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里程碑

――紀念人民偉大領袖毛澤東誕辰116周年

已退休研究員  李振城

內容提示

毛主席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經歷了若干個階段，具有若干個里程碑意義的科學標志。其中，第一個科學標志是《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比較成熟的第二個科學標志，就是《新民主主義論》的問世。第三個科學標志，是《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和《論人民民主專政》及此后發表的4篇評論。第四個科學標志――理論高峰，就是《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部光輝著作的發表。第五個科學標志是完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若干重要論述和批示。

從社會主義經濟管理學上講，毛主席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有兩個最顯著的首創性的科學標志。“隊為基礎，三級所有”（適合當時國情）的人民公社體制，是在農業戰線上，在農民群眾合作化運動開創的先進經驗基礎上，毛主席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第一個首創性的科學標志。而“鞍鋼憲法”的誕生，則是在工業戰線上，在工人階級改革企業不合理規章制度、開展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群眾運動中開創的先進經驗基礎上，毛主席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第二個首創性的科學標志。

這兩個首創性科學標志和前面提到的五個科學標志，其根本出發點和立足點是一切為了人民群眾，一切依靠人民群眾。其中世界觀和價值觀的理論基礎是唯物史觀，堅信勞動人民及其知識分子才是歷史的創造者和推動力。毛主席萬歲是人民萬歲的集中體現。毛主席萬歲與人民萬歲，是遵照唯物史觀指導的社會革命和建設實踐的歷史發展中的內在辯證統一。

“我們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

1949年3月5日，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毛主席就鮮明地指出：“我們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們方面……”進城后，要把恢復和發展生產建設事業作為黨和人民政府的中心任務緊緊抓住。“我們的同志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習生產的技術和管理生產的方法。”只有“將消費的城市變成生產的城市了，人民政權才能鞏固起來。”“其他的工作，例如……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并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我們要把發展國有經濟放在第一位。但是，“單有國營經濟而沒有合作社經濟，我們就不可能領導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逐步地走向集體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到社會主義社會，就不可能鞏固無產階級在國家政權中的領導權。誰要是忽視或輕視了這一點，誰也就要犯絕大的錯誤。”（《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橫排本，第1370～1371頁。）為了“解決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問題”，必須實行“對外貿易的統制政策”。我們的方針是：“在革命勝利以后，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同上，第1375頁。）

那時勞動人民向往社會主義是一種時代的主流。如今，蘇聯東歐的人民國家政權已經被顛覆20年，資本主義已經在那里完全復辟。然而除了少數人感到滿意外，那里的多數勞動人民依然在留念過去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時代，正如大多數中國勞動人民及其知識分子依然在留念老中青的多數人，能夠比較自覺自愿地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建設事業而奮斗和社會比較公平合理的毛澤東時代一樣。歷史已經再次證明，只有人民的國家獨立自主和社會主義，才能普遍保障勞動人民的當家作主地位和各種生存發展權利；一旦失去了人民的國家獨立自主和社會主義，勞動人民就會再次遭殃。新中國60年來的實踐證明，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逐步地走向社會主義的政治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是經得起歷史考驗的。

為了領導中國人民逐步走向社會主義，在經濟上必須充分發揮國營經濟的主導作用，把為實現國家工業化與對個體農業、私營工商業和個體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結合起來；在政治上必須堅持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制度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堅持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堅持國家整體上的單一制和少數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其中最主要的是必須堅持以毛澤東思想為旗幟、具有三大優良作風的共產黨的領導和工人階級真正當家作主。離開了這兩條，不但實現不了社會主義，甚至連已經取得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成果也會喪失殆盡，蕩然無存。

所以，毛主席在紀念中國共產黨28周年時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和稍后發表的《為什么要討論白皮書》中特別強調：“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外國有過的，中國不能有，因為中國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唯一的路是經過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同上，第1409頁。）“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專政必須和國際革命力量團結一致。這就是我們的公式，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綱領。”（同上，第1417頁。）人民民主專政，“對于勝利了的人民，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樣地不可以須臾離開的東西。這是一個很好的東西，是一個護身的法寶，是一個傳家的法寶，直到國外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階級被徹底地干凈地消滅之日，這個法寶是萬萬不可以棄置不用的。”（同上，第1440頁。）

天安門城樓上有兩幅巨大標語：“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和“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這兩幅標語體現了新中國的國家性質和中國共產黨的最主要的建國內政外交綱領、路線、方針和政策。

在合作化之前，農民是分散的個體人群，而且處在不斷分化之中，雖然人數眾多，其中絕大多數在過去受剝削、受壓迫最深重，潛藏著極大的革命和建設的積極性，但其自發的革命性難以形成集中的階級力量，更不可能起到領導整個革命和建設的作用，只有通過工人階級才能把他們組織聯合起來，并與工人階級結成聯盟，成為革命和建設的主力軍。

民族資產階級具有較高的文化知識和管理才能，可是由于它在舊中國經濟政治中的軟弱性、兩面動搖性及其不利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苛刻規章和很重的剝削性，雖然占有物質財富上的優勢，卻是嚴重脫離廣大工農群眾的，因而難以發揮政治上的領導作用。

由于舊中國現代工業落后，產業工人的人數遠不如農民多。但是中國產業工人階級非常集中，而且是與先進的生產力結合在一起的，長期形成了高度的組織紀律性和團結協作精神，具有遠見性和革命的徹底性，還具有大公無私等優良品質，又與廣大農民形成了廣泛的天然聯系。這是中國產業工人階級必然要成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領導階級的內在原因。而自從俄國十月革命給中國送來馬克思列寧主義之后，中國的產業工人階級比其它階級更能領會馬列主義的革命實質，更善于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最銳利的思想武器。這是中國產業工人階級能夠成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領導階級的又一個主要原因。

中國工人階級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領導作用，是通過無產階級先鋒隊即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集中體現的。工人階級與馬列主義共產黨的關系，好比人的身體與頭腦的有機聯系。工人階級是共產黨的物質活力載體；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政治首腦。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則是聯結共產黨與工人階級之間的科學思想之魂。只有真正做到這三位一體，才能充分發揮工人階級先鋒隊――共產黨的政治領導作用。如果工人階級逐漸喪失當家作主地位和各種生存發展權利，那就意味著共產黨的組織系統沒有繼承黨的三大優良作風，離開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之魂，而且必然會危及到共產黨的執政功能（就像通鋼“7.24”事件中的相關省市委黨組織那樣）。當然，在執政的共產黨變修之后，工人階級會從中汲取歷史教訓，經過較長時期的斗爭和革新，必將會再造出具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之魂的共產黨來。

勞動人民及其知識分子才是人類歷史的真正創造者和推動力

在西方帝國主義統治者和國內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及其“知識精英”看來，當擁有現代化武器的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發動猖狂的侵略戰爭后，中國必亡，只能節節敗退，只有得到英美帝國主義撐腰輸血后方可抵擋一氣。他們只認得先進武器的作用，見物不見人，根本無視人民群眾的自覺能動性，無視正義的人民反侵略戰爭的威力。

在日本被迫投降后，他們又以為，只要美國出錢出槍出飛機大炮、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屠殺數百萬中國人，就可以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斬盡殺絕，贏得在中國發動反革命內戰即事實上對華侵略戰爭的絕對勝利。當美國傀儡政權蔣家王朝在中國大陸滅亡時，美國資產階級發言人艾奇遜國務卿，“明確地供認了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這樣一種事實”。而且艾奇遜自己還招認，“最近數年的這一場使得幾百萬中國人喪失生命的大血戰，是美國帝國主義有計劃地組織成功的。”（毛澤東：《唯心史觀的破產》。同上，第1446頁。）

正如毛主席所說，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他們總是自己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然而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并不善罷甘休，隨及又發動了侵朝戰爭、反攻大陸和10年侵越戰爭，最后又以美國潰退而告終。隨后美國等西方國家把和平演變、和平顛覆蘇聯東歐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政權上升到主要戰略手段的高度，企圖以經濟、技術、文化傳媒等方面的優勢，打出“民主”、“自由”、“人權”的欺騙伎倆，用發動持久的無硝煙戰爭的辦法來搞垮社會主義國家。這一手果然大見其效。只是多數社會主義國家被搞垮的主要原因并非來自于西方的和平演變，而是在于執政共產黨缺乏人民民主監督制約的有效機制，多數高層領導人談忘了階級斗爭，不愿繼續革命，自我蛻變，搞垮了馬列主義理論基礎和工人階級的階級基礎，用各種欺騙手段出賣了勞動人民所造成的。

就在蔣介石反動軍隊大潰敗、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成立時，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美國總統杜魯門的信中公開宣稱，他們要招收中國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分子，組織美國的第五縱隊，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同上，第1446頁。）。這意味著美國是絕對不會放棄把中國變為美國殖民地的長遠戰略目標的。在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國賣國賊、極端反動派被中國人民打倒、搞臭后，美國帝國主義者仍然要下賭注，花大錢來收買當時還屬于中國人民內部的、對美國抱有幻想的、偏右的“民主個人主義”分子，組建替美國反共反華服務的間諜特務隊伍，繼續分化、分裂中國人民，司機卷土重來，利用中國右派人士來削弱、瓦解中國的人民政權，從而掀起了政治思想戰線上的侵略與反侵略、革命與反革命、復辟與反復辟的一場持久的無硝煙戰爭。

為了充分利用美國國務院關于中美關系的白皮書和艾奇遜給杜魯門總統的信這兩件反面教材來教育中國的廣大中間人群，毛主席于1949年8月14日至9月16日連續發表了《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么要討論白皮書》、《唯心史觀的破產》4篇犀利文章，揭露、批判了美國政府的自供狀、欺騙伎倆和惡毒圖謀，領導全國人民深入開展大討論，使人民大眾認清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及其各種毒辣手段，大大提高了革命的警惕性，打了一場政治思想上的成功反擊戰。

在此后28年領導人民執政過程中，毛主席始終把維護人民國家政權和人民當家作主權利、防止人民公仆演變為人民主人的反和平演變斗爭，作為一切工作的綱，不斷采取各種大見其效的措施，從而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跟隨蘇聯東歐的多米諾骨牌而倒下。這是毛主席為中國人民創立的最大功勞之一，也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這就是當年的政治掛帥。難道現在就不需要這種政治掛帥了嗎？2008年西藏“3.14”事件中3個姑娘燒死5個姑娘，這又是怎樣造成的？難道這樣慘烈的教訓還不夠深刻嗎？

艾奇遜在信中故意掩蓋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人民深受封建地主階級、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剝削和壓迫而引起革命的根本原因，說什么中國革命是由于中國人多地少和受到西方文明“刺激”造成的。艾奇遜還認為共產黨只能立國而不能治國，與歷代統治者一樣解決不了人民的吃飯問題，只要美國等西方國家封鎖中國，中國共產黨的政權就會很快垮臺。毛主席在文章中徹底駁斥了這種唯心史觀的謬論，闡明了唯物史觀的要點。毛主席說：“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毛澤東：《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同上，第1424頁。）這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闡明的唯物史觀的一種集焦性的通俗表述。毛主席還說：“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 （毛澤東：《唯心史觀的破產》。同上，第1449頁。）現在回過頭來看，當初連汽車、飛機都不能制造的中國，在很短的年代里，不僅能夠制造汽車飛機，而且具有綜合國際先進水平的萬噸水壓機、兩彈一星等不是也已經被中國人民自力更生地造就和升空了嗎？不要說當初的5億人口，即使現在擁有13億人口的中國，不是都能吃飽飯了嗎？這還不是人間奇跡？

在帝國主義者、剝削階級統治者及其“精英”們看來，人類的歷史就是由他們這些只占人口中極少數的不勞而獲的貴族們設計、創造出來的，而占人口中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對歷史是毫無貢獻的，是只能依賴剝削階級的恩賜才能養活自己的社會多余者。“89”動亂時跑到美國去的原中國社科院“精英”李澤厚和劉再覆在香港出版的《告別革命》這本書中，不就是這樣露骨地表明的嗎？

與此相反，唯物史觀認為，勞動人民及其知識分子才是人類歷史的真正創造者和推動力。在推翻了剝削階級的統治、爭得了社會當家作主的地位和相應的權利后，只要黨政領導人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凡事依靠人民、深入調查研究、事事以身作則、言行一致、取信于民、有福共享、有難同擔，真正繼承發揚黨的三大優良傳統作風，經過共產黨的教育和領導，勞動人民認識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真理、有了革命覺悟之后，就會像孟泰、王崇倫、王進喜、陳永貴、雷鋒、焦裕祿、錢學森等等那樣，產生強烈持久的社會責任感，充分發揮自覺的革命能動性，形成極大范圍的團結協作的巨大力量，創造出一樁又一樁常人難以想象的人間奇跡。

在毛主席領導人民執政的28年間，盡管有失誤，然而無論在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科技、衛生、體育、國防、外交、社會風氣、人們精神面貌等各個領域，都取得了舊中國數百年都未曾有過的令國際友人贊嘆的巨大成就。它至今仍然歷歷在目，誰能抹掉？這28年的史實已經充分證明，趕跑了帝國主義，基本上消滅了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之后，勞動人民不但能夠自力更生，而且普遍享有就業、就學、就醫、就居、勞動保險、養老保險、老弱鰥寡婦幼孤獨者均有所依；由于舊中國留下的底子薄，雖然在物質生活水平上與富國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而在精神生活上卻是高勝于資本主義富國的。當時既無內債也無外債，從各個方面講都為此后的可持續發展創造了極其有利的條件。盡管當時中國受到資本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兩面夾擊的軍事包圍，但是由于當時城鄉公有制經濟占絕對優勢，便于進行充分的組織動員，又由于毛澤東的人民戰爭軍事思想和敵情觀念深入人心，不但有比舊中國強大的海陸空正規軍，還有令國內外敵對勢力最難以對付的強大民兵師，使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受到艾奇遜鼓勵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和里通外國的行為受到了強有力的抑制，失去蔓延的市場，因而使國內外敵對勢力不敢輕舉妄動。由此可見，當時國家和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教育、軍事和社會生活上的安全系數顯然要比現在大得多。

“鞍鋼憲法”是毛主席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中最顯著的科學標志之一

明年3月22日，是毛主席批示的“鞍鋼憲法”誕生50周年紀念日。我們要深入領會“鞍鋼憲法”的科學內涵及其重大歷史意義。

中國民主革命具有顯著的中國特點，這是眾所共知的。中國民主革命經歷了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兩個階段。而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中國民主革命的最顯著特點。因為舊民主革命是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領導的、以西方的民主革命思想和建國綱領為旗幟、為榜樣的革命。這是極不徹底的、最終必然要被封建地主階級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所篡奪、所葬送而導致失敗的、嚴重脫離工農群眾的、只能依附于帝國主義的、沒有任何光明前途的、少數人的革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舊中國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國家，存在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買辦資本主義三大敵人即三大革命對象。而民族資產階級由于自身的剝削本性，既受三大敵人的壓迫又與三大敵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還需要借助三大敵人來撲滅工農大眾的革命；急需工農大眾幫助反對三大敵人的壓迫又非常害怕工農大眾起來革命后會革到自己的頭上。所以，舊民主主義革命是沒有任何出路的。

北伐戰爭前后，孫中山先生曾經推行過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革命。從民主革命的第一階段目標來看，它與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一致的，因此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曾經有過短暫的革命蓬勃發展年代。但是，二者仍然具有本質上的區別。其一，根本指導思想上截然不同；其二，由誰掌握革命領導權這個關鍵點上截然不同；其三，參與革命的骨干和群眾的成分、深廣程度上截然不同；其四，民主革命是否徹底上截然不同；其五，革命綱領目標上截然不同；其六，革命能否勝利的前途上截然不同。

毛主席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并不是從新中國成立前夕才開始的。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初期，這種探索就已經開始了。最初是在如何看待和領導農民運動的問題上，其主要成果是《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是毛主席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第一個科學標志。而毛主席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比較成熟的第二個科學標志，就是《新民主主義論》的問世。在這部名著中，毛主席在全面論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綱領、總路線過程中，已經清晰地闡明了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既不允許相互混淆又不允許相隔萬里長城。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宣傳教育，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就已經成為主要內容之一。

毛主席在探索中國式新民主主義道路過程中也連帶探討著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問題。中國式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主要特點是無產階級掌握革命領導權，在廣大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領導貧苦農民開展武裝割據和土地革命，形成鞏固的工農聯盟，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先以游擊戰加運動戰為主到最后實行運動戰與陣地攻堅戰相結合奪取城市、通過民族戰爭訓練、積蓄、壯大革命隊伍，培養管理城市的人才。

毛主席胸有成竹地看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就意味著社會主義革命的開端。如果停留在民主革命階段而不繼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在國內外依然存在強大敵對勢力的情況下，已經奪取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成果就會由于嚴重脫離工農群眾，得而復失。更主要的是，繼續進行社會主主義革命不但很有必要，而且完全有可能取得勝利。其原因在于：第一，新中國成立后，國家政權掌握在人民手里，黨政軍財領導權掌握在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之中。第二，沒收四大家族等官僚買辦資本歸國有，這意味著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占據了全國工商業的主體地位。這是奪取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兩個最主要的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有利條件。

在社會主義革命的初始階段還要繼續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即穩步地完成土地改革。這是當時鞏固工農聯盟的首要前提。而當土地改革結束后，引導農民合作化就成為鞏固工農聯盟的新基礎。如果不引導農民走合作化道路，就必然會很快地出現如原屬貧下中農的劉介梅那樣，上升為新上中農后放高利貸，然后買青苗、換取耕地進行雇工剝削，而使大多數貧苦農民重新失去土地，受雇于人家忍受剝削，重新出現兩極分化，使多數原來黨和政府所依靠的貧苦農民喪失對黨和政府的信任，從而破壞、動搖工農聯盟的根基，導致人民國家政權蛻化變質，給國內外敵對勢力顛覆人民政權以可乘之機。

所以，在土地改革結束后，毛主席一方面高度重視國家工業化建設，另一方面傾心于調查研究農業合作化問題，并且在指導“一化三改”進程中顯現中國的特點，即：①先合作化后機械化，以資本主義先有手工工場然后才逐漸使用機器生產為依據，駁斥未機械化就不可能合作化的觀點。②根據農民覺悟程度，逐步推進農業合作化，先從互助組到初級合作社，再到高級合作社，然后根據擴大合作生產規模的客觀需要和農民群眾的創造，建立人民公社，在全面總結經驗教訓之后，確定比較符合實際的“隊為基礎，三級所有”的辦社方針。③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采取和平贖買政策。

中國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這3個特點和成功經驗，是對國際共運的新貢獻。其中最出色的貢獻是“隊為基礎，三級所有”的人民公社體制。從至到今天還在蓬勃發展的周家莊人民公社和華西村、南街村等等數千個集體經濟的現狀與小崗村等等單干走投無路、出現嚴重“三農”問題相對比來看，走集體化道路的原則，普遍符合當時實際的“隊為基礎，三級所有”的人民公社的辦社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如果不是在1980年開始采取一刀切式的命令解散人民公社，至少會有1/3的公社會建設得很好（可參見筆者寫的《人民公社的周家莊模式給予人們的啟示》^①）。筆者的這個看法、竟然與曾任江蘇省啟東縣委書記、后任江西省副省長的老領導干部劉仲侯的異地看法不約而同（可參見老田采訪劉仲侯的筆錄），這絕非偶然。

“鞍鋼憲法”的誕生，是黨和政府在工業現代化建設中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所結出的勝利碩果，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偉大創造，是毛主席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最顯著的科學標志之一。

“鞍鋼憲法”并不是毛主席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科學理論和社會實踐的最高峰。毛主席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科學理論高峰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應當大書特書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部光輝著作的問世（1957年2月27日），以及在它指導下繼續推進社會主義革命的重大舉措。其中最大的舉措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當代中國杰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艾思奇過早地離開人世，沒有經歷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對文化大革命做出評價。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來臨之前的1965年，他在講解毛主席4篇哲學著作中，已經對毛主席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做出了高度的評價，認為這是毛主席解決了前人未曾解決的如何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如何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如何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重大問題，從而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和國際共運史上做出了劃時代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偉大貢獻。

蘇聯的“馬鋼憲法”，對新中國初創時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隨著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逐漸深入，“馬鋼憲法”不適應中國國情的一面，尤其是不利于加強黨的領導和職工群眾當家作主的問題日益突顯出來。這引起了毛主席的關注。先在中三辦、后在工業部工作的李立三遵照毛澤東思想的指引，組織調研組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跟蹤調查和研究，首先建議在工業戰線上采取黨委領導下的廠長（經理）負責制，并建立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在1956年召開的黨的八大決議中對這兩項管理制度予以肯定。

當年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揭露了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問題，又作了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經波蘭、以色列傳到美國，在《紐約時報》發表后，引起了全世界的震驚和混亂，國際反共反蘇勢力立即乘機掀起反共大浪潮，導致波匈事件的發生，也波及到中國。從中還可以看出，“馬鋼憲法”容易導致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作風的盛行。根據當年的國際國內形勢，毛主席非常注重引導干部調查研究，在此基礎上，從當時中國和國際共運的實際出發，先后發表了《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系列著作和講話，強調要加強黨的領導和政治掛帥，使全黨和全國人民更加堅定了正確的政治方向，更加注重依靠工人階級，走群眾路線，經過整風反右，使工人階級和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更加高漲，形成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向科學進軍、大力開展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群眾大躍進運動的銳不可擋之勢。

在這種情況下，“馬鋼憲法”束縛群眾參加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弊病也更加突出了。干部群眾已經由迷信到開始懷疑“馬鋼憲法”，努力創建適合本國國情的、使領導干部、技術人員與群眾運動相結合的企業管理新體制。1958年初，黑龍江省北安市慶華國營工具廠和齊齊哈爾建華機械廠率先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管理體制，逐級上報中央和國務院。李立三得知后，立即報告中央，組織調研組前去調查，隨后經《人民日報》向全國通報這兩個廠的經驗，又發表了由李立三組織起草的社論，向全國宣傳，通過進一步實驗，逐步推廣這兩個廠的經驗。

蘇聯專家撤走后，更加促使我們依靠工人階級的團結協作、艱苦奮斗、自力更生地去攻克各種技術難關。1959年12月10日～1960年2月9日，毛主席帶領數人一起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邊學邊議論，毛主席寫了很多批語，發表了大量具有真知灼見的談話。其中特別強調，工人階級應當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更是企業的主人，必須擁有管理企業、管理國家、管理社會上層建筑的權利。毛主席說：“這里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上〉，第275頁。）

50年后的今天，看看原蘇聯東歐地區各國和我國的社會現實，已經完全證實了毛主席當年的科學論斷。

1959年7月和1960年3月11日，毛主席對鞍山市委上報的兩個報告都非常重視。他看了前一個報告后，當即把它批轉給在盧山開會的中央委員看。當看到后一個報告時，毛主席十分高興，結合全國其它各地區的經驗和毛主席自己長期調查研究所積累的成果，經過一番思考，一個具有完整性意義的中國式社會主義企業管理大法的概念，已經在毛主席頭腦中產生。于是，毛主席斷然寫下了700字的批語，宣告了“鞍鋼憲法”在一個東方大國里誕生了。從此以后的50年間，“鞍鋼憲法”已經成為名聲在外、享有盛譽的、鑄入毛澤東思想靈魂的、具有中國專利的響亮品牌。它吹響了人類社會經濟管理學上一場新的偉大革命的進軍號和動員令。中國的工人階級為此而感到特別的自豪。

從社會主義經濟管理學上講，“隊為基礎，三級所有”（適合當時國情）的人民公社體制是在農業戰線上，在農民群眾合作化運動開創的先進經驗基礎上，毛主席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第一個首創性的科學標志。而“鞍鋼憲法”的誕生，則是在工業戰線上，在工人階級改革企業不合理規章制度、開展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群眾運動開創的先進經驗基礎上，毛主席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第二個首創性的科學標志。

“鞍鋼憲法”的科學標志，在于它具有不可動搖、不容更改的六大基本原則。其中，無產階級政治掛帥是“鞍鋼憲法”的政治靈魂。黨的領導（即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理論為指導的工人階級先進政黨的領導）是“鞍鋼憲法”的首要關鍵和政治前提。“兩參一改三結合”即工人階級當家作主是“鞍鋼憲法”的核心內容。持續開展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群眾運動，既是實施“鞍鋼憲法”的動力和途徑，又是實現“鞍鋼憲法”所要達到的根本目的-----促進社會生產力高速發展、鞏固國防、增強國力、提高人民生活質量、粉碎敵對勢力封鎖、擺脫外國奴役、維護國家獨立自主地位和人民根本權利----的力量之源。堅持黨委領導下的廠長（經理）負責制，是企業實施“鞍鋼憲法”、實現“鞍鋼憲法”根本目的的首要組織制度保證。堅持企業職工代表大會制，是維護“鞍鋼憲法”、維護工人階級當家作主權利所不可缺少的組織制度保證。

時過境遷，褒貶隨行，真理依存，自有傳人。“鞍鋼憲法”曾經在祖國大地上風行了30年，在社會主義建設史上發揮了巨大作用。自從引入西方“現代公司制度”后，“鞍鋼憲法”已經逐漸被冷落、違棄將近20年。有人認為，現在已經是自動化時代，所需要的是為數不多的高端技術人才和世界一流的管理水平，不再需要搞低級的群眾運動式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了。其意是說，“鞍鋼憲法”已經過時了，需要另一種企業法規來取代它了。然而就在2009年11月8日，濟南鋼鐵公司舉行慶祝委托鞍鋼總承包、經大協作、自主創新、自主集成的完成的1700連鑄連軋生產線創建竣工的大會上，中國工程院院長徐匡迪熱情洋溢地說，“我們大型成套設備的交鑰匙工程能夠得到解決，這也是一個歷史性的創舉。”“這是我國重大工程裝備建設的一個里程碑。”“大長了民族的志氣，非常了不起。” “鞍鋼和濟鋼自主創新和自主集成的成功經驗告訴我們，重要的不僅僅是技術問題，而是要有這種不甘落后，奮發圖強、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和民族的自信。”“近年來，鞍鋼堅持以我為主，自主創新，在技術改造方面走出了一條高起點、少投入、快產出、高效益的老企業技術改造的新路。”這說明，“鞍鋼當時提出的《鞍鋼憲法》，到現在，還是一個非常好的企業管理指導思想。”（中國工程院網2009年11月8日上帖〈徐匡迪：大長民族志氣，打造自主創新產業〉。）9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大慶油田發現５０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中也強調說：“大慶油田的經驗啟示我們，國有企業的發展和進步，必須同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的指導，必須始終堅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根本方針，必須突出科技創新這個主題。” （中國思想政治工作網2009年9月23日上帖〈習近平：結合新的實際大力弘揚大慶精神鐵人精神〉。）我們仍然堅信，勞動人民及其知識分子才是人類歷史的真正創造者和推動力，毛主席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中所積累的一切科學成果，必將會在社會實踐中再現否定之否定。

已退休研究員  李振城

2009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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