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北京3月29日電（記者 陳葉軍）今天上午，“慶祝《人民論壇》20周年暨《學術前沿》創刊理論研討會”在人民日報社綜合樓報告廳隆重召開。研討會以“理論自覺自信自強：路徑與選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建構”為主題。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主任王紹光教授發表題為“中式政道思維還是西式政體思維？”的演講。以下是演講全文： 我從我自己研究過程中間碰到的問題來講中國式話語體系建構，實際上是非常艱難的事情，我們要打長期的陣地仗，可能是持久戰。 我的題目講兩個關鍵詞，一個叫政體，一個叫政道。政體這個詞，30多年前，在北大學習法律的時候，我的專業是比較憲法，比較憲法最重要的關鍵詞就是政體，離開北大以后，出去留學、學習、教學、研究政治學，政治學理論，政體是更重要的一個關鍵詞。政體這個概念不僅在學術界，在我所從事的憲法學、政治學里面非常關鍵，其實在大眾媒體里面，在一般老百姓的日常談話里面，大家都會涉及到政體這個問題，大家都非常關心重視政治體制，很多人認為幾乎人類，包括中國，包括國外，一些問題都和政體相關。比如經濟通脹，比如說社會公平，腐敗、幸福等等，很多人認為政體好，其他都會好，政體不好，其他都好不了。歐美印度的政體好，因為他們是民主的，因此那里不管存在什么問題，長遠來講，他們的問題都可以解決。而中國和一些國家，它的政體“不好”，因此不管取得多少成就，長遠來說都是靠不住的，遲早都要轉換的。 我把這個問題叫政體絕對論。在過去三十幾年的學術生涯里面，大概有25年以上，我自己是對政體絕對論深信不疑的，在我的教學研究里面都是如此。后來會碰到一系列的問題，就是你用政體絕對論的東西來分析中國問題的時候，你碰到難以解釋的問題。碰到很多這樣的問題，我慢慢的對政體進行反思。政體這個概念，簡單的說就是政治體制和政府的形式，在西方來講，政體的概念，幾乎在政治分析的一開始是重要的。早在公元前五世紀，西方史學的創始人就已經開始進行了政體分類，到后來的德謨克利特、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西塞羅、霍布斯、洛克等等，一直到現在的拉斯基等等，都會把政體作為政治研究的基礎。他們這樣分析也有一個客觀的背景，比如說亞里士多德進行政體分析的時候，在小小的希臘半島上就存在著170多個成方政體，這170多個成方，大概相當于我們170多個村莊和鄉鎮，都不大，幾千人，幾萬人，他看到很多政體會進行分類。這個現象延續到中世紀的歐洲，在16世紀初的時候，在歐洲大陸還有3500多個，所以，到了文藝復興的時候，那些啟蒙時代的很多理論家，他們已經習慣用這種方法來進行分析。 政體分析，實際上今天回頭看是問題非常少的，我在這里不能講了，我會在一篇很長的文章里細細的論述，現在回過頭看，問題太多，這本書就是《論法的精神》，今天回過頭來，他的很多理論拿到今天學術評價的話，恐怕出版不了。但是，今天很多人把它當做為一個精品。 實際回頭看，回頭梳理時發現，即使在西方從政體的角度去分析，問題是非常突出的。伯拉圖下的風格是是政體分類的創始人，如果仔細讀他們的書會發現，他們其實最后發現的是到處都是混合政體，沒有純而又純的政體，純而又純的政體未必是好的政體。希臘人從希臘帶到羅馬，看到羅馬的政體后，馬上認為羅馬政體，以羅馬共和國為例，立足混合政體才是最好的政體。所以，到現代也是一樣，前年有一位系研究古希臘民主體制最好的學者，一位丹麥人，叫翰森，他前年在大英博物館做了一個很重要的講演，他論證的一個很重要的觀點，當代西方并不存在純粹的民主政治，西方存在的都是混合政體，所以混合政體的分析方式才是比較好的方式。 講到中國，中國歷代的先哲考驗問題最多的都不是政體，梁啟超一百多年前突然發現，西方研究政體，中國從來沒有談過政體，梁啟超幾乎第一個把政體的概念引進中國。后來有一位政治史學家，1928年寫過一本小書，叫做《政體論》，開篇第一句話講中國人完全不了解政體的東西。政體對中國來講是一個非常新鮮的概念，只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中國現在關心的是什么問題呢？他們關心的是為政之道、治國之道，換句話說就是治國的理念和治國的方式。為什么和西方有不一樣的差別呢？原因恐怕也很簡單，中國的政治實體從商周開始就已經規模很大，遠非希臘那些小不點的城邦可以比擬，在龐大體系中，治國之道必然比希臘城邦復雜得多，有無數個相互糾結的維度，像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那樣，以一兩個簡單的標準進行治理，既無可能，也無必要。回頭去看中國的政體思想史，幾乎可以進行一個梳理，中國的政治思想史圍繞的是兩件事，莊子有一個說法叫做，治之道則治之據，治之道是治國的理念，治之據是治國的方式。我自己的分析概括是這樣的，從治之道，治道的角度看，中國人，中國的先哲、大家，基本可以這樣概括，叫做儒家貴民，法家貴君，墨家貴兼，道家貴己，這是他們治國的理念。一個國家最高的目標是什么？這幾樣東西，各有各的看法。從治理國家的方式來講，四大派也非常的不一樣。儒家強調的是以德治國，或者以理治。法家強調法治，墨家強調賢治，賢人治國，道家強調道治。這樣的方法在中國古代是一以貫之的，梁啟超把政體的概念引到中國，他寫過很多東西，在開始的時候。后來他到美國去轉了一圈回來后，逐漸發現用政體的概念來分析美國好象也不太行，分析中國也不太行，結果他自己慢慢的放棄了他剛剛接受的政體分析的方法，實際上又回到了政道分析思路。這樣的人我還可以舉出很多人，他們用的詞往往是政體，他們談的事往往是政道，包括毛澤東和黃炎培先生在延安的講到民主，一聽毛澤東講的，講的不是政體，而是政道。 這兩種分析思路有什么不同呢？如果讓我概括的話，我覺得是非常不一樣。把西方的政體視角換為中式的政道視角，無論是回顧中國歷史上的政治，評判當代中國政治，還是展望未來的中國政治，我們都會有不同的感受。比如說從政體的視角看，政治體制某一兩項特征至關重要。而從政道的視角來看，政治體制內形形色色的行為模式，以及他們之間的互動模式都非常的重要，都可以影響政治體制的表現。某幾種形式上的安排，未必不那么重要。再比如說，從政體的角度看，復雜的政治現實就會劃為幾個簡單的標簽，比如民主政體、專制政體等。但是從政道的角度，所有的政治體制，古今中外，都不可能是一樣的，都是政體，包括不同的成份，只是成份的搭配各不相同而已。 再比如說從政體的角度看，某些政體必然優于這些政體，從政道的角度看，不管是什么政體，都會面臨種種的挑戰，其中有相當多的挑戰是類似的，完全可以通過互相借鑒治國之道，很難說哪一個政體優于另外一個政體。再比如說，從政體的角度看，只要關注一兩項制度特征有沒有發生變化，就可以判斷那個制度發生了變化沒有。但是從政道的角度看，所有的變化都是重要的，沒有哪一個特征是特別應該突出的。這是從動態的角度來看。 最后，從政體的視角看，人們往往會尋求一攬子的解決方案，好象只要引入某一種新的政體，天下就太平了，所有問題都會迎刃而解。而從政道的角度看，具體問題必須具體分析，換個政體也許可以解決某些存在的問題，但也可能帶來一些新的也許更大的問題，切不可幻想用簡單的方法對付復雜的事件。 在我今天看來，政體思維和政道思維最關鍵的不同，是視野的寬窄。西方的政體思維重政體，而政體只是各種制度中的一小部分，中式的政道思維并沒有忽視政體思維，如治樹里面，包括各種制度安排，當然也包括政治制度的形式，但是制度只是政道的一部分，因此中式的政道思維不會陷入政體絕對論，兩者思維差異的高下，就很容易看出來。所以，從我自己的角度來看，中國應該像梁啟超一百多年前嘗試的那樣，把政體思路拋棄，改換政道思維。這也說明了艱難性，梁啟超本人的實踐是一百多前的事情，這個思維目前還占據我們的頭腦，我認為應該打陣地戰或者持久戰。 | ||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注：配圖來自網絡無版權標志圖像，侵刪！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
責任編輯：wuhe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