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指導思想”考

——為紀念  中國共產黨成立  90周年

                   毛澤東同志誕辰118周年  而作

高為學

黨的指導思想是黨的靈魂。恩格斯說：“我們黨有個很大的優點，就是有一個新的科學世界觀作為理論的基礎”。列寧說：“只有以先進理論為指南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毛澤東說：“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鄧小平說：“毛澤東思想過去是中國革命的旗幟，今后將永遠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反霸權主義事業的旗幟，我們將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江澤民說：“毛澤東思想永遠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理論寶庫和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永遠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行動指南”。胡錦濤說：“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始終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這就清楚地表明，中國共產黨從過去到現在以至未來，都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只有這樣，才能保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性質，才能鞏固黨的團結和統一，才能正確制定和貫徹黨的路線和政策，才能充分發揮黨對無產階級事業的領導作用。對于如此重大的關于黨的指導思想問題，作為一個老年黨員理論工作者，在黨的90大慶之后和毛澤東誕辰118周年即將到來之際，有責任在過去研究的基礎上，作進一步深入的探究。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按照中共中央批準的編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系列的計劃”，已經編輯出版了19冊《文獻選編》，這是我們研究這個問題最為真實可靠的客觀依據。筆者就這些《文獻選編》中有關黨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全會和一部分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布的文件以及黨的主要領導人在建黨60周年、70周年、80周年、90周年的講話，進行了認真的研讀，著重考證了其中關于黨的指導思想問題的表述。這個考證，是為了忠實地運用黨的最具權威性的文件，弄清30多年來黨在“指導思想”問題上的演變和現狀，以便有針對性地澄清混亂思想，分清理論是非，更加自覺地堅定地永遠地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奮勇前進！

這個研究分兩步走，第一步是對大量文件進行具體的考證，弄清在黨的“指導思想”問題上的演變過程和存在問題；第二部是有針對性地進行理論分析，澄清混亂思想，分清理論是非。下面就把分兩步走的初步研究成果，本著黨員有“對黨忠誠老實”的義務，作如實的匯報。

一、六個演變階段

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七屆六中全會的33年中，黨的文件對黨的“指導思想“的表述，有一個演變過程，呈現出六個階段，現分列于后：

第一個階段：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二屆六中全會，近8年時間。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舉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會，均強調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稱：“會議一致認為，只有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我們黨才能順利地實現工作中心的轉變，才能正確解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政策和措施，正確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11頁）再如，1981年6月27日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強調：“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它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決議》最后說：“全會號召，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下，………為把我們的國家逐步建設成為現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努力奮斗”！（《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第836、846頁）

1981年7月1日，胡耀邦《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指出：“我們過去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取得了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勝利。在今后長遠的征途上，我們同樣要依靠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去奪取新的更加偉大的勝利。如果說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也有傳家寶，那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我們最重要的傳家寶。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為指導，從來就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不可動搖的一項基本原則”。《講話》最后號召：“讓我們全黨同志和全國各族人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下，同心同德，百折不撓，為把我們國家建設成為繁榮富強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為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而努力奮斗”！（同上，第866、876頁）

1982年9月6日黨的十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胡耀邦在黨的十二大報告中號召：“讓我們全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下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文獻選編》未編入黨的十二屆四中、五中全會文件，但從編入的其他全會文件來看，均遵照黨章規定，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如1983年10月11日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整黨的決定》稱：“這次整黨總的目的和要求，就是要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63、61、392頁）再如，1986年9月28日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稱：“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根本，也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根本”。（《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第1186頁）

第二個階段：摒棄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從1987年1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到十三屆四中全會前，共二年半時間。

中共中央政治局1987年1月16日舉行擴大會議，“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同志辭去黨中央總書記職務的請求”；“一致推選趙紫陽同志代理黨中央總書記”。（同上，第1221頁）自從趙紫陽擔任代理總書記、總書記，中共中央發出的文件，一概不再提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這一時期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文件較少，故將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布的文件一并予以考證。

《中共中央關于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干問題的通知》（1987年1月28日），沒有講到要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的問題，只是在注釋“四項基本原則”的括弧內提到“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共中央關于堅決妥善地做好報紙刊物整頓工作的通知》（1987年3月29日），在講到“端正新聞、輿論陣地的思想政治方向”時，竟然也沒有提到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問題。《中共中央關于改進和加強高等學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決定》（1987年5月29日），只是在講過去“黨的優良傳統”時說：“建國以后，高等學校繼承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而在講到“新時期高等學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時，就不再提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僅僅籠統地講“要繼續堅持對學生進行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同上，第1251、1349、1411、1413頁）

1987年10月25日趙紫陽在黨的十三大報告中，仍然沒有提及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只是在解釋黨的基本路線中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時，提到其中的一項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講到“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出發，我們應當確立哪些具有長遠意義的指導方針”的第六點時，籠統地提到“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努力建設精神文明”。（《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15、14頁）可見，趙紫陽在十三大報告中，只是為了解釋“四項基本原則”，才提到“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或者籠統地提“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沒有一次提到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這是不符合黨章中關于黨的指導思想的規定的。

1988年9月30日通過的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公報，根本沒有談到黨的指導思想問題。《中共中央關于改進和加強中小學德育工作的通知》（1988年12月25日），在講到“進一步明確中小學德育工作的指導思想”時說：“中小學德育工作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同上，第364頁）這里仍然只是籠統地提“馬克思主義”，而回避使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個完整的概念，也是不規范的。

對于趙紫陽的問題，1989年6月24日通過的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公報指出：“會議認為，趙紫陽同志在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對動亂的形成和發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其錯誤的性質和造成的后果是極為嚴重的。………在指導思想上和實際工作中也有明顯失誤。特別是他主持中央工作以來，消極對待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針，嚴重忽視黨的建設、精神文明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給黨的事業造成了嚴重的損失”。（《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第544頁）趙紫陽“在指導思想上”的“明顯失誤”，“消極對待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針”，從根本上說，就是由于他摒棄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這個嚴重錯誤造成的。

第三個階段：重提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從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到鄧小平“南方談話”，共二年半時間。

從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開始，在兩年半時間內，重新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1989年6月24日，江澤民在十三屆四中全會上的講話指出：要“在全黨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基本理論教育”。（同上，第553頁）

《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建設的通知》（1989年8月28日）強調：“我們必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結合新的實際，加強黨的建設理論的學習、宣傳和研究，澄清模糊認識，分清理論是非”。“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黨的指導思想，決不允許用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學說和政黨理論來改造黨”。（同上，第598、599頁）

1988年11月9日，黨的十三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指出：要“大力加強黨的思想政治工作，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江澤民在黨的十三屆五中全會上的講話又指出：“現在有必要特別強調學習和研究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理論”。（同上，第706、718頁）黨的十三屆六中、七中全會，也都強調要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1991年7月1日，江澤民在建黨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認為，“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也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根本，決定著我國文化事業的性質和方向”。他還強調：“我們要在全黨普遍深入持久地進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育”。（《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第1644、1653頁）

第四個階段：強調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從鄧小平“南方談話”后到十六大前，共11年時間。

在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后，1992年3月9日——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我國改革和發展的若干重大問題。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從這次會議開始，在黨章沒有改變“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的莊嚴規定的情況下，突然強調以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十五大改為鄧小平理論）為指導，基本上（或者說在多數情況下）不再提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這次會議認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下，我們黨帶領億萬人民在實踐中得出最為寶貴的經驗，是社會主義中國這十幾年間發生巨大變化的根本原因”。（同上，第1970頁）

1992年10月12日，江澤民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說：“這次代表大會的任務是：以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為指導…..”。最后號召“高舉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朝著宏偉的目標奮勇前進！”（《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2、47頁）黨的十四屆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會，一般都是只提以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僅僅在個別情況下提到要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但同時又強調“中心內容是學習和掌握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只有在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承認：“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必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但是，江澤民在十四屆六中全會閉幕時的講話，仍然只強調“全體共產黨員和各級領導干部要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指引下”，而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排斥在黨的指導思想之外。（《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第2050、2088頁）

1997年9月18日，黨的十五大通過了關于《中國共產黨黨章修正案》的決議，修改后的黨章總綱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可是，江澤民在十五大報告中完全排斥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報告》說：“大會的主題是：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又說：“在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在跨越世紀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用鄧小平理論來指導我們整個事業和各項工作”。《報告》雖然講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但實際上只是一句當即被否定了的空話。因為《報告》強調：“在當代中國，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征結合起來的鄧小平理論，而沒有別的理論能夠解決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問題”。“堅持鄧小平理論，就是真正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幟，就是真正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我們這次大會的靈魂，就是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51、 1、9、13、10、14、50頁 ）如此說來，鄧小平理論已經高于一切、取代一切，還有什么“老祖宗不能丟啊”！黨的十五屆三中、四中、五中、六中、七中全會，多數只提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有時雖然提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但最后總是落實到“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

2001年7月1日，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強調：“全黨同志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在新的歷史時期，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鍵要堅持用鄧小平理論去觀察當今世界、觀察當今中國………”。“全黨同志一定要堅持把全面落實‘三個代表’要求，統一于黨的建設的各個方面，統一于黨領導人民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過程”。（《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第1900、1911頁）這里不僅強調要“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關鍵要堅持用鄧小平理論”，而且把“全面落實‘三個代表’要求”也列為黨的指導思想，實際上還是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排斥于黨的指導思想之外。

第五個階段：突出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從十六大到十七大前，共5年時間。

2002年11月14日，黨的十六大通過的關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指出：“大會一致同意在黨章中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但是，江澤民在十六大報告中卻淡化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認為“大會的主題是：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往開來，與時俱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奮斗”。在講到“深入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時說：“堅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武裝全體黨員，在全黨興起一個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46、1、38頁）這里雖然提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但并非肯定其指導地位，而是置于為“深入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服務的陪襯地位。

黨的十六屆二中全會到六中全會，在黨的指導思想問題上，11次只提“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7次按照黨章規定，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并提出。這里提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與“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次數之比是7:18。這就表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只是處于次要的陪襯地位，突出強調的則是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一五”規劃建議又提出了“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從此也是每會必談，實際上也就變成了黨的指導思想。

第六個階段：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十七大以來，共4年時間。

2007年10月15日，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指出：“大會的主題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在內的科學理論體系。………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新的發展階段繼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1、9、10頁）這就表明，黨的十七大報告是完全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排斥于黨的指導思想之外的。

同樣，黨的十七屆二中、三中、五中全會，也均只提“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而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排斥于黨的指導思想之外。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情況比較復雜，需要作一些具體分析。2009年9月18日，十七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在講到執政黨建設的第一條“基本經驗”時，提到“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在講到“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全黨”時，提到要“組織黨員、干部深入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這兩處雖然提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但前者是講歷史上的“基本經驗”，并非指現實的指導作用；后者是把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放在為了“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全黨”服務的地位，也不是要發揮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而且，胡錦濤在十七屆四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又強調：“這次會議通過的決定，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第143、146、164頁）這就表明，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仍然沒有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而只是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

2011年7月1日，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沒有完整地明確地表述黨的指導思想，而是作分散的表述，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指導黨和人民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理論”；要“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要堅持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武裝全黨、教育人民，引導廣大干部群眾深刻領會黨的理論創新成果”。這三個提法是想告訴人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新的實踐”，只能用“理論創新成果”，也就是不包括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內的“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作為指導思想。這就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排斥于黨的指導思想之外，并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取而代之。

事實正如2011年10月18日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公報所云：“中央政治局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和十七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這就清楚地表明，從黨的十七大到十七屆五中全會，在黨的“指導思想”問題上沿著錯誤的道路走得越來越遠，完全是有意識地只“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而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排斥于黨的指導思想之外。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在講到指導思想時提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當然是好事。可是，從《決定》全文來看，并未把這個精神堅持到底。因為《決定》在具體落實指導思想時，就不再提“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而是完全以不包括“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取而代之。例如，在《決定》第一部分第三段講到“堅持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時，只講“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武裝全黨、教育人民”，既不提“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更不提“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又如，在《決定》第二部分關于“重要方針”的第一條，當講到“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時，只落實到“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仍然見不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再如，在《決定》第三部分具體論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第一個基本內容“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時，用了近500字的篇幅，六次出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發展觀”等概念，強調“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堅持不懈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全黨、教育人民”，“推動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向深度和廣度拓展”。這里為了強化語氣和分量，出現了一大堆同義反復的“概念”，可就是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位置，這還能算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嗎？這就表明，在《決定》中出現一次“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好像只是一種點綴門面的裝飾品，并沒有具體地加以落實。

綜觀以上情況，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33年中，黨的指導思想的演變呈現出六個階段，可歸納為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就是演變的第一、第三兩個階段，其共同特點是完全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這種做法是完全正確的。至于在實際工作中貫徹得如何，則另當別論，不在這次討論之列。第二種類型，就是演變的第二階段，其特點是完全違反黨章的規定，摒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這種做法當然是完全錯誤的。第三種類型，就是演變的第四、五、六個階段，其共同特點是用所謂“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取代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這里共約20年時間，情況比較復雜。在十六大之前，基本上是以鄧小平理論（十五大之前稱“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取代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十六大之后，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取代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十七大之后，則只講“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而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完全排斥于黨的指導思想之外。這些違反黨章的做法，其錯誤是不言自明的。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認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興國之魂，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精髓，決定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方向”。人們都知道，馬克思主義是這個“興國之魂”的理論基礎，決定它的性質和方向。這里講的“馬克思主義”，當然首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丟掉了作為“老祖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還能算是“馬克思主義”嗎？那種丟失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的所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就會“失魂落魄”，還能成為“興國之魂”嗎？

黨的十七大報告強調：“尊重黨員主體地位，保障黨員民主權利，推進黨務公開，營造黨內民主討論環境。”希望在黨的十八大之前，就為什么要堅持而不能排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問題，在黨內開展一次民主大討論，以便澄清混亂思想，明辨理論是非。如果在這個問題上能“尊重黨員主體地位”，在黨內開展討論，一定可以使全黨受到一次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教育，讓全黨全民更加堅信我們中國共產黨是真正的不打折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

二、三個重要關系

     在歷史地具體地考證了三十多年來黨的指導思想的演變過程之后，必須進一步思考我們這個久經考驗的黨，為何會在指導思想上產生背離黨章的混亂現象的問題。這個問題的產生，看來不外政治上和認識上的兩種原因。對于政治上的原因，其實盡人皆知，無庸贅述。筆者只想從認識的視角來探討這個問題。有位政界“理論家”，為了論證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取代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的合理性，認為黨章雖然規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仍然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但是根本指導我們工作的是什么？當然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以來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又說：毛澤東思想是“基礎理論”、“基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創新理論”、“創新建設”。“現在指導我們新的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靠什么來指導？就是靠這樣一個創新的成果，這樣一個創新的理論來指導”。這種說法，認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只是“基礎理論”，不能指導我們的工作；而“現在指導我們新的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只能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樣一個創新理論”。這樣一來，就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虛化了、架空了，名義上不否認其指導地位，實際上把它排斥于指導思想之外并取而代之。黨章明確規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黨的“行動指南”，當然要“指導我們新的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恣意否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對“實際工作”的指導作用，是直接違反黨章的。為了從理論上澄清混亂，分清是非，真正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必須搞清以下三個重要關系。

（一） 中國共產黨與馬列主義的關系

    毛澤東說：“我們的黨從它一開始，就是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基礎的黨”；“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十月革命以后學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這就表明，我們中國共產黨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有著不可分離的淵源關系。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認為馬列主義是我們的“老祖宗”。當初沒有這個“老祖宗”，就沒有中國共產黨；現在如果丟掉這個“老祖宗”，也就不成其為中國共產黨了。但是，現在卻有人公開鼓吹馬克思主義“過時論”、“無用論”，說什么《共產黨宣言》發表一百幾十年來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發生了重大變化，生活條件和社會環境也發生了重大變化，還用幾十年前甚至一百多年前的老觀點來套現實社會的發展，是絕對行不通的。在這種所謂“老觀點”“絕對行不通”的思想支配下，有些人就認為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剝削和階級等概念，只是在馬恩提出這些概念時具有“理論作用”和“歷史作用”，而現在的情況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不能簡單套用馬、恩、列研究當時資本主義社會而提出的概念。他們的這些看法，無非是想說明一個問題：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它關于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等基本理論概念，早已過時了、無用了。這種觀點，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認為馬克思主義只適用于解釋自由資本主義那個時代的現象，而不能解釋現代的資本主義現象，更不能解釋社會主義社會現象，是完全錯誤的。對于這個問題，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陳奎元在《信仰馬克思主義，做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一文作出了明確的回答。他說：“馬克思主義是探索資本主義制度發生、發展、滅亡基本規律的科學，是研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階級如何實現自身解放，進而解放全人類規律的科學。只要還存在資本主義制度，只要還存在資本和勞動的關系，馬克思主義的剩余價值理論就不會過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僅是認識當代資本主義世界內在矛盾的思想武器和工具，也是認識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矛盾的理論指南和方法。剩余價值理論、唯物史觀以及馬克思主義其他基本原理，并沒有過時，它仍然是工人階級和其他先進分子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學真理”。“如果放棄唯物史觀的指導，就不能清楚地認識我國當前的社會矛盾，也解決不好反映基本矛盾的各種經濟問題、社會問題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問題”。他還進一步針對我國的社會矛盾，著重指出：“當前一個涉及全局的矛盾是分配不公，居民收入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偏低、勞動收入在各種要素中的回報率過低，窮人和富人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超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個問題歸根到底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社會公平的理論，對在社會主義時期實行按勞分配制度沒有足夠的重視。在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較長時期強調效率優先，將公平放在次要的位置上，發展經濟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沒有同步，貧富差距不斷拉大，這是當前產生諸多矛盾的主要根源。有一部分勞動人民在改革發展中獲益較少，被稱之為弱勢群體，在思想上有失落感，再加上時而發生侵害群眾利益的行為，人民群眾中易于滋生不滿情緒。在國內外有人質疑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國家的性質是否發生了改變，決不能認為這樣的問題是無須關注的議論”。（《光明日報》2011年6月13日）這就表明，馬克思主義不但沒有過時，而且當前中國“新的實踐”，仍然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否則，就不可能清楚地“認識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矛盾”，也不可能解決好各種問題，以致“在國內外有人質疑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國家的性質是否發生了改變”這樣嚴重的政治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劉國光學部委員在分析“為什么社會主義中國會發生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容易，實現社會公平克服兩極分化反而非常困難”時指出：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一些同志逐漸把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一些基本常識也模糊淡忘了。比如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對于個、私經濟是應該允許發展的，但不能忘了列寧指出的小生產時刻不斷產生資本主義的規律；比如說，私人資本是應該允許存在的，但不能忘了馬克思早已指出的資本積累必然引起兩極分化的規律；又比如說，私營企業主對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是應當承認的，但不能忘了他們作為資產階級的兩面性，特別是其嗜利逐利的本性，這一本性迫使他們不斷為占有更多的剩余價值而奮斗，推動社會走向兩極分化。……黨內一部分有影響的同志淡忘了上述一系列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ABC，所以在改革開放后實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政策的時候，對于私人資本經濟往往偏于片面支持刺激鼓勵其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積極方面，而不注意節制和限制其剝削和導致兩極分化后果的消極方面，即與社會主義本質不兼容的東西。先富帶后富和共同富裕長期難以實現，貧富差距的擴大和兩極分化趨勢的形成，根本原因就在這里”。（參見《中國財富走向》）

以上表明，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事業，必須以馬列主義為指導。如果離開了馬列主義，就不可能正確認識并切實解決我國當前社會矛盾，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具有光榮斗爭歷史的蘇聯共產黨所以會瓦解，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所以會解體，其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在指導思想上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中國共產黨，必須吸取這個沉痛的教訓，決不能以任何借口排斥和否定馬列主義的指導地位。

（二） 中國共產黨與毛澤東思想的關系

對于毛澤東思想，黨章總綱中有一段精辟的論述：“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創立了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經過長期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斗爭，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后，順利地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發展了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這里，對毛澤東思想的內涵及其與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和建設事業的關系，作出了全面深刻的論述，表明兩者是血肉相聯密不可分的。因此，黨章把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起規定為黨的“行動指南”。但是，有些人公開違抗黨章，認為毛澤東思想主要是在革命戰爭年代提出來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和革命任務的變化，這些理論也就隨之失去其指導作用了。這顯然是極其錯誤的謬論。

    對于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這個極其重大的政治原則問題，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作出了肯定而又明確的回答：“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它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毛澤東同志的重要著作，有許多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寫的，但仍然是我們必須經常學習的。這不但因為歷史不能割斷，如果不了解過去，就會妨礙我們對當前問題的了解；而且因為這些著作中包含的許多基本原理、原則和科學方法，是有普遍意義的，現在和今后對我們都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因此，我們必須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認真學習和運用它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研究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第836頁）《決議》認為，我們之所以“必須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它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就是因為它的“許多基本原理、原則和科學方法，是有普遍意義的”，因此我們必須運用它來“研究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解決新問題”。這是對那些排斥、否定毛澤東思想的現實指導作用的有力回擊。

    有人還以現在是改革時代為借口，否定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其實，中國的改革，只有以毛澤東思想特別是其中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原理為指導，才能弄清楚為什么要改革和什么是改革。丟掉了毛澤東思想的改革就不是社會主義改革，而是資本主義改革，將會把中國引上資本主義的邪路。毛澤東認為，在我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已經建立起來，它是和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但是，它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這種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以外，還有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我們今后必須按照具體情況，通過改革解決這些矛盾。他說：“我們國家要有很多誠心為人民服務、誠心為社會主義服務、立志改革的人。我們共產黨員都應該是這樣的人。……我們還需要有一批黨外的志士仁人，他們能夠按照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方向，同我們一起來為改革和建設我們的社會而無所畏懼的奮斗。”（《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275頁）他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初期，就把改革同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聯系起來，并且強調這種改革必須“按照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方向”，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新貢獻。這些正確的思想理論觀點，對于現在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革，具有重要的直接的指導意義。

    1984年10月20日，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我們改革經濟體制，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一系列相互聯系的環節和方面。這種改革，是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有計劃、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第563頁）由此可見，只有以毛澤東思想中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原理為指導，我們才能明確改革的必要性和方向性，認清改革的性質和內容。否定毛澤東思想指導的改革，那就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而是資本主義性質的改革。現在改革中出現的種種嚴重問題，正是由于違背了毛澤東思想所造成的，這就從反面證明了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原理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是絕對不能排斥和否定的。

改革不能沒有毛澤東思想的指導，黨的整個社會主義事業都不能沒有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毛澤東思想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對于我們當前正在進行的事業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講到這個問題時，特別強調：“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豐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第827-828頁）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的1949年3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主張。同年六月底，他為紀念建黨28周年而發表的《論人民民民主專政》一文，進一步強調：“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專政必須和國際革命力量團結一致。這就是我們的公式，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綱領。”新中國成立時，我們的國家政權就是按照人民民主專政的原則組成的。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寫道：“中國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權，而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現行的我國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就是我國的國體，是我國區別于其他國家的最根本的質的規定性。但是，從黨的十六大以來，就置毛澤東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和憲法的莊嚴規定于不顧，一直不提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國體，近來在專門闡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時，竟然也是只講“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個政體，而不講國體。有點馬克思主義常識的人都知道，國體是指國家的階級性質，政體是指政權的組織形式，前者決定后者，后者適應前者。因此，我國憲法第一條規定國體，第二條才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現在卻反其道而行之，只承認屬于政體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根本政治制度”，而不承認更為“根本”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國體，抹煞了國家的階級性質。這究竟是哪一家的“創新理論”啊？！事實證明，舍棄國體，只講政體，就不可能真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保證“一切權力屬于人民”。2003年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工農代表只占19%，這就同我國國體不相適應了。現在召開的第十一屆人大的工農代表究竟少到什么程度，一直沒有見到正式數據。但是，據人民日報社主辦的《環球時報》2011年3月5日報道：外電稱“中國人大代表中億萬富豪超過美國議員”。試問：社會主義中國的人民代表中的億萬富豪，比大資產階級專政的美國議員中的億萬富豪還要多，作為中國人民民主政權的主要基礎的工農失去了應有的代表權，只能被別人所代表，那還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嗎？這就是否定毛澤東思想特別是其中關于“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只承認“政體”、不承認“國體”的必然惡果！

（三）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關系

前面兩個問題，論述了我們中國共產黨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血肉相聯、生死與共的關系。中國共產黨存在一天，就要始終不渝地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丟掉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意味著黨變質、國變色，這是全中國的共產黨員和各族人民絕對不能允許的。

    那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什么關系呢？為了研究這個問題，首先要了解毛澤東思想與馬列主義的關系。對此，我們黨的一貫態度是不割裂、不并列、不取代。人們都知道，在1945年黨的七大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但毛澤東從來反對把自己的名字同馬恩列斯并列，更反對提什么毛澤東主義，反對另搞理論體系。彭真說：“定毛澤東思想的過程我參加了。當時有人提毛澤東主義，他沒接受。他說：就是馬克思主義。”（《彭真年譜》，第470頁）毛澤東在1948年8月15日回復時任華北大學校長吳玉章的信中說：“沒有什么毛澤東主義，因此不能說毛澤東主義。不是什么‘主要的學習毛澤東主義’”。1949年3月，他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說：“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統一，應該這樣提法，這樣提法較好。”他還指出：“為什么不應當將中國共產黨人和馬、恩、列、斯并列呢？我們要普遍宣傳馬克思主義，同時不反對也不應當反對宣傳中國的東西。……現在應當在全中國全世界很好地宣傳馬、恩、列、斯關于唯物主義、關于黨和國家的學說，宣傳他們的政治經濟學等等，而不要把毛與馬、恩、列、斯并列起來。我們說，我們這一套是一個國家的經驗，這樣說法就很好，就比較好些。如果并列起來一提，就似乎我們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請馬、恩、列、斯來做陪客。我們請他們來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們做學生。”他還進一步強調：“中國革命的思想、路線、政策等等，如再搞一個主義，那么世界上就有了幾個主義，這對革命不利，我們還是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店好。”（《毛澤東文集》第5卷，第259、260、261頁）1961年1月，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九中全會結束前談到“馬列主義中國化”時說：“我們無非是把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這是一個樹干和枝葉的關系”。（《吳冷西：《十年論戰》第450頁）毛澤東的這些話，既形象又深刻地論述了毛澤東思想與馬列主義的關系，認為馬列是先生、總店、樹干，而我們則是學生、分店、枝葉，當然不能同馬列主義割裂開來，另建“理論體系”，與之并列，甚至取而代之。

    鄧小平也同樣反對用毛澤東思想取代馬列主義。他說：“毛澤東思想堅持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并且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寶庫里增添了很多新的內容。所以，不要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割裂開來，好像它是另外一個東西。……一定不要忘記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要丟掉這個最根本的東西。”接著，他又具體論述了為什么不能取代的問題。他說：“有些同志提出，要以毛澤東思想為綱學習政治經濟學。當然，毛澤東同志在政治經濟學上是有發展的，但是，講初期的發展時期的資本主義，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總是《資本論》；講帝國主義，總還是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講社會主義，列寧和斯大林都有，毛澤東同志也有重要的發展。所以，不能只是講以毛澤東思想為綱學習政治經濟學，否則人家問你研究帝國主義以哪個著作為綱，你怎么答復？扯不清楚。”因此，他反對“光講毛澤東思想，不提馬克思列寧主義”。（《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283-284頁）

    毛澤東和鄧小平都認為，我們中國共產黨必須反對在馬列主義之外“再搞一個主義”，成為“另外一個東西”，把它與馬列主義并列，甚至排斥、取代馬列主義。這些正確的觀點，對于我們今天正確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關系，具有直接的重要的指導意義。黨中央一再聲明，“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一脈相承的統一的科學體系”。假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就不應該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并列起來，更不能取而代之。有人會說，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科學，毛澤東思想也要發展。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當然要發展，但是“發展”并不是否定、取代，而是加以豐富和完善。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與社會形態的更替不同，它不是以一種馬克思主義形態取代另一種馬克思主義形態。因此，不應該把“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并列起來，并取代其成為黨的指導思想。

    有位政界“理論家”為了給這種“取代論”制造“理論”根據，在2004年8月22日《文匯報》發表《鄧小平理論：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發展的新形態》一文，認為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原創性理論的鄧小平理論，“突破了馬恩科學社會主義觀的……核心理念”，“成為科學社會主義觀的新形態。”那么，要突破哪些“核心理念”呢？他認為“列寧主義的諸多發展創新并沒有改變馬恩科學社會主義觀關于社會主義是一種什么樣形態的社會的核心理念。比如，對所有制的問題、分配問題、經濟運行體制問題等的看法，基本上是沿襲馬恩的。……列寧主義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運行機制這樣最根本問題的認識，并沒有突破馬恩科學社會主義觀的原生形態。”“在毛澤東那個時代，對所有制問題、分配問題、經濟運行體制問題等核心理念的認識，則未能對馬恩科學社會主義觀的原生形態有根本性突破。”可見，他所要突破的“核心理念”，就是指列寧、毛澤東沒有突破的“所有制問題、分配問題、經濟運行體制問題等”。他在文中不僅要“突破”這些，還有其他。那就是他說的：“對于社會主義本質，過去講的比較多的是，公有制、按勞分配、計劃經濟、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等，……這些并不屬于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共性內容，許多是屬于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特質的東西。……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對社會主義本質的新界定，既糾正了過去長期的偏頗認識，也改變了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特質內容。”由此可見，這位理論家所要“突破”的“核心理念”，所要“糾正”的“偏頗認識”，不僅包括“計劃經濟”，還包括“公有制”、“按勞分配”、“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所有這些，統統被斥之為“不屬于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共性內容”，只是過時的“屬于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特質的東西”。這就不是“發展”馬克思主義，而是完全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原理，也完全否定了我們黨所要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原理和四項基本原則的所謂“科學社會主義觀的新形態”，不可能是真馬克思主義、真社會主義，只能是假馬克思主義、假社會主義。這就表明，丟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專門鼓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實際上就是想用假馬克思主義來取代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以便在中國推行假社會主義、真資本主義。

綜觀30多年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作為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要按照黨章規定：“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就必須始終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當然，在新的實踐基礎上，如果能提出一些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實際的思想理論觀點，當然可以視為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和發展，但不能因此就把它說成是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并列的另一個“理論體系”，并取代其指導地位。至于那些既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又不符合客觀實際的所謂“創新理論”，當然不能算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和發展”，而是屬于非馬克思主義甚至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因此，希望在黨的十八大上，對于黨的指導思想，能夠恢復黨的十二到十四大黨章的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只有這樣，才能表明黨中央是真正忠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沒有另搞“體系”、另舉“旗幟”，以便徹底澄清因“非毛化”而被攪亂了的混亂思想，沿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原則去發展理論，避免犯修正主義或教條主義的錯誤，使全黨從上到下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下團結奮斗！

（2011年11月12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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