。從誕生之初，墨家就積極參與社會管理、努力提高生產力、竭力維護國際和平，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墨家創世人墨翟生前被尊稱為與孔子并列的“北方賢圣人”，也是五千年來公認的個人品行最高尚的中國人之一。在先秦諸子中，墨家對世界的探索態度最為積極，取得的成果也最大。墨家不但關注社會科學，而且關注自然科學，在機械、力學、光學、邏輯學、軍事工程學等領域進行了艱苦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原理和概念，并精心設計了實驗來進行證明，其成就遠遠領先同期的世界水平，達到了中國古代科學的最高峰，徹底否定了古代中國“只有技術而無科學”的論斷，展示了中華文明的無限可能性。兩千年來，在墨家的影響下，這種對客觀自然的探索精神始終在民間扎根發芽。我們今天引以自豪的“四大發明”，不是來自于廟堂諸公、狀元進士、文人雅士，而幾乎全部來自于名不見經傳的普通勞動人民和工匠之手。而這一群體，正是墨家的天然信徒和熱情追隨者。　　

雖然墨家作為一個政治團體在戰國之后分崩離析，但是在漫長的封建社會時代，它作為一種隱形的力量，依然推動著中國社會各個方面的發展。為此，魯迅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文中，就曾這樣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并尊稱之為“中國的脊梁”。我們發現魯迅列舉的四類人中，至少有三類是墨者而非儒者。由此，魯迅要求讀者不要相信正史，而要自己去看“地底下”。這也從一個側面，提示我們創建一種全新的墨家歷史觀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五四運動”以來，“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高高飄揚，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主軸。而這兩個范疇在傳統的儒家思想中幾乎一片空白，反而在墨家思想中都能找到直接的印證，如墨子對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定義是“選擇天下賢良圣知辯慧之人，立以為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這與儒家承認改朝換代既成事實的“天命論”和帝王傳承“父死子繼”的血統論完全不同，展現了其超越時代的草根民主精神。也正是因為墨家具備了儒家所不具備的價值觀、方法論和精神特征，因此，墨家在現代中國又一次復興，并扮演了中國現代革命和社會變革的主導角色?！　?/p>

二、墨家思想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的重要精神來源之一，毛澤東思想是墨家復興的集大成者　　

按照傳統的觀點，“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睆狞h的政治理論、發展綱要、組織建設來講，這是完全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離不開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潮流。但是，對一個團體來說，政治理論、政治綱領、組織建設都屬于可變的因素，而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喚起千千萬萬群眾投入到革命中，必然另有觸動人心的“扳機”。在這里有幾點需要深入思考：一、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其主要支持者并非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中的產業工人，而是絕大多數沒有受到現代教育的底層農民，他們對傳統文化的認知顯然要遠遠超外來的高深理論，卻自覺地成為了中共最堅決的捍衛者。顯然，如果不是中共喚起了群眾心中深處的追求公平正義的精神，是不可能光靠描繪共產主義遠景、采取分田分地的措施來推動革命，因為“均貧富，等貴賤”和“均田免糧”的口號，在中國歷代農民起義中已經不是什么新鮮事物了。二、以共產國際的指令為圭臬的教條主義在中國革命中完全照搬蘇聯的經驗和模式，結果在實踐中遭到了徹底的失敗，直至最終被清除，說明了中國革命自有其內在的規律，而這種規律必然符合中國文化發展的方向。所以，中國革命的本質，與其說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部分，不如說是中國傳統文明在工業時代一次洗心革面的“自我革命”或“自我救贖”。三、革命時代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精神面貌上具有三個特點：徹底推翻舊世界的決心、嚴密而活躍的集體行動、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而這恰恰是墨家一直倡導和遵循的生活方式。四、中共建國之后，不斷面臨嚴峻復雜的局面，正反兩面教訓很多，政治綱領進行了多次重大修改和調整。但是，中共始終能夠與時俱進，其基本特征始終沒有改變，呈現出了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迥然不同的特點和頑強的生命力，而這種特征卻很少在其它共產主義團體中得以展現，也很少能夠被復制（即使能夠被復制也僅限于深受中華文明影響的幾個周邊小國之中），這就更加印證了中國共產黨的本土屬性?！　?/p>

那么，這種內在的精神究竟是什么呢？我們認為，是墨家思想在近代中國的偉大復興，給中國文明帶來了新的生機?！　?/p>

傳統墨家衰亡的原因很多，概括而言，政治上：秦統一中國后，大一統格局已經成為了一種基本專制模式，任何帝王絕不能容忍墨家這種超越血緣、超越階層、超越王權的半軍事化、緊密團結、特立獨行的政治團體的存在；經濟上，重農抑商的結果，整個中國成為了私有的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宗法統治下自給自足的基層單位，已經無法催生新的社會力量；文化上，知識分子醉心于仕途，成為王權的附庸，缺少獨立的批判精神，又不屑與從事科學研究和發明創造，墨家在知識階層中被排斥為異端，徹底失去了影響力?！　?/p>

鴉片戰爭之后，中國面臨著生死存亡的危機。政治上，封建體制搖搖欲墜；經濟上，小農經濟土崩瓦解；文化上，儒家思想成為了腐朽的代名詞。這一切，都為墨家的復興創造了契機。在那樣一個時代，婚姻、家庭、倫理等個人問題和種族存亡、文明興衰、自強御侮的公共問題交織在了一起，局部的調整和改良已經無濟于事，只有對中華文明進行一次剔骨洗髓的革命才能獲得新生。于是，復興后的墨家高舉起“利天下”的大旗，自覺投身入民族獨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歷史進程中，逐漸與中國共產黨這一全新的以“解放全人類”為最終目標的政治組織相融合，并奠定了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基礎和精神特征?！　?/p>

由此，我們認為，在百年波瀾壯闊的革命浪潮中形成的毛澤東思想，就是復興的墨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墨家思想以實際的效用為準，講求“義利一體”，反對空洞的說教、虛偽的修飾和形式的禮儀；毛澤東思想將其提煉為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等重要工作方法。墨家代表社會底層的利益，在中國歷史上首次提出了全社會共同參與公共事務的理念；毛澤東思想在政治領域的最大成果，就是新民主主義，它一方面強調共產黨的階級屬性和領導地位，同時明確了各個階級共同發展的政治協商原則。墨家是諸子百家中最重視經濟生產的一派，強調人的勞動屬性，鄙視不勞而獲，并最早勾畫了公有經濟的雛形；而毛澤東思想在經濟領域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摧毀了宗法制度和土豪鄉紳控制下的農村經濟，建立了以公有制尤其是以土地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從而為中國工業化和改革開放打開了通道。墨家一開始就是以反儒的面目出現，其主張甚至刻意與儒家處處相反；而毛澤東思想在文化上繼承了“五四運動”的成果，其最重要的主張就是反封建，尤其是其主體儒家思想。　　

在今天，復興的墨家思想對我們社會生活中的各個領域都產生著深刻的影響。墨家倡導無差別的“兼愛”，我們今天創造出了“人民”這一概念，提出了“全國人民大團結”、“世界人民大團結”的口號，樹立“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社會公德；墨家倡導“非攻”，我們今天確立了積極防御的國防政策，和平共處的外交原則；墨家倡導“尚賢”，我們今天選拔各級干部以德才兼備、公平選拔為準則；墨家倡導“尚同”，黨章中有“個人服從集體，全黨服從中央”的嚴格紀律；墨家倡導“非命”，我們強調“人定勝天”的主觀能動性。甚至墨家相對次要和零碎的一些枝節主張，如墨家倡導的“節用”，我們過去有“鋪張浪費是最大的犯罪”的口號，今天有“合理適度消費”的宣傳；墨家倡導的“節葬”，我們今天也將火化而不是土葬當做遺體處理的基本政策。　　

今天，當我們回顧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曾經涌現出的無數英雄模范事跡，就會發現無論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雷鋒精神、艱苦卓絕的長征精神、自力更生的大慶精神，還是勇攀科技高峰的兩彈一星精神、為治沙而鞠躬盡瘁的焦裕祿精神，都完全符合甚至放大了墨家極力推崇的“摩頂放踵”“席不暇暖”的奉獻精神，這顯然絕非偶然?！　?/p>

三、澄清墨家思想與“馬列主義中國化”之間的關系，為中共長期執政奠定理論基礎　　

墨家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獨樹一幟，但是縱觀人類歷史，與墨家有著相似的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政治團體卻絕非一家。十九世紀，正是在一個與中國墨家有著類似性質的國際正義者同盟的基礎上，馬克思建立了第一共產國際，并提出了科學共產主義理論。之后，列寧主義首先在俄羅斯取得了成功，帶動眾多落后國家走上了革命道路，沉重打擊了橫行世界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法西斯主義，為人類解放和進步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同時，由于自身理論的局限性和模式的僵化，列寧主義在冷戰之后逐漸轉入了低潮。但是，一種理論的失敗，并不意味著這種探索活動本身的失敗。就像牛頓的經典理論無法解釋高速運動狀態的物理現象，但人類探索宇宙的愿望永遠不會過時；馬列主義的經典理論沒有預言也無法解釋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新時代，但是人類追求解放的理想卻永遠不會過時。　　

讓我們將視線轉回到中國革命的歷程中，就會發現在涉及中國人民解放和建設的重大問題上，在中共每一個生死存亡的歷史關頭，馬列主義幾乎都不能為之提供有效的理論指導，也很少能夠提供可行的方法。比如，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破裂，中共自行決定開始獨立自主進行武裝斗爭；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共在長征途中自行提出了“北上抗日”的口號；解放戰爭時期，中共排除外來干擾實施渡江戰役，實現了中國大陸的統一；冷戰時期，中共創造性地提出“三個世界”的概念，確立了獨立自主的不結盟外交政策；十年動亂結束后，中共決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推進改革開放。這些重大決策，都是中共獨立做出的，在實踐中取得了良好效果，甚至多次挽救了中共的命運。相反，將馬列主義的經驗盲目照搬中國，卻經常造成災難性的后果，如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盲目的城市暴動，建國后仿照蘇聯集體化運動開展的“大躍進”和“公社風”等。　　

因此，我們認為，復興的墨家思想暨毛澤東思想，與馬列主義是一種并行的關系，是一種基于共同愿望、共同情感、共同追求而產生的共鳴，而不是簡單的繼承或者所謂的深化。換句話來說，馬克思列寧主義主義不是毛澤東思想的根，而只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產生起到了催化劑和營養液的作用。兩者同源于人類追求公平正義的理想，卻花開兩朵，各占一枝?！榜R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概念，更多的是中共在某個特殊的歷史時期的說法和產物，并非真實的歷史寫照?！　?/p>

所以，當我們把中國共產黨納入國際共產主義的潮流中來看時，一切都顯得格格不入；而只有當我們把中國共產黨納入中國文化自身的大系統來看待的時候，一切就豁然開朗了。中共推翻腐敗的國民黨統治，是兩千多年前“湯武革命”的翻版；中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依循了“文景之治”的休養生息政策；中共實行改革開放，汲取了漢唐強盛繁榮的經驗之道；而解放軍這支在人民心中具有崇高地位的軍隊，也符合古籍中“不敢與婦孺爭道”的“王者之師”的形象?！　?/p>

同樣，今天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絕非西方意義上的一黨獨大，也絕非封建王朝承認既成事實的“得天下者坐天下”，而首先是一種經過反復驗證的學說上的領導地位，其次才是政治上的領導地位。簡而言之，今天中國共產黨實際上實行的是一種“外儒內墨”的治國之道，它是歷史上長達兩千多年“外儒內法”的政治傳統的延續和更新，是中國文化在近現代痛苦的自我革新之后結出的碩果，自然具有長遠的生命力，而絕非一個貼著“真理”標簽的舶來品。唯有如此理解，我們才能夠為中國當前政治穩定和今后的改革勾勒出一個基本的框架，劃出一條可行的路線。

四、從墨家“道”與“義”的關系，重新審視中共歷史上“左”“右”傾思想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周易》中的這兩句話，以極其簡練的方式點出了中華文明的本質。對此，先秦諸子進行了不同的解讀，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陰陽論”。而古代墨家對此的認識更為深刻而全面。綜合而言，墨家認為，“天”是生生不息、變化無窮的，無論是自然規律還是社會規律，都需要我們不斷去探索，并通過實踐來進行檢驗，可謂是“道”；“地”是坦坦蕩蕩、平整四方的，無論是人與人、人與社會、社會不同群體之間的關系，都需要一種公平公正的態度去處理和平衡，可謂“義”。　　

墨家要“利天下”，那么就要同時完成“道”與“義”的實現。換句通俗的話來說，就是既要有創造財富（包括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的能力，又要能夠將財富公正公平分配到社會各階層中并適當照顧弱勢群體?！　?/p>

我們認為，“道”（客觀規律）與“義”（人民利益）的均衡關系，如同哲學中物質和意識的關系一樣，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命題，也是古往今來中國政治的基本問題，甚至可以解釋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多次路線之爭。　　

何謂“左傾”？何謂“右傾”？跳出原來的馬列主義窠臼，讓我們從“道”與“義”兩者的關系來進行判定，就會得出一種全新而明朗的解釋。在每一個歷史的重大關頭，需要同時兼顧“道”與“義”的均衡，一旦出現嚴重偏差就會造成路線失誤。其中兩種傾向最為典型：其一，是在并未深入實際的情況下，依靠經不起推敲的信息、照搬外來的經驗、甚至依靠領導個人的臆想和武斷，打著“義”的旗號，用簡單、粗暴、蠻橫的方式推進工作，違反了“道”的規律，無視“道”的存在，甚至背“道”而馳，最終也使“義”無法實現甚至受到了更為慘重的損失，這種“借義損道”或“假義害道”，正是各種“左”的思想來源；其二，夸大客觀困難，不能充分為“道”的實現創造條件，在困難面前不敢堅持斗爭和自主發展，甚至背棄了“利天下”的原則，采取損害“義”的方式來尋求妥協，從而喪失了主動性和主導權，這種“借道損義”“假道害義”，正是各種“右”思想的源頭?！　?/p>

在中共歷史上，“左傾”“右傾”都帶來了嚴重后果，但是相對而言，“左傾”的危害尤為嚴重，因為“左傾”往往在打著“義”的旗號，具有很強的欺騙性和蠱惑性，無視客觀規律，無視實踐結果，否定理性思維，甚至罔顧黨紀國法掀起盲目的群眾運動，是造成“文革”之類巨大浩劫的罪魁禍首。對此，鄧小平同志曾提出了“‘左’‘右’都要防，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著名論斷，又提出了“不爭論”的意見，實際上就是否定了各種以打著“義”之名而害“道”的沖動?！　?/p>

與之相比，“右傾”問題相對而言較為容易彰顯和改正，因為它主要在“義”這一方面出現的偏差，會很快在社會層面得以彰顯，如當前腐敗問題究竟有多嚴重，即使普通群眾也可以通過感同身受來下一個定論，不需要像“道”一樣必須通過艱苦的探索和充分的實踐來證實。更重要的是，在墨家學說已經占據了思想主導地位、中國共產黨處于領導地位的今天，一旦路線上出現了“義”的偏差，與“道”的偏差相比也較為容易糾正，可以使用的政治、經濟、司法、政策手段很多。因此，處理好中國當下各階層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實現經濟成果的共享，并非一件難以上青天的問題，關鍵在于一方面要排除某些既得利益階層打著各種偽裝的“道”的旗號（如“國際慣例”“自由經濟”等）進行阻撓，一方面要把握好尺度，不能矯枉過正，要尊重各個階層的正當權益，以免造成社會動蕩，傷害長遠的經濟競爭力。今天，面對著貧富差距日漸擴大的現實，長期以來勒緊腰帶壓縮消費，通過高儲蓄、高投資、高出口來推動經濟增長的模式顯然已經難以為繼，但是，那種在“藏富于民”“信用消費”“赤字財政”等動人口號下無節制的高福利制度，顯然也不是中國的國情所能夠承擔的，更與墨家的勤儉價值觀背道而馳?！　?/p>

五、墨家復興的政治路線是新民主主義，墨家復興的政權性質是人民民主專政　　

與諸子百家不同，墨家從創立開始就有了自己鮮明的階級屬性。在古代，它是勞作者（農民、工匠、下層知識分子）的代表；今天，墨家依然代表了財富（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直接生產者，包括了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從事生產、創造、發明的科技人員、管理人員、服務人員、文化人員）、個體生產者等。這一群體最大的特點，就是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為主要的謀生方式，正是墨家的主體支持者，也是國家權力的主導者，這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本質。同時，墨家主張財富的直接創造者和間接創造者（投資方、食利者、相關權益人等）共同發展，保護間接創造者的合理收益，這就是新民主主義。　　

新民主主義符合“道”與“義”的關系，按照市場經濟資源配置原理，創造財富就必須要有投資、場地、能源、技術、生產等一系列元素的參與，以及相關的咨詢、法律、財務等服務。無視其中任何一個元素的權益，都會對生產造成損害，都不符合“道”的要求；同時，在財富的分配過程中（薪資、稅收、福利、保險等），又必須首先保證財富的直接創造者的權益，尤其不能將市場風險轉移到直接創造者的頭上，這就是“義”?！　?/p>

新中國第一部具有憲法特征的《共同綱領》，深刻闡明了“道”與“義”的關系，是迄今為止最好的一部政治文件，它深刻闡明新民主主義和人民民主專政的意涵，是毛澤東思想的精華，也標志著復興后的墨家思想成為了國家的主導意識形態。建國后取得的重大成績，都是遵循了這一原則；而一系列重大失誤和挫折，都與背離了這一原則有關。比如，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后期，由于錯誤理解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意涵，片面強調和突出了直接生產者的權利并將其絕對化，無視和否定了間接生產者應享有的權益，甚至強行消滅了與間接生產相關的各個階層，導致“左傾”思想泛濫，引發了長期的政治動蕩，導致內斗頻繁、人權受侵、生產不足、民生凋敝、效率低下，最終也無法給直接生產者帶來好處，反而極大地損害了中國共產黨的威信。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又出現了另一種傾向，那就是忽視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屬性，混淆了直接生產者和間接生產者的差別，有意無意淡化人民民主專政，導致了財富過度集中和貧富分化，“義”的要求無法得到實現，引發了社會底層尤其是普通勞動者和知識分子的不滿?！　?/p>

顯然，堅持《共同綱領》，均衡“道”與“義”的關系，就能夠是最大程度發展生產力，最大程度維護人民利益，最大程度保持社會和諧，最大程度創新中華文明。為此，近年來中國共產黨先后提出了“三個代表”思想、建設小康社會、建設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等指導思想，就顯示了思想領域問題的緊迫性和重要性。　　

今天，讓我們沖破傳統墨家的歷史局限，剔除糟粕，發展升華，同時借鑒中西方一切文化的優秀成果，在此基礎上重新定義墨家的十大原則，就形成了中國現階段的基本國策：　　

兼愛——人民相親，階級共通；非攻——國際和平，非義不戰；　　

尚賢——公平選拔，德才兼備；求同——放言束行，民主集中；　　

集約——經濟高效，精益求精；節儉——合理消費，反對奢靡；　　

非命——勇于創新，自強不息；實證——戒除虛飾，求真務實；　　

禮天——尊重自然，保育環境；非神——存而不論，敬而遠之。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