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解析

　　鄭彪

　　一、引言

　　《資本論》是工人階級的“圣經”，這是恩格斯的名言。但是如果我們由此認為資產階級不會從這個理論中受益，那就低估了西方資產階級的學習能力和執政能力，低估了資本主義制度自我更新的能力，而且也低估了馬克思主義的普遍意義。歷史證明，不僅《資本論》和馬克思主義，而且二十世紀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理論與實踐，都是過去百多年來西方資產階級提高執政能力以維護自身統治的教科書。向對手學習以提高自身執政能力，來應對社會主義的時代挑戰。從這方面來說，二十世紀西方國家的“學習成績”和制度創新能力是可觀的，而反觀前蘇聯向西方學習和創新則主要表現在科技和軍事等方面，而在具有決定意義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領域，馬列主義理論的創新和制度創新能力相去甚遠。

　　百多年來西方國家的制度創新，主要表現為政府面對無產階級反抗資產階級剝削和壓迫，面對彼伏此起的大規模階級斗爭的嚴峻政治形勢，以及在東西方對抗的巨大政治壓力下，圍繞勞資階級矛盾、社會矛盾所持續進行的一系列生產關系調整所帶來社會制度演進。這實際上就是通常所說的“和平演變”。站在二十一世紀的歷史高度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究竟誰“戰勝”誰，這不僅是一個至今尚無歷史結論的問題，甚至從歷史的角度看，這甚至是一個“偽問題”。而且，究竟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誰“演變”了誰?從歷史上看，其實是社會主義“演變”資本主義在先，資本主義“演變”社會主義于后。兩者是互相演變，既相互對抗、斗爭，又相互依存、合作，最后“同歸于盡”(政治學和社會學意義上的)，走向共產主義。雖是“同歸于盡”，卻是時下流行的說法——雙贏;抑或人類通過無休止的政治對抗和通過正在發生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全球化”，走向毀滅(生物學意義上的)?這是一個大可研究的，很有意思也很有意義的重要問題。

　　從歷史上看，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在先，否則沒有羅斯福“新政”，西方國家連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大危機都過不去，哪里還有喬治·凱南和杜勒斯的“和平演變”戰略?只不過馬克思原來設想的是“暴力革命”——“戰爭演變”，他沒想到西方資產階級從《資本論》中得到啟示，并有此應變能力，將“戰爭演變”、“流血演變”化解為一場“和平演變”。而且，特別值得重視的是，西方經過一段臥薪嘗膽的“和平演變”(羅斯福新政)，熬過二次大戰前的困難時期而元氣恢復之后，居然能夠“化腐朽為神奇”，將自身“和平演變”的政治經驗提升為國際政治戰略來反制對手，而竟能導致蘇聯解體，坐收“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奇功。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思想、兩種制度的歷史對抗中，原本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前西方國家是處于戰略守勢，甚至在一段時期里相當被動，三十年代簡直就是經濟政治社會總危機。①但是后來西方國家居然能夠反敗為勝，扳回一城。這一段歷史不簡單，從處理階級斗爭、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的手法看，其中西方國家政府既有西式拳擊法，又不乏東方“功夫”和智慧。具體說，其中既包含西方國家從重商主義時代幾百年來積累起來的豐富的政治經驗，又有“孫子兵法”之類東方智慧的影子。由此也可看出，在國際競爭中，善于學習，特別是善于向對手學習，有多么重要。無論如何，這段歷史可以引發許多深刻的思考，包含極其豐富和有益的歷史經驗，值得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者深入研究。

　　無論從意識形態還是社會制度的演進來看，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都是人類社會一對難解難分的“連體人”。從意識形態看，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幾乎同時降生于世。空想社會主義原是資本原始積累產生的意識形態，《烏托邦》與重商主義是同時產生的，都是對早期形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內在矛盾的雖不夠科學但又是必然的理論反映。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發現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以后，把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了科學。其所以是科學，不僅在于其理論建樹，更在于它可以成功地指導社會主義實踐。實際上，在馬克思和恩格斯身后，在整個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發展不僅引導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而且對于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甚至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引導了現代資本主義的實踐。這樣講，不是匪夷所思嗎?不是。利用科學的抽象法，站在大歷史的高度，回顧百多年來國際政治的演變，剝去諸如羅斯福新政、凱恩斯主義、福利國家等等國家壟斷調節這些理論和政策的政治外衣，這個觀點是有事實依據的。

　　 一、要么“戰爭演變”，要么“和平演變”

　　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兩大發現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之關鍵所在，也是馬克思主義對當代人類哲學社會科學理論的最大貢獻。馬克思正是在發現了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的基礎上，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生、發展和必然走向消亡的歷史規律，從而使得這一理論站在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最前沿。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也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客觀規律。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西方國家，歷史就是這樣提出問題：要么象沙皇俄國一樣，眼看著無產階級通過革命“戰爭演變”成社會主義;②要么“識相”一些，主動地”和平演變“，實際上是采取近代英國貴族對待新興資產階級的政治妥協辦法，但是“成本”要小得多。由此馬克思主義從兩個方向上影響了從十九世紀末以來一百多年的人類歷史進程：一方面是對以蘇聯、中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進程的影響，這曾經是一個轟轟烈烈甚至一度是摧枯拉朽的歷史進程;另一方面，在前一進程所形成的巨大的政治壓力之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了避免發生俄國式的“流血演變”和失去政權，開始不斷地吸收社會主義的因素，被迫進行一系列經濟社會改革，這是一個迫不得已的默默的(決不能聲張的)而且被當局和主流意識形態刻意掩蓋(很有效)的歷史進程。在這個歷史進程中，發達國家的全體社會成員都從中受益，既包括無產階級，也包括中產階級，而壟斷資產階級讓渡了一部分經濟利益，卻換得了政治穩定，維持了政權。這個“機會成本”比“光榮革命”要小得多，畢竟只是花錢的事，在全球化條件下，對于壟斷資本集團來說，搞錢和撒錢是相對容易的事情。事物發展的本質往往被現象所掩蓋，特別是由于復雜的政治原因，人們難以看穿歷史的奧秘。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一個時期以來許多人放棄了馬克思主義這一觀察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銳利的思想武器。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經過幾百年的發展，進入十九世紀以后開始發生周期性經濟危機，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日益激化，于是社會主義思想不僅成為歐洲最流行的思潮，而且成為先進人士的社會實踐(歐文等人的社會主義試驗)，甚至成了歐洲上流沙龍關注的時髦話題。這表明傳統意識形態，即認為資本主義是符合 “自然秩序”的“永恒”的社會制度這種官方政治信念和意識形態，已經發生動搖。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的《共產黨宣言》正是十九世紀上半葉歐洲工人運動的思想結晶和政治愿望的集中體現。當《共產黨宣言》代表工人階級公開喊出“我們的目的是消滅私有制”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時，說資產階級政府驚恐萬狀，決不是夸張，而是合乎邏輯的歷史事實。待到1867年馬克思的《資本論》出版，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被馬克思無可辯駁的強大邏輯和前所未有的理論形態揭露得體無完膚之時，資產階級當局猶如“于無聲處聽驚雷”，其內心的反應更是可想而知了。馬克思深刻地指出：“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并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③馬克思的《資本論》堪稱千古奇書，“一語驚醒夢中人”——除了無產階級，還有資產階級，一起“驚醒”。所以，資產階級是與無產階級同時被歷史的鐘聲驚醒，并做出政治上的反應的。

　　雖然是兩大階級在思想上被同時驚醒，但是思想理論要轉變成政治上的實際成果，還是要靠階級斗爭。十九世紀人類還沒有發明物質原子彈，但是精神原子彈已經發明，就是《資本論》?！顿Y本論》“爆炸”于1867年，但《資本論》掀起的巨大的政治沖擊波激蕩了歷史不止一百年。正是由于工人階級的長期斗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蘇維埃俄國建立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才開始先后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標志著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開始被迫放棄絕對剩余價值生產。也正是面對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歐洲革命形勢，伴隨著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向壟斷過渡，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開始通過立法手段調節全社會的剩余價值再分配，開始為工人階級建立社會保障。根據美國學者的研究，“現代最早的正式的社會保險制度是19世紀末由俾斯麥制定的(在美國頒布《社會安全法》半世紀以前)，當時俾斯麥正領導著剛統一的德國快速步入工業化社會。‘德國的統一激發了人們的新干勁，引發了新興趣，帶來了各方面的新看法’，俾斯麥曾經說道， ‘但是，啊!這個社會問題足以令所有政府都為之戰栗。”④這個“令所有(資產階級)政府為之戰栗”的問題就是十九世紀遍及歐洲和北美大陸的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德意志帝國成立是在1871年。無論如何評價德國這一段“鐵血”歷史，作為后起的資本主義國家，德國容克資產階級的政治家俾斯麥能在德國崛起之初，在兩次大的戰爭之間(1871年普法戰爭結束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喘息時期內進行了包括建立社會保險制度的一系列勞動立法，盡管目的是壓制和緩和當時的德國工人運動，但是畢竟開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現代社會保障制度之先河，這無論如何也是德國資產階級做的一件有政治遠見的“善政”。俾斯麥的勞動立法被包括馬克斯·韋伯在內的德國新歷史學派的“講壇社會主義者”吹捧為“社會主義政策”，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在政治上起到了維護資產階級政府統治的作用。這是歷史事實。但是，俾斯麥的政策確實對于緩解階級矛盾起到了作用，所以才能夠為歐洲各國效仿，而且在當時西方各國都起到了相同的作用，這也是一個歷史事實。勞動立法雖然是階級斗爭的產物，也是在向資本主義制度體內“注射”社會主義因素，有進步意義。歷史進步，向哪里進步?當然是開始向社會主義進步。二十世紀的福利國家理論和實踐也具有某種進步意義。所以，站在二十一世紀的歷史高度，破除意識形態的偏見，承認壟斷資本主義改進社會公平的經濟社會改革實際上具有某些社會主義因素，這是實事求是，是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

　　剩余價值理論誕生以后，一百六十年來不斷受到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和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惡意攻擊和批判。前者出于政治原因的攻擊姑且不去理睬。對于后者，其實，即使剩余價值理論真的不那么完善，例如忽視了所謂“企業家才能”的貢獻也好，忽視了人力資本的作用也罷，其實這些“問題”剩余價值理論都可以回答。前者如果是資本家本人，在C+V+M里M得到回報;后者如果是“白領”，在“倍加的”V中得以實現;如果有股份，可以參與M的分割。這些都已經無關宏旨。因為勞動價值論已經由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提出了，馬克思又給予了科學解釋，所以剩余價值理論只要大體上說清楚資本家的剩余價值M來源于工人的可變資本V，工人階級的活勞動在生產過程中不僅創造了自己的生活資料價值V，而且還創造了資本家的剩余價值M，再說清楚勞動和勞動力的區別，工資是生產和再生產勞動力生活資料的價值以及說明兩種剩余價值生產方法，做到這些，在政治上對于工人階級爭取自身利益就足夠了。所以，研究馬克思主義，需要首先從政治上著眼，須知馬克思研究的政治經濟學，是指導革命實踐的理論。否則便成吹毛求疵，實際上是不懂馬克思主義，不懂它是干什么的。這樣講決不是說馬克思主義已經窮盡了真理，或者不需要“與時俱進”，實際上恰恰相反。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發達國家的階級斗爭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工人階級通過不斷地斗爭逐漸得到了自己創造的全部的 V，還通過國際市場機制得到來自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半外圍和外圍國家的一部分剩余價值轉移，甚至還可以享受發達國家政府通過實行高額累進所得稅和高額遺產稅等手段建立起來的，由再分配體系支撐的現代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在這種歷史條件下，發達國家的社會結構逐漸發生了改變，中產階級的人數大大增加，社會結構由金字塔形逐漸改變為紡錘形。給了社會成員這些利益，歸根結底并不是由于發達國家政府的意識形態改變，而是出于政治利害的考量，壟斷資產階級政府發現用再分配來“熨平”經濟周期和“政治周期”，向勞動作一些讓步，“花錢買穩定”，總體上對資本有利，總比失去政權或分出一部分政權要好。資產階級政府在這樣做的時候是出于被迫，他們或許沒有意識到(即使意識到了，結果也是一樣)自己是在向現代資本主義制度中不斷注入社會主義因素，這就在客觀上推動了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制度向社會主義演變。

　　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進程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是百多年來國內國際勞動與資本對抗的結果，這一演變進程大體上與這一對抗的形勢演進相一致，共進退。階級斗爭，一個含義非常明確的概念，現在通常被稱為“搏弈”。從世界范圍看，自馬克思的《資本論》問世以來，勞動與資本的斗爭，也就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歷史性“博弈”大體上經歷了三個歷史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紀初。這個時期的基本特征是，隨著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向壟斷過渡，“曼徹斯特資本主義”的“鍍金時代”已經成為歷史，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連資產階級自己也感到不能“容忍”，也痛感資本需要節制，對壟斷需要“調節”。社會主義思潮在西方國家大行其道，階級斗爭更迫使發達國家政府改變其“資產階級守夜人”的消極被動立場，開始積極地通過加強立法、反對壟斷以及加強再分配來調節經濟政治關系，主要是勞資關系。

　　這一時期社會主義思潮在美國流行，不是筆者杜撰，而是歷史事實。當時最有影響力的美國思想家、《進步與貧困》（《Progrees and Poverty》）一書的作者亨利·喬治（Henry George，1839-1897）便是這一時代美國意識形態的靈魂。正是在這種形勢下，爆發了社會主義的“國民運動”（The Populist Movement），誕生了“社會黨”（Socialist Party）。而領導該運動的政治領袖德卜（Eugene Victor Debs，1855-1926）被推戴為社會黨參加1912年大選的總統候選人，而且聲勢逼人。這次選舉，雖然德卜沒有當選總統，但是這次運動和選舉在意識形態上對美國政治發生了深刻的影響。

　　雖說“現代最早的正式的社會保險制度是19世紀末由俾斯麥制定”的，但是實際上隨著歐美主要國家反壟斷措施的出臺，建立社會保障也已經成為大勢所趨，只是在西方各國都遇到壟斷資本特殊利益集團的強烈抵制，各國的步調不一。面對《資本論》的巨大威力和實踐后果——國際工人運動和社會運動普遍高漲的形勢，具有“光榮革命”的政治妥協傳統和豐富政治經驗的英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政府被迫實行戰略退卻。他們無疑“悄悄地”研究借鑒了《資本論》，認識到為了維護私有制政權的根本利益，資產階級只“吸血”不“出血”的時代就要結束了，為了壟斷資本集團的“根本利益”，他們不僅必須向勞動人民支付全部勞動力價值V，而且需要通過改變稅收制度將資本的一部分私人積累轉化為社會積累，需要讓渡一部分剩余價值，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為工人和勞動人民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本質上是用資產階級自己的錢（剩余價值和資本積累），為資產階級自己的政權“買”政治保險，如同資本家化錢買財產保險、人壽保險一樣，無非再加一道政治保險，而且動用的錢有限。財產險、人壽險過去是由資本家自己上，分散上，這回是由資產階級政府代上，“集體上”，而且“政治險”實際上是一種“綜合險種”，很劃算。如果不“買”這道“綜合險”，無產階級的風險很大（有工作，就有飯吃，還可能是半飽；沒工作，就得扎脖；老弱病殘，只有等死。既如此，不如跟著共產黨革資產階級的命），資產階級的風險更大：既是要革資產階級的“命”，看樣子是非要與自己拼個魚死網破，最后不要說血流漂杵，重演尼古拉二世為代表的沙皇俄國地主資產階級覆滅的悲劇，就是重演法國大革命也受不了。于是歐美各國資產階級政府一面通過軍警繼續鎮壓工人階級，一面采取措施完善立法，迫使壟斷資產階級作出政治妥協和讓步政策，實行戰略退卻。這在資本主義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由此開了現代資本主義通過國家壟斷調節生產關系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先河。對于西方資產階級來說，這是一場由外部階級斗爭引發的本階級內部嚴重的政治斗爭，其性質和意義不亞于“光榮革命”。發達國家普遍實行的通過征收高額累進所得稅和高額遺產稅來調節生產關系，這是直接照搬《共產黨宣言》。1890年美國頒布《反托拉斯法》，是防止自由競爭導致壟斷和壟斷資本無限制地“大魚吃小魚”；通過立法限制工作日和初步建立社會保障，是迫使資本家在經濟上放棄絕對剩余價值生產并讓渡一部分剩余價值，是在政治上向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作出讓步，初步建立起壟斷資本統治下的社會公平。這些做法，實踐上是受到階級斗爭的巨大壓力，理論上是被迫接受《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等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教訓。正因為這種歷史性的讓步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在資產階級統治集團內部，這個過程也是艱難的，充滿斗爭的，也是有反復的。但是畢竟收到了初步的政治效果，畢竟工人階級的收入有所提高，工時有所限制，勞資矛盾有所緩和。這場資產階級內部的“革命”，在西方各國的發展很不平衡。美國由于歷史原因，情況更糟一些，起初大資產階級根本不買政府的帳。例如1890年美國頒布《反托拉斯法》，1895年美國最高法院在著名的“美國訴奈特公司”一案中公開站在大公司的立場，使《反托拉斯法》成為一紙具文。經過政府的持續不妥協的努力和壟斷資產階級內部的激烈斗爭，壟斷資產階級終于讓步?？偟恼f來，經過這一段法制改革和經濟關系調整，歐洲自由資本主義經濟模式已經開始初步得到改革。隨之而來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得資本主義國家疲憊不堪，國內外的各種矛盾更加尖銳，這也為以后的社會改革和演變準備了條件。

　　第二個時期是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世界資本主義大危機到二戰結束后的六七十年代。這是現代西方國家和平演變的重要時期。這個階段國際政治的基本特征是社會主義不僅從理論變成了現實，而且從一國發展為多國，形成了社會主義陣營，或說形成了社會主義世界體系。這是二十世紀西方國家繼俄國十月革命以后遭受的又一個沉重的政治打擊。這個時期，蘇維埃俄國經受住了嚴酷的內戰和帝國主義國家的聯合絞殺，不僅抗了過來，而且煥發出令西方資產階級“老爺們”難以置信的生命力。蘇聯的誕生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勞動人民地位、生活的空前提高和忘我勞動的精神面貌，蘇聯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以及中國等落后國家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陣營空前壯大，加以戰后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瓦解給予西方國家以第三次沉重打擊，等等，這一切都對西方國家產生了強大的政治影響，并在國際上形成有利于革命的形勢。

　　在這一政治背景下，一方面，社會主義運動和革命形勢給予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政府以巨大的外部政治壓力。另一方面，三十年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歷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它宣告了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模式的徹底崩潰，本質上是資本主義制度面臨空前嚴重的政治危機。在這種條件下產生的凱恩斯經濟學和羅斯福新政吸收了社會主義思想和蘇聯計劃經濟理論和實踐經驗，這是禿頭上的虱子——明擺著的。這才應當是凱恩斯經濟學被稱為“革命”的真義。“凱恩斯革命”不僅真的是革“命”，而且是“借刀殺人”，是借社會主義之刀，革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命，目的在于拯救資產階級國家政權的政治生命。但是這樣一來，等于在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上捅出了一個大窟窿：如何自圓其說？需要實行“緊急修復術”。于是玩了個障眼法，發動宣傳機器齊聲鼓噪，說是凱恩斯發展了資產階級經濟學。一切都是在資本主義的旗幟下進行的，把羅斯福“新政”這種本來是具有社會主義因素的改革記在資本主義的政治帳戶上（財務上這叫“記花帳”），說成是資本主義制度的“自我修復”。這種典型的意識形態上的矯情和指鹿為馬，是統治階級在政治上失敗的表現。至于這是借“社會主義之花”，獻“資本主義之佛”，則絕口不提。提了，戲法就漏了，所以萬萬不能提這茬兒。西方國家不提這茬兒，是有難言之隱；可是，社會主義國家偏偏也不提這茬兒，看不到或不承認其“借花獻佛”，也似有“難言之隱”。于是，正中下懷，歷史的馬虎眼就此打過去?，F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了，美國人自己也開始承認，“福利國家是在社會主義和自由資本主義兩者中尋得的一種基本上折衷的嘗試。羅斯福‘新政’拯救了受到左、右翼夾擊的美國資本主義。而援助計劃和勞動法的實施是為了在不破壞資本主義活力的前提下，消除自由企業所帶來的社會影響——貧窮、失業和家庭離散。”⑤

　　美國如此，歐洲國家大同小異?？梢姡谌甏l生的歷史上空前的大危機、大災難、大慘禍的背景下，資本主義制度得以挽救，資本主義模式由此進一步發生重要變化，其基本原因是以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形態和羅斯福新政以及其它發達國家的類似政策的形態，“大劑量地”向當代資本主義體內注入社會主義因素。由此，經過戰前的“新政”和戰后凱恩斯主義和福利國家政策的普遍的進一步的發展，主要是西歐和北歐國家在向社會主義演變過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當代社會模式。對這些模式起什么名字，叫什么主義，貼什么標簽，或者是不是社會主義，不同人有不同的需要，不同的標準，不同的主張，所以眾說紛紜。這些都可以爭論，但是有一點難以否認，西歐特別是北歐模式中包含了大量社會主義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國，象羅斯福推行的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新政”（例如社會安全法）不僅并不完全是強制推行的，而且受到若干壟斷資本的超級財團如杜邦（du Pont）公司、通用電氣（GE）公司以及那些具有改良思想的投資銀行家的強有力支持。即使在希特勒法西斯占領下的法國，在戰時，政府也實行了養老金、普通家庭補助和經濟技術專家監管制。⑥這些制度由當時的法國傀儡政府頒布，但無疑是得到法西斯德國認可的。這些制度在政治上是為了籠絡人心，這毫無疑問?？墒沁@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所沒有的，它反映出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即使是法西斯政府也不能無視社會保障了。由此可以推論，新自由主義在西方發達國家也必然是短命鬼，希特勒做不到的事情，別人也做不到。

　　二次大戰以后，美國成為資本主義世界霸主國，財富和權力極度膨脹?？墒抢鋺鹨渤蔀榇龠M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向福利國家演變的重要因素。為了防止工人階級“赤化”，需要擴大公共支出。在冷戰的政治大氣候和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空前巨大的政治壓力下，凱恩斯主義、馬歇爾計劃和福利國家政策的長期實施，使得發達國家經濟增長和人均收入增長很快，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進一步完善，特別是在西歐和北歐國家的高額累進所得稅（稅率最高達到60%到70%）和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得以建立，大大縮小了貧富差距，不同程度地實現了社會和諧。這些都是事實。但是，無可否認的是，這一切也是在經濟全球化和國際壟斷資本所攫取的剩余價值全球化（全球剩余價值分配卻是限于西方國家，而且肥水不流外人田，嚴格控制移民）這一條件下實現的，是以戰后“南北問題”日益嚴重為背景的。這方面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世界政治地圖上可以看出，歐洲地處美蘇對峙的洲際導彈之間。在地理上越是靠近蘇聯的西歐和北歐國家，其福利國家的水平就越高，而這種福利國家的“邊際效益”隨著地理上的距離越是向西，越是遞減，到了美國，雖然不是趨于零，反正是另一種模式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地緣政治上的差別，是導致戰后美國與歐洲同床異夢，以致后來在政治上分道揚鑣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西方的社會學中，福利國家政策被認為是一種向廣大中下層社會成員的一種社會賄賂行為，用以削弱強硬的左派的政治影響力，就是筆者所說的那種“買保險”思想。在二次大戰以后，西歐國家的意識形態發生不小的變化，社會民主和社會公平意識得到廣泛認同。鑒于戰爭的教訓和向傳統文化、傳統價值觀回歸，社會意識形態普遍認為在工業社會已經不能無視多數人的利益，否則社會可能同歸于盡。這是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得以在歐洲獲得普遍認同的一個思想基礎。在這種條件下北歐一些國家實際上已經演變成為歐洲的特殊的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需要指出，首先，這些國家“和平演變”為社會主義，是以戰后東西方的政治對抗和美蘇洲際導彈的對峙為條件的，也就是說是以二次大戰的慘禍和勞動與資本的國際政治斗爭為背景的。離開這些大的歷史條件，這些國家向福利國家的演變，是難以設想的。所以，這種“和平演變”與“第二國際”主張的“和平長入社會主義”是根本不同的。后者實際是主張資本主義國家可以“自發地”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實際上，離開俄國十月革命以來世界格局翻天覆地的政治變化，“自發式的和平演變”根本是不現實的。

　　2007年有一篇關于民主社會主義的文章引起爭論。該文作者認為，二十世紀“是一場評選最優社會制度的模特大賽”，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制度、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制度和以瑞典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制度之間的和平競賽。“競賽的結果是民主社會主義勝利，既演變了資本主義，又演變了共產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正在改變世界。”⑦這種文章不是學術討論，而是嘩眾取寵的政治“噱頭”。且不說將三種社會制度比作“模特大賽”，政治上極不嚴肅，遣詞也過于輕佻，作者似乎是以模特裁判的眼光來判斷社會制度，難怪在網上激起公憤。這個觀點的要害在于完全違反歷史事實。如上所述，在福利國家基礎上產生的民主社會主義，本身就是和平演變的結果，也是美蘇對抗的結果。說民主社會主義演變了蘇聯，不僅是倒因為果，也是違反國際政治常識的。這篇文章的要害在于主張中國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老實說，北歐模式好，中國學不了。其原因很簡單，發達的社會民主制度與發達的經濟發展階段相匹配，中國與北歐國家的經濟發展階段相差太遠，就西方人重視的人均GDP而言，差一百年以上。不但中國學不了，俄羅斯也學不了。最有條件學習北歐模式而偏不學的，偏要學習“羅馬帝國”模式的，是美國。所以，在筆者看來，在當前國際政治形勢下，忽悠中國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的，無論主觀上動機如何純正，如何熱愛民主，客觀上都是幫助美國隊往中國大門里踢“烏龍”。中國共產黨十七大報告提出“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等有關闡述，已經對此作出了明確回答。

　　 北歐國家都是些小國，而且處在北約范圍內，也就是處在西方政治體系內，在國際政治上的影響力和活動空間有限，因此這些國家的政治演變也是不穩定的。單純從國內政治和社會制度上看，很難否認北歐這些小國具有社會主義性質，但是在國際政治上，它們又屬于西方范疇。這是一個奇特的事實。根據恩格斯關于“歷史合力論”的思想，歷史的合力無疑也包括小國。隨著蘇聯解體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這些國家出于自身的利益考慮，其社會政策方向和政治取向也可能發生某些變動。但是，那里的社會物質基礎已經相當先進和雄厚，社會制度和社會民主主義思想（歐洲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念以及人們的生活方式已經根深蒂固，發生象美國那樣的大幅度倒退也是難以想象的。

　　其實，對于資本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早在半個世紀以前西方國家不僅公開承認，而且頗為自得地向社會主義國家示威呢。據披露，1965年西方國家在美國費城召開會議，發表《資本家宣言》，提出：“借鑒社會主義人民當家作主的經驗，實現股份制的人民資本主義；借鑒社會主義福利制度的經驗，實行從生到死包下來的福利資本主義；借鑒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經驗，實行國家干預的計劃資本主義。”⑧羅斯福“新政”三十年以后，“資本家”吐了真言。可是，這三個“借鑒”所體現出來的思想是多么熟悉，這簡直就是晚清魏源所提出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現代翻版！《資本家宣言》顯然是對著《共產黨宣言》來的，是要以學習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來對付社會主義國家。1965年，正是中蘇公開分裂的時刻和中國“文革”前夕，這個歷史背景，這個漁翁得利、得了便宜賣乖的《資本家宣言》，真讓人感慨萬千。歷史證明，資本主義是個老奸巨滑而又能夠忍耐、善于學習和應變能力很強的對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是資本主義最虛弱的歷史時刻，它靠學習社會主義抗過來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是社會主義最困難的歷史時刻，中國靠“韜光養晦”的傳統智慧和堅韌不拔的發展和改革也抗過來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中華復興，正方興未艾。

　　第三個時期是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這一時期又以蘇聯解體為界，可以分成前后兩個階段。這一時期的基本特征是東西方對抗開始激化，戰略平衡隨之遭到破壞。先是蘇聯“勃烈日涅夫主義”在國際上的四面出擊，后來陷入阿富汗露出破綻；其后是以美英為首的國際壟斷資本集團開始反制蘇聯，并通過推行以新自由主義為掩護的全球化戰略在世界范圍內向勞動發起卓有成效的反撲。請注意，這里使用反撲而不是進攻一詞。從世界范圍看，在二十世紀大部分時間里，國際壟斷資本在勞動人民有組織、有理論和有強大國際政治后盾的反抗面前處于局部退卻、戰略相持狀態，不僅如此，在這種長期相持狀態中，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本身被迫發生和平演變，這是違背壟斷資本利益的，也是被迫的。特別是美國發起反撲，也是為了挽救自己衰落的霸權。美國在自己的歷史“下降通道”中發起反撲，其戰略思想是試圖在自己徹底衰落以前打敗對手，再通過打掃戰場、通吃世界建立新的霸權秩序，撈回成本。所以，時間對美國不利，這是美國的一個戰略弱點。這一點與抗日戰爭中日本的戰略地位不無相似。世界都需要在戰略上看穿這一點，戰略上美國并不可怕。美國人靠榨取世界資源和以美圓發行機制剝削世界，過慣了舒服日子；美國人又最惜命，最怕死。美國的好日子已經結束。而且，美國由于政治上的狂妄，已經在伊拉克陷入可怕的泥潭，正在揮霍和消耗自己的實力和在全世界的影響力，已經露出疲憊、頹勢甚至敗象，而對東亞明顯表現出鞭長莫及之感。但是美國擅長搞心理戰和金融戰，近年來美國同伊朗之間的心理戰已經打出很高水平，最近美國透露要對伊朗發動“閃電戰”，以便在三天內徹底消滅其全部軍事力量。這是否還是心理戰，抑或是戰爭升級，相信還是前者。美國要真敢打伊朗，那就是真的瘋了，不是壞事。

　　1991年代初蘇聯解體以來，兩極世界格局遭到顛覆，催生了美國建立單極世界的政治狂想癥。但是美國沒有通吃世界的實力，也從來沒有在現實中建立起單極世界，那只是一個政治狂想癥催生出來的一個政治泡沫，只是全球化諸多泡沫中的一個泡沫。認為美國戰勝蘇聯以后建立了單極世界，既是美國吹起來的泡沫，也是國際思想界的一個誤判。當代世界，任何國家都沒有獨霸世界、通吃全球的經濟政治軍事資源和能力。

　　三、“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

　　元人趙孟府(兆頁)娶妻，其妻管道升作一詞。詞曰：“你濃我濃，忒煞情多;情多處，熱如火;把一塊泥，捻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兩個一齊打碎，用水調和;再捻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古時候名人多半就是實打實的名人，泡末較少，趙孟fu(左兆右頁)就是一例，連老婆都造詣頗深。這首詞很形象，且生動有趣，故流傳至今。雖說是一首情詞，古為今用，也可翻出政治意義。

　　我們不能無視、甚至也不應低估資本主義進入壟斷以后百多年來，特別是二次大戰以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進程所具有的政治意義。實際上，這些國家盡管各自所處的條件不同，相互之間的差別很大，但是總起來說，同十九世紀相比都已經有霄壤之別，經過幾代人的和平演變，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無論在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領域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對此，筆者的朋友，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劉福垣研究員有一段比較深刻的概括。他說：“資本主義初級階段即私人資本主義時期的大多數剝奪者，在生產社會化過程中，不斷轉化為被剝削者，消失在生產社會化車輪之下，社會資本向更少數人集中。個人資產的數量已經超過個人支配的能力，被以更大規模、更復雜的社會形式運營，私人占有的個人意義逐漸被社會意義所代替，為個人積聚財富的微觀剝削行為在宏觀上逐漸向為社會積累轉化。以全面推行高額遺產稅為標志，私人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基本實現。于是私人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形態就轉化為社會主義社會經濟形態。這是一個經濟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是不可阻擋的客觀規律。”⑨這段話關于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生產社會化過程中隨著私人積累向社會積累轉化，私人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形態在向社會主義經濟形態過渡的看法，筆者是贊成的。但是說“以全面推行高額遺產稅為標志，私人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基本實現”，筆者認為不可僅以遺產稅一個經濟指標就定了乾坤，還必須考察勞動人民的政治地位和國家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社會主義不僅表現在國內的經濟社會公平，也要表現老百姓在政治上真正有權力和地位(選舉權是虛偽的)，還要表現在國家在外交政策上維護世界和平、正義和促進人類社會進步。因為社會主義國家畢竟是世界和平、人類進步事業的“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負有國際主義義務。以美國政府的自私和不負責任以及侵略成性的外交政策，無論如何實行高額遺產稅，都只能是帝國主義國家。

　　當代發達國家的經濟基礎都是混合經濟，生產和資本的社會化程度已經是高度全球化了。跨國公司的觸須幾乎無所不在。資本對勞動的剝削，也是全球化的。而剩余價值的分配和再分配卻基本上還是限于民族國家的范圍。如果發達國家能夠促進分配和再分配全球化，把巨大的財富通過壟斷資本的全球調節用于世界和諧、發展、和平和人類進步事業，資本全球化造福于全人類，如果美國等發達國家能帶這個頭，那可就功德無量了。在后工業時代用“高技術”手段包括現代金融技術手段從全世界各個角落盤剝來的巨額剩余價值和財富，被發達國家通過現代稅收包括稅率驚人的遺產稅、累進所得稅等手段納入其以財政為主的社會再分配系統，在一些發達國家成為建立發達的社會保障和福利體系的強大經濟支撐，成為其向社會主義演變的物質基礎。但是在美國，卻成為推行霸權主義對外政策和窮兵黷武的物質基礎。而美國恰恰是西方國家的政治領袖，是帶頭羊。所以現在西方國家這個“羊群”究竟在政治上向何處去，已經出現混亂。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畢竟人類社會二十世紀這一百年不會白過，社會主義思想的長期傳播和浸潤使得發達國家的意識形態，包括一部分超級富豪的價值觀念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例如，遺產稅的稅率在一些發達國家高達60%以上，這在我們這里看來不僅高得驚人，而且簡直不可思議。而這在發達國家已經實行幾十年了，這主要也是富人接受，特別是許多超級富豪們接受。遺產稅，而且不讓他繳納還不行，去年曾有一百六十多美國巨富上書布什總統反對取消遺產稅的動議，就屬此類先進人士;或者，也不用繳納什么遺產稅，因為那畢竟是身后的稅，象比爾·蓋茨夫婦正值青春年少“等不得”，干脆就捐作基金，立馬就能造福社會。用中世紀的標準衡量，這些人是超級騎士(風度)。用現代標準衡量，客觀上這就是社會主義者。歐文是社會主義者，為什么這些富豪不可以是呢?你說他是社會主義的同路人也可以，其實沒啥區別。高額累進所得稅和高額遺產稅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稅種。資產階級原是資本的人格化，當資產階級的高額收入和遺產通過稅收手段從私人資本積累轉化為社會公共積累而用于社會保障和公共福利時，這些巨額的剝削收入就已經通過財政“洗”干凈了，其人格也得到某種提升和升華?？梢哉f，高額累進所得稅和高額遺產稅是發達國家政府通過立法手段公開為資產階級“洗錢”(另一種“洗錢”)，不管錢是什么來路，只要進了國庫，造福社會，就都是一般等價物，沒有“黑”“白”之別。至于納稅人，很可能不信仰社會主義，他們多是基督徒或天主徒，他們在做出這些善舉的時候，心里可能想著上帝，或是想著回饋社會，為了民族國家，為了自己后人健康成長，總之壓根沒想到社會主義。但是沒有關系，他們這樣做的結果是推進了社會公平，促進了社會向社會主義發展和演變。與此同時，他們的靈魂得到升華，上了天堂。共產主義也是天堂，與上帝的所在，是一個地兒。所以，有什么關系呢?

　　對財富的態度，其實中國人原有很好的傳統。中國古代優秀士人的傳統，對富貴的態度并不虛偽，儒家對富貴的態度是既追求而又淡定從容的，講究個“道”，承認 “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⑩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僅愛財講道，破財也講“道”，所以每逢國家民族臨難，毀家紓難者，歷代皆有之。這就不僅是講“道”，還講“義”了。這個優秀傳統，一直傳承到二十世紀，李大釗一代仁人志士和中國共產黨的“開黨”開國元勛，都有“鐵肩擔道義” 的氣概，而且言出行隨，以身殉道?？上н@個優秀傳統傳到今天，已經象許多珍稀動物如大熊貓一樣，瀕危了。今人大多由于“進化”而太“聰明”，愛財完全不講 “道”。所以，我們不僅需要向古人學習取財之“道”，而且也要承認歐美國家由于向社會主義的長期演進，其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也已經發生很大變化，不光是現代市場經濟成熟發達，不在于自由放任，而在于壟斷調節;經濟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先進，也不在于“經濟人”意識，而在于對財富和社會公平、公正的態度。當然，這也是由于社會發展階段不同。歸根結底，我們現在還是一個小生產占優勢的國家，一個人均GDP二千美圓的窮國。我們跨入了社會主義的門檻，但是這也只能縮短而不能跨越經濟社會的發展階段。我們需要研究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向社會主義演進的歷史和經驗，這是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社會歷史的參照系。

　　從二十世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演進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曲折發展以及經濟改革歷程來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實際上是經歷了一個“把一塊泥，捻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兩個一齊打碎，用水調和;再捻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的歷史過程。當然這是一個國際國內的階級斗爭和政治斗爭過程。這將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至于這個政治斗爭歷史過程究竟有多長，誰也回答不了，反正歷史沒有終結。馬克思早就指出：“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⑾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種主義、兩種制度最后的歷史演進結果，必然是同歸于盡的。之后的社會形態將是世界大同，是“環球同此涼熱”，馬克思主義者稱之為共產主義。因為社會主義終究只是一個過渡性的歷史階段。既然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終將同歸于盡，豈不就是“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嗎?

　　不難看出，上述一百多年中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向社會主義演進的過程，實際上是與世界范圍內勞動與資本力量對比的消長變化、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力量對比的消長變化相一致，共進退的。在這個歷史進程中，由于復雜的原因，戰后美國與歐洲在政治上已經日益分道揚鑣，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實際上已經分裂（歐元問世表明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上的分裂）。英國實際上是夾在美國和西歐國家中間。雖然近年來在布什政府的影響下，西歐右翼勢力抬頭，但是未必能堅持長久。美國與老歐洲政治上的疏離，使得“西方”這個作為二十世紀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國際政治概念實際上正在淡化，“西化”作為我國的政治概念的內涵實際上已經越來越變為“美化”即“美國化”。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模式經過百年的歷史演變，使得歐洲某些發達國家實際上已經具有某些社會主義性質。叫社會民主主義也好，社會市場經濟模式也好，或別的什么名稱也好，本質上具有某些社會主義性質。對此需要我們從事實出發，而不是從本本出發，在理論上給予認識。這一學術上的突破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至于在理論上如何概括，在政治上、對外政策上如何處理，是另一個問題。這也恰恰說明當代歷史條件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歷史演進過程中，也在分化。弗里德曼說，這證明了資本主義具有“自我修復”能力。試問，如果沒有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來自內部的階級斗爭和外部社會主義國家的巨大經濟和政治壓力，資本主義國家根本不會有“自我修復”的意愿，何來修復能力？如果都向左修復成北歐模式，阿彌陀佛，世界就走向和諧了。如果都向極右修復成“布什模式“，人類就只有毀滅了。所以這種話只能騙騙沒有政治經驗的人。說到底，這種“自我修復”，固然表現出壟斷資產階級政府圓熟的政治手段，也是為了防止釀成重大政治后果甚至變生不測。從這個意義上說，凱恩斯主義是一種現代資本主義自我拯救和向前演進的政治經濟學，這種自我拯救和向前演進的方法論實質是向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汲取營養，具有歷史進步性質。而新自由主義是一種復辟十九世紀自由資本主義模式的政治經濟學，具有反歷史潮流而動的性質。應當承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生產關系的調節具有歷史進步意義，其經驗也值得今天我們借鑒。但是同樣重要的經驗是，這種全社會范圍內重大政治經濟社會關系的調整，是在政府主導下實現的，而不是市場自發調節的，其中在關鍵時刻最高領導集團的決心和意志具有重大意義。正是在這個關鍵的政權性質上，存在著發達國家這種歷史演進發生逆轉的政治根源。美國就是一個典型代表。

　　四、軟刀子割頭不覺死

　　從政治學意義上說，斗爭(妥協或讓步，經常也是斗爭的形式)是人類與生俱來的一種生存本能。隨著人類政治經驗不斷積累和文明的進步，斗爭特別是階級斗爭和政治斗爭的經驗被不斷地上升為理論，西方的國際關系理論也是國際政治斗爭的理論反映。從歷史趨勢上看，越是發達國家迫于階級斗爭和國際政治壓力不得不進行改革，不得不發生和平的或非和平的演變，反動勢力就越是不甘心滅亡的歷史命運，階級斗爭也就越是尖銳。但是，一個重要的事實是當代國際政治斗爭和階級斗爭的水平越來越提高，形式越來越復雜，表現似乎也越來越“文明”。從表面上看起來，越來越不象過去那樣“你死我活”和充滿血腥，但其實質沒有變化，只是更加陰險，也更加厲害，讓你軟刀子割頭不覺死。

　　從西方具有代表意義的英國歷史看，當近代資產階級隨著自身財富的積累，越來越把階級斗爭作為爭取本階級政治利益的自覺行動以后，在資產階級與封建貴族階級之間長達幾百年翻來覆去的歷史較量中，資產階級與封建貴族階級兩者實際上經歷了斗爭、妥協、融合和演變的歷史過程。當然斗爭是主要方面。1689年的“光榮革命”實現了新興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化了的封建貴族階級共同掌握政權，實際上是一場“光榮的”(不流血的)“和平演變”，于是后者與前者“混合生長” (借用列寧所說的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混合生長一語)，逐漸演變成現代英國資產階級。所以，現代歐洲資產階級既繼承了貴族階級歷史上長期進行封建統治的經驗，又擁有“光榮革命”的近代政治妥協經驗，還擁有幾百年資本主義殖民體系統治的國際政治經驗，可說是政治上的老狐貍精。西方從近五百年經濟全球化中積累起來的國際政治經驗更是極其豐富，不可小覷。從當代國際政治格局看，擁有悠久歷史和政治經驗至今又居強勢地位的國際政治實體已經很少，能夠與美英在未來構成競爭對手的更是為數不多。從美英關系看，美國得以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繼承了老歐洲的政治經驗是一個重要因素。當然，英國到底是資格老，經驗多，還有血緣和歷史優勢，既符合美國需要，又能分化歐洲，所以美國百年來一貫拉著英國。英國為了自身利益，也樂得狐假虎威。從二十世紀的世界歷史看，從世紀初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斗爭形勢發展到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再到二次大戰以后社會主義陣營形成，一直到五六十年代世界反帝反殖反種族歧視的斗爭，以及帝國主義殖民體系崩潰，確是顛覆了資本主義全球化幾百年來的世界政治地圖，并一度形成東風壓倒西風的氣勢。正因為美英在政治上是老狐貍，所以能夠根據國際政治形勢的變化審時度勢，能夠在歷史時機不利時“潛伏爪牙忍受”，能夠放軟身段，改變策略，拉攏分化發展中國家。另一方面，西方國家也放出手段，搞和平演變，玩弄某些發展中國家于股掌之上，甚至發展到玩弄“緩和”戰略，麻痹和玩弄蘇聯領導人于股掌之上;當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前后國際政治力量對比發生了有利于西方的變化，看到有機可乘以后，美英迅速出手，推行新自由主義戰略，在國內向勞動人民發動政治反攻，通過再分配奪回歷史上失去的利益;在國際上先后誘導拉美、東南亞國家以及蘇聯東歐國家落入新自由主義陷阱?；仡櫠兰o這一段歷史，特別是七十年代以來這一段歷史，不能不承認西方資產階級思想上一直很清醒，政治上早有準備，也有眼光，手段相當老辣。老話有“幾年家軟刀子割頭不覺死”，當代國際政治斗爭的形式和手段，已經發展到圍棋“九段”水平，殺人不見血的。君不見一次次國際金融危機，發展中國家幾十年辛辛苦苦積累的國民財富，轉瞬之間就被西方大鱷席卷而去，背后都有國際政治背景，而且符合“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規則。其后果，絕對不亞于一場戰爭，而且不流血，很“文明”。蘇聯解體以后，中國被美國鷹派視為冷戰的唯一幸存者，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中國的發展和改革，面臨的機遇相當大，風險也相當大，雖說是“機遇大于風險”，但是許多風險，特別是現代金融機制極其復雜，金融風險之大，為普通人所難以想象。

　　(本文系拙著《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第二章“西方國家‘和平演變’解析”第一節的內容。該書2008年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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