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總書記復辟資本主義的自供狀

——趙《改革歷程》批判之序言

史 勝 得

在港地讀完《改革歷程》，仿佛幼時江邊江湖人賣“大力丸”的情景就在眼前：

“唱戲的靠好嗓子，扛麻袋的靠好膀子，嘿——嘿嘿……，我們闖江湖的靠什么？靠好場子！”江湖人大背頭，褲腰粗帶子上掖條毛巾，邊喊邊敲一破鑼，轉圈跑著搭場子。為場子大一點兒，人來的多一點兒，把吐沫一口一口吐在鑼上。鑼敲起來，吐沫四濺，圍觀人趕緊往后縮。這樣跑幾圈下來，場子就大了。

“有人問了，你是不是賣藥？我不賣藥，王八蛋才賣藥！”江湖人邊說邊在場子里轉。“我今天給眾鄉親表演一段'滾頭寶刀'，這是祖傳十八輩兒的絕活”。鏘——鏘——鏘，江湖人又敲將起來。“光說不練——嘴把式，光練不說——傻把式，又練又說——真把式”。繞來繞去，江湖人根本沒練什么“滾頭寶刀”。眼看人來的越來越多，開始賣藥了。“那位老太太說了，要買藥。買什么藥？不賣藥！”江湖人在場子里拿“滾頭寶刀”比劃著。“這真是邪門了，你看看，這老太太站不住了，倒地上了”，江湖人上去把老太太拉起來，裝模作樣地問道：“你有病吧？有什么病？”老太太說：“四肢麻木，頭昏眼花”。江湖人從包包里拿出一紙包，里面有丸子大小的紫黑東西，讓老太太吞下，連問“怎么樣？……怎么樣？”老太太說：“腿不疼了，眼不花了，腰能直起來了”。圍觀人頓感神奇，紛紛要買藥。江湖人又說了：“我不賣藥，就剩這幾包了”，于是，人們爭著買藥。

趙在《改革歷程》里寫的，同江湖人賣“大力丸”一模一樣，目的和動機一個樣，手法一個樣，過程一個樣，結果一個樣。賣假藥騙錢的是江湖騙子，趙是借改革開放之名，賣資本主義“大力丸”的政治騙子。

雷日科夫在《大國悲劇》中說，大家以為“改革的目標模糊不清”，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有代表發言質問，“能不能把我們的改革比成一架飛機，當它起飛之后，竟不知道在它降落的終點是否有一個飛機場？”其實，對于改革的最終目的，“‘設計師’、‘施工隊’以及改革的其他意識形態專家們和組織者們都非常清楚地明白”，可總書記總是不說。戈爾巴喬夫最后說了出來，改革的最終目的，就是“把蘇共鬧個天翻地覆”，“夢想著把共產主義埋葬”。趙的《改革歷程》最直率之處，在于說出了“改革開放”的最終目的，是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這是改革精英人物和精英團隊誰人都不會說出來的，打死他都不會說出來。趙終于說出來了。他在《改革歷程》里，完完全全地說了出來。

趙在最后一節《民主與法制的社會》里說：

過去認為“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國家所實行的代表大會制度，才能體現人民當家作主；這是比西方議會制度更高級的，更能體現民主的形式。事實上不是那么一回事。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所實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不是人民當家作主，而是少數人，甚至是個人的統治”。

 “二十一世紀出現的，在幾十年時間里與西方議會制度相對立的所謂新興的民主制度——無產階級專政制度，在大多數國家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倒是西方的議會民主制顯示了它的生命力。看來這種制度是現在能夠找到的比較好的、能夠體現民主、符合現代要求而又比較成熟的制度。現在還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

“總之，西方議會制是現在可以找到的最好的政治體制、民主形式”，“所以在中國目前條件下，首先必須確定政治體制改革的最終目標，是要實行這種先進的政治制度”。“必須切實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并且朝著這個目標進行改革”。

“執政黨必須過兩個關：一是開放黨禁、報禁，當然這種政治開放也可以采取逐步的形式，這一關必須過；二是黨內的民主關。在共產黨內實行徹底的民主制，用民主的方法對我們黨進行改造。”

“ 當然，還有軍隊國家化”。

“還有更重要的、更早要實行的司法獨立等問題，都是必須解決的。”

夠了！“開放黨禁”，政黨輪流坐莊、實行“西方議會制”、“軍隊國家化”、“司法獨立”，這不是資本主義復辟又是什么？通過經濟改革，解決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問題，通過政治改革，解決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筑問題。實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資本主義化，便完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復辟。民謠說，“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什么是復辟資本主義？怎樣復辟資本主義？這是擺在資改派面前的首要問題。他們殫精竭慮地思考著。有兩個問題他們不能不考慮：一是亮明身份，公開打出復辟資本主義的旗子行不行？他們深知叫喊“斯大林是我們的生身父親”的赫魯曉夫，在20大作秘密報告大反斯大林，翻覆云雨，不得人心，后來被他的同黨搞掉了；深知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公開性”，搞得天下大亂，結果自己成了亡國之君，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深知葉利欽的“休克療法”、取消共產黨、炮轟議會，絕沒有好下場。赫、戈、葉篡黨奪權，一心創造“歷史新紀元”，然而，卻激起天怨人怒，成為不恥于人類的狗屎堆。前車之鑒，后車之覆，我資改派不能犯傻，自取滅亡；二是復辟資本主義急于求成，一步到位能不能成功？他們深知毛澤東思想已深入人心，深知幾代無產階級革命家還在，人民知識分子還在，工人農民不是好惹的。在這種情況下，直接把社會主義經濟搞掉風險太大，直接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風險太大。我資改派應當穩扎穩打，采取“漸進式”而不采取“激進式”，以“穩住陣地”。

“漸進式”是趙發明的。趙說：我們“采用漸進的、逐步過渡的方法，避免了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發生的動蕩和經濟滑坡，是成功的”。“所謂逐步過渡主要是從兩個方面進行的”，“一個是主要的方面，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之外，逐步成長、壯大一種新的經濟，即市場經濟”，“還有另一個方面，就是對計劃經濟體制內的那一部分，也逐漸地加以削弱縮小。當然不是一下子改掉，而是開始的時候變動不大，小量地改變，以后逐步逐步地加大分量”。這樣，“整個中國經濟體制的性質也在一天一天由量變到質變，這是中國改革的最大特色”。   

戲法人人會變，妙處各有不同。量變——質變——變天，趙的“漸進式”戲法，真是美輪美奐，無與倫比！

資改派不學無術，什么本事也沒有，但在陰謀勾當方面卻是頗為能干的。他們結合自己捏造的所謂“國情”和“時代”特征，找到了一條在“紅色海洋”的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的道路。

鮑彤在《導言》里說：趙以擴大自主權為內容的改革，“是使改革進入經濟生活的實質性一步”，也是“走上改革之路的起點”。我們就先從這個“起點”開始，看看什么是復辟資本主義，怎樣復辟資本主義。

鮑彤解釋說：“自主權，不像領導權、所有權、計劃權那樣耀眼刺耳，但也不像積極性那樣軟不足道。你要積極性，給你幾塊錢獎金，就足以把你打發掉了。你說所有權、計劃權，自居正統的人非告你離經叛道不可。難道你就不懂得所有權只姓‘公’，計劃權只姓‘國’，領導權只姓‘黨’嗎？但自主權不硬不軟，明確穩當，從這里入手，可以解剖得很深入，也能夠把陣地守得穩當”。“當時胡在平反的實踐中創造了‘冤假錯案’等一組詞匯，趙在讓步的實踐中創造了‘松綁、放權、讓利、搞活’等一組詞匯”，中國改革的歷史就這樣開始了。

鮑彤說得很露骨，活靈活現地展現了趙們騙子手的嘴臉和手法。“勞務公司”招工說，到深圳做“服務工作”，月薪3千。人們心動了。掙了錢，瞎眼的奶奶有救了，能給攤在炕上的母親買藥了……“服務”這個詞兒，打開了多少貧苦青少年的心扉，給她們帶來了多少美好的愿景（這里借用臺灣這個常用詞）！什么是“服務”呢？到了工作崗位才知道，做妓女、做三陪就是“服務”。在欺騙手法上，“自主權”這個詞兒同“服務”這個詞兒有區別嗎？是沒有區別的。

“自主權”是個無法定義的生造詞，可趙紫陽們卻通過立法加以規定。1979年9月，發布了《關于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若干規定》等六個文件，把11項權下放給企業。趙1978年在四川進行擴大自主權試點，1979年9月便被弄成政治局委員，1980年2月被弄成政治局常務委員，3月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4月任國務院副總理，9月任國務院總理。在中央，一二個月就升一級，速度勝過流星閃電！群臣傻眼、草根咋舌，趙真的利用倒賣“自主權”上去了。趙任國務院總理的當月，國務院批轉國家經委《關于擴大自主權試點工作情況和今后的意見的報告》，從1981年開始在國營企業中全面擴大企業自主權。這里規定的“自主權”，涉及到企業計劃權、產品銷售權、定價權、外匯分成權、留成資金支配權、人事安排權、機構設置權、企業聯合經營權等等。

這些“自主權”，實際上是國家財產的占有權、使用權、處分權和收益權。所有權是看不見、摸不到的。誰看見過力？誰都沒有看見過力。黑格爾在《小邏輯》里說，“力同力的表現是同一個東西”。力正是通過力的表現而表現出來的。誰看見過所有權？誰都沒有看見過所有權。所有權是通過它的權能表現的。所有權有占有權、使用權、處分權和收益權，這四個權能，是看得見、摸得到的。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多種場合，全面論述過所有權與所有權權能的關系。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資本論》、《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剩余價值理論》；恩格斯在《反杜林論》、《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列寧在《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社會民主黨在俄國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等著作中，曾做過鞭辟入里的分析。

占有權、使用權、處分權和收益權，是經濟上的所有權。經濟上的所有權是法律上的所有權的實現形式。經濟上的所有權與法律上的所有權的分離，利用經濟上的所有權把法律上的所有權架空，是趙們改變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性質的核心和秘密。沒有占有權，便沒有使用權、處分權和收益權，占有權是所有權權能的首要形式。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是非常看重占有權的。馬克思說過，我的大禮服，只有當我還能處理、抵押或出賣它時，才是我的財產。它失去這一特性并成為破衣服之后，對我來說，任何經濟學家也不會把這件大禮服列為我的財產。也許只有私有財產的法律家和思想家還能瞎扯這類東西。趙們不正是利用占有權來改變國家所有權的性質的嗎？土地、森林、草原、灘涂、礦藏等在法律上屬于國家所有，然而出賣“使用權”，讓中外資產者占有，使用、處分和收益50年、70年，那么所有權對于國家還有什么意義？這里，請容許我打一個粗俗的但直觀的比喻。在法律上，她是你的妻子，但當她被別人“占有”，那么你的法律上的“所有權”，對于你還有什么意義？只有那些“為了一碗紅豆湯而出賣自己的長子權的人”，才能干出這種卑鄙無恥的勾當。

趙說“戈爾巴喬夫叫公開性，我們叫透明度”。不過換一個說法。南斯拉夫叫企業自治，趙叫企業自主權。也是換一個說法。可以想一想，趙們口口聲聲的“創新”，哪一個不是先從蘇東修正主義分子那里偷來的呢。把電燈泡叫“火茄子”、電梯工叫“空間位移工程師”、妓女叫“性工作者”，換一個說法怪靈的，也是一個法寶。改革開放搞了一陣子，同西方接軌后，便把偷改為抄，就一絲不茍地抄西方的了。所謂“理論創新”、“制度創新”，都是照抄照搬。名詞術語、方法步驟是抄，理念、觀點是抄，乃至寫文章的結構、句式都要抄。這種理論上的全盤西化，可以概括為“三洋四舊”，即洋教條、洋八股、洋經驗和舊體系、舊內容、舊語言、舊體例。三洋可分為“大三洋”和“小三洋”。“大三洋”是洋教條、洋八股、洋經驗，“小三洋”是洋語錄、洋句式、洋段子。明明是西方的、資本主義的東西，卻硬說成中國的、社會主義的。指鹿為馬、白馬非馬，趙高之輩、公孫龍之徒竟橫行天下。你說怪也不怪。

趙炒作“自主權”建了頭功，1981年6月，被弄成中共中央副主席。11月，趙在全國人大開始炒作“經濟效益”概念，提出“圍繞提高經濟效益，走出經濟建設的新路子”。于是乎，由經濟學家牽頭，全國傻傻地熱炒“經濟效益”與經濟效果、經濟效率之不同。趙之所以抓“效益”，是因為在科技含量不變的情況下，追求利潤最大化，只能向勞動力要“效益”，由此而來的，就要建立勞動雇傭關系，改變企業制度。當時趙與胡“效益”與“速度”之爭的實質，是改革企業制度，還是在計劃經濟框架內“大干快上”。看來，趙是很懂改變企業制度與最后復辟資本主義的關系的。“自主權”不過是個引子，通過“經濟效益”，即扯出了“國有企業經營權”概念，以加速向國有企業的私有權轉變。1986年的《民法通則》、1988年的《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企業法》，提出了“國有企業經營權”問題。全國又是一片喧鬧。最后是三種意見：“國有企業經營權”，（1）是指國有企業對國家財產的占有、使用、處分和收益權；（2）是指介于所有權和生產經營管理權之間的折中概念；（3）是指國有企業所有權。看來，書呆子們并沒有明白趙的真意，還在那里扯來扯去。進一步地，1992年，提出“轉換經營機制”概念，要求國家不能直接干預企業的經營活動，要采取多種形式，包括直接融資，培育和發展多元化投資主體。這分明是把國有企業推向自由市場，按照私營企業“利潤第一”的經營理念、“金錢開路”的經營方式來辦國有企業。以“轉換經營機制”概念為媒介，1993年的《公司法》，決定使用“企業法人財產權”概念，不再使用“國有企業經營權”概念。這個“企業法人財產權”是個非驢非馬的概念。如果“企業法人”是私營企業，則其財產權是私有權；如果是國有企業，則不存在“法人”的含義。根據民法原理，“法人”是完全享有財產所有權的社會組織，而國有企業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具備這個屬性的。“企業法人財產權”概念，在邏輯上不能成立。怎么辦？“股份制”概念出現了。在國有企業里摻進私人股、私企股、外資股，這些股東又通過擴大投資比例、出售國有股、收買國有股股東等手段，便使國有企業企而不國了。確實是“一股就靈”。接著，就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迫使國有企業徹底垮掉。

“現代企業制度”的核心是公司制，公司制的核心是資本。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對資本作了定義性說明：（1）資本是能夠產生剩余價值的價值；（2）資本的前提是生產資料私有制和雇傭勞動；（3）資本是在資本的流轉、運營中實現的。很顯然，“公司的力量就是資本的力量”，“現代企業制度”就是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經濟制度。從資本主義企業制度——西方企業制度——現代企業制度術語使用的變換過程看，從企業制度的性質、構成和具體規定看，趙們所言現代企業制度，正是資本主義企業制度的同義詞。

國有企業財產的所有權屬于國家，可經過企業自主權——企業經營權——企業法人財產權——企業私有權的嬗變，自主權變成了私有權。不過幾個石子，在萬花筒里搖來搖去，卻斑駁陸離，瞇人雙眼。能讓常識使人糊涂，在常識上“創新”， 趙不愧是最偉大的總書記，是改革開放最難得的人才。

以上講的是“自主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提法不是趙發明的，但他對這個提法情有獨鐘。趙說：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和十二大只提了這么一個提法，人們已經不知不覺地接受下來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提法最好，它是改革開放的理論根據。在《改革歷程》里，自豪地講述了他在主持十三大報告起草過程中專門炮制“初級階段理論”的情形。這里有兩個問題應當明確：

一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提出過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階段，但沒有談論過、我們黨也歷來沒有使用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字樣。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采用的“低級階段”提法，指的是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階段，而對于社會主義階段，沒有再區分出什么“初級階段”。蘇聯1936年提出過“建成社會主義”，1956年之后提出過“發達社會主義”。實際上是說蘇聯社會的發展時期。在整個社會主義時期，能夠區分什么“初級階段”嗎？能夠說明清楚“初級階段”的客觀標準、基本特征嗎？趙把人口多、底子薄，生產力落后的所謂“國情”，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標準，并說初級階段大約100年。這是很荒唐的。如此說來，北洋軍閥時期、蔣介石集團時期，也都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了。“國情”是一個綜合性概念，經濟、政治、科技、文化乃至傳統、習慣、地理等均包括其中。只說其一而不說其二，趙們把“國情”也糟蹋了。

二是，在過渡時期，存在多種經濟成分，存在“兩種社會經濟結構”，而且，還存在每時每刻不斷向資本主義靠攏的“小生產”。在這一基本事實面前，馬克思主義和我黨的態度是明確的。列寧指出：“無產階級的目的是建成社會主義，消滅社會的階級劃分，使社會全體成員成為勞動者，消滅一切人剝削人的制度的基礎”。然而，趙們的態度恰恰相反，反其道而行之，在我國已經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情況下，他們奉行鼓勵和發展資本主義，消滅社會主義的方針，以實現資本主義復辟。

趙是用資本主義的針線縫制社會主義詞匯的老手。事情很清楚，在趙那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是復辟資本主義的護身符。趙是用這個“理論”，掩蓋建立私有制的經濟基礎，掩蓋兩極分化和尖銳階級對立的社會事實。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趙們發明的。黨的基本路線約73個字，經過趙們“扒皮、抽筋、下水煮”，變成了9個字。這“一個、兩個”忽悠了中國多少年？改革開放了，據說人們富得流油，國人見面時不再問“你吃了嗎”，而是問你“中心”了嗎，“基本點”了嗎。足見這“一個、兩個”普及化了。趙說：“在十三大政治報告中把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列在一起，作為基本路線的三個組成部分。至于概括為口語化的公式：‘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這是鮑彤和寫作班子起草文件時寫上去的”。敵對分子鮑彤不過是趙拉上來的普通中央委員、趙的秘書，可他編的順口溜竟能成為治國的綱領。政治秩序混亂到了何種程度？！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是黨的文件、領導人講話和有關會議分別提出的，適用于不同場合和情況。是趙把它們“列在一起”的，并用“基本點”這個詞概括。基本路線中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是不是“組成部分”？“各族人民的團結”是不是“組成部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不是“組成部分”？基本路線不能歸結為“三個組成部分”，這是第一。第二，基本路線也不能用什么“中心”、“基本點”來概括。“經濟建設”是一項事業、一件事情，它只是我們黨提出的“社會主義事業”其中的一個，怎么可以用部分替代整體，使部分充當中心呢？趙說“中心”論的提出，是為了摒棄“以階級斗爭為綱”。“綱”同“中心”不存在對應關系。摒棄不摒棄這個“綱”，與什么是“中心”，完全是兩回事。況且，“四項基本原則”屬于上層建筑范疇，“經濟建設”屬于經濟基礎范疇。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無論如何也不能搞成“點”與“中心”的關系，這是馬克思主義常識。第三，作為總政策、總方針的基本路線，而且要管100年的基本路線，不可能只有和始終有“兩個基本點”，而四項基本原則是政治原則，同改革開放的關系，是指導與被指導、決定與被決定關系。趙把這種關系歸結為“并列”關系、平行關系，實際上是取消四項基本原則的決定性地位和指導性質。

趙用這般混亂的思維來治理國家，國家能不亂套嗎？

趙的《改革歷程》涉及自主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市場經濟、黨內民主和基層民主、軍隊國家化、司法獨立、政治體制改革、意識形態等諸多問題。本文就不一一例舉了。我準備對上述10個方面進行分析。總題目是《反資本主義改革開放論》，副標題是《趙們在中國實行的資本主義復辟》。本書采用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和郭（沫若）老《十批判書》的思路和寫法。趙的《改革歷程》的三個版本，在大陸競相傳閱，其手抄本、影印本不脛而走，流毒甚廣。我們黨總是應當有個態度的。應當允許人們拿起批判的武器。

每一步改革“新花樣”，都出現“新花樣”自身無法解決的問題。趙們不是迷途知返，改弦更張，而是一條路跑到黑，撞南墻也不回頭。他們總是振振有詞地說：“用改革的辦法解決改革中出現的問題，要進一步深化改革”。那么他們那里的改革是什么改革呢？他們同鄧小平爭鋒。《改革歷程》里說：“鄧小平當時開出來的藥方，也不是改革”。改革是趙“穩穩當當開始做起來”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內容，是擴大農民自主權；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內容，是擴大企業自主權”。是趙使中國“進入了改革年代”。在《改革歷程》的英文版《序》里，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認定趙是“改革的設計師”，說“真正打造改革的人不是鄧小平，是趙”。這段絕妙的文字不打自招地供認了，他們所說的改革，是資本主義改革，改革的設計師和施工隊隊長是趙。

資改派每當失利時，總是跑出來大喊大叫“對改革反思就是否定改革”。請問，反思這樣的改革，否定這樣的改革，難道不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嗎？！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同資本主義改革開放是有嚴格界限的。有些人一聽到“反思”，就滿肚子不高興，就睡不著覺，非要把股思潮打下去不可。趙的改革開放即將被埋葬了，為什么非要把自己綁在趙的靈車上成為殉葬品呢？

鮑彤在《導言》里說：“現在又過了三十多年，終于人人恍然大悟：中國的改革，原來就是改掉毛澤東的制度。”這一句話泄露了天機。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毛澤東的制度”被改掉了，還癡癡地認為是在完善“毛澤東的制度”呢？為什么資本主義復辟了，還癡癡地認為社會主義仍在繼續堅持呢？這一切的一切，蓋緣于“魔鬼之技”。事到如今，人們曾經的千萬次地追問、石破天驚地吶喊，可以歸結為一句話了：識別“魔鬼之技”，驅除魔鬼，還我中華一個清白的天地。

清人袁牧在《子不語》里說：“鬼有三技：一迷二遮三嚇”。涂眉畫粉，迷我也；向前阻拒，遮我也；變作披發流血狀，伸舌尺許，向之跳躍，嚇我也。

人有人技，鬼有鬼技，鬼技用于人界，人則不知所措，神魂顛倒了。趙們復辟資本主義，用的正是“魔鬼之技”。這個“魔鬼之技”，運用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趙們的“魔鬼之技”是：

一曰“迷”。他們把自己打扮成社會主義的繼承者、愛國者，以迷惑國人，而每一項改革措施，開始都給人一種似是而非的滿足。他們“打著紅旗反紅旗”、“打左燈往右轉”、“冷水煮青蛙”。“打著紅旗”、“打左燈”、“冷水煮”之類，確是很迷惑人的。上初中的時候，學校搞勤工儉學，我們進山伐木。乍暖還寒，看見林間小水坑里一團團白白的卵子，就能夠斷定有青蛙。大家把青蛙抓回來，放在冷水的大鍋里煮。為什么用冷水而不用熱水呢？工人師傅說，青蛙在冷水里游得滿歡呢，不會往外亂蹦亂跳。待慢慢水熱了，它們都會把尿排出來。游得歡，尿也排了，待大火加熱，青蛙連掙扎的力氣都沒有了。

“迷”的拿手好戲，是模糊主義、混合主義。模糊主義奉行凡事含混不清、不明確的人生哲學。詞句、口號乃至方針、政策的真實意圖自己是清楚的，但說出來的東西卻很模糊，使人摸不到頭腦，要人揣測，要人猜，這就很可怕了。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不是砍旗，不是換旗，說得清清楚楚，不是模糊主義。“八榮八恥”，說得清清楚楚，不是模糊主義。“雞兔同籠”、“胡子眉毛一把抓”，是混合主義。氫二氧一，化合而成水，不是混合，泥土和水放在一起，是混合。清水不能摸魚，渾水才能摸魚嘛。在社會生活領域，“無理三扁擔，有理扁擔三”、“清官保國，貪官保朝廷”、“富爸爸窮爸爸，都是好爸爸”、“工人養活資本家，資本家也養活工人”、“直線救國，曲線同樣能救國”，把這類對立的、兩極的東西混合在一起，不能不說是一種本事。

二曰“遮”。就是嚴防死守，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對著干，絕不允許新中國死灰復燃，把社會主義復興的任何跡象，都一定消滅在萌芽狀態。所謂“平反冤假錯案”、“傷痕文學”、“揭陰暗面”；“反左”、“不爭論”、不問“姓社姓資”；“與國際接軌”、“全球化”、“中美國”、“賣國有功”；“私有化”、“剝削有理”；“多元化”、“自由化”、“非意識形態化”、“歷史虛無主義”、歷史反動人物“翻案風”等等，都是用來阻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傳播的、阻擋共產黨領導的、阻擋人民民主專政施行的、阻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

反什么“左”？把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說成“左”，把反對他們資本主義改革這一套的說成“左”，這叫做反“左”嗎？請注意，趙在自供狀里說的“反左”，是反不帶引號的左。左是馬克思主義，“反左”就是反馬克思主義。這是懂得一點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的。鄧小平指著一臺進口的機器問：“這臺機器姓社還是姓資”，明明問的是“這臺機器”，可他們推而廣之，硬搞成什么都不存在“姓社姓資”。天下有無名無姓的東西嗎？連茅廁里的小爬蟲都是有名有姓的。詞典上說，蠅類的幼蟲的名字叫蛆。所謂“不爭論”，鄧小平反對的是無謂的爭論，他認為爭論起來亂哄哄的，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是呀，和尚是不是禿子、張家長，李家短，王家有沒有一個大花碗，爭論這些干什么呢，這純粹是吃飽了沒事做——撐的。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在鄧小平說“不爭論”的前后，沒有一項決定、決議是不經過討論、爭論而作出的。憲法上的“百家爭鳴”，黨章上的“廣開言路”，當然包括爭論。

三曰“嚇”。什么是嚇？為防止廣大干部和被蒙蔽的人民群眾覺醒，繼續跟他們走，不下賊船而采取的恐嚇、威逼、打擊、迫害等辦法。在政治上，他們把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宣傳成恐怖、陰森的世界，用“專制”、“獨裁”、“紅色恐怖”等字眼和完全是編造的故事來恐嚇人民，妄圖使人們像躲避瘟疫一樣躲避新中國；在經濟上，他們把生機勃勃的社會主義經濟宣傳成沒有效率、貧窮落后的經濟，用 “餓死三千萬”、“幾個人穿一條褲子”、“不搞改革死路一條”等字眼和完全是編造的故事來恐嚇人民，生怕人們“懷舊”、“走回頭路”；在社會生活上，他們把欣欣向榮的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文化、藝術、教育、醫療衛生事業，以及新型的倫理道德、婚姻家庭關系宣傳成死寂僵化、泯滅人性的東西，用“噤聲”、“禁欲主義”、“邪惡”等字眼和完全是編造的故事來恐嚇人民，使人們在貧困潦倒中，在醉生夢死中，一代一代的像爛泥鰍一樣死去。

上述一“迷”二“遮”三“嚇”的“魔鬼之技”，似乎沒有暴力。魔鬼總是要吃人的。當人民大眾不能按老樣子生活下去了、資產者不能按老樣子統治下去了的時候，暴力會被提到議事日程。趙們不會例外。人們以為火是暴烈的，會燒死人，水是溫柔的。可死于水比死于火的人要多得多啊。不知床比水要溫柔多少倍，然而，人們絕大多數都死在床上。世上最可怕的是“溫柔”。“溫柔”是和平演變的一個突出特征。

趙的《改革歷程》的臺灣地區版，書名叫《國家囚徒》。其時代雜志在書的封面寫下“趙紫陽的死，比他在世是更具危險性”的醒目文字。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說對了。正是2009年3月為《改革歷程》寫《序》的杜導正，發誓 “繼承趙紫陽的遺志，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最近，又同“內地知名政、商、學界人士聯合呼吁”，“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完成鄧小平未竟事業”的，又是這個杜導正。好家伙！把“趙紫陽”替換成“鄧小平”。這種“換頭術”玩得太邪了。鄧同趙不是一條繩子上拴著的兩只螞蚱。《改革歷程》言之鑿鑿地說：鄧小平所說的政治體制改革，是“與根本制度無關的行政改革”，我們所說的政治體制改革，是“結束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根本制度的改革。

杜導正出籠，是一個十分危險的信號！

目前，趙們實在情急，在臨召開十八大只剩兩年的時間里，他們吹響了“政治體制改革”集結號，發動了一場新的反共高潮。

趙的《改革歷程》，是復辟資本主義的自供狀。解剖這個自供狀，就理解了趙這樣的陰謀家、野心家何以能爬上黨和國家最高領導的高位；就理解了混進黨里、政府里和科教文衛里的資改派，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要變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把光明的中國推向苦難的深淵。

趙的自供狀，再清楚不過的表明：全面逆轉中國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的，是資本主義改革開放。資改派總是整天指天畫日地喊叫“完全正確”。“完全正確”的歷史選擇，為什么使我們的國家內外交困，走到了歷史的死胡同？“完全正確”的改革開放，為什么使社會陷入兩極分化的悲慘境地？“完全正確”的資改派，為什么形影相吊，處于全國人民的包圍之中？深化資本主義改革開放的調門應當少唱！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必須完全休息！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以實現共產主義為己任的共產黨人一定會堅決地相信：中國歷史的發展規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的共產主義方向，是任何人、任何勢力都改變不了的；世界資本主義開始陷入終極危機，中國的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已經完全破產，資本主義的滅亡同社會主義的勝利，都同樣是不可避免的。讓我們張開堅實的臂膀，勇敢地搏擊時代的風云，和全國人民一道，迎接那一輪鮮紅的太陽！

2010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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