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退民進”論批判

——評杜光《“國進民退”的危害和根源》

奚兆永

多年來，中國的資改派一直主張“國退民進”，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社會后果：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下降，私有制經濟的比重不斷上升，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實際上已不復存在，幾代人為之奮斗的社會主義事業正面臨著巨大的的危險。與之相適應，社會的兩極分化的現象日益嚴重，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少數富翁富可敵國，而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基本的生活（包括住房、醫療、教育等）都沒有得到保障。基尼系數節節攀升，早已超過了警戒線，位列世界之前茅。而在私營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由于資本家只顧自己賺錢，不顧生態環境和工人死活，以致環保狀況日益惡化，工傷事故頻頻發生，礦難事故接連不斷。在這種情況下，特別是在發生了世界經濟危機以后，某些省分出于可持續發展的考慮，對個別行業作了適當的整頓和調整，還根本說不上是什么“國進民退”，一些所謂精英受不了了，他們跑出來“仗義執言”，即仗私人資本主義之義，執私人資本家之言），大反所謂的“國進民退”，希圖繼續大搞“國退民進”的一套。對此，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出來講話，指出總體上并不存在什么“國進民退”，他說，“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我得到的一些數據和第一次經濟普查的數據相比，至少在企業單位數量上、企業資本的結構上，2004年、2008年這兩個普查年度，國有企業的比重是下降的，非國有企業的比重或者說私營企業的比重是上升的，所以普查數據從總體上不支持存在什么‘國進民退’現象，這意味著在這四年，在我們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的政策的基礎上，民營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2009年12月25日《新華網》）但是，他的話同時卻證實，在這些年，確實存在著“國退民進”的現象。可是資改派仍然不滿足于這樣的狀況，他們即使對于個別地區和個別行業的“國進民退”的現象也不能容忍。他們所要求的是全面地、無一例外地“國退民進”，而不能有一絲一毫的“國進民退”的現象存在。前不久，《炎黃春秋》第3期在頭版頭條的顯著位置發表了其“核心作者”、剛剛被美國媒體“評”為“中國百大公共知識分子”之一的杜光寫的《國進民退的危害和根源》一文，妄圖從理論上為這股反動逆流撐腰打氣，但是，讀了之后，發現，他的論述不僅毫無事實根據，而從理論上來說，盡管也披了一點理論外衣，但卻掩蓋不了其無知和一心為資產階級效勞的本質。對這樣一篇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而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極為反動的東西，當然很有進行批判駁斥的必要。

一、國有企業兼并私營經濟就是剝奪民營企業嗎？

杜文說，“回顧2009年的我國經濟，不禁產生喜憂交加的感覺。喜的是在短短一年內就克服了世界金融危機所帶來的消極影響，繼續保持了市場的穩定和社會的繁榮，使國民經濟轉危為安；憂的是加快了“國進民退”的步伐，擴大了國民經濟中的壟斷成分，削弱了民有經濟，損害了市場經濟，導致經濟體制改革的大倒退。‘國進民退’，將作為2009年經濟領域的主要特征，寫入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

這里首先要說的是，我們現在之所以與以往幾乎不受經濟危機影響不同，在這次經濟危機中也受到了巨大的沖擊，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聯系較之過去已大為密切，我國的私人資本主義較之過去已大為增加；但是由于我國經濟的基本面還沒有根本改變，因此，所受的沖擊比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仍然比較輕，我國社會主義國有經濟所受的沖擊比之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仍然比較輕，這一事實本身就足以證明，社會主義經濟較之于資本主義經濟具有巨大的優越性。相對于我們遇到的困難，我們的家底還是比較厚實，我們可以通過宏觀調控，采取一攬子的計劃，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和比較寬松的貨幣政策，不僅促進了國有經濟的發展，也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給予了積極的幫扶。杜文說什么“喜憂交加”，試問喜從何來？我們能夠應對經濟危機、能夠在危機的影響下依然使經濟繼續增長，并不是哪個人聰明能干，而是得益于過去社會主義的老家底還沒有喪失殆盡，得益于公有制經濟依然能夠抵御經濟危機的風險，得益于國家還掌控著過去多年所累積起來的巨大財富。杜文把事情說成是國家利用經濟危機搞“國進民退”，而事實卻是，國家為了解救私人資本主義在危機中的困難，做了大量的幫扶工作。這件事本來是有目共睹的，甚至在我看來已經做過了頭。我在網上就看到一篇《新華網》的報道，講河北滄州市縣兩級政府幫扶一家私營企業——滄州東光化工集團公司，滄州當地第二大化肥企業企業渡過難關的情況：去年春節后，由于經濟危機的影響，該公司產品價格陡降，資金短缺，新建成的生產線無法運轉，結果是市縣領導親自出馬，不僅為該廠解決了近億元的銀行貸款，而且以滄州市中小企業局局長朱純忠和東光縣縣長袁永江為組長的幫扶工作組曾四上北京，幫助其解決了通過鐵路取代公路運輸原材料和產品的問題，使該公司的運輸成本大大降低，從而使該公司轉危為安。這樣的事當然絕非個別，因為如今的干部對于幫扶私營企業，其積極性都很高，甚至超過對國有企業，要不然，如果各級干部都能有這樣的熱情來搞好國有企業，哪會有那么多國有企業在不長的時間內就被賣出去呢？對這一情況，杜光當然不會不了解，但是，出于其一心想“國退民進”的思想，他卻偏要睜著眼睛說瞎話，故意隱瞞真相，這是很可悲的，也是很可恥的。

當然，杜光也舉出了他的“事實”。他說，“山東鋼鐵集團吞并日照鋼鐵公司，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山鋼經營不善，多年虧損；日鋼卻運轉良好，贏利頗多（有一個材料說它2009年上半年有19億元利潤）。如果按照市場規律競爭，應該是日鋼兼并山鋼，讓先進的生產力取代落后的生產力。然而，現在卻是落后的生產力取代了先進的生產力，僅僅因為山鋼是國有企業，日鋼是民有企業。這不是倒退又是什么？”

事情當然并不如杜文所說。不錯，日鋼是一個贏利的企業，不過，它之所以贏利，主要原因也不是它的董事長多么聰明能干。據了解，1965年出生的杜雙華，小時候學習成績不好，連初中都沒有考上，很早就到社會上去擺攤做生意了。當然，這使他學會了商人的精明。因為他父親曾是首鋼的銷售處長，他又進了首鋼，先是當工人，后來當上了車間主任。這也使他對鋼鐵行業有了一定的了解。22歲他從首鋼辭職，先后在北京和衡水辦焊管廠。由于購買原料困難，遂起了自己辦鋼鐵廠的念頭。后來到唐山、大連、秦皇島等地選址，最后了解到日照是國家鋼鐵工業布點的首選地，寶鋼選址和首鋼遷址都曾選過此地，只因當地政府不愿拿出去才沒有成功。2003年他決定在此建鋼鐵廠，得到了當地政府的支持。因為日照是一個港口城市，可以建深水碼頭，原材料和產品的運輸成本都很低，當然是一個理想之地。杜雙華當時資金有限，在地方政府的幫助下得到了銀行貸款。他雖然在首鋼待過，有一點知識和經驗，但若沒有工程技術人員和熟練工人肯定是建不了鋼鐵廠的，于是他又和國有企業萊蕪鋼鐵廠“合作”，利用半年時間建起了一大批小高爐，并且投入了生產，被稱為“日鋼速度”。工廠建成投產后，他通過高薪留下了萊鋼的技術骨干同時讓一般工人又重新回到萊鋼。可以看出，日鋼的選址和建設都離不開國家的前期工作和國有企業在資金和技術上的支持，甚至在日鋼2005年遇到困難時，杜想到的也還是國有企業濟鋼和青鋼，想依靠他們的幫助，只是后來形勢很快變化此事才作罷。至于日鋼的盈利為什么高于國企，這除了有利的地理條件大大地降低了它的運輸成本外，很重要的一條，是它沒有擔負起一個企業應負的社會責任。作為私人資本主義企業，它的唯一目的就是賺錢，根本不會考慮工人的利益。在日鋼，工人的工作時間長，勞動報酬低，缺乏勞動保護，沒有社會保險，招募的都是外地的青年人，一旦企業不需要就辭退回家，啥也不管。這些都和國有企業大不相同。這樣，它的生產成本當然也就低了，而利潤當然也就高了。對人都談不上關心，對環境就更不用說了。日鋼初期建設了一大批小高爐，污染非常嚴重，濃煙和粉塵使得工廠和周圍地區整天烏煙瘴氣，環境遭到極大的破壞，使好端端的一個港口城市的環保指標大為惡化，但是日鋼卻從不進行這方面的治理，實際上是讓社會為它付出了這個沉重的代價。這些年，日鋼賺了很多錢，但是，就是去年新上的一個熱軋板帶配套技改項目，也不愿進行環境評估，被國家環保部于去年6月1日以“未經過環評”而叫停。盡管如此，他們還是陽奉陰違，白天停產，夜晚照常生產。這除了說明國家行政執法部門監管不嚴外，也說明日鋼法律觀念和社會責任感的缺失已經到了何種程度！此外，據最近報道，杜雙華還與力拓案有關。力拓集團是世界第二大鐵礦石生產商，本來日鋼是中小企業，是無權按長議價購買鐵礦石的，但是，杜雙華卻通過對力拓上海辦事處高管王勇私人行賄900萬美元獲得了此項以低價購買鐵礦石的權利，并且還在這方面進行倒賣，獲取了大量非法利潤。可見他的高額利潤來自于對工人的殘酷剝削，來自于未對社會盡應有的義務，來自于其它非法手段，而絕不像有些人說的“機制靈活”，更不像杜文說的那樣因為它是什么“先進生產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山鋼兼并日鋼是一件大好事。難怪當去年9月6日山鋼和日鋼簽訂資產重組協議后，網上發出了一片叫好聲；特別是日照市的市民更是拍手稱快，一片歡呼聲，他們長期對日鋼的不滿與憤慨終于可以出一口氣了。當然，也有人是持否定態度的，除了《炎黃春秋》的杜文，《南方周末》的評論員笑蜀早在去年9月9日寫的一篇題為《可不可以讓民企業做大做強？》的文章里，極其惡毒地把國有經濟比作水葫蘆，說它“長在哪里，哪里的陽光、空氣和肥力就要被他搶光。”（2009年9月9日《南方周末》）但是，通過我們上面所談的日鋼的例子，似乎笑蜀的話用在私人資本主義企業身上更為恰當。不是么？日鋼為了獲取高額利潤，不僅對工人大肆剝削，搶去了本該屬于他們自己的時間，搶去了他們享受清潔空氣的權利，而且造成了日照這個港口城市的環境惡化，搶走了當地居民良好的生活環境。特別是，日鋼還公開聲明，不接受日照市當地人進廠當工人（理由據說是為了“便于管理”），日照人覺得，日鋼設在日照，除了給他們造成痛苦與災難之外，沒有任何的好處，而山鋼兼并日鋼后，他們的感情就完全不同了。人民究竟是歡迎國有企業還是歡迎私有企業，這不是清楚得很嗎？

再說，山鋼和日鋼兩個企業的資產重組是在國家的指導之下，在互利互惠的基礎上協商進行的。看起來，似乎日鋼被山鋼兼并了，好像是大魚吃小魚；但是實際上，山鋼并沒有占到日鋼的什么便宜。現在的日鋼資產接近350億，從表面上看，其經濟規模已經很大，但是由于其資產負債率很高，——據說將近80%，實際上其凈資產只有70億，而且其資產中的30%已在事前轉為開源控股所有，如何將這部分資產轉回日鋼還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而按照國家的要求，還要淘汰落后的產能，其凈資產究竟多少還要通過清理和評估才能最后確定。在重組協議上規定，日鋼以其凈資產作為投資，占股權的33%，而山鋼以現金投入，股權占67%。具體山鋼需投入多少資金，還要根據日鋼的資產評估后得出的凈資產多少才能確定，由于其盈利率較高，其凈資產將會被高估，日鋼當然會只賺不賠，可以肯定日鋼是贏家而不會是輸家。這和過去國企出售，凈資產被大大低估的情況形成鮮明的對照。過去國企出賣資產總是被人為低估，我們從未見過有哪個資改派出來說過一句質疑的話，為什么一到私企被兼并就完全是另一種態度了呢？

問題還在于，兼并是雙方通過長期協商在自愿的基礎上達成的協議，而“剝奪”是一方強制另一方的行為；而且剝奪就是沒收，是無償的，兼并是有償的，屬于等價交換，私人資本依然以股權的形式而繼續存在，并不因此而消失。杜文又怎么能夠把它說成是“剝奪”呢？

實際上，就連杜雙華也承認，他創建的的日鋼“先天不足”，沒有能力按照國家的規劃把日鋼建成一個“精品鋼鐵基地”，由國有的山鋼注入資金進行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是唯一正確的選擇，舍此別無它途。杜光在中央黨校多年，怎么其認識水平還不如一個私人資本家呢？

二、“進”“退”之爭的要害是改革走什么方向、中國走什么道路的問題

“國進民退”和“國退民進”之爭不是一般的學術之爭，而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生死之爭，是一場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和命運的生死之爭。對這場爭論，任何人都不能調和，不能折中，而應該旗幟鮮明地表明立場，表明態度。

杜文說“十六屆三中全會曾作出《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國進民退’卻與這個決定背道而馳。”

在這方面，杜文沒有告訴我們十六屆三中全會是如何論證“國退民進”的，我們不得不去查閱那個文件。我們看到的卻是，在該文件里根本就沒有提到什么“國退民進”，相反，在該文件的第一部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面臨的形勢和任務”）中提出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文件還強調，要“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要適應經濟市場化不斷發展的趨勢，進一步增強公有制經濟的活力”；“進一步推動國有資本更多地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增強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其他行業和領域的國有企業，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在市場公平競爭中優勝劣汰。發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大企業集團。”

試問杜文作者：鋼鐵行業是不是“有關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工業”？作為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黨和人民政府，作為國有經濟的山鋼，為了可持續發展而調整結構，“增強國有經濟的控制力”而將資金更多地投向這個行業，與日鋼進行資產重組，究竟在哪里不符合上述決定的精神？怎么能夠說這樣做就和上述決定“背道而馳”了？

實際上，我國全面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第一個文獻，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就已十分明確地指出，“這種改革，是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有計劃、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鄧小平也一再指出，“我們現在進行一系列改革，仍然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其中有一條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頁）“我們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個好制度，必須堅持。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過去鬧革命，就是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崇高理想而奮斗。現在我們搞經濟改革，仍然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年輕一代尤其要懂得這一點。”（《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頁）他還說，“我們采取的所有開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為了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我們允許個體經濟發展，還允許中外合資經營和外資獨資的企業發展，但是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現在有人擔心中國會不會變成資本主義，這個擔心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我們不能拿空話而是要拿事實來解除他們的擔憂，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們變成資本主義的人。”（同上，第110-111頁）鄧小平的這些話有的是對國人講的，有些是對與中國友好的外國領導人說的，說明不僅在國內有此擔心，國外也有此擔心，而國內國外想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當然也大有人在，顯然，中共中央的決定和鄧小平的講話當然不是隨便說說的，它代表了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所作出的一個鄭重承諾。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正如毛澤東所說，“現在世界上有兩股風：東風，西風。中國有句成語：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到東風。”（《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1頁）所謂東風，是指社會主義的力量，所謂西風，是指資本主義的力量。本來，在社會主義國家，當然應該是東風壓倒西風，但是，事情是復雜的。實際上，在我國，代表資本主義的力量，希望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的勢力還是不可小看的。前引鄧小平的話里就講到“希望我們變成資本主義的人”，這樣的人，不僅國際上有，國內也有，不僅社會上有，共產黨內也有。在共產黨內部不是有人反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嗎？胡耀邦、趙紫陽為什么跌跟頭，會下臺？不就是因為在這個根本問題上犯了錯誤嗎？但是，問題不僅僅是他們兩個代表人物，他們還有一幫子人，還有其社會基礎。在這方面中央是否進行了認真地清理？應該說，當時雖然也進行了某些清理，但是清理顯然是很不徹底的，一些人只是暫時未被重用，但過后又被提拔到了重要的領導崗位，而有些所謂精英則被作為“智囊”參與了重大問題的決策，使他們有可能把自己的“私貨”塞進高層的決策之中。這絕不是危言聳聽，而是活生生的事實。我國改革開放三十一年來，為什么資本主義的成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補充”到“重要組成部分”，直至最后取代“公有制為主體”而成為實際上的“主體”，能夠說與此無關嗎？

我這樣說，當然不是說在我國生產力水平不高的情況下就不可以發展一點個體的或私人資本主義的東西，但是，在全國范圍內，在全體規模上否定集體所有制，而代之以個體的小農經濟，大規模地將國有企業改制為私人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難道是社會的進步嗎？這些情況的出現，顯然和資改派的積極推動而沒有遇到強有力的抵制和反對是分不開的。

當然，馬克思主義者并不一概反對“退卻”，當革命的先頭部隊走得太快，而有脫離后方根據地的危險時，實行某種退卻是完全必要的。蘇聯當年實行軍事共產主義進行“直接過渡”，對農民實行余糧征集制，就屬于這種走得太快的情況，因此列寧果斷地提出了“退卻”，主張用“新的迂回方法”，實行“間接過渡”，用“新經濟政策”取代“軍事共產主義”，用糧食稅取代余糧征集制。列寧這樣做是完全正確的。但是，不要忘記，列寧提出退卻，其目的還是為了進攻。他曾十分明確地說，“實行退卻，以便更有準備地再轉入對資本主義的進攻。”（《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0頁）退卻只能是暫時的，而不可能是永遠的，如果一直不斷地“退卻”下去而忘記了自己的前進方向，那就不是什么“退卻”，而是投降了。實際上，就在實行新經濟政策的第二年，即1922年3月，列寧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就說，“我們已經退卻了一年。我們應該代表黨宣告：夠了！退卻所要達到的目的已經達到了。這個時期就要結束或已經結束。現在提出的是另一個目標，就是重新部署力量。”（同上，第672頁）可見，以“退卻”開始的新經濟政策并不單純只是退卻，作為一種“新的迂回方法”它還包括著進攻。我國理論界一些人對此似乎理解得很片面，他們對斯大林后來領導的進攻很不以為然，認為斯大林“過早地結束了新經濟政策”，殊不知，蘇聯的新經濟政策并不是單純的退卻，而是包含退卻和進攻這兩部分內容在內的“新的迂回方法”的“間接過渡”。同樣，在我國，如果把改革理解為僅僅是公有制的退卻和私有制的前進，那也是非常錯誤的。

然而，我國改革開放31年實踐卻證實，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比重在不斷下降，而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比重卻在不斷上升。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一些官方和準官方人士針對一些人反對“國進民退”的叫囂，一再出來發表講話或文章表白，“從總體上趨勢上不存在‘國進民退’”，與此同時，他們還很坦白地承認，存在國有經濟比重不斷下降的事實和趨勢。除了上面提到的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的談話外，在《報刊文摘》上還看到，全國工商聯主任黃孟復也說：“中央沒有‘國進民退’的政策。反而中國的民營經濟經過30年曲折的、不斷的發展，現在已經非常有活力、有競爭能力。”不知黃說的中央是哪個中央？因為他既是民建成員，又是中共黨員，不過按照其職務，他是無權代表共產黨中央講話的。去年9月下旬，黃孟復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還說，“十五大已經明確提出，國有企業在一些關系國計民生的領域里面發展，在競爭性領域內應有序地退出。這個精神應該堅定不移地執行下去，如果出現反向的（運動），我認為是不正常的。”

其實，黃孟復所說并不符合事實。十五大報告明確指出，“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不能把這兩者對立起來。各種所有制經濟完全可以在市場競爭中發揮各自優勢，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報告還明白地說，“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大型國有企業、基礎設施和重要自然資源等，由中央政府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其他國有資產由地方政府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中央政府和省、市(地)兩級地方政府設立國有資產管理機構。”在十五大報告里，根本就沒有黃孟復所說的什么國有企業“在競爭性領域內應有序地退出”這樣的內容。黃孟復作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任，并且還是一個共產黨員，怎么可以如此捏造中共十五大報告的“精神”，不知他究竟出于什么目的？在我看來，這實在是太出格了，實在是太不正常了。作為一個政治人物，他應該就此作出說明。當然，這些話也許是《第一財經》的記者做了手腳，但是，如果出現這種不實報道，記者和《第一財經》當然要負責，但是，如果黃孟復不提出異議，而任其流毒社會，也是難辭其咎的。

在我看來，過去31年來在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實行“公有制為主體”方面是存在問題的，應該進行深刻的反思，而自去年以來出現的“國進民退”的現象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應該理直氣壯地、大張旗鼓地進行宣傳，而不要羞羞答答地加以否定，那樣做其實是言不及義（言不及社會主義之義）的表現。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大搞社會主義本來就是正大光明的事，有什么錯？只有那打著社會主義旗號偷偷摸摸地搞資本主義才是見不得人的，搞社會主義有什么見不得人的？

我認為，應該明確地指出，“國退民進”是一個違背憲法“公有制為主體”的規定、違背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錯誤口號，而“國進民退”則是在憲法“公有制為主體”遭到破壞的情況下，為了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和解決當前諸多社會問題而保證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正確口號。應該說，社會主義必然要代替資本主義，這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我國是一個早已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在一個比較短的時間里，出現某些“國退民進”的現象是可以的，但是把它作為一個口號并且長期加以堅持，則是對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違反，也是對憲法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違背，是逆時代潮流而動的反動行為，必須堅決加以反對。

三、駁杜光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所謂“批判”

杜光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但是讀了他的文章，卻使我感到他其實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我們知道，作為一個公民，應該知道有遵守國家憲法的義務，而他居然批判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來了；作為一個長期在中央黨校工作的教授，他本應知道有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義務，但是，他不僅不注意學習馬列，對于經典著作知之甚少，卻還要不自量力地對經典作家說三道四，妄加評論。這一切，都暴露了他的無知和狂妄，也使他顯得十分幼稚可笑。不信請看他是怎么說的：

“為什么會出現‘國進民退’的現象呢？我認為，主要原因在于指導思想上存在著“以公有制為主體”的錯誤方針，把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等同于公有制。”他還說，“這個錯誤理論始于列寧和斯大林。列寧在十月革命前的一篇文章里把社會主義歸結為‘生產資料公有和按勞分配’。斯大林在農業集體化完成后的1936年明確地說：‘蘇聯是社會主義社會……這種社會的基礎是公有制：國家的即全民的所有制以及合作社和集體農莊的所有制。’后來還提出要把集體農莊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

在他看來，列寧、斯大林都錯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也都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公有制為主體”也錯了，只有他杜光的看法是正確的。因此，他擺出一副教師爺的架勢——其實在他之前早就有人這樣說過，并且也早就被人們批判過——大言不慚地教導人們說：

“那么什么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呢？按照馬克思的論述，資本主義產生的歷史前提是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所有權分離，所以，取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將是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所有權相結合的生產方式，但不是個體小生產那種結合，而是“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聯合起來的社會個人的所有制”，“實現個人所有權”他還進一步發揮道：“所以，公有制就是聯合起來的個人所有制，是勞動者在他參與生產的企業里享有生產資料所有權的經濟制度，是共同占有和個人所有的統一，兩者缺一不可。分別說來，生產資料的物質形態是聯合占有，勞動者用以進行生產，任何個人都無權處置；價值形態則為勞動者個人所有，國家和他人都無權剝奪。或者換句話說，使用價值是共同占有，交換價值屬于個人所有。生產資料所有權是其他權利的經濟基礎，勞動者（當然包括腦力勞動者）由于有了生產資料所有權，才能夠獲得對于企業的管理權、監督權和利潤分配權，才有可能成為企業的主人，國家的主人，社會的主人；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等，才能名副其實地成為真正的普世價值。”。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杜光這些大話究竟有什么價值。

杜說公有制“這個錯誤理論始于列寧和斯大林”，其實，馬克思主義關于公有制的理論既談不上什么錯誤，也根本不是什么“始于列寧和斯大林”。事實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里，后來馬克思在《資本論》、恩格斯在《反杜林論》里就已經十分清楚明白地論述了公有制問題。

我們知道，馬恩在《共產黨宣言》不僅說了“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而且非常明確地指出：“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頁；著重號為引者所加）試問：這里論述的是不是公有制、國有制的觀點？

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論述商品拜物教的歷史性質時，馬克思曾 “設想有一個自由人聯合體”，說“他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并且自覺地把他們許多個人勞動力當作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一個社會產品。這個產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一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一部分則作為消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一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分配。這種分配 的方式會隨著社會生產機體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隨著生產者的相應的歷史發展程度而改變。僅僅為了同商品生產進行對比，我們假定，每個生產者在生活資料中得到的份額是由他的勞動時間決定的。這樣，勞動時間就會啟雙重作用。勞動時間的社會的有計劃的分配，調節著各種勞動職能同各種需要的適當的比例。另一方面，勞動時間又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勞動中所占份額的尺度。”（《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5-96頁；著重號為引者所加）在這里，馬克思不僅講了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公共占有”），而且講到了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杜文又怎么能說這個理論概括 “始于列寧和斯大林”，是列寧最早“把社會主義歸結為‘生產資料公有和按勞分配’”的呢？

至于合作社和集體農莊的所有制，也不是斯大林在1936年在制定蘇聯新憲法時才提出來的，恩格斯早在半個世紀前就提出了這個問題，他在1886年1月20-23日在寫給倍倍爾的一封信里說：“在向完全的共產主義經濟過渡時，我們必須大規模地采用合作社生產作為中間環節，這一點馬克思和我從來沒有懷疑過。但是事情必須這樣來處理，使社會（即首先是國家）保持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這樣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壓過全社會的整個利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5頁；著重號為引者所加。）

關于所謂“個人所有制”問題，這更不是杜光提出的什么新觀點，經濟學界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已經幾十年。本來，對于這個問題，恩格斯和列寧都要非常明確的闡述。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對任何一個懂德語的人來說，這也就是說，社會所有制 涉及土地和其它生產資料，個人所有制涉及產品，那就是涉及消費品。為了使甚至6歲的兒童也能明白這一點，馬克思在第56頁設想了一個‘自由人聯合體，他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也就是設想了一個按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聯合體，并且說：‘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一個社會產品。這個 產品的一部分重新作為生產資料。這一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一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一部分要找他們之間進行分配。這些話甚至對杜林先生的黑格爾化的頭腦來說也是夠清楚到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3-474頁；著重號為恩格斯所加）恩格斯還強調，“當馬克思把這一過程稱為否定之否定時，他并沒有想到要以此來證明這一過程是歷史地必然的。相反地，他在歷史地證明這一過程部分地實際上已經實現，部分地還一定會實現以后，才又指出，這是一個按一定的辯證規律完成的過程。這件是一切。”（同上，第477頁）列寧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批駁民粹派時也大段地引用了恩格斯的以上論述，并在“對任何一個懂德語的人來說”后面用括號加了這樣的話：“懂俄語也一樣，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因為譯文完全正確。”（《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頁）表示完全贊成恩格斯的論述。不過對于中文譯文來說，卻有一點麻煩。由于德語的Eigentum一詞具有“財產”和“所有制”等多重含義，現行中譯本在這里將其譯為“所有制”，而沒有譯為“財產”，而個人所有制又與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制極易混淆，因而產生了許多不同的理解。《江漢論壇》1983年第2期曾發表余名漢同志的《<資本論>》第一卷中的一處誤譯》一文，主張將individuelle Eigentum不譯為“個人所有制”而譯為“個人財產”，我認為這個主張是正確的，曾先后在1991年、2002年和2007年三次撰文對這個問題進行補充論證。（拙文分別見：《中國經濟問題》1991年第1期；《當代經濟研究》2002年第4期；《馬克思主義研究》2007年第9期）實際上，在現行馬恩著作中譯本里，將Eigentum譯為財產、將individuelle Eigentum譯為個人財產也是有先例的。比如《哥達綱領批判》《哥達綱領批判》里有兩句與“重建”的內容有關的話——一是說“在一個集體的以生產資料公有為基礎的社會中”，一是說“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轉為個人財產”。（分別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304頁）這里的“公有”，德文原文是Gemeingut.，而“個人財產”的德文原文是individuelle Eigentum ，這就說明，在生產資料公有條件下的個人財產只能是消費資料，而將individuelle Eigentum 譯為“個人所有制”并認為包括生產資料顯然是不符合馬克思在這個問題是的觀點的。至于有人提出，在資本主義社會無產階級也有個人財產，應該說，在第一個否定即“多數人的小財產轉化為少數人的大財產”過程中，生活資料也是剝奪的對象。馬克思說，“廣大人民群眾被剝奪土地、生活資料、勞動工具，一一人民群眾遭受的這種可怕的殘酷的剝奪，形成了資本的前史。”（《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0頁）在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相當長時期里，無產階級雖然也要消費，但是它們是無法形成個人財產的，工人階級之被稱為無產階級也正在于此。當然后來情況發生了變化。特別是在進入帝國主義階段以后，資產階級可以從他們剝削全世界所獲得的超額利潤中拿出一部分對無產階級特別是其中的上層進行收買，使他們也有了房屋、汽車乃至股票等個人財產。應該說，這已經是一部分變了質的而不是典型的無產階級了。如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不能形成革命的形勢，顯然與此有關。但是，如果從全世界的情況來看，就不是這樣了。

至于杜文說“聯合起來的社會個人的所有制”，這也不是什么新鮮觀點，早就有人提出過。這個提法的根據是馬克思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的一句話：“資本家對這種勞動的異己的所有制，只有通過他的所有制改造為非孤立的單個人的所有制，也就是聯合起來的社會個人的所有制，才可能被消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頁）這只要完整地看一下馬克思的論述，就非常清楚：所謂“聯合起來的社會個人的所有制”就是“非孤立的單個人的所有制”，只要注意一下其中那個具有決定意義的“非”字，它顯然不是什么“個人所有制”，而恰恰是社會的所有制或公有制。如果再聯系馬克思這句話前面的話，就更加清楚了。馬克思在這句話之前說，“西斯蒙第為之痛哭的所有制和勞動的這種分離，是生產條件的所有制轉化為公有制的必要過渡階段。如果單個工人作為單獨的人要再恢復對生產條件的所有制，那只有將生產力和大規模勞動發展分離開來才有可能。”（同上）這就清楚地說明，在消除資本主義私有制以后再恢復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制是和社會的發展方向背道而馳的，也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

在這個問題上，杜文還說什么，“聯合起來的個人所有制，是勞動者在他參與生產的企業里享有生產資料所有權的經濟制度，是共同占有和個人所有的統一，兩者缺一不可。分別說來，生產資料的物質形態是聯合占有，勞動者用以進行生產，任何個人都無權處置；價值形態則為勞動者個人所有，國家和他人都無權剝奪。或者換句話說，使用價值是共同占有，交換價值屬于個人所有，國家和他人都無權剝奪。或者換句話說，使用價值是共同占有，交換價值屬于個人所有。生產資料所有權是其他權利的經濟基礎，勞動者（當然包括腦力勞動者）由于有了生產資料所有權，才能夠獲得對于企業的管理權、監督權和利潤分配權，才有可能成為企業的主人，國家的主人，社會的主人；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等，才能名副其實地成為真正的普世價值。”

這不禁我想起謝韜和辛子陵在《炎黃春秋》2007年第6期上發表的《《試解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制的理論與中國改革》一文來。該文說什么馬克思由于出現了股份公司因而“不僅找到了把生產資料‘當作生產者共有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的形式，而且找上了‘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所有’即‘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形式，這就是股票”杜文玩的其實是同一個套路。對于謝、辛的文章，我曾在網上和《馬克思主義研究》2007年第9期上給以批駁，現在再結合杜文的上述高論指出以下三點：

第一，這種既是社會的又是個人的所有制是杜林用來強加給馬克思的，與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處。恩格斯在《法德農民問題》一書中說，生產者對“生產資料的占有只能有兩種形式：或者是個人占有，這一形式無論何時何地對于生產者來說都從來沒有作為普遍形式存在過，而且一天天地越來越被工業的進步所排除；或者是公共占有，這一形式的物質的和精神的前提都已經由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本身造成了；所以，必須以無產階級所擁有的一切手段來為生產資料轉歸公共占有而斗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90頁）恩格斯還說：“社會主義的利益決不在于維護個人占有，而是在于排除它，因為凡是個人占有還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為不可能。”（同上，第491頁）這就是說，個人占有和社會占有是互相排斥的，它們的關系是“或者是，……”與“或者是……”的二者居其一的關系，而不是杜文說的“共同占有和個人所有的統一，兩者缺一不可”合二而一的“一身而二任”的關系，就是說，不可能存在一種既是公共的又是個人的所有制形式。恩格斯在《反杜林論》里曾駁斥杜林說：“我們先把否定的否定放在一邊，來看看‘既是個人的又是社會的所有制’。杜林先生把這叫作‘混沌世界’，而且他在這里令人驚奇地確實說對了。但是很遺憾，處于這個‘混沌世界’之中的不是馬克思，而是杜林先生自己。……在這里他也可以不大費力地按照黑格爾來糾正馬克思，把馬克思只字未提的什么所有制的更高的統一硬加給馬克思。”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473頁）和杜林一樣，杜光也創造了一個“混沌世界”，但它與馬克思的“重建”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二者沒有任何關系。

第二，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設想的未來社會上是一個沒有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社會，那里既沒有商品，也沒有價值，因此 也不可能有什么物質形態和價值形態的統一。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說：“在一個集體的以生產資料公有為基礎的社會中，生產者不交換自己的產品，用在產品上的勞動，在這里也不表現為這些產品的價值，不表現為這些產品所具有的某些物的屬性，因為這時，同資本主義社會相反，個人的勞動不再經過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為總勞動的組成部分存在著。”（《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頁）就是說，在馬克思所設想的未來社會里，既然沒有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自然也沒有什么商品的兩因素，也就不存在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統一。應該看到，馬克思在設想“自由人聯合體“時，是把它與商品生產社會相對比而提出來的，在那里，產品不表現為商品，勞動也不表現為價值，勞動時間也不表現為價值量，所以也就沒有商品拜物教。杜文把馬克思講的未來社會與這些和商品生產有關的概念攪渾在一起，說明他跟謝韜、辛子陵一樣，對馬克思主義其實是一竅不通的。至于杜文說什么“使用價值是共同占有，交換價值屬于個人所有”就更不合邏輯了。因為使用價值是價值的物質承擔著，二者是統一的，不可能一個是共同所有，而另一個是個人所有。這也是顯而易見的。

第三，杜文又把所謂個人所有制與自由、民主、平等、人權聯系在一起，似乎沒有個人所有，就沒有自由、民主、平等、人權了，其實，正是生產資料的公共所有才消除了人們在占有生產資料方面的不平等，才為社會主義的民主、自由和人權創造了條件。如果人民在占有生產資料方面不平等，一切關于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的口號都只是一句空話。在這方面，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篇第四章臨近結尾的部分曾經對資產階級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作過非常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顯然，只有實行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才有可能消滅階級和剝削，才能有真正的平等。杜光喜歡講“普世價值”，實際上，不同階級有不同的價值觀，所謂的“普世價值”是根本不存在的。就以平等觀來說，資產階級所要求的平等僅僅是要求消滅封建特權，而無產階級所要求的平等則是要消滅階級。恩格斯說，“平等的觀念，無論以資產階級的形式出現，還是以無產階級的形式出現，本身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這一觀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歷史條件，而這種歷史條件本身又是一長期的以往的歷史為前提。所以，這樣的平等觀念說它什么都行，就不能說是永恒的真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8頁）

總之，杜文對于馬克思“重建”以及所謂“普世價值”的觀點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這個問題的論述是是根本不相容的，是完全錯誤的。

四、要高度警惕鼓吹“國退民進”的外來因素

我國鼓吹“國退民進”的，除了杜光以及上面提到的黃孟復，還有大名鼎鼎的吳敬璉、厲以寧等人。他們是一些代表資產階級利益想在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資改派代表人物。這里要指出的，鼓吹“國退民進”的不僅是這些人，他們還有一個國外的靠山，這就是西方帝國主義勢力，特別是美國帝國主義統治集團。何以見得？去年美國總統奧巴馬訪華，他居然自作主張地要與南方一家報紙作談話。這件事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示：一個美國總統為什么不按照外交慣例由東道國選派媒體記者進行采訪，而由自己選擇某個有明顯傾向性的報紙進行談話呢？顯然，他是要影響中國的輿論，影響中國的公眾，而說到底，是要影響中國政府的決策。無獨有偶，今年年初，美國的新聞媒體竟然“評選”出“中國百大公共知識分子”。這事也非常蹊蹺，中國的百大公共知識分子當然應該由中國人來評選，何用你美國的新聞媒體越俎代庖？說穿了，他們這樣做，也是想以此來影響中國的輿論，影響中國的公眾，最終影響中國的決策！而從其所“評選”出的所謂“中國百大公共知識分子”來看，這些被“冊封”的人都有著差不多共同的政治傾向，都是所謂自由主義者，都是親美派。其中也許有人不在此范圍之內，那也不過是為了故意遮人耳目而已。這兩件事，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惕：美國佬的亡我之心不死，他們還想用各種辦法與我們進行斗爭，我們萬萬不能粗心大意。

美國帝國主義為什么要這樣？從根本上說，是因為他們對世界上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很不甘心的。想當年，他們花了很大代價，扶持蔣介石，用所謂美式裝備武裝了幾百萬的所謂“國軍”打內戰，結果卻被毛澤東和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打得落花流水，不得不逃往臺灣。因此新中國成立后，美國又是組織所謂聯合國軍參加朝鮮戰爭，又是派出第七艦隊阻止中國人民解放臺灣，還不斷在中國周圍制造麻煩，而且長期不承認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對中國進行封鎖禁運。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在經濟國防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他們更是視為眼中釘、肉中刺，一百個不高興。中國改革開放，他們似乎以為找到了適當的機會，妄圖通過西化、分化，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使中國和平演變為它的附庸。但是，它也清楚，只要我們能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指導，只要共產黨有一條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的路線，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他們的目的就一定不能實現。因此，搞軟的一手進行和平演變仍然是它的上策。最近的事態發展，他媽顯然進一步加強了這方面的工作，我們當然也應該相應地做好自己的工作，針鋒相對，與之進行堅決的斗爭。

在這方面，我們看到，美國和一些發達的西方國家至今都不愿意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在他們看來，市場經濟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只要中國還有那么一些國有經濟存在，只要中國還有效地進行宏觀調控，他們就不舒服，他們就不愿意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他們想以此對中國施加壓力，迫使中國越來越資本主義化。而國內的一些精英，特別是那些上了“百大公共知識分子”名單的人物，也正是按照美國佬的這個思想行動的，而大反所謂“國進民退”、鼓吹所謂“國退民進”就是一個重要表現。應該說，在這方面，《炎黃春秋》也是他們的一個重要據點，最近在突出地位發表這類文章也可以說明這一點。

在所謂“百大公共知識分子”中，《炎黃春秋》的工作人員和“核心作者”就占了好幾個。還有些人本來也是很夠格的，可能是出于難言之隱而未被“冊封”，美國佬肯定也是有數的。我們從這些年《炎黃春秋》所發表的文章也不難看出，它雖有《炎黃春秋》其名，但是卻不能體現中華民族的精神。它一直反對和污蔑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偉大的民族英雄毛澤東，反對和污蔑毛澤東和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它看來，毛澤東也好，毛澤東和共產黨所領導的新中國也好，幾十年來，沒有做對什么事，大多數的事都做錯了，搞糟了；毛澤東和整個新中國在他們筆下，簡直是一片漆黑，乏善可陳。他們這樣宣傳的目的也很清楚，就是要人們放棄毛澤東思想，擺脫共產黨領導，背離社會主義道路。這樣一來，就為走資本主義道路掃清了障礙，中國就可以沿著資本主義的道路順利向前發展了，中國家可以很快變成他們所向往的“中美國”了。

也許因為他們太急于求成了，他們在這樣做的時候，往往不擇手段，結果反而適得其反,反而暴露了自己。今天，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看清楚了《炎黃春秋》的真面目。在我看來，這個雜志言行不一、表里不一，有文字而沒有靈魂，有論證而沒有邏輯，有引證而沒有出處，有謠言而沒有真理，有寫手而沒有作者，有捏造而沒有創造，……已經墮落成一個由一幫民族敗類麇集的幫助洋人反對新中國而專門制造反動輿論的文化垃圾工廠。它的前途是很不美妙的。

奉勸杜光及《炎黃春秋》諸公，你們在錯誤的道路上已經走得很遠了，再這樣走下去是絕對沒有好下場的。常言道：“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代表的是人類美好的未來，爾等都是炎黃子孫，還曾有過革命歷史，豈可挾洋自重，辱沒祖國而為國人所不齒？自當脫離賊船，改邪歸正，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跟全國人民一道走社會主義的光明大道，惟有如此，才能洗刷已經犯下的罪過，而不致給后世留下罵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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