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

的偉大意義

黨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第一次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這個重大戰略任務，這是我們黨執政近六十年來不懈奮斗、艱苦探索努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又一最新成果，在整個人類的精神成長史上，這是又一次輝煌的日出，它對于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大力推進和諧社會建設、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十分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值得我們深入認識。

但我們也看到，這個戰略任務的提出已經有五年了，其理論上的重大意義尚未得到社會各方的充分認識，在實踐上也沒有多少新的進展。由于市場機制在社會生活中的不斷強化，人們在生存的自然必然性的強制壓力下，其頭腦被牢牢地拘束在以物為本的價值體系上，不僅普通民眾認識不到這一重大創新的意義，許多領導和理論、教育工作者也沒有看清其重大意義。有的人對其敬而遠之，有的人則出于私有者的本能而頑固地拒斥它，簡單地給它貼上“唯心主義”的標簽，就算是把它否定了。

針對這種情況，我們就有必要下一些功夫，深入認識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大意義。要想弄清這個問題，我們必須特別強調的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不是那種可以站在其外部進行分析研究的東西，而是必須進入其中，或者如老子所說的那樣把它“修之于身”，這樣才能真正地理解這種價值體系，然后才能站在這種價值體系的立場上，居高臨下地對人類精神進化的歷史獲得一個全面的認識，從而弄清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在人類精神成長過程中的地位，找到其成長的邏輯必然過程。正如葛蘭西所說的那樣：“人對于自己的世界觀進行這種批判改造，是從他意識到他實際上是個什么人開始，也就是從一個人‘認識自己’是整個以往歷史過程的產物開始。……不認識世界觀的歷史性，不設想這個世界觀處于何種發展階段，……就不能成為最直接和最完全意義的、也就是具有批判地認識的和一貫的世界觀的哲學家。”[1]

要認識價值體系進化的歷史過程和內在邏輯，我們必須認識社會價值體系的存在。價值體系可以區分為兩類：個體價值體系與社會價值體系。從個體來說，每個人都處于價值體系成長的某個階段，那些原來處于潛意識之中的需要，不斷地上升到人們的意識層面，成為人們自覺追求的核心價值。與個體的價值體系相對應的是社會價值體系，生活在同一個時代的人們的不同發展水平的價值體系形成一種合力，在個體價值體系之外具有了獨立的生命，“我們本身的產物聚合為一種統治我們、不受我們控制、使我們的愿望不能實現并使我們的打算落空的物質力量，這是迄今為止歷史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2]這種物質力量便是社會價值體系，它的發展高度反過來又決定了個體價值體系的高度，并且也經歷了一系列的發展階段。圍繞著社會價值體系的成長過程，社會的各個組成部分諸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也都經歷了一系列的發展階段。

為了理清社會價值體系進化的歷史過程和內在邏輯，我們可以借助于庫恩的范式[3]的概念。精神的自我運動，即從人的原始狀態進化到成熟狀態，需要經歷一系列的成長階段，這個成長過程有一種內有的邏輯必然性，就像一粒種子要長成一棵大樹需要經歷生根發芽、成長、開花和結果的發展過程一樣，人類價值體系的成長過程也是一個必然的有次序的進程，經歷了一系列發展環節。這個成長過程的最集中地體現在哲學史里面，因而黑格爾稱之為時代精神的精華，并認為精神的自我運動是一種必然的有次序的過程。用這種觀點來觀察哲學史，便可以把它概括為前后相繼的四個哲學范式：

第一級范式即尋找世界本原的范式，簡稱為本原論范式。這個范式對應于人類的好奇心、研究科學的興趣、求真的需要、愛智慧的需要，這是人類的永恒需要。這種需要同時又產生于人的基本需要，“人類知識的最初階段一定是全部都只涉及外部世界的，因為就一切直接需求和實踐利益而言，人都是依賴于他的自然環境的。”[4]為了合理行動以維持生存，人類就必須認識外部世界，比如為了適時播種，人們就要研究天文現象、氣候變化和植物生長的規律；為了避免自然災害，人類就必須研究天地水火等自然現象的規律。剛從動物界分化出來人們，生存的自然必然性以及好奇心驅使他們弄明白這個世界的來歷，力圖在雜亂無章的現象背后，找到本質性的東西。在這個哲學發展的初級階段，人們只能把世界的本原歸結為一些可感知的事物，如泰利士就認為水為萬物的根本，后來的赫拉克利特認為宇宙是“一團永遠活生生的火”。我們中國則有“五行”學說，把世界設想為這些基本原素的產物，萬物產生于它們，又復歸于它們，循環不已。

第二級范式喚醒人類關于善惡的意識，簡稱為善惡論范式。這個范式產生于約束人類本能中的獸性、把人類團結起來以應對生存難題的需要。人類的威脅不僅來自外部世界，同時還來自人類自身。如果沒有向上的引力來引導和馴服人的與生俱來的野性，人類便會墮落到動物式的存在水平上，社會就無法穩定運行，在日益加劇的內耗中自我毀滅。要避免這種結局，人類就要形成關于善惡的認識，在道德不斷提升的基礎上建立社會秩序。這個范式以引導人性向善為核心價值。老子孔子墨子等圣賢都教導人類向善去惡，不管是主張性善論的孟子還是主張性惡論的荀子，其目標都是為了引導人性向善；在中國以外的地方，則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佛陀、基督和穆罕默德等人向民眾宣傳他們發現的真理或者戒律，其目標也同樣是為了引導人類向善。雅斯貝斯把人性中這種向善的需求萌發出來的時期稱為軸心期，在這個時期，地球的幾個不同地域都有人“意識到整體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類體驗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軟弱。面對空無，他力求解放和拯救。”[5]人類的社會結合本來是為了更好地生存，但由于人類自身的缺陷,卻反過來制造了矛盾對立與災難，威脅人類自身的生存。這就迫使那些特別敏感的人們把追尋世界本原的目光收回來，關注自身的命運。“一切高級宗教、高級哲學，對人的行動都進過同樣的切合實際的良言，都指出人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克制自己，不能為滿足貪欲而企圖統治宇宙；并指明克制自己的目的就在于為超越自己的某種東西而獻身。”[6]先知們是一些發展得更充分的人，為了引導人性，他們創造出上帝的形象，把民眾的注意力引向那個神秘的所在，讓他們心甘情愿地委身于上帝，以死后進入天國為人生目標；對于那些不信上帝的人，宗教家們又杜撰出因果報應、地獄輪回來進行恫嚇，以此來把人類從野蠻狀態中提升出來。生活在持續動亂而又看不到什么希望的時代，人的軀體成了他最為沉重的負擔，人們渴望幸福，但在現世中無法找到它，只好寄望于來生或者是天國，從而把自己從感性的、庸俗的、個別的事物中解救出來。

宗教給人身上桀驁不馴的獸性套上籠頭，但也帶來了其他副作用；因為人們經常舍本逐末，把宗教形式絕對化而忽視了人自身的需要，于是歐洲人進入了漫長的黑暗的中世紀，禁欲主義、自我摧殘，以上帝的名義頒布下來的道德反而演變為禁錮人性健康成長的禍害，所以它必然地受到人的健全天性的抵制，呼喚下一個哲學范式的出現。

第三級范式即思維與存在關系的范式，簡稱為思存論范式。笛卡爾開啟了這個哲學范式的起點。他關注人的認識能力以及認識過程，對知覺的結果持懷疑的態度，對每個看似不易真理的東西，笛卡爾都堅持要通過思考來重新驗證。他要找到那種不證自明的第一判斷，即根本無法懷疑的東西，然后再根據理性，一點一點地重新建立起自認為可靠的體系來。這樣他就把哲學的興趣從外部世界和神學轉向主體的自我認識過程，達到了這個范式，在黑格爾看來，哲學就像一個在驚濤駭浪中長期飄泊的船夫一樣，終于看到了陸地。

在經歷了漫長的蒼白的中世紀之后，人們又重新開始關注現世的幸福，以財富的私人占有為核心價值，在這個目標的驅使下，人類開始了大規模地改造自然、征服客觀世界的實踐。用現在的眼光來看，這種哲學范式沉溺于思維與存在的關系的思辨中，沒有深入認識到社會價值體系問題，盡管沒有人明確地主張要建立資本主義價值體系，但卻在實際上處于私有制價值體系的不言而喻的控制之下，這是一種價值體系的獨斷論，在人們不自覺的情況下，認可與放縱了私有制價值體系的發展。與之相應的，人們建立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它召喚出了巨大的生產力，徹底地改變了地球的面貌。人類真正地成了地球的主人，他們所創造出來的生產力反過來又成了自己也無法駕馭的妖怪。在以富起來為目標的實踐中，人們找不到生命意義的合理答案，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園。就像古羅馬的武士在角斗場上廝殺到死一樣，現代人在市場法則所主導的環境中也必須廝殺到人生終點。怎樣改變這種命運，這就是下一級范式所關注的問題。

第四級范式即實踐與價值體系的關系范式，簡稱為知行范式。這是我們現在所要建立的新范式，它對應于人類從私有制的控制下解放出來的需要、駕馭資本主義所創造出來的生產力的需要、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需要，對應于人類把這些需要協調統一起來的需要。在文藝復興把人們的注意力轉移到世俗事務上來以后，后來的人們在這個方向上又走得過了頭，過于執著于世俗事務，以至于必須花費巨大的氣力才能把它重新高舉于塵世之上。這個努力以馬克思為起點，他發現了“我思故我在”中的那個“我”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對這個“我”的深入發掘，又開辟了人類精神成長的新維度，展示了人性進化的新領域、新尺度。馬克思還發現了這個尺度對人的實踐的決定性作用，他說：“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7]并進一步強調，“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在涉及到實踐的同時，也就必然地要涉及到人的行為的合理性問題，進而推動人們研究人的需要、目標，研究人的價值體系問題。這就形成了一種新的哲學范式，實踐與價值體系的關系的哲學范式，它產生于人類從私有制的控制下解放出來的需要。馬克思率先發現了異化現象，這是資本主義價值體系的必然產物，只要存在市場機制，就自然會有異化現象存在。所以，異化現象仍然困擾著現代人，從而引導人類關注自身行為的合理性問題，為了社會的科學發展和生態環境的持續，人類不能再盲目地追求剩余價值，無限制地掠奪自然和剝奪別人，而是要合理地調節人類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8]所以就要消滅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把人們組織起來，追求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構建和諧社會。

現在看來，哲學上所謂的“本體論”問題所要尋找的歸根到底就是在社會生活過程中最終起決定作用的那個東西，以往的人們沒有找到這個東西，現在我們找到了它，這就是價值體系問題，它就是社會生活的決定因素、序參量，它就是我們所要尋找的各種問題的根本；所謂的“認識論”也就是要研究人類如何才能認識自身的價值體系問題；而要想認識自身的價值體系，作為認識主體的我們自身的價值體系必須有一個充分的發展，才能站在一個新的基礎上反思現實中控制著社會運行的價值體系，發現其中的問題，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并進一步付諸實踐，改變世界，這樣一來，人們也就自然而然地進入“知行論”范式了。

有了上述關于哲學范式進步過程的整體認識之后，我們便可對東西方的哲學進展過程作一個對比了。我們中國哲學所思考的問題很超前、很早熟，很早就進入了第四個范式，這便是我們中國人所一向孜孜以求的“聞道”，我們中國人從老子開始就認識到的問題，西方人要經歷很長時間才能想到，其間依次經歷了本原論、善惡論、思存論等三個范式，直到出現了馬克思，才進入第四個范式，研究人的價值體系與實踐的關系。但由于馬克思主義在西方并不占主流地位，所以當代西方社會至今也沒有達到老子的高度，他們擺脫不了資本主義價值體系的糾纏，甚至想不到要擺脫其糾纏，其反思的能力深入不到價值體系這個層次。

由此可見，哲學上的所謂“中西之辨”，其實是前后相繼的兩個哲學范式的區別，有些人用西方的那一套思存論范式來套已經進步到知行論范式的中國哲學，于是便產生了一個“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還有人就老子思想是唯物論還是唯心論的問題爭論不休，這就像用一件小孩衣服往大人身上套一樣，當然是不倫不類的了。盡管有很多人標榜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但卻沒有得到其精髓，陷在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爭論中，實際上還處于第三級范式上。而馬克思則超越了第三級范式，與中國哲學處在同一級范式上，正因為如此，所以，馬克思主義在西方只能生存在書齋里，而在中國卻可以在社會經濟政治過程中生根開花結果。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改造現實世界的過程中，我們對世界的認識不斷深入，反過來也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有了上述關于哲學范式進步過程的整體認識之后，我們便可以發現，馬克思主義是第四級范式的起點，提出了人的實踐問題，擺脫了私有制價值體系的控制，提出了共產主義理想，但也仍然帶有第三級范式的特征，還沒有擺脫唯物與唯心的兩極對立，是介于第三級范式與第四級范式的中間環節。其進一步的發展，自然就必須擺脫唯物與唯心的兩極對立，關注人的實踐與其價值體系的關系，并自覺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保證人類行為的合理性。這個任務落在了中國人的肩上，要由中國人在實現中華復興的偉大目標的過程中來完成。首先是毛主席在領導中國革命并經歷了各種左傾與右傾的錯誤的慘痛教訓后，寫作了《矛盾論》、《實踐論》等哲學著作，研究人的認識與實踐的關系，后來他進一步追問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并發現了人的世界觀問題，并提出了一個著名論斷：“世界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以他的探索為基礎，我們在經歷了改革開放之后，現在進一步發現了人的實踐過程中的價值體系問題，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因而就是順理成章的，代表了哲學發展的最高成就。它作為“最晚出的、最年輕的、最新近的哲學就是最發展、最豐富、最深刻的哲學。”它是“整個歷史的一面鏡子”[9]，就像百川東到海一樣，它是中國哲學、西方哲學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匯合之地；所謂打通中西馬，并不是把中西馬混為一體，而是努力提高自身價值體系，達到一個較高的階段。對于個體來說，只要達到了這個階段，人們自然就可以融會貫通，把中西馬都包括在內。對于整體來說，只有達到了這個階段，人類精神才能結束漫長的飄泊，找到安居的家園。

從上述關于哲學發展的四個范式的認識出發，我們便可以深入認識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偉大意義：

（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提出使馬克思主義上升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克服了內在矛盾，形成了一個邏輯自洽的理論體系，具有廣泛的解釋力。

任何理論，要想避免內在矛盾，邏輯自洽，就只能有一個核心，從一個最基本的原理，或者說是概念推導出來。但馬克思主義是從笛卡爾所開創的哲學傳統上發展過來的，雖然也努力地擺脫其缺陷，正如恩格斯所說的那樣，經歷了一個“脫毛”的過程，但仍然沒有完全擺脫。它內在地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但還不是純粹的完善的理論體系。他針對當時所流行的唯心主義歷史觀而強調社會物質基礎的重要作用，這在當時是正確的，但這也使他仍然陷在思維與存在關系的二元論之中，突出了經濟基礎的作用，自然也就只能把人的意識擺在次要位置上。對這個缺陷，雖然用黑格爾的辯證法來加以彌補，但這仍然是一種不徹底的包含了內在矛盾的體系。由于這種矛盾，結果在實踐中，那些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如列寧、毛澤東就能夠得其精髓，創造性地運用這一理論來推動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那些非馬克思主義者也可以斷章取義，以唯物主義的名義來掩蓋其堅持資本主義價值體系的實質，把人理解為只知掙錢消費的經濟動物，把共產主義理解為物質資料充分涌流的社會。

價值體系論堵塞了這個漏洞，它克服了馬克思主義的二元論的缺陷。它既是一個客觀存在，同時又是一個精神性的存在，人們看不見摸不著，但卻又確實在社會生活過程種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正像毛主席所說的那樣：“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世界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我們不能單獨把它放在物質的范圍內，也不能武斷地把它放在精神的范圍內，是凌駕于物質與精神之上、并把這兩者統一起來的概念。

以價值體系為核心建立起來的理論體系具有廣泛的解釋力，可以解釋各種社會生活現象，對于以前的理論所難于解釋的現象，它可以提供圓滿的解釋。比如說，無產階級革命的發生，按照原來的說法是由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運動，原有的生產關系容納不下生產力的發展，于是便發生了革命。但實際情況卻是，在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國家并沒有按照歷史發展規律所預言的那樣發生無產階級革命，相反倒是在俄羅斯和中國這種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的國家發生了革命。以往的理論解釋不了這種現象，于是就把它們作為歷史規律“例外”現象，但是這種“例外”一再地發生，所以阿爾都塞就問道：“難道我們始終處于例外之中嗎？”[10]

特別重要的是，在俄羅斯這樣的國家，在生產力水平很低的時候發生了革命，在生產力得到了很高的發展之后，反而堅持不了社會主義制度，紛紛垮臺。我們中國以發展生產力作為核心價值，翻兩番的目標早已實現，現在國民生產總值位居世界第二，但卻反而遇到了更多更難解決的問題。這些情況表明，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高低雖然在社會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肯定不是決定作用，還有比它更重要的力量存在著。這就是價值體系，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雖然生產力發展水平很高，但人們卻深深地限制在消費主義價值體系上，人們缺少對新的更高級人生需要的追求，于是就只能被“鎖定”在資本主義軌道上，找不到解脫的出路。而在俄羅斯和中國這樣生產力落后的國家，則由于人民群眾處于極其嚴酷的剝削之下，最基本的生活也無法保證，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就有可能接受馬克思主義理想而走上革命道路。于是就可以先推翻舊制度，然后再補上發展生產力的課。對于共產黨人來說，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光有生產力的發展是不夠的，還必須要堅持用社會主義價值體系來教育人民群眾，社會主義制度歸根到底是建立在人們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堅持之上，如果在社會主義制度中，人們所堅持的卻是私有制的那一套價值體系，社會主義制度就缺少了成長的動力而必然要崩潰。正是在蘇聯東歐劇變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了價值體系的存在，觀察到它的作用。不管是多么龐大的帝國，還是多么繁盛的物質文明，都是人們的社會活動的產物，最終都決定于社會價值體系的演變之上。

馬克思主義理論要隨著實踐的深入而不斷深化，馬克思創立革命理論的時候，他也認識到理論必須徹底，才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人的根本，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但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實踐還剛起步的時候，馬克思還停留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研究上，所確定的革命目標還僅僅是奪取政權，還沒有深入到人的本身研究價值體系問題。這也就給似是而非的假馬克思主義以可乘之機，閹割它的革命性戰斗性，斷章取義地用唯物主義的名義來掩蓋其堅持資本主義價值體系的實質，把人理解為只知掙錢消費的經濟動物，把共產主義理解為物質資料充分涌流的社會。面對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無奈地說：我只知道我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馬克思主義的這種不完善，在當時的情況下是必須的，在工人階級還難于擺脫以物為本的價值體系的情況下，就不能提出過高的目標，為了爭取盡可能多的人投身到推翻舊制度的革命中來，他就必須放寬標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在革命深入發展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也必須逐步完善理論，提高標準，使革命隊伍的素質適應不斷深入的革命目標的要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理論的提出，是馬克思主義成長過程中的必然環節，它克服了從第三級范式所遺留下來的二元論，擺脫了關于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糾纏，就像佛教的發展最后出現了禪宗一樣，明心見性，直指人心，撇開了那些非本質的東西，使本質的東西清晰地呈現出來，在此基礎上，我們便可建立起一個完善的理論體系。

2、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提出使我們對社會規律的認識深入到價值體系層次，找到社會管理的鑰匙，為解答現實難題另辟蹊徑。

當今人類所面臨著巨大的日益積累的越來越難解決的各種難題。經濟危機，環境惡化，政治腐化，還有各種戰亂、內耗。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放眼望去，全世界沒有一處是治理得很好的，由于人們不能正確地提出問題，人們總是在是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是集體主義還是個人主義、是民主還是專制等等兩極對立中找答案，所以問題就沒有得到解決，不了了之，用新的問題掩蓋舊的問題，結果是問題便層層疊壓，越來越難解決，結果是到處都充斥著各種尖銳復雜的問題。

只有正確地提出問題，才能解決問題。現在看來，社會生活是一個自組織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價值體系起著序參量的作用。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理論抓住了這個重要因素，使人們對社會運行規律的認識深入到價值體系層次，為解答現實難題找到了辦法。

當今人類所面臨的各種難題無不根源于資本主義價值體系的內在缺陷。在這種價值體系的控制下形成的經濟政治制度，以當代西方制度最為典型，這種社會制度的優點是通過個人之間的平等自愿的交易，能夠達到兩個人之間的效用最大化，這就是市場制度。它解決所有私人物品領域的事情，也就解決了社會中的絕大多數問題。通過每一個人對個人物質利益的追求，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極大進步。但是它有一個重大的缺陷，那就是，它不“以人為本”，或者更準確地說，它的“以人為本”是有缺陷的，僅僅以物質財富的私人占有為核心價值，別人的生存需要不在其關心的范圍之內；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需要也不在其關心的范圍之內，不管是他自己的自由全面發展還是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都不在其關心的范圍內。

這種有缺陷的價值體系給人類肌體培養出大量的癌細胞，腐敗官員、奸商、為虎作倀的文人以及大量的為發財而鋌而走險的人。如果沒有一個價值體系的轉換創新，道義上的譴責并不能阻止他們成為癌細胞，各種違法犯罪現象自然也就繼續存在下去。即使是那些不違法不犯罪的人，他們的非理性的需要集中起來，仍然會對社會構成巨大危害。由于這種重大的根本性的缺陷，就決定了在這種價值體系的控制之下，必然要出現收入分配上的兩極分化、政治生活中的腐化、文化環境的墮落化、生態環境的惡化。這些病癥表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并由此而使社會無法可持續地發展。正如流感病毒一樣，這種價值體系蔓延到哪里，就把腐敗墮落、內耗與災難傳播到哪里。西方社會為了挽救這個根本缺陷，采用了從外部獲取資源的辦法來緩解內部矛盾的辦法，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史，同時是一個掠奪、侵略、殖民、奴役的過程。西方人在國內奉行民主法制，限制暴力行為，在國際上卻以暴力競爭為游戲規則。誰要是打贏了，就理所當然地掠奪失敗者，通過對別人的掠奪來把自己國家搞得很富裕、很繁榮。但是，其內部矛盾并不因實行民主法制和對外掠奪而消除，叢林法則的價值體系決定了其矛盾越來越尖銳，可以預見，隨著其內部矛盾積累得越多越尖銳，就必然要更加瘋狂地對外掠奪、侵略，最終把整個人類文明推向自我毀滅的絕境。

價值體系的缺陷所造成的問題，只能在價值體系層面上加以解決。在其他層面上找不到根治的辦法。我們可以斷言，在資本主義價值體系的框架內，人類找不到解決上述問題的辦法。人們不知道病根就是資本主義價值體系，所以就找不到有效的治療措施。處于這種價值體系上的人們，就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只知道在熱鍋上瞎折騰，卻不知道怎樣熄滅鍋底下的火。

我們中國人向西方人學習，搞了市場化取向的經濟改革，其實質是引入了西方的那一套價值體系，在發展了生產力的同時也帶來了西方人所經歷的一系列問題。由于我們不能對外掠奪和侵略，再加上我們人多資源少，所以我們所遇到的問題更為尖銳。但相比于西方，我們具有一個優勢，那就是在我們的市場經濟的前面，還有“社會主義”一詞，我們并不滿足于市場經濟，還在認真地探索什么是社會主義；我們還是共產黨人執政，在指導思想仍然沿著馬克思主義所規定的方向向前發展，從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現在的“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并進而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目標，我們還保持著創新發展的潛力。我們并沒有像西方人那樣過度地“專門化”，因而就可能另辟蹊徑，向文明進化的下一個階段躍遷。

經歷了建國六十年來的實踐，我們終于找到了正確的提出問題的方式。這就是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這是一個理論思維上的重要飛躍，為我們走出片面性指明了方向。沿著這個方向，我們便可深入一步，從價值體系的層次上提出問題，從而找到問題的正確解答。以這種新的價值體系作為序參量，重組社會生活，從而保證社會經濟過程的穩定，現在困擾著我們的諸多內耗也就失去了內在動力而自然而然地平息下來。人們可以把和諧社會分析為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諸方面的建設，但它在實際上卻是一個有機體的成長過程，一個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序參量的自組織過程，既繼承了東方和西方的文明傳統的優點，同時又避免了兩者的缺點，從而一勞永逸地解決人類社會運行過程中的痙攣、災難，形成一個每一個人都能得到自由全面發展而又保持社會穩定、生態和諧的和諧社會。

3、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提出為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提供了理論依據，為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這些年來，很有一些人對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持懷疑態度，他們很羨慕西方的政治制度，認為共產黨的領導是一黨專政，是專制獨裁。還有一些甚至是共產黨員，突然發現自己所加入幾十年的這個黨沒有經過登記，他們認為這很麻煩。之所以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和煩惱，這是因為他們還沒有擺脫資本主義價值體系的糾纏。黨中央關于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新理論可以讓這些人擺脫這種糾纏，為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提供理論依據。

人類精神上的由第三級范式向第四級范式的過渡并不是由哲學家在書齋里進行的，而是要由馬克思這一類新型知識分子來引領，并且還必須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在改造舊世界、建設新世界的過程中，人類才能深入到社會運行的深處，抓住根本。“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在這個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共產黨人經歷了一系列的發展階段，不斷地發現新問題，解決新問題。在每個新問題面前，都要經歷一個“遭遇挫折──總結教訓──解決問題”的輪回，然后再迎接下一個新問題。改造舊世界的革命就在這樣的不斷試誤的過程中步步深入，直到接觸到價值體系這個根本問題。因而只有通過共產黨執政的社會政治過程，才能把諸多關于理想社會的抽象原則整合起來，在頭腦里形成一個具體完善的理想社會目標，從而指導人們正確行動，在現實中把理想社會建設起來。

如果繼續堅持中國文化傳統，完全按照傳統的那一套價值體系延續下來，也是不行的。實踐已經檢驗過了，從鴉片戰爭開始，那一套價值體系在與西方文化交鋒的過程中，打一仗敗一仗，沒有還手之力。歷史把重建價值體系的任務交給了中國共產黨人。通過把中國優秀文化傳統與西方文化傳統的精華融會貫通，使中國文化實現了一個鳳凰涅槃式的轉化，誕生了毛澤東思想。有了毛澤東思想，中國人才扭轉了打一仗敗一仗的命運，中國才得以重新崛起于世界東方。經過八十多年的奮斗，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通過中國革命、工業化建設以及改革開放，把一個積貧積弱、幾次面對亡國絕境的半殖民地舊中國建設成了經濟位居世界前列的獨立強大的新中國。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又產生了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現在的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的理論體系，在此基礎上又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新目標。它是黨中央提出的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一系列重大戰略思想的核心，它深化了我們對社會經濟、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設的認識，是東西方文明優秀成果的結合點，是中國共產黨人努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所開拓出來的新境界，為我們中華民族的崛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太陽底下沒有新東西，只有那萌生在人類心靈深處的新精神新目標，才能給社會帶來新秩序，創造出新生活，并創造出與之相適應的物質財富世界。社會主義之所以有別于資本主義、超越了資本主義，就在于它帶來了新的人生目標──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并以這個新的價值為核心建立起一個新的價值體系，并以這個新的價值體系來重組社會生活。有了這個源頭活水，社會主義事業就興旺發達，社會主義榮辱觀、愛國主義的民族精神等等自然就會逐步強化。朱熹有兩句著名的詩：“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在價值體系的建設上，新出現的核心價值就是源頭活水。關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四個方面，則是這個源頭活水的表現形式，它們并不具有自我實現的能力。換句話來說，只有在人們真正地完成了價值體系的轉換，努力實踐這種價值體系的情況下,也就自然而然地具有了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新的價值體系是有生命的，它是成長起來的，而不是堆砌在一起的。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社會主義的遺傳密碼。根據這個結論可以進一步推論出：沒有新的價值體系就沒有共產主義運動，也就沒有新中國。但是我們以前所熟知的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中國人民從長期奮斗過程中總結出來的真理。只有牢記這一真理，始終不渝地堅持黨的領導，我們才能守住我們的奮斗成果，我們中華民族才能實現偉大復興。

然而也有那么一些人很想否定這條真理，他們中的一部分人鉆進黨內，利用執政黨的權力謀取個人物質利益，從內部把共產黨搞垮；他們中的另一部分人則以黨內存在的腐敗現象為根據，把共產黨與其他資產階級政黨拉到一個水平上，要實行多黨制，搞民主選舉。這兩種人表現不同，但目標卻是一致的，那就是要用資本主義的那一套價值體系來改造共產黨，改變中國。然而也正是資產階級咄咄逼人的攻勢，讓我們認識到了價值體系的重要性，讓我們認識到共產黨與其他政黨的不同之處，就在于共產黨所堅持的是一套新的價值體系；所謂堅持黨的領導也就是堅持這種新的價值體系，并努力把這一套價值體系灌輸到社會生活中去。隨著這種新的價值體系滲入社會生活過程的深入發展，人們的精神逐漸覺醒，從被人任意欺凌的狀態轉變到自己決定命運、激昂奮發地開創新生活，所以我們這個民族也就從一盤散沙的狀態凝聚為一個強大的整體，從屈辱走向崛起。

要管好地球人類事務，必須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設入手，而這是只有在共產黨執政的國家才能提出來的，才能落實的任務。西方人沒有這個階段，所以就像植物沒有經過開花的階段一樣，要想進一步結出果實來，那是很困難的。共產黨的本質特征就在于它是堅持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政黨，是往社會生活中灌輸這種新價值體系的工具。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因為沒有共產黨來做這個灌輸新價值體系的工作，新價值體系就只能躺在書本里，社會生活就只能在低水平上不斷地重復，舊中國那種一盤散沙的局面就還將繼續下去。

簡要地說，共產黨執政的依據是什么呢？那就是共產黨人所具有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這使他們處于人性進化過程的最高處，從而有能力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他階級和政黨也很想當領導，但他們沒有能力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是因為他們的那種以財富的私人占有為核心價值的價值體系使他們一有權就想謀取私利，并以自己的身教來把人們引上歧途，讓人們認為放縱欲望就是根本的人生幸福，用這種價值體系來引導社會生活，就會在社會生活中制造出許多問題，諸如生態惡化，兩極分化，社會一片混亂，周而復始的經濟危機，動不動就要打仗，炸得一塌糊涂。選擇了他們來當領導，人民就要遭殃。用《周易系辭下》中的一句話來說就是：“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唯有共產黨能夠把人們的利益協調起來，把社會引向和平繁榮，把人生引向幸福安寧、自由全面發展的境界，這就是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的依據。共產黨的存在價值就在于它在歷史進化過程中，在社會由私有制向公有制過渡的歷史進程中，扮演著牽引力和方向盤的作用。正是基于人類進化的歷史需要，共產黨的領導權就有著天然的依據。有人主張以是否經過民主選舉作為執政依據，這雖然也可作為依據，但只能排在第二位。如果二者出現了沖突，歷史進步的需要就將以強制的歷史必然性為自己開辟道路。

另外，共產黨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這也就是為自己營造執政基礎。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就是每一個人內心深處的健康向上的價值體系，在叢林法則日益盛行的社會中，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就會日漸削弱。社會主義公有制要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與之相配套，才能正常運轉；各級國家機關也要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與之相配套，才能正常運轉。共產黨要營造自己的執政基礎，就要喚醒、引導、培育這種價值體系，在社會上形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占優勢的大環境。所有的人都應當接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這是他的根本利益，在追求這個利益的過程中，自然就要擁護共產黨的領導，成為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只有當越來越多的人實踐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并從而使之成為占支配地位的倫理準則的時候，一個把內耗降到最低的完美政治體系才能從現有的社會基礎上成長起來。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也就最終穩定下來了。

4、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提出使我們占據了理論與道德上的制高點，具有了自己的軟實力，要建設和諧世界，也就是在全世界推廣這種價值體系，把這種價值體系“修之于地球”。

當今世界的人類進化過程紛紜復雜，各國人民處在不同的價值體系高度上，他們還都以為自己所處的位置是終極的位置，于是便沿著不同的發展軌道向前走去，這就決定了他們的不同命運。而在這個地球已經變成一個村莊的時代，大家的命運已經連在了一起，誰也不能獨善其身，文化價值體系的廣泛交流把文明的自組織過程提高到全世界的規模上。

當今世界要想走出困境，就需要有一個國家出來完成世界的統一。在人類擁有核武器的時代，這種統一不能依靠武力，只能是自愿地進行，主要是靠發展出一套新的價值體系，這就是文化軟實力，而要發展出這種軟實力，開創人類價值體系的新高度，希望寄托在中國人身上。西方人也很想做這件事，但很無奈的是，他們患上了精神上的侏儒癥，其價值體系的發育水平不高，不過是動物也會的叢林法則。在這種法則的引導下，西方國家距離和諧社會的目標越來越遠，它們所面臨的困境表明，這種價值體系已經到了退出歷史舞臺的時候了。現在看來，所有的人，不管其所處地理位置多么不同，也不管膚色有多大區別，其最根本的目標都是一致的，這就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因而就存在著那樣一個全世界都能接受的價值體系，這就是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核心價值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只有這種價值體系能夠保證人類文明的和諧和地球生態環境的和諧，保證人類進化過程持續下去。

中華文明的崛起，同時也是一種新的人類文明模式——和諧文明的崛起。我們中國歷來被稱為禮儀之邦，這是因為中華民族很早就追求著“聞道”的人生目標，這使中華民族具有了較高層次的價值體系，這就為我們現在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我們所提出的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與建設和諧世界，還有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代表了人類的前進方向。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不僅代表了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時也代表了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要我們高舉這個旗幟，并運用它來把中國的事情辦好，便可在全世界樹立起一個表率，就可以使天下歸心，近者悅遠者來，這便是我們的“軟實力”。人類社會終歸要走向大同，那就只能以這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基礎。

總之，黨中央所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問題是東西方文明優秀成果的結合點，是中國共產黨人努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所開拓出來的新境界，對于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實現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具有重大意義，同時也為每一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指引了方向。馬克思曾把共產主義稱作是“歷史之謎”的解答，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提出刷新了我們對“歷史之謎”的解答。太陽又一次在東方升起，它不僅是共產黨人執政興國的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同時也是面向人民大眾的安身立命之學，它把個性的解放與社會的進步有機地結合了起來，從而使兩者都具備了實現的可能。盡管我們面臨著內憂外患，面臨著各種尖銳復雜的問題，但只要抓住了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這個關鍵，我們便可掌握歷史發展的主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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