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大的前途——國家轉型與文化的“自覺”

韓毓海

摘要：經濟增長并不能自動轉化為文化“自覺”與國家能力的增強，若資源配置不合理，則更會加劇文化上的被動。只有適時地將經濟能力提升為外交、政治、文化等領域的“自覺意識”，調整和改變中國總體處于主動但部分處于被動的局面，這樣的發展才是“硬道理”，同時也是我國當前轉型發展最遠大的前途。

美國的強大，首先在于強大的文化攻勢

    英國謝菲爾德大學克里斯·布拉莫爾（Chris Bramall）教授在《現代中國》雜志2009年7月號發表了《走出黑暗——中國轉型之路》一文，該文指出：自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確實在快速增長，然而，中國也幾乎錯失了一個歷史性的機遇——沒有繼續發展和完善毛澤東時代建立起來的醫療和教育方面的福利制度，沒有高度重視環境和資源的保護，尤其是沒有適時地將其經濟能力轉化為政治和文化上的自主性，而是在某些自詡的“主流經濟學家”的鼓噪下，過于一味地追求GDP增長，結果造成了一系列嚴重經濟社會問題。幸而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再次給中國提供了一個建立小康社會主義的機會。
    2008年是美國金融危機大爆發的時刻，也是世界歷史空前大變革的序幕，同時也是中國發展轉型的最佳戰略期。然而，在資本主義陷入空前危機的時代，仍有些人依然深深地迷戀于美國道路、迷戀于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和價值觀。實際上，在今天的美國，恐怕連奧巴馬總統本人也不知道究竟該往哪里去，有人竟然以為只要跟上美國就萬事大吉了，這可謂是巨變當前、大夢未醒。正如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捷爾吉·盧卡奇所說：“即使在最糟糕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生時，工人階級的一些階層在政治上依然落后，他們依然會站在剝削自己和世界的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一邊，幫助自己的敵人在思想上控制和剝削自己”。
    之所以出現如此現象，原因一，是資產階級思想體系通過強大的媒體輿論來宣傳以及教育機制來灌輸和潛移默化；原因二，是我們沒有建立“自覺”的文化意識，相反，對于中華文明不自信，對于美國太迷信，對于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不真信等錯誤意識大肆流行。
    中國歷代都把文化思想看作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中國共產黨更有著掌握文化領導權的光榮傳統，但是，不理解、不真信、不當真、不落實，這種情況在各個歷史時期都存在。一個時期以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許多作品被視為陳腐教條而束之高閣，有的甚至成為批判、嘲笑的對象，比如毛澤東同志1942年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同志的講話有兩個要點：一是在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國際背景下，提出了文化戰爭和“文化游擊戰”的光輝論斷，這一論斷中包含著變經濟和軍事上的被動，為政治和思想文化上的主動的高超戰略。他說：我們有兩個戰線，一個是朱總司令領導的軍事戰線，一個是魯（迅）總司令領導的文化戰線。五四運動后一個時期，這兩條戰線分開了，現在終于又合在了一起，從而大大加強了我們的民族解放運動，加強了我們改造中國與世界的能力。抗日戰爭和民族解放斗爭的成敗，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文化戰爭的勝負。為什么如此？因為文化決定了社會交往和社會行動的規則和準則，制定社會規則、文化規則，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讓全社會自覺遵守，這比武力強制和利益誘惑要有效得多。
    而今天的現實呢？即使在經濟衰退得一塌糊涂的時候，美國仍然有著強大的文化攻勢，我們在此方面，則被動得多。對于這一點，美國人自己往往看得更清楚。俄勒岡大學教授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的研究告訴我們，美國的強大，首先在于美國強大的宣傳力量和輿論攻勢。譬如，美國政府國內文化宣傳的要害，就是大力宣傳商品，而并不是提高全民的素質。僅1992年，美國企業在市場營銷上就花了1萬億美元，而當年美國花在各級公私教育上的經費還不到6000萬美元，這就是美國當局通過制定、操縱社會規則實行愚民政策的關鍵。福斯特這樣分析說：“可以想象，伴隨著人的成長，人們的頭腦里只有可供消費的商品，而對人類的歷史、文化、科技、道德和環境的知識，卻一無所知。這種文化宣傳崇尚的是最新的時尚、最貴的服裝和最好的汽車，在這樣的宣傳攻勢下，一個城市人對于一輛好車的興趣，遠遠勝過對于農村缺水問題的關注，對于名牌商品的興趣，遠遠高于對于日益嚴重的環境生態災難的警醒，一個消費著沃爾瑪大量商品的美國人，更不會關心生產這些商品的中國工人是在什么樣的條件下工作的”。
    美國為什么要大肆鼓勵和宣傳這樣一種借債消費的文化呢？從根本上說就是因為美國社會的不平等，首先就是指美國以債務驅動的過度消費的發展模式不合理、不可持續。1970年以來，占美國人口1/5的高收入階層的收入增加了60％，而占4/5的人口收入卻下降了10％，其中，靠中國發了大財的沃爾瑪一家的收入，竟比1/3美國家庭（一億人口）的收入總和還要高。為了提防這么多的窮人造反，美國政府想出來的“歪點子”，就是讓老百姓能夠借債消費，通過這種寅吃卯糧的愚民政策來打腫臉充胖子。但是，這里的錢從哪里來呢？一方面是把美國自己的資產泡沫吹大（直到今天終于開始吹爆），而更主要的就是向窮國——特別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借債。美國利用我們出口的物美價廉的商品、利用我們借給他們的錢來安撫國內的形勢、安撫國內廣大的窮人，用我們的錢繼續維持著他們高度不平等的社會制度，同時卻反過來打壓我們。對我們來說，這種發展模式所造成的，一方面是流失了寶貴的資源和產品，另一方面是我們辛辛苦苦賺來的錢還不得不交給美國去花，在這個意義上，這種在市場和資金上雙重依賴美國的舊的發展模式，與美國靠債務經濟推動發展的模式之間，其實是表里的關系。
    自金融危機以來，美國金融經濟遭到了嚴重的打擊，實體經濟更可以說是處于非常糟糕的階段，但我們必須同時意識到：美國經濟遭受打擊與美國的輿論宣傳機器遭到打擊不是一回事，美國經濟的破產與美國符號、或者作為文化符號的美國的破產更完全不是一回事。正由于美國有強大的、運作有效的輿論宣傳動員能力，美國的人心不但沒有散，而且更出現了2008年11月間奧巴馬選舉時那種萬眾迷狂、山呼海嘯的“造神”場面。實際上，美國強大的文化、思想宣傳能力，在全世界范圍內造成了強大的美國迷信和美國崇拜，而只要全世界范圍內的美國迷信不改變，美國就仍然可以被“打工國家”們養起來，美國經濟就永遠不會破產。
    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絕不僅僅是政府拿錢刺激實體經濟，而更主要、更根本的目標在于轉變這種不合理、不可持續的發展方式，只有認識到當前國際關系的實質，從美國迷信、美國依賴中徹底解放出來，從美國宣傳的愚民政策中警醒過來，我們才能真正具備發展模式轉變的思想和輿論基礎。——美國國債不能再買，而已經買了的也不能拋，因為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中美關系起到控制的作用，有利于我們在政治和外交上的主動。

經濟能力應轉化為政治和文化上的自主性

    中國購買了1萬多億美元的美國國庫券，占美國政府所發行的3萬億國庫券的27％，是美國的第一大債主。中美之間雖然說是互相需要，但究竟是美國需要中國多一些，還是中國需要美國多一些呢？實際上是美國需要我們多一些，但是，有些人就是沒有看到這種國際關系的實質，總以為今天的中國離開了美國就不能活了。從財政上看，2007年美國的GDP只有14萬億，它的總債務（顯性債務加隱性債務）卻是52.7萬億，到2015年，美國的債務與GDP的比例將達到100％，究竟是我們的前途大一些呢，還是美國的前途大一些呢？很顯然，與美國這樣一個財政上破產的國家比較起來，當然是我們的前途更大一些。可以說，我們經常把中國總體上的主動當作了總體上的被動，如此也就不能真正把握住最佳的戰略機遇期。
    由此可見，經濟的增長，并不能自動地轉化為國家能力的增強，經濟上的成就，必須能夠轉化為文化、外交和政治上的主動，只有這樣的發展才是真正的發展，只有這樣的發展才是“硬道理”。而資源配置的不合理，則反過來會導致文化和政治上的被動。僅從經濟上說，我們也是總體上處于主動，局部上處于被動。而能不能調整和改變這種被動，能不能清醒地認識到當前國際形勢的大變革，能不能充分地利用大變革的機遇充分發揮經濟主動性，則是我們當前轉型發展的要害。
    舉個例子說，我國出口導向發展戰略的最初樣板和招商引資的主要對象是“亞洲四小龍”，但是，自1991年之后，我國的發展戰略就已經出現了資源配置方面的突出矛盾：一方面用出口換來的大量美元購買收益很低的美國國庫券，另一方面卻又從國外大量引進外資，這種資源配置的不合理，造成了我們的發展重外貿、輕內需，重沿海、輕內地，重資本而輕視廣大人民群眾生活和收入的改善，這不但造成了經濟發展的問題，也造成了社會問題和區域不協調的問題。實際上，即使是我們出現了產能過剩的情況，也可以通過面向國內市場和需求來改善，而不必非要把中國產品放到國際市場上去不值一文地降價處理掉，我們有2.5萬億的美元儲備，怎么還需要大量引進港臺、日本乃至印尼的資金呢？即使我們在經濟上讓利，為的也是換取政治上的主動，這就是歷代懷柔政策和仁政的宗旨。
    臺灣也是一樣，我們開放商品市場，同時更開放投資市場，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為我們當前經濟發展的需要，而是從祖國統一大業出發的需要，是我們共產黨和大陸人民的“仁政”。而既然是“施仁政”，那就必須理直氣壯地講清我們的仁政，真正弄清誰需要誰、誰依賴誰、誰對誰施仁政這個問題。如果搞得仿佛是臺灣當局代表仁政，是臺灣向大陸施舍、是他們而不是我們代表仁政，搞得他們牛氣沖天，那么就不但是經濟上失分，而且更是文化和政治上失分，這就不是把經濟上的主動轉化為思想文化和政治上的主動，而是把經濟上的主動變成了文化思想和政治上的被動，這從根本上不利于兩岸和談。盡管當前兩岸之間的經濟合作形勢非常好，但是兩岸之間卻不能說存在思想、文化和政治上的共識，而思想文化上的共識，才是實現兩岸和平談判的重要基礎。兩岸之間最基本的文化共識，在我看來，就是認同以中華民族的利益反對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這個基本原則，這是毛澤東的原則，是孫中山的原則，倘若孔夫子再世恐怕也會認同這個基本原則。
    形成思想和文化上的共識，不能靠不爭論來解決，而要靠文化思想的交流、對話、碰撞乃至激辯來解決。如龍應臺《大江大海：1949》一書的核心觀點竟然是國民黨輸掉的是政權，但獲得的是文化領導權，共產黨奪取了政權，卻輸掉了文化領導權，因此國民黨1949年并沒有輸，因為他們代表西方的自由民主，而共產黨也根本沒有贏，因為共產黨是靠僥幸、靠陰謀詭計、靠國民黨內部的分裂奪取政權的，共產黨的歷史就是鉤心斗角、陰謀詭計的歷史。面對如此錯誤觀念，實在不應妥協！歷史也證明：文化共識的取得，絕不能靠妥協來解決。
    中國共產黨偏偏要將底層勞動人民視為先進文化的主體和創造者，而不是將其視為被可憐、被同情的對象，因為這就是中國革命文化的基本主題，也是五千年文明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創舉、是最大的仁政——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放棄這個文化創舉、放棄這個真理、放棄了這種大仁政，我們的奮斗就喪失了合法性。我們有13億勤勞勇敢的人民，依靠內需謀發展，其實質也就是依靠13億人民謀發展，我們發展的目的是滿足13億人民的需求，我們的可持續發展不能依靠美國，我們更不能走臺灣和東亞幾國那種殖民地經濟的道路。
    今天中國正處于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的時期，這更促使我們思考：是否已很好地將經濟發展上的優勢轉化成為政治、社會和思想文化上的優勢了？是否增強了國家能力？是否將其轉化為了強大的執政能力？是否能在世界“軟實力”的較量中爭得上風？
    與美國比較，我們不僅僅是軍事落后、科技落后，而且是文化宣傳方面落后，全社會的“精神氣”落后，更進一步說：這不是因為我們自己的文化本身落后，而是我們對自己文化的研究、宣傳和創新能力落后；不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科學發展觀教條機械，而是我們從事思想、理論和宣傳工作的人——包括大批的知識分子和宣傳文化工作領域的從業者們，工作沒有做好，沒有起到推動社會前進的思想文化加速器的作用。事實表明，經濟能力的增強、GDP的增加，并不能自動防止社會危機和風險上升，GDP的增長，也不會自動導致政治能力的增強和應對危機能力的增強。關鍵是，在思想的多元化中，我們是否成功地掌握了文化領導權。我們必須有主心骨，必須有一條清楚的思想路線圖把多元化思想串起來、串成一個整體，否則，思想多元化就會變成思想混亂化。

和平發展：世界“最有前途”的理念模式

    布拉莫爾在《轉型之路》里認為，中國果斷邁向小康社會主義的時機現在已經成熟，中國的轉型之路，將標志著中國領導世界時代的真正開始。如何理解“中國領導世界”呢？這里的“領導世界”主要是想說明中國的發展理念有著遠大的前途，而非僅僅經濟實力的強大。
    馬克思說，只有從全人類角度去思考問題的哲學，才能稱為真正的哲學，只有將人類關懷與現實中最廣大的勞動者命運、與廣大勞動者的解放聯系起來的哲學，才有真正遠大的前途。而占人類總人口1/5的中華民族的解放，是最廣大勞動者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如果不能將《禮記》中的“大同理想”變成現實，如果不能改造不合理的世界秩序，如果不能通過新的發展觀解放全人類，也就不能真正解放中國廣大勞動者自己。
    即使在近代亡國滅種的危機關頭，中國的先進分子也沒有選擇狹隘的民族主義道路、霸權主義道路，而是選擇了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道路，相比而言，戰爭和霸權主義威脅，從來就是資本主義國家擺脫自身經濟危機的一個基本手段。這里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有天下視野與人類關懷，這就是我們的文明，同時也是我們最有前途的文化優勢。
    當今的和平發展，是與“大同世界”一脈相通的延續。只有全力維護世界和平，我們才能為進一步發展、為我們的轉型發展贏得寶貴的時機。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認識到：當前的世界形勢總體上于我有利，我們依然處在戰略機遇期中，關鍵在于打破“小富則安”、“無所作為”的小農、小資自發意識，確立起科學發展、和平發展的自覺意識。中國的和平發展，也帶動了世界局勢的深刻變化，引起了國際力量對比的新態勢，中國求和平、求合作、謀發展的新路，在世界上日益深入人心。
    譬如，歐洲已經開始響應中國以和平、合作謀發展的號召，逐步拋棄了以國家利益為核心、以戰略均勢和對抗為保證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強權政治，日益強調談判、重視外交和商業關系的根本作用，日益強調國際法，強調說服的作用，摒棄武力，不主張進行武力威逼。近代以來，一直都是中國跟著西方的世界觀走，現在歐洲開始跟著中國倡導的模式走，這當然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與中國走得越來越近的不僅是歐洲，也包括美國國內那些真正有頭腦的思想家。日前，諾曼·喬姆斯基來華演講，在接受采訪時，這樣分析今天的世界局勢：今天的美國政府害怕中國，這里的害怕恰恰并不是因為軍事上的威脅，這并不是開玩笑，國際關系多少有點像黑社會，比如黑社會老大發現有人沒有交保護費，又沒有方法脅迫他就范，美國對中國恰恰就是這種情況。美國揮舞著拳頭對歐洲揚言：停止在伊朗投資。大部分歐洲國家都很順從地撤出了伊朗；而中國偏要加強在伊朗的投資。中國才不看美國的臉色，中國的態度就是：我們在這里待了1000多年（中國與薩拉森帝國的奧馬亞王朝的交往開始于公元661年），用得著看“野蠻人”的臉色么？這種態度引起了美國政府的恐慌。
    中美的顯著不同是發展理念的不同，美國的保守派依然把當今世界理解為“美國的戰利品”，不肯放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而由于我們長期堅持和平發展，當今世界的力量態勢對比已經發生深刻變化，對美國最大的“威脅”正是我們求和平、合作謀發展的發展觀。

結  語

    談轉型發展，談頂層規劃，我們必須認識到以下事實：在軍事、能源、金融、社會組織能力、文化宣傳動員能力方面，與美國等國家相比，我國還處于劣勢，盡管整體的經濟能力處于主動的優勢地位。而轉型發展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增強國家能力，就國際領域而言，是為了“軟實力”與文化模式感召力的提高，是為了盡快結束少數發達國家壟斷國際金融、能源、技術和話語權的不合理秩序。轉型發展、科學發展的任務空前艱巨，在原有的道路上修修補補，這其實等于沒有真正覺悟，只有致力于打破這種不合理的分工體系、突破封鎖、突出重圍，實現轉型發展——這才是中國真正的覺悟，也是巨變當前人們的真正覺醒。

（責任編輯：齊澧*）

● 韓毓海，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 本文系作者在山西省人大常委會、山西團省委、發改委、中共長治市、晉中市委領導干部集體學習會議上的講稿。

《綠葉》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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