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起，一場由突尼斯騷亂引發的“阿拉伯之春”使阿拉伯地區第一次不是因為阿以沖突卻成為世界政治的關注焦點。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俄羅斯乃至中國都程度不同地卷入其中，致力于發揮各自的功能和作用。由于危機尚未結束，阿拉伯之春給國際體系造成的影響和效應還不能加以準確判斷，但至少到現在，西方在各相關國家采取的幾乎是不受約束的所謂人道主義干預行動已經給動蕩中的世界帶來了一系列新的問題。冷戰結束以來的國際秩序正在受到自“9•11”恐怖主義襲擊之后又一次嚴峻挑戰，國際體系正在無所不在的人道主義干預陰影下呈現出新的碎片化的取向。

　　一、“阿拉伯之春”與西方的人道主義干預

　　從事件起點看，“阿拉伯之春”的到來對西方國家而言是一場突發的問題事件，但在經歷了短暫的觀望后，西方很快就舉起了維護民主、自由和人權的旗幟，對發生內部騷亂的各阿拉伯國家實施了聲勢浩大的人道主義干預行動。在成功地促使突尼斯和埃及發生政權更替后，更以設立禁飛區的方式對利比亞直接進行軍事干預，隨后又把干預的視角擴大到敘利亞、也門等一系列阿拉伯國家，試圖根據自己的意志把西方式的民主植入阿拉伯地區，通過在這些已經和正在發生政權更迭的國家培育親西方勢力的方式逐步把阿拉伯世界納入自己的戰略軌道。

　　長期以來，阿拉伯地區對西方是一個敏感的戰略地帶。一方面，豐富的石油資源決定了中東是西方的戰略重心;另一方面，半個世紀的阿以沖突、敏感的宗教信仰和文明差異問題、強大的恐怖主義勢力、戰略盟友和戰略對手的并存又促使西方的中東政策必須保持高度謹慎。在雙重因素的制約下，西方的阿拉伯政策長期體現出明顯的功利主義色彩，人道因素一般不在政策考慮之內。20世紀90年代的利比亞盡管被美國指責為“流氓國家”，但當時的卡扎菲政府也并沒有因此被趕下臺。因此，“阿拉伯之春”爆發后，西方的立場一度是搖擺不定的，最終促使西方采取人道主義干預行動的因素是：其一，在西方世界普遍存在因金融危機引發的經濟不景氣和各國政府的巨額債務的情況下，人道主義干預成為較為經濟的選擇;其二，在發生騷亂的國家重新扶持一個以西方式民主為基礎的政權不僅有助于鞏固西方在這些國家的石油利益，也有助于防止極端宗教勢力乘虛而入;其三，在國內塑造政府的人道主義形象可以幫助面臨大選的幾個大國首腦贏得更多的選票，這在很大程度上對經濟業績不佳的奧巴馬、薩科奇等人是一個意外的收獲。

　　此次人道主義干預一個最顯著的特點，是西方在攻擊各發生騷亂的阿拉伯國家時展示出前所未有的道德強勢和優越感，直接根據自己的價值標準和制度模式衡量各發生內部騷亂的國家政權的合法性，作為國際法基本準則的尊重國家主權和不干涉內政原則完全被無視。以2012年歐盟春季峰會通過的決議為例，歐盟在宣稱支持敘利亞反對派為爭取自由、尊嚴、民主所做的斗爭的同時，公開要求現政府下臺，承認敘利亞全國委員會是敘利亞人民的合法代表[1]。這充分表明，歐盟已經把自己放在了其他國家政權合法性確認者的地位，自認為有權決定本應由敘利亞人民自己來決定的一個政權的合法性。

　　在人道主義干預的動機方面。盡管西方時時宣稱自己的干預是為了維護對象國人民的民主權利，但在實際行動中，各國的功利主義動機顯露無疑。如美國最初因埃及在阿以關系中的特殊戰略作用并不十分支持推翻穆巴拉克政府，但出于爭取國內選民支持的功利要求，奧巴馬又改變了自己的立場，最終迫使穆巴拉克交出了政權。至于眾所周知的石油資源問題，更是直接決定不同國家的態度因各自的利益差異而不同的重要因素。在利比亞禁飛區問題上，法國作為利比亞原油產業最大外國投資者，為了保護法國在當地的既得利益，極力推動北約的介入;而德國等國家由于利益關聯度不大，則不愿承擔為此需付的代價，以至法國因此激烈攻擊德國的政策態度消極。

　　從干預手段看，此次人道主義干預不再直接以人道主義的借口對對象國實施軍事打擊，而是根據不同國家與西方的利益關聯度分別采取強制、壓制和滲透手段。即使在利比亞采取了設立禁飛區這一準軍事干預方式，但受經濟能力的限制北約沒有考慮直接出兵。在諸多人道主義干預方式中，策動騷亂是最主要的手段。西方一般是首先在對象國內部扶植一個反對派，進而支持反對派在國內進行大規模騷亂，一旦政府采取鎮壓行動，就以其侵犯自由、人權的理由加以指責，直至挑起反對派與政府之間的軍事對抗，最終宣布現政府不具有合法性而必須下臺。這樣的手段雖然干預效率較低，但因其表面更具有道義的色彩而不宜引起被干預國家人民的對立情緒，更容易在實質上以犧牲被干預國家人民的利益乃至生命為代價，達到推翻現政權的目的。對于西方借人道理由制造騷亂的這一新手段，每一個與西方政治制度不同的國家都不能不時刻保持高度警惕。

　　“阿拉伯之春”期間西方的人道主義干預從表象上看是基于一貫的習慣性選擇，但從根本上說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制度性傲慢和意識形態偏見的行為外化。冷戰結束后，西方在占據了國際政治和世界經濟的強勢地位的同時，刻意把自己塑造成為國際道義的化身，“華盛頓共識”達成后的西方世界堅信“歷史已經終結”，只有西方的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念才是唯一合理的。在傲慢與偏見的雙重心態下，西方對其他國家制度的評價簡化為一條基本的標準，那就是只有按照西方的意志來進行制度改造的國家才是可以接受的，任何拒絕讓步的國家都不可避免的受到壓制和干預。 然而，不斷被濫用的人道主義干預決定了作為勝利者的西方并不能實現自己控制這些國家的愿望，更加可能的后果反而是在這些國家中反西方浪潮的興起。英國學者克拉克在其題為《為什么人人都仇恨西方》的文章中剖析道，“西方聯盟可以對國際法的原則完全不予理睬……結果是令人震撼的反對西方世界的抗議活動的爆發，因為西方只是決心要把它自己的價值觀念和經濟制度強加給整個世界。”[2]人道主義干預在價值和實踐中的雙重困境，已經在過去的歷史中得到了反復的驗證。

　　二、誰之正義：人道干預的價值悖論和合法性困境

　　“阿拉伯之春”的爆發，促使人們重新思考一個現代國際體系賴以生存的基本問題：國家主權原則是否仍然構成國際關系的基本行為準則?在國際法的層面上，這似乎是不需要回答的，但當人們看到一方面俄羅斯等國以“敘利亞的命運應該由敘利亞人民自己決定”的理由否決安理會關于強化外部直接干涉的動議，另一方面聯合國大會上類似的決議卻因得到大多數國家的支持而順利通過時，不得不重新思考是不是大多數國家都難以繼續堅持自己的主權立場，哪怕這僅僅是因為西方的壓力而采取的策略性選擇。然而，更深層次的問題在于，盡管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和人權似乎已經在國際道義上占據了毋容置疑的制高點，人道主義干預已經成為盛行一時的國際關系行為，但它在國際法上仍然是缺乏足夠的合法性支持的，在價值上難以消減其內在悖論，在實踐中陷入致命的困境。

　　在人道主義干預思想的始作俑者格老秀斯看來，人道主義干預思想的提出是對近代國家主權原則的補充和完善，但法學家布瑞厄利早就指出，“如果格老秀斯的整套信條被各國接受，成為以后規范國際關系的法律的一部分，那么他的著作幾乎完全失敗。”[3]從法理上說，既然國際法明確承認了國家擁有主權及主權不可侵犯，就必須同時承認任何國家和外部力量均沒有權力以任何理由干涉任何國家的內部事務，否則，國家主權原則將面臨被虛化的危險，進而導致國際關系陷入混亂和無序狀態。換言之，如果人道主義干預具有了合法性，國家主權原則就實際上失去了法理基礎，反之，只要國際社會還承認國家主權原則是國際法和國際關系的基本準則，人道主義干預就在本質上不具有合法性。

　　按美國學者史蒂芬•斯特德曼的觀點,所謂人道主義干預的四條法則是:(1)無論在任何地方，凡是一個國家或國家之內的集團不能滿足人民的人道主義要求時，國際社會就有義務進行干預;(2)人道主義干預提倡一種新的充滿人道主義的社會秩序，在這種秩序中政府要受到控制，必要時可以通過外來暴力施加這種控制;(3)人道主義干預的目標是把國際社會的道德義務和實行通過聯合國干預各國內部爭端的希望結合在一起;(4)主權的含義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主權已經不屬于國家,而是屬于國家的人民[4]。換言之，在人道主義干預主義者看來，在今天的世界上，任何地方發生的暴政、鎮壓問題都應該由國際社會加以控制和干預，這就無限擴大了國際人道主義干預的權限和范疇。

　　然而，即使有了干預標準，在實踐中仍然無法回避的實質性問題是：何種外部力量具有采取人道主義干預行動的合法性?被干預對象的哪些行為違反了人道主義原則而應受到干涉?判斷“人道主義危機”的標準由誰確定?干涉應在何種情形下，通過何種方式和手段，由誰主持來進行?在這些問題得到合理解答之前，人道主義干預注定得不到相關國家和群體的接受和服從，也始終難以擺脫“合法性缺乏”的困境。英國學者R•J•文森特曾為此分析道，“我們若把國際社會準確描述為由包含不同的政治制度、相互嚴加防范且始終留意提防下一個威脅的主權國家組成的社會，那么在國際社會的成員中一般會對干涉問題持兩種態度。其一是懷疑干涉者的動機，其二是懷疑干涉能否善終……此外，任何人道主義干涉的原則都會為各種各樣的干預發出特許。盡管這種干涉口口聲聲大談人道主義，聽起來似乎多少有些__道理，但它卻在國際秩序中設置了難以逾越的障礙。因此，由于相互之間的猜疑以及對干涉后果的擔憂，國際社會的成員在不干涉原則下聯合起來。”[5]

　　在國際人道主義干預的合法性方面，國際法學界一直存在著自然法學派和實在法學派之爭。自然法學派從自然狀態——自然權利——自然法三位一體觀念中引伸出國際法的道德基點和本源，認為既然國際法建筑在“公理”和“正義”等道德要素基礎上，那么基于人道主義而進行的國際干預行為當然也是合乎國際法原理的。實在法學派則認為，自然法是虛構的法律淵源，只有為國際社會普遍接受并具有實際約束力的才屬于國際法范疇。實在法的兩個基本信條是：“第一，任何道德價值因素都不能進入法的定義;第二，法的規定是由經驗上可觀察到的標準(如立法、判例和習慣)確立的。”[6]由此推論，既然國際人道主義干預找不到國際法條文的支持，即使它在國際道義上是站得住腳的，也不具有合法性。

　　應該承認，從道德上論證國際人道主義干預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也容易使其獲得社會支持，但是，合理性不能代替合法性,這是基本的法理常識。而且，以道德主義的認識論前提，必須是國際社會存在著具有普世意義的價值標準，而且這些標準應高于現存的國際法。但在當今的國際關系現實中，西方的政治和戰略強勢決定了任何所謂的普遍價值標準如果存在的話都至少是以西方的觀念和標準為主導的，內化著西方的文化擴張和主導人類全球化進程的政治本質。作為道德主義前提的價值標準在本質上的非普遍性，是道德主義在試圖為國際人道主義干預提供理論支持時不充分的根源所在。

　　三、走向碎片化的國際體系

　　西方在對陷入內部沖突的阿拉伯國家倡導人道主義干預的時候，常常有意無意回避一個常識性問題，即它們是真正關心這些國家人民的尊嚴和正義，抑或僅僅是為了增進自己在這一地區的特權和利益?迄今為止，人們可以發現的一個基本事實是，那些被西方通過各種人道主義干預方式改變政權的國家的人民并沒有獲得來自于西方在經濟和社會穩定方面提供的任何支持，當初因失業、貧困而抗議原政府的民眾不但沒有因此改善自己的生存狀況，反而陷入了持續的政治動蕩和人身安全難以得到保障的窘境。當前，西方在干預后采取的是不負責任的放任自流的做法，它破壞了一批政權卻不負責建設新的政權，打著解放被暴力統治的人民的旗幟破壞了原有國家秩序后，又讓這些人民陷入更加無窮盡的暴力和無序之中。這樣只具有破壞性意義的人道主義干預不僅無益于國際體系的穩定有序，反使世界重新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人道主義干預之于國際體系的碎片化效應首先體現為國家主權越來越形同虛設，維系國際體系整體性存在的穩定基礎正在喪失。盡管國家主權原則自確立以來并沒有受到嚴格的尊重和遵守，但它至少為國際體系的正常運行提供了一個價值基點，使國家間關系保持基本的平等和互不干涉。而在人道主義干預沖擊下，國際關系失去了基本的行為準則，所謂人道、尊嚴不過是實現某些利益目標的掩飾而已。事實上，盡管阿盟最初與西方一起在敘利亞騷亂中持干預立場，但在討論軍事干預的可能時，大多數國家卻選擇了不干預，其中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之一即在于，這些同樣存在大量國內矛盾的國家很難保障下一個受到干預的對象不是自己。

　　在全球層面上，一個自身實力消減卻以道義領袖自居的西方在世界各地進行人道主義干預的同時，必然導致的是國家實力上升的其他大國和新興力量對于重新分配治理權力的訴求不斷上升，大國之間的較量和博弈正在各個領域展開且呈現出多元的利益取向。中東地區成為國際體系碎片化的集中體現和直接受害者。從騷亂國家看，由于政權更迭的突發性，這些國家在短期內難以出現一個能夠得到民眾普遍支持的政治團體，新政府將因合法性和有效性等原因而難以持續穩定執政，政局動蕩的局面難以在短期內結束，恢復社會穩定和社會秩序將可能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從地區局勢看，突、埃等國騷亂引發的連鎖反應顯然還未結束，但政權更迭后的這些國家都不太可能真正建立起西方式的民主體制，騷亂的最大受益者可能是在中東地區不斷增強的伊斯蘭極端勢力，以色列將重新陷入宗教情緒日益高漲的穆斯林國家的包圍圈，這將必然導致以色列的對阿政策更加強硬，長期動蕩的中東局勢由此增加了新的變數，阿以之間重新爆發大規模武裝沖突的可能性增大。

　　在世界其他地區，碎片化的跡象同樣開始顯露。國際體系呈現多元主體的重構態勢。從國際社會看，埃及政權的更迭將使美國為首的西方在阿拉伯地區陷入兩難選擇：一方面，西方在民主的旗號下難以支持親西方的政府對騷亂采取嚴厲的處置手段;另一方面，親西方政府的相繼倒臺又極大地削弱了西方在中東地區的反恐能力，在很大程度上，這將導致已經宣布將反恐重心放在國內的美國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重新投向中東，促使其目前的中東政策、以色列政策、伊拉克政策等都可能做出相應的調整。這一變化對我國的外交政策產生的影響值得引起重視。

　　國際體系的碎片化還體現為不同國家對西方推行的普遍價值的質疑。如果說冷戰結束后西方一度憑借經濟、政治和軍事強勢把自己成功地塑造成了國際道義的化身的話，對人道主義干預的濫用則促使非西方世界不得不重新審視普遍價值的真實性，日益認同多元價值并存在當今世界的現實性和合理性。而隨著價值認同的分化，非西方國家的價值自衛意識也越來越難以接受西方向本國強制性推行西方民主、自由和人權價值的做法。

　　國際體系碎片化本質上蘊涵的是西方正在陷入道義制高點的喪失和國際秩序控制力削弱的雙重困境。如果說金融危機外化了西方社會制度的內在缺陷的話，那么“阿拉伯之春”在西方對人道主義干預的濫用則凸現了戰略頹勢，一個日益缺乏為國際秩序的相對穩定提供公共產品，而只能用道德說教來顯示權力的西方已不足以維持其戰略強勢，以地緣、類似水平、大國組合起來的新的國際力量的重組、互動和博弈將可能成為今后國際體系演進的新主導性動力機制。與此同時，西方無法放棄惠而不費的人道主義干預，雙重邏輯牽制下的國際體系將可能呈現出更明顯的不穩定性。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00期，摘自2012年第3期《國際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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