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澤克、巴迪歐是當今西方左翼學界著名的理論家，他們對當代資本主義不妥協的反叛姿態與對共產主義理論和歷史的挪用相互映照，為各自艱澀的辯證法哲學提供了色彩艷麗的外觀。當然，這種外觀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理論自身的動力，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借助于拉康對于拓撲學中莫比烏斯帶的詮釋，齊澤克、巴迪歐這種立場鮮明的政治“左派”與他們橫空出世的“激進”哲學，既不應該被簡單的理解為一種外在的相加，也不應該被視為一種直接的綜合，而是一種內在的、共生的“力”，由于這種“力”的內在激蕩，才促成了他們各自在思想上的“流溢”。

　　那么，毛澤東對二者又意味著什么呢?齊澤克為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新版英譯本(2007，Verso )寫了一個長長的導言，在《為注定失敗的事業一辯》(2008年第一版,2009年第二版)中再次專門論及毛澤東，這些都表現了毛澤東對其思想的影響。巴迪歐更是一個公開坦承的“毛派”，這不僅表現在他于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法國特定的歷史情境中所從事的政治實踐，而且即使在《主體理論》—《存在與事件》—《世界的邏輯》這些巴迪歐主要的代表作品中也總是顯示出對這一聲稱的“忠誠”。那么，毛澤東對他們來說只是一種遙遠東方的異域想象嗎?毫不奇怪，在西方文化中，這一“想象”的維度總是會作為或淺或深的無意識而潛藏著，然而，對于齊澤克、巴迪歐這樣將自身或多或少的定位于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的激進哲學家而言，毛澤東的意味遠遠不止于此。毛澤東不僅在政治上、也在哲學、文化上賦予他們以靈感，由此，他們或者在毛澤東那里找到了與自己思想的契合點(比如在齊澤克那里)，或者找到了解決難以綜合的對立面的節點(比如在巴迪歐那里)。

　　毛澤東為什么在當今如此重要？

　　許多人以為，毛澤東只是20世紀的風云人物，隨著21世紀的降臨，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擴展，毛澤東的時代已經逝去了，那個時代的思想與實踐已經可以置于檔案館中了。但是，齊澤克、巴迪歐等人看到了我們當前時代與毛澤東時代所共同面對的問題，以及由此而來的一致的思考路線。藉此，他們聲稱，我們當前的時代仍然需要毛澤東、需要從毛的思想與實踐中得到滋養。

　　第一，時代需要“一點精神”。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講話中談到艱苦奮斗的時候，曾經說道：“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就是由這里頭出來的。”(《艱苦奮斗是我們的政治本色》(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澤東文集》)人們會說，我們不是已經身處“豐裕社會”、“消費社會”之中了嗎?這種艱苦奮斗的論調是不是已經不合時宜了呢?還有更多的人看到，“豐裕社會”并沒有阻止人們“物化”的腳步，而是在某種程度上將其推向極致，被雇傭者(社會的絕大多數)不僅在身體上受制于雇傭者以及社會機制運行的“鐵律”，而且愈來愈喪失掉“屬靈”的一面，換言之，被雇傭者不僅在工作狀態中處于“主奴辯證法”的“奴隸”一面，而且，在消費活動這個所謂的體現人之“主體性”的時刻，也仍然是各種商業廣告宣傳和流行時尚的“奴隸”，“人無時無刻不在枷鎖之中”得到了最為徹底的體現。但是，人們不是意識不到這一點而深受其害，而是“明明知道，卻依然為之”，這也是齊澤克所謂的拜物教的“犬儒主義”階段。人們不再是努力掙脫“異化”的反叛者，而愈來愈沉淪于對這種“異化”的享受中，并給它蒙上一層自嘲的、戲謔的面紗，以使得它那猙獰恐怖的“死亡之面”在輪廓與色彩上看起來都更柔和些。這個時代也是巴迪歐稱之為“民主主義-虛無主義”的時代，時代所倡導的“多元”、“民主”、“自由”愈來愈淪落到虛無主義的空洞之中。當然，對時代的批判決不能以否認它的進步為前提、決不能褪化為自怨自艾的鄉愁，左翼激進哲學對現時代的批判應該以《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的評價為參照，在那個時代，馬克思恩格斯捕獲了在歐洲上方徘徊的“共產主義幽靈”，現時代左翼激進哲學重提“共產主義觀念”或者“假設”，這是一種“再造”，也是一種“重生”。所以，時代需要的那一點“精神”就在此時此刻的召喚中。

　　第二，反抗資本主義的運動需要“新”的創造。1968年風暴之后，世界范圍內的反資本主義浪潮綿延不絕——發達國家的反體制運動、發展中國家反抗發達國家的運動、全球范圍內的反資本運動(“占領運動”)……但左翼激進哲學卻發現這些“運動”都沒有“革”資本主義的“命”，而是愈來愈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同謀，以至于他們提出了“反抗即是投降”的論調。的確，人們不得不承認，現實中，這些運動在不同的程度上被全球資本主義的自調節機制所“化解”。左翼所依賴的理論資源處于幾乎被耗盡的邊緣，所謂的“被耗盡”即是說，他們在對左翼思想(社會民主主義、第三條道路諸如此類)和反抗運動的闡釋與發掘上所做的工作漸趨“飽和”，思想與實踐上的密度漸趨稀薄，在這種情況下，巴迪歐、齊澤克重新發現了毛澤東(與此同時，齊澤克還重新發現了列寧)，其理論著作與政治實踐在二者的學術思想中被重新定位，對其進行重新闡釋與過度闡釋，從而產生出一些“新”的創造，以適應于當前的斗爭形勢。所謂的“新”，在巴迪歐那里被表述為“事件”。有些東西以“新”的面貌出現，其思想前提與運行邏輯卻是“舊的”，而有的東西看似是“舊”的，但其思想前提與運行邏輯卻是“新的”，我們說毛澤東的思想與實踐特性可歸之于后者(具體闡釋見下文)。

　　第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政黨政治需要創新。從前蘇聯共產黨的教訓來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政黨政治如何常保青春活力、如何避免執政的共產黨褪化為“官僚資產階級”?是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也是毛澤東一直思考的核心問題之一(即如何跳出歷史興亡周期律的怪圈)。巴迪歐、齊澤克等看到了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期間中國共產黨展現出的那種似乎永遠不會枯竭的生命力，同時，建國后毛澤東領導發動的群眾運動中，對于政黨政治驚世駭俗的革新一直到現時代還依然具有啟示意義，這一切都值得他們進行深入的檢討。所以，毛澤東不僅在理論上是他們靈感的源泉之一，在實踐上也走了一條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道路，而“理論”與“實踐”在毛澤東那里根本就是一體兩面、密不可分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路線以及“為人民服務”的思想路線都體現了理論與實踐的不可分割性。毛澤東用群眾運動補充了黨派政治，從拉康派的精神分析視角來看，前者成為了真正的“在你之中而又溢出你之外”的對象a，其群眾運動中的“動能”或“力”之理論資源與實踐意義遠未耗盡，這也正是現時代的政黨政治創新所要求的。

　　趣味相投與不滿：齊澤克的毛主義

　　齊澤克、巴迪歐在毛澤東那里都聽到了自己哲學思考的回響，毛澤東對二者的啟示在某種程度上有相似之處，比如巴迪歐在給齊澤克的信中就表達了二者在對毛澤東進行分析的方法論上并沒有原則上的不一致。但齊澤克和巴迪歐在研究毛澤東的時候，哲學上的著重點并不是重合的。

　　毛澤東的辯證法思想很合齊澤克的理論口味。齊澤克在毛澤東的辯證法中偏好的一面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決定性的作用。“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決定性的作用暗合了齊澤克“具體的普遍性”或者說“實體即主體”的主張。齊澤克十分推崇毛澤東的矛盾論思想，他說：“矛盾論”“偉大論述的主要論點集中在矛盾的兩個方面：‘一個過程中主要的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一個矛盾中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這值得仔細研究。毛澤東對‘教條主義者’的批判是：‘他們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毛澤東的教誨——在特定的時期內，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決定性的作用——不僅讓我們聯想起馬克思對“普照的光”的論述，關于如何確定一個社會形態的性質問題，馬克思說：“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決定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系也決定其他一切關系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之光，它掩蓋了一切其他色彩，改變著它們的特點。”同樣，在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個環節中，生產是決定性的環節，生產的性質就是一種“普照的光”。在反駁拉克勞的民粹主義政治本體論的時候，齊澤克提出了在現時代不是“政治”而依舊是“經濟”才是社會中“普照的光”，其他的領域都被打上了“經濟”的光譜。同樣的，在哲學上，齊澤克反對抽象的普遍性，主張具體的普遍性，即普遍性、實體、太一只是在具體、主體和獨特性中才顯現出來，其哲學依據既有巴門尼德關于“一”與“多”的論述，又有拉康“不存在大他者的大他者”觀點。毛澤東主張要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這恰恰是齊澤克所主張的獨特性，這個獨特性起初只是作為一個剩余，是與原初的普遍性無法重合的裂隙，但隨著事物的發展，獨特性發展為普遍性的變體。齊澤克曾經舉了資本主義的例子來說明這一點，在前資本主義的有機社會看來，資本主義是一種過剩的力量，它擾亂了有機社會內部的平衡，但是資本主義秩序一經確立，即確立了自我繁殖的機制，資本主義就由起初的“獨特性”變成了“普遍性”，而且，此“普遍性”(實體)再也不是前資本主義的“普遍性”了，后者只是成為了前者的一個附屬環節。這就是“普遍性”變體的過程。

　　不僅毛澤東的矛盾論與齊澤克的哲學相符，而且齊澤克認為，毛澤東本人思想與實踐的發展就是馬克思主義發展中的一個變體。齊澤克認為馬克思主義在發展過程中有過兩次重大的傳承，一個就是列寧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變體，從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在發達國家中實現”轉變成了列寧的“社會主義革命在帝國主義最薄弱的環節取得勝利”，第二個重大傳承就是毛澤東對于列寧-斯大林的傳承，從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是工人階級，轉變成了“工農聯盟”，毛澤東明確指出，斯大林的根本錯誤就是不信任農民。從這兩次變體中可以看出，后者都是對前者進行了某種“否定”，但也恰恰是藉由這種“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存在才成為可能，齊澤克用的是一種回溯性方法，說明了普遍性如何只有在獨特性中才能成為普遍的：“這就是‘普遍性的具體化’運動。通過這種激進的‘轉變’，原始的理論必須在新的語境下創新發展。只有在這種移植中存活下來，它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當這種理論‘以變異形態回歸自我’(在異國他鄉創新發展)，其本質已發生了改變——然而這種轉變并不僅是對外部沖擊的反應，它仍然是那個戰勝資本主義的相同理論的內在轉變。”用黑格爾《邏輯學》的視角來看，這恰恰在于事物運動的動力恰恰是來自于矛盾，也就是說，所有的矛盾都是事物內在的自我矛盾，推動力并不是外來的，主體內在的自我否定運動就是動力所在。在這一點上，齊澤克與黑格爾是一致的，但是齊澤克對黑格爾的辯證運動進行了“加倍”，也就是不僅是“實體是主體”，而且“主體是實體”，然后再來一個雙重的折返運動，在這個“加倍”的操作中，齊澤克是實現了對黑格爾辯證法的突破呢?還是只是在一個更精致的層次上重復了黑格爾的辯證法呢?這仍然是一個有待考察的問題。

　　另一方面，齊澤克也指出了毛澤東辯證法的限度。齊澤克認為，毛澤東反對“否定之否定”是由于沒有正確的認識這個規律，在毛看來，“否定之否定”意味著對立面的統一，而毛反對這種統一，主張“對立面的永恒斗爭”，所以齊澤克認為他在這一點上陷入黑格爾意義上的“壞的無限性”，他說：毛澤東“沒有把握到‘否定之否定’如何并非肯定和絕對否定的妥協,而恰恰相反，是真正的否定。這是因為毛澤東不能在理論上闡述這種相互聯系的否定形式而使自身陷入了無休止否定的‘壞的無限’之中, 一分為二, 不斷的往下分……用黑格爾的話來說，毛的辯證法仍然處于知性的層次上，即固定的概念對立的層次，它無法闡述概念規定辯證的關聯性。”毛澤東辯證法的這一局限在實踐上造成的后果就是永恒的斗爭，通過思想上的批判來消滅敵人的意志。但是齊澤克指出，真正的勝利并不存在于對于敵人的消滅或者征服中，而恰恰就在于“失敗中的勝利”，“比如，在科學和信仰之爭中, 科學的真正勝利發生在教會開始用科學的語言捍衛自己的時候，或者，在大不列顛的當下政治形勢中, 就像許多精明的評論員觀察到的那樣:撒切爾革命本身處于一種混亂、沖動中, 帶有不可預測的偶然性, 它僅僅是‘第三條道路’。布萊爾政府把它制度化、把它確立為一種新的體制形式, 或者用黑格爾式的術語來說，把它從一種(起先表現為)偶然性提升成一種必然性。在這個意義上, 布萊爾重復了撒切爾主義, 把它提升成概念。就像黑格爾分析的那樣:奧古斯都重復愷撒, 把一個(偶然的)人名變成觀念、名稱。撒切爾不是撒切爾主義者, 她只是她自己——是布萊爾把撒切爾主義真正鍛造成了一種觀念。只有(名義上的)政治、意識形態的敵人才能為你這樣做, 才能把你提升為一種觀念——始作俑者必然被清除(愷撒必然被謀殺, 撒切爾夫人必然黯然退出) , 這真是歷史辯證法的諷刺。”

　　在政治上，齊澤克看到了毛澤東政治實踐中“非人”的維度。什么是“非人”的維度呢?齊澤克舉了一個例子生動的進行了說明，在影片《非常嫌疑犯》中，當主人公回到家，“發現自己的妻子和小女兒被一伙敵對的暴徒用槍挾持的時候，他開槍打死了妻子和女兒，并宣布自己會無情地追捕敵對幫派的成員，追捕他們的父母、親人和朋友，把他們全都殺死……通過切斷自己與寶貴的客體(敵人通過對客體的擁有而控制了他)的聯系，主體獲得了自由行動的空間。當然，這種自由的代價是可怕的：主體把犧牲其最寶貴客體的罪感中性化的唯一方法，就是把自己變成一個‘活死人’，放棄一切的個人特質與快樂，把自己的全部生命投入到毀滅那些迫使他做出這種犧牲行動的人之中。絕對自由的這樣一種與對一個使命的絕對服從(我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復仇)相一致的‘非人’立場(在我的孤獨中，我可以自由地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沒有人可以控制我)，或許就是對革命主體內心深處的描述。”齊澤克發現毛澤東的革命勇氣就表現了這一“非人”的主體維度。他說，“人們應該記的毛澤東對成千上百萬的被壓迫者所傳達的訊息，只是一種素樸并有感染力的勇氣的訊息——不要害怕強權：‘強大沒什么可怕的。強大者會被弱小者所推翻，弱小者會變得強大。’”毛澤東對戰爭的態度很明確，第一條，反對，第二條，不怕，毛澤東說：“美國那點原子彈，消滅不了中國人。即使美國的原子彈威力再大，投到中國來，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毀了，對于太陽系說來，還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對整個宇宙說來，也算不了什么。”齊澤克被毛澤東的氣勢深深折服了。然而齊澤克也批評毛澤東并沒有將自己發現的律法貫徹到底，即政治沒有能夠徹底的再造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日常生活)，具體來說，就是毛澤東發動的群眾運動成功之處不僅在于接管了國家權力，而且也重組了日常生活，但其失敗之處恰恰在于沒有能夠創造出一種新型的日常生活。而政治如果沒有能夠最終實現對日常生活的轉型，那么就只能像是共產主義運動史上許多著名的事件那樣，來的時候迅疾而暴烈，而結束之后(在很長的時期內)卻是聲名狼藉。

　　作為巴迪歐的“癥兆”的毛主義

　　與齊澤克不同，巴迪歐在 “一分為二”問題上更傾向于贊同毛澤東。在《矛盾理論》中，巴迪歐指出，從井岡山到文革，毛澤東的思想都是反對當前的，是一種分割的工作。而在巴迪歐看來，只有這種分割的思考才是真正辯證的思考。在中國20世紀60年代的情境下，重要的是看人們的欲望是向往分裂還是向往綜合?前者主張“一分為二”，后者主張“二合為一”，巴迪歐指出，在二合為一的面具下隱藏的實際上是回到舊“一”的欲望，“為了不成為一個保守派，為了變成一個當前的革命積極分子，就必須要欲望分裂。新的問題直接就變成了在情勢的獨特性內部的創造性的分割問題。”所以，在“一分為二”中潛藏著作為獨特性的事件的“新”。

　　然而，毛澤東對巴迪歐的哲學意味遠不止于此。20世紀60年代，巴迪歐在巴黎第八大學期間參與了一個激進的毛主義性質的革命小組——法國馬列主義共產主義聯合組織(UCFML)。在整個七十年代，巴迪歐寫作了大量以毛主義為背景的著作，如1975年的《矛盾理論》，1976年的《論意識形態》還有1978年為《黑格爾辯證法的理性內核》寫的序言，以及在受到拉康影響后寫就的《主體理論》(1982)，以及《倫理學》(1993)和《前提》(1994)年中的對文革的簡短評論，一直到《世紀》(2005)中的“一分為二”的演講詞，正如布魯諾·波斯蒂爾斯觀察到的那樣，毛主義成為巴迪歐思想的一個征兆。20世紀六七十年代正是法國結構主義盛行的年代，以阿爾都塞為代表的結構主義左翼發展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中重要的一支理論流派——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作為阿爾都塞學生的巴迪歐觀察到，在阿爾都塞努力尋找“結構”中的過剩點時，他在列寧的帝國主義最薄弱的環節理論中找到了這個點，在“過度決定”的問題中找到了這個點，最后在毛澤東關于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理論中找到了這個點，這就意味著“確定這個結構中的點同時也是結構的崩潰點”。雖然是阿爾都塞的學生，但巴迪歐一直不滿意阿爾都塞結構主義中所潛藏的保守主義傾向，在此，他在薩特的理論中尋找理論資源，正如他自稱的，自己一直是阿爾都塞派中的邊緣分子，經常是從薩特的立場來展開批評而不是簡單的批評薩特。也就是說，在巴迪歐成為一個阿爾都塞派、拉康派和毛派之前，他還是一個薩特派。巴迪歐不僅僅經歷了那些沒有經歷“薩特派”階段的知識分子所經歷的情勢，而且薩特的主體理論也讓巴迪歐難以割舍。如何在薩特與阿爾都塞、主體與結構之間不進行非此即彼的選擇、不簡單的實行“辯證的綜合”，而是將二者合法的“鏈接”起來呢?巴迪歐在毛澤東那里得到了啟發。他說：“在毛澤東主義中，看起來一直為政治主體保留著一個特殊的位置。”也即是說，與那些只強調意識是被客觀環境所決定的理論來比，在毛澤東主義中存在著一種“斷裂的新穎”。所以，雖然毛主義也是秉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脈而來，但巴迪歐卻在其中發現了一種非常清楚的跡象，即“傾向于思想和思考能力的主觀英雄主義”。這一發現不僅在政治實踐上啟發了巴迪歐，而且也成為他后來哲學創見的隱秘興奮點，用巴迪歐自己的話說就是，毛主義“在最強硬的形式主義與最激進的主體主義之間系了一個緊緊的結，”即在毛主義中，巴迪歐看到了，使得能夠根據形式和結構的透明性來傳達的數學與構成主體的那些協議之間不再存在二律背反的可能性。

　　對巴迪歐而言，毛主義除了是將薩特與阿爾都塞相鏈接的結，還是將阿爾都塞與德勒茲的辯證法相鏈接的結。在《矛盾理論》中，巴迪歐指出，社會中的每一種矛盾或者情境，都是處于既定的事物狀態之中的，每一個矛盾的項都已經有一個確定的被分配的位置，而這個位置本身也是由與其他矛盾項的位置的關系所決定的，所以巴迪歐說：“在這個意義上，辯證法就是各個位置的邏輯。”另一方面，每一個結構中的位置又處于不停的變動之中，結構就成為各個矛盾項所處位置不斷進行分裂、斷裂和變化的結果，在這種條件下，巴迪歐說，每一個矛盾項都面臨著性質不同的力，所以從矛盾運動的觀點來看，對每一種力的評估就不再是從它臣屬還是支配的角度，而是從它增長還是衰落的角度來看，所以在這個發展趨向或者歷史的角度來看，“辯證法是各種力的辯證法”。對巴迪歐而言，核心的辯證法問題就在于如何將位置的邏輯與力的邏輯鏈接起來，而不是融合起來。那么這種鏈接只能是一種內在的鏈接，每一方都從內部被另一方所規定和超越，在這里我們可以清楚地感覺到巴迪歐對拉康的“外密性”邏輯的挪用，同時，毛澤東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發動的群眾運動也給了巴迪歐以激發。這一鏈接也同樣表現在巴迪歐對真理與知識辯證關系的思考之中，這直接導致了巴迪歐對唯物主義辯證法思考的更新。總之，在巴迪歐思考任一對子——不管是主體和結構、還是存在和事件、知識與真理——時，毛澤東都成為他的復雜性思考頂峰中的那個結點，對此，布魯諾·波斯蒂爾斯評論道，毛澤東主義使得巴迪歐在成為一個阿爾都塞派的同時也不中止作為一個薩特派而存在，當然，同時也不能忘記的是，在巴迪歐通過毛主義來閱讀黑格爾的時候，他又是一個拉康派，所以，作為巴迪歐的三大理論來源的薩特、阿爾都塞和拉康，如果沒有巴迪歐對毛主義的體驗，就不存在將三者結合在一起的波羅米結。

　　在政治上，毛澤東對巴迪歐的影響更是顯而易見的。巴迪歐將毛主義既看作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傳統中的一個斷裂，同時也將其視為馬克思主義革命傳統的終結。關于“斷裂”，巴迪歐認為，如果說“馬克思將政治臣屬于階級斗爭歷史、列寧主張政黨要吸收歷史與政治之間不斷擴大的間距”的話，那么到了毛澤東，政治與歷史就不再是一種外在的關聯了，政治與歷史的斷裂完全成為了毛澤東政治模式本身的內在斷裂。關于“終結”，在毛澤東以及文革之后，馬克思主義革命的時代就終結了，在這個意義上，巴迪歐可以被稱為“后毛主義者”，這個后毛主義，指的并非時間上的、毛澤東去世之后的時代，而是說在這個時代仍然需要反思毛的理論與實踐，并在其中尋找有助于當今解放規劃的“靈光乍現”點。巴迪歐一直在思考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如何在一種情勢之中產生出新的事件，事件絕不是無中生有的、沒有前提的，而是在情勢(“知識的大全”)之中產生，卻又是“新”的，這種“新”能夠逐漸發展為普遍性，占據支配地位，從而實現結構的整體改變。巴迪歐對68年革命與文革這兩個事件的忠誠是這一思考的一個表現。

　　巴迪歐十分贊賞毛澤東在政黨問題上的態度。毛澤東主張，要實現共產主義就必須要有一個政黨，誠然，共產黨是對共產主義運動這個政治事件保持忠誠的必要的物質載體。作為國家的領導機構與建設社會主義的主要行動者，黨的合法性只能源于盡可能完整的展現它被人民群眾的行動所否定的方式。眾所周知，毛澤東提出，人民群眾才是歷史的創造者，巴迪歐認為毛澤東的這一主張及其政治實踐的能量在當今仍未被耗盡。

　　余論

　　如果說《資本論》是工人階級的圣經，那么毛澤東思想就應該是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民族的圣經。即使到了21世紀的今天，第三世界人民以毛澤東思想為鵠的反叛運動依舊生機勃勃。但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毛澤東的偉大之處決不在于僅僅為被壓迫者提出了“造反有理”這個口號，而且在于其思想中的辯證法，齊澤克、巴迪歐在其中發掘的也正是這樣一個方面。用齊澤克的話來說，“在一場激進的革命中，人們不僅‘實現他們舊的(解放等)夢想’;而且，他們還必須重新創造夢想的模式。”毛澤東建國后的實踐恰恰體現了后者。

　　齊澤克在《延遲的否定》的序言中有一個類比，他說，柏拉圖從智者派那里接受了推理論辯的邏輯，但卻用這個邏輯來證實他自己對真理的承諾;康德接受了傳統形而上學的崩潰，但卻又利用它來實施自己的先驗轉向;拉康接受了徹底的偶然性這個解構主義的主題，但卻又用這個主題來主張自己的作為偶然性的真理，那么，以此類推的話，我們是不是可以說，毛澤東接受了斯大林政黨內部革新的程序，但卻將依賴的對象由“同志”轉變為“人民群眾”呢?這是不是可以作為巴迪歐實施減法之后得到的“最小差異”的例證呢?事件之“新”就在于這個最小的差異。如果說柏拉圖是智者派的“事件”、康德是形而上學的“事件”、拉康是解構主義的“事件”，那么是否可以說，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發展史上的“事件”呢?齊澤克、巴迪歐正是在毛澤東思想的“新”中看到了當今解放政治所需要的力量。當然，我們也必須看到，齊澤克、巴迪歐對毛澤東的激進哲學詮釋都是從各自的理論背景出發，并服務于自己的理論體系的，他們對毛澤東思想詮釋的界限同時也是他們各自理論的界限。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說道：“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了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這個運動的條件是由現有的前提產生的。”如果把這句話的意味與毛澤東的思想與實踐聯系起來思考，也許會給予我們更多的啟迪。(注釋略)

　　(作者單位：中國社科院馬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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