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新社會》雜志 ( Neue Gesell-schaft) 2012 年第 3 期刊登了該雜志主編托馬斯·邁耶爾( Thomas Meyer) 采訪德國社會學家、卡塞爾大學教授海因茨 · 布德( Heinz Bude) 的文章。布德在社會學領域的研究重點之一是社會排斥問題，他在訪談中認為，不平等存在于一切社會中，并且在不斷發展，它首先表現為職能性分工的變化使職業結構內部發生分裂，造成社會意識的缺失。他提出，可以用“碎片化”( fragmen-tiert)這個概念來描述當代社會的不平等結構，而要改變不平等的結構不能指望政治措施的干預，而是迫切需要復興屬于公共財富的文化。
邁耶爾：布德先生，您如何描述不平等現象在最近的演化趨勢?
布德： 不平等在一切社會，至少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各成員國的社會中，表現突出，盡管嚴重程度不一，但在每一個社會中都同樣有所發展。首先，職能性分工發生了變化。我不是指對農業、工業和服務業部門再加以細分的傳統分工形式。確切地說，我們正經歷著傳統的職場、常常是工業職場內部發生的一場能力革命，其根源在于知識因素和勞務因素的介入。這種情況在德國表現得尤其明顯。
這種情況也反映在職業結構的某種升級換代上，因為在所有層面上技能水平都提高了，特別是在生產率高的出口導向型經營部門中。在德國，汽車集團、機械制造業和醫藥技術領域的情況就是如此。在服務業領域情況也類似。例如，一個向多種族房客提供合租服務的房東懂得，為了解決每天碰到的各種難題，參加多文化社交培訓班并獲得結業證書是十分明智的。
職能性分工的變化在下述兩類人之間劃出了新的、嚴格的分界線： 一類是能夠滿足這些新的知識與勞務要求的人，另一類是無法滿足這一要求的人。對于后者來說，過去畢竟還有一系列就業機會，因為那時更注重奉公守法，而不是能力，而現在這樣的機會變得越來越少了。這就是說，在職業結構的內部發生了分裂。換言之，無產階級化的問題從工業部門向服務業部門轉移。對于大多數人來說，除了去當保安、清潔工和傭工以外無事可做。
況且，在開放的社會中，這類工作由于合法或非法的移民而面臨嚴峻的競爭壓力。例如，從事全天 24 小時護理工作，在正常的雇傭條件下每月大約可掙 5000—8000 歐元，而在非法條件下只能獲得 1500 歐元。
工作本身產生的上述不平等現象加劇，除此之外，移民是造成新的不平等的又一根源。問題并不在于移民本身，而在于移民成功者和移民失敗者之間的分裂。移民失敗者會失去同移民成功者的聯系，也就是說被成功社團排除在外。
邁耶爾：除此之外，社會不平等是否也在向社會高層加劇擴散? 不斷增加的、過頭的高額收入和財產以及整個高層脫離社會的現象是否存在?這一切現象的根源是否應當到社會結構的變化 ( 例如金融資本主義) 中去尋找?另外，社會最高層排斥其他階層的原因是什么?
布德： 事實上，這正是在新的全球性的階層隊伍中出現的一種自我排斥的形式。貨幣財產的所有者和為其提供勞務的那些來自金融業、“律師事務所”或 “主流媒體”的人心安理得地逃稅，卻道貌岸然地以 “慈善名流”自居。這些人妄自尊大，知道怎樣拿自己的錢更好地投資，以 “造福人類”。
邁耶爾：那么可以用一個怎樣的簡明概念來概述時下的情況呢? 現在流行許多概念，但多半只表征了這一情況中的個別要素，而不是整個新的不平等現象。
布德： 用 “碎片化”這個概念來描述當代社會的不平等結構或許比較恰當。但重要的是應搞清楚該怎樣理解這個概念。從社會學的角度看，碎片化的意思是說： 我們要面對的是人們相互之間的漠不關心。贏者通吃———無論是那些頗有影響的人，還是那些什么也沒撈著的人，都懷有成為贏家的夢想。在這樣的條件下，團結成了稀缺品。
邁耶爾：我們是否可以斷言，現在存在著社會意識缺失的問題?
布德： 是這樣。大家相互之間都缺乏打交道的意愿。在下述情況下恰恰就是如此。阿倫斯巴赫( Allensbach) 研究所曾報告說，2011 年德國經濟增長率達到 3% ，即使如此，仍存在著對糟糕的現狀越來越感覺不滿的現象，這種情緒正在整個社會中蔓延開來。這與社會道德感失去了生命力這一事實有關。羅伯特·卡斯托( Robert Castel) 提出的 “松綁”概念在我看來用在這里很貼切。
邁耶爾：在 “碎片化的社會”這個概念下，不平等的因素不會消失嗎? 分裂的問題、冷漠化的問題都可以融合到碎片化的概念之中，但下述模式不是依然存在嗎?即：社會分為上層和下層，即不平等現象仍處于上升趨勢。那么，該怎樣同時闡明不平等這一因素呢?
布德： 這里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社會學論點。從社會學的角度看，不平等的概念只有在下述條件下使用才具有合理性： 在存在著系統化不平等的各階層之間，也存在著某種社會聯系，也就是說，可以設想，我們自身的地位同他人的地位具有可比性，或者說如果可能的話，我們可以通過某些共同的規劃和全社會的行為來消除這種不平等。而碎片化則意味著失去了這種聯系的意識。
邁耶爾：今天，我們剛剛目睹了全世界范圍的抗議浪潮，人們抗議被置于無權地位，抗議遭到排斥，抗議不被認可，抗議日益加劇的不平等。我們也知道，我們從來都是生活在一個共同的社會中。在這個社會中，畢竟還存在著共同的合理性觀念，存在著認為公正會把社會凝聚在一起的信念，存在著公正的分配，以及對公正的認可。我們也向來相信我們取得的成就是有價值的，相信生存的機會會得到公平的分配。須知，社會靠的就是合理性，不可能離開它而存在。
布德： 這些都是對的。問題在于合理性的形式是不是變得更加抽象了。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例子就是羅爾斯頗有分量的正義理論。正義這個概念已經變得如此抽象，以至于難以再被視為一個社會的倫理經濟學的經驗性認識，也決不可能再成為理論前提。這種道德哲學的論據既不能使我們強化這個社會的道德價值，也不能對此作出說明。因此，仇怨情緒和蠱惑宣傳往往比公眾激情和社會移情更加接近政治。
總的來說，我有這樣的印象： 我們走過的這個世紀或多或少都充滿著社會一體化的理念。極權主義者把這一理念夸大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但我認為，我們的社會正在丟掉這種理想。
邁耶爾：我們觀察到的社會分裂現象，同時也是一種碎片化現象。在現實討論中具有某種影響的大多數社會學模式將這種狀況大致勾勒如下：如今出現了一個新的上層階級，它日益加強著自我再生產，只允許自己的后代躋身其行列。這一階層不存在地位下降的情況。中間階層已經四分五裂，一部分人的生活相對而言還有保障，而大部分人則越來越陷入衰落的恐懼和衰落的危機之中。至于底層階級，他們已經被遠遠拋在后面，喪失了一切上升的希望。這樣一種封閉的社會從根本上說就是嚴酷的階級社會的一個典型樣本。
布德： 你說得對。我也認為馬克斯·韋伯是正確的。他認為會有這樣的時期： 等級問題和法律地位問題處于中心地位; 也會出現這樣的時期： 赤裸裸的階級利益牢牢抓住了人們。從利益的角度來看，我們目前正朝著某種階級社會前進，因為階級利益比等級利益更占主導地位。
同時，重要的是弄清下述群體的狀況：他們使現今的圖景顯示出一種無序的狀態，因為他們建立起來的新聯系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令人捉摸不透。請你們接受這個所謂有創造力的階級! 這個群體在生活方式上完全擁有自己的模式。從某一方面來說，他們似乎有強烈的新自由主義思想： 我不需要規范化的雇傭勞動關系，我鄙視領薪水的人，我是發薪水的人，因而我高人一等。
現在，這個以能力、交際、謀劃為生活信條的群體試圖把一種特定的生活方式引入社會。他們可以說構成了社會內部一個不安分的階級，因為他們是在不再共享同樣的社會道德感受力的情況下建立社會聯系的。
邁耶爾：這是可以理解的，但還是可以提出異議。也就是說，如果有人從這個社會的生活方式或環境的某種純粹的差異化出發來觀察問題，那么他就會說：不錯，這個社會已經碎片化了。但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們相互之間沒有任何關系。不過我們畢竟還面臨著生存機會和生活保障的差異化問題。這里可以提出許多實在的問題：為什么會是這樣? 我如何才能重新獲得保障? 須知，保障是一項基本的要求。
布德： 您說的完全正確。我認為，確實存在著復興屬于公共財富的文化的需求。同20 年前相比，人們對此更感興趣，因為他們感覺到，公共財富能使他們不折不扣地作為人而生活。同時，新型的公共財富起著某種作用，為了說明這種作用，福柯 ( MichelFoucault) 發明了生物政治學這個引人注目的概念。它涉及美餐、清新的空氣、對噪音污染的治理、對公共綠地的修建，還涉及實現工作和生活的平衡、關懷兒童以及開展促使老年人增強活力的活動。
此外，福利國家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戰后時期傳統的福利國家以勞動這一主題為中心，關注的是在勞動者生病時繼續發放工資，以及勞動者在企業經營上參與決策的權利。在上世紀70 年代至 90 年代，福利國家把重心放在教育問題上。這不僅包含提供保障的理念，例如在出現失業、喪失勞動能力和陷入貧困時提供保障，還包含提供機會的理念，例如通過教育來獲得機會。當今福利國家的鮮明特征是突出健康這個主題。就不平等這一難題而言，上述這一切都十分重要，因為在我們的社會中仍然存在著一些群體，他們把勞動當作福利國家各種成就的基礎。同時，我們的社會中也有上升中的群體，他們非常重視教育。在我們的社會中，正有越來越多的人相對來說享有特權，他們認為健康是他們在福利國家條件下首要的利益。人怎樣在高質量的生活中逐漸衰老，怎樣有尊嚴地死去，對這個群體來說，這些比勞動權利或大學學費問題更加重要。
邁耶爾：在學術性的政治語義學中，用來描述不平等社會秩序的一些宏觀概念總是和某種評價聯系在一起，不管人們是有意還是無意這樣做。當人們談起環境或社會時，聽起來的弦外之音是各群體相互之間似乎漠不關心，分層的社會雖然強調不平等，但這種不平等看來并不那么引人注目。階級社會這個概念聽起來頗有對抗的意味，甚至是斗爭的意味。那么應當怎樣說明 “碎片化的社會”這個概念呢?
布德： 我想說，我們是生活在一個沒有階級張力的階級社會中。之所以沒有階級張力，是因為再也不存在通俗的追求政治目的和社會倫理目的的集體化理念了。
邁耶爾：但是在如今的大討論中，不是又產生了這種思想嗎?
布德：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反對“斯圖加特 21”( Stuttgart 21) 的抗議活動就是對這個問題作出回答的一個實例。因為利益的訴求，包括共同利益的訴求，如今顯然是以一種完全獨特的能力結構為前提的。這就是說，在抗議活動本身中的確有某種排他邏輯在起作用，一邊是有能力的、發出抗議呼聲的群體，另一邊是沒有能力的、只能低聲抱怨的群體。德國金屬工業工會主席貝爾托德·胡貝爾 ( Berthold Huber) 早就正確地認識到這一點。他面對提出抗議的斯圖加特市民發問說： 在勞動領域和就業領域是否已根本不存在問題? 這個關于自行架構公共利益和共同利益的新問題甚至又被一些群體提了出來，這些群體覺得自身得不到保障，但是在提供勞務的無產者面前卻不加掩飾地吐露出自負的言辭。
邁耶爾：您的著作 《被關在門外的人們》選擇了 “告別希望”這個副標題。您是否仍舊這樣看待這個問題?或者其意圖不僅僅是在于煽動情緒?
布德： 這在一定意義上是一種煽動。因為我認為，在今天，社會公正的問題才在難以滿足的意義上被提了出來。在整個戰后時期，我們曾以為我們已實現了某種社會公正，因為我們社會的中間階層已經日益鞏固并日益擴大，至少在德國是如此。我們在這里要提到的就是社會學所說的在雇傭制社會中起調節作用的道德。有了權利的普遍化，同時擴大了物質上的保障機會，社會就會變得越來越公正。
現在應當清醒地指出，這個模式之所以碰壁，首先是由于有些群體同生存機會分配的上述這一邏輯長久地和越來越嚴重地脫節; 其次是由于出現了中間階層向社會邊緣發展的無序現象，有人嘗試運用社會排斥這一概念來把握這一現象。
邁耶爾：如果不考慮通常的不平等和差異化問題，難道我們不應當嘗試通過公眾參與以及為所有人提供一定的基本設施來實現社會公正嗎?
布德： 是應當這樣。社會公正的問題必須以下述根本思考為出發點： 我們怎樣在不平等已成頑疾的條件下實現社會公正? 戰后長期推行的那種戰略，也就是在人們面前掩蓋不平等的那種戰略，如今已經行不通了。
問題在于，要建立一個公正的社會，卻又不得不接受這樣的教誨： 某些不平等的結構無論如何是不能通過政治措施而發生重大改變的。因而，越是如此，就越是需要復興一種屬于公共財富的文化。
[德] 托馬斯·邁耶爾 著
[李莉娜： 中央編譯局馬列部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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