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是作者為“烏有之鄉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的供稿。】

湖北工業大學管理學院 李克勤

　　【摘要】1、在道與器的認識上毛澤東實踐哲學的重大突破。2、毛澤東對社隊企業的探索、預言與創業：(1)毛澤東對農村的農民與農業的系統分析;(2)毛澤東引導社隊企業和培養紅色企業家的基礎環節:合作化運動;(3)毛澤東為合作化的“群眾領袖”而興奮。3、毛澤東培養紅色企業家是一種無為之道：(1)毛澤東的政治風度對紅色企業家的影響;(2)陳永貴的政治掛帥里包含有企業家精神;(三)毛澤東的道器變通進入到了無為而治的狀態——上無為而下有為，有所為有所不為，無為無不為。這對于我們處理社會主義階段計劃與市場關系，具有極其重大的啟發意義。

　　【關鍵詞】 道器變通 毛澤東文化 社隊企業 集體經濟 紅色企業家

　　企業家其內在的含義就是創業者，沒有創業，也就無所謂企業家。曾經的企業家假如停止了創業，也就不再是企業家。毛澤東一生做到了馬克思恩格斯講的“不斷革命”(馬恩選集1972年版，第一卷P392)，從未停止過創業。從毛澤東領導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創業歷程看，如果把新中國比作一家企業，他無疑是中國首席企業家，而他不是出于私心而創業，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紅色企業家。他的創業實踐，影響了一大批人，除了和他一起鬧革命的那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以外，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始終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他身先士卒，以身作則，培養了一大批創業型干部，他們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帶頭人，在農村合作化時期毛澤東就稱他們為“群眾領袖”，正是這一批群眾領袖帶領廣大農民組織起來，按照毛主席指引的路線，用創業精神——企業家精神，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使農村工業萌芽由人民公社時期社隊企業這種新的社會主義形式，在探索中逐漸壯大，后來通過農業學大寨，農村的紅色企業家群體初步形成，到了改革開放時期，他們就成了名符其實堅持在集體經濟范圍內，走共同富裕之路的紅色企業家，其中的杰出代表就是吳仁寶、郭鳳蓮、史來賀、雷金河等。毛澤東這個大企業家，培養一大批小企業家的歷程，在人類這個范圍里看，無疑是獨具匠心，獨樹一幟的。我們這里對毛澤東引導社隊企業崛起的紅色企業家之道——道器變通[1]，做一個初步探討。

　　一、 在道與器的認識上毛澤東實踐哲學的重大突破

　　毛澤東在《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這篇著作里指出：“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復，才能夠完成。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F在我們的同志中，有很多人還不懂得這個認識論的道理。問他的思想、意見、政策、方法、計劃、結論、滔滔不絕的演說、大塊的文章，是從哪里得來的，他覺得是個怪問題，回答不出來。對于物質可以變成精神，精神可以變成物質這樣日常生活中常見的飛躍現象，也覺得不可理解。” (《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1頁)

　　毛澤東本來講的是常識，而可人們常常忽視這些常識。

　　人們比較多的談論老子講的“道可道，非常道”，而以為道是一個只能意會不能言傳的神秘的東西，對老子講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更多是從抽象的角度加以認識。《易經·系辭上》有這種說法：“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也講了“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可是人們更多只是分別理解了“道”、“器”，以及“變”、“通”。

　　毛澤東揭示出過去人們之所以不好把握道，把道搞得神神秘秘，就在于將道與器割裂開來認識。更直接地說，就是人們孤立地片面地看待道，看不出，看不清道與器的辯證關系。這樣就很容易把精神上的東西，僅僅看做道上東西，從而把道變成了一個固化的虛擬的概念。同時又以為器物是人創造的，卻看不到人是因為有思想，有道，才能制造器物。道器變通是人的一個基本的行為概括，精神變物質，物質變精神是常見的現象，可是由于在過去統治者總是想愚弄百姓，他們千方百計模糊一些常識性的概念，以此達到模糊人們認識的目的。久而久之，中國人雖然重視精神層面的事物，但是把處在精神最高層面的道，變成了一個高不可攀的虛無縹緲的神神秘秘的東西，可望不可即。

　　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思維結合中國古代先哲留下的文化精髓，從社會實踐角度不僅明確提出了道與器之間的辯證關系，而且提煉出精神與物質可以互變的新道，這樣就把道拉回到現實中間來，道不是不可認識的，關鍵是要有人，要有敢于去認識道，敢于去追求真理的人。1949年9月16日毛澤東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中指出：“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這樣在毛澤東的道里面，創業者的形象就具體了，他們就是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大眾。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認同馬克思主義這個道的共產黨本身就是創業者，這個創業過程的描述就是精神變物質，物質變精神的循環，就是道器變通。

　　這是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上的一個大突破。

　　早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馬克思就明確宣布的：“哲學把無產階級當作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地，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年版第一卷，第15 頁)毛澤東的這個道器變通新哲學來自群眾的實踐，他又用他特有的方式——群眾路線，運用于廣大的農民在農村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他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本身也可以解讀為道器變通的過程。真正的走群眾路線的人，真正走了群眾路線的人，就能夠實現道器變通。在道這個層面，在哲學這個層面，是可以這么說的。

　　在具體的實踐中，又該怎么去做，怎樣才能做好，那不是口頭說了算的。也就是說正確的路線有了，下一步“干部就是決定性的因素”了。所以，毛澤東在實踐他的紅色企業家之道，完成一個又一個道器變通循環時，他抓了一個關鍵環節——培養創業型干部，其中很多基層干部后來成為紅色企業家。紅色企業家就是堅持走群眾路線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帶頭人，他們帶領群眾不斷創造出新的器——不僅僅是物質財富，而且有新的思想觀念，新的做法，在農村創造了一個被毛澤東稱作“光明燦爛希望”的社隊企業。這個時候，毛澤東探索的農村社會主義建設之道，逐漸清晰了，即“農業就是工業”，農村工業化。

　　二、毛澤東對社隊企業的探索、預言與創業

　　1959年毛澤東說：“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東西還不多，如社辦企業、社辦事業，由社支配的公積金、公益金等。雖然如此，我們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也就在這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第69頁)。

　　這是一個神奇的預言。到了1975年在社隊企業的一次批示中，毛澤東再次講出這樣的話，這個時候，像吳仁寶領導的華西大隊(村)的企業已經顯示出光明燦爛的希望。在毛澤東去世之后，社隊企業繼續發展，1983年社隊企業的產值已經占到全國工業產值的11.7%。這個時候，我們不能不佩服毛澤東那神奇的預測。他為什么能夠做出這樣的預測呢?

　　現在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結論，一是他對于中國農村文化，也就是對農村的農民和農業，有著非同尋常的了解和認識;二是他不是停留在預言家的口頭上，而是堅持不懈帶領廣大干部群眾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一句話，他的預言是干出來的，也就是道器變通。

　　(一)毛澤東對農村的農民與農業的系統分析

　　關于農民，1945年4月24日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也就是著名的《論聯合政府》，其中第六部分“土地問題”，毛澤東有一段專門談“農民”的。 他指出：“農民——這是中國工人的前身。將來還要有幾千萬農民進入城市，進入工廠。如果中國需要建設強大的民族工業，建設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個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的長過程。”

　　接著，毛澤東從中國工業市場的供應和需求兩方面，給了農民一個清晰的現代定位：“農民——這是中國工業市場的主體。只有他們能夠供給最豐富的糧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業品。”雖然只有簡單的兩句話，但你不能不佩服毛澤東的精辟概括，真是高屋建瓴。

　　下面他說：“農民——這是中國軍隊的來源。士兵就是穿起軍服的農民，他們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敵。”這里我們不必多說，顯然也是符合實際的。

　　而這一句：“農民——這是現階段中國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國的民主主義者如不依靠三億六千萬農民群眾的援助，他們就將一事無成。”恐怕也是令人浮想聯翩的，最近若干年，我們不就是在農村搞了大量的民主政治試點嗎?

　　不過，他給的最后一個農民定位，則是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做長期努力的。他告誡我們：“農民——這是現階段中國文化運動的主要對象。所謂掃除文盲，所謂普及教育，所謂大眾文藝，所謂國民衛生，離開了三億六千萬農民，豈非大半成了空話?”這里他無疑指出了當時存在的亟待解決的問題，但是我們今天依然不能忽視這些問題。

　　事實證明毛澤東當年的預見，極其準確，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出，毛澤東從革命開始階段對于農民問題的思考，一直保持連續性，到了七大時，已經思路已經走向成熟。

　　我們都知道，毛澤東是農民問題的大師，農民問題思想是毛澤東的思想理論寶庫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它的研究是毛澤東文化研究中一條主線。農民問題是一個事關中國革命和建設成敗的至關重要的問題，誰正確認識和把握了這個問題，誰就把握了中國革命建設的前途和方向，誰就把握了道。民主革命時期，農民問題的成功解決是毛澤東引領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關鍵，毛澤東始終傾心關注農民問題，他關于農民問題的思想經歷了一個由淺入深、不斷成熟的認識過程。

　　在社會主義時期，他又作了進一步艱辛的探索。在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在系統論述了農民之后，1957年1月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又精辟論述了中國的農業問題，提出了“農業就是工業”的奇特命題。注意不是著名而是奇特，因為這個命題一直為人們所忽視，正如老人家很多思想一樣，剛提出時很多人不理解，往往還遭到反對、抵觸，多年以后忽然發現原來他是那么富有遠見卓識，這就讓人不得不珍惜了。下面我們一起來分析一下老人家50多年前的論斷。

　　毛澤東在那次“講幾點意見”中的“第七點”，專題談“農業問題”，沒有想到老人家不經意之間，系統闡明了農業的基本問題。

　　他首先結合當時的形勢指出：“要爭取今年豐收。今年來一個豐收，人心就可以穩定，合作社就可以相當鞏固。在蘇聯，在東歐一些國家，搞合作化，糧食總要減產多少年。我們搞了幾年合作化，去年大搞一年，不但沒有減產，而且還增產了。如果今年再來一個豐收，那在合作化的歷史上，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上，就是沒有先例的。”

　　這讓我們知道那是根據當時國內合作化形勢，以及國外(主要指社會主義蘇聯)的情況，作為背景來談論農業問題的，這是這是基于一種自信的心理和開拓的志向來談論此話題的。

　　如果說毛澤東前面是起了個好頭的話，下面馬上進入正題：“全黨一定要重視農業。”原因在于“農業關系國計民生極大。要注意不抓糧食很危險。不抓糧食，總有一天要天下大亂。”這就是后來他說的“以糧為綱，全面發展”的理論和實踐依據。

　　接著他從6各方面作了展開說明。

　　“首先，農業關系到五億農村人口的吃飯問題，吃肉吃油問題，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農產品問題。這個農民自給的部分，數量極大。比如，去年生產了三千六百多億斤糧食，商品糧包括公糧 在內，大約是八百多億斤，不到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以上歸農民。農業搞好了，農民能自給，五億人口穩定了。”

　　顯然，糧食問題，進而農業問題，絕不單單是個農業問題，這是關系全局的問題，所謂全局，就是全國的全局，就是政治問題。很多朋友至今不理解毛澤東為什么那么重視政治，以為政治是空洞的意識形態問題，其實政治就是人民大眾的現實的問題，毛澤東年青時就說過“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吃飯就是最大的政治，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難道不該重視?

　　如果從道器變通講，毛澤東最重視的器就是糧食，這是現象。深入現象來分析，他真正重視的是道——用什么樣的道去指導對器的生產，以及誰去生產。

　　“第二，農業也關系到城市和工礦區人口的吃飯問題。商品性的農產品發展了，才能供應工業人口的需要，才能發展工業。要在發展農業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提高農產品特別是糧食的商品率。有了飯吃，學校、工廠少數人鬧事也不怕。”

　　請注意老人家這里講的“商品性的農產品發展”和“糧食的商品率”，這難道不是新中國農業工業化發展的基本概念嗎?同時這里已經明確了工農聯盟，不僅有政治上的必然聯系，而且其中包含有經濟上的牢靠的紐帶。這便是他講的以下兩條意見：

　　“第三，農業是輕工業原料的主要來源，農村是輕工業的重要市場。只有農業發展了，輕工業生產才能得到足夠的原料，輕工業產品才能得到廣闊的市場。

　　第四，農村又是重工業的重要市場。比如，化學肥料，各種各樣的農業機械，部分的電力、煤炭、石油，是供應農村的，鐵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也都為農業服務?，F在，我們建立了社會主義的農業經濟，無論是發展輕工業還是發展重工業，農村都是極大的市場。”

　　這也是對他1945年在《論聯合政府》中精辟論述農民的理論深化，無疑經過12年艱辛探索，毛澤東已經比較成熟認識到了中國農民和農業在建設時期的基本問題。

　　不過，他并不滿足于此，他還要繼續探討農業的大發展，他那時已經把眼光定在國際市場上了。

　　“第五，現在出口物資主要是農產品。農產品變成外匯，就可以進口各種工業設備。”

　　“第六，農業是積累的重要來源。農業發展起來了，就可以為發展工業提供更多的資金。”

　　這是不是有點國際化的工農聯盟味道?要知道，毛澤東“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方針的提出，這個新道道可不是鬧著玩的，那是基于事實的求真，是名副其實的實事求是的結果——就是他的道器變通。在我們還不能生產很多機器設備時，繼而我們無法用機電產品出口創匯時，是我們可愛的農民兄弟，在毛主席的領導下，用自己省下的雞蛋，交給國家，去換回了我們造飛機、機車、輪船所需要的設備，這樣我們才逐漸從仿制，到設計，到研制我們自己的“工作母機”——機床，我們自己的萬噸水壓機，從而搞出我們自己的“兩彈一星一艇”(一艇指戰略核潛艇)，農業的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誰有我們敬愛的毛主席認識透徹呢?

　　由于毛澤東有“農業就是工業”的認識，而工業靠企業——有一定道為指導的器來完成。所以，農村社隊企業必然代表著光明燦爛的未來希望。所以讓農民成為具有企業性質組織的成員，以及培養具有企業家精神的農村干部，就是農業工業化的必要條件。

　　(二)毛澤東引導社隊企業和培養紅色企業家的基礎環節:合作化運動

　　企業家不是個體戶，企業家是因企業而存在的。所以農村產生紅色企業家，前提是要有農民群眾自己的帶有企業性質的組織。毛澤東道器變通在這一點上的突破，就是發現并組織了農村合作社。使得分散的農民個體經營模式轉化成有組織的，帶有企業性質的生產。

　　農業合作化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通過各種互助合作的形式，把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個體農業經濟，改造為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農業合作經濟的過程。這一社會變革過程，亦稱農業集體化。大體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根據地軍民的探索起步階段。延安南區合作社成立于1936年12月。在革命戰爭年代，南區合作社始終遵循“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方針，從邊區的實際和群眾生活需要出發，艱苦創業，從一個單純的消費服務性合作社發展成集供銷、生產、金融、教育于一體的綜合性合作社，為發展邊區經濟，改善人民生活，支援革命戰爭，作出了重要貢獻。毛澤東同志在1942年12月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高度概括了南區合作社的經驗，指出南區合作社式的道路就是邊區合作社事業發展的道路，為陜甘寧邊區合作社樹立了一面旗幟。

　　1943年11月29日，毛澤東同志在中共中央招待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作了題為《組織起來》的重要講話。他說：“把群眾力量組織起來，這是一種方針。”“在農民群眾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于永遠的窮苦?？朔@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

　　第二階段是1949年10月至1953年，以辦互助組為主，同時試辦初級形式的農業合作社。

　　1954年至1955年上半年，是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第三階段，初級社在全國普遍建立和發展。1954年春，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到9.5萬個，參加農戶達170萬戶，大大超過了中央提出的數字。4月中央農村工作部召開第二次農村工作會議。會議分析了互助合作運動的形勢，指出農村將相繼出現一個社會主義革命高漲的局面。為了吸引更多的農民入社，國家從各方面大力支援農業生產合作社。到同年秋，全國新建農業生產合作社13萬多個，加上原有的共22.5萬多個。

　　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底，是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第四階段，也是農業合作化運動迅猛發展時期。到1956年底，參加初級社的農戶占總農戶的96.3%，參加高級社的達總到農戶總數的87.8%，基本上實現了完全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了由農民個體所有制到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的轉變。

　　合作化運動的意義重大，農民個體所有制到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的轉變，黨中央形成共識，有個細節不可忽視。

　　1951年7月15日在回復黃炎培“能戰然后能和”信件半個月后，薄一波回憶，“毛主席找少奇同志、劉瀾濤同志和我談話，明確表示他不能支持我們，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毛主席批評了互助組不能生長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觀點和現階段不能動搖私有基礎的觀點。他說：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協作)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他講的道理把我們說服了。” 因為被毛澤東說服的對象都是黨內讀過《資本論》的高級干部，響鼓豈用重錘，輕輕一點撥，劉少奇、薄一波、劉瀾濤豁然開朗。(馬社香： 毛澤東支持山西試辦農業合作社的理論依據 黨史文匯 2013年第2期 )

　　合作社從局部突破，到全國的整體推進，毛澤東在理論上的說服力，使得全黨形成了共識，這是社會主義紅色企業家不同于一般企業家的決策程序。

　　一般企業家往往是個人具有獨斷權。而紅色企業家必須走群眾路線。毛澤東在中央決策層也是走群眾路線的。這就為基層干部做了表率。這種表率作用從井岡山時期就有了，到了解放后，在基層已經形成了風氣。恰在這個時候，毛澤東發現了一批農村基層的“群眾領袖”。

　　(三)毛澤東為合作化的“群眾領袖”而興奮

　　毛澤東1955年在《一個違背領導意愿由群眾自動辦起來的合作社》一文按語中指出：“現在全國農村中，社會主義因素每日每時都在增長，廣大農民群眾要求組織合作社，群眾中涌出了大批的聰明、能干、公道、積極的領袖人物。這種情況十分令人興奮。最大的缺點，就是在許多地方黨的領導還沒有主動趕上去。目前的任務，就是要使各級地方黨委在這個問題上采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動立場，將整個農業合作化的任務拿到自己手里來，用積極的高興的歡迎的全力以赴的態度去領導這個運動。不要重復葉公好龍那個故事，講了多少年的社會主義，臨到社會主義跑來找他，他又害怕起來了。”

　　毛澤東講的“聰明、能干、公道、積極的領袖人物”，就是今天我們看到的華西村的吳仁寶、南街村王宏斌、大寨郭鳳蓮那樣的人物。我們今天叫他們為“紅色企業家”，這樣的人物是怎樣產生的呢?

　　毛澤東讀的那篇文章題目是《一個違背領導意愿由群眾自動辦起來的合作社》，從“違背領導意愿”，我們知道領導處心積慮安排不一定有這樣的結果，這里的“領導”是需要反思的，為什么呢?因為這種領導往往缺乏獨立思考，不善于從實際出發，經常不實事求是。

　　從“由群眾自動辦起來”，我們很容易想起市場的作用，毛澤東時代也有市場，任何時候都有市場。只不過這里要特別注意的是，市場主體是群眾。

　　從“合作社”，我們知道領袖人物必須是組織的領袖，沒有組織，組織不好，也就無所謂領袖，合作社正是集體經濟組織。

　　分析到這里，我們就能夠這樣得出紅色企業家的定位：紅色企業家是“聰明、能干、公道、積極的領袖人物”，這是基本的定位;紅色企業家的產生是與環境有關的，適當的環境必定會有紅色企業家產生，在中國農村必須要有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環境;紅色企業家是由群眾自發地選出來的;紅色企業家與集體經濟融合在一起[2]。

　　談到這里，農村基層主要干部能否成為具有企業家精神的帶頭人，就成了一個節點。

　　三、毛澤東培養紅色企業家是一種無為之道

　　在毛澤東關于農村工業化之道逐漸清晰之后，在社隊企業已經在農村廣闊天地呈現以后，毛澤東就沒有像以前那樣過多親歷親為，而是用了中國傳統的管理方式無為而治。他更多是在大方向上，也就是不單純為了社隊企業的發展而動用全國的資源，而是在全國一盤棋里，讓基層干部去結合地方實際來掌握社隊企業的發展。所以，社隊企業一直處在計劃經濟體制邊緣地帶在探索。社隊企業和其帶頭人天然具有市場意識，一旦搞起市場經濟來，他們的競爭力也就可想而知。毛澤東對于那些后來成為紅色企業家的影響這是更多是一種文化影響。

　　(一)毛澤東的政治風度對紅色企業家的影響

　　毛澤東政治風度，不是指毛澤東的才干，也不是指他的政績，而是指毛澤東在領導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事業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獨特的領袖風度，從企業這個角度講就是大企業家風度。風度，就是一個人的風范和氣度。細說起來，風度的風，可以看成一種風力;度，則可以看做一種格度，即品格氣度、規格形制。我們知道，風力強，就會所向披靡，甚至勢如破竹，因此風會有破壞的可能性。如果風有度，那么，風所到之處，就會在破的同時，會有所立。這就是毛澤東政治風度，用老人家的話講就是“不破不立。破字當頭，里在其中。”

　　毛澤東政治風度之風力來源于他對人民利益的忠誠，而風力強盛的動力，來自對美好未來的憧憬，對改造現實社會沖動，尤其是來自于對告別中國人民痛苦過去的強烈愿望，來自他天生與后天練就的無與倫比的革命意志。這些恰好是那些土生土長在農村，從小就熟悉毛澤東的思想，對毛澤東的革命實踐具有很深感悟能力的村落杰出干部，完全可以學習、學會一些的。事實證明，他們的確學得不錯。

　　毛澤東政治風度之度，除了他本人的思想、行為講究辯證法以外，更多體現在他與他的同志、朋友、合作伙伴關系上。毛澤東重視黨的領導，重視干部，重視干群關系，反對干部替群眾包辦代替，這是農村干部熟知的。直到現在，村支書依然是村落的最高領導，這是毛澤東的傳統。毛澤東對于集體經濟的導引，農村村落的那些優秀干部，早就從骨子里面心領神會。

　　這樣，一旦搞起市場經濟，村落企業有了一些相對自主經營權，那些村干部，特別是村書記很快脫穎而出，成為土企業家。他們不太懂現代企業管理，但是他們身上有一些毛澤東政治風度，他們就可以用自身的“風”去掃除前進中的障礙，同時又善于把握工作的氣度，善于立規矩，不知不覺，這些人成了具有人格魅力的村級領袖，加上他們還比較善于學習，肯于鉆研，逐漸懂得了市場里面的一些道道，慢慢他們就崛起了。

　　由于毛澤東政治風度后面，有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也就是有系統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也就是有道，這些東西毛澤東當初就是給普通農民做的，農民不難理解。只要一個村干部不是自私自利太重，他結合具體實踐，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往往能夠作出成績，因為村民從文化上比較認同這些套路。

　　毛澤東政治風度，出自農民本色，成于農村革命和建設，和農業密切相關，和農業工業化，農村現代化就沒有分開過，他的風度就是“三農”型的，這是一種文化使然。

　　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毛澤東更需要從農民中間發現和培養紅色企業家，他天然地也更善于在農村這塊廣闊天地培養人才。到了1960年代初期，在中國農村出現了一個特殊的人才——帶領群眾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基層大隊黨支部書記陳永貴。

　　(二)陳永貴的政治掛帥里包含有企業家精神

　　在毛澤東時代出了很多英雄，人們往往把他們和政治掛上鉤。的確毛澤東是比較講究政治掛帥，這難道錯了?如果你仔細研究一下政治的含義，你就會發現，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不是政治掛帥的。如果一個政治家不政治掛帥，他的政治主張怎么讓人知道，又何談施行他的政治主張呢?有些人無非是想說經濟掛帥比政治掛帥好，其實這樣說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掛帥，這種觀點不就是一種政治嗎?在企業同樣也不能沒有政治怪帥，松下幸之助說：“一個企業的成功，當然涉及許多方面的條件和因素，而是否有正確的經營理念，無疑是最重要的因素。換句話說，經營理念居于主宰企業成敗的地位。經營理念之于企業，猶如羅盤之于航海中的船舶;因此，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松下幸之助：《企業家的經營藝術》第96頁，97頁，96頁，98頁，99頁。)道器變通是一般企業家成就事業的一套方法。而毛澤東的道器變通有其特殊性。

　　所以，問題不在于政治掛帥，而在于用什么樣的政治掛帥，以及怎樣用政治去掛帥。

　　那么，我們現在來分析一下毛澤東時代的最著名的農民英雄陳永貴，看看他的政治掛帥是些什么內容，看看那些內容是否是空洞的!只要認真研究一下陳永貴的創業經歷，就可以看出他的政治掛帥里面就包含著我們今天極其需要的敢想敢干，勇于創新的企業家精神。

　　陳永貴用心感悟毛澤東，成為毛澤東文化的知音。

　　1、回顧大寨精神提煉的歷史過程

　　我們知道，陳永貴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大寨的黨支部書記，他帶領大寨人民創造了奇跡，打動了毛澤東周恩來，毛澤東發出了“農業學大寨”的號召，陳永貴在1975年成為共和國的副總理。

　　歷史上最早概括大寨精神的是中共晉中地委和山西省委，后來得到黨中央毛主席的肯定。1964年1月，陳永貴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作了介紹大寨經驗的報告，引起了轟動。3月28日，毛澤東南巡途中，在河北省邯鄲車站的專列上聽取了山西省委主要領導陶魯笳關于大寨事跡的匯報，并對大寨人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贊譽。此后，在南巡的講話中，毛澤東多次強調，中國農業要想搞上去，主要依靠大寨精神。當時，周恩來正在主持起草三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他決意把大寨精神寫入報告。為了把情況核實清楚，1964年4月下旬，周恩來特意派當時的農業部長廖魯言帶工作組到大寨實地調查。

　　經過20多天的深入考察，廖魯言給黨中央、國務院呈送了一份詳實的調查報告，充分肯定了大寨的業績。并在山西省委總結的基礎上，把大寨精神具體歸納為6條，即：1.革命思想和雄心壯志;2.革命干勁和科學態度;3.干部大公無私，以身作則，依靠貧下中農;4.自力更生，艱苦奮斗;5.改造人的工作;6.共產主義風格高，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關系。這6條全面、系統、完整地概括了大寨的經驗，為周恩來總理提煉、歸納大寨精神奠定了基礎。

　　周恩來讀了調查報告后經過和做具體工作的同志研究后，將大寨精神概括為三句話，即：“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并將它莊重地寫入了三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

　　由此可見，大寨精神的形成走的是群眾路線，農業學大寨的決策過程同樣也是走的群眾路線。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和群眾路線始終不分離，紅色企業家也就是在這樣的氛圍里成長起來的。

　　2、陳永貴完全可以說是具有企業家精神的創業者

　　近50年過去了，大寨經歷了幾多風雨、幾多坎坷，但周恩來手書的“大寨精神”仍莊嚴地懸掛在大寨展覽室，銘刻在大寨人心中。陳永貴和他的創業團隊干出來的大寨精神，影響了一個時代。今后，這種精神還會依然影響中國。因為隨著時代的發展，我們發現大寨精神里面有我們干企業特別需要的創造勇氣和創新精神，也就是通常人們所說的企業家精神。是的，陳永貴身上確實有企業家精神，只不過當年沒有這個名詞而已。

　　長期以來，企業家的概念通常是從商業、管理及個人特征等方面進行定義。進入20世紀后，企業家概念的抽象——企業家精神的定義就已拓展到了行為學、心理學和社會學分析的領域。而在當今西方發達國家，企業家轉到政府或社會組織工作非常普遍，也不斷提出和實施用企業家精神來改造政府服務工作和社會管理工作。

　　從“企業家精神”這個術語的內涵上分析，精神首先是一種精神品質，“精神首先是一種思想形式，是一種驅動智慧運思的意識形態，”但“精神不完全是僅僅表明個人意識狀況或過程的心理的、主觀的概念，精神相對于意識，它似乎應該是對意識的一種價值抽象。”企業家精神也是表明企業家這個特殊群體的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是他們所具有的獨特的個人素質、價值取向以及思維模式的抽象表達，是對企業家理性和非理性邏輯結構的一種超越、升華。企業家群體獨有的顯著的精神特征就和其他群體特征區別開來，人們日常也把它看作是成功的企業家個人內在的經營意識、理念、膽魄和魅力，并以此標尺可以識別、挑選和任用企業家。

　　在西方國家，人們把創新當作企業家精神的靈魂，這無疑是對的，但是在中國就要注意一個前提，那就是自主創新，因為西方有自主的傳統，人們人們認為自主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在中國就不一樣了，中國文化里面自主的成分不多，所以毛澤東的政治掛帥就特別強調“獨立自主”這一條，而陳永貴正是這樣一個“獨立自主”的創業者，創新者。

　　1963年夏，大寨大隊遭遇特大洪水，嚴重的自然災害給了大寨大隊幾乎是毀滅性的打擊，大批社員房屋被沖毀，百分之七十的農民無家可歸。尤其嚴重的是，陳永貴帶領大寨農民辛辛苦苦干了十幾年才修好的梯田，全部被洪水沖垮，莊稼和土壤全部被大水沖走。山西省委決定從國庫中調出一批救濟糧和救濟物資，從地方財政上再撥一部分救濟款，扶持大寨大隊。但出乎意料的是，當這些救濟物資正要發下去之時，陳永貴和大寨黨支部作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決定，即：不要國家救濟糧，不要國家救濟款，不要國家救濟物資;當年社員口糧不少，社員收入不少，上交國家的統購糧不少。

　　當時，山西省委和晉中地委很多干部不相信大寨大隊能做到“三不要，三不少”，有的干部認為陳永貴和大寨大隊黨支部是吹牛皮。但是，陳永貴和大寨大隊黨支部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作出了回答。1963年下半年，大寨大隊的社員在陳永貴的帶領下，以極高的干勁，搶修梯田，重建房屋，搶種莊稼，經過幾個月的苦干，大寨在大災之年奪得了大豐收。1963年當年糧食產量不但沒少，反而比上年增產，平均畝產達到700多斤，總產量達到了20多萬斤，不僅社員的口糧充足，還上交給國家12萬斤。被大水沖毀的房屋重建后，比原來的更好。這確實是創造了一個奇跡。

　　如果把大寨大隊比作一個企業，把他們通過農田基本建設搞出的舉世聞名的層層梯田比作他們自己生產的設備，而把農作物當作他們的產品，那么大寨和一個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的企業就比較接近了，而陳永貴無疑就是一個社會主義紅色企業家了。

　　陳永貴的精神氣質的確很像企業家，一般企業家就不一定有很高學歷，他的個人悟性強，似乎天生就是個領袖人物，富有冒險精神，而自身敬業、勤奮、合作、執著的習慣常常能夠得到別人的認同和效仿，進而帶領身邊的人去干一番事業來，陳永貴不就是這樣的人嗎?他帶領大寨人“三戰狼窩掌”，創造出一套完整的大寨文化，難道還不能說明問題嗎?

　　3、陳永貴為社會主義的村落紅色企業家樹立了榜樣

　　陳永貴的意義絕不止于過去那個年代，他是我們毛澤東文化的感悟者，是毛澤東周恩來的知音，他學歷不高，但是他是讀懂了毛澤東哲學思想的，他也悟透了毛澤東周恩來的信仰和理想，所以他才成為一個自覺的革命者，一位不怕任何艱難困苦的創業者，幾十年過之后，我們發現陳永貴領著他的創業團隊搞得那一套，竟然在大寨村的企業里，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工作，滲透到了人們的生活之中。

　　4、郭鳳蓮成為名副其實的社會主義村落紅色企業家

　　大寨現在的領頭人郭鳳蓮，就是當年的鐵姑娘隊長，1980年4月，郭鳳蓮被免去大寨黨支部書記職務，調到晉中果樹研究所任副所長，后又在昔陽縣公路段任職。1991年當大寨出現蕭條是，郭鳳蓮又被請了回來，她被任命為中共昔陽縣委常委，掛職回大寨擔任黨支部書記。1992年當選為昔陽縣政府副縣長。1994年兼任山西省婦聯副主席。1994年改任昔陽縣委副書記。從那至今她帶領大家發揚艱苦奮斗的大寨精神，進行了“二次創業”，讓大寨村集體經濟得到了世人矚目的發展。

　　郭鳳蓮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企業家，在她的領導下，大寨利用煤業起家后再發展農業產品加工，現已發展成11家企業，涉及雜糧加工、豬牛養殖、奶業發展、秸稈加工等10多個行業。以"大寨牌"冠名的農副產品有30多種，每年實現利稅4000多萬元。全村總產值由此實現三級跳，由1992年的327萬到1997年的4796萬直至2002年達到1個億。這一起一落后，郭鳳蓮和大寨再次站在聚光燈下，展現出大寨人的新風貌。

　　如今全村又實現了小有教，老有靠，病有報。也就是孩子從幼兒園到小學免費上學，考入大學的村里每年發放獎學金;村民全部實行集體發放養老金制度和醫療保險制度。五十五歲以上的婦女和六十歲以上的男人都能領到養老金。大寨的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是具有內在活力的。

　　2006年3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大寨村黨總支書記郭鳳蓮在陳永貴逝世二十周年紀念會上的發言中，講過一段充滿感情，又意味深長的話，她說：

　　“我們要牢記老書記的教誨：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要學習先進單位的好經驗，不斷充實自己;只有落后的干部，沒有落后的群眾;喊破了嗓子不如做出樣子;打鐵先得本身硬，革命先革自己命;干部、干部，要先干一步，不先干一步就不能當干部;要想紅旗飄萬代，重在教育后一代;大寨田是辛苦田，沒有辛苦哪有甜……同志們想一想，這些豪言壯語出自我們一位樸實農民帶頭人之口，他曾激勵了大寨幾代人，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陳永貴“他倡導的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精神是中華民族之魂，改革開放離不開這種精神，我們要以陳永貴同志為榜樣，努力克服各種困難，迎接時代挑戰，帶領大寨人，團結奮進，銳意進取，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新大寨而奮斗。”

　　看得出來，郭鳳蓮不僅是個實干家，而且是一位具有極高理論素養，富有哲學思維的領導者——群眾信得過的紅色企業家，她不愧為陳永貴在大寨創業的接班人。這說明大寨的合作文化得到了傳承和創新[3]。

　　陳永貴的政治掛帥空洞嗎?那整個就是一套企業文化，有思想意識，有形資產(人造田)和無形資產(大寨品牌)一應俱全，更不用說那深深在人們心中扎下根的創業精神了，這樣的道器變通方式，經過50多年的洗禮，必將進一步煥發出新的活力來。

　　(三)毛澤東的道器變通進入到了無為而治的狀態

　　毛澤東的道器變通始終不脫離道與器的辯證關系處理，道和器這對矛盾，多數時候道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對道的認識，可以早一點，但是要想讓道變成器，就不能過早，過早就是半夜雞叫，就是“左傾”，也不能過晚，過晚就是右傾。怎樣做為好呢?還是群眾路線，要讓群眾自己覺悟，領導者只能多引導，而不能依靠強迫命令。毛澤東特別善于有所為有所不為，在創業初級階段，親歷親為比較多，像在全國合作化運動時做的那樣，后來到了農業學大寨時期，毛澤東更多就依靠一級一級的黨組織去組織群眾，發動群眾來工作。毛澤東沒有親自去大寨，他是聽山西省委的領導人陶魯笳介紹陳永貴的，回到北京又派周恩來總理去主抓這件事情，在農業學大寨這個全局上，他不在第一線，但是他有值得信賴的同事和基層干部，還有廣大群眾，他的工作方式是大企業家的風范，也是中國管理的至高境界——無為而治，上無為而下有為，有所為有所不為，無為無不為。這對于我們處理社會主義階段計劃與市場關系，具有極其重大的啟發意義。

　　這個對于基層的那些后來成為紅色企業家的干部來說，短期內給了他們更多創造創新的空間，長期來看，他們也受到無為之道潛移默化的文化影響。毛澤東的無為而治就使得陳永貴的文化影響，在縱橫兩方面都得以實現。

　　陳永貴是基層干部，這對于基層骨干而言，他比毛澤東本人具有更加具體的道器變通，在縱的方面，陳永貴的接班人——郭鳳蓮也成為紅色企業家;在橫的方面，以吳仁寶為代表的一批學大寨模范，都成了紅色企業家。

　　吳仁寶最佩服的農民就是陳永貴。吳仁寶吸收了陳永貴創業方面的精華部分，這是一種文化的傳播和傳承。這和私營企業文化有著本質區別。

　　處于集體經濟中的紅色企業家之道，精通市場，善于經營，這個和一般企業家是相通的，不然就不能稱作企業家。同時，吳仁寶他們又超越于市場經濟的一般思維，他們是社會主義的企業家，他們具有社會主義覺悟。例如，吳仁寶以人民幸福作為自己的最高行為準則，并且身體力行，在他所領導的華西村黨組織的艱苦創業中，廣大群眾的聰明才智得到充分發揮。華西村成為天下第一村，吳仁寶這個紅色企業家的道器變通可謂舉世聞名。

　　吳仁寶從大寨精神，大寨創業之道里獲得了有益的東西，大寨之道轉化成吳仁寶的創業之器，從而吳仁寶的企業家之道進一步完善。他更擅長“逆勢之思，順勢之為”[4]。當華西村先富起來成為“天下第一村”之后，又無私的幫助了許多村落，其中包括無償幫助郭鳳蓮回到大寨開始第二次創業。這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特色，是紅色企業家之道的應有之義。

　　在這些紅色企業家里，雷金河[5]、史來賀[6]、吳仁寶相繼去世。而他們所在的周家莊、劉莊和華西村，依然走在集體經濟的共同富裕之道上，因為他們的接班人還是具有紅色企業家精神的人。

　　毛澤東的道器變通，進入到社會主義建設領域，他在道這個層面首先通過過去的實踐及時發現，深入總結出新道道，力求在思想上突破，因為道的創新，而給器的創新提供理論依據。他就社隊企業作出的神奇預言，就起了這個道器變通的作用。他有不止于一般預言家那樣的近乎空談的紙上談兵，而是身體力行，親自實踐。他實踐的方式正式他最擅長的群眾路線。在群眾路線里，他引導人們運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來認識思想，學習哲學，探求現實的道，然后把統一的思想，變為行動，創造出現實的器物——改造自然，改造社會，生產人們需要的物質和精神文化產品。這就是毛澤東在對道與器的辯證關系，從理論上加以馬克思主義化的認識突破以后，在實踐上的突破。這首先是人的突破，人的思想認識的突破，是道的變，進而引起在器上的變，道與器之間的變，就展開了變成群眾的自覺行動了，而這一切都需要一個總的道的指引，這個道就是毛澤東指引的群眾路線，毛澤東將群眾路線“推而行之謂之通”，道器變通也就開始循環了。

　　1943年6月1日毛澤東在《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里指出：“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這就是毛澤東道器變通的特征。

　　毛澤東走群眾路線最重要的特色，就是不僅僅把群眾路線當做手段，更重要的是把群眾路線當做目的本身——一切依靠群眾，一切為了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群眾路線在毛澤東那里是道與器的辯證統一，是道器變通。當我們今天看到大寨、華西村、劉莊、周家莊等等，這些名副其實的具有社會主義新農村“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共富村的時候，當我們看到毛澤東當年預言的農村光明燦爛的希望在這些地方變成現實的時候，我們不得不為毛澤東的紅色企業家之道而感嘆!

　　參考文獻

　　[1] 李克勤. 企業家成就事業的道器變通. 經營與管理 [J]， 2009.(2).

　　[2] 李克勤. 江陰長江村：集體經濟與村落現代化. 中國集體經濟 [J]， 2009. (05上)

　　[3] 李克勤. 大寨合作文化的傳與新. 中國集體經濟 [J]， 2008.(09下).

　　[4] 李克勤. 吳仁寶的企業家之道：逆勢之思，順勢之為. 中國集體經濟 [J]， 2009.(4).

　　[5] 李克勤. 周家莊“老堅決”的實踐勇氣. 中國集體經濟[J]，2009.(03下)

　　[6] 李克勤. 劉莊的“紅常青”史來賀: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 中國集體經濟[J]，2009.(7).

　　知情意，溝通從心開始：李克勤新華博客 http://jixuie.home.news.cn/blog/home.do

　　聽說寫，交流用腦把握：李克勤人民網博客http://blog.people.com.cn/u/16763720.html

　　http://blog.people.com.cn/open/articleList.do?uid=16763720

　　道器變通! 李克勤光明網博客http://blog.gmw.cn/17916

　　李克勤濟學網http://www.like-q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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