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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教壞了美國,禍害了世界

李學俊 · 2013-11-02 · 來源:烏有之鄉
美國真相 收藏( 評論() 字體: / /
弗里德曼發現了自由主義市場經濟中美聯儲制造了1929年大蕭條等經濟危機,卻把危機的責任歸咎于政府,于是他主張限制政府,放任資本;他教導美國發動貨幣戰爭與債務戰爭掠奪他國財富,是貨幣戰爭與債務戰爭的理論教父。他教壞了美國,禍害了世界。今天正在禍害中國。

  核心提示:弗里德曼掩蓋美國前世今生的罪惡歷史,靠濫用權威,傍亞當.斯密來論證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然而他卻是閹割亞當.斯密思想的學術道德腐敗者;他發現了自由主義市場經濟中美聯儲制造了1929年大蕭條等經濟危機,卻把危機的責任歸咎于政府,于是他主張限制政府,放任資本;他教導美國發動貨幣戰爭與債務戰爭掠奪他國財富,是貨幣戰爭與債務戰爭的理論教父。他教壞了美國,禍害了世界。今天正在禍害中國。

 

  目錄

  一、 把強盜惡魔美化成天使:掩蓋美國的原罪... 2

  二、 索爾茲伯里:戳破弗里德曼對美國奇跡神話... 4

  三、 再次美化侵略:把炮艦貿易說成是自由貿易... 6

  四、 閹割亞當斯密:學術道德腐敗比薩繆爾森有過之無不及... 8

  五、 將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制造的經濟危機的責任賴到政府頭上... 9

  (一)、弗里德曼發現:美國聯邦儲備系統制造1920年經濟危機... 9

  (二)、弗里德曼還發現聯邦儲備委員會制造了1929年大蕭條,卻歸咎于政府... 10

  (三)、兩個諾貝爾獲獎者對掐:誰在說謊?... 13

  六、 發動貨幣戰爭掠奪他國財富的理論教父... 14

  七、發動“債務戰爭”掠奪他國財富的理論教父... 16

  八、弗里德曼承認國家安全:為何中國經濟學家對此視而不見?... 18

 

  米爾頓·弗里德曼因為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聞名經濟學界,197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中國改革開放的后,先后三次來到中國傳播他的理論。

  由于中國解放后效仿蘇聯計劃經濟,對于中國兩千多年前就已經產生了的市場經濟(春秋時代齊國前300年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齊桓公時代管仲改革實施政府宏觀調控的混合式市場經濟)以及中國兩千多年來經濟中的重要的市場經濟部分早已忘記,因此何為市場經濟反倒幾乎一無所知。

  弗里德曼無疑對中國走向市場經濟起到了重要的啟蒙與助推作用。也因此,成為中國經濟學家們的理論導師。中國的經濟學家也因此基本沒有研究中國市場經濟悠久的歷史,一切向向西看,向美國看,弗里德曼等人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自然成了中國市場經濟學家們的《圣經》,弗里德曼的話就像上帝的話,無論是否真實、是否合乎邏輯,是否合乎中國的國情,是否合乎中國社會主義的本質需要都是不可懷疑的。例如最近由劉鶴領銜起草的“383”改革方案就具有強烈的弗里德曼底色。

  據學界傳說,弗里德曼尤其善于辯論,與人置辯從未輸過。我相信,因為你看他的著作,雖然不乏有價值的思想,但同樣看到,他確是善于詭辯。

  不過,本文就專門來戳穿他的詭辯。

  一、把強盜惡魔美化成天使:掩蓋美國的原罪

  弗里德曼不愧是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高手。為了宣傳自己理論的高妙,他首先占領道德制高點,然后再憑借占據的道德制高點再占領理論制高點,于是“高屋建瓴,勢如破竹”,還有多少人敢懷疑他的理論呢?

  他首先用把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和美國總統杰弗遜《獨立宣言》作為抬高自己理論的臺階:

  “美國的歷史是一部經濟奇跡和政治奇跡同時發生的歷史。之所以能夠發生奇跡,是因為美國人把兩套思想付諸了實踐——說來也巧,這兩套思想都是在1776年公諸于世的。” [1]

  接著弗里德曼將美國說成是沒有任何污點的道德模范:

  “十九世紀,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的結合,給英國和美國帶來了黃金時代。美國甚至比英國更繁榮。它以清白的歷史開始:階級和等級的余毒較少;政府的限制較少;而土地則較為肥沃,人們可以去努力開發,去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還有一片尚未開發的大陸,等待著人們去征服。” [2]

  作為經濟學家弗里德曼,他不可能不熟悉美國的前世今生。而美國一點不清白,充滿罪惡,但是為了說明自己理論的正確就這樣睜開著眼睛說瞎話。

  美洲原本就沒有什么美國,原住民是印第安人,過著自由的游牧生活。美國建國首先需要的是地盤,于是這幫來自歐洲的殖民主義者就是靠采用各種卑鄙無恥的辦法實施種族滅絕來獲取了他們建國的土地。

  我們摘錄幾段英國劍橋《美國經濟史》的記載就徹底擊穿弗里德曼的謊言:

  美國建國前從歐洲來的各國殖民侵略者遭到印第安人抵抗,但是來到這里的英國人(即后來脫離英國成為美國人的這些人)無恥的蓄意的將當時的無法治愈的天花病毒傳染給印第安人,以此悄無聲息的滅絕印第安人。

  “由于缺乏食物,當地人的內部分裂,以及天花疫病的流行,致使北美土著人停止對殖民者的進攻。天花疫病的流傳是英國人蓄意造成的。他們在匹茲堡分發帶菌的毛毯時引發的。”[3]

  “18世紀80年代,在大平原及西南以及其它地區差不多1/3的人口以前從未遇見過傳染性疾病的襲擊,這時也被天花擊倒了,同時當地還爆發了流行性感冒和其他疾病。” [4]

  “18世紀80年代爆發的流行性疾病,同樣摧毀了南部平原和西南地區印第安人的生活,……”[5]

  由于天花等傳染病的傳播,大量的印第安人死去。僅僅“加利福尼亞地區印第安人人口從從1770年的72000人減少到1830年的約18000人”[6]

  這些未來的美國人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就以英國女王的名義頒布法令,采用大量獵殺印第安人賴以生存的野牛的“野牛政策”和懸賞印第安人頭皮的“頭皮政策”來鼓勵白人獵殺印第安人,或者直接絞殺印第安人:

  “在當時世界‘文明’的國度美國(指美國獨立前的十三個殖民地),這種種族滅絕政策,來得更加兇殘。他們一再提高屠殺印第安人的賞格。那些謹嚴的新教大師,新英格蘭的清教徒,1703年在他們的立法會議上決定,每剝一張印第安人的頭蓋皮和每俘獲一個紅種人都給賞金40鎊;1720年,每張頭蓋皮的賞金提高到100鎊;1744年馬薩諸塞灣的一個部落被宣布為叛匪以后,規定了這樣的賞格:‘每剝一個12歲以上男子的頭蓋皮得新幣一百鎊;……每剝一個婦女或兒童的頭蓋皮得五十鎊!’”[7]

  或許弗里德曼會說,這是美國建國之前的事,與美國無關(在中國現在就有人這么說)。但不可否認就是這幫歐洲來的強盜把印第安人驅趕,幾乎徹底滅絕之后建立美國的。弗里德曼的邏輯就是說,一伙強盜殺人放火搶占別人的財產地盤以后成立了一個組織,例如共和黨或民主黨,然后就說我們共和黨或民主黨是清白的,沒有干壞事一樣無恥之極。

  美國建國以后長時間也沒有改邪歸正,并以印第安人拒絕他們的“文明開化”為由,繼續驅趕屠殺印第安人:

  “……美國擴張主義的利益集團給美國政府施加壓力,要求美國政府把‘文明開化’的政策目標調整為驅逐所有東部印第安人,要求他們把東部的土地讓給美國政府,作為交換,美國政府給予他們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土地。在政府購買了路易斯安那州以后,杰弗遜總統增加了這種土地交換的可能性,……1825年,門羅總統向國會提交了一份驅逐印第安人的清單,1830年,安德魯.杰克遜當選總統后,《印第安人》驅逐法得到通過。”[8]

  后來在印第安人居住的地方發現了金礦,美國政府就制定了種族滅絕的政策:

  “由于淘金潮的影響,美國政府很快就接管了這一地區(墨西哥州—引者注)……因為得到州政府和聯邦政府的資助,私人軍事擴張得以進行,北部和山區的印第安人都被驅趕出去,徹底滅絕印第安人就成為美國政府一項經過認真商討得而執行的政策。到1860年,4000多土著印第安人——代表印第安人的12%就死于這樣的清剿戰爭。……1850年的法律規定,只要白人認為你是流浪的人,任何印第安人都要受到罰款。……印第安人的兒童和姑娘會當被綁架做奴隸和妓女。疾病、酗酒和貧窮是印第安人要經常面對的問題,這已經不足為奇了。疾病通常有肺結核、天花、肺炎、囊蟲病和性病,這些都是造成印第安人死亡的主要原因。1848—1860年間,有2/3的印第安人都是因為這些疾病而死亡的。”[9]

  “至1865年,墨西哥北部的印第安人口數量可能不到35萬人,與人民估計的4個世紀以前的500萬到1000萬人來說,顯然是急劇減少了。”[10]

  殖民主義者到底殺死了多少印第安人已經不能確實知道,歷史學家估計,北美印第安人的總數超過1000萬,到19世紀末期,只剩下20多萬。

  印第安人不愿過美國人的文明生活,所以就被美國滅絕了,誰來干活呢?

  他們就從非洲販來大量的黑奴:

  1700年到1809年從非洲塞內岡比亞,塞拉利昂,黃金海岸、貝寧海灣,比夫拉灣和安哥拉六個國家和地區販賣到美洲的黑人奴隸就高達6,672,000人。[11]

  黑奴貿易持續了400多年,使非洲損失了1億多人口,而美國則是使用黑奴最多的國家。

  這些都是美國建國前后的罪惡,鐵證如山,弗里德曼卻一句話美國“以清白的歷史開始”就將美國的原罪掩蓋過去,開始編造美國奇跡的美麗傳說。

  二、索爾茲伯里:戳破弗里德曼對美國奇跡神話

  弗里德曼繼續論述美國奇跡產生的第二個原因:

  “第二套思想體現在獨立宣言中,該宣言由托馬斯·杰斐遜起草,表達了他的同胞的普遍情緒。它宣告了一個新國家的成立,這是歷史上按照人人有權追求自己的價值的原則建立的第一個國家:‘我們認為以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即所有的人天生平等,上帝賦予了他們一些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有生活、自由和對幸福的追求。’”[12]

  于是,美國實行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實行杰弗遜宣稱的‘我們認為以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即所有的人天生平等,上帝賦予了他們一些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有生活、自由和對幸福的追求。’美國奇跡就產生了。

  然而經濟歷史學家尼爾.索爾茲伯里在《美國經濟史》中如此大量的歷史記載說明,美國建國前后歷史,美國對“天生平等”的人實施了全面的種族滅絕。

  美國,從建國開始,從總統杰弗遜到經濟學家弗里德曼都在說謊,都在欺騙,都在把強盜惡魔說成天使,都在掩蓋美國的原罪。

  弗里德曼認為美國奇跡產生就是由于美國實施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和美國總統杰弗遜《獨立宣言》里的思想這個的觀點站不住腳,是對美國奇跡的神話與美化。索爾茲伯里對此段美國經濟歷史的總結,更是用鐵證戳破了弗里德曼對美國奇跡神話與美化:

  “縱覽1865年時整個北美大陸的發展狀況及其所造就的巨額財富,就可以認識到印第安人背叛與土地分離的歷史過程,以及其他方面的資源在美國經濟發展史上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3]

  美國罪惡的歷史鐵證將美國永遠定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而弗里德曼卻是美國的王二:此地無銀三百兩。

  否定市場交換源于公有制,再借亞當斯密論證“市場萬能”

  弗里德曼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建立在兩個假設條件之上,即私有制與私有制下的公平交易。

  “在一個自由貿易的世界上,就如在任何國家的自由經濟中一樣,交易在私有的實體——個人、企業、慈善機構——之間進行。任何交易的條件,都由參加各方協議。除非各方都相信他們能從交易中得到好處,否則就做不成交易。結果,各個方面的利益取得了協調。普遍存在的是合作而不是沖突。”[14]

  市場交換確實能各取所需,促進合作與經濟發展。但是存在的條件并不如弗里德曼所說。

  第一、市場的交換并不起源于私有制,而是公有制。也并不僅僅存在于私有制,還存在于公私混合所有制。因此,說“交易在私有的實體——個人、企業、慈善機構——之間進行”就是否認交易起源于公有制和存在于公私混合所有制的歷史事實。春秋時代的齊國,管仲實施的就是國有企業與私人企業混合的市場經濟(參見筆者《人類第一部政治經濟學巨著<管子>—管仲的王道政治經濟學》)。

  其次,“任何交易的條件,都由參加各方協議”,但協議常常并不公平。公平交換的概念是等價交換,真實的市場交換有等價交換的時候,但常常是不等價交換。因為交換的定價權永遠掌握在強勢一方。所以,大量的交換都是被迫自愿的,沒有公平可言。因此,弗里德曼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交易理論假設條件存在嚴重缺陷。

  論證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合理性后,他再次借助亞當斯密論證“市場萬能”:

  “價格制度運行得這樣好,這樣有效,以至我們在大多數時間里都感覺不到它。直到它的運行受到阻滯,我們才認識到它的良好作用,但即使到那時,我們也很少認識到麻煩的根源。”[15]

  “用亞當·斯密的話來說,迄今為止,‘每個人改善自身境況的一致的、經常的、不斷的努力是社會財富、國民財富以及私人財富所賴以產生的重大因素。這不斷的努力常常強大得足以戰勝政府的浪費,足以挽救行政上的大錯誤,使事情趨于改良。譬如,人間雖有疾病,有庸醫,但人身上總似有一種莫明其妙的力量,可以突破一切難關,恢復原來的健康。’[16]也就是說,迄今為止,亞當·斯密的這只看不見的手強大得足以克服活動在政治領域里的那只手造成的麻痹作用。”[17]

  可見他認為,市場看不見的手具有克服政府干擾的能力,具有完全的自我糾錯能力,市場萬能,所以不需要政府干預。歷史反復證明,市場確實具有自我糾正能力,但十分有限,所以總是爆發經濟危機。

  弗里德曼引用亞當斯密這段話來論證市場萬能顯然是將自己的意思強加給古人。因為《國富論》發表在1776年,但那時英國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方興未艾,還沒有發生經濟危機。英國是在1825年7月才爆發了第一次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差不多已經過去50年了,而到1857年,才從美國開始爆發第一次具有世界性特點的普遍生產過剩危機,差不多已經過去80年了。

  所以亞當斯密不可能觀察到市場全面失靈現象,正因為如此他的市場經濟論述有缺陷,不能用來證明市場萬能。而弗里德曼《自由選擇》一書寫作之前,已經出現了多少次經濟危機了,難道弗里德曼不清楚,還用亞當斯密此段論述來證明市場萬能無異于刻舟求劍,靠傍亞當斯密的權威來為自己撐腰,而實際這是濫用權威。

  “如果我們要作出明智的抉擇,我們就必須了解我國制度的運行所依賴的基本原則,既要了解亞當·斯密提出的經濟原則(見第一章),又要了解杰斐遜提出的政治原則(見第五章)。斯密的經濟原則告訴我們一個復雜的、有組織的、順利運行的制度為什么能在沒有中央指導的情況下獲得發展并繁榮興旺,同時告訴我們通過什么樣的方法可以不采用強制性手段而使人們相互協作。我們必須懂得為什么試圖以中央指導代替合作會造成那么多損害(第二章)。我們也必須懂得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之間的密切關系。”[18]

  但是,弗里德曼這個善于詭辯的經濟學家也有說漏嘴的時候。他指責美國政府干預市場經濟的時候就無意之間說漏嘴了:

  “美國雖然沒有實施中央經濟計劃,但在過去五十年里,我們在經濟中擴大政府的作用已經夠多了。這種干預使我們在經濟上付出了很大代價。對經濟自由施加的限制,使我國兩個世紀來的經濟發展有歸于結束的危險。干預也使我們在政治上付出了很大代價。它大大地限制了我們的個人自由。”[19]

  熟悉美國經濟史的人都知道,恰恰就是這50年,是美國經濟發展最好的時期,是羅斯福的新政采用政府干預市場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對軍火大量需求刺激經濟,結束了美聯儲弄出來的1929大蕭條。

  他也不得不承認,以色列社會主義計劃與市場結合的經濟模式卓有成效:

  “在中東,盡管以色列宣布的是社會主義的哲學和政策,并且政府廣泛地干預經濟,但它仍然具有強有力的市場因素,這主要是對外貿易在以色列的經濟中占有很大比重產生的間接后果。它的社會主義政策妨礙了它的經濟成長,但是它的公民比起埃及的來,享有更多的政治自由和高得多的生活水平。埃及的政治權力更比以色列集中得多,其經濟活動受到的控制也要比以色列嚴格得多。”[20]

  中國改革開放以后在中央政府主導下,經濟發展比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更快,在很多經濟領域用30多年的時間走完西方300多年走過的路程,迅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再次證明了弗里德曼的理論具有嚴重的缺陷。

  三、 再次美化侵略:把炮艦貿易說成是自由貿易

  真正的國際自由貿易應該是人類走向合作與和平的必由之路之一,也是當今中國政府所努力倡導與實踐的。但是,資本主義誕生以來的國際貿易幾乎還沒有真正的自由貿易。但是,弗里德曼卻敢大言不慚的說大英帝國就實行了完全的自由貿易:

  “從滑鐵盧到第一次世果大戰的那一百年提供了一個顯明的例子,說明自由貿易會對國家之間的關系產生多么良好的影響。當時英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在那一百年里,它實行了幾乎完全自由的貿易政策。其他國家,尤其是包括美國在內的各西方國家,也采取了同樣的政策,也許在形式上稍微有些不同。人們大體上都能按相互同意的條件,同任何人自由買賣,不管是住在哪里,住在同一個國家或不同國家,沒有什么兩樣。也許使我們在今天更感覺驚奇的是,人們可以自由地在整個歐洲旅行,或在世界大部分其他地方,不需要護照,也不受那重復的海關檢查。他們可以自由移居,在世界大部分地方尤其是美國,可以自由入境并成為居民和公民。

  結果,從滑鐵盧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那一百年,成了人類歷史上西方國家之間最和平的時代。在這期間,只有過一些小戰爭,最著名的是克里米亞戰爭和普法戰爭。自然還有美國國內的大內戰,它本身就是美國背離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而實行奴隸制的結果。”[21]

  看來弗里德曼對歷史并不陌生,但是他徹底的“忘了”大英帝國在中國強迫自由貿易失敗后,用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市場,販賣毒品的鴉片戰爭。那是什么自由貿易!?

  自由貿易的基本原則就是各方的自愿。我需要你的產品,或者貨幣,你需要我的產品或者貨幣。同時我愿意交換。如果我不需要你的產品(質量、價格、品種等等不符合我的要求)就可以不與你貿易。也就是說自由貿易有愿意交換的自由,也有不愿意交換的自由。可是當年英國商人運來的產品質量低劣,價格高,不符合中國市場的需要,所以中國自然拒絕與之交易。

  英國如果真正遵守自由貿易的話,就應該自動回到英國,生產出有競爭力的商品再來與中國貿易。可是,英國和其他西方列強憑借炮艦洋槍強迫清政府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打開中國通商口岸進行貿易。這是什么自由貿易?!這種兵臨城下的協議有何平等自愿?!

  打開中國通商口岸后,英國人還是沒有有競爭力的商品,于是就卑鄙的向中國人銷售毒品鴉片,這是什么自由貿易?!

  地球人都知道的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對此難道不知道!?只能說無恥!

  不過,由于弗里德曼們善于詭辯與包裝,一些中國的學者也許被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等精神鴉片迷倒了,上癮了,不僅完全接受這種強盜理論,居然有人比他更無恥。

  前幾天有一個朋友給我講了一個故事。

  他說一天,有一戶人家不請自到來了一個陌生人。主人因為只愛喝茶,就請他喝茶。但來人說這是侮辱他,因為他從不喝茶,只喝咖啡。主人說家里從沒有咖啡,從來都喝茶,可是來客卻說主人欺負了他,于是拔出刀來架到他的脖子上,必須給他咖啡,主人家其他人要將此無理強盜趕出去,于是來客就揮刀殺人,搶奪財產,強奸他的家人。事后家人常常以淚洗面,主人卻說,這都是我的錯,我不應該用茶來招待他,我應該給他喝咖啡,……

  我還沒聽完就止住他說, 你編吧!世上哪有這樣混帳的邏輯!?

  他點開網站說:你自己看吧!

  我看到,這是王人博與所謂著名學者賀衛方的對話:

  王人博:……

  100多年來,我們一直被西方欺凌的說法是真是假?

  賀衛方:中國在近代沒有平等地對待西方。

  我認為,西方對中國近代以來的欺凌,是中國欺負西方人的結果。中國在近代和西方人交往過程中,從來沒有平等地對待西方。

  西方人想要商務談判,中國根本不派像樣的人去談。為什么西方人到了中國見皇帝必須三拜九叩?這不是欺負人?西方人見教皇才雙腿跪地,見自己國家的君主最多單膝跪地。相比而言,日本就沒有這么大的屈辱感。1853年,佩里準將帶“黑船”到日本,日本人說別打了,談判吧,簽訂了《日美親善條約》,迫使日本幕府敞開了國門。現在日本人每年在佩里將軍登陸紀念日,還要搞紀念大會。我們的屈辱感是誰搞出來的?是我們昏聵的政府,導致國家領土丟失、軍事失敗、人民受難,最后告訴我們說,都是西方人欺負我們。但這完全怪西方人嗎?況且我們也要看到,西方帶給了我們很多了不起的文化成就,大學制度也好、現代司法制度也好、醫院制度也好,哪個不是西方帶來的?”[22]

  看完文章我無言以對,世上真有如此混帳的邏輯。朋友說:

  賀衛方就是那個混帳的主人。

  外交禮儀中“入國隨俗”是一個通行的國際準則,外國人來中國按中國禮儀,中國人到外國按外國禮儀沒有任何欺負的成分,有何不妥?……

  我陷入了沉思。以自由貿易自居的西洋人有權強迫他人貿易嗎?美國,歐盟今日不也是禁止出口高科技產品給中國,中國能強迫它自由貿易嗎?

  賀衛方這個北京大學法學教授怎么了?他的思維果真如此弱智?還是由于其他原因?若中國的學者都如此思維,真令人不寒而栗;若中國的政治家都如此思維,中國就沒有希望了。

  四、 閹割亞當斯密:學術道德腐敗比薩繆爾森有過之無不及

  弗里德曼繼續論證美國創造了的奇跡,靠的就是自由主義市場經濟,而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思想基礎就是《國富論》和《獨立宣言》:

  “一套思想體現在《國富論》里,這部偉大的杰作使蘇格蘭人亞當·斯密成了現代經濟學之父。該書分析了市場制度為什么能把追求各自目標的個人自由同經濟領域里生產我們的衣、食、住所必需的廣泛合作結合起來。亞當·斯密最重要的見解是:參加一項交易的雙方都能得到好處,而且,只要合作是嚴格自愿的,交易雙方得不到好處,就不會有任何交易。在大家都能得到好處的情況下,不需要任何外力、強制和對自由的侵犯來促使人們合作。正如亞當·斯密所指出的,這就是為什么一個“只盤算他自己的得益”的個人“受一只看不見的手指引,去達到一個同他的盤算不相干的目的。對于社會來說,同他的盤算不相干并不總是壞事。他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時促進社會的利益,常常比他實在想促進時還更有效果。我沒聽說過,那些裝作是為公眾的利益做交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 [23]

  他和薩繆爾森一樣,用亞當斯密這段話來證明所謂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一致性是市場經濟和諧的規律:“《國富論》中的一段話,指明了公眾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間的和諧一致性。”[24]

  顯然,他和薩繆爾森一樣閹割亞當斯密的思想,因為亞當斯密僅僅論述了市場經濟中有私人資本自利利他的現象,但從未論證這是什么市場經濟的原則、原理,規律,并不認為公眾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間的和諧一致性。反之,認為私人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是根本矛盾的,并對私人資本侵犯公共利益進行了強烈譴責:

  “他們這般人的利益,從來不是和公眾利益完全一致。一般地說,他們的利益,在于欺騙公眾,甚至在于壓迫公眾。事實上,公眾亦常為他們所欺騙所壓迫。”[25]

  如果說薩繆爾森無視亞當斯密對私人資本的譴責,斷章取義(詳見筆者《西方經濟學必須糾正對<國富論>的斷章取義》),那么弗里德曼卻膽大妄為,敢于在同一本書中,前面引用了斯密的這段話來證明所謂公眾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間的和諧一致性,緊接其后就敢用斯密否定私人利益與公眾利益一致性,對私人資本的揭露譴責來為自己狡辯: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論述關稅和對國際貿易的其他限制時,寫道:

  ‘……“在任何國家,人民大眾的利益總在于而且必然在于,向售價最廉的人購買他們所需要的各種物品。這個命題是非常明白的,費心思去證明它,倒是一種滑稽的事情。如果沒有這班商人和制造業者自私自利的詭辯混淆了人們的常識,這亦不會成為什么問題。在這一點上,這班商人和制造業者的利益與人民大眾的利益正相反。’

  斯密的這些話,現在仍然同當時一樣正確。……

  亞當·斯密指責‘商人和制造業者進行自私自利的詭辯’。在他那個時代,商人和制造業者可能是主要的罪人。現在他們有了許多同伙。的確,我們中間幾乎沒有哪個人不在這一或那一領域進行“‘自私自利的詭辯’。用波哥的不朽名言來說:‘我們碰到了敵人,就是我們自己。’我們責備‘特殊利益’,但當‘特殊利益’關系到我們自己的時候,就不責備了。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對自己有利的,對國家也有利——因而,我們的‘特殊利益’便各不相同。其最后結果是,各種約束和限制一起向我們涌來,使我們大家的處境如此之糟,以至如果取消所有這些限制,我們的處境反倒會好一些。為別人的‘特殊利益’服務的措施給我們帶來的損失遠遠大于為我們‘特殊利益’服務的措施給我們帶來的好處。” [26]

  此刻,弗里德曼對亞當斯密指出私人利益與公眾利益的矛盾性視而不見,反而狡辯說,對私人資本濫用自由權力的限制造成的損失會比放任私人資本濫用權力的損失大。可見,弗里德曼的學術道德腐敗比薩繆爾森有過之無不及。

  不過他的狡辯貌似有理,很快我們就會感謝弗里德曼,因為他杰出的研究發現,迄今為止,正是私人資本濫用自由權力導致了一系列經濟危機,特別是迄今為止人類最嚴重的1929年經濟危機大蕭條。

  不過他卻把罪過歸結到美國政府錯誤貨幣政策,而另一位諾貝爾獲獎者薩繆爾森會證明他錯了。兩位貝爾經濟學獲獎者互掐,很有意思吧?

  誰在說謊呢?

  五、將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制造的經濟危機的責任賴到政府頭上

  (一)、弗里德曼發現:美國聯邦儲備系統制造1920年經濟危機

  自由主義市場經濟中,任何資本都是不受限制的。于是,強勢資本總是操控市場,而最關鍵的大金融資本如果成為國家的中央銀行,獲得了政府機構部門的職能和權力,那么,就是將資本權力和政治權力的結合,不僅是官商勾結,而是官商一體了。而美聯儲就是這樣官商一體,不是政府的政府,凌駕于政府之上的政府。它成立之始,就大顯身手,制造了1920年的經濟危機。弗里德曼對此記載道:

  “聯邦儲備系統于1914年底,歐洲爆發世界大戰后的幾個月,開始活動。這場戰爭大大改變了聯邦儲備系統的作用和重要性。

  該系統建立時,金融世界的中心是英國。據說,當時世界建立在金本位制上,但同樣可以說是建立在英鎊本位制上。當初建立聯邦儲備系統,首先是為了防止銀行恐慌并促進商業;其次是充當政府的銀行。當時理所當然地認為,它將在世界金本位制的范圍內活動,對國外事件作出反應,而不是去左右它們。

  戰爭結束時,美國取代英國,成為金融世界的中心。世界有效地建立在美元本位制上,而且,即便是在戰前的金本位制以一種削弱了的形式重新建立起來之后,也還是這樣。聯邦儲備系統已經不再是一個被動地對國外的事件作出反應的無足輕重的機構。它已成了一個能夠影響世界貨幣結構的獨立的巨大力量

  戰爭期間,特別是美國參戰后,不論是好還是壞,總之,聯邦儲備系統顯示了其巨大力量。象在以前的(和后來的)戰爭中一樣,為了籌措戰費,印刷機又被派上了用場。不過,聯邦儲備系統使用印刷機的手法,要比以前的政府機構更為老練和隱蔽。聯邦儲備銀行向財政部購買債券,用聯邦儲備券支付,使財政部能用儲備券交付一些費用,只有在這時,才在某種程度上真正使用印刷機。在大多數情況下,聯邦儲備銀行向財政部購買債券時,只是在帳冊上給后者記一筆存款,以此作為付款。財政部用這些存款的支票支付它購買的東西。當支票接受人把支票存到他們自己的銀行時,這些銀行又把它們存到聯邦儲備銀行,這樣,財政部在聯邦儲備銀行的存款就轉給了商業銀行,增加了它們的儲備金。儲備金的增加,使商業銀行系統得以不斷擴充,這種擴充在當時主要是通過它們自己購買政府公債或是貸款給它們的主顧使他們能夠購買公債取得的。用這種辦法,財政部得到了新創造出來的貨幣來支付戰費,但增加的貨幣大都以商業銀行存款的形式出現,而不是以通貨的形式出現。采用這種方法巧妙地增加貨幣數量,并沒有防止通貨膨脹,但它確實有神不知鬼不覺的作用,掩蓋了實際發生的情況,減少或是延緩了公眾對通貨膨脹的擔心。

  戰爭結束以后,聯邦儲備系統繼續迅速增加貨幣數量,從而助長了通貨膨脹。但是在這一階段,增加的貨幣不是用于政府開支,而是用于資助私營企業活動。我們整個戰時的通貨膨脹,有三分之一是發生在不僅戰爭結束而且政府的戰爭開支赤字也已結束之后。聯邦儲備系統很晚才發現它的錯誤。發現后,馬上作出了強烈反應,把國家投入了1920-1921年為時不長但很嚴重的蕭條。”[27]

  從弗里德曼的記載分析可見,是美聯邦儲備系統制造了1920-1921年這場危機。

  (二)、弗里德曼還發現聯邦儲備委員會制造了1929年大蕭條,卻歸咎于政府

  弗里德曼的研究卓有成效,他還發現了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制造了1929年大蕭條:

  “流行的看法是,大蕭條開始于1929年10月24日。那天是星期四,天陰得非常厲害,紐約的證券市場崩潰了。其間經過幾上幾下,最后證券價格在1933年跌落到1929年那令人眩目的水平的六分之一。

  證券市場的崩潰固然重要,但它并不是蕭條的開始。企業活動在1929年8月,即證券市場崩潰前兩個月就已達到了其頂峰,到10月時已經大大減少了。 崩潰反映了經濟困難的不斷增加,反映了無法維持的投機活動的破產。當然,一旦發生崩潰,它就會在企業界人士和其他曾對新時代的到來寄予無限希望的人們中間散布疑慮。它使消費者和企業經營者都不愿花錢,而希望增加他們的流動儲備以備急需。(自由放任的投機游戲無法繼續玩下去,崩盤了——引者評)

  聯邦儲備系統隨后的做法,更加重了證券市場崩潰所造成的影響,危機進一步加深。當崩潰發生的時候,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幾乎是出于斯特朗時代養成的條件反射,立即自行買進政府公債從而增加銀行的儲備,來緩和沖擊。這使商業銀行能夠向證券市場上的公司提供額外的貸款,并從它們那里和其他受到崩潰的不利影響的公司那里買進證券,以緩和沖擊。但是,斯特朗已經死了,聯邦儲備委員會想確立自己的領導地位。它迅速行動,要紐約聯邦儲備銀行遵守紀律,后者屈服了。此后,聯邦儲備系統的做法就同它在本世紀二十年代早先的經濟衰退中的做法大不一樣了。它不是積極放松銀根,使貨幣供應量多于平時,以抵消收縮,而是在整個三十年代中,聽任貨幣數量慢慢減少。在1930年末到1933年初這段時間里,貨幣數量大約減少了三分之一,與此相比,1930年10月前貨幣數量減少的幅度仍顯得很小,僅僅減少了2.6%。不過同已往相比這個幅度卻很大。的確,同以前的衰退相比,不論是在衰退期間還是在衰退之前,幾乎哪一次貨幣也沒有減少這么多。

  證券市場崩漬的余波和1930年間貨幣數量的緩慢減少,最終導致了一場相當嚴重的衰退。即使那次衰退在1930年末或1931年初就告結束——如果不是發生貨幣崩潰的話,它本來很可能會是那樣——它也會是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衰退。”[28]

  “銀行成批倒閉,僅1930年12月一個月,就有三百五十二家銀行倒閉

  如果沒有建立聯邦儲備系統,而發生擠兌風潮,那么,毫無疑問,銀行會采取1907年采取過的措施,即限制付款,這種限制會比1930年最后幾個月實際實行的要嚴厲得多。但是它會防止銀行儲備金的流失,幾乎一定會防止后來1931、1932和1933年的銀行大倒閉,正如1907年的限制很快就制止了當時的銀行倒閉一樣。的確,如果真是那樣,美國銀行也許會重新開業,就象聶克波克信托公司在1908年那樣。恐慌過去,信心恢復,經濟很可能在1931年初就開始復蘇,就象在1908年初那樣。

  聯邦儲備系統的存在阻止了銀行采取這種激烈的治療措施:直接地是因為大銀行的擔心減少了,它們相信向聯邦儲備系統借錢可以使它們克服可能發生的困難,事實證明它們錯了;間接地是因為整個社會特別是銀行界相信,現在有聯邦儲備系統對付擠兌風潮,再不需要采取這種嚴厲的措施了。

  聯邦儲備系統本來可以提供好得多的解決辦法,在公開市場上大規模買進政府公債。這將為銀行提供額外的現金以應付它們儲戶的要求。這會制止大批銀行倒閉,至少是急劇減少倒閉的銀行數目,防止公眾把存款換成通貨,從而不致使貨幣數量減少。不幸的是,聯邦儲備系統猶豫不決,采取的行動很少。總的來說它是袖手旁觀的,聽憑危機自由發展——在后來的兩年中,它一再重復這種行動方式。”[29]

  弗里德曼在譴責聯邦儲備系統(他一直將聯儲委員會當做是政府部門[30]—引者注)不干預市場,顯然此刻,這位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大師主張政府干預市場“自由的發展”了!

  聯邦儲備系統為什么不救呢?因為它根本就不是政府,是私有企業,憑什么救你呢?除非自己認為救市對自己有好處,就像2008年那樣,可是那時的美聯儲還沒有回過神來。弗里德曼使勁的揭露聯儲委員會這個“政府”的不是,卻使勁的反證自己的觀點的錯誤。

  “在1929、1930和1931年,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曾反復敦促聯邦儲備系統在公開市場上大規模購進債券,這是聯邦儲備系統本應采取的關鍵性行動,但它沒有采取。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建議沒有被采納,并不是因為這些建議不對頭或行不通,而是因為系統內部的權力斗爭使得其他聯邦儲備銀行和聯邦儲備委員會都不愿意接受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領導。結果只得受聯邦儲備委員會的混亂而猶豫不決的領導。”[31]

  “事實是清楚的。從1929年8月到1931年8月,即通貨收縮的頭兩年,美國的黃金儲備增加。這確鑿地證明,美國是蕭條的發動者。”[32]

  “……聯邦儲備系統的失敗,產生了這樣一種政治環境,使聯邦儲備委員會得以對地區銀行進行更多的控制。”[33]

  弗里德曼為了論證自己的正確性,將美聯儲的錯誤栽贓給美國政府:

  “不幸,增加權力、威望和辦公處的裝璜并沒有相應改善工作。自1935年以來,這個系統主持了——而且大大促進了——1937-1938年的大衰退、戰時和戰后的通貨膨脹以及從那時以來起伏不定的經濟,通貨膨脹時高時低,失業時增時減。每一次通貨膨脹的高峰和每一次暫時的通貨膨脹低落點。都一次比一次高;平均的失業水平也逐漸升高。該系統沒有再犯它在1929-1933年犯的那種錯誤——容許或促進一場貨幣崩潰——但它犯了相反方面的錯誤,促使貨幣數量過分迅速地增加,這就助長了通貨膨脹。此外,它經常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極端,不僅制造景氣,而且也制造不景氣,有些是溫和的,有些是劇烈的。

  該系統只在一個方面完全保持始終如一。它把所有問題都歸咎于非它所能控制的外部影響,而把所有有利的情況都歸功于自己。它就是這樣繼續助長那個說私人經濟不穩定的神話,而它的行為則繼續證明這個現實:政府是今天經濟不穩定的主要根源。”[34]

  弗里德曼在其巨著《美國貨幣史》中記載分析更為詳盡,在第一章緒論中他總結道:

  “美妙的時代在1929年嘎然而止,那一年正經歷預示大蕭條的低迷時期。在它的起始階段,除了貨幣存量輕微的下降,這次緊縮在貨幣方面和早期的緊縮一樣。除嚴重緊縮外,無論緊縮或擴張,貨幣存量通常還是在上升,雖然在緊縮過程中增長率很低。但是緊縮的貨幣特性在1930 年后期急劇改變,幾家大銀行的破產導致隨后出現了一系列銀行流動性危機,包括空前規模的擠兌和銀行倒閉,這在美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1931年,英國脫離金本位以及美聯儲對事件的反應強化了銀行業的倒閉風潮,即便他們沒有將復蘇的可能扼殺在搖籃里,那么他們也沒有把握住復蘇的最后一線曙光。”[35]

  (三)、兩個諾貝爾獲獎者對掐:誰在說謊?

  綜上所引可見,弗里德曼之所以不余遺力的強烈譴責美聯儲委員會是因為他反對政府干預市場,而他認為聯幫儲備委員會是政府機關。

  可笑的是,他就像唐吉可德大戰風車一樣,搞錯了對象。

  聯邦儲備系統由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和聯邦儲備委員會組成。前者是十二大地區私有銀行,后者是由這十二大地區私有銀行組成的聯合委員會。雖然有美國總統任命7名委員,但是美國政府沒有任何投資與股份,按公司的運作規則,股東才有決定權,因此,政府代表不過是代表政府發表一些參考意見而已,其主要還是為美聯儲裝潢門面,欺騙公眾,誤以為這是政府機構,而聯邦儲備委員會實際根本不是美國政府機構。

  薩繆爾森對此有特別解釋:

  “在考察聯邦儲備系統組織機構時,有人可能會問:聯儲屬于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政府部門中的哪一方?

  回答是:‘不屬于任何一方。

  從法律上講,十二大地區儲備銀行都是私有的。而作為一個整體的聯儲則又實際上作為一個獨立的政府機構來進行活動的’。

  聯邦儲備系統在名義上是一家公司,為所有作為其成員的商業銀行所共有。但在實際上,它卻是一家公共機構。它直接對國會負責并細心聽取總統的建議,一旦它以盈利為目標并且與公共利益發生沖突時,他就會毫不猶豫的選擇服從公共利益。”[36]

  薩繆爾森承認了十二大地區儲備銀行都是私有的,其聯合體同樣也是私有的公司,并以盈利為目標。由于美國當初沒有國家中央銀行,于是它們就取得了本來是國家機構中央銀行的地位。

  薩繆爾森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實際上作為一個獨立的政府機構來進行活動的”。因此,由于它私有的性質,它絕不可能像薩繆爾森所說那樣,真正在“一旦它以盈利為目標并且與公共利益發生沖突時,他就會毫不猶豫的選擇服從公共利益。”因為這違反了資本以盈利為目標的本性,薩繆爾森此說和弗里德曼一樣都是在美化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所以,美國政府根本就管不了美聯儲,美聯儲就是完全獨立的:

  “然而首要的是,聯儲是個獨立機構。盡管聯儲細心地聽取國會和總統的意見,甚至服從選舉和任命的結果,但聯邦儲備委員會和公開市場委員會的成員最終還是要根據它自己對國家經濟利益的看法來決定貨幣政策。所以,聯儲有時會與行政部門發生沖突,幾乎每一位總統都曾經對美聯儲的政策提出過建議。若聯儲與行政當局的目標發生沖突,則總統有時也會有嚴厲的措辭,然而聯儲通常總會很有禮貌的聽取意見,但仍然會選擇他們自己認為的對國家最為有利的做法。聯儲的決定不受其他任何人的左右。”#FormatStrongID_38#

  既然聯儲的這種私有公司的性質,即使總統國會都僅僅只能提提意見,“決定不受其他任何人的左右”,那么,弗里德曼將制造大蕭條和通貨膨脹的責任歸咎于美國政府,對政府干預經濟造成了經濟危機和通貨膨脹的攻擊就像唐吉.可德大戰風車一樣的可笑。

  薩繆爾森對美聯儲的說明一下擊毀了弗里德曼對政府的指責,兩個諾貝爾獲獎者無意之間形成了對掐,誰在說話?這次顯然是弗里德曼在說謊(美聯儲性質詳情請參見宋鴻兵《貨幣戰爭》第一卷)。

  薩繆爾森都知道美聯儲的這種私有公司的性質,弗里德曼難道不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只有一種解釋:他們為了證明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正確性,想怎么說,就怎么說;怎么使用權威幫助證明自己就怎么說,哪有什么學術道德。

  六、發動貨幣戰爭掠奪他國財富的理論教父

  宋鴻兵先生在2007年出版了《貨幣戰爭》第一卷,揭露了大量鮮為人知的國際金融大資本通過貨幣戰爭來“剪羊毛”,掠奪他國人民財富的秘密。很多人將信將疑,一些自信矜持的主流經濟學家對此不削一顧,輕蔑的斥之為作者主觀的想象推測,名之曰“陰謀論”。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證明了宋鴻兵書中的觀察預測,于是相信貨幣可以戰爭的人終于多起來。但是, 迄今為止,貨幣戰爭問題仍然沒有被中國主流的經濟學當成一個戰略性的問題來予以重視研究,其中原因賴人尋味。相反,很多主流經濟學家似乎正在不余遺力的在中國實施弗里德曼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不承認有貨幣戰爭,也就沒有防止他國利用貨幣戰爭來掠奪中國財富,保護國家經濟主權與安全的意識。

  而事實上,弗里德曼就是美國發動貨幣戰爭掠奪他國財富的理論教父。

  在討論自由國際貿易的時候,弗里德曼道出了貨幣戰爭的秘訣,為美國不用武器掠奪他國財富支了第一招,當然首先中招的是美國的盟友日本:

  “支持關稅的一個最得人心的論據,是所謂需要保護美國工人的高生活水平,使之免遭日本、朝鮮或香港的工人的‘不公平的’競爭,因為這些工人愿意為低得多的工資工作。這個論據錯在哪里,難道我們不想保護我國人民的高生活水平嗎?

  這個論據的錯誤,在于濫用“高”工資和“低”工資這些字眼。高工資和低工資的真正含義是什么?美國工人得到的是美元;日本工人得到的是日元。怎么比較以美元支付的工資和以日元支付的工資呢?一美元合多少日元,它們之間的匯率由什么來決定?

  讓我們來看下面這樣一種極端的情況。先假設一美元合三百六十日元。這是多年間的實際匯率。按這個匯率,假定日本人能夠比我們在美國花比較少的美元生產和銷售各種東西——電視機、汽車、鋼鐵以至大豆、小麥、牛奶和冰淇淋。如果實行國際自由貿易,我們將試圖從日本購買我們的所有貨物。也許這就是為關稅辯護的人們所描繪的那種極端可怕的情景——日本貨泛濫成災而我們什么也賣不出去。

  在嚇得不知所措以前,先來進一步分析一下。我們怎樣來償付日本人呢?我們將給他們美鈔。他們拿了這些鈔票將干什么,我們上面假定,按三百六十日元對一美元的匯率,什么東西都是在日本便宜,因此在美國市場上,沒有任何東西是他們想買的。如果日本出口商愿意把美鈔燒了或是埋了,那于我們就太好了。我們可以用這些能夠大量地很便宜地制造出來的綠票子換得各種貨物。我們將有一種能夠想得出來的最了不起的出口工業。”#FormatStrongID_41#

  也許在此之前,雖然有羅生柴爾德家族率先知道滑鐵盧拿破侖戰敗消息在倫敦金融市場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大發橫財的貨幣內戰,但是,作為國際大規模貨幣戰爭尚未發生。此刻,弗里德曼訓斥了美國太愚蠢,叫醒了美聯儲:美國發明了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出口工業”,就是用幾美分成本印刷的百元美鈔就可以出口到世界上“自愿的,平等的”交換任何商品。

  貨幣戰爭的原理是什么呢?弗里德曼細心的解釋道:

  “自然,日本人事實上不會把有用的貨物賣給我們,換取無用的票子去燒掉或埋掉。他們同我們一樣,想為他們的工作得到一些實在的報酬。如果按三百六十對一的匯率,所有的貨物在日本比在美國便宜,出口商將試圖賣出他們手中的美元,將試圖按三百六十對一的比價賣掉它們,以購買便宜的日本貨。但是誰愿意收購美元呢,不僅日本出口商想賣掉美元,日本的每一個人都會這樣。如果三百六十日元能夠在日本比一美元在美國多買到每一種東西的話,那么,沒有一個人會愿意拿三百六十日元換一美元。出口商發現沒有人愿意按三百六十對一的比價買進美元,就會少要一些日元。于是美元的日元牌價就會下跌——跌至三百比一,或二百五十乃至二百比一。反過來說,要購買一定數量的日元,需付越來越多的美元。日本貨是以日元標價的,所以它們的美元標價會漲。反之,美國貨是以美元標價的,因此,日本人用一定數額的日元得到的美元越多,對日本人來說,美國貨的日元標價就越便宜。

  美元的日元標價,將一直下跌到日本人從美國購買的貨物的美元價格基本上等于美國從日本購買這些貨物的美元價格為止。按那個價格,每個想用美元購買日元的人,都會找到愿意賣出日元換取美元的人。

  自然,實際情況要比這個假設的例子復雜。參加貿易的是許多國家,而不僅僅是美國和日本,而且貿易常采取迂回的方式。日本人可能把他們賺得的一些美元花在巴西,巴西人又把它用在德國,德國人又花在美國,總之,實際情況無比錯綜復雜。但原則是一樣的。不管在哪個國家,人們要美元總是為了購買有用的東西,而不是為了囤積。”[39]

  弗里德曼怕美國人還不懂,再次教訓要“保衛美元”的低智商美國人:

  “說我們必須保衛美元,我們必須不讓它同其他貨幣——日元、西德馬克或瑞士法郎——的比價跌落,這個論點怎么樣?這完全是一個人為制造出來的問題。如果外匯率是在自由市場上決定,它就會定在收盤時的比率。這樣產生的美元對譬如說日元的比價,可能暫時跌到合理的水平以下,低于按美元算的美國貨和按日元算的日本貨的相對成本。要是這樣,這就會給予注意到這個情況的人一種刺激去買進美元,留存一些時候,等其比價上升來獲利。由于降低了出口到日本的美國貨的日元價格,就會刺激美國出口;由于抬高了日本貨的美元價格,就會減少從日本的進口。這些發展會增加對美元的需求而糾正開始時過低的比價。美元的價格,如果是自由確定的話,就同所有其他的價格一樣,起同樣的作用。它傳遞情報,提供促使根據情報采取行動的刺激,因為它影響進入市場的人的收入。

  那為什么對美元的“疲軟”生那么大氣?為什么反復發生外匯危機?原因很可能是因為外匯兌換率不是在自由市場上決定的。各國政府的中央銀行進行了大規模的干預,來影響其貨幣的價格,在這一過程中,它們損失了它們公民們的巨額的錢(就美國來說,從1973年到1979年初,損失了將近二十億美元)。更重要的是,它們阻止了這一套重要的價格起其應有的作用。它們并沒有能夠阻止基本的經濟因素對匯率最后產生影響,但卻能夠使人為的匯率維持很長時間。其后果是妨礙了適應基本因素的逐漸的調整。小的混亂累積成了大的混亂,最后發生一場嚴重的外匯‘危機’”。[40]

  到此弗里德曼把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秘密之一和盤托出,聰明的美國總統和議員們,美聯儲掌門人從此應該從理論原理上明白了,掌握了世界貨幣美元發行權的美國,如果能夠讓世界上所有國家都實行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實行金融自由化,匯率與利率的市場定價自由浮動,那么,美元這只軍隊比美軍海陸空三軍還厲害,所到之處如入無人之境,不管是斬首行動,或是定點清除,還是外科式的手術打擊,或者是圍剿獵物的大兵團作戰都是攻無不克戰無不勝。

  當然,其他國家由于沒有處于統治地位的世界貨幣發行權美元,強者就實現貨幣自強,弱者就只有被人圍剿的份了。

  “各國政府的中央銀行進行了大規模的干預,來影響其貨幣的價格,在這一過程中,它們損失了它們公民們的巨額的錢”。——這句話不僅點醒了美聯儲,還點醒了索羅斯這樣的金融大鱷:

  “各國政府的中央銀行進行了大規模的干預,來影響其貨幣的價格”,那么富可敵國的金融資本集團同樣就可以對相對弱小國家實施貨幣戰爭,“損失了它們公民們的巨額的錢了”。

  所以這世界才有打擊英鎊、日元,圍剿泰銖的亞洲金融法風暴,襲擊港幣,絞殺南美貨幣,削弱歐元等種種實實在在的貨幣戰爭。

  七、發動“債務戰爭”掠奪他國財富的理論教父

  債券本來是政府、金融機構、工商企業等直接向社會借債籌措資金時,向投資者發行,并且承諾按一定利率支付利息,按事先約定條件償還本金的債權債務憑證。因此債券的本質是一種融資憑證,是債的證明書。

  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受法律保護。

  但債務人權力的保證更為根本還在于債務人的償還能力和意愿。二者具備才是最安全的。有償還能力沒有償還意愿,有常懷意愿卻沒有償還能力,債權人都有血本無歸的風險,即使有法律保護也很難保護自己的利益。如果債務人是一個黑幫,一個霸道的強國,就可以用此道不勞而獲,兵不血刃的掠奪他人他國財富。

  正因為如此,所以,如果有人故意用大量借債然后不還就可以拖垮債權人。這在自由主義市場經濟中,競爭者之間用此法下套,將競爭對手消滅于無形并非個案,利用這種方法來對付競爭者無異于戰爭,因此,我們就用“債務戰爭”來定義這種沒有硝煙的戰爭。

  美國其實早就已經打響了債務戰爭,而教父就是弗里德曼:

  “另外一個復雜情況是,美元和日元并不只是用于購買貨物和勞務,還用來投資和送禮。整個十九世紀,美國幾乎每年都有國際收支逆差,但這種貿易逆差卻給每個人帶來了好處。外國人想在美國投資。例如英國愿意向我們輸出貨物,以換取紙片——不是美鈔,而是些保證過些日子連本帶利償還借款的債券。英國人愿意送貨物給我們,因為他們認為這種債券是好的投資。一般說來,他們是對的。因為同其他方法相比,他們從這種積蓄中得到的報酬比較高。而我們也得到了好處,外國投資使我們能夠比完全依靠自己的積蓄發展得更快。”[41]

  由此可見,弗里德曼為美國掠奪他過國財富支了第二招:用債券紙片換英國的實物商品,用外國的儲蓄的真金白銀來投資,比自己的儲蓄發展更快。于是,美國人聽懂得他指點迷津后基本就不儲蓄了,將本來經濟活動正常的融資手段債券紙片變成美國又一項掠奪他國財富金融核武器。

  弗里德曼早就窺探出債務戰爭的秘密,于是教訓美國,不要去和英國、日本等國家在實業領域競爭,而應該在美國人的強項就是金融等領域來競爭:

  “是什么因素決定了我們開展對外貿易有利可圖?當前美國工人的生產率要高于日本工人的生產率。究竟高多少難以確定,每人的估計不一樣。我們暫且假設高一半。那么平均說來,美國工人的工資可以買到的東西就應該是日本工人的一倍半。讓美國工人來做任何事情,如果效率達不到日本工人的一倍半,就是浪費。用一百五十多年前創造的經濟行話來說,這就是所謂相對有利條件原則。即使我們生產每種東西都比日本人更有效率,我們也不應樣樣都生產,這樣做是不上算的。我們應當集中搞那些我們最內行的事,那些最能發揮我們優越性的事。”[42]

  什么是“最能發揮我們優越性的事”呢?

  我們看到,在弗里德曼的教導與訓斥下,美國終于醒悟,印刷美元,發行債券和金融創新出無數的“金融衍生品”,互聯網就是美國最能發揮優越性的事。

  所以,美國的實業空心化,產業金融化、軍工化、網絡化,美國基本不再生產生活品,也基本不再生產普通生產設備,就生產三個東西:

  一個是搶奪別人財富的貨幣、債券和金融衍生產品,一個就是保護他的貨幣霸權,債務霸權的殺人武器軍火產品,一個就是監控全球的互聯網。

  美國嘗到了甜頭,于是不僅對英國,對日本,對全世界都如此,交替的使用貨幣戰爭、債券戰爭和軍事戰爭三種手段。你不“自由貿易”向我出口商品,儲備美元不夠,我就用美元攻擊你的外匯市場,迫使你增加儲備美元;各國增加儲備美元,美國自然順勢又大量印刷美元,向各國出口美元;美元發行太多面臨貶值,各國另圖他策,例如歐盟發行歐元,于是美國又用回5%的美國債券保值來吸引債券投資,于是各國又不得不購買美國債券紙片。

  如果誰要挑戰美元與美債,美國就在周邊發動戰爭,制造動亂,威脅人們回購美債。例如歐盟發行歐元,美國就在東歐發動對科索沃的戰爭。中國人民幣要國際化,美國就在中國周邊挑起事端。總之,全球各國就如此成為美元與美債的俘虜了。

  有了美元與債券兩手,于是美國左右開弓,將各國經濟玩弄于鼓掌,要風得風要雨得雨。所以,美國盡管一次又一次信誓旦旦的聲稱美國不會違約,演出了一場又一場限制債務的鬧劇,但是,哪一次的結果不是再一次突破債務上限?這說明美國骨子里決不愿意放棄舉債,特別是向外國舉債,因為這是和發行紙幣一樣在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模式條件下合法掠奪他國的財富。

  中國2013年9月末,國家外匯儲備余額為3.66萬億美元,其中有房地美與房利美債券7763億美元,2013年9月下旬“兩房”垃圾債券暴跌88%,損失6831億美元,已經幾乎歸零[43]。美國一槍未放就按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經濟的規則合理合法掠奪了中國數千元美元。而美國最近制造的首艘下一代航空母艦“福特”級航母“杰拉德·福特”號研制和建造費用為150億美元,6831億美元可以制造45艘!

  這個事實告訴人們,將債券貶值就是打擊對手無聲的戰爭。

  而美國如果不還債,或者持續大幅貶值債券,或者由于出現某種“意外”導致不能還債,就可以自動擊垮購買美債足夠多的債券人。中國購買美債世界第一,美國一邊與中國高談合作,一方面正在步步為營,全面遏制中國,中國處于最危險的債務戰爭核彈威脅之下!

  也許弗里德曼并沒有教導美國發動貨幣戰爭與債務戰爭掠奪他國財富的主觀故意,也許羅生柴爾德和索羅斯們無師自通,但是無疑,弗里德曼論證了當代貨幣戰爭與債務戰爭的原理,是貨幣戰爭與債務戰爭的教父。他直接訓斥美國,用出口紙片貨幣來償還日本,用紙片債務來綁架全世界,掠奪他國財富。

  總之,他教壞了美國,正在禍害天下各國,而目前正在禍害中國。

  八、弗里德曼承認國家安全:為何中國經濟學家對此視而不見?

  弗里德曼一方面高談自由主義市場經濟與自由國際貿易,另一方面也承認不能因此輕視國家安全:

  “幾世紀來,關于自由貿易和保護主義的各種論文書籍浩如煙海,主張征收關稅的,只有三個論點在原則上還多少站得住腳。

  第一個就是剛才提到過的國家安全論。雖然這個論點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征收某些特定關稅的飾詞而不是真正站得住腳的理由,但我們也不能否認,有時出于國家安全的考慮,確實需要維持一些不經濟的生產設備。如果我們已不是在討論理論上是否可能的問題,而是在某種情況下確認為了加強國家安全有必要征收關稅或對貿易實施其他限制,那就得比較一下采用各種不同的方法來達到這一特定目標的代價,并確立至少表面上是確鑿的證據,證明征收關稅是代價最低的方法。但實際上卻很少有人作這種比較。”[44]

  可見,弗里德曼承認自由貿易不能損害美國國家安全的。

  弗里德曼尚且承認自由國際貿易也必須堅守國家安全,美國也堅守國家安全所以,當三一重工等中國企業按市場規則到美國收購農場,卻被美國以影響國家安全為由予以否決。

  但中國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學家們對弗里德曼的這個思想和三一重工等收購現實卻視而不見,要讓中國經濟徹底放開。

  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已經把大廳放開,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卻要求把臥室也讓他人徹底的自由入住!

  他們是沒有看到弗里德曼在鼓吹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同時承認不能因此妨礙國家安全的思想還是另有所圖?

  2013年11月1日

 

  [1]弗里德曼《自由選擇》導言

  [2]弗里德曼《自由選擇》導言

  [3]劍橋《美國經濟史》第一卷《殖民地時期》P.31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8年

  [4]劍橋《美國經濟史》第一卷《殖民地時期》P.34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8年

  [5]劍橋《美國經濟史》第一卷《殖民地時期》P.35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8年

  [6]劍橋《美國經濟史》第一卷《殖民地時期》P.37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8年

  [7] 《世界通史全編》

  [8]劍橋《美國經濟史》第一卷《殖民地時期》P.38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8年

  [9]劍橋《美國經濟史》第一卷《殖民地時期》P.40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8年

  [10]劍橋《美國經濟史》第一卷《殖民地時期》P.43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8年

  [11]劍橋《美國經濟史》第一卷《殖民地時期》P.67 根據表2合計。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8年

  [12]弗里德曼《自由選擇》導言

  [13]劍橋《美國經濟史》第一卷《殖民地時期》P.43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8年

  [14]弗里德曼《自由選擇》第二章 控制的專橫第二節實行自由貿易的政治理由

  [15]弗里德曼《自由選擇》第一章市場的力量第二節《價格的作用》

  [16] 亞當·斯密《國富論》,上卷,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315頁。

  [17]弗里德曼《自由選擇》導言

  [18]弗里德曼《自由選擇》導言

  #FormatStrongID_49#弗里德曼《自由選擇》第一章《控制的專橫》第5節《控制和自由》

  [20]弗里德曼《自由選擇》第一章《控制的專橫》第4節《中央經濟計劃》

  [21]弗里德曼《自由選擇》第二章 控制的專橫第二節實行自由貿易的政治理由

  [22] 本文素材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提供http://www.guancha.cn/society/2013_09_16_172640.shtml

  [23]弗里德曼《自由選擇》導言

  [24]保羅.薩繆爾森 威廉.諾德豪斯《經濟學》第18版 P.25蕭琛主譯 人民郵電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25] 亞當.斯密著 郭大力 王亞南 譯《國富論》第十一章 論地租

  [26]弗里德曼《自由選擇》第二章 控制的專橫

 

  [27]弗里德曼《自由選擇》第三章《危機的剖析》第二節《聯邦儲備系統的早年》

  [28]弗里德曼《自由選擇》第三章《危機的剖析》第三節《蕭條的開始》

  [29]弗里德曼《自由選擇》第三章《危機的剖析》第四節《銀行業的危機》

  [30]“當時誰也沒有想到,這場權力之爭竟然大大加速了權力轉移,權力從私人市場轉給了政府、從地方和州政府轉給了聯邦政府。”弗里德曼《自由選擇》第三章《危機的剖析》第四節《銀行業的危機》

  [31]弗里德曼《自由選擇》第三章《危機的剖析》第四節《銀行業的危機》

  [32]弗里德曼《自由選擇》第三章《危機的剖析》第四節《銀行業的危機》

  [33]弗里德曼《自由選擇》第三章《危機的剖析》第四節《銀行業的危機》

  [34]弗里德曼《自由選擇》第三章《危機的剖析》第7節《對聯邦儲備系統的影響》

  [35]弗里德曼在其巨著《美國貨幣史》第一章緒論 P. 6 巴曙松等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

  [36]薩繆爾森《經濟學》第18版 P.463 蕭琛主譯 2008年版 2010年印刷 人民郵電出版社

  [37] 薩繆爾森《經濟學》第18版 P.463 蕭琛主譯 2008年版 2010年印刷 人民郵電出版社

  [38]弗里德曼《自由選擇》第二章 控制的專橫第二節實行自由貿易的經濟理由

  [39]弗里德曼《自由選擇》第二章 控制的專橫第二節實行自由貿易的經濟理由

  [40]弗里德曼《自由選擇》第二章 控制的專橫第二節實行自由貿易的經濟理由

  [41]弗里德曼《自由選擇》第二章 控制的專橫第二節實行自由貿易的經濟理由

  [42]弗里德曼《自由選擇》第二章 控制的專橫第二節實行自由貿易的經濟理由

  [43] 中華論壇《中國7763億美元“兩房”垃圾債券暴跌88%幾乎已經歸零!》

  [44]弗里德曼《自由選擇》第二章 控制的專橫第二節實行自由貿易的經濟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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