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作者專門給烏有之鄉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的供稿?!?/strong>
作者:王立華大校(昆侖策研究院副院長兼秘書長)
1912年下半年,毛澤東來到定王臺圖書館。
長沙定王臺,漢景帝之子長沙定王劉發所建。相傳,劉發封王長沙后,每年挑選上好大米,派專人送長安孝敬母親,再運回長安泥土在城東筑臺,年復一年筑成高臺。定王常在夕陽西下時,登臺北望遙寄思念。這母子情深的動人故事,與定王臺千年共傳。
定王臺圖書館建于清末。1904年初,由一些開明人士倡議創設,是全國最早的省立圖書館兼教育博物館,也是新型的知識傳播場所。這時,定王臺已無高臺,主體建筑是一棟兩層小樓,樓上為書庫,樓下為閱覽室,藏書量全省之最,還擺置了光化學試驗儀器、人體和動植物標本等。按圖書館管理規則,凡有志于學習者,都可入館閱讀所藏各類圖書報章,使用館中標本模型和試驗器械。
毛澤東是這里最勤奮的讀者。他制訂了一個龐大的自修計劃,非常認真的執行。每天風雨無阻,從寄居的湘鄉會館出發,步行3里到定王臺。早晨,圖書館開門后他第一個進去,開始一天的讀書學習;中午,停下來買兩塊米糕吃,算他的午休和午飯;晚上,一直讀到圖書館關門,他總是最后才出來。
他曾回憶說,雖然已經19歲了,不但沒有讀過幾本書,連世界上究竟有些什么樣的書,哪些書是應該讀的,都一點不知道。乃至走進圖書館后,看到樓上樓下滿柜滿架都是書,這些書都是從來沒有見過的,真不知應該從哪里讀起。后來每讀一本,覺得都有新的內容、新的體會,于是下決心要盡最大的努力盡量多讀一些,貪婪地讀,拼命地讀。他還形象地比喻說:
“正像牛闖進了人家的菜園,嘗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吃菜一樣。[①]”
定王臺自修堅持了半年。毛澤東高度評價這段時光,認為這是學習生活中最有收獲的時期。他說:
“我這樣度過的半年時間,我認為對我極有價值。[②]”
為什么他自認為極有價值?甚至是學習生活中最有收獲的時期?他在定王臺到底學到了什么?有必要深入探究。
在定王臺圖書館,毛澤東讀了許多書。多年后,還能清楚記起自學內容。他說,我學習了世界地理和世界歷史,讀了亞當·斯密的《原富》、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和約翰·穆勒的一部關于倫理學的書,讀了盧梭的著作、斯賓塞的《邏輯》和孟德斯鳩寫的一本關于法學的書,在認真閱讀俄、美、英、法等國歷史地理的同時,也閱讀詩歌、小說和古希臘的故事。僅半年多時間,他看過的書達幾十種。在那里,還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圖。
可見,定王臺讀書所得,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是系統學習了世界各國歷史地理。對一個進城不久的山村青年,打開眼界和胸懷,了解人類社會發展萬象,建立世界范圍的比較坐標,顯得尤為重要。對俄、美、英、法等列強,毛澤東尤其重視學習研究。史地知識比較枯燥,他特地與古希臘神話詩歌等混合閱讀,既了解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發展演變史,又熟悉了西方文化典故,以達到更好學習效果。
二是集中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啟蒙。這在當時被稱為新學,中國傳統文化被稱為舊學。自鴉片戰爭失敗后,先進的中國人向西方尋求真理,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書都看,思想敏銳的青年毛澤東也不例外。在定王臺圖書館,他興趣最大的書籍,是西方啟蒙運動時期的著作,尤其著名思想家嚴復翻譯的若干名著,立論新穎,知識翔實,思想深邃,切中時弊,毛澤東更是反復閱讀,不忍釋手。這些影響和改變世界的不朽經典,是當時最先進的思想文化,提供了領袖成長的重要思想基石。
了解所讀書籍的精髓要義及影響,是破解領袖成長密碼的必要環節。
毛澤東首先提到的是《原富》。
英國人亞當·斯密著,也稱《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或稱《國富論》。這部著作奠定了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理論基礎,被譽為現代經濟學開山之作,至今仍被奉為市場經濟的“圣經”。
毛澤東讀的是嚴復譯本。嚴復在譯事例言中說,每譯到可聯系中國實際或有感觸時,就信手寫下自己的思想悟言。所以在《原富》正文中,夾有嚴復289個案語,約占全書篇幅15%。由于譯文艱深典雅,又有多處刪節,1902年出版后,未引起值得重視的反響。但在定王臺圖書館,卻給毛澤東留下深刻印象。
嚴復將書名意譯為《原富》,很切義并充滿睿智。“原”含有源頭之義,“原富”也既探究富國的本源。就是:
“將以考國富之實,與夫所以富之由。[③]”
他要回答財富是什么、怎樣形成的?!对弧沸蛘撝懈爬ㄕf,財富形成主要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勞動力的技術、技巧和判斷力;二是勞動力與總人口的比例。其中第一個因素起決定性作用。書中從勞動是財富的源泉,說到勞動分工增進生產率,進而論述因分工產生市場交換,交換的媒介貨幣和交換價格構成,系統闡述了一系列經濟學原理。
亞當·斯密認為,文明社會區別于野蠻社會,根本經濟特征是更發達的勞動分工。分工主要有三大好處:一是有助于勞動者手的技巧完善,提高勞動熟練程度和決斷力;二是避免勞動者在各個工種、各個工作環節之間轉換,可節約勞動時間;三是增加了發明新工具的可能性,簡單重復的勞動更易激起發明欲望,也更易用機械取代。通過勞動分工,能大量提升生產效率,從而增加國民財富。
他揭示,增加國民財富的分工和交換,產生于人與生俱來的“利己心”。我們通過交換獲得的食物和飲料等,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包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在自由的市場競爭環境下,人們不但會憑自己的理性判斷追求個人最大利益,同時,市場就像一只“看不見的手”,通過價格指引實現資源配置最優化。所以,他堅定地主張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
在當今中國,這是耳熟能詳的經典理論。一是把人的利己心看作萬古不變的本性,是構建符合人性的經濟理論的基礎,由此得出市場經濟是最符合人性的制度,計劃經濟違反人性;二是市場靠“看不見的手”管理經濟,通過市場競爭可使社會資源分配達到最佳,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
讀亞當·斯密著作時,會感到一個問題:他本來比較全面的論述,卻被一些人有意無意肢解,在理論和實踐上誤導了社會。如人性假設問題,他并非只強調“利己心”,還講每個人“同情共感”的天然能力,利己心與利他性結合,才是他完整的人性假設,把自私看成人的唯一本性、看成社會制度的人性基礎,根本不是亞當·斯密的理論。再如市場經濟特征的分析,他所分析的狀況,明顯帶有封建社會后期和資本主義初期的特點。那時,從世界和國家層面講,誰也難以壟斷和控制市場,市場供求關系導致價格起伏,大致能自發調節資源配置。但他已看到資本壟斷趨勢,認為壟斷會破壞競爭和經營者自我完善,一再提醒大家警惕壟斷,彰顯了一個嚴謹經濟學家的品質。亞當·斯密的價值,在于盡可能不帶偏見的分析事物。事實證明,隨著壟斷資本主義時代降臨,早已毫不留情地粉碎了理想的自由市場競爭,人類認識也與時俱進地跨越了那個時代。
《原富》的理論基石是什么?明明白白的是勞動價值論!離開勞動創造價值這個基礎,就無法理解這一巨著的精髓。
當時流行兩種財富觀。一是重農學派把農業作為財富的唯一來源,一是重商學派以貴金屬為衡量財富的唯一標準,以對外貿易順差為國民財富的真正來源。亞當·斯密抨擊了這兩種觀點,他認為勞動才是最重要的,勞動是創造財富的源泉,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商品價值決定于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必要勞動量。這是亞當·斯密最富科學價值的理論命題,是讓剝削階級原形畢露的理論,也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源之一。而在當今中國,卻被一批主流理論家淡化甚至無視,真是匪夷所思的哆哆怪事!
勞動創造財富,勞動決定價值,這是貫穿全書的主線,也是走向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階梯。毛澤東一定讀到了勞動價值論,并對此領悟共鳴。
列寧曾高度評價勞動價值論。認為馬克思繼承他們的事業,嚴密論證并透徹地發展了這個理論,證明任何商品的價值,都是生產這個商品所消耗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工人用一部分工作時間維持自己和家庭生活,而另一部分工作時間則是無報酬勞動,為資本家創造剩余價值,這就是資本家階級財富的來源。
由勞動價值論到剩余價值論,再到實現勞動者解放,是人類進步思想發展的必然邏輯,也是社會主義事業的核心理念,后來成為毛澤東一生的不懈追求。
亞當·斯密的《原富》,應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進步臺階。
毛澤東提到的第二本書是《物種起源》。
有人認為,毛澤東讀此書的史實不準確。因最早的《物種起源》全譯本,直到1920年9月才出版,是毛澤東定王臺自學8年后。當時他讀的應是闡述達爾文物種起源和進化論學說的書,即嚴復翻譯的赫胥黎所著《天演論》,該書上卷主要講達爾文的進化論,下卷論述進化論與倫理學的關系,認為人類社會不同于自然界,不適用進化競爭規則。但嚴復只翻譯了上卷,斷然把下卷刪掉了。此書1898年出版,一度風行全國。
上述事實基本不錯,但存在一個重要缺失。早在1902年,《物種起源》全譯本譯者馬君武,就曾節譯第三、四章,分別用《達爾文物競篇》和《達爾文天擇篇》單本發行。1904年又譯出第一、二、五章,以《物種由來》為書名出版,并于1906年再版。盡管是部分章節,卻是全書最主要的前五章。這五章中,闡述了家養變異、自然界變異、生存競爭、適者生存及變異定律等,進化論的基本原理都講了。
可見,《物種起源》和《天演論》講的都是進化論,都有可能被定王臺圖書館收藏,毛澤東有兩部著作都讀過的條件。其實,無論讀哪部著作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達爾文的進化論科學思想,由此深刻影響并滋養了領袖成長。
達爾文是英國人,曾以博物學家身份,參加了英國環球科學考察航行。他歷時5年,采集積累了大量動植物和地質材料,逐漸形成了生物進化概念。在海拔4000多米的安第斯山頂,他意外發現貝殼化石,明白了地殼升降的道理,進而領悟,世界并非上帝一周內創造的,地球遠比《圣經》上講的老得多,所有動植物都改變過,而且還在繼續變化,人類可能是某種原始動物轉變而成,物種是一個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復雜的演變過程。
進化論的核心原理是自然選擇。達爾文認為,生物都有繁殖過剩傾向,而生存空間和食物是有限的,所以生物必須為生存而斗爭。在同一個種群中,個體存在著變異,具有有利變異能適應環境的個體,將存活下來并繁殖后代,不具有有利變異的個體則被淘汰。如果自然條件變化有一定方向,經過長期天擇與一代代性擇,微小變異不斷積累,最后會成為顯著變異,可導致亞種和新種形成,從而造成奇妙多樣的生命形態。
進化論在歐洲,因與“神創論”和物種不變論相悖,顛覆了傳統的神學世界觀,引起極大的轟動、爭議甚至惡毒攻擊。而在中國,帶來的卻是另一種震撼,在進化論廣泛傳播中,有幾個公理家喻戶曉、震撼人心:
“物競天擇!”
“優勝劣敗!”
“適者生存!”
當時,列強虎視鷹瞵,國家被瓜分宰割。志士仁人在進化論中,找到了喚醒和激勵國人救亡圖存的思想武器。尤其在知識界,進化論影響極大,一位名叫胡洪梓的安徽人,甚至取“適者生存”之意改名,就是后來大名鼎鼎的胡適或胡適之。中國的進步力量,先以進化為天地公例,推動維新改良;后以革命是天演公例,號召進行激烈的革命抗爭。
青年毛澤東也是受進化論影響、被進化論激勵的一員。
建國前夕,他曾講述這個過程。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夜,共計70多年中,中國人沒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國主義,舊的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打敗仗了,宣告破產了。不得已,被迫從帝國主義的老家,即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武器庫中,學來了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等項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組織過政黨,舉行過革命,以為可以外御列強內建民國。但這些東西也敗下陣來,宣告破產了。
進化論是19世紀自然科學三大發現之一,是馬克思主義產生的自然科學基礎。后來,成為領袖的毛澤東多次談到進化論,認為那是新的、正確的、好的東西,是香花。他說:
“歷史上新的正確的東西,在開始的時候常常得不到多數人承認,只能在斗爭中曲折地發展。正確的東西,好的東西,人們一開始常常不承認它們是香花,反而把它們看作毒草。哥白尼關于太陽系的學說,達爾文的進化論,都曾被看作是錯誤的東西,都曾經經歷艱苦的斗爭。”
70年代初,毛澤東授意重印《天演論》,還出版了新譯本《進化論與倫理學》,同時修訂出版《物種起源》。
1974年,英國首相希思訪華[④],特意送毛澤東達爾文著作《人類原始及類擇》第一版,還有達爾文后人提供的一張珍貴照片,上有達爾文親筆簽名和寫的話:“這是我的確十分喜歡的一張照片,同我的其他照片比,我最喜歡這一張。”
緊接著,就是這樣一段有趣的對話。
毛澤東:達爾文,世界上很多人罵他。
希思:但我聽說,主席很欽佩達爾文的著作。
毛澤東點頭:嗯!我讀過他的書。幫他辯護的,叫Huxley(赫胥黎)。
希思點頭:他是十分杰出的科學家。
毛澤東:他自稱是達爾文的咬狗。
1975年秋,已是垂暮之年的毛澤東。做過眼部手術后,視力有所恢復,要來一些書籍報刊學習,其中有《考古學報》、《自然辯證法》等雜志。他還提出印大字本《化石》和《動物學雜志》,以便閱讀。
可見,進化論對于毛澤東,不僅是早期的西方文化啟蒙。
它伴隨毛澤東的思想,直到事業和生命最后。
毛澤東提到的第三本書是《穆勒名學》。
英國人穆勒著,全名為《推理和歸納邏輯學體系,求證原則和科學研究法的綜合研究》,是英國經驗論歸納法的集大成之作,也是19世紀西方經驗主義思想的代表性著作。嚴復翻譯,1905年出版。
嚴復翻譯這部著作,目的是把西方的經驗論傳入中國。他認為,中國文人幾千年來,治學存在一個重大問題,就是演繹推理甚多,歸納總結絕少,求知識多在文字紙墨間進行,而不知求諸事物事實,親自觀察調查,導致學術多是編造歪曲,國計民生多有弊病。他引用西學觀點說:
“讀書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為我簡編,各物為我文字者,斯真學耳”。
這是一個革命性觀點,顛覆了中國傳統的求知方式。過去認為,讀書就能全知天下事,而嚴復卻不以為然。讀書只能獲得第二手知識,唯有能以宇宙各物為學習書本,才會得到真正有用的學問。但是,這又帶來一個新問題,傳統學習法識字即可,以宇宙各物為書本怎么學?他告訴大家,必須學習掌握邏輯學,這是“一切法之法,一切學之學”。他以西學成就證明:
“西學之所以翔實,天函日啟,民智滋開,一切皆歸于有用者,正以此耳。”
“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驗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為不易。其所驗也貴多,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極也,必道通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
嚴復認為,西學與國學相比,之所以知識翔實,自然規律不斷被認識,人的智慧被開發出來,并用于造福人類,正是因為掌握了邏輯學。在西學中,每一原理和法則,必須用事實和實驗反復證明,而后確認為不變的公理,否則便不被承認。其實驗可多次重復,其收效也持續穩定,其學問追究源頭根本,揭示了宇宙普遍規律,這種治學方法非常高明。
如此以來,對胸懷大志、求知若渴的毛澤東,當然會產生極大吸引力?!赌吕彰麑W》當時很負盛名,但因內容過于深奧難懂,據說能讀的人并不多。毛澤東不但認真讀了,從此還激發了對邏輯學的愛好。
《穆勒名學》主要講歸納邏輯。穆勒認為,歸納的基本原理,是自然過程始終如一;歸納的客觀基礎,是一定現象總是經常跟著一定現象出現,今后仍然會經常出現;歸納不但與推理不同,它與概括不同,概括是把同一命題的細節綜合起來,而歸納則是由已知推論未知。這也正是嚴復看中的,改變舊的學習方法,以宇宙萬物為書本,就要潛心觀察事物,研究現象間的因果聯系,從已知現象推出未知原因。
怎樣以宇宙各物為書本,從已知推出未知?穆勒的突出貢獻,是提出了系統的求因果歸納法,即邏輯史上著名的“穆勒5法”。要義如下:1、契合法。假定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場合,每個場合由若干情況和若干現象所組成,如果某種情況出現,相應的現象也出現,這種情況就是這種現象的原因。這種方法是異中求同,所以又叫求同法。例如,火雞和小鴨吃發霉花生得癌癥死了,這種花生喂其他動物出現同樣結果,對象、時間和環境都不同,共同點是吃了發霉花生,發霉花生就是原因。2、差異法。比較某現象出現的場合和不出現的場合,如果這兩個場合除一點不同外,其他情況都相同,這個不同點就是這個現象的原因。因這種方法是同中求異,所以又稱求異法。例如,遠洋帆船上的中國人和外國人,除中國人外全患上壞血病,為什么如此不同?幾個中國人都有喝茶嗜好,而外國人沒有,于是得出結論,喝茶是不得壞血病的原因。3、契合差異并用法。如果某被考究現象出現的各個場合,只有一個共同因素,而這個被考察現象不出現的各個場合,都沒有這個共同因素,這個共同因素就是某被考察現象的原因。該法的步驟是兩次求同一次求異,又叫做求同求異并用法。4、共變法。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如果某一現象發生變化另一現象也隨之發生相應變化,前一現象就是后一現象的原因。例如:氣體體積與溫度之間的共變關系。5、剩余法。如果某一復合現象已確定是由某種復合原因引起的,把其中已確認有因果聯系的部分減去,剩余部分也必有因果聯系。
毛澤東讀懂了《穆勒名學》,領悟了譯者與作者的真義。
在后來的學生歲月中,他不但認真讀書求知,還多次與同學外出游學,注重直接到自然和社會中學習。
成為革命家后,他曾被人貶斥為經驗主義。但與其他革命領袖相比,他最大優勢不是讀了多少書本,而是重視向實踐學習,重視總結群眾經驗,重視系統扎實的調查研究,并進行嚴密的邏輯分析,得出符合實際的結論。他鮮明地提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做好工作第一是眼睛向下,第二是開調查會。他教育大家,通過調查,可以得到很多聞所未聞的知識,今天需要我們調查,將來我們的兒子孫子也要作調查,才能不斷認識新的事物,獲得新的知識。由此得知,為什么在革命事業中,毛澤東把握事物本質規律往往更準確,主意往往更管用,能有高出別人的新認識,能創造書本上沒有的新理論,能始終代表事業發展的正確方向。
到延安后,他要求全黨徹底改造學習。提出要廢除靜止地、孤立地、教條主義的學習,堅決糾正言必稱希臘、生吞活剝談外國、留聲機式的、只背詞句的、脫離實際的惡劣學風,克服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的狀況,因為那種學習一心向往的,是從先生那里學來的據說是萬古不變的教條。他不客氣地說,對自己的東西既無知識也沒興趣,只剩下一些希臘和外國的故事,這樣連屎都不如,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肥狗,脫離實際的學習只會害人,一害組織、二害自己。怎樣才是管用的學習呢?在毛澤東看來,要向實際學習,要理論聯系實際。方法就是,系統周密地研究周圍的環境,綜合研究中國的歷史,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研究客觀事物中,找出事物內部聯系,作為一切行動的向導。
他對邏輯學的關注和研究,持久深入程度出人意料。
據毛澤東日記記載,定王臺自修若干年后,1938年3月25日,在延安鳳凰嶺窯洞,因收到一本剛出版的《邏輯與邏輯學》,他放下正在讀的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當天就讀了93頁,然后以超常進度,3天就讀完了這本書。
建國后,他熱情支持學術界爭鳴,促進了邏輯學思想解放和發展[⑤]。起初,受蘇聯學術思想影響,曾認為邏輯學也有階級性和黨性,形式邏輯是形而上學的基礎,甚至一度否認形式邏輯,只承認辯證邏輯,后來又把二者看作低級與高級的關系。1956年,著名學者周谷城發表文章,認為形式邏輯只是對推論過程的形式規定,沒有階級性,他挑戰“高低級關系說”,提出“主從關系說”,認為在認識活動中,辯證法是主,形式邏輯是從,主從雖有別,卻時刻不能分離。文章發表后,一下子引來很多批評,成為眾矢之的,很孤立。但毛澤東卻欣賞這篇文章,只是因為還在爭論中,出于對學術自由的尊重維護,沒公開說出自己的看法。私下里,他多次鼓勵周谷城不要怕,還風趣地夾用英語說:formal logic本來就是for-mal的,它是一門獨立的學問。此后幾年,他多次召集有關領導、邏輯學和哲學界人士,一起座談爭論的問題,以自己的革命實踐經驗為話題,談科學研究也必須實事求是、獨立思考,不能讓自己脖子上長著別人的腦袋,即使對老師也不要迷信。直到1965年,還幾次談對報刊相關文章的看法。
在毛澤東看來,邏輯水平直接影響領導水平。50年代末,為改造中央和地方黨委的工作方法,他曾親自起草《工作方法60條》,其中3條與學習運用邏輯相關。在第36條中,他把掌握邏輯作為根本工作方法不可缺少的內容,提出概念的形成過程,判斷的形成過程,推理的過程,就是調查和研究的過程,就是思維的過程。有了正確的觀點和正確的思想,還要有比較恰當的表達方式告訴別人,概念、判斷的形成過程,推理的過程,就是“從群眾中來”的過程;把自己的觀點和思想傳達給別人的過程,就是“到群眾中去”的過程。在第37條中,他講文章和文件都應當具有三種性質,準確性、鮮明性、生動性,準確性屬于概念、判斷和推理問題,這些都是邏輯問題,鮮明性和生動性,除了邏輯問題以外,還有詞章問題。認為現在許多文件的缺點是概念不明確,判斷不恰當,使用概念和判斷進行推理的時候又缺乏邏輯性,不講究詞章,一定要改變這種不良的風氣。還特別強調,不要以為這只是語文教師的事情,大老爺用不著去管。在第43條中,他直接要求領導干部,要學點文法和邏輯。
他甚至不無遺憾地說:我們的黨員研究哲學,就是不研究邏輯學。
為推動學習研究邏輯,他建議政治局委員人人都訂《哲學研究》(邏輯學歸哲學類);要求中共中央馬列編譯局收集編輯《邏輯學論文集》,把1953年后發表的全部論文、蘇聯譯文、數理邏輯和中國邏輯思想史論文幾乎全部編入;布置中央政治研究室負責編輯專著,要求最好把古今所有邏輯書都搜集起來,后來出版的《邏輯叢刊》,幾乎收全了建國后出版的各種邏輯學著作,還收入舊中國出版的11部代表性著作,包括他在定王臺讀過的《穆勒名學》。毛澤東一直把這套叢刊保存在身邊。
即使外出視察,他也經常把邏輯書帶上。
身邊人員留下這樣的記錄:1959年10月23日,主席今天外出,要帶走一大批書,種類很多,包括的范圍很廣。他指示要以下一些書籍:……《邏輯學論文選集》(科學院編輯)。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學(嚴譯叢書本)……。
晚年的毛澤東,對邏輯學興趣依然很濃。有人新出了邏輯學著作,他讓搞些大字本,印1萬冊給大家學習。他對秘書說,小字本是不適合老頭子讀的。
了解這鮮為人知的史實后,真的讓人莫名感動,乃至感慨萬分。
這世界上誰與相似?還會有這樣的領袖嗎?
毛澤東提到的第四本書是《民約論》。
法國思想家盧梭著,又稱《社會契約論》或《政治權利原理》,是近現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奠基之作,被譽為人類解放的第一個呼聲,世界大革命的第一個煽動者。早年,梁啟超曾如此評價[⑥]:
“歐洲學界如旱地起一霹雷,如暗界放一光明,風馳云卷,僅10余年,遂有法國大革命之事。自茲以往,歐洲列國之革命紛紛繼起,卒成今日之民權世界?!睹窦s論》者,法國大革命之原動力也;法國大革命,19世紀全世界之原動力也。”
梁啟超講的比較客觀。盧梭逝于1778年,震驚世界的法國大革命1789年爆發,不可能是他直接煽動,但此書的催化作用世所公認。此后,歐洲廢除君主絕對權力運動,北美擺脫英國殖民統治斗爭,美國的《獨立宣言》、法國的《人權宣言》及兩國憲法,均體現了盧梭的民主思想。
毛澤東早就是梁啟超的崇拜者,在東山高小還讀過盧梭傳記,在定王臺見到他的重量級著作,自然特別鐘愛并認真研讀。
《民約論》中最震撼人心的思想,是顛覆傳統政治的“主權在民”。盧梭認為:人生而自由,人的自由只屬于自己,其他人無權處置。政治權威在自然狀態中并不存在,所以需要一個社會契約,契約對每個成員都是平等的,是一切合法權威的基礎。主權者是盡可能包括最多社會成員的共同體,共同體可稱為國家,結合者稱為人民,個別主權權威參與者叫做公民,個人是主權者的臣民。人民主權不可轉讓、不可分割,由共同利益決定和約束,籍著法律而行動。法律是以公共利益為依歸的公意行為,立法者只起草和提出法律建議,只有人民自己才有權設立法律。政府只是主權者的執行人,是以主權者名義行使被托付的權力。主權者可根據自己的意愿限制、改變或收回政府行政權,有權決定和變更政府形式和執政者權力,包括用起義手段推翻違反契約的統治者。
盧梭還說,政府形式主要有三種:1、民主制,由全體或大部分人民治理,但真正的民主制從來不曾有過,而且永遠不會有;2、貴族制,由少數人治理,貴族制可以是自然的、選舉的與世襲的,自然貴族只適于純樸民族,世襲是最壞的,選舉最好;3、國君制,由一人治理,沒有比國君制更有活力的政府,但這種政府危險性很大,君主們傾向于追逐絕對權力,大臣們只是陰謀家。實際上,政府都是混合形式,都或多或少地借鑒了其他形式,沒有一種政府適用于一切國家,一個國家的政府必須與其人民特點相適應。
怎樣防止少數人篡奪國家權力?這是不能不考慮的重大問題。盧梭設想,必須由法律保障人民定期集會,屆時終止一切行政權,讓權力回到人民手中。集會中,必須解決兩個問題:1、愿意保存現有的政府形式嗎?2、愿意讓那些實際擔負行政責任的人繼續當政嗎?
主權在民,張揚了追求平等的強烈欲望,否定了傳統的少數人統治,闡述了人民當家作主的理念與設想,為人類政治提供了一個理想坐標。這是一面理想主義的旗幟,它摧生了轟轟烈烈的資產階級革命和資本主義民主政治,但資本不可能實現平等正義。隨著人民覺醒和社會進步,必然否定資產階級統治,導致馬克思主義誕生并磅礴于全世界,引發解放全人類的無產階級革命,建立起真正的人民政權,走向真正人人平等的共產主義。
讀過《民約論》的毛澤東,在接受馬克思主義后,完全超越盧梭進入了一個新的更高境界。
在他一生的追求中,人民就是命脈、靈魂和全部歸宿。他領導的革命是人民革命,他締造的軍隊是人民軍隊,他建立的國家是人民共和國,他為中國共產黨規定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他為新中國規定的根本性質是人民民主專政和人民政權,還有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政府、人民政協、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人民公安、人民外交、人民海關、人民銀行、人民幣、人民鐵路、人民航空、人民郵政、人民解放軍、人民海軍、人民空軍、人民裝甲兵、人民炮兵、人民通信兵、人民防空、人民戰爭和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還有人民功臣、人民科學家、人民藝術家、人民戰士、人民英雄紀念碑、人民大會堂、人民劇院、人民醫院、人民廣場、人民江山、人民萬歲……。在偉大的毛澤東時代,人民是不能也不準缺失的定語,一切事業都是人民的事業,人民是一切行為的最高原則。
人民始終是毛澤東的最愛。為了人民的解放事業,他奉獻了全部自己,犧牲了6位至親,包括他親愛的夫人和兒子;為了人民江山不變質,人民不再被權貴和資產階級壓迫剝削,他發動億萬人民群眾的大民主,甚至砸爛自己親手建立的政權,不惜把自己摔得粉身碎骨;在他的一生中,不只為人民的苦難而痛心甚至掉淚,更多是為人民利益殊死抗爭,誰惹著了人民、侵害了人民,他一定是雷霆之怒毫不留情,為此,他可與無論什么人什么勢力決裂。
在歷經歪曲否定、造謠詆毀和超出人類道德底線的妖魔化后,人民在歷史實踐的鮮明對比中,反而認清了真相和本質,得出一個永恒結論:毛澤東是當之無愧的偉大人民領袖!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或許有一天,他締造的黨和國家會變色,他被有些精英們切割拋棄,但人民卻永遠不會離開他,人民永遠與自己敬愛的領袖在一起,背叛他的勢力將由此變成人民公敵,永遠載入中華民族的丑類史冊。
否定毛澤東的逆流中,有個說法廣為流傳,毛澤東只會鉆進線裝書,搞他的古為今用。但我們了解他的讀書史后,發現那種說法過于無知。無論讀什么書,發明這謠言的人與他相比,都存在天壤之別。即使現在被一些人奉為教條的西方經典,毛澤東的熟悉程度也遠遠高于他們。他曾真誠地引用列寧的話說,不讀資產階級唯物主義的書,就不能成為共產主義者。
60年代,他會見法國議員時說[⑦],法國出了一批唯物論者,除《民約論》作者盧梭及伏爾泰,還有法國的山岳黨,拿破侖對我們也很有影響,他的一些著作我都看過。
1973年9月,他在會見法國總統蓬皮杜時說,法國人的歷史我們感興趣,特別是對法國大革命。
毛澤東提到的第五本書是《群學肄言》。
英國斯賓塞爾著,原名《社會學研究法》,強調用科學方法研究社會,使人文社會科學像自然科學一樣成為科學。嚴復譯為群學,所謂群,就是社會,包括商、工、政、學乃至國家;群學肄言,就是用科學律令察民群變端,探明治亂興衰原由,預測社會未來方向,揭示正德、利用、厚生的方略。此書對毛澤東影響較大。
嚴復對此書的推崇超出想象。他認為,學好這部群學著作,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用以治世保民,可使國家大治達到極盛。有史以來,沒有比這更好的治國之理了,即使周文王與周公再世,也不能舍其道而言治。學問之事,須以群學為要旨,唯有把群學學明白了,才知治亂興衰之故,有修齊治平之功。他說這是真正的“大人之學”!
毛澤東所讀《群學肄言》,雖基本框架與原書相同,但約1/4內容為嚴復所寫。嚴復把中國文化與西方新學交融,洋為中用,要建立新的“大人之學”。意圖很明白:
“有王者興必來取法,雖圣人起不易吾言。[⑧]”
孟子曾講,500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一個舊時代要結束了,嚴復傾心譯著《群學肄言》,是為那些復興中華改天換地的“王者”準備的,為培養救世圣賢而用。
此書有何真經妙道?嚴復在譯余贅語中說:
“此書樞紐,在《知難》一篇。”
“其《繕性》以下3篇,真西學正法眼藏……。”
先看書的樞紐:知難[⑨]。此篇講群學的研究者與研究對象,有獨異于其他學科的特點,因而遇到的困難非常獨特??筛爬?難:
“一曰在物之難;次曰在心之難,三曰心物對待之難。”
所謂在物之難,也叫物蔽,是研究對象特異帶來的困難。群學不同于自然科學,它的研究對象是社會群體,往往看不明白、記不清楚、難以度量,所有事情相互不同,現象往往間斷出現,各種變化繁而不簡,散處于大宇長宙之間,無法很快收集人和事的情況。要得出規律和結論,必須匯集無數全面真實的材料,但現實中難以做到。
所謂在心之難,是研究者心理特點帶來的困難。有兩層意思:一是智絯,知識和智力造成束縛。一般學科可秉心習研究,但已有心習難治群學。長于歸納者,有學而不思之罔;長于推理者,有思而不學之殆。雖學士如林,真正能用耳目心思,追求事實和真理的已經很少,況且要除去他已成心習?那些以往治學較簡思想偏頗的,也不足以理清錯綜復雜的現象。個人才能興趣只與一業適應,其他方面則不能相得益彰。習慣了簡易淺顯的學科,一旦轉到繁雜艱深的群學,須除掉前習才能適應,這個難屬于識理帶來的。二是情瞀,人的感情導致視而不見。其他學科中,道理真假與事實對錯,一般都能公平對待,無個人憎惡摻雜其間,但群學領域卻不能。求證據時,合于己說的則多取,背于己說的則棄擇,有利的雖遠也能看到,有害的近在目前也視若無睹。學者中,知道個人成見會枉實蔽公,10人之中或1人能做到,知道自己的枉蔽有多少,能謹慎預防的卻沒有。當今社會,私心為害,無學不然,大抵都是心中先有成見,著書立說發表見解時,故作公允中立姿態。群學與其他學科相比,私心起作用最有力,表現形式也更多,往往由于權力和利益涉入、個人愛憎不同或教派信仰不同,而生喜好厭惡,這都屬于情感帶來的難。
所謂心物對待之難,是研究者與研究對象關系特殊,給群學帶來特殊困難。在數學、物理、化學等學科,研究者與研究對象是分離的,唯獨群學不同,研究者就在研究對象群體之中,前者也是后者一分子。研究者所居群體不同,觀察的善惡苦樂不同,再加自己成敗利害的經歷,感情不能不因之而動,道理不能不由之而發,個人與所在群體休戚與共,群體對其不能不產生影響,這就是心物對待之難。具體有5個方面:一是學诐,所學不同使認識偏頗;二是國拘,國家不同思想受限制;三是流梏,行業不同束縛思想;四是政惑,政黨不同惑亂政見;五是教辟,宗教不同導致見解乖辟。可見,群學的確不像自然科學,所信之理、所致之情,與自己身心沒多少關系,群學之難是其他學科沒有的。
如何破解研究群學之難?嚴復認為,西學有“正法眼藏”。
正法眼藏為佛教用語。“正法”指全體佛法,“眼”為朗照宇宙,“藏”是包含萬有,正法眼藏就是佛的正教正道,佛的內心悟境。相傳,在靈山法會上,佛祖釋迦牟尼拈花示眾,弟子皆沉默不語,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于是他將正法眼藏傳于迦葉,由此成為禪宗源頭。禪宗的正法眼藏,是不立文字的心印,是心傳心的微妙法門,是教外別傳的最深奧義菩提。
這個正法眼藏,在《群學肄言》中就是“繕性”。
繕性本是莊子的理念,修治本性的意思。莊子認為,一個治道者,要祛除俗學俗思的蒙蔽,避免喪己于物的偏見,須以恬靜淡漠來蓄養真知,再以真知蓄養恬靜淡漠,才能生出無不包容的中和之德,領悟合于萬物的自然之道。但在《群學肄言》中,繕性內涵發生重大變化,雖與莊子針對的問題基本相同,但解決問題方法卻完全不同,體現了西學的“正法眼藏”。
青年毛澤東給朋友信中,曾概括《群學肄言》的這一要義。他說[⑩]:
“是三難者,將欲祛之,則必繕性??樞栽趯W,學有三科,曰玄間著。”
怎樣祛除治群學“三難”?必須通過繕性,才能保持心靈的公正客觀。繕性方法,不是靠莊子所說的恬靜淡漠,而是用學習來達到目的。群學對象是整個社會,是一切科學匯歸的學問,研究群學必先兼學三科:一是學玄科,研究不易之事理,探討不遁之物情,掌握抽象的思辨科學,如邏輯學和數學等;二是學間科,介于理性思維與具體事物之間,研究事物變化的因果關系,如物理和化學等;三是學著科,研究顯著存在的客觀事物,了解其悠久歷史和復雜變化,如天文學、地學、生物學等。再加心理學和生理學等,與群學相關的范圍很大。掌握了三科知識,可校正思想偏頗,提升聰明智慧,有效克服治群學的困難。毛澤東說:
“吾謂此豈惟學也,德即寓乎其中亦。于此有人焉,不蔽于物,瞀與情,絯于智,而又無學诐、國拘、流梏、政惑、教辟諸弊,基人之為君子,尚待言哉!”
他認為,廣泛涉獵“玄間著”各科,并非只為研究學問,品德修養也寓于其中。經過全面學習的人,才能不為事物表象遮蔽,不為感情好惡左右,不為智力不足束縛,避免學诐、國拘、流梏、政惑及教辟等偏見,成為德才出眾的君子。這也是《群學肄言》的重要觀點。
對《群學肄言》,青年毛澤東不止讀了一遍。后來到第一師范,他向黎錦熙老師請教學習方法,老師又推薦此書,特別要他讀“繕性”一篇。盡管在校學習時他很偏科,主要下功夫在文科上,但他對自然科學從不輕視,始終把廣闊的知識面作為求知要義,為領袖成長奠定了全面學識基礎。
延安時期,他不但潛心研究革命和戰爭,還多次要求國統區同志,注意收集購買“通俗的自然科學書”,并認真讀了《科學大綱》、《科學到何處去》、《環繞我們的宇宙》、《物質世界本質》等科學書籍。他甚至發出呼吁,大家要來研究自然科學,否則世界上就有許多不懂的東西,那就不算一個最好的革命者。
建國后,作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他,曾說過很想請兩三年假,專門學習自然科學。在中南海住處,買來中學物理化學實驗儀器擺上。在外出視察的火車上,張治中見他聚精會神地讀一本冶金書,十分驚異地問,你也要鉆研科學技術?他回答說,是呀,人的知識面要寬些。哈爾濱工業大學老師發表文章,研究“積木式機床”內部矛盾運動規律,他看后要求《紅旗》雜志發表,并親自寫信給作者和單位鼓勵。他在黨的八大前說,我們對新的科學技術還不懂,還要作很大的努力,現在中央委員會是一個政治中央,還不是科學中央,將來,中央委員會就是科學委員會了。
他先后接見美籍華裔科學家楊振寧、李政道,一起深入討論宇稱守恒與非守恒、光子性質和質子可分不可分等問題,讓這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感慨不已[11]。楊振寧說:他的造詣非常之深,他是一位領導人,同時又是一位高級學者。李政道說:他所關心所思考的,已經遠遠不是身邊的事情了,他的思緒常常飄浮在茫茫的宇宙,要了解的是整個人類乃至整個宇宙的規律。
作為一個超凡的領導者,他學習了解19世紀的能量守恒和轉化定律、細胞學說、進化論、元素周期律,還學習了解20世紀的相對論、微觀粒子結構、宇稱守恒、對稱問題、遺傳理論等。如此持之以恒的“繕性”,使他能以最新科學知識思考印證宇宙真諦,深入闡釋唯物辯證法精髓,掙脫世俗偏見的束縛,從而思想認識更客觀,領導決策更正確。在巨星薈萃的事業群體中,他高屋建瓴,觸類旁通,廣征博引,表現出無與倫比的知識與思想的力量,發揮了全方位的導師引領作用,讓無數泰斗大師誠心折服,成為一個時代或史上少有的“哲學王”[12]。
上世紀60年代,日本物理學家坂田昌一提出新觀點,基本粒子不是物質始原,電子也是不可窮盡的。毛澤東看到文章后十分贊同,專門讓在《紅旗》雜志轉載。他對學者們說,凡事都是可分的,電子本身現在還沒有分裂,總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這是個真理,不信,就試試看,如果有竭,就沒有科學了。1964年,中國科學院在北京召開國際性科學研討會,坂田昌一也應邀參加會議,毛澤東接見他時贊揚說,你的文章寫得很好。坂田昌一十分驚訝和喜悅,他沒想到一個偉大革命領袖,竟對物理學前沿如此關注,而且之前早就講過類似觀點?;貒?,他多次講毛澤東的見解,還說,《矛盾論》和《實踐論》是誰也不能否定的。
毛澤東關注這個問題,還有一個國際共運背景。當時的流行理論認為,社會主義沒有矛盾,或是矛盾不尖銳不突出等。探討基本粒子有無矛盾問題,起著重要的繕性作用,他用自然科學的最新成果,證明了矛盾存在的普遍性,認識社會主義也充滿著矛盾。在許多人還處于懵憧狀態時,他清晰預見到蘇聯可能衛星上天、紅旗落地,提出至今已毫無疑義的重大理論。歲月蹉跎幾十年后,面對無可爭議的現實,終老前的王震感嘆:毛主席,比我們早看了50年!
他的基本粒子可分思想,在中國高能物理學界也引起巨大反響。物理學家們以此為信念和指導,建立起強子結構的層子模型,意在說明微觀粒子具有無限層次。當時,這是站在世界物理學研究前沿的開創性工作。
毛澤東逝世翌年,1977年夏威夷,第七屆粒子物理學討論會。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格拉肖發言,追述物理學如同剝洋蔥一樣,逐層深入研究物質結構,基本粒子已經到夸克和輕子。最后,他突然說出一段出人意料的話:
“洋蔥還有更深的一層嗎?夸克和輕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組成部分呢?許多中國物理學家一直是維護這種觀念的。我提議把構成物質的所有這些假設的組成部分命名為‘毛粒子’(Maons),以紀念已故的毛主席,因為他一貫主張自然界有更深的統一。”
這是杰出科學家對粒子命名的建議,更是對哲學王毛澤東的由衷敬意。
對我們而言,更真切地感悟到,如何繕性的“正法眼藏”。
毛澤東提到的第六本書是《法意》。
法國人孟德斯鳩著,嚴復譯。直譯全名為《論法的精神:或論法律與各類政體、風俗、氣候、宗教、商業等等之間應有的關系,附作者對羅馬繼承法、法蘭西諸法以及封建法的最新研究》,書名如此臃長是當時習慣,簡稱也叫《論法的精神》。
孟德斯鳩出身貴族,有世襲領地和封爵職位。27歲時,繼承波爾多議會議長職務,改名孟德斯鳩男爵。37歲時,賣掉世襲議長職位獲巨額金錢,每年利息收入可達29000鎊之多[13]。此后,開始長途學術旅行,周游歐洲列國,結交名流學者,傾心學術研究,后又回到自己莊園專事著述,用14年寫成《法意》。著名哲學家愛爾維修看到書稿后,禁不住感嘆:“作者宇宙大名從此立矣![14]”
此書問世后轟動一時,對近代歐美社會影響極大。拿破侖征戰時,隨身帶8本書,其中一本就是此書;美國獨立戰爭的領袖們都熟讀此書,并把其中的政治原則寫入憲法;19世紀爆發的一系列資產階級革命,以及后來西方國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安排,都可看到其深遠影響。嚴復對此書評價極高,甚至與中國古代的“六經”媲美。
此書秉持的基本理論有二:一是社會演變論。當時的主流理論認為,人性是不變的,所以人類社會也是不變的,只要追求一種適應人性的政制就行,而孟德斯鳩研究各國史實后得出結論,人類社會并非靜止不變,而是在不斷演進,法律和社會制度變化是必然的。二是理性論。在教會神學統治一切的時代,孟德斯鳩卻提出,一般法律源于人類理性,各國法律是人類理性在特殊場合的適用,法律與地理、氣候、人種、風俗、習慣、宗教信仰、人口、商業等的關系就是法的精神,這完全沒了上帝和神學的地位,在當時是極為革命的思想。
此書最著名的政治理論也有兩個。一是關于政體分類。他把政體分為共和、君主和專制3種,其共和政體又分民主政治和貴族政治。他認為,共和政體的原則是品德,君主政體的原則是榮譽,專制政體的原則是恐怖。對民主政治,腐化不僅在于人們喪失平等精神,還在于產生極端平等傾向;對貴族政治,權力專斷就腐化,貴族變成世襲時腐化就達到極點;對君主政體,取消貴族團體或城市特權就腐化了;對專制政體,腐化是自身弊病所致。小國家比較適合共和,中等國家比較適合君主立憲,大國家則比較傾向專制。二是分權學說與憲政。他認為,享有權力的人都容易走向濫用權力,這是一條千古不變的經驗,為防止濫用權力,必須以權力制約權力。孟德斯鳩推崇英國的君主立憲,提出國家的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要三權分立、互為制衡;行政權掌握在君主手中,因為這部分職能要求行動快捷,雷厲風行,由一個人發號施令比幾個人管理要好;立法權由另外幾個人擁有;司法權由法官享有;國家不得干涉社會生活,社會改變必須通過法定程序,立法機關制定一般性法規,司法機關專管司法事項,行政機關只能執行法律等,這是西方憲政論的主要內容。
書中還提出一些進步法律思想。如反對酷刑;刑罰必須有教育意義;輿論可作為反對犯罪的工具;應刑罰行為,不應刑罰思想和語言,不慎與惡意有很大差別,但二者詞句幾乎沒什么區別,法律不能因言語處其極刑,除非明確那些言語應處此罪。不禁止諷刺性文章有好處,諷刺能將一般怨恨轉變為娛樂,使不滿意的人得到安慰,增加人民對痛苦的承受能力,使他們對所遭受痛苦一笑了之。
毛澤東在定王臺讀《法意》時,此書問世已160多年。
這時,隨著社會演化進步,孟德斯鳩對貴族“分權”的設想,在西方已成歷史,資產階級實行多黨競選、輪流執政、三權分立,實現了統治階級內部的分權制約。但是,新的社會對立又尖銳出現了。從貴族手中奪得政權的資產階級,除金錢外不承認任何特權,資本占有生產資料和財富,三權和法律全部拜倒在資本腳下,社會的大多數沒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平等,勞動群眾沒有制約資本權力的權力,無產階級依然處在被壓迫被剝削的悲慘境地。很快,風起云涌的無產階級革命,以蘇俄十月革命為新起點,成為磅礴于全世界的時代大潮。
在中國,變法派推行君主立憲早已失敗,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統治后,正在學習西方建立民主共和國,《法意》闡釋的思想理念,引入當時的憲法和其他法律,人們對未來滿懷期望。但接踵而至的歷史,卻事與愿違南轅北轍。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先是袁世凱復辟稱帝,后是北洋軍閥篡權亂政,再是蔣家王朝專制獨裁,中華民族依然處在水深火熱之中,中國的先進分子依然在黑暗中摸索奮斗。只是毛澤東和他的戰友登上歷史舞臺后,中國才翻開了新的光明的一頁。
1953年12月底,定王臺讀《法意》40年后,已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鞏固了人民政權,贏得抗美援朝戰爭偉大勝利的毛澤東,乘火車離開北京,來到風景如畫的杭州,帶領憲法起草小組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5]。
他和起草組成員一起,廣泛閱讀和研究世界各國憲法,還要求參加討論的政治局成員也讀,專門發電列出研讀書目:1、蘇聯和蘇俄憲法;2、東歐人民民主國家憲法;3、舊中國制定的憲法,包括1913年天壇憲法草案、1923年曹錕憲法、1946年蔣介石憲法;4、1946年法國憲法,來自孟德斯鳩的祖國,毛澤東認為這是較進步較完整的資產階級內閣制憲法。他說,參照別國憲法和中國歷史上有過的憲法,是完全必要的。人家好的東西,結合中國國情加以吸收;不好的甚至是反動的東西,也可以引為鑒戒。毛澤東對三權分立的精通,決不比當今那些精英差。在認真研讀比較后,他說,我們對資本主義民主不能一筆抹殺,但現在資產階級的憲法完全是不好的,是壞的,帝國主義國家的憲法尤其是欺騙和壓迫多數人的。我們的憲法,就是比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憲法也進步得多。
在毛澤東主持下,憲法起草了差不多7個月,修改了一二十個稿子。然后組織北京500多高級干部討論、全國8000多人81天討論,公布后又有1.5億多人民參與,討論了3個月,最后是全國人大1197位代表討論,反復征求意見斟酌修改后,于1954年9月20日莊嚴表決通過。先是歷經世所罕見的卓絕斗爭,建立了人民政權,再經舉世無雙的大規模民主討論,中國終于制定了一部代表人民利益的、體現民主原則和社會主義原則的憲法。
他主持制定的這部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國家機關一律實行民主集中制;一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效忠人民民主制度,努力為人民服務;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是行使國家立法權的唯一機關;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國務院作為國家管理機關,不但要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負責并報告工作,而且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也向全國人大執行委員會負責并報告工作,這是徹底民主而又不互相掣肘的制度,是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沒有的。
盡管他是當之無愧的國家主席,但他提出并再三堅持加一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罷免國家主席。他說,國家主席制度與總統制完全不同,主席既不是立法也不是行政首腦,并不具有特殊的個人權力。資本主義國家總統可以解散國會,我們的主席不能解散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相反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可以罷免主席,因為國家主席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出來的,并服從于它。一些民主人士提出,寫上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是國家元首,卻被毛澤東抹去了。他說,這不是謙虛不謙虛的問題,在我們這樣的人民民主國家里,不應當寫那樣不適當的條文。有人建議把這部憲法命名為“毛澤東憲法”,也被毛澤東拒絕了。
他領導制定了民主的憲法,這是名符其實的人民憲法,根本目的是保證人民當家作主。但他極為清醒,這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掌握權力的共產黨人,同樣面臨腐化變質的嚴重威脅,如何使當權者永遠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為個人或小集團利益服務,這是必須解決的重大課題。為跳出“歷史周期率”,保證權力不被濫用或腐化變質,他動員人民起來監督政府和干部,進行一次又一次整風清理運動,甚至不惜砸爛已經建立的政權,直接發動群眾揭露黨和國家的陰暗面,直接在運動中培養新人吐故納新,預言七八年來一次新的革命……。
他為人民民主事業奮斗終身。但他的民主理念與愿望,難以被理解也難以實現,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問題。他帶著失望和問號離開了,歷史出現了否定性回流。
在新的歷史進程中,毛澤東憂慮的問題并沒有解決,權力腐化日甚一日。
離開人民的有效制約,回到孟德斯鳩能行嗎?
毛澤東還多次講第一次看世界地圖的情形。
不要輕視定王臺那幅普通的世界地圖,它的意義非同小可。
上世紀30年代,毛澤東在陜北回憶那段自修經歷時,把看世界地圖排在所有所讀名著之前。他特別強調說[16]:
“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圖,懷著很大的興趣研究了它。”
當時,他沒講通過研究得到了什么。建國之初,1951年秋,他在北京與幾位湖南老同學聊天時,又講起定王臺那幅世界地圖。如果不是他親口敘說,很難想象定王臺一幅普通的世界地圖,竟對他產生如此強大的沖擊,并引發莫名其妙的巨大覺悟。他認為,在圖書館自學半年,讀的書不少,但最大收獲卻不在此,而是看到世界地圖產生的。毛澤東如是說[17]:
“說來也真好笑,我讀過小學、中學,也當過兵,卻不曾看見過世界地圖,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圖書館的墻壁上,掛著一張世界大地圖,我每天經過那里,總是站著看一看。過去我認為湘潭縣大,湖南省更大,中國自古就稱為天下,當然大的了不得。但從這個地圖上看來,中國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湘潭縣在地圖上沒有看見,韶山當然更沒有影子了。世界原來有這么大!”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別多。這樣多的人怎樣過生活,難道不值得我們注意嗎?以韶山沖的情形來看,那里的人大都過著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餓,就是挨凍。有無錢治病看著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錢糧被關進監獄活活折磨死的;還有在家庭里、鄉鄰間,為著大大小小的糾紛,吵嘴、打架,鬧得雞犬不寧,甚至弄得投塘吊頸的;至于沒有書讀,做一世睜眼瞎子的就更多了。在韶山沖里,我就沒看見幾個生活過得快樂的人。韶山沖的情形是這樣,全湘潭縣、全湖南省、全中國、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我真懷疑,人生在世間,難道都注定要過痛苦的生活嗎?決不!為什么會有這種現象呢?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為世界上存在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數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這種不合理的現象,是不應該永遠存在的,是應該徹底推翻、徹底改造的!總有一天,世界會起變化,一切痛苦的人,都會變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
“世界的變化,不會自己發生,必須通過革命,通過人的努力。我因此想到,我們青年的責任真是重大,我們應該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路真長。從這時候起,我就決心要為全中國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貢獻自己全部的力量。”
面對那幅神秘的世界地圖,毛澤東從世界之大,感悟到韶山之小;又從韶山人的痛苦,感悟全世界的痛苦;再從人世間的痛苦現象,思考產生痛苦的原因。霍然悟出大道:大多數人陷入痛苦的深潭,根本原因在于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不合理制度,只有徹底推翻和改造這個壞制度,人們才能變成幸福快活的人。他堅信,總有一天世界會起變化,但變化不會自己發生,必須通過人的努力。由此感到,自己的責任真大,事情真多,道路真長……。
就是從這時起,19歲的毛澤東立下鴻鵠大志,決心為全中國、全世界痛苦的人貢獻自己的全部力量。
這是質的飛躍與升騰。在苦修苦讀的奠基之后,借助莫名其妙的道具,催化出大知大覺,貫通古往今來,透視人間萬物,領悟自己的使命,走上一條非同尋常的人生道路。
一幅不起眼的世界地圖,竟是一個標志,一扇奇妙的覺悟之門。
不由得想起牛頓??吹绞焱傅奶O果從樹上落下,產生了萬有引力感悟。
不由得想起達爾文。發現安第斯山頂有貝殼化石,引發對上帝創世質疑,繼而得到萬物進化的感悟。
不由得想起釋迦牟尼和菩提樹。也是19歲那年,他看到人世間各種痛苦與無奈,看到誰都無法擺脫的生老病死,發誓探尋永恒的解脫之道。多年苦修苦行不得,后在菩提樹下得到徹悟。一個人來到世界上,生苦、老苦、病苦、死苦,還有生別離苦、怨聚頭苦、求不得苦、無??嗟?,可謂苦海無邊。如何才能擺脫無邊的苦難?他的領悟是,除去我執,證得我空,看透萬事萬物本質是空,就能超度一切苦厄,超脫生死輪回。覺悟者的使命是什么?我即眾生,眾生即我,萬物一體,眾生平等,要以大慈悲心和大平等心,救度一體不二的眾生。
佛祖的教誨傳播四海,至今撫慰著無數困苦的心靈。
毛澤東的領悟轉為行動,導致了天翻地覆的人民革命,化作對舊世界的徹底改造,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永恒動力。
定王臺,不僅是知識奠基之所,還是領袖覺悟的圣地。
那幅神秘的世界地圖,好似領袖成長的菩提樹。
[①]高菊村等著《青年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第56頁。
[②]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1979年12月第1版,第120頁。
[③]亞當斯密著、嚴復譯《原富》,商務印書館出版,1981年11月第1版,第1頁。
[④]吳宜、溫憲祝編《毛澤東讀書與寫文》,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1月第1 版,第125~141頁。龔育之寫《毛澤東與自然科學》一文。
[⑤]吳宜、溫憲祝編《毛澤東讀書與寫文》,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1月第1 版,第125~141頁。高路寫《毛澤東與邏輯學》一文。
[⑥]梁啟超《論學術的勢力左右世界》
[⑦]摘自《黨的文獻》雜志2011年第1期作者:陳晉(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原題為:毛澤東為什么喜歡讀談法國近代史?
[⑧]嚴復自己擬定對聯,鄭孝胥寫后送給嚴復,常年掛在嚴復室內。
[⑨]斯賓塞爾著,嚴復譯《群學肄言》,商務印書館出版,1981年10月第1版,第56~58頁。三難是嚴復在譯余贅語中概括。
[⑩]《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出版發行,1995年3月第二版,第23~24頁。
[11]游和平編著《毛澤東與科學家的故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204~257頁。
[12]基辛格2011年新作《論中國》,稱毛澤東為“哲學王”。
[13]孟德斯鳩著、張雁深譯《論法的精神》,商務印書館出版,1963年3月第1版,第13~28頁。
[14]孟德斯鳩著、嚴復譯《孟德斯鳩法意》,商務印書館出版,1981年11月第1版,第vii~viii頁。
[15]《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316~342頁。
[16]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1979年12月第1版,第120頁。
[17]柯廷主編《毛澤東生平全記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第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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