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斥《炎黃春秋》的反憲法宣傳并駁張海文之謬

——評《炎黃春秋》《“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發(fā)表前后》

盡人皆知，《炎黃春秋》進行反憲法的宣傳由來已久，最近又再度囂張起來。該刊今年第三期發(fā)表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張海文寫的《“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發(fā)表前后》一文就是其突出表現(xiàn)。對于這樣的事，全國人民和中央領導及有關部門都應該引起高度重視，絕不能任其自由泛濫。

一、            《“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發(fā)表前后》一文矛頭直指憲法總綱第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國家”

表面上看，張文是針對文革中姚文元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一文而寫的，但是，明眼人都知道，在這篇文章里發(fā)表了毛澤東當時針對學生中存在的派性和無政府主義思想，用派遣工人毛澤東思想宣隊的辦法解決問題的一個戰(zhàn)略部署，是把文革重新引向正道的一個重大舉措，張寫此文的真正矛頭其實并不是批判姚文元，而是批判毛澤東、批判和黨中央的；而《炎黃春秋》今天發(fā)表此文，其真正的矛頭則是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是明目張膽地進行反憲法的宣傳。。

我們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由全國政協(xié)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同綱領》，《共同綱領》起臨時憲法的作用。后來，在1954年9月20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正式的憲法。以后在1975年1月17日舉行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1978年3月5日舉行的制定的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198年12約日舉行的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1988年4月12日舉行的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1993年3曰29日舉行的地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1999年3月15日舉行的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2004年3月14日舉行的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對于憲法都有所修正。但是，無論是1949年通過的作為臨時憲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同綱領》，還是1954年通過的第一部正式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還是經過7次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許多問題上都有了不同的表述，但是，所有這9部憲法，對于“總綱第一條”的表述卻極少變化：《共同綱領》的表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族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lián)盟為基礎的，推介和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1954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表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以工農聯(lián)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1975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表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lián)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1978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總綱第一條于1975年完全一樣，沒有任何修正；1982年及其以后的1993、1999、2004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總綱第一條將1975年和1978年的“無產階級專政”又改為“人民民主專政”，其他沒有任何改動。總之，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國家這一點，從1949年的《共同綱領》直到以后所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都沒有改動。但是，現(xiàn)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研究員張海文和《炎黃春秋》雜志竟然膽敢對新中國成立62年來作為國家政體的基本準則的憲法的總綱第一條發(fā)起攻擊，公開進行反憲法的宣傳，其罪惡用心顯然是想從根本上改變國家的性質，變工人階級領導的國家為資產階級領導的國家，這是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所絕對不能答應的，理應加以揭露，受到一切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的的人們的共誅共討，使其陰謀不能得逞。

二、駁所謂“‘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不符合中共幾十年的傳統(tǒng)、經驗”論

張文說，“‘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這種提法符合中共幾十年的傳統(tǒng)、經驗？答：不符合。”

在這里，張文沒有講任何道理，就用“不符合”三個字對問題作了武斷的否定回答。但是，事實又是怎樣的呢？

應該說，中國人民與歷代統(tǒng)治階級的斗爭由來已久，并不只是中共成立以來這幾十年的事。但是，兩千多年來的農民革命斗爭和農民起義都以失敗而告終，成為封建統(tǒng)治階級改朝換代的工具。它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教訓，說明農民雖然也有反抗剝削、反抗壓迫的革命性，但是由于其作為小生產者的固有弱點，不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不能按照社會發(fā)展的要求創(chuàng)造一種新的生產方式。而工人階級就不同了。現(xiàn)代工人階級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代表了歷史前進的方向，由于其受剝削、受壓迫最深，是革命最徹底的階級，同時由于和現(xiàn)代化大生產相聯(lián)系，又是最有組織、最有紀律的階級，只有工人階級領導的革命，才能創(chuàng)造出嶄新的生產方式，把革命引向勝利。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就預言：“隨著大工業(yè)的發(fā)展，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占有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產的是他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頁）

當然，在中國認識“工人階級領導”這個道理還是經歷了一個很長過程的。十月革命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到1921年，由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產生了中國共產黨，工人階級由自在的階級發(fā)展為自為的階級，成為一種獨立的政治力量。但是，即使在共產黨成立后，人們也不是一下子就認識到“工人階級領導”這個道理的。比如陳獨秀在1923年4月25日寫的《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資產階級》一文中提出了這樣的口號：“中國國民黨目前的使命及進行的正軌應該是：統(tǒng)率革命的資產階級，聯(lián)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現(xiàn)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實現(xiàn)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同上，第212頁）而在同年12月1日寫的《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一文里，他還說，“國民革命的勝利，自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也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獨立的革命力量。”“國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勢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但若彼時有特殊的環(huán)境，也許有新的變化，工人階級在彼時能獲得若干政權，乃視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勢而決定。”（同上，第236、238頁）應該說，他在大革命中所執(zhí)行的是一條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

陳獨秀執(zhí)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顯然是和他對于馬克思主義缺乏正確的了解分不開的。本來，對于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列寧在其1905年所著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里曾經作過明確的闡述。他說，“馬克思主義者教導無產者不要避開資產階級革命，不要對資產階級革命漠不關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領導權交給資產階級，相反地，要盡最大的努力參加革命，最堅決地徹底的為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為把革命進行到底而奮斗。我們不能跳出俄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的范圍，但是我們能夠陳獨秀對大革命中的指導思想和俄國的新火星派可以說是如出一轍，而與列寧的思想?yún)s是格格不入的。當然，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也不應過于苛求于陳獨秀，因為《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在大革命時還沒有中譯本，只是在大革命失敗后的1929年6月才有了書名為《兩個策略》的中譯本出版。毛澤東也只是在1932年打漳州時才讀到了此書的中譯本，他讀了后如獲至寶，感嘆地說，“此書要在大革命時看，就不會犯錯誤。”（《毛澤東的讀書生活》，三聯(lián)書店1996年版，第24頁）

三、駁所謂“‘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也不符合黨章”論。

張文說，“‘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也不符合黨章。黨章規(guī)定中共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的有組織的隊伍。工人階級的領導是通過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來體現(xiàn)。清華的一個學生黨員詰問工人師傅：‘我是工人階級先鋒隊的一員。你連黨員都不是，怎么領導？’工人講不出理，畢業(yè)給他發(fā)配到最窮、最苦的地方。”

我們知道，中國共產黨于1921年成立。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討論和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綱領》，但并沒有制定黨章。《綱領》宣布，“我黨定名為‘中國共產黨”；規(guī)定黨的綱領是“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直至消滅階級差別；采用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階級斗爭的目的——消滅階級；廢除資本私有制，沒收一切生產資料，如機器、土地、廠房、半成品等，歸社會所有；聯(lián)合第三國際”。《綱領》共有15條，對黨的組織章程、黨的組織原則、組織機構和發(fā)展黨員作了明確的規(guī)定。（這個綱領現(xiàn)僅有第三國際保存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俄文版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保存的C·M·維爾巴編的陳公博《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附錄《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英文版。兩種外文本均缺第十一條。兩個版本由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譯成中文。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輯的《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二冊第197至199頁收錄了這兩個版本的譯文）
這里要指出的是，在一大黨綱的上述譯文里用了“勞動階級”，而沒有使用無產階級或工人階級。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在中共建黨之初，陳望道是根據(jù)《宣言》1888年的英譯本和據(jù)此譯本翻譯的日譯本進行翻譯的。1888年 的英譯本是為了在美國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宣傳翻譯出版的，當時美國工人的理論水平較低，恩格斯和穆爾在校譯時沒有把Proletarie照直翻，而是譯成了working men；而日本人在翻譯時也沒有將working men譯為工人，而是譯成了“勞働者”。陳望道在進行中譯時，參考了日譯本，也將該詞譯為“勞動者”。但是必須指出的是，當時的“勞動者”一詞指的就是工人，沒有后來才出現(xiàn)的更寬泛的含義。這一點，還可以從《一大黨綱》的另一版本的譯文得到說明。該譯文說，“一、本黨定名為‘中國共產黨’。二、本黨綱領如下：（1）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必須支援工人階級，知道社會的階級區(qū)分消除為止；……”(《中國共產黨章程編介》，黨建讀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頁)這里用的就是“工人階級”而不是“勞動階級”。
由于從二大開始到六大為止的黨章中不包含綱領部分的內容，所以這方面的內容都是由《宣言》等文獻來表述的，所以從黨章里是看不出黨的性質來的。也正由于如此，——從二大到六大制定或修訂的黨章并不包括說明黨的性質的文字，因此說工人階級領導不符合黨章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當然，這也并不是說在二大到六大的黨章里沒有任何涉及黨的性質的規(guī)定。在這方面，我們看到，在二大到六大黨章的第一條，也與黨的性質有關。如二大黨章第一條的文字是，“本黨黨員無國籍性別之分，凡承認本黨宣言及章程并愿意為本黨服務者，均得為本黨黨員。”（同上，第139頁）“三大”第一次修正的《黨章》和“四大”第二次修正的《黨章》第一條的文字都是“本黨黨員無國籍性別之分，凡承認本黨黨綱及章程并愿意為本黨服務者，均得為本黨黨員。”（見上書，第144、150頁）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第三次修正的《黨章》將第一條修正為“本黨黨員無國籍性別之分，凡承認本黨黨綱及章程、服從黨的決議，參加在黨的一定組織中工作并繳納黨費這，均得為本黨黨員。”（同上，第156頁）“六大”黨章在加了“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之一部分”的內容，關于黨員的條款也增加了相應的內容：“凡承認共產和本黨黨綱及黨章，加入黨的組織之一，在其中積極工作，服從共產國際和本黨一切決議案，且經常繳納黨費者，均得為本黨黨員。”（同上，第167頁）但是，這些規(guī)定雖然也與黨的根本性質即它的階級性質有關，而就其本身來說，還不足以說明黨的根本性質。這是因為有關黨的性質的文字是在《宣言》或其他文獻中表述的。
比如二大對黨的性質的規(guī)定就是通過《宣言》和《對于時局的主張》這兩個文獻來表述的：《宣言》說，“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政黨。他的目的是要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而在《對于時局的主張》里還說，“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軍，為無產階級奮斗，和為無產階級革命的黨。”應該說，這兩段話集中地說明了中共的階級性質和它在無產階級組織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只是從七大開始，黨章不表述黨的性質而由別的文獻來來進行表述的情況才有所改變。就是說，從七大開始，黨綱作為黨章的“總綱”被置于黨章第一部分，專門論述黨的性質和綱領即奮斗目標，而不再通過其他文獻進行表述。“七大”《黨章》關于黨的性質是這樣表述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的有組織的部隊，是它的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同上，第179頁）“八大”黨章的提法基本上同于“七大”，只是在文字上略作精簡，省去了“有組織的”四個字。（同上，第195頁）“九大”黨章的變化是恢復了“二大”《宣言》的提法，將“七大”“八大”黨章中的“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重新改為“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同時繼續(xù)沿用了過去一直強調的階級斗爭的觀點。十大、十一大都繼續(xù)沿用了九大的提法。寫到這里，我想順便談談近年來編寫的一些黨建讀物有關這個問題的一些觀點。如有一本介紹歷史上黨章的小冊子寫道：“本來，七大特別是八大黨章根據(jù)我國國內社會階級關系的新變化和新特點，已經正確地用‘工人階級’取代了‘無產階級’的提法，已經對國內主要矛盾做了正確的表述，但九大黨章重新使用無產階級的提法，這在認識上是一個倒退；特別是把我們黨說成是一個對階級敵人進行戰(zhàn)斗的組織，把階級斗爭強調道極點，把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路線在黨的性質中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這更是一個歷史的倒退。”（中央黨校黨章研究課題組編著：《中國共產黨章程編介（從一大到十六大）》，黨建讀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72頁）其實，問題遠不像該書的編寫者所說的那樣。顯然，這需要我們將其放在更大的歷史背景下作進一步的探究。
本來，無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是一個同義語，用哪個名稱都不會改變事物的本質，但是，比較而言，無產階級這一名稱較之工人階級這一名稱是一個更能科學地準確地反映其階級性質的科學用語，而工人階級則是一個比較接近口語的通常的說法。我國七大和八大黨章使用工人階級而未用無產階級根本就不是因為中國階級關系發(fā)生了什么“新變化”或有了什么“新特點”，七大時，共產黨還沒有取得國家政權，連新民主主義也沒有取得勝利，哪來什么階級關系的新變化和新特點？八大其實也只是繼續(xù)沿用七大的提法，與所謂階級關系變化完全無關，只不過是“工人階級”的提法比“無產階級”的提法更通俗易懂，說起來容易上口罷了。如果真的用“工人階級”的提法“取代了”“無產階級”的提法，那么，為什么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壁矛盾的問題》里，毛澤東還講“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9頁)在這里，講了那么多“無產階級”，而不用“工人階級”來“取代”呢？足見這個所謂的“取代”說是沒有根據(jù)的。至于說國內主要矛盾，八大決議那段先進的社會制度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的矛盾是陳伯達搞出來的。（王耀文、王保春：《陳伯達報時以后》，《百年潮》）我記得，當時理論界對這個提法就有一些議論，人們對于這種生產關系跑在前面、生產力落在后面的說法都不大能夠接受；而且過去講主要矛盾，都是講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比較具體，能夠了解一個社會在一定是時期的特點，而這里講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比較抽象、一般，不大能夠看出一個一個時期的特點。后來這個提法也就不提了。《毛選》第5卷出版后始知，毛澤東早在1957年10月9日就曾在八屆三中全會的講話里明確指出，“八大決議上有那么一段，講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種提法是不對的。我們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全國勝利以后，國內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國外是中國和帝國主義的矛盾。后頭沒有公開提，但是，事實上經提出過一個“新提法”以代替七屆二中全會的舊提法，但是，那個新提法在當時參加受到毛澤東的尖銳批評，后來已不再使用，怎么能夠拿來作為根據(jù)呢？實際上，那個取代七屆二中全會“舊提法”的所謂“新提法”是陳伯達在八大政治報告的決議里提出來的，由于事先未及充分討論，毛澤東當時甚至都不知道，后來曾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一切正式的場合都使用“無產階級”這一名稱。比如在《共產黨宣言》里，雖然也使用“工人階級”這一名稱，但是，在《宣言》的一切重要場合如標題或結尾的口號里都是使用“無產階級”而不使用工人階級。在其他著作里，當作為專有名詞時也是用“無產階級”而不用“工人階級”，如經典作家都說“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而從不說“工人階級革命”和“工人階級專政”。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里也稱工人階級為“無產階級”而不稱“工人階級”。總之，無產階級是一個比較科學的或比較正式的說法，震蕩長這樣一個比較莊重的文獻里，使用“無產階級”無疑是更為適合的。
至于說到強調階級斗爭，這更是從《共產黨宣言》開始的一貫的傳統(tǒng)。人們都知道，《宣言》第一章的標題就是“資產者和無產者”，其開宗明義的第一句話就是，“迄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當然，正如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注說的，“這是指有文字記載的全部歷史”。而在《宣言》的結束語里，更是明確地向全世界宣告：“共產黨人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xiàn)存的社會制度產能達到。讓統(tǒng)治階級在共產主義公民面前發(fā)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 。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頁）半個世紀后，列寧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倒退傾向》一文里針對伯恩斯坦的錯誤權限，差不多是又一次重復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同一思想：“無論從理論上或從政治實踐的觀點來看，無產階級放棄用革命的方法奪取政權，就是輕率的行為，就是對資產階級和一切有產階級的可恥讓步，一道緊要關頭，他們就會用暴力保衛(wèi)自己的特權，這是很可能的，甚至是極其可能的。”（《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頁）
現(xiàn)在再回到“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問題上來。1968年，文化大革命出現(xiàn)了兩派武斗、全面內戰(zhàn)的局面，黨中央、毛主席決定派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學校，宣傳毛澤東思想，解決學校長期存在的派性和武斗問題。這在當時條件下本來是一個很正確的決定。但是，張文卻借一個清華學生黨員之口，大肆攻擊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他極其傲慢地“詰問工人師傅”說：“我是工人階級先鋒隊的一員，你連黨員都不是，怎么領導？”實際上，這個“詰問”極其狂妄，與其說它是針對一位工人師傅的，不如說它是針對決定派出工宣隊的黨中央和毛主席的。當然，對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這一決定也不是不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見，但是，這種意見應該也只能通過正當?shù)耐緩较蛏戏从常粦撛谛袆由瞎_地進行對抗。
張文為了貶低這位工人師傅，還說什么“工人講不出理，畢業(yè)給他發(fā)配到最窮、最苦的地方。”我們要問：工人真的“講不出理”嗎？事情顯然不是這樣。我們知道，當時組織工宣隊都是挑選的比較優(yōu)秀的工人，進駐學校前還組織了學習，他們怎么會“講不出理”呢？這位工人師傅至少清楚，他們進駐學校宣傳毛澤東思想，不是個人的行為，而是受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重托，行使的是整個工人階級的使命。但是，遇到這樣一個來者不善、蠻不講理的學生黨員，他并沒有與之置辯。他記住了“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教導，避開了這個學生黨員的鋒芒，不去爭這個一時的得失。這正體現(xiàn)了這位工人師傅的寬闊胸懷和高度的紀律性。至于張文說這個學生畢業(yè)后被分配到最窮和最艱苦的地方，其目的是要說明那位工人師傅對他進行了打擊報復。但是，了解過去大學生畢業(yè)分配情況的人都知道，每年畢業(yè)分配，都有許多學生要求到最困難、最艱苦的地方去工作。一般學生都有這樣的覺悟，難道學生黨員反倒沒有這種覺悟？一般學生能夠到最困難、最艱苦的地方去工作，為什么學生黨員去那樣的地方工作就是受打擊報復呢？實際上，當時周總理在國家計委關于“老五屆”畢業(yè)生分配方案的請示的批示，其分配方向就是：“面向工礦，面向農村，面向邊疆，面向基層。”這與那位工人師傅又有什么關系？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應該說，在危急緊要的情況下派出工人階級去解決最困難的任務，這種情況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上并不鮮見。比如1918年7月，當兩大帝國主義集團都加強了對蘇俄武裝干涉的行動，捷克斯洛伐克軍團向烏拉爾地區(qū)進犯，英國和法國也在北方地區(qū)采取軍事行動，德國則準備派一個營到莫斯科“保護德國大使館”，國內的富農和白衛(wèi)分子更積極準備向蘇維埃政權進攻。當時的蘇維埃政權正處于危急之中。在這種情況下，列寧想到的首先就是工人階級，特別是彼得格勒的工人階級。列寧說，“如果工人的先進隊伍明白自己的責任，拿出全部力量來，組織大規(guī)模地向農村進軍，那么覺悟的工人就能夠在目前實現(xiàn)這項任務，就能夠把貧苦農民團結在自己周圍，就能夠戰(zhàn)勝富農并把他們徹底打垮。”他認為，“除了彼得格勒工人之外，沒有別的人能夠做到這一點，因為俄國其他地方的工人都沒有彼得格勒工人那樣有覺悟。”他還再三強調說，“革命正在危急中。只有彼得格勒工人的大規(guī)模進軍才能挽救革命。”（《列寧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490、491頁）在列寧的號召之下，數(shù)十萬工人和貧苦農民參加了紅軍，壯大了紅軍隊伍，終于用兩年多時間戰(zhàn)勝了14國武裝干涉，贏得了國內戰(zhàn)爭的勝利。實踐證明，工人階級是最值得信賴的。這個道理很簡單，因為工人階級是和現(xiàn)代大工業(yè)聯(lián)系在一起的，是最先進的階級，他們大公無私，顧大體，識大局，是最富于革命的徹底性的階級，也是最富有組織性、紀律性的階級。毛澤東之所以如此重視工人階級的作用，提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四、駁所謂“‘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不符合建黨原則”說

張文說，“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符合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建黨原則？不符合。中共成立于1921年7月。1919年，列寧與第二國際決裂后，成立了第三國際。中共就是在第三國際的指導下建立的，從一開始就遵循著列寧的建黨原則。
張文還說，列寧的建黨原則是什么？列寧說：“群眾是劃分階級的，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wěn)定的集團來主持的。這都是起碼的常識。”（1920年4月，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選集》1965年版第4卷第209頁。）列寧又說：“一個黨是不是真正的工人政黨，不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組成的，而且要看是誰領導它以及它的行動和政治策略的內容如何。只有根據(jù)后者，才能確定這個黨是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1920年夏，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關于加入英國工黨問題的發(fā)言》，《列寧全集》第31卷第225頁。）

在張文看來，無產階級政黨的建黨學說，也就是列寧的建黨學說，而列寧的建黨原則，也就是他所引用的兩段列寧語錄，顯然，這種簡單化的說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

講無產階級政黨的建黨學說或建黨原則，不能離開馬克思主義的創(chuàng)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否則就有數(shù)典忘祖之嫌。

我們知道，早在1843年，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里就講過一句非常著名的話：“哲學把無產階級動作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罷哲學動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閃電一擔徹底擊中這塊素樸的人民園地，德國人就會解放成為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6頁）這句話雖然不是為建立無產階級政黨講的，但是，對于建立無產階級政黨來說缺少至關重要的。

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起草了《共產黨宣言》，這是科學社會主義誕生的標志，也是無產階級由自在的階級發(fā)展為自為的階級的一個標志，對于建立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來說可以說是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步。考茨基曾以“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的結合體”來概述《共產黨宣言》的基本思想，并且給共產黨或社會民主黨下了一個定義。列寧對這一概述或定義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說，“社會民主黨不能只是為工人運動服務，因為它是‘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的結合體’這里用的是卡爾•考茨基的定義，它體現(xiàn)了《共產黨宣言》的基本思想）；它的任務是賦予自發(fā)的工人運動以明確的社會主義理想，把這個運動同呵護科學水平的上在迎信念結合起來，同爭取民主這一實現(xiàn)社會主義的手段的有步驟的政治斗爭結合起來，一句話，就是要把這種自發(fā)運動同革命政黨的活動結合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列寧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167頁）

應該說，這個“兩結合”的思想不僅為列寧所高度評價，而且也為后來的馬克思主義者所廣泛接受。斯大林在其所領導編著的《聯(lián)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在講到了普列漢諾夫領導的“勞動解放時“對于建立俄國無產階級政黨所起的積極作用和局限，書中說，”‘勞動解放’社“只是在理論上創(chuàng)立了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和實行了迎接工人運動的第一步”——列寧曾這樣指出。在俄國把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運動溶成一體，并把‘勞動解放’社所犯種種錯誤糾正過來的任務，只得有列寧來解決。”（《聯(lián)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蘇聯(lián)外國文出版局1949年版，第28頁）

毛澤東后來也說，“五四運動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準備了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頁）

斯大林和毛澤東說到實際上也都是“兩結合”。可以說，這個“兩結合”乃是無產階級政黨建黨學說的基石。

當然，要實際地解決建黨問題，還是一個需要長期摸索的艱苦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列寧與民粹派、合法馬克思主義者、經濟派的非馬克思主義觀點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和馬爾托夫的可以自行宣布自己是黨員的錯誤思想進行了堅決斗爭，也和孟什維克的民主革命應該由資產階級領導的錯誤的策略思想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在這些斗爭中，列寧寫出了《怎么辦》、《進一步、退兩步》、《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等多篇論著，為無產階級政黨的建設奠定了思想基礎、組織基礎和策略基礎。這是列寧對于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所作出的一個極其重大的貢獻，是列寧留給今人的一個十分寶貴的遺產，值得我們認真學習。

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第二國際的一些領導人，轉向社會沙文主義的立場，倒向本國的資產階級政府，提出“保衛(wèi)祖國”的口號，在議會投票支持資產階級政府的軍事預算，列寧更與這些機會主義者行徑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并且下決心組織第三國際，組織新型的革命的共產黨，極大地加快了世界革命的進程。

但是張文卻之列寧關于建黨學說的大量論述于不顧，將列寧的建黨原則歸之于這樣一段話：“群眾是劃分階級的，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wěn)定的集團來主持的。這都是起碼的常識。”

應該指出，張文的引用是不完整的，為了正確理解列寧的論述，需要把那些沒有引完全的部分也一并引出來：

“‘是黨專政還是階級專政？是領袖專政（領袖的黨）還是群眾專政（群眾的黨）？’——單是問題的這種提法就已經證明思想混亂到了不可思議的無可救藥的地步。這些人竭力要標新立異，結果卻弄巧成拙。誰都知道，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只有把不按照生產的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區(qū)分為大多數(shù)同在生產的社會結構中占有特殊地位 的集團對立時，才可以把群眾和階級對立起來；在通常情況下，在多數(shù)場合，至少在現(xiàn)代的文明國家內，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成為領袖的人所組成的比較穩(wěn)定的集團來主持的。這都是起碼的常識。這都是簡單明了的道理。何必再另來一套胡說八道，另造一套新奇的沃拉皮尤克（一位語言學家，此處指他的“世界語方言”——引者）呢？”（《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2頁）

應該說，列寧的這段話并不是專門論述無產階級政黨建黨學說的，而是針對當時德國共產黨左派內部一些患有“幼稚病”或患有“孩子氣”毛病的人說的。這些人缺乏常人的智慧，卻想標新立異，搞了一本名為《德國共產黨（斯巴克聯(lián)盟）的分裂》的小冊子，提出什么“是黨專政還是階級專政？是領袖專政（領袖的黨）還是群眾專政（群眾的黨）？”這樣一些極為低級的問題，列寧說他們的“思想已經混亂到了不可思議和無可救藥的地步”。在列寧看來，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把群眾專政和階級專政對立起來才是對的，即：當受剝削的勞動群眾大多數(shù)和處于特殊地位的剝削階級的階級專政之間是對立的；而在“通常情況下”，在“多數(shù)場合”，群眾、階級、政黨和領袖之間并不存在這種對立。列寧認為，這是“誰都知道”的“起碼的常識”，是“簡單明了的道理”。顯然，這并不是劉寧提出的無產階級政黨的建黨原則，張文把這樣一個“誰都知道”的“常識”和“簡單明了的道理”說成是列寧的建黨學說，這不是對列寧的稱贊，而是對列寧的貶低。

當然，張文還引用了列寧對于英國工黨講的一段話。但是，這段話也不是講究當原則，而不過是以英國工黨為例，說明決定一盒正當性質的，并不單純是它的階級成分，關鍵還是它的綱領和路線所代表的階級。這個論述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論述，是我們必須牢牢記住的，但也不能把它作為建黨原則。

五、駁所謂“從此知識分子與地富反壞右并列”的“臭老九”論

張文說，（文化大革命）運動初期十六條規(guī)定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是：“對于科學家、技術人員和一般工作人員采取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對于有貢獻的科學家和科學技術人員，應該加以保護。”（1966年8月8日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的第十二條。）以前只批判反動學術權威的政策。現(xiàn)在無論是反動權威，還是一般技術人員，還是有貢獻的，不分青紅皂白，統(tǒng)統(tǒng)都是資產階級；“文革”前只說解放前培養(yǎng)的老知識分子是資產階級的，現(xiàn)在連建國后17年培養(yǎng)的大專學生也都是資產階級的，統(tǒng)統(tǒng)成為改造、甚至專政的對象。17年畢業(yè)的大專學生有近200萬。從此知識分子與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分子并列，成為工、農、兵、地、富、反、壞、右、之后的“臭老九”。

在張文筆下，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知識分子政策和后來的知識分子政策是完全不同的，到1968年，所有知識分子都成了與地富反壞右一樣的階級敵人。事情果真是這樣的嗎？我們要問，究竟在哪一份中央文件上將知識分子定為“臭老九”過？如果拿不出這樣的文件，張文就是在造謠，《炎黃春秋》就是在傳謠。須知：造謠和傳謠都是犯罪，是需要負刑事責任的，那可不是一件開玩笑的事啊。

關于這個問題，我曾讀過清華68屆畢業(yè)生王良生寫的一篇題為《我所親歷的“臭老九”的來源》的文章，那是一部分學生們自己因為有一些不滿情緒而創(chuàng)造出來的一個詞，該詞反映了當時有些青年學生有“破罐子破摔”的思想，也反映一些人有“孤芳自賞”的劣根性，因為這里所說的“臭”是“聞起來臭，吃起來香”的臭豆腐乳。實際上，“臭老九”一說根本與毛澤東關系。“老九”一詞是樣板戲《智取威虎山》里“八大金剛”用來稱打進匪窟的楊子榮的。威虎山本來有“八大金剛”，楊子榮打進去后就成了“老九”。由于在百雞宴這場戲里楊子榮與胡標出現(xiàn)了“有他無我”的沖突，戲里就出現(xiàn)了一句“老九不能走”的臺詞。后來毛澤東在一份關于1968屆畢業(yè)生工資待遇問題的批示里很幽默地寫了這樣兩句話：“人家都說老九臭，我說老九不能走。該給他們轉正了，不能再為難這些窮秀才了。”在這里，在字里行間，人們看到的是毛澤東對于知識分子的關心，哪里有什么歧視和排斥的意思？！幾年后，毛澤東在1975年5月3日與在京政治局委員談話時再次引用了“老九不能走”這句臺詞，他的原話是這樣說的：“教育界、科學界、文藝界、新聞界、醫(yī)務界，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點馬列的。你們外交部也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講錯了沒有？你們（指王海容、唐聞生）兩個是臭知識分子，你們自己承認，臭老九。老九不能走。”毛澤東這次說的“老九不能走”正式收入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431頁）。在這里，也是別人說 “老九臭”或“臭老九”，而毛澤東說的則是“老九不能走”。顯然，毛澤東對知識分子是有分析的，并沒有全盤否定。他講話的精神恰恰不是否定知識分子，而是需要知識分子——“老九不能走”嘛。張文把全部知識分子都說成是與地富反壞右“并列”的“臭老九”與毛澤東的講話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前不久，中央臺播放了《五星紅旗迎風飄揚》，歌頌了解放以來我國知識分子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所取得的種種偉大成就。難道說，這些偉大成就都是作為階級敵人看待的知識分子做出來的？這說得通嗎？

實際上，黨中央和毛主席對于知識分子的作用看得很重，他們求賢若渴，通過各種途徑爭取尚未歸國的海外知識分子和留學生回國，并在國內大力開辦大專院校，培養(yǎng)各種專門人才，怎么會把他們通通看作是與地富反壞右一樣的階級敵人呢？最近播放的《東方》，講到國家用于一個大學生一年的費用相當于十多個農民一年創(chuàng)造的價值，而國家用于一個留蘇生一年的費用則相當于一百多個農民一年創(chuàng)造的價值，勞動人民是用勒緊褲帶的辦法來培養(yǎng)自己的大學生和留學生的啊，國家怎么會把他們看做是自己的敵人呢？！

當然，那時的黨中央和毛澤東非常重視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知識分子大多出身于剝削階級家庭，過去長期為剝削階級服務，難道他們將那么完美，就不需要進行改造了？《五星紅旗迎風飄揚》里講到了錢學森自覺進行思想改造的事，講到他不要稿費，私事不坐公車，連毛澤東都表示要向他學習，這又有什么不好？現(xiàn)在不講思想改造了，知識分子感到輕松了，沒有壓力了，但是，各種各樣的壞事也就應運而生；用各種手段弄虛作假，制造假論文、假成果、假分數(shù)的事此伏彼起、層出不窮。許多知識分子早已斯文掃地，變得一文不值。這就是這三十多年不搞思想改造、大搞自由放任的結果。這也從一個方面說明，過去的知識分子政策并不錯，倒是現(xiàn)在的政策是大有問題的。

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強調“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但是，在我看來，和過去比，知識分子的地位和待遇并沒有得到真正的提高。記得我讀書時，廈大校長王亞南、北大校長助理嚴仁賡、東北藝術劇院院長安波一道接受緬甸總理吳努邀請赴緬擔任聯(lián)邦教育部專家，幫助該國進行高校建設，后來又赴印度參加加爾各答大學200周年校慶。回國后，王亞南曾經和大家談到了他的南亞之行。他比較了印度與中國的知識分子的不同：在印度，官員待遇高，而知識分子待遇低；而中國則反是。他以自己為例說，我的工資比我們教育部長（當時是高教部長）的工資還高，說得印度的同行都羨慕不已。兩國的學生也不同：印度的學生一心想當官，很多都選學法律；而中國的學生想的則是建設國家，更多的人對科學和工程有興趣，選學理工科的占了多數(shù)。經過了這么多年，情況顯然已發(fā)生變化。現(xiàn)在的情況與當年印度的情況變得非常相象：當官的工資大大提高了，而知識分子的待遇則相形見拙，遠不能與當官的相比；學生對科學的興趣也大不如前，而爭當公務員變成了首選。前不久讀《王震傳》，當年毛澤東曾要王震管過工資工作，并對王說：“華羅庚教授的工資可以高過我毛澤東的工資”。現(xiàn)在怎么樣呢？院士的工資只相當于副省級，教授的工資只相當于副廳級，而且公務員的工資幾年前就大漲了一番，而教授們至今還不見動靜。如今人們?yōu)槭裁磻涯蠲珴蓶|？已故副委員長、民進領導人雷潔瓊1994年在瞻仰毛澤東故居時的感言說得好：“公者千古，私者一時”。許多事只靠口號是沒有用的，只有用自己行動才能凝聚人心。在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的紀念日即將到來的侍候，難道我們不應該更多地向革命的前輩學習他們的高貴品質嗎？

當然，更值得我們關注的還是工人階級。在憲法里，工人階級還是是我們國家的領導階級，但是，他們現(xiàn)在還像一個領導階級嗎？過去工人階級的代表人物，那些勞動模范們，他們進人大，進政協(xié)，當市長、當部長、黨副總理，當副委員長、當副主席，是何等的風光？過去工人們進工人療養(yǎng)院，進工人體育館和工人文化宮，享受著各種各樣的福利待遇，現(xiàn)在經濟發(fā)達了，領導人玩起了網(wǎng)球、高爾夫球這些貴族化的玩意兒，但是有沒有為工人再修建一些醫(yī)療體育和和文化的設施呢？恐怕兩國去修換的一些設施都已經改作他用，工人早已不能能繼續(xù)享受這些福利設施了。過去工人們上報紙、上電臺，媒體上到處看到他們的活動，聽到他們的聲音，現(xiàn)在還看到他們身影和聽到他們的聲音嗎？過去的文學和藝術作品少不了工人老大哥的形象，但是，在今天的小說、電影、戲劇里，還有多少工人的形象？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國有企業(yè)曾經有過很大的發(fā)展，但是今天卻大大地萎縮了，大批工人下崗，昔日的領導階級成了個體戶，成了需要救濟的貧民，當年的那種光榮感、自豪感已經蕩然無存。至于在不斷膨脹的私營企業(yè)里，工人們更是飽受剝削之苦。他們工作時間長、勞動強度大、工資待遇低，還缺乏必要的勞動保護，工傷事故不斷發(fā)生，由于不堪忍受其苦，以致跳樓自殺一時竟然成風。人們要問：我們的國家還像一個工人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嗎？建黨90年，建國62年了，這些問題難道不值得我們每一個人深思嗎？

在這樣的情況下，現(xiàn)在居然有人無視憲法的尊嚴，公開地在雜志上批判“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口號，而有關部門竟然對這樣的雜志、這樣的文章大開綠燈，難道我們的國家真的要變天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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