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毓海：主權貨幣與現代國家
韓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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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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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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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ews365.com.cn/jy/201003/t20100322_2654535.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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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0-03-22 作者：韓毓海 來源：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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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西洋之間真正的“大分流”就發生在1570年代之后，因為從那個關鍵時刻起，西方不但在曠日持久的宗教戰爭中產生出民族（國民）國家政體，且更要緊的是：西洋國家通過發行信用的手段為戰爭牟取財政資源，從而推動了圍繞著國家生存而建立起來的金融業的發展。然而，此時的中國，卻恰恰放棄了國家貨幣主權。如此一來，中國亦再無通過發行信用的方式促進自身經濟發展的能力，中國與西洋各國國家力量之間的大逆轉，中國命運的大逆轉，亦由此奠定。
一、國家貨幣主權喪失導致明清滅亡
明清兩朝敗亡的教訓自然很多，但一個長期被忽視的重要原因就是，在國家發行信用的努力失敗之后，反而將貨幣出路委之于海外白銀進口，從此徹底喪失了國家貨幣主權。
明穆宗朱載垕隆慶元年（1567年），明帝國開放“銀禁”與“海禁”，通俗地說：這等于把帝國“央行”從北京搬到了拉美礦山。
道光年間，當著中國紋銀（庫平）因國際金融投機出現大規模外流之際，《海國圖志》的作者魏源在《軍儲篇》中就曾這樣提醒國人說：“今人只知中國之銀出漏于外洋，而不知自昔中國之銀大半來于外洋也”；他還說：“近數百年間錢糧改銀以后，白銀充布天下，謂非閩粵番舶之來，自何得之？”魏源此問，道出了歷史幽暗的秘密，他明確地將白銀的大規模進口，追溯到明隆慶、萬歷間的田賦納銀政策之推行，更指出中國之白銀，“自產者十之四三，番舶者十之六七”，即明清以降的銀子，七成左右是依賴進口的。
不過，自隆慶開放“銀禁”以來，中國進口白銀的具體數字究竟是多少，一直是中外學術界爭論的重大問題?，F據吳承明先生《16、17世紀中國的經濟現代化因素與社會思想變遷》中所作“最謹慎估計”：16世紀后期到17世紀初，流入中國的白銀起碼已達1.5億兩。而根據百瀨弘教授在《清代西班牙元的流通》中所作的另一保守統計，從1700年到1835年，由西方流入中國的白銀迅速攀升，總額為12億兩左右，到乾隆中期，每年僅進口西班牙銀元便達500萬元——這個極其驚人的數字，乃是目前為國際學術界所接受的準確統計數字。
明清兩朝敗亡的教訓自然很多，但一個長期被忽視的重要原因就是，在國家發行信用的努力失敗之后，反而將貨幣出路委之于海外白銀進口，從此徹底喪失了國家貨幣主權。
這就要涉及貨幣理論的一些常識。其中很重要的第一點，就是區分何謂“主權貨幣”，何謂“外貿憑證”。所謂主權貨幣，就是指國家發行的信用，它以國家稅收為基礎，以國家法律為保障，主權貨幣既是以國民稅收來清償和保證的，故只要建立起有效的國家治理結構，得以支撐起清楚合理的稅收制度，國家就有發行信用貨幣的保障。
那么，什么是外貿憑證呢？簡而言之，歷史上的白銀和今天的美元即是。外貿憑證并沒有國民的稅收和國民生產總值的保證，因之就必須以貴金屬和其他產品與服務作保證，放棄“主權貨幣”而采用“外貿憑證”來調控、維持經濟，這其實就是明清兩朝所作的糊涂事。對明朝而言，這當然就是放棄了“寶鈔”而采用白銀，它造成如下結果：
第一，由于國家喪失了發行信用的能力，明以降的中國，就無法以國家信貸的方式，直接補貼基層民生、支持基層和地方經濟發展。
這又進而使得基層民生和生產活動，不得不完全依賴于地方豪紳的高利貸和宗法制度，由于地方豪商掌握了大量的稀缺資源——白銀，國家卻不能通過“發行信用”這一最大的利器有效動員社會，與之抗衡，這樣國家就難以與掌握稀缺貨幣資源的地方豪商爭奪民心和民意，更由于喪失了國家信貸的直接支持，中國的生產活動便無法從基層煥發出根本的持續動力。
第二，明朝中期以來，糧、鹽、棉布、海關四大稅種漸次收銀，而銀又主要從海外貿易中得來，富裕地區紛紛放棄種田而改為植桑、織布，這就是“以對外貿易換銀”的發展道路使然，而導致明王朝垮臺的直接動因（農業危機和大饑荒），自然也是這個畸形發展道路所造成。
同時，導致明朝的勞動力工資不斷下降，消費日益下降，基層生產活動因資金、資本匱乏而落入“高度平衡陷阱”，從而使得中國沒有發生產業革命，說到底最終也是這一依賴白銀，放棄主權貨幣而導致的國家資本匱乏所鑄成。
第三，幣制的混亂。僅就清代而言，銅錢之外，所流通銀幣有西班牙元、威尼斯銀圓、法國王冠銀幣和丹麥、瑞典、荷蘭及德意志鑄造的Rixdollar，進入民國，軍閥割據，幣制更可謂大壞。
僅杜恂誠先生《中國金融通史》中所列舉，便有銀兩、銀元、角銀、銅錢、外國銀行鈔、中交兩行鈔、政府紙幣等多種貨幣同時通行，實銀更分元寶、中錠、錁子、散碎諸種，稱量及成色更分庫平、關平和漕平諸色，其混亂復雜程度，實為世界貨幣史上最大之奇觀，可見五百年中國貨幣政策的失敗，到民國期間終至江河魚爛，造成無法收拾的局面，無可避免地導致外國貨幣長期代替中國國家發行的信用和主權貨幣，支配中國財政與經濟發展，而這就是約500年中國歷史所發生的最大偏頗。
二、戰爭國債催生近代西方國家體制
中國比西洋進入近世要早3個世紀。中國與西洋之間真正的“大分流”就發生在1570年代之后，因為從那個關鍵時刻起，西方不但在曠日持久的宗教戰爭中產生出民族（國民）國家政體，且通過發行信用的手段為戰爭牟取財政資源，從而推動了圍繞著國家生存而建立起來的金融業的發展。
從世界史的視野看，1570年代以降，又是世界史之大轉折時期，其根本標志，就是資本主義以及民族（國民）國家體制在西方的興起，而描述歐洲這一歷史大轉折的有益文獻甚多，從中我們大體又可以看出如下基本歷史線索：
其一，歐洲曠日持久的宗教戰爭，是導致以戰爭國債為核心的近代西方國家體制形成之關鍵。
伊斯蘭教與天主教之間曠日持久的戰爭，以1492年天主教勢力奪取地中海出海口格拉納達為重要標志發生逆轉；哥倫布率150人乘3艘小船，向西航行并意外發現了美洲，也正是通過格拉納達揚帆出海，而當時其根本目的，就是為天主教針對伊斯蘭教世界進一步的戰爭籌措資金。而在終于擊退了伊斯蘭教勢力之后，西班牙開始了更大規模的迫害異教徒運動。西班牙對荷蘭和英國的戰爭，不過是其迫害新教徒運動的延續。
但是，恰恰正是曠日持久的宗教戰爭，催生了地中海地區現代銀行家階級的發生。熱那亞貨幣商人率先承擔起為西班牙帝國籌措戰爭經費的重任，他們以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為抵押，通過發售“調劑債券”為西班牙帝國戰爭籌資，根據布羅代爾的研究，自1579年11月21日起，到1621年止，著名的地中?！捌喦俨靷灰状髸必灤宋靼嘌赖蹏麄€的戰爭過程。國家戰爭債券的誕生，也是“資本主義”和資本家在歐洲興起的標志。
而在對抗西班牙宗教戰爭的過程中，處于與天主教西班牙對立一方，秉承新教的荷蘭，也率先效法熱那亞銀行家，采用發行國家信用和債券的方式來籌措戰爭經費，這就導致了世界上第一家現代銀行阿姆斯特丹銀行于1609年的誕生。1688年，當英國王權可能落到天主教徒手中之際，為了避免反西班牙天主教帝國的“新教國際統一戰線”崩潰，尼德蘭的威廉三世，又是靠著阿姆斯特丹銀行里猶太人提供的秘密貸款，才出其不意地跨過英吉利海峽，奪取了英國王位，而奪位甫始，由于威廉三世面臨著償還債務的巨大財政負擔，他立即通過立憲體制說服議會，以征收高額消費稅來獲得財政資源，并以此國稅為抵押發行國債，這即是英國此后走向不斷發債、不斷進行軍事擴張的惡性循環的開始?？梢姡^“國會”，乃一為確保還款而設立的征稅機構，所謂“君主立憲”，乃是限制荷蘭出身的君主及阿姆斯特丹銀行無節制地汲取英國百姓稅收財富的制度，所謂資產階級革命、君主立憲體制之實質，其根本就在于此，它并無晚清以來“維新立憲派”所宣揚的那種先天神秘優越之處。
第二，美洲的白銀和物產，亞洲的手工業技術以及歐洲對于東方文明的想象，是導致英國工業革命、法國啟蒙運動及社會大革命的基本動力。
就前一方面來說，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等著作的開創性研究，特別是最近Flyn和Giraldez等拉美學者的史料研究，已經提供出大量無可辯駁的統計資料和證據。又按照宮崎市定的研究，對火力的運用，即利用煤炭進行高溫冶煉的技術突破，其實是在宋代的陶瓷技術中率先成熟，并經阿拉伯世界傳向歐洲。
中國經濟學科的開創者錢俊瑞先生，早在其1940年代研究工業化的奠基著作《如何走向工業化的正軌》中深刻指出：工業化的發生、發展，一定要有廉價豐富的農業資源為基礎，食物價格和原材料價格的低廉是完成工業化之前提，手工業技術的發達則是工廠發展的條件，而他所依據者，正是對英國工業革命發生的歷史條件的精密分析。錢先生亦據此指出：離開了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而片面強調“工業化”，此類工業化道路必然一事無成——正如離開美洲白銀和物產，離開中國手工業技術長期對歐洲的影響、滲透，英國工業革命亦不能發生一樣。
至于后一方面，法國啟蒙運動的理想其實來自關于中國的想象，此一點恐已是史學界的常識。而宮崎市定的名篇《東洋的近世》更深刻指出：東洋貿易積累起的資本造成了法國資產階級的主體，而關于東洋的“想象”則養成了“啟蒙的頭腦”。
按照內藤湖南所提出的“唐宋之變”學說，東洋和中國的近世，產生于10世紀，而西洋的近世，則產生于13世紀之后，即中國比西洋進入近世要早3個世紀。今天看來，中國與西洋之間真正的“大分流”就發生在1570年代之后，因為從那個關鍵時刻起，西方不但在曠日持久的宗教戰爭中產生出民族（國民）國家政體，且更要緊的是：西洋國家通過發行信用的手段為戰爭牟取財政資源，從而推動了圍繞著國家生存而建立起來的金融業的發展。然而，此時的中國，卻恰恰放棄了國家貨幣主權，國家放棄了通過發行信用這個利器謀發展的道路，隨著1564年西班牙占領菲律賓并據此向中國大規模出口白銀，明王朝竟然“順應世界大勢”，以進口白銀替代了國家信用貨幣——寶鈔。如此一來，中國的金融命運就委之于外國，中國亦再無通過發行信用的方式促進自身經濟發展的能力，中國與西洋各國國家力量之間的大逆轉，中國命運的大逆轉，亦由此奠定。
實際上，歷史上的白銀，即如同二戰后的美元一樣，不過是“國際貿易憑證”而已。但是，自1971年8月15日美國政府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之后，美元既不能以貴金屬（黃金）、也不能以美國的生產能力來保證，如此一來，美元也就不再是國際貿易憑證。而當代世界最為奇妙或荒謬之處就在于：美元反而從此由國際貿易憑證，一變而為美國迫使全世界接受的“主權貨幣”，這也就意味著美元成了美國向全世界收稅的工具，甚至意味著美國成了世界中央政府。
例如，我們以寶貴資源和誠實勞動所換取的大量美元，由于無法在國內消費，所以只能送回美國購買美國債券，美國于是得以再利用這些錢反過來繼續剝削中國。且隨著美國不斷發鈔，為維持我們自己手中的美元不貶值，我們的出口產品就只能越來越便宜，我們的勞動力工資就會越來越低，老百姓的消費就會越來越少，我們的經濟發展便大受限制。
今天，面對世界經濟危機，當著經營美元的世界主要金融機構紛紛倒閉之際，中國政府果斷以大規模發行主權貨幣，即以增發人民幣的方式直接刺激中國經濟，擴大內需，刺激百姓消費，提高國民工資，以爭取在對外貿易中盡可能以人民幣結算的方式，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以擺脫美元霸權，這乃是從危機中覓得歷史契機。
三、基層動員是國家能力之核心
富國，強兵，有效的司法，主權貨幣，這些無一不是建立在國家對基層的有效組織之上，無一不是建立在為基層所認可的國家信用之上。而只有一個強大到可以不為任何特殊利益集團所挾持的國家，才能樹立這樣的信用，才配享有這樣的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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