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基辛格作為美國著名的政治家，其對文革的看法必然帶著強烈的美國利益的影子。基辛格說文革“其結果是對人類的大屠殺和對制度的大破壞”，這是徹頭徹尾的謊言。作為美國對當今世界人文發展偉大貢獻的“共同訴訟制度”，更是全盤吸收文化大革命大眾政治因素的結果。當我們認真分析當今美國的政治制度就會發現，構成美國政治制度中最優秀的那些成份，幾乎都是文化大革命所倡導的政治理念。基辛格乃至當今的奧巴馬對文革的妖魔化，完全是由美國政客的立場決定的，否則在美國就不會出現一邊吸收文革政治文明成果，一邊惡毒咒罵發動文革、創造文革這一政治文明新形式的偉人及其國家的這種“悖論”現象。】

　　核心提示：

　　基辛格稱這次饑荒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饑荒之一”，估計死亡人數超過2，000萬(最近有學者估計實際數字可能要高出一倍)。至于1966-1969年間的“文化大革命”，基辛格沒有估計死亡人數，但是卻同意今天的論斷：文化大革命是由“青少年紅衛兵的造反運動”牽頭的，“其結果是對人類的大屠殺和對制度的大破壞”。然而，正是中國人為毛澤東的這些不可能完成的挑戰奠定了基礎，因為“他對(中國人的)頑強精神、能力和凝聚力充滿信心”。“而且事實上，”基辛格寫道，“無法想象還有哪個國家的民眾能夠忍受毛澤東對其社會強力施加的一系列殘酷的動亂。”

　　《論中國》 資料圖

　　本文摘自求是理論網 作者：史景遷（本名喬納森·斯賓塞)原題為：《基辛格：<論中國> 》

　　作者簡介：史景遷(JonathanD.Spence，喬納森·斯賓塞)，1936年生于英國薩里郡(Surrey，England)，漢學家，美國歷史學會主席(2004-2005)。史景遷曾受教于溫切斯特大學和劍橋大學。1965年獲美國耶魯大學博士學位，現為耶魯大學教授、歷史系和東亞研究中心主任。

　　很難將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的新書《論中國》歸類于任何傳統的框架或體裁。這一方面是因為這個有點謙遜的標題掩蓋了這本書的雄偉目標：即對中國2，500年來的外交和對外政策進行解讀，同時回顧中國過去完整的歷史發展周期從而更好地了解今日之中國。從形式上看，該書獨樹一幟，既不全是回憶錄，也不全是專著或自傳;相反，書中既有回憶，也有反思，既有歷史，也有基于直覺的探究。

　　借用時下的一個流行詞，這本書就像一輛“混合動力車”。在我看來，書名若是定為《中國的主題變奏曲》(VariationsonaThemeinChina)之類也許更為合適。如果記住這個名字，把它當作一個副標題，就不難明白這本書是圍繞六個主題來依次展開的，即中國的早期歷史、近代王朝試圖改革君主制體系的失敗、具有決定性影響的毛澤東時代、基辛格精心安排尼克松總統于1972年訪華的自身經歷、鄧小平領導下的“開放”時期以及令人意外的最后一章--它獨具匠心地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德間的擴張沖突同中美當前面臨的一些問題相聯系了起來。

　　在亨利·基辛格看來，古代的中國高深莫測，因此現代的中國仍然與它存在著某種特別的共鳴。他寫道：“一個當代領導人居然會用一千多年前的歷史事件所體現的戰略思想來指點國家大事，這無論在哪個國家都是不可想象的。”但這正是毛澤東在討論政策事務時的一貫作風。而且毛澤東“滿懷信心地期待自己的同僚能夠理解這些典故的含義”。為什么會這樣?因為“中國的語言、文化及政治體制都是中華文明的標志，因此就連中國在亞洲地區的競爭對手以及外國侵略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中國的語言、文化和政治體制，作為自己合法性的標志”。“戰略大師”(strategicacumen)主導了中國古代的外交政策，而且還會招攬眾多的追隨者和支持者來鞏固自身的核心地位。

　　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西方世界熟知的中國學者孔子。他用舉例子的方式向一小群虔誠、愿意為之獻身的學生宣揚自己的思想。而這些學生則通過與老師的對話來指導自己的實踐，最終為孔子留下了一部傳世經典--基辛格更是形容這部經典“類似于中國的圣經與憲法的混合體”。在西方，“均勢外交，與其說是一種選擇，還不如說是一種必然”，而且“無論哪一種宗教都沒有足夠的權威來實現全球性的傳播”，因為中國的對外交流并不是“以平等為基礎”的。

　　通過對中西方戰略思維的審視，基辛格推斷兩者之間存在一個顯著的區別：“中國的理想戰略強調精巧、迂回以及耐心地積累相對優勢”，而“西方的傳統則注重決定性的力量碰撞”。基辛格巧妙地用這個推斷，為后文對中西兩大哲學、軍事傳統的二元剖析作了充分鋪墊。首先，他概括了中國圍棋與西洋象棋之間的差異。西洋象棋所體現的是力量的碰撞、“決定性的戰役”，其目標是“大獲全勝”，而這些都取決于棋盤上每一顆棋子的部署;可是圍棋講究的是相對利益和長期圍困。圍棋從一張空白的棋盤開始，只有當棋盤上“布滿雙方勢力相互交錯相互牽制的區塊”時才能分出勝負。

　　戰略家和軍事家對于上述差異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許多世紀以前。圍棋的理念在《孫子兵法》這一曠世經典當中也有所體現。《孫子兵法》據傳由一位姓孫的軍事家所著，年代與孔子相近。基辛格對孫子的思想作了相當的引述，特別是借鑒了他對“聲東擊西”與“心理戰”的精辟論述。(書中寫道：“也許有人會說，美國近代歷史上之所以會在亞洲戰場遭遇挫折，其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忽視了孫子的教誨。”)基辛格在書中還引用了才華橫溢的漢學典籍翻譯家閔福德(JohnMinford)對一句孫子名言的翻譯：

　　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孫子簡明扼要地將其推崇的作戰策略按照重要性和有效性的高低進行了排序：首選是全力攻擊敵人的戰略，其次是攻擊敵人的同盟，再者是攻擊敵人的軍隊，最后才是攻擊敵人的城邦。孫子曰：“其下攻城。”

　　那么，這個高深莫測的中國又是如何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險惡的歷史洪流當中分崩離析，最終陷入舉步維艱、甚至是絕望無助的境地的呢?基辛格在討論第二大主題的章節里提供了一些答案。他重點論述了中國在文化、經濟和政治方面接連遭受的重創：從1793年馬戛爾尼伯爵(LordMacartney)受命出使中國、要求擴大通商和居留權，到鴉片戰爭的爆發;從國內的各種起義和叛亂，到基督教的滲透;從20世紀初的義和團運動，到封建帝制的土崩瓦解。然而更重要的是，“幾百年來的優勢地位扭曲了天朝對現實的認知。自命不凡的優越感只會讓不可避免的屈辱感顯得更加強烈”。

　　然而，中國的“棋子”并沒有完全出局：“中國的政治家盡管拿著一副不好的牌，但卻憑借著相當的技巧避免了更嚴重的災難”，這是均勢政治的基本規則所無法解釋的。在簡要地描述了19世紀中國政治家所奉行的現實主義的求生策略之后，基辛格指出，在當時的情況下還能夠“維持中國政府的獨立性已經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19世紀后期，利用屢試不爽的以敵制敵策略，中國在對抗西方侵略方面確實取得了一些實質性勝利。但諷刺的是，已近垂暮之年的政府希望依靠官員精湛的外交技巧來“爭取時間，可是對于如何利用贏得的時間又毫無計劃”。基辛格認為，當時日漸衰弱的中國已經無力“讓強敵為勝利付出其難以承受的代價”。在這種情況下，“一定程度上的和解是唯一明智的做法”，因此對日俄等列強采取的綏靖政策也并非毫無意義。

　　行文至此，作者的敘述稍顯模糊，原因是正在尋求新秩序的中國進入了一個“多事之秋”：起義和叛亂事件此起彼伏，軍事現代化改革和教育改革齊頭并進，野心勃勃的外國列強不斷索取割地--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隨著日本的迅速崛起，特別是日本在1894-1905年間先后擊敗了中國艦隊和俄國陸軍之后，形勢對中國變得更加嚴峻。隨后，1919年新文化運動的爆發、第三國際(共產國際)運動的開展、以及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這一切似乎讓基辛格有些應接不暇。讀者或者可以直接跳到第三大變奏曲：“毛澤東領導的長期革命”。作為一名中國觀察家和職業外交官，基辛格在這一部分道出了自己相當專業的分析。

　　在描述中國早期的共產主義革命時，基辛格平實地講述了讓他激動不已的時刻。他這樣寫道：“農村包圍城市的運動在1949年開創了一個新的朝代，而走在前面的是一位巨人--毛澤東。”當他寫到毛澤東的一生是“激烈斗爭的一生”時，基辛格改變了毛澤東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但卻沒有改變世人的看法。盡管毛澤東有諸多讓人驚嘆的品質，但基辛格也承認毛澤東上臺后的大多數時候證明“光靠高舉意識形態的大旗是無法治理好國家的”。在1958-1962年間，“數百萬人因為毛主席推行平均主義而在大饑荒中喪命”，數千萬人的生活難以為繼--有人甚至會用“難以想象”來形容。至此，靠意識形態治國的嘗試也宣告結束。

　　基辛格稱這次饑荒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饑荒之一”，估計死亡人數超過2，000萬(最近有學者估計實際數字可能要高出一倍)。至于1966-1969年間的“文化大革命”，基辛格沒有估計死亡人數，但是卻同意今天的論斷：文化大革命是由“青少年紅衛兵的造反運動”牽頭的，“其結果是對人類的大屠殺和對制度的大破壞”。然而，正是中國人為毛澤東的這些不可能完成的挑戰奠定了基礎，因為“他對(中國人的)頑強精神、能力和凝聚力充滿信心”。“而且事實上，”基辛格寫道，“無法想象還有哪個國家的民眾能夠忍受毛澤東對其社會強力施加的一系列殘酷的動亂。”

　　這種說法對于中國人整體道德水平的評價近乎苛責。中國人為什么要“忍受”這些“動亂”?是出于恐懼?還是因為對毛澤東自20世紀初以來宣揚的共產主義革命有著不可動搖的信念?基辛格一再解釋：“只有像中國人這樣頑強、堅忍的民族，才能在經歷了這樣大起大落的歷史之后仍然展現出團結與活力。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