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的發達，取決于文化和制度的先進。中國從領先于世界的發達國家淪為落后國家，不僅受列強欺凌，連原來的屬國也在列強的支使下向中國挑釁，原因就在文化和制度的保守和落后。曾經先進的官文化和集權官僚制，歷經兩千余年，已成為工業文明和公民社會發展的障礙。中國要擺脫落后，唯一的路經，就是變革文化和制度。確立以勞動者利益和意識為根據的勞動社會主義民主的權威，由民主的權威主導對官文化的批判與克服，這是中國文化變革的實質，也是一個不可回避的歷史任務。與之同時，進行制度的變革，確立民主制和公有制統一的勞動社會主義制度，在文明發展中再度領先于世界。　　

幾乎不受限制的“寬松”貨幣政策、不加分析的巨額財政投資、被迫的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加之“土地財政”和長期超低利息率，對資源的掠奪性開采和對環境的肆意破壞，“農民工”和其他勞動者的低工資、嚴管束，不僅造成房價在七、八年時間五至十倍的增長，更導致連續的通貨膨脹。如此種種，唯一的成就是國內生產總值（GDP）不斷以百分之十左右的速度增長，2010年中國以美元計量的國內生產總值超過人口只是中國十分之一的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GDP主義”者為之歡呼雀躍，慶賀他們以GDP為綱，依附國際資本財團路線的“偉大勝利”。有人甚至提出“中國模式”，不僅自我吹捧，甚至認為可以供西方和全世界效法。而某些人士則據此宣稱中國已是“帝國主義國家”，與美國爭霸并掠奪世界資源。　　

果真如此嗎？　　

一個國家的實力，它的發達程度、發展的可能性和前途，只用GDP一個指標就可以衡量么？我在《中國政治經濟學主體主義主題主張》一書序言中曾指出：　　

“GDP主義”的要旨就是將國內生產總值（GDP）視為經濟的全部，將GDP增長等同于生產力發展，不顧其他指標，不惜任何代價增長GDP。壓低工資、浪費資源、破壞環境，將教育、醫療等公共事業變成賺錢的“產業”，以高房價和各種“杠桿”把財富聚集到極少數人手里，并由他們掌控經濟命脈。如果有一種醫學理念將人的健康只定在體重一個指標，主張不擇手段地增加體重，骨骼、肌肉、神經、生殖各器官和系統通通可以不顧。為了體重增加，還要注水、打激素。按這樣醫學理念生長的人只能是肥胖加水腫的畸形體。而GDP主義就是這樣的經濟學理念和主張，它雖然不是什么理論體系，但對中國經濟變革和發展的禍害日益嚴重，直接阻抑著中華民族的振興與現化代。[①] 　　

一個人，首先要有健康和諧的心態，進而是正確的價值觀，在適應環境中保持身體各系統的協調、有序生長，并能有效地應對各種外界變化。體重當然是人身體的一個指標，但體重必須與骨胳、肌肉、神經、生殖各器官和系統有機統一。對一個國家來說，GDP是衡量經濟實力的重要指標，但以為只這一指標的增加就是增強國力，甚至就是在“發展生產力”，那就是片面的。一個國家的實力，根本在于民眾，在于勞動者的素質技能，在于對勞動者素質技能的調動與發揮，而這又取決于勞動者的社會地位及相應的社會關系、結構和機制。勞動者的社會地位是社會制度的基本內容，只有提高勞動者社會地位的制度，才能形成促進勞動者素質技能提高和發揮的社會關系、結構和機制，才能促進勞動者素質技能的提高與發揮，由此發展社會生產力，增強國力，國內生產總值也和分配、消費、流通、金融、財政、社會保障等協同增長，同時保護環境，有效利用和開發資源。而社會制度又是以文化為其導引的，先進的社會制度與先進的文化是統一的。只有以先進的文化為導引和支撐，才能建立先進的社會制度；只有先進的社會制度才能保證先進文化的實現與演進?！　?/p>

在先進文化和制度導引制約下的經濟發展，是健康的，也是實在的，這時也會有GDP的增長，它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綜合指標中的一種，與其他指標是有機統一的。否則，即使GDP總量很大，也不能證明生產力在發展、國力在增強。比較近的史實充分驗證了這一點：1800年的中國制造業還占世界的三分之一（33.3%），遠高過全部西方國家的23.3%，而當時日本只占世界總量的3.5%。直到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前的1928年，中國（3.4%）還略高于日本（3.3%）。[②]但由于文化和制度的保守與落后，正是從1800年以后中國迅速地衰敗，GDP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也一路下滑，到20世紀初幾乎成了列強隨意侵掠欺凌的對象，人禍頻仍，中華民族陷于水深火熱的苦難。全賴孫文首倡，毛澤東領導的革命使中華民族得以振興。革命的實質，就是文化與制度的更新?！　?/p>

人類歷史的階段性進步，都是以文化和制度的更新，也即革命為動力的社會運動所展開。西周對商的革命，變奴隸主文化和奴隸制為封建文化和封建領主制；春秋時期開始的儒、道、法諸家對封建文化的變革，及由其導引的社會變革，秦統一“天下”，變封建領主制為集權官僚制；歐洲的基督教文化對奴隸主文化的變革及由其導引的奴隸、平民的反抗，動搖了奴隸制度的根基，以日耳曼為首的部落聯盟推翻羅馬帝國，建立了封建領主制；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到啟蒙運動，逐步突破基督教的封建文化，形成初級的以自然神論為哲學觀念的集權文化，進而又被以唯物主義為哲學觀念的資本主義文化所取代，伴隨著文化的變革，歐洲社會制度也經歷了從封建領主制到初級集權官僚制到資本雇傭勞動制的變革；馬克思為代表的社會主義文化的形成與其對資本主義文化的批判，指導著一個多世紀的社會主義運動，并在俄國、中國等國建立了初級的社會主義制度，成為20世紀人類進步的標志。　　

然而，資本主義文化和制度必然對社會主義文化和制度予以對抗破壞，而初級社會主義社會不得不保留行政集權體制，因官文化和封建文化沒有得到徹底批判克服，逐步滋生了新的官文化和官僚資本主義，形成了內在的反對社會主義的勢力，這股勢力與資本主義文化及其代表的勢力相結合，嚴重威脅新生的初級的社會主義制度，從而導致蘇聯解體和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劇變?！　?/p>

表面看來，以蘇聯解體為典型的劇變是資本主義文化和制度對社會主義文化和制度的勝利。資本主義思想家是這樣看的。一些堅持“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思想家也把資本主義文化和制度的破壞看成蘇聯解體和社會主義國家劇變的原因，他們認為在社會主義國家出了“叛徒”、“修正主義者”、“資本主義代理人”，是他們配合資本主義勢力摧毀了社會主義制度?！　?/p>

對此，必須進行分析。資本主義思想家的看法，是他們為已經沒落的資本主義文化和制度辯護的必然結論。他們不是對這個結果進行分析，只是從表面現象直接得出來的結論。社會主義是一個思想體系，是一種文化，也是一場社會運動，進而是一種社會制度。這都是從一般意義上講的，其中，既有不同國家的特殊性，又有不同時期的階段性。20世紀在蘇聯和中國及其他十幾個國家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總體而言都是初級的，而且各個國家又都有特殊性，絕不能將之直接等同于一般性的社會主義文化和制度，它們的解體和劇變，也不等于社會主義文化和制度的失敗，更不等于資本主義文化和制度比社會主義文化和制度先進?！　?/p>

資本主義思想家是以特殊等于一般的邏輯來否認社會主義文化和制度的先進性，而堅持“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思想家則以一般等于特殊的羅輯來為“蘇聯模式”進行辯護。二者的結論不同，但方法卻是一致的，即都沒有看到一般與特殊的區別，更不明白其相互辯證關系?！　?/p>

蘇聯和中國等國的社會主義文化和制度，是在20世紀各自特殊條件下形成的，從其一般性質上說，應當屬于社會主義范疇，但由于實行行政集權體制，而且都未徹底批判和克服舊的統治文化。舊統治文化影響并制約行政集權體制中國家權力機構的負責人，就有可能引發以權謀私，進而聚合成反社會主義的勢力。由于行政集權體制的局限和缺陷，它并不具備抑制這股內生的反社會主義勢力的機制，從而導致其迅速擴張，進而與資本主義勢力相結合，改變了制度的性質。　　

在蘇聯及東歐各國，在建立初級社會主義制度之前，大體上都是剛剛從封建領主制轉向集權官僚制，并開始向資本主義制度過渡。資本主義文化、官文化、封建文化和與之相應的制度并存，而以封建文化和封建領主的勢力最為深厚，實行初級社會主義制度后，其社會主義文化并未系統和深入人心，而封建文化和初級的官文化、資本主義文化又都未得到批判克服，尤其是封建文化的存留相當嚴重，不僅是保留行政集權體制的重要因素，又影響著這個體制的構建，特權觀念和長官意志并存，構成其體制的重要因素。而東正教教條主義又直接影響著該體制領導者和公職人員的思想方法，制約著其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如此建立的特殊的初級社會主義制度，只是在開始時因革命精神和愛國主義觀念，才有較強的生命力和顯示一定的優勢。隨著革命精神的衰退和反社會主義勢力的增強，行政集權體制的局限和缺陷日益突出，其先進性消失，勢必不能抵御資本主義勢力的沖擊，當其內在的反社會主義勢力與資本主義勢力相勾結，劇變也就成為必然?！　?/p>

在中國，初級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前的統治文化是官文化和官僚資本主義，統治階級是官僚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革命推翻了舊統治文化和統治階級的統治地位，但沒有徹底批判克服官文化和官僚資本主義，使之在保留的行政集權體制中得以潛伏。當革命精神的抑制作用逐步減弱，官僚主義作風和“官本位”、“官至尚”、“長官意志”滋生，進而演化出以權謀私、“官倒”、官商勾結、官僚資本，并據此形成以團伙、“圈子”為載體的勢力。這股勢力在得不到有效抑制的情況下，迅速膨脹，不僅積聚了巨額資財，[③]更以直接間接的方式操縱權力、干預政策和法律。初級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從內部被削減，社會主義文化被官文化所歪曲，被官僚資本主義所對抗、抵制、干擾。資本主義文化和外國資本財團的攻擊與內部所產生的反社會主義勢力的內外夾擊，嚴重摧殘了初級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和民主制?！　?/p>

本來是初級的社會主義文化和制度，在如此嚴重的內外夾擊下，不僅其所有的并不充分的對資本主義文化和制度的優勢很快被弱化，而且有被異化為官僚資本主義的危險。這種危險在蘇聯解體后已是現實，中國的社會主義勢力雖然還在社會主要矛盾中占主要方面，但官僚資本主義勢力作為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其勢力在迅速增長，如果不堅決抑制，它上升為主要矛盾方面的可能性就會轉變為現實。果真如此，剛剛因革命和社會主義文化制度所擺脫被外國資本財團主宰、肢解的中華民族，又會再次跌入衰敗的境地?！　?/p>

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成為當今世界第一大民族，并有深厚的文化和輝煌的歷史，根本原因就在文化和制度的曾經先進。周對商的革命，變氏族和部落的奴隸制為部落聯盟的封建領主制，并以封建領主文化取代了奴隸主文化。這是人類在階級社會的第一次社會大變革，由此奠定了中華民族形成的基礎。而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的爭霸兼并，諸子百家的學術爭鳴，展開了對封建文化和封建領主制的變革，到秦統一天下，漢繼續大一統，確立了以儒家道統為基本理論的官文化和集權官僚制。這是當時世界上最為先進的文化和制度，在官文化和集權官僚制的導引、聚合、管束下，形成了漢民族，并不斷吸納、融合周邊氏族、部落，在兩千余年的歷史上，中國都是最為發達的國家，據一些學者的推算，不論人口、生產方式、科學、技術，還是國內生產總值（GDP），中國都是絕對的世界第一。不知道GDP主義者在為“世界第二”而歡呼時，對此有何感想？　　

也正是曾經使中國領先于世界的官文化和集權官僚制，在其延續過程逐步趨于保守，進而成為阻抑文明和社會發展的主要障礙，在沒有受到實行先進文化和制度的國家勢力挑戰的情況下，中國的發展雖然被阻滯，但依然能維持官文化和集權官僚制的統治，并能包容和吸納實行封建文化和封建領主制的部落聯盟，以及實行奴隸主文化和奴隸制的氏族、部落，即使某部落聯盟以武力入主中原，也會部分或全面采用官文化和集權官僚制。這種狀況一直維持到清朝中期，當滿洲貴族因采用官文化和集權官僚制而鞏固統治，并達到被今天GDP主義者所稱贊的“盛世”時，歐洲已經展開了資本主義文化主導的資產階級革命，并開始建立資本主義制度。這是比官文化和集權官僚制先進的文化和制度，它促成了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化，也使較中國落后的歐洲幾個大國，在實力上，包括以工業技術為支撐的經濟實力和武力超過依然保守的中國。資本對利潤的追逐和擴張性，驅使歐洲大國及美國、日本等對全世界進行侵掠和霸占。中國也不能逃過此劫。雖然列強因懾于中國的歷史上的強大，將它作為最后的目標，但其以工業文明武裝起來的野蠻卻也使中華民族瀕臨滅頂之災?！　?/p>

列強對中國的侵掠和欺凌，以經濟和武力表現出來，實質則是不同文化和制度在國際間的競爭。中國的失敗，原因就在官文化和集權官僚制的落后、腐朽，西方列強之強則在其資本主義文化和制度的先進?！把髣张伞奔捌浜蟮谋毖筌婇y、蔣介石集團固守官文化和集權官僚制，不承認文化和制度的落后，企圖借用西方的技術和經濟手段來增強國力，并以此維護官文化和集權官僚制，此基礎上，形成了官僚資本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在這個基本點上，GDP主義者完全繼承了“洋務派”以來官僚資本主義的理念?！　?/p>

官僚資本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對中國的統治，以“保國強族”為口號，以固守官文化和集權官僚制為宗旨，不僅對民眾殘酷剝削和鎮壓，投靠列強，“對外開放”，出賣主權，助其掠奪資源、開辟市場、控制金融和經濟命脈，以至直接剝削民眾。不過半個多世紀，中國真的到了“亡國滅族”的境地！　　

是毛澤東領導的革命挽救了中國，中華民族得以擺脫列強控制，并在獨立自主、自立更生的路線導引下展開了工業化。之所以如此，不是因為毛澤東有什么神圣偉力，而在于他信奉的文化和制度的先進。井崗山的革命根據地、延安對愛國青年的感召力、西柏坡指揮三大戰役解放全中國，中國共產黨的勢力愈益強大，所能依靠的，只有先進的文化和制度——包括對新制度的論證宣傳及其在根據地解放區的初步實行、革命隊伍的組織紀律等。新中國成立后的土地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十幾年時間就建立了初級工業化體系，依靠的也是先進的文化和制度，即初級社會主義文化和制度。之后幾十年的經濟發展，也主要是初級社會主義文化和制度調動、組織、激勵廣大勞動群眾辛勤勞動的結果。　　

與先進的初級社會主義文化和制度導引中華民族獨立振興同時，沒落的官文化和官僚資本主義卻時刻侵蝕著行政集權體制中的某些負責人及公職人員，他們為了既得和欲得利益，從內部干擾、阻抑初級社會主義文化和制度的改革發展，以至形成官僚資本為核心的反對社會主義勢力。正是這股勢力的作用，破壞民主法制，敗壞黨風、政風、社會風氣，惡化黨群、政群關系，導致各種社會矛盾。而GDP主義者對經濟體制、結構和運行機制、經營管理、對外經濟關系的制約，則使中國經濟陷入病態，他們所津津樂道的GDP增長，恰是經濟病態的表現。當北京、上海的一個商品樓小區的價格高到足可以制造一艘航空母艦的時候，是否可以用它去捍衛我們的領海？而日本、越南、菲律賓等國之所以氣勢洶洶地侵占我們的島嶼，搶采我們的石海，沖撞我們的漁船，抓捕我們的漁民，就在于看清了GDP主義者自吹自擂背后的虛弱。[④]也請認為中國已是“第二大帝國主義國家”的先生想一想：不僅受美、日大國控制，而且還要受菲律賓、越南等小國窮國欺凌的國家，能算得上是“帝國主義國家”嗎？　　

官僚資本主義和官文化所聚合的社會勢力，不僅導致經濟的浮腫虛胖，更損害了黨和國家的凝聚力。回想新中國成立之初，錢學森等科學家沖破重重阻力，毅然回到祖國，而今天萬余名的高官外逃，更多的“祼官”將妻子兒女變成外國人，在國內賺了大錢的富商“移民”海外，名演員也要脫去中國籍——以致《建黨偉業》這部為中國共產黨九十周年的“獻禮片”中，中國共產黨的創始者和早期領導人竟有相當一部分是外國人扮演！而由行政集權體制保護的“重點高?！?，竟把送學生出國留學作為主要業績，成為向外國輸出人才的管道，為其“教育產業”提供生源，而拿到學位者除在外國沒有就業機會的，又有幾人主動回來“報效祖國”？　　

以社會主義文化和制度導引并規范的中國社會變革，受到官文化和官僚資本主義所聚合的社會勢力的沖擊，阻障著社會進步和文明發展。這股勢力與外國資本財團相勾結，企圖阻斷革命進程，由官僚資本集團主宰中國命運。剛剛振興的中華民族又有陷入分裂，甚至衰敗的危險。怎樣才能消除這個危險，使中華民族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保持不敗，并再度領先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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