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警惕意識形態“變態”

吉方君

在階級社會中，社會意識形態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其存在式樣無不取決于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存在式樣。古往今來，任何民族、國家和政黨的興衰成敗，莫不與意識形態的向背離合密切相關。利用意識形態顛覆或奪取政權，放任意識形態的自由發展而喪失政權，這樣的例子屢見不鮮，在前蘇聯和東歐地區，就已經得到最突出的表現。　　

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綜合反映，是社會主義國家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先進文化發展方向和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綜合體現，起著凝聚人民意志、抵御腐朽沒落思想侵蝕和反“和平演變”的重要作用。正是因為這樣，我們黨在奪取政權以后，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工作。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集體，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理論，大力加強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著力構建以共產主義、集體主義為核心的、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顯著標志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為加快發展、鞏固政權已經和正在發揮著巨大作用。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有過重視意識形態工作的成功經驗，也有弱化意識形態工作的慘痛教訓。一個時期以來，體現我黨根本宗旨和國家性質、維系國家政權基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一度呈現出危險的扭曲和“變態”。國家觀念、集體觀念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信念被“淡化”乃至被拋棄，極端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和狹隘的地方主義、部門主義、小團體主義被強化乃至成為某類人群的意識主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受到沖擊和嚴峻挑戰；一些人的美丑觀念混淆，價值觀念倒置，金錢至上、物欲私欲膨脹……由此導致的“黃賭毒”等舊社會沉渣余孽的泛濫，又加劇著社會意識形態的惡化。由于多種原因，這種意識形態的“演變”問題至今在某些地方某些領域還依然存在，并且呈惡性蔓延態勢，務必引起我們的高度警覺。　　

一、意識形態“演變”的主要表現　　

1、從“心理演變”到“行為演變”，黨的干部隊伍受到分化和削弱。一是理想信念動搖，心理發生嚴重傾斜。認為“理想是虛的，目標是空的，金錢是實的”。成都市委組織部在1999年組織的“領導干部心態”調查中，發現64.1%的人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持否定或“不贊成也不反對”態度，87%的人的價值觀念取向發生嚴重傾斜，傍大款、交結有錢人、熱衷于編織個人關系網成為時尚。二是精神頹廢，行為怪異反常。一些領導干部生活方式腐朽，工作萎靡不振，“八小時以外”沉溺于燈紅酒綠的消費娛樂場所，包養情婦、嫖娼、賭博等現象一度成為某些領導干部的“時尚”。三是大局觀念淡薄，小團體意識膨脹。一些領導干部對待中央和上級的決策，口頭上講執行，工作中卻以“本地實際”等種種借口加以拒之，將個人和團體利益凌駕于黨和國家利益之上；有的領導干部染上資產階級政客行為和市儈作風，拉幫結派，搞地區、部門“專制王國”，導致正常的黨內思想斗爭難以開展；有些領導干部甚至“說人話行鬼事”，言行不一，表里不一，甚至陽奉陰違，成為“黑道”勢力的“后臺老板”。　　

 2、從“信仰危機”到“信仰易位”，黨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出現“精神坍塌”。在工人階級隊伍中，不信仰甚至鄙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轉而對某種宗教篤信不疑的現象，不僅在普通職工中普遍存在，而且在一部分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職工中表現明顯。這種發生在領導階級隊伍中的意識形態的重大而危險的變化，早在1982年有關部門組織的一次大規模的工人階級狀況調查中就被發現，但卻至今也未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在農民階級隊伍中，“信仰易位”的現象也明顯存在。農村中的黨組織不斷老化和萎縮，而宗教組織卻以異乎尋常的速度擴張，這種狀況在九十年代中期就表現得相當突出。1996年，湖北通城縣委組織部在對1200名農村青年入黨意愿的問卷調查中，發現有入黨要求的只有15人，僅占總數的1.25%。而在同一年，河南省的一個中等規模山區縣嵩山縣，信教人數高達4.8萬人，是全縣黨員總數的3.14倍，其發展教徒速度是當地發展黨員速度的13倍！　　

3、從民族自尊意識淡化到人格喪失，黨的后備力量正在發生實質性蛻化。年輕的一代尤其是享受高等教育的大專院校青年學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后備主力，也是黨履行“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歷史使命、永葆生機與活力的人才保障。但是，現實的情況是“八九點鐘的太陽”已被形形色色的思想迷霧所侵蝕。時下年輕人中有5種典型病態：一是“麻痹癥”。盲目迷信西方的“民主”；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對祖國、對民族屈辱歷史的淡忘，等等，正在逐步取代著民族自尊意識和回報社會的責任感。據報道，《我所認識的鬼子兵》一書的作者方軍去大學演講，發現大學生對祖國屈辱歷史不再有熱血上涌的民族正義，竟認為日本侵華推動了中國歷史文明進展。有的學生甚至站在政府的對立面上當場向作者發問：“你是否覺得你的作品被政府當局利用了？”在另一所大學，方軍演講不到5分鐘，幾百名大學生就坐立不安。是演講水平欠佳？非也。原來這些大學生急著要去跳迪斯科！對此，演講者迷惑了：這所大學的學生怎么能忘了“九一八”呢？勿須諱言，現在的青少年不乏大批情操高尚、思想健康的姣姣者，但卻不能回避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思想麻木問題。二是“癲狂癥”。沉迷于燈紅酒綠醉生夢死的生活，行為癲狂怪異，是時下一些年輕人的通病。媒體報道的武漢“搖頭水”走俏、“擺頭瘋”舞通宵達旦亦是突出的表現。三是“迷外癥”。沉迷于自我編織的西方生活夢幻而不能自拔，把嫁娶“老外”乃至出國定居變為外國人作為人生追求。四是“追星癥”。癡迷于歌星、影星、大腕、富姐、富婆，其崇拜程度大大超過乃至取代了對領袖、英雄人物的崇拜，把人生理想定格于當“明星”，做“富婆”。五是“無恥癥”。為了獲取金錢和肉欲，可以出賣肉體和靈魂，什么“人格”、“國格”全拋在腦后。　　

 4、從“逆反心理”到“逆向思維”，黨的社會基礎發生異化。如果說，從整個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前期，社會某類人群的意識形態尚處于“信念淡化”狀態的話，那么，到了九十年后期，這種“淡化”狀態則逐漸演變為某種“逆反心理”乃至“逆向思維”。“逆反心理”是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鄙視和對個體利益的追逐；而“逆向思維”則是這種逆反心理的定型，即不管什么都從反的方面看，用通俗的比喻就是“戴著有色眼鏡”觀察事物，社會上任何正面的、先進的事物，在有“逆向思維”的人看來都是虛偽和丑惡的。這種善惡不分、美丑倒置的思維模式，近幾年來已成為社會某類人群的心理特征，從而在社會上構成了一種具有潛在危險的意識形態，極易被敵對勢力利用和煽動，引發社會動蕩。具有這種極端化思維定勢的人群，不僅多發于相對貧困階層，甚至在那些“先富起來”的人群中也明顯存在。近幾年發生在全國各地的私營業主偷稅漏稅和暴力抗稅案，可略見一斑。值得注意的是，暴力抗稅分子居然擁有一定的“群眾基礎”，具有很大的煽動功能。河南長葛市卷煙制假分子暴力抗法，竟有3000多名群眾跟著起哄、圍攻、毆打國家執法人員，致使10名執法者被打傷，9輛執法車被損壞。　　

 從上述種種反常現象中，我們可以發現意識形態領域的某種“演變”和“失控”征兆。這是一種與蘇聯解體前夕社會意識形態極其相似的“變態”。戈爾巴喬夫上臺后，大肆批判“斯大林主義”，形成否定歷史、否定蘇共、否定社會主義的歷史虛無主義的思潮，同時在廣泛的“民主”的旗號下，放棄正確的思想引導，放任自流，使否定和污蔑社會主義制度、宣揚資本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價值觀的書籍、報刊和言論到處泛濫，色情、暴力作品和“美國化”的作品泛濫成災，并成為主流思想和主流文化，影響人們的視野和是非觀念，扭曲了整個社會心理，從而導致全民族意識形態的演變，終使國家解體。這是一種易被“感染”的“演變”。一遇某種社會病菌即可引發“疫情”。一度蔓延全國的“法輪功”亦可為證。這又是一種難以矯正的“演變”。“演變”一旦發生，則形成“抗體”，正面教育往往難以奏效。它還是一種必然導致社會混亂，并往往被敵人利用的“演變”。據《中國青年報》報道，近年來，國內非法民間組織政治色彩明顯加重，并呈快速發展態勢。早在10多年前，僅首都地區就有非法民間組織80個，相對上年的增長率是42%。這些非法組織傳播封建迷信，反對四項基本原則，成為可供境外反華勢力利用的工具。“史上最牛歷史教師”袁騰飛對黨和國家、對開國領袖、對社會主義等等污蔑誹謗，是當下社會意識形式變態的一個標本。　　

二、意識形態“演變”的根源分析　　

導致意識形態發生“演變”現象，具有外部和內部兩個方面的原因。外部原因是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從未停止過的、以思想和文化滲透為重點的“和平演變”戰略及其“變種”——“西化”、“分化”政治圖謀。　　

堡壘最易從內部攻破。導致“演變”的根本和主要原因是“內污”，是來自我們陣營內部某些領域、某種形式的“倒戈”。　　

（一）理論研究中的“自由化”傾向，客觀上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發展變化形成了誤導。　　

在我國政治、經濟等理論研究領域，時至今日，仍有“自由化”的陰風鬼火乃至狂妄叫囂。其中最具迷惑力、危害最大的有下述幾種論調：　　

  1、否定社會主義道路的“自由化”論調。有的“學者”通過對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科學研究”，“發現”資本主義國家科學技術、國民生活水平優于社會主義國家，由此“斷定”社會主義國家沒有經歷資本主義而存在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特別是蘇東劇變，更為這種“理論”提供了現實“依據”。一些“權威人士”直到現在還“斷言”：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是蘇共難以把經濟搞上去，“不可避免”地要交出政權，“不可避免”地要讓位于資本主義發展生產力。一些人則進一步“解放思想”，主張放棄集體主義、共產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種極右論調雖經駁斥，并且黨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對此從正反兩個方面予以否定，但至今仍有存在的市場。據《光明日報》報道，一位“學者”在大學演講時，竭力推崇個人主義，把集體主義社會稱作“封閉社會”、“人治社會”、“烏托邦社會”、“壞的社會”。把大公無私和集體主義說成是不適應現代社會的“陳腐意識”，極力貶低和丑化雷鋒，把雷鋒精神說成是奴性思想，是個人崇拜的現代迷信，是只講義務不講權利的道德觀，是封建君主要求臣民只講奉獻不講索取的虛無人生，認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將會造成懶漢，等等。由此可見，某些“理論權威”、“學者”急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思想意識，已經是十分頑固和赤裸裸的了。　　

 2、否定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的“自由化”論調。一是“二元論”。就是哄抬非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未必永遠是補充”，主張非公有制經濟應該與公有制經濟平起平坐，平分秋色，不分主次。有人甚至公然對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提出挑戰，叫嚷“主體不是自封的，誰有本事誰就應該是主體”，“既然我國多種經濟成份并存，共同發展，就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分清誰是主體，誰是補充”。二是“代替論”。認為在我國條件下私營企業的性質已經變了，私營企業主已成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了，發展的趨勢將是非公有制經濟越來越多地代替公有制經濟而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主體。三是“根源論”。認為國有經濟是舊體制的核心和基礎，貢獻少，耗源多，是當前困擾國內“很多經濟問題”的“根源”；把“重復建設”等問題的帳都算在國有經濟的頭上，把國家工商業創新活力不足等原因歸結為“國有經濟沒有得到根本改造”和“非國有經濟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這種以經濟體制為研究對象的“自由化”論調，相對于那種赤裸裸地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狂妄叫囂，則具有更大的欺騙性和危害性，因而也就更受西方的青睞。90年代以來，西方敵對勢力認為，完全可以利用中國搞市場經濟的機會來推行私有化戰略，進而使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政權同時喪失存在的基礎。而來自我陣營內部的這種私有化論調，竟與敵人的圖謀如出一轍！　　

 （二）社會實踐中的“逆左思維”，使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扭曲變形。　　

黨在奪取政權以后，為了徹底粉碎美蔣反動派和國內敵對分子的顛覆和破壞，卓有成效地開展了以抓意識形態領域里的階級斗爭為重點的、并自始至終有最廣大人民群眾參與的群眾性教育運動，使社會主義政權不斷得到鞏固。但遺憾的是，到了六十年代末，黨犯了“左傾”錯誤，加之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黨集團的推波助瀾，導致肅反擴大化，釀成了大批冤假錯案，使一大批老同志蒙受不白之冤。黨在粉碎“四人幫”后，對“左傾”風進行了及時的批判，平反冤假錯案，撥亂反正，解放思想，創造了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但是，就在我們抱著正本清源、有利于黨和國家健康發展的良好愿望而大力反“左”的時候，一股人們不愿意看到的“右傾”暗流卻在聚集著力量，蓄勢待發。一是一小撮過去被我鎮壓的反動分子的后代、遭到沉重打擊的極右派分子和地主階級殘余，紛紛以“反左”的面目跳了出來，攻擊黨的第一代領導核心。這為西方敵對勢力極力丑化我黨領袖、借以毀掉中國人民的崇拜偶像和精神支柱的政治圖謀，提供了“社會”基礎，發揮了“內應”作用。而國內外敵人的這種險惡政治企圖，不僅在當時而且在現在，仍然存在著寬松的環境。他們不再擔心其造謠污蔑的言論會被追究。二是一些同志對黨批判“個人崇拜”產生了錯誤理解：把億萬中國人民在長期、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和生產實踐中形成的對黨的領袖的高度認同和崇敬心理，錯誤和粗暴地斥之為“個人迷信”和“愚忠”，從而使黨喪失了一個極其重要的凝聚人民意志的精神核心，也為社會意識形態的發展趨向帶來了一個極不確定的潛在的負面因素。正是在這種一哄而上的“反左”背景下，一種“逆左思維”模式開始生成，并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形成危害，從而直接或間接地引起社會意識形態“演變”。　　

 “逆左思維”的主要特征是：無論是觀察、思考、研究和解決問題，還是制定、執行具體的政策法規，總是有意無意地逆“左”而動，偏“右”而行。黨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搞“天天講、月月講”式的“階級斗爭為綱”，而我們的媒體包括某些黨報黨刊，則對“階級斗爭”之類的論題“犯忌”，甚至連其字眼也極力回避，給公眾的感覺是我國不再存在什么階級斗爭了。黨提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多種經濟成份可以并存，而一些地方的領導干部就在發展私有經濟上尋求“突破”與“創新”，競相為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出臺優惠政策，競相為私營業主“辦實事”。中西部地區的三個百強縣之一——安徽省寧國市早在十多年前就做出決定，采取“平穩破產、整體出售、剝離分立、無償轉讓、先售后改”等形式，計劃用兩年時間使國有集體企業全部消失。該市的做法作為“經驗”在宣城地區所屬縣市全面推廣。到現在，全國縣域公有經濟面臨“整體消失”的可能。黨提出“開放搞活”加快經濟發展，就有人忙著開發“紅燈區”，不惜以犧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為代價，公開為色情業撐腰壯膽當“后臺老板”。在這種“逆左思維”的作用下，“紅燈區”迅速發展，賣淫、嫖娼、賭博之風愈演愈烈，并由沿海向內地蔓延擴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逆左思維”甚至還會影響到法律的制定與執行。如我國刑法的修改，為追求與國際司法“接軌”，一方面弱化對被害人群的權益保護，另一方面強化對犯罪嫌疑人的權益保護，致使法律的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存在明顯差異，定刑量罪不能體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難以對犯罪分子起到有效的懲戒作用，導致民憤不能通過法律的正常途徑得以渲泄，而被演化為對執政黨和政府的不滿與懷疑。媒體曾報道了一個侵吞2.3億元巨額公款的犯罪分子鄧寶駒，司法機關依照新刑法卻只對其判處15年有期徒刑；遼寧丹東民營企業永立集團董事長張一立，侵吞國家資產1億多元，而執法者卻“依照法律有關條款”，宣告張一立“無罪”，使國家億元損失無法挽回。如果照此執法，“依法治國”將只能是一句永不過時的空口號而已。　　

 “逆左思維”的本質首先是一種不講政治的表現。某些學者、某些干部，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而產生畸變心理，置黨的綱領、宗旨、信念于不顧，有意曲解中央精神，以泄私憤，忘了自己是一個共產黨員，忘了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對這種人，黨應予以高度警惕。其次是一種不講正氣的表現。一些干部在執行政策上所以“逆左而動”、“敢于右傾”，是他們以掮客式的陰暗心理窺測風向，見風使舵，認為黨的某些高層領導在“文革”中受過迫害，一定在“個人感情上”不接受“毛澤東的那一套”，因此，他們就不分青紅皂白地與“那一套”對著干，“敢于”甩賣國企制約公有制，“敢于”推進私有化讓私企“坐正席”，“敢于”開“口子”搞“色情業開發”，企圖以此取悅于上，受到提拔重用。對這種人，黨應予以重點教育和整頓。再次是一種不講學習的表現。一些干部所以“只怕左、不怕右”，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理論上分不清什么是“左”，什么是“右”。他們往往把“左右”的界線放在一個膚淺的層次上，很少有人從社會主義制度本質、從黨的宗旨、從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的理論高度上去審視“左”和“右”的問題，不能歷史地、辯證地去“防左”和“反左”，執行政策缺乏發展的觀點和普遍聯系的觀點，這種情形，恐怕在一些“學者”、“經濟學家”乃至黨的領導干部身上，也會不同程度地存在。比如有的搞經濟理論研究的同志，不懂得執政黨的意識形態工作規律，忽視意識形態對所有制也會提出最起碼的比例要求，忽視“黃賭毒”現象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重大負面影響，忽視意識形態對于鞏固政權的重大作用，以為黨允許所有制實現形式多樣化、利益主體多樣化、生活方式多樣化、社會組織形式多樣化，就是允許政治多元化、思想多元化，就可以拋開社會效益抓經濟效益，就可以拋開精神文明抓物質文明，就可以不擇手段地發展經濟。存在這些糊涂認識，說明有些干部理論學習嚴重滯后。對這些同志，黨應加強教育，及時糾偏。　　

（三）文化市場的“黃流黑禍”，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造成嚴重腐蝕。　　

 1、非法出版物的毒害和侵蝕。一個時期以來，我國文化市場管理嚴重失控，宣揚色情、暴力和封建迷信的各種書刊公然擺上了書攤，“花花綠綠”的雜志充塞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腐蝕的對象從天真的小學生到成年人。值得警惕的是，一批丑化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反動書刊，居然進入書刊流通領域，公開傳播反書內容的現象司空見慣。這樣“交叉感染”，導致干部群眾對黨的高層產生鄙視乃至逆反心理，嚴重動搖了對黨的政治信念。　　

 2、音像場所的濁流污染。據《湖北日報》報道，在武漢城郊結合部的一個名叫“馬張村”的地方，影視業發達，但傳播的卻是腐朽沒落的文化垃圾，村旁一所學校的學生，看黃色錄相不思學習。錄相廳的老板不僅掏空了學生們衣袋里的鈔票，獲得了可觀的“經濟效益”，而且掏出了孩子們腦袋里純潔的靈魂，出色地充當了國外敵對勢力實施“和平演變”的內應。這種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極具破壞力的“馬張村”現象，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出現了，并蔓延于全國各地城鄉，對人們的靈魂造成了大范圍的深度腐蝕，并逐漸侵入社會各個領域，派生出“發廊”、“艷舞場”等五花八門的色情“開發業”。值得深思的是，這種丑惡現象雖然受到了“重拳打擊”，卻是“野火燒不盡”，屢禁不絕。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早在十多年前就對重慶、云南、海南等地的娛樂場所進行調查，發現色情陪侍活動大量存在，賣淫嫖娼相當猖獗。在這些色情場所的背后，公安機關及其它政府部門工作人員為不法經營者充當“保護傘”，帶有黑社會性質的勢力也滲入其中。這種受到“紅黑”兩道保護的色情“開發”，可導致全民心理“變態”，危及國家民族生存。值得注意的是，混跡于“黃流”中的“黑流”早已潛入到了我國的音像市場。全國各地在“掃黃”、“打非”所繳獲的大批非法制品中，“黑色”的反動制品數量驚人。　　

 3、新聞媒體的明顯誤導。追求“賣點”而不講社會良知，這已成為時下某些媒體的通病。某些報刊尤其是那些自費發行的、占全國報紙總量40%的“小報小刊”，或慣于抓住某個社會熱點問題反復炒作，信口開河，胡編亂造；或熱衷于登載品位低下、格調庸俗的東西，諸如暴力、恐怖、兩性關系等等，對某些“名人”、“明星”的隱私更是趨之若鶩，以至美丑不分，不講社會公德，敗壞社會風氣。這種“追求賣點”的行為甚至在黨的重要新聞媒體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某些黨報對大款、大腕、明星乃至所謂的“追星族”的宣傳，往往不惜版面，連篇累版，精心炮制；而對勞動模范尤其是普通勞動者的宣傳卻是“惜版如金”。此外，有償新聞之風愈演愈烈，假新聞形成“氣候”，嚴重損害了媒體形象，使黨在人民群眾中失去信譽。　　

 4、文學題材的危險“突破”。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我國的文學界、影視界相繼出現了“兩黃”現象。所謂“兩黃”，就是低級庸俗的“性愛”題材和“帝王”題材。在粉碎“四人幫”以后，我國文化領域曾出現了“破愛情禁區”的浪潮。應當承認，這種“破”，對于拔亂反正、解放思想是有好處的，也是及時的和必要的。但遺憾的是，并非很難沖破的“愛情禁區”，被一些人“破”來“破”去，逐漸演變為一種誤導。“兒童不宜看”的電影、電視劇越來越多。1988年，全國生產電影故事片158部，其中五分之一的影片竟有裸體鏡頭或“床上戲”。有人預言，中國的下一代影星將會出現“脫星”。在文學作品里，庸俗下流的性描寫更是隨處可見。有篇名為《焦大輪子》的獲獎小說，寫幾個勞動者從車上下煤，卻偏偏要寫上勞動者的男性生殖器官隨著揮動的手臂來回擺動的細節。類似于這種“性”描寫的作品，連年來竟頻頻得獎，可見文化領域審美意識的變態！時下少年人群的性早熟現象、中小學生的早戀現象，與這種文化污風的長期薰染有著必然聯系。　　

 （四）腐敗、貧富懸殊和邪惡勢力猖獗等社會問題，加劇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惡性演化。　　

腐敗問題是當代的一個世界性問題。這種原本發生在資本主義國家和我國封建社會上層的社會毒瘤，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負面影響尤為劇烈。這是因為腐敗現象是對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損害，為群眾最痛恨。只要任何一個地方、任何一個單位的領導干部尤其“一把手”的腐朽問題存在，則必然導致黨和國家的政策法規在那里難以貫徹執行，則必然導致國家和集體利益受到根本損害，則必然導致那里的黨群關系、干群關系緊張。如果腐敗問題一旦成為某個地方的突出問題，那么，任何正面的思想教育都無濟于事，黨政部門和領導干部的任何“愛民工程”、“愛民行動”都無濟于事，都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群眾的逆反心理和抵觸情緒。河北省張家口下花園煤礦所屬26個單位的3000多名工人臥軌京包線14小時，一個直接和重要的誘因就是煤礦領導腐敗。而危及我國穩定的一大棘手的難題---“下崗職工”問題，同樣也由腐敗問題所致。一項調查資料顯示，70%的國有企業虧損倒閉源于“人禍”，而決非一些人講的設備老化、人員包袱沉重等原因。近幾年全國各地發生的群眾越級上訪告狀、阻礙交通、沖擊黨政機關等嚴重影響社會治安的惡性事件，莫不由腐敗問題直接或間接地引發。　　

貧富懸殊問題是引發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惡性演化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改革開放30年來，由于體制轉型中存在雙軌、多軌乃至無軌運行等弊端，一些人鉆“政策”空子，或以極低的交易成本獲取巨額利潤，成為暴發戶；或利用稀缺資源和資源短缺獲利，如在土地等的買賣和交易中獲取暴利；或以行業壟斷非法獲利；或通過投資資本中介機構，利用秩序不規范、發育不平衡的市場體系操縱市場，從中獲取高額利潤等等，從而形成了以侵吞國企資產的“富方丈”、政界的貪官污吏、文藝界和金融領域的非法高額獲利者為核心的“暴富群體”。暴富群體的存在，不僅對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形成巨大沖擊，加劇社會貧富兩極分化；而且影響到人們的價值取向，使黨群關系不斷疏遠、冷漠和惡化。　　

社會邪惡勢力猖獗是引發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惡性演化的又一重要原因。近二十年來，全國各地黑社會組織發展迅速，各種犯罪團伙頻頻“出手”；車匪路霸氣焰囂張，特別是那些“南霸天”、“北霸天”式的地痞惡棍把持基層政權，形成“國中之國”，引起基層黨員干部和群眾的強烈不滿。近幾年，社會邪惡勢力雖被打擊，但仍有存在和發展的市場，有些地方的邪惡勢力甚至還很猖獗。河北省涿江市碼頭村十幾名黨員，因本村惡霸長期作亂至今且受到當地個別領導和執法部門的庇護，而得不到應有的法律制裁，對黨嚴重喪失信心，集體申請退黨。邪惡勢力的存在不僅嚴重削弱黨和國家的權威，動搖廣大人民群眾對執政黨的政治信念，而且還為敵對勢力在我境內發展地下武裝提供了可用“兵源”，直接威脅到國家政權。　　

 三、破解意識形態“變態”問題的幾點對策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具有依賴性和相對獨立性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其存在的前提和基礎是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的文化，以及由此產生的各種運行方式、規則和各種社會現象。其中，生產關系中的生產資料占有比例和勞動成果的分配比例、社會差別尤其是貧富差別、政府行為尤其是政府官員行為、社會風尚尤其是世風民俗和國民價值取向等等，對意識形態性質的變化趨向具有微妙而重要的影響。由此可見，做好黨的意識形態工作，就必須從黨的政權性質和黨的意識形態工作規律出發，不斷鞏固和改善以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以適應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就必須在加強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大力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堅持社會主義的文化方向；就必須以國家全局利益作為工作的立足點和出發點，使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得到真正的體現。筆者以為，做好黨的意識形態工作，應在下述幾個方面下功夫：　　

 （一）圍繞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在所有制結構調整和企業體制改革上克服和糾正私有化、“西化”傾向，毫不動搖地發展壯大以國有企業為支柱的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走有中國特色的企業發展之路，為意識形態的健康發展提供根本制度保證。　　

 關鍵是要堅持“兩個不動搖”：　　

 1、在調整所有制結構上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不動搖。作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過去是、現在是并且將來也必將是與社會大生產相聯系的公有制企業尤其是國有大中型企業，而決非是什么非公有制經濟，更不是什么外國在華的“跨國公司”。所以說公有制企業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因為它的生產資料公有性質所必然具備的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特殊“本能”，可以最大限度的調動人力物力，構建現代企業“巨無霸”，形成強大的競爭實力；是因為它脫離了狹隘私有產權的束縛，在生產、分配等各方面服從和服務于社會整體利益，維護和保障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在投入資金和產、供、銷等方面相互協調的優化機能，能有效減少因市場盲目調節所造成的比例失調，有效避免私有制經濟自身難以克服的盲目生產和商品過剩，以及由此所導致的經濟周期性蕭條和資源浪費，從而實現國民經濟的穩定、持續和高速增長；是因為國有經濟掌握著國家經濟命脈，保證著經濟基礎的社會主義性質，能有效防止兩極分化，使人民走向共同富裕成為可能，有利于社會的全面進步。　　

因此，在調整所有結構這個關鍵環節上，必須堅持兩個原則。一是“絕對優勢”原則。就是確保國有企業、集體企業數量上的絕對優勢和發展規模、規格與發展速度上的絕對優勢。堅決禁止甩賣國企的敗家子行為。對已違規拍賣的有發展潛力的國有企業要依法予以追繳，對相關瀆職和違法犯罪分子要從重從快打擊，迅速剎住國企私有化歪風。二是“優先發展”原則。就是在技術、資金扶持等方面優先考慮公有制企業，尤其是有發展潛力但尚未走出困境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以加快國有企業的技術改造和產品競爭能力的提檔升級。　　

 2、在企業內部改革上堅持“工人階級主體地位”不動搖。“主體地位”的主要體現是企業用工制度。用工制度改革是一項涉及到企業性質乃至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事關幾千萬工人階級的人心向背，對全社會意識形態的發展趨向具有重大和直接的影響。由于國有企業固定工制度存在弊端，并且這種弊端因政治思想工作的一度弱化而愈顯突出，因此“全員合同制”已逐步成為我國國企改革的共同模式。然而，這種西方企業慣用的與資本主義制度相適應的用工制度，卻存在著更大的弊端。它所刺激的“勞動積極性”，不是內在的和主動的。這種把個人利益從企業利益中分離出來的用工制度，它所產生的必然結果是工人的個體意識被強化，集體精神被弱化，對企業的感情日漸疏遠，加劇勞資對立情緒；還會將工人與企業的血肉關系演變為一種赤裸裸的用工與打工的關系，使工人失去在企業中的主體地位。工人在企業中的主體地位一旦被取消淪為“打工族”，那么，他們的價值取向就會發生嚴重傾斜，集體主義觀念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信念也就不復存在了。　　

 用工制度的改革，筆者傾向于將固定工制與分級動態競爭制相結合，即固定工限定在一定的比例范圍，并通過競爭方式“汰劣”，將不合格的固定工淘汰進入合同工行列；而合同工中的姣姣者則可采取競爭“選優”的方式晉升為固定工。如此循環往復，將使企業和工人的血肉聯系更加緊密，而且還會促使企業始終充滿活力。　　

作為黨的各級領導干部，要懂得執政黨的意識形態工作規律，遵從意識形態對所有制比例的起碼要求和對企業用工制度的起碼要求，對“私有化”、“西化”論調要保持高度警惕。要敢于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敢于為公有制經濟而不是為私有經濟的發展奔走呼號，殫精竭慮，排憂解難。這是黨的各級組織和黨的各級領導干部是真“代表”還是假“代表”，是真講政治還是假講政治的試金石。　　

（二）全面加強黨的建設，純潔黨員干部隊伍，從領導行為上抓關鍵，為意識形態的健康發展提供有力的組織保證。　　

 一是要強化黨管干部原則。積極探索新時期黨管干部的實現形式，著力解決好黨委領導下的“首長負責制”實施過程中所客觀存在的行政首長監督難問題；同時，要大力加強對干部隊伍的宗旨教育、信仰教育、法紀教育和艱苦奮斗的教育，造就一大批政治素質高、業務能力強的“學者型”、“企業家型”的黨員干部隊伍。二是要建立廉政新機制，從嚴治吏。要在堅決查處個案的同時，把主要精力放在構建一種可在面上防范干部腐化墮落的機制，不僅使干部“不敢腐敗”，而且“難以腐敗”。倘若腐敗問題一旦發生，能夠得到及時、有力的懲治。建議加大縣級黨政主要領導干部和縣級公檢法隊伍的交流力度。三是要深化“警示教育”。對領導干部黨性黨風方面存在的問題，要確保整改到位；同時，要解決大是大非問題。“警示教育”不能停留在“看”和“說”上，要像薄熙來重慶打黑那樣有實實在在的“除腐”行動。只有那些猖狂的貪官和黑惡勢力“斬于馬下”，對廣大干部才有實實在在的“警示”作用。　　

 （三）堅持打擊與防范兩手抓，全面凈化社會風氣，從輿論導向上抓重點，為意識形態的健康發展提供良好環境。　　

  重點是凈化文化環境，掃除腐朽沒落的文化垃圾；凈化治安環境，嚴厲打擊社會邪惡勢力；凈化經濟環境，堅決取締“紅燈區”等藏污納垢的色情場所。在實施中，一是要規范政府行為。要堅決根除“紅黑”兩道為色情業充當保護傘之類的惡劣現象。對有關后臺人物要依法追究。二是要理順管理關系。建立起條塊結合、上下聯動的運作體系，既要切實解決好接邊地區責權不明、人口聚居地相關部門互相依賴而導致的“能管而不愿管”的問題，又要解決好公安、文化、教育、宣傳等部門由于步調不一、各行其是所導致的“想管而管不了”的問題。三是要加大監督力度。健全監督、舉報網絡，切實解決好群眾參與率不高等問題，為全面準確和及時地掃除各種文化垃圾和打擊各種違法犯罪活動提供千千萬萬個“千里眼”、“順風耳”。　　

 （四）堅持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兩手抓，強化社會保障功能，在與群眾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敏感問題上抓落實，為意識形態的健康發展提供物質保證。　　

 1、強力打擊“地下經濟”，防止“暴富群體”惡性膨脹加劇社會兩極分化。這是強化社會物質保障功能的一個重要前提。國家應采取強力手段對地下經濟進行打擊，對大宗非法收入和可疑資金及時進行監控和追蹤；對危及國內經濟安全的國際資本尤其短期資本進行專項嚴格監管。還應通過對刑法的修正完善等辦法加大對經濟犯罪的打擊力度。特別是要運用極刑手段打擊制販假幣之類對我國民經濟極具破壞力的犯罪行為；對執法犯法、循私枉法的職務犯罪行為應予嚴懲。　　

 2、完善相關法規，強化社會保障功能。對影響群眾切身利益的生活、醫療、住房、養老等政策應作必要的調整，切實保障人民群眾最基本的生存和生活條件。要強化民政部門的職能作用，構建社區保障網絡。　　

 3、堅持“滿足”與“調整”相結合，調整公民心理需要結構。地方黨政部門一方面要注意解決群眾切身問題，除了給予必要的物力財力和人力幫助外，要把重點放在技術指導和思想觀念的引導上，既扶其貧又扶其志；另一方面，還要特別注意調整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層次，而不應被動地停留在“滿足”二字上。要特別注重加強對公民遵紀守法尤其是公民應盡義務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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