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劉永佶教授新著《官文化批判——中國文化變革的首要任務》已由中國經濟出版社于二○一一年金秋十月出版發行。本書以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和方法，以社會主義文化對中國古代兩千多年的統治文化的研究，分析了官文化產生的社會基礎和歷史作用，歸納了孔丘所創儒家道統的范疇體系和官文化的特征內容。論證了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批判官文化的必要性和方法論原則。全書共八章，分別論述了：官文化的性質，官文化基本理論儒家道統的形成與演化，儒家道統的范疇體系，官文化的特征與內容，官文化統治的結果與被統治者對它的適應——小農意識，官文化對人與社會發展的制約，官文化在“洋務派”、北洋軍閥、蔣介石集團統治時期的存在，確立社會主義民主權威批判和克服官文化。本書主要內容將于近期在烏有之鄉網站精選首發。敬請關注。　　

重塑中國魂：文化變革的緊迫與必然（中）　　

四、文化的社會歷史存在及其國度性和世界性　　

在一些人看來，文化是神秘的，它無形卻有力，它無所不在，卻又看不見摸不著。于是，“上帝”說，“天命”說，“絕對精神”說等等，都用來解釋文化來源及其存在。在持這些觀點的人看來，文化是外在于人，外在于社會的，是外力對人的指導和作用。人只是被動地被這些外力所支配、所制約。實際上，文化是人的意識的產物，是社會存在和社會矛盾的集中表現。文化并不是外在于人、外在于社會的，而是存在于人的意識和行為，存在于社會歷史發展之中的。文化本身就是社會歷史的一個重要內容，它的存在也在社會歷史發展中呈現出國度特殊性和世界一般性。文化因社會矛盾而形成矛盾，并在社會變革中進行變革。文化變革是社會變革的先導，而其完成，又在社會變革中。　　

文化不像生產勞動那樣，直接作用于自然物，而是作用于人，它所改變的，是人的意識，并由此而影響和制約人的活動。正是在人的意識形態和社會關系及人的行為中，體現著文化的存在。文化在社會歷史發展中，是與經濟、政治共同存在，并互相制約的重要方面。　　

文化的存在與作用，并不像唯物主義者所說的，只是對經濟和政治活動的被動反映，而是能動的表現，并且直接作用于經濟和政治，是其內在的因素。文化作為社會生活的一個方面，是實實在在地存在并發揮著作用的，不論社會總體，還是每個個體都在文化的作用下存在、活動、矛盾、發展。文化產生于社會矛盾，并作用于社會矛盾，是社會生活和歷史發展的重要方面和因素。　　

文化以兩種基本的方式存在著，一是總體的文化，或社會的文化形態；二是個體的文化，它存在于人們的意識中，作用于人們的作為中。　　

總體文化要有總體的存在形式，這就是社會的意識形態，從學科的角度說，有哲學及各門人文社會科學。專門從事文化研究的學者們，實際上已將文化研究職業化，或者說，他們的職業就是研究總體的文化，論證總體的文化。在他們的專業研究中，總體文化已成為相對獨立的存在了，連篇累牘的著述，是文化的物質存在方式。于是，一些人產生幻覺，認為文化就是這些著述；只有這些專門從事文化的人才有文化。總體文化是表現于這些關于文化的著述中，但這些著述并不是總體文化的全部。專門從事總體文化研究的人，當然會更多地注重文化的總體性，但他們本人畢竟還是個體的存在。從古至今，還沒有一個思想家或“文化人”窮盡了總體文化，或者說他的著述是總體文化的最終表述。雖然有像朱熹、黑格爾那樣的大思辨家在形成了自己的思想體系之后，往往會以為自己真的發現了最終的“理”，并成了“絕對理念”的代言人；還有一些基督教的圣徒在對教義做了系統的闡釋后，自稱是終結了文化，如托馬斯·阿奎那的《神學大全》；以及眾多平庸但頗具野心的宣傳員們，往往把其宣傳的某種思想和觀念說成是“最高”、“最全”、“最偉大”、“最有用”。但歷史是無情的，社會也是無限的，個體的研究者至多只能對他所處的時期的文化做了比較全面、比較系統的歸納和表述而已。　　

但總體文化畢竟是存在的，它不存在于某個個體的“一”上，而是存在于全部個體的“一”所構成的總體上，并對所有個體的社會存在和社會生活起著制約作用。而個體人，不只是那些專門的研究者，而是全部存在過、存在著的個體人，都對總體文化貢獻著、提供著必要的因素，進而在自己的意識中體現著這種總體文化。　　

個體文化，也就是個體的價值觀、思想和道德。這在每個個體人那里都是非常實在的，他的每一步行動，他的每一句言論，都體現出其個體的文化。個體文化不是孤立的，而是總體文化的具體化，同時又是總體文化得以形成發展的基礎。也正是通過個體文化及其相互的對立、斗爭和協調，才有了文化對社會的作用。而每個個體人都會從捫心自問，從反思中發現自己的文化觀念。也正是在個體存在與個體文化中，總體文化才成為實在的，并作為社會生活的重要方面而發揮著作用。　　

文化作為社會生活的重要方面，在總體上是與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相并列，而且相互制約的，而在個體形式上，文化又具體作用和體現于人們的經濟生活的政治關系上。文化集中反映著社會矛盾，也即經濟和政治生活中的各種關系及其矛盾，同時，也要在經濟生活和政治關系中發揮其作用。　　

人的經濟活動，簡單說來，就是以勞動來改造自然物質或服務于人，以滿足人的需要。但實際過程要比這具體得多，也復雜得多。勞動是個體的，需要也是個體的。要進行勞動，必須有社會的協同，有人與人的交往與合作；而人的勞動與動物的活動不同之處，又在于勞動是有目的、有意識的行為。意識不僅是人勞動的主導，也指導人的交往。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社會經濟和政治已形成比較穩定的制度和結構，這對于個體的人來說，似乎已是一個先驗的，也不以自己的意志為轉移的存在了。　　

社會的經濟、政治制度，以及由之而來的各種規則，是文明發展的產物，有相應的物質條件為基礎。但對于個體的人來說，經濟和政治制度，都要通過意識來接受。這些制度，包括各種經濟的、政治的權利，以及規則、法律、政策等等，都是以文化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或者說都要表現于文化，才能為個體的意識所接受。而文化中的價值觀、思想和道德，也主要是針對經濟和政治行為與關系的。如果沒有文化，那么，經濟和政治制度也就不能表現出來，社會也就不成其為社會了。社會總體是通過文化對個體人的意識進行制約和規范，個體人也是在這種制約和規范下來具體參與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生活的。　　

文化是社會矛盾的集中反映，當社會矛盾在斗爭和演化中呈現出其階段性時，文化不可能不隨之發生變化，并呈現出相應的階段性。文化變革本身就是歷史變革的一部分，而且與經濟、政治的變革相比，它還有一定的超前期和滯后期。文化變革的先行和滯后，其時間相對于大的歷史階段而言，都是很短的，并不妨礙文化的階段性與歷史階段性的統一，而只有充分認識這種先行和滯后，才能真正地認識文化的歷史階段性。文化的階段性，應根據社會歷史的階段性來規定，如奴隸主文化、封建文化、官文化、資本主義文化、社會主義文化。　　

社會矛盾的斗爭，從縱的方面看，呈現為階段性，而從橫切面的分析中，又集中反映為階級性。這一點表現于文化上，也就使文化具有了階級性。認識文化的階級性，是我們規定文化矛盾的關鍵。階級性是在特定文明條件下，在人身權和所有生產資料、勞動成果上的差別性對立性。階級不僅體現于經濟上，而且要以政治的制度、法律、政策加以維護。經濟和政治上的階級性，必然由文化上的差別性加以規定和表現。在文化發展的各階段，除原始社會外，其他各階段的文化都表現出階級的利益和意志，都會集中體現于其文化形態上。而統治階級的文化，也因其各種優勢，在文化上占統治地位。　　

統治階級的思想家們為了維護其階級的統治，要把自己階級的文化說成是全人類的、全部國家的共同利益的表現。而當他們鼓吹國家利益的時候，是有意識地抽掉國家作為階級統治的工具這一實質，把國家作為全體國民的總體代表，并反復強調“國家的利益”，實際上國家的利益不過是統治階級利益的代名詞罷了。至于統治者的御用文人們所說的“國家的文化”，也是他們利用自己的統治地位，將其階級的文化包裝成全體國民的意識。這種包裝了的假象如此巧妙，以至連被統治階級中不以文化為職業的人也認為其真的是“國家的文化”了。除了統治階級要進行這種包裝外，革命的階級在反抗舊的階級統治時，也會進行這種裝飾。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在考察歷史運動時，如果把統治階級的思想和統治階級本身分割開來，使這些思想獨立化，如果不顧生產這些思想的條件和它們的生產者而硬說該時代占統治地位的是這些或那些思想，也就是說，如果完全不考慮這些思想的基礎——個人和歷史環境，那就可以這樣說：例如，在貴族統治時期占統治地位的是忠誠信義等等概念，而在資產階級統治時期占統治地位的則是自由平等等等概念。總之，統治階級自己為自己編造出諸如此類的幻想。所有歷史學家（主要是18世紀以來的）所固有的這種歷史觀必然會碰到這樣的一種現象：占統治地位的將是愈來愈抽象的思想，即愈來愈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事情是這樣的，每一個企圖代替舊統治階級的地位的新階級，就是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講，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進行革命的階級，僅就它對抗另一個階級這一點來說，從一開始就不是作為一個階級，而是作為全社會的代表出現的；它儼然以社會全體群眾的姿態反對唯一的統治階級。它之所以能這樣做，是因為它的利益在開始時的確同其余一切非統治階級的共同利益還多少有一些聯系，在當時存在的那些關系的壓力下還來不及發展為特殊階級的特殊利益。因此，這一階級的勝利對于其他未能爭得統治的階級中的許多人說來也是有利的，但這只是就這種勝利使這些個人有可能上升到統治階級行列這一點講的。當法國資產階級推翻了貴族的統治之后，在許多無產者面前由此出現了升到無產階級之上的可能性，但是只有當他們變成資產者的時候才達到這一點。由此可見，每一個新階級賴以建立自己統治的基礎，比它以前的統治階級所依賴的基礎要寬廣一些；可是后來，非統治階級和取得統治的階級之間的對立也發展得更尖銳和更深刻。這兩種情況使得非統治階級反對新統治階級的斗爭在否定舊社會制度方面，又比起過去一切爭得統治的階級要更加堅決、更加激進。[①] 　　

階級的文化以超階級的形式出現，這是階級社會的共性。文化的階級性，是文化的基本社會性質。而歷來的統治階級則利用他們的權力，千方百計地掩飾這種階級性，從而使文化帶上超階級的外觀。集權官僚地主階級的忠信仁義，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都包含著深刻的階級利益，宣揚這樣的文化，迫使被統治者接受這樣的文化，只能對統治者有利。直到今天，文化的階級性還沒有得到明確認識，以至一些人打著“復興傳統文化”的旗號，宣傳過時的、舊時代統治階級的文化，來謀求自己現實的私利。亨廷頓的“既定文化說”就是典型，而在今天中國那些將舊的官文化披上超階級的“國文化”、“種文化”、“族文化”外衣，肆無忌憚地宣傳“保護弘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但他們實際所想和所做的，無非是在這些文化觀念的掩護下，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以致進一步權錢交易，“官倒”，腐敗。　　

強調文化的階段性和階級性并不是否認文化的國度性。文化的國度性是文化階段性的具體存在，其中包含著、體現著階段性和階級性。或者說，特定國度的文化中都具體包括了文化的階段性和階級性。　　

如果說文化的階級性不容易被人所認識，也不愿被一些人所承認，但文化的國度性卻是人們所樂道的，甚至會將它絕對化，以至出現否認文化的世界一般性的結論。　　

早在亨廷頓之前七十多年，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哲學》一書中，將人類文化分為三種，即西方文化、中國文化、印度文化。他認為這三種文化是從三種不同的根本精神所生出的。　　

（一）“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為其根本精神的”，“遇到問題都是對于前面去下手，這種下手的結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滿足我們的要求”；　　

（二）“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遇到問題不去要求解決，履行局面，就在這種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滿足，……他所持應付問題的方法只是自己意欲的調和罷了”；　　

（三）“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遇到問題他就想根本取消這種問題或要求。”[②] 　　

他舉例說，假如屋破而漏，如何對待？西方人是拆除舊屋，重建新房；中國人則只是修葺破屋，將就過去；印度人就在于消除住不漏雨房屋的意欲。為此，西方、中國、印度三種文化又造成其各自的“生活真諦”：　　

（一）西洋生活是直覺運用理智的；　　

（二）中國生活是理智運用直覺的；　　

（三）印度生活是理智運用現量的。[③]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梁漱溟的這種分法，只是從對待事物的態度中截取某一表層差異就界定文化的性質，是根本說不通的。以他舉屋破的例子論，西方人就應該永遠蓋新房，中國人就應永遠修破房，而印度人就只能住在不漏雨的觀念中。這與事實完全不符。但以這種方法將人類截然分成不同的國度文化和民族文化的說詞，在中外文化學的研究者那里是很普遍的。亨廷頓也屬此類。　　

梁漱溟所說的“根本精神”由何而來？再者，梁氏完全不顧歷史的階段性，他所說的西方文化，是近代西方的資產階級文化，而中國文化則僅是古代的以儒家為代表的文化，印度文化呢，就更單純了，那就是印度教。若從歷史的階段性上說，西方文化是資本主義文化，中國文化是集權官僚制的文化，印度文化則還是奴隸制文化。其可比性有多大？他閉口不談西方在封建制度下的文化，也不談印度近、現代的殖民地文化。而是從這種跨歷史階段的比較中，硬是抽出某種特點，將之說成是西方、中國、印度的國家文化或民族文化，而且認為這些差別是絕對的、永遠要保持下去的。在這方面，梁氏算得上亨廷頓之類文化學者的導師。　　

文化國度性的根據，不是來自社會生活、社會矛盾之外的什么“精神”或“主宰”。文化的國度性就來自人類總體在特定歷史時期由于文明的發展與社會矛盾的狀況所造成的差異。既然在這特定的、人類文明的初級階段上形成了國家，并以此為個體存在的一種總體形式和單位，那么，國家的作用就是非常重要的，國家是經濟、政治的基本范疇，社會制度、社會結構都是由國家這個范疇所界定的，階級關系也是在國家的范圍內來劃分的。而國家作為階級統治的工具，又必然將本國度范圍內的社會矛盾，集中起來，從而對文化發生直接的影響。國家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成系統的，并具有一定的排外性，這又是文化國度性的重要條件。　　

從國家產生的幾千年歷史看，其對文化的制約是明確的，從而使人類已有的文化都帶上國度性。有些國家存在的時間是比較短的，它們也對文化有所制約，但其文化比較初級，范圍小，內涵不足，很難流傳下來。我們這里說的文化的國度性，主要就是那些有悠久歷史的，而且從國界上也相對穩定的國家對文化的制約所形成的。這里最典型的就是中國和歐洲。中國作為一個國度，已存在了幾千年，其國界基本上是以黃河、長江流域為中心，并逐步向外擴張，而制度的演變也在這個范圍內展開。這相對穩定的國度性，對文化的制約是非常明顯的，中國文化作為人類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具有鮮明的特征，就取決于這種國度性。歐洲雖沒有形成統一國家，但羅馬帝國統治及其后封建領主制時期羅馬教皇這個“文化帝國”，使基督教作為其文化的主導延續下來，并于近代形成了資本主義文化，進而擴展至北美洲。而近、現代歐美各國的文化又有一定的國度差異。　　

文化的國度性是文化的社會歷史存在的重要表現，但文化國度性并不排斥，也不能改變文化的階段性和階級性，而是文化的歷史階段性和階級性的具體存在。任何國家的文化，都是歷史形成的，是在特定歷史階段由其統治階級意識主導的。隨著文明的發展和國際交往的密切，文化還呈現出世界一般性，并在不斷的交流中相互促進。　　

所謂文化的世界性，就是人類總體在文化發展上的共同性。這是由人類總體存在的一般性所決定的，是世界社會矛盾的集中表現。有沒有文化，是人類與其他動物的本質區別之一。人類的存在和發展，是有內在的統一性和共同性的。勞動、需要、交往、意識這四個基本要素，是世界上各個區域的人類所共有的，雖說勞動和交往的方式，會有所區別，但其實質卻是相同的。文化作為有關人生和社會關系的意識，直接作用于人的勞動和交往，而且是人的需要的一種表現，它也會因各方面的條件而表現出差異，但從一般性上說，卻是共同的。　　

文化的世界性，表現出兩種形式，一是全部人類總體在空間和時間上的共性，包括從人類產生到人類消亡這個漫長的歷史時間內，地球上所有個體人都具有的一般性。由于文化的世界性一般性，使人類在總體上的共同性得到集中體現，不論是在任何地方，也不論操何種語言的人，都會因文化的共同性而認同。那些乘坐同一太空船、航天器的不同國籍的科學家們，會明顯地感覺到其文化的世界性遠大于文化的國度性的民族性。　　

文化世界性的第二個，也是更為具體的形式，就是文化的階段性和階級性。雖說不同國度在歷史的發展上會有差異，但人類總體的階段性和階級性，卻在所有國家都有所體現。　　

文化世界性的階段性，即不同國度在特定歷史發展階段文化的共性。這一點，在封建社會形態和資本主義社會形態這兩個階段上，表現得很明顯。世界文化在特定歷史階段上的共性，是由這一階段的社會矛盾的共性所決定的，而其各自的文化國度性，也必然隨歷史階段的演化而變化。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各地區、國度的發展是不平衡的，世界文化的階段性也只能體現于同處一個歷史階段的國家，有些地區的發展相對滯后，因而雖與先進國家處于同一時期，但文化的階段一般性也不能體現。如非洲的一些國家，基本上沒有經歷封建社會，因此就沒有封建社會階段的文化。而先進國家的文化，又由于其他國家發展的滯后，達不到相應階段，而顯得“獨特”，這在中國的集權官僚制社會中的官文化中充分顯現，只是到公元13至18世紀，歐洲才形成初級的集權官僚制，并開始效法官文化，但很快被資本主義革命所沖擊。而發端于歐洲的資本主義文化，正隨資本的全球化擴張在世界各國普及。　　

文化世界性的階級性，是與其階段性相統一的。不論任何國家的人，都會在原始社會后不同的歷史階段上劃分為階級，而這種階級的劃分，又具有世界的共性。這一點，也就使處于同一階級地位的人在文化上有了共性。不論在地球上哪個國度，歷史和現實只要有奴隸與奴隸主的對立，封建領主與農奴的對立，官僚地主與農民的對立，資本家與雇傭勞動者的對立，都有其共同性，表現于文化上，就是文化階級性的世界性，一些片面強調文化國度性的人，實際上恰是為了掩飾文化的階級性及其所反映的階級矛盾。馬克思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并宣稱“工人沒有祖國”。恰恰是要突出無產階級在利益和文化上的世界共同性。對于被壓迫、被剝削的勞動群眾來說，階級利益上的世界共同性和文化的階級性，是比文化的國度性更為重要，也更應強調的。與之相應，各國的資產階級也都強調資本主義文化的世界性，將之說成“普世文化”、“普世價值”，共同發動資本主導的全球化。　　

“人往高處走”。這句平凡的俗語道出了人類發展中的一個根本性規律。這個“高”處，就是文明的發展，就是在勞動者素質技能不斷提高的進程中，勞動的發展及其對需要的滿足。人的需要與動物的需要是有本質差別的。人的需要是與意識密切結合的，也就是說，人的需要不僅是本能，而且是經過意識的加工和創造的。人的需要又會隨生產和社會的不斷發展，不斷地提高。人的勞動和交往，也會在意識的支配下，為滿足不斷提高的需要，而不斷地發展。　　

這就是人類發展的基本趨向，在這種趨向的導引下，人類的文明在不斷發展，勞動者素質技能在不斷提高，人類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構也在不斷地變革。在這一過程中，不同國度的人從總體上也從個體上，相互交往，從而使各自的文明有了比較，科學技術的先進，生產力發展程度，哪種生產方式更適合生產力發展，哪種生活方式能給人以更多、更好的滿足，哪種管理技能更有效率，哪種語言更適宜相互交流，哪些藝術能給人以更多享受，都能從交往上和比較中得以認識。而在個體人那里，首先就會從生活方式上向先進的文明學習，進而逐步地擴展到生產方式上，擴展到全部文明，制約文化的發展和變革。盡管國際之間、民族之間的交往并不都是和平的，但即便是戰爭，也會從對方的武器、組織等方面，學到比自己高明的東西。而通商則是長期交往的基本形式，商品中所包含的先進文明，在相互的流通中得以借鑒和引用。　　

文化的交流是文明交往中比較深層次的交往、認識的結果，而且是社會制度的比較和借鑒的前導。文化交流是不同國度的個體人相互交往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這個過程中，文化的世界性是基礎、是前提。由于文化的世界一般性，才使不同國度的人能夠交流，而交流的時候，又必然使其各自的文化特殊性有所表現，從而產生了必要的比較。人的本性使之對對方的文化有了這樣或那樣的認識。雖然會有保守意識，但吸收和借鑒卻又不可避免。這首先體現于與對方的交往中，為了使交往達到目的，有必要尊重乃至效法對方的文化。進而是向本國、本民族介紹外來的文化，并以此來與本民族的文化相比較。這種交流的過程，必然打破文化的國家界限，使外來文化與本國文化相融合，以此來思考本國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構。　　

文化的交流必然導致向先進文化的學習，這是文化世界性的突出表現。而這種學習，又體現在文化的階段性和階級性上。　　

從文化階段性上對先進文化的學習，主要是指落后國家對在歷史發展階段上比自己先進的國家文化的學習與吸收。這在歷史上和現實中是屢見不鮮的。朝鮮、日本、越南等國對中國儒家學說的學習；近代初期歐洲人對中國文化的學習；近代末期中國人對歐洲文化的學習。這些都是從文化階段性上對先進文化的學習，這種學習，既不是如近代歐洲人所說的“全盤華化”，也不是現代中國人所說的“全盤西化”，但對于落后國家在文化發展中的引導作用，卻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因素。而且，這種文化發展階段性上的學習，不僅會導致文化的變革和進步，而且會成為社會制度變革的前導。　　

從文化階級性上對先進文化的學習，主要是落后國家的被統治階級為了爭取自身的解放和進步，對先進國家中與自己地位相似的階級文化觀念的學習。這在近、現代表現在尤為明顯。近代初期的歐洲，處于嚴酷的封建、專制和與之相適應的基督教文化統治下，當他們接觸到中國的官文化和小農意識，明顯地感到中華文化的先進性，特別是對平民和農奴來說，中國的官文化和小農意識具有很強的吸引力，他們努力引進這種文化，并將之貫徹于反封建和專制統治的斗爭中去，這在早期資產階級思想家的著述中，有明顯的表現。而近代末期的中國資產階級的代表，則又接受了西方資本主義的文化，以此作為社會改良和社會革命的指導思想。文化階級性上的學習，最為突出的，就是近、現代各國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俄國、中國的革命，就是在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前提下展開的。　　

文化交流的過程，是文化融通的必要內容，那些以前是外國的文化，經過本國在文化上的學習和吸收，最終又會成為本國文化的一部分，這是一個由外轉內的過程，也是文化世界性的表現。而之所以有這種轉化，根本原因還在于人類總體社會矛盾的一般性，在于文化發展的階段性和階級性。也正因此，才產生了文化矛盾與文化變革。　　

五、文化矛盾與文化變革　　

文化作為文明的組成部分，是社會矛盾的集中反映和重要方面，它的存在與發展，也呈現矛盾。文化矛盾與社會矛盾是統一的，并在社會變革的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文化矛盾的演化也與文明和社會矛盾的發展一樣，呈現出漸變和突變兩種方式。文化變革是文化矛盾演化中的突變形式，這是漸變形式累積的結果，也是社會變革的重要方面。　　

文化矛盾作為人類社會的重要內容，對所有個體人的生活都有制約，而且是個體人生活的必要方面。不論是個體人，還是人類總體，都不可能擺脫文化矛盾。但文化矛盾畢竟是人類社會特有的，人類也會通過自己的努力，促使其向著更符合人性，更有利于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方向演化。　　

文化矛盾的發展是與文明的總體發展相統一的，在對文明的發展起著促動作用的同時，受文明其他因素發展的制約和促進。文明的七要素科學技術、生產力、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文化、管理技能、語言藝術是統一的，文化作為對人類自身社會存在和社會矛盾的理性認識，必然受文明其他因素的制約，并且要通過對文明主體的價值觀、思想和道德的制約，而作用于文明的其他要素。唯生產力論者往往片面強調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地位與作用，將其說成是絕對決定性的，不僅根本不受文化的制約，而且對文化起著決定作用。這是與文明發展的歷史不相符的。文化的作用在于人，從事科學技術和生產活動的主體，都是人，都是在一定價值觀、思想和道德的支配下進行其活動的。文化矛盾是受文明各要素的相互制約而形成的，是與文明發展的階段相統一的。　　

文化矛盾是文明發展過程中社會矛盾的集中反映，也是社會矛盾的一個重要方面。在階級社會中，文化矛盾的主要內容，就是文化階級性的體現，或者說是階級文化之間的矛盾。而這種階級文化的矛盾，又會以新與舊兩個階段文化的矛盾的形式表現出來。圍繞文化的階級矛盾，文化的國度性也成為文化矛盾的重要內容，即不同國度的文化在相互交流中的矛盾。　　

階級之間的文化矛盾，是文化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它是社會階級矛盾的反映，同時也是階級矛盾和斗爭的重要方面。階級之間的文化矛盾在文化矛盾中處于主導地位，起著支配作用。認識文化矛盾，關鍵就在于揭示和論證階級間的文化矛盾。不同的社會歷史階段，有不同的階級矛盾，階級間的文化矛盾也隨著階級矛盾的轉化而呈現出不同的形式。一般說來，同一社會階段中對立的兩個階級，都有自己的文化觀念和體系，而這兩個階級間的文化矛盾，也就成為該社會主要的文化矛盾。　　

奴隸社會中，奴隸主文化與奴隸的文化是主要矛盾，該社會階段還存在的少量自由民的文化，雖然也與奴隸主文化發生矛盾，但只是次要文化矛盾。奴隸主文化的特點，就是把自己視為諸神（不同氏族有不同的神）的化身，而把奴隸視為與牲畜一樣的生產工具，奴隸主以暴力對奴隸鎮壓，以此來維護自己絕對的統治。而奴隸文化則認可奴隸主強加的奴隸意識，服從奴隸主的統治，但到奴隸制后期，奴隸們素質技能有所提高，開始意識到奴隸也是人，也有做人的資格，這在古希臘的奴隸起義和早期基督教的教義中都有所體現。封建領主制社會主要的文化矛盾是領主文化與農奴文化的矛盾。領主文化的特點，是將自己視為上帝（一神）的化身，是它在人間的代表，他們的地位來自血統，他們也以暴力為統治的主要手段，認為農奴向他們提供供奉是天經地義的，他們是土地的主人，也是農奴的主人。而農奴文化在接受并服從領主統治的同時，逐步認識到自己也和領主一樣，都是上帝或神的子女，這在歐洲國家的基督徒那里表現得尤為突出，他們也要求自己有與領主同樣的做人的資格。集權官僚制社會，也即中國從秦漢到明清這兩千年時間內，文化的主要矛盾是官文化與小農意識之間的矛盾。官文化以天命為依據，在宣稱皇帝及其委派的官是天命或天道在人間的體現，是替天行使其管理權的同時，要求民眾絕對服從官僚統治，官僚既要教化民眾，也可以用暴力鎮壓那些不服天命的民眾。而小農意識則是從自己特定的生產方式出發，突出農民的私利，雖然在農民起義綱領中能夠體現出農民的反抗意識，但這也主要是要求使農民領袖也上升到官僚地位，或者是要求官僚的統治相對寬松些。歐洲的集權官僚制形成較晚，且存在時間短（三百年左右），其文化特征不明顯，但基本與中國集權官僚制社會相似。　　

在奴隸社會和封建領主制和集權官僚制社會的主要文化矛盾中，對立的雙方雖在特定時期表現出明顯的沖突，但在大多數時期沖突卻不明顯，這主要原因是被統治的勞動者素質相對低下，能專門從事文化研究的人，大都是統治階級的一部分，被統治者很少有專門的思想家來研究和論證他們的文化。這使被統治階級在文化上也處被統治地位，對于統治階級的文化，則采取認可和接受的態度，并由此來支配自己的行動。對于自己的文化，則力求使之與統治階級的文化相適應，或者說在觀念上服從統治的前提下，再維持自己那少得可憐的利益。這在中國的小農意識中表現得最為突出。只有到連這微小的利益也不能維持的時候，也即再退步就是死亡的情況下，他們才會起來反抗，但一旦反抗成功，又可以維持這微小利益的時候，他們又會認可新的統治。　　

當歐洲封建領主制衰落，集權官僚制剛剛形成的時候，新興的資產階級登上了歷史舞臺，他們憑借自己雄厚的經濟實力和強烈的政治要求，提出了自己的文化。與奴隸、農奴、農民不同的是，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人可以專門從事文化的研究，他們也可以養得起一部分人專門從事這種研究。這樣，在資產階級還是被統治階級的時候，就形成了明確系統的資本主義文化。這在歐洲的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時期表現得相當突出。而資產階級就是在自己的系統文化的導引下，來反抗、推翻封建領主和集權專制統治的。雖然資產階級文化與封建領主貴族及專制君主官僚的文化也有某種程度的妥協，但其對立和斗爭卻是明確的。當資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時，他們在很短的時間就將其文化體系的對立面轉向雇傭勞動者階級，并把其文化的主要內容變成如何統治雇傭勞動者階級上。這時，文化中的主要矛盾也就轉變為資產階級文化與雇傭勞動者階級文化的矛盾。　　

雇傭勞動者階級雖然沒有像資產階級那樣的經濟實力，也沒有那樣多的人和那樣方便的研究與宣傳的條件，但雇傭勞動者階級的自覺的思想代表卻依據著日益發展壯大的社會主義運動，提出并確立了社會主義文化，特別是馬克思的畢生努力，使雇傭勞動者階級具有了自己嚴密而系統的理論體系，從而使雇傭勞動者階級在文化上占有一個領先地位和理論上的優勢。但我們也應看到，資產階級畢竟是一個資本雄厚的階級，他們雖然很難產生一個文化上的天才，但卻可以用金錢雇傭一大批御用文人，來為他們編織文化。這是非常龐雜的體系，既為資本統治的合理性進行辯護，又對社會主義文化進行歪曲和瓦解。而在雇傭勞動者階級隊伍中，由于教條主義和各種舊文化的滲透，使社會主義文化停滯不前，甚至從中生出非社會主義的文化。這不僅制約了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而且對社會主義運動起到了負面制約。　　

這就是人類總體自有階級以來主要文化矛盾演變的基本脈絡。在20世紀，少數國家曾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從而使其中的主要文化矛盾有了自己的特殊性。如果按一般的邏輯推理，資本主義社會之后的社會主義社會，其文化的主要矛盾在開始時期，應是社會主義文化與資本主義文化的矛盾，但這些在特殊條件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如蘇聯、中國，卻因沒有成熟的資本主義統治，主要矛盾不是表現為社會主義文化與資本主義文化之間的矛盾，而是社會主義文化與舊的統治文化殘余的矛盾。　　

圍繞階級文化矛盾，還有各階層、利益集團間的文化矛盾、國度文化矛盾、民族文化矛盾、以及舊社會傳統文化與新文化之間的矛盾等。這些矛盾構成錯綜復雜的文化矛盾系統。由于人們往往將自己階級、階層、集團的文化說成是全人類共同的文化，將本國文化說成是超階級的文化，因而，文化矛盾的階級性很難為人們所認知。人們不是從文化的本質，即各種文化體系所體現的階級利益去認識文化矛盾，而是在文化矛盾的表面現象上做文章，從抽象、空洞的人性去評判這些矛盾，或者只從國度、民族以及時間的先后等形式的差別上，去認識文化的矛盾。　　

抓住文化矛盾中的階級文化矛盾這一主要矛盾，是研究文化矛盾的關鍵，看似錯綜復雜的文化矛盾現象，可以由此而得到解釋。階級的存在是不以我們愿意與否決定的，文化的階級性和階級的文化矛盾在今天仍是事實。包括那種否認文化階級性的人，也有強烈的階級性，不信，請諸位捫心自問，認真反思，就可以發現自己的階級性。只有承認文化的階級性，才能認識文化的矛盾，才能進一步探究由文化矛盾引發的文化變革。　　

文化變革是文化矛盾演化中的突變形式，是長期漸變積累的結果，也是新的漸變過程的起點。文化變革是社會變革的表現，也是社會變革中相當重要的、具有前導和指導性的內容。　　

作為文明的一部分，文化的發展，是與文明其他環節和要素的發展相統一的。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管理技能、語言藝術的發展，必然導致社會制度、社會結構的變化，這種變化又會直接表現于人的價值觀、思想和道德，即文化的變革。　　

文化的變革是以社會矛盾的演化為基礎的，它集中了文明主體及文明發展的要求，而且是舊文化與新的文明發生沖突，進而文明主體與舊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構發生沖突的必然表現。文化變革的內容是人們價值觀的變化，對舊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構在思想上的否定和道德觀念的改造。這三個環節是統一的，其核心就是有關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構的舊思想體系的否定，而這又是已經開始變革的人的階級關系的反映。　　

文化變革貫穿于社會變革的全過程，而且在時間上還有一定的超前或滯后，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就在于文化對社會矛盾的反映要比實際的變革運動更敏感。當社會變革之后，還會有人在文化上保守舊觀念。　　

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是一次典型的文化變革，其社會基礎，就是此時舊的封建領主制與文明主體和文明發展的尖銳矛盾，在各諸侯國內部，已出現了某些變革跡象，而在各諸侯國之間的戰爭，又是從總體上改變舊的封建領主制大趨勢的表現。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形成了歷時幾百年的文化大變革運動。社會的各種勢力，都將自己的利益集合于文化，形成了以諸子百家為代表的各種觀念。儒、墨、道、法、兵、術、農、名、陰陽等家，從總體上看都是反映社會變革大趨勢的，真正的保守勢力，是那些頑固守舊的封建領主，他們的文化，還是舊的觀念，但他們無力，也沒有可能形成一個新體系。諸子百家間也是有矛盾、有斗爭的，這是各種要求變革的社會勢力、集團之間的矛盾反映。這場文化大變革，不僅沖破了舊的文化，而且為社會變革和變革以后的社會，提供了理論依據。儒家道統由此而形成，并在中國集權官僚制社會中成為統治階級官文化的基本理論。諸子百家中，有的因其代表的階級不可能上升為統治階級，如墨家，而逐漸地萎縮，而更多的是，如道、法、兵、術等家，則被納入儒家道統，成為官文化的組成部分。墨家從顯學地位上的衰落，是其所代表的農奴和平民地位變化的反映，到集權官僚制度下，小農意識雖然不是從學理上，但在觀念上承繼了墨家的思想脈絡，與官文化在總體上相矛盾著。　　

歐洲歷史上比較突出的文化變革，有基督教運動、文藝復興運動和啟蒙運動，近、現代則是馬克思主義的產生和社會主義運動。這些文化變革都是歐洲社會變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在社會變革中起著引導作用。　　

基督教最初是奴隸、下層自由民的利益和意志的體現，其基本觀念，就是人與人在生命體上的平等，所謂上帝造人，人人都是上帝子女的意識，本身就是對奴隸制的反抗。基督教在社會下層流傳，而且得到廣泛的支持，逐步形成一股大的社會勢力，并為以日耳曼為首的部落聯盟消滅羅馬帝國創造了思想前提，進而被新興的封建領主所利用和改造，成為封建領主制社會的統治文化。正是在基督教運動的促動下，歐洲進行了從奴隸制向封建領主制的轉化。當基督教被改造成封建統治者的文化形態后，它的進步性和革命性也日見消失，成為保守勢力的保守文化。到15、16世紀，新興的商業資產階級迫切要求一種反映自己利益的文化，這就促成了由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運動開始到啟蒙運動的文化變革。這場文化變革，以反對教會統治，對基督教教義的懷疑和重新解釋為發端，以自然神論和唯物主義反對上帝主義，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及人的自由發展，以自由競爭來占有物質財富，逐步形成了近代資產階級的文化體系。這場變革徹底地改變了歐洲人的價值觀、思想和道德，引導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促成了由封建領主制度向資本主義制度的變革。　　

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社會主義文化運動，是近、現代歐洲，也是全世界的一場文化大變革。這場文化變革的萌芽，幾乎可以追溯到文藝復興時期，以后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都有所發展。這是代表著與資產階級同時出現的無產階級利益的文化運動。在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構確立以前，社會主義文化還與資本主義文化相聯合，共同反對封建和專制統治。而當資本的統治地位確立，社會的主要矛盾演變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之后，社會主義文化與資本主義文化的對立也明確了。資本主義文化已由革命的、進步的文化變成保守的、沒落的文化，它以維護資產階級的既得利益為己任，以掩飾資本主義社會矛盾、鞏固資本統治的社會制度為主要內容。由馬克思規定基本觀念和原則的社會主義文化，是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利益的集中體現，也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揭示和論證，并指出了這一矛盾的必然趨勢和解決途徑。這是一種全新的價值觀、思想和道德體系。社會主義文化運動是社會主義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近代末期發端，已成為現代社會文化變革的主導。整個20世紀的文化，從總體上看就是社會主義文化反對資本主義文化的文化變革運動。雖然矛盾的主要方面還在資本主義文化這一方，但社會主義文化作為新生的、革命的、進步的價值觀和思想、道德，代表了社會變革的方向。社會主義文化運動的社會功能是偉大的，幾乎整個20世紀的所有社會進步，都是在社會主義文化的引導下進行的。雖然“蘇聯模式”具有嚴重缺陷，并因沒有按社會主義原則進行改革而導致社會主義運動的巨大挫折，但社會主義文化并沒有終結，它還要在反思中克服缺陷，并由此發展，成為人類總體社會變革的指導思想。　　

對于以上文化矛盾和文化變革的說法，亨廷頓及與他一樣抱有“既定文化說”的人肯定是不同意的。他們會舉出許多歷史和現實中文化沖突的事例來反駁，尤其是將21世紀以來美國與世界各國的沖突說成是既定文化及其“實體”文明間的沖突，表面看似乎言之有理：美國與伊斯蘭國家的沖突是基督教文化與伊斯蘭文化的沖突；美國與中國的沖突是基督教文化與儒教文化的沖突；美國與俄國的沖突是基督教文化中的新教與東正教的沖突。以至將各國之間的矛盾都用這樣的文化（文明）的沖突來說明。依各種形式的“既定文化說”，現代文化的矛盾就是歷史上一兩千年前形成的文化的繼續，而且會不斷地繼續下去。持“既定文化說”的人并不承認文化的階段性和階級性，更不認可現代有資本主義文化、社會主義文化。　　

然而，按亨廷頓的邏輯，卻不能說明為什么在美國攻打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并與伊朗嚴重對立時，沙特、科威特、卡塔爾等一批篤信伊斯蘭教國家的統治者卻站在基督教文化的美國一方？而埃及、巴林、也門等美國的附庸國所爆發的“茉莉花革命”卻是以民主、人權等西方文化觀念為號召，推翻了信從伊斯蘭教但作為美國附庸的統治者？十幾年來中國的GDP主義經濟學家努力依從美國經濟學教義來改造中國的經濟體制和結構，卻將中國變成在為美國制造超廉價商品的同時，成為美國資本財團轉嫁經濟危機的場地？而中國的一些人面對嚴重的“輸入型通貨膨脹”及各種經濟社會問題時，為什么仍在將美國文化說成“普世文化”，極力鼓吹和推廣？　　

文化的國度性、民族性是存在的，但也正是國度或民族的文化中體現著世界性矛盾，包含著文化的階段性和階級性。隨著文明的發展和國際交往的密切，現時代任何國家的文化矛盾都是在體現其階級矛盾的同時，表現出其階級矛盾的世界共同性。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文化，已遠非基督教文化，而是由資本所有者階級與雇傭勞動者階級利益對立，而在意識形態呈現的資本主義文化與社會主義文化對立的矛盾綜合態。基督教早已不是歐美各國的主導文化，它已演變為資本主義文化的附庸和輔助，就像中國歷史上的道教和佛教是儒家道統的附庸和輔助一樣。所謂伊斯蘭國家也是如此。其中一些國家的統治階級已成為依附外國大資本財團的貴族資產階級或官僚資產階級，所以才會在美國侵略某伊斯蘭國家時站在美國（大資本財團）一方，而美國和歐洲各國的勞動者卻形成了強大的反對侵略伊斯蘭國家的運動。　　

現代人類已進入以工業生產方式為標志的文明時期，亨廷頓及其他持“既定文化說”的人所謂基督教文化、伊斯教文化、儒教文化，通是農業生產方式為標志的文明時期的意識形態，雖然還在形式上有所保留，但現代人類的文化已隨歷史階段的進步和階級主體的變化，而形成帶有世界一般性的資本主義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這是各國資產階級和雇傭勞動者階級共通的利益的集中體現，但也因國情差異而有國度特殊性。至于封建主義文化和官文化，作為現時代中殘存的舊統治勢力的意識形態，只在特定國度存在并作用，但大都因其主體依附于國際大資本財團，而依附于資本主義文化。它們在全世界的文化矛盾中并不處主要矛盾地位，但在特定國家，卻是主要矛盾的一個方面，依其主體的地位處于或是主要矛盾方面，或是次要矛盾方面。　　

現代世界的文化矛盾是現代世界經濟、政治矛盾的文化表現，是各國階級、階層利益沖突的反映和重要內容，以失去文明基礎和社會基礎的一兩千年前形成的舊文化形態來標志現代文化矛盾與沖突，或者是認識能力低下和方法滯后的表現，或者是既得利益者所雇思想代表的故意，都是不能正確規定現代世界文化矛盾和各國文化矛盾的。更為重要的是反對、干擾現代人類總體及各國的文化變革，由此阻礙社會變革和文明發展。這種情況在中國表現得尤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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