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關于民主與普世民主的相關思考

　　研究、弄懂民主問題并區分各種不同性質的民主，具有極端重要的意義。民主，實質上是一種國家形式或國家形態。世界上從來沒有抽象的、純粹的民主，而只有具體的、歷史的民主。因此，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全人類共同享有的民主、自由、平等與人權。目前西方少數強國的民主制度沒有“普世性”。以美國為首的當今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人權理論，是對自由資本時代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等理論的繼承和發展。我們不能簡單地否認各種具體民主形式上的普遍性，但也不承認西方民主從形式到內容的“普世價值”。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必須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道路。

　　不久前，在各種報刊、雜志和互聯網上以及在各種研討會、報告會上，關于普世價值、民主和普世民主的討論十分熱烈。美國金融危機乃至全球金融危機的發生，使這一討論和大家對這一討論的關注被沖淡。但隨著美國金融乃至經濟危機在全球的蔓延，人們尋求全球經濟危機這一重大現象的深層次根源時，卻很自然地又與普世價值、民主和普世民主聯系在一起。

　　一、關于探討民主與普世民主的重要意義

　　1850年，馬克思在《新萊茵報》發表評論，批駁英國作家托馬斯·卡萊爾“不管我們怎樣設想普遍民主，它是我們這個時代必不可免的事實”的觀點時說：“民主是什么呢﹖它必須具備一定的意義，否則它就不能存在。因此，全部問題在于確定民主的真正意義。如果這一點我們做到了，我們就能對付民主，否則我們就會倒霉。”[1] 這充分說明，研究、弄懂民主問題并區分各種不同性質的民主，具有極端重要的意義。

　　1917年，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明確指出：“民主是國家形式，是國家形態的一種。”[2] 我認為，這一定義包含兩個方面：一方面，民主是國家形式，是指民主意味著在形式上承認公民一律平等，承認大家都有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國家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面，民主是國家形態的一種，是指在有階級的社會里，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專政。

　　遵循“民主是國家形式，是國家形態的一種”這一理論邏輯，我們還可以從下面列寧關于國家的相關論述中，進一步認識探討民主問題的極端重要性。1919年7月11日，列寧應邀到斯維爾德洛夫大學作關于國家問題的講演。他在這次演講開始時便說：“國家問題是一個最復雜最難弄清的問題，也可以說是一個被資產階級學者、作家和哲學家弄得最混亂的問題。”[3]“這是全部政治的基本問題，根本問題”。[4]“這個問題所以被人弄得這樣混亂，是因為它比其它任何問題更加牽涉到統治階級的利益（在這一點它僅次于經濟學中的基本問題）。國家學說被用來為社會特權辯護，為剝削的存在辯護，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指望人們公正無私，以為那些自稱具有科學性的人會給你們拿出純粹科學的見解，那是極端錯誤的。”[5] 他還說：對國家問題“必須再三研究，反復探討，從各方面思考，才能獲得明白透徹的了解”[6]。

　　當前，國內外意識形態領域在民主問題上的爭論，本質上都是從民主是國家形式和國家形態的一種這個層面和內涵上展開的。本文所涉及的民主，也主要是從作為國家形式和國家形態的一種而展開的。在探討民主之時，有時可能會涉及與民主相關的自由、人權等概念。

　　今天，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政治多極化初顯端倪，科技革命日新月異，各種新機遇新挑戰層出不窮。在這樣一種情勢之下，我們又面臨著“全部問題在于確定民主的真正意義”和“必須再三研究，反復探討，從各方面思考”民主“這個時代必不可免的事實”。

　　一是從國內看。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與輝煌。與此同時，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也有得到廣泛公認的發展與進步：我們黨帶領人民積極探索適應時代潮流、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道路，堅持并不斷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人民的各項民主權利得到保障，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得到鞏固，等等。我國成功舉辦2008年奧運會及殘奧會、神舟七號載人航天飛船成功發射并返回等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無疑向世人展示了我國日益增強的綜合國力，從一定意義上講，也充分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優越性，并使其具有一定的世界意義。例如，在奧運會開幕前夕，一位美國學者便驚嘆我國各項準備工作的周密和完美程度：“人們不得低估中國的意識和能力，特別是當中國全民一致、共同努力的時候”，“北京奧運會的信息是，中國的政治制度不僅使其可以游刃有余地化解國際事務危機，而且，‘中國道路’甚至應當認為高于民主制度。中共堅持不懈的努力無疑將會帶來持續的經濟增長、確保政治穩定并且產生重大的全球支持”[7]。

　　但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與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還不完全相適應，還需要我們繼續深化政治體制改革，進一步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努力探索社會主義民主的實現形式，不斷擴大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這是因為，隨著我國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我國社會日益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各種不同的利益群體越來越期望黨和國家能為其提供更加有效、暢通的利益表達機制和利益博弈機制，維護和擴展自身的經濟利益，深化政治體制改革逐步成為各個階層普遍的政治訴求。隨著社會各階層發育漸趨成熟，各種不同的政治訴求也正在沿著兩個根本不同的方向演進：其一，積極借鑒西方政治制度中的有益成分，積極穩妥地推進我國政治體制改革，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繼續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道路，進一步鞏固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其二，希望建立和實行西方民主政治體制，在我國全盤推行私有化，與西方社會“全面接軌”，讓資本甚至讓國際壟斷資本在我國“當家作主”。在這其中，我們也必須充分看到，持第一種政治訴求的人占絕大多數，其用心是好的，但對于其中重大問題的認識卻往往不甚清楚；持第二種政治訴求的人是極少數，但對于這極少數人的能量我們卻不能低估。

　　二是從國際看。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壯大和綜合國力的明顯增強，國內外敵對勢力意識到依靠“硬實力”在我國要達到他們目的的希望越來越渺茫，因此，就把希望寄托在運用包括民主、自由、人權和新自由主義等“軟實力”上。2008年8月，我們在歐洲訪問時，曾與英國國家戰略研究所負責跨國威脅和政治風險事務的負責人進行交談。當我提出，能否用簡潔的語言告訴我們，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是什么時？他本不愿回答，后來在我們執意追問下，他說，可以用這樣簡潔的語言表述：中國若“硬實力”崛起，美國則十分歡迎；中國若“軟實力”崛起，美中之間將可能發生直接全面的激烈沖突。他的回答意味深長，值得我們認真思考。我認為，他所說的“軟實力”，主要是指包括政治制度、文化觀念、發展模式和社會價值觀念，當然也包括民主、自由、人權等這些政治意識形態。

　　長期以來，國內外、黨內外都高度關注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特別是某些西方國家對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異常“熱心”，給我們開出了各式各樣的“藥方”，總是希望我們也實行“一、二、三、多和‘兩桿子’”，即一個總統、兩院制、三權分立、多黨制和新聞自由（筆桿子）、軍隊國家化（槍桿子），妄圖把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引向全盤西化的道路。

　　江澤民同志曾明確指出，目前的經濟全球化，是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化。我們國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行的又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所以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中，要特別注意防止國內外資本利用各種形式對人民政治權力的侵蝕，譬如，一些地方和單位特別是基層民主選舉過程中出現的“賄選”現象，尤其在西部偏遠地區，國外資本已經通過各種非政府組織等形式向我們的基層民主選舉滲透。這值得我們高度警惕。西方敵對勢力不斷攻擊我們不搞政治體制改革，原因就是我們搞的政治體制改革與他們寄予“期望”的政治體制改革截然不同。他們所希望的改革，目的就是要從根本上顛覆共產黨的領導、人民民主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實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對此，我們要保持高度的警覺。當然，我們反對照抄照搬其他國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并不妨礙我們對其屬于人類文明發展成果的有益成分的吸收和借鑒。

　　三是從理論界到人民群眾的認識和理解看。由于民主、自由、人權等與國家的發展前景和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所以一直是理論界和人民群眾關注的熱點和焦點問題之一。近年來，關于民主、自由、人權等問題的學術論文和專著汗牛充棟，這既為我們深入研究這些問題提供了較充足的資料，也使得在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方向性認識上產生了分歧。如，在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問題上，學術界就分為本土派和引進派，這兩個派別的區別不在于要不要民主，而是在于民主是否具有普世性，尤其是美國的民主制度是否具有普世性，民主的存在是否要以資產階級的“三權分立”、“多黨制”為前提等等。這一系列問題，都是攸關中國民主政治建設進程的路徑、方向和前途的重大問題。另外，在對民主本身的理解上，也出現了多樣的認識。比如，一說“民主是個好東西”；二說“講民主是個好東西，但不是說民主沒有問題沒有局限性”，即說“民主是個不壞的東西”；三說“民主是個好東西，但搞不好是個壞東西”；四說“對當代中國來說，人民民主是個好東西，資產階級民主是個壞東西”。這四種說法，都各自有著不同的認同群體，但哪一種或幾種更為科學呢？

　　最近一個時期，理論界和媒體上關于民主、自由、人權是否屬于“普世價值”的爭論比較熱烈。持贊同態度的人中，有的說，“民主是人類的普世價值，但實現這種價值的道路卻不是唯一的”；也有的說，“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平等、博愛，是整個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是人類社會共同追求的普世價值，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從英國、美國推行民主以來，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地區都實現了民主，可見其普世程度”，“人類文明的普世價值是永恒的，而民族特色是會變化的……普世價值不應該成為遷就民族特色的祭品”；還有的說，“民主政治作為普世價值已經成了世界的潮流和政治文明的標桿”，“現代民主政治往往是一種各個黨派自由競爭的政黨政治”，“民主政治是普世的價值，既然是普世的價值，這就意味著民主政治是可以移植的”，“西方民主可以移植到世界各地”，“文化差異和國情不能成為抗拒民主政治的理由”，“要民主就必須搞資本主義”等等。

　　還有人認為，“第三次思想大解放，就是要確立到普世價值上來”，并把黨中央提出的“以人為本”歸結為“普世價值”；有人說：“以人為本是個綱，要貫徹這個綱，就需要民主、自由、人權等一整套普世價值，就是需要價值觀的轉變。普世價值不能確立起來，就不會是以人為本。所以價值觀問題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個基礎性問題”；還有的說，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平等和博愛等意識形態，是“人類文明的核心，是人類在長期進化發展中形成的具有普遍世界意義的價值準則，以及由這些準則所規定的基本制度”，是“最高文明境界”，是“任何民族最終的制度進化歸宿”。

　　因此，無論從國內或是從國際，或是從理論界和人民群眾對西方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認識、理解和把握上看，真正弄清民主、自由和人權等，以大力宣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理論和政治制度，都是一項緊迫而重要的政治任務。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指出：“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政治體制改革作為我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不斷深化。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以增強黨和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為目標，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8] 胡錦濤同志的講話，一方面把民主作為社會主義的生命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表示了我黨支持人民當家作主的堅強決心。另一方面，強調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正確的方向，表示了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模式的認同和信心，從而否定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資本主義方向。

　　可以說，民主及其相關問題是一個十分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它在各種不同的理論體系包括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也是當前國際國內意識形態領域爭論的一個焦點。

　　二、我所認為的民主的馬克思主義定義

　　可以從不同角度和不同方面對民主下定義。但是，本文所探討的主要是從政治制度和政治意識形態層面對民主所下的定義。

　　如本文開始所說，本文所探討的民主，是指社會政治制度層面上的民主，亦即列寧所說的作為國家形式或國家形態的一種。它不是指人民權利層面的廣義的民主權利或管理層面的民主管理原則，不是指思想觀念層面的民主精神或民主觀念，也不是指行為方式層面的民主作風和民主的工作方法等。現在理論界所爭論不休的民主，其實質都是從社會政治制度和政治意識形態層面展開的。

　　馬克思說：“‘民主的’這個詞在德語里意思是‘人民當權的’”；[9]“國家是抽象的東西。只有人民才是具體的東西。”[10] 恩格斯說：“民主這個‘概念’……每次都隨著人民的變化而變化”；“資產階級統治的徹底形式正是民主共和國”。[11] 馬克思又指出：“顯而易見，如果主權存在于君主身上，那么談論同它相對立的存在于人民身上的主權就愚蠢了。因為主權這個概念本身不可能有雙重的存在，更不可能有對立的存在”；“二者之中有一個是不真實的，雖然已是現存的不真實。”[12]

　　列寧把無產階級革命理論付諸實踐，成功地建立了蘇維埃政權。他對民主有過大量精辟的論述。他認為，“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層建筑一樣（這種上層建筑在階級消滅之前，在無階級社會建立之前，是必然存在的），歸根到底是為生產服務的，并且歸根到底是由該社會中的生產關系決定的。”[13]“民主就是承認少數服從多數的國家，即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一部分居民對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統的使用暴力的組織。”[14] 列寧還進一步論述說，民主“同任何國家一樣，也是有組織有系統地對人們使用暴力，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著形式上承認公民一律平等，承認大家都有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國家的平等權利。”[15] 但是，“只要有不同的階級存在，就不能說‘純粹民主’，而只能說階級的民主”。“資產階級民主無論在何時何地都保證公民不分性別、宗教、種族、民族一律平等，但是它無論在什么地方也沒有實行過。”[16]“極少數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 ——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制度。”[17]“無產階級民主（蘇維埃政權就是它的一種形式）在世界上史無前例地發展和擴大了的，正是對大多數居民即對被剝削勞動者的民主。”[18]

　　毛澤東說：“實際上，世界只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階級斗爭的社會里，有了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權利，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19]。

　　江澤民說：“世界上的民主，都是具體的、相對的，而不是抽象的、絕對的。任何一種民主的本質、內容和形式，都是由本國的社會制度所決定的，并且都是隨著本國經濟文化的發展而發展的。”[20]

　　馬克思主義上述關于這種狹義民主的含義，主要揭示的是在階級或有階級的社會里，以國家形態所表現的民主的特殊本質。因此，民主的本意應該是多數人的統治，即“少數服從多數的國家”，這就揭示了民主與國家在本質上的一致性。它一方面是有組織有系統地對部分人使用暴力，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在形式上承認公民（人民）一律平等。“民主”這兩個字中，關鍵在“民”字，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人民或公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在相同歷史時期的不同歷史階段，人民具有不同的規定性。在奴隸民主制下，奴隸在法律上是物品，并不是人，只有奴隸主才是享有充分權利的公民。在封建民主制下，農民已不算地主直接占有的物品，他可以把一部分時間放在自己的土地上為自己勞動，但他們不享受其他社會權利，只有地主才是享有充分權利的公民。在資產階級民主制下，從形式上看，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大眾都是“民”，實行的是“一人一票”的選舉制，是多數人當家作主，但實質上是有產者少數人當家作主。資產階級民主的實質“就是容忍被壓迫者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究竟由壓迫階級中的什么人在議會里代表和鎮壓他們﹗”[21] 這就是資產階級民主制下形式與內容、名與實的嚴重背離，是資產階級民主制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也是一切私有制條件下的民主制度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

　　只有在真正的社會主義條件下，民主的多數人的統治才能變為現實，從而也才能實現民主的形式與內容、名與實的高度有機統一。

　　有人說，民主的實質是人民當家作主，這就是民主的定義。我認為，這是對民主的一般意義上的定義。并沒有講清它實質性的內涵，即“人民”的具體內涵。我認為，可以對民主下這樣一個定義：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層建筑一樣（這種上層建筑在階級消滅之前，在無階級社會建立之前，是必然存在的），歸根到底是為生產服務的，并且歸根到底是由該社會中的生產關系決定的。民主，實質是一種國家形式或國家形態。世界上從來沒有抽象的、純粹的民主，而只有具體的、歷史的民主。不同的社會形態，有著發展著的不同社會類型和程度不同高下的民主。

　　廣義民主的含義，指的是各種社會形態下社會生活各個領域民主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它適用于國家形態的民主，也適用于非國家形態的民主，還適用于國家形態下各個不同階級內部的民主。原始社會沒有國家形態的民主，但是有非國家形態下的民主的存在。恩格斯曾明確肯定原始社會有過“古代自然形成的民主制”[22]。 列寧也明確肯定過人類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原始的’民主制”[23]。 現在我們常說的黨內民主、企業民主、村民自治、小區民主、學術民主、軍事民主等都是廣義民主中國家形態下的人民內部民主精神的體現。

　　我們通常所說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既包括國家形態的民主，也包括非國家形態的民主，而注意力是在國家制度上。

　　民主是國家形式和國家形態的一種，其實質就是階級的統治，是社會上層建筑中最核心的部分。而所謂的自由、人權都是在一定國家形式形態下公民權利的特定表現。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在民主、自由、人權的關系中，民主是前提、是核心。只有有了民主，才可能有自由和人權。這就如同一棵大樹，民主是大樹的樹干，自由與人權是這棵樹干上的枝杈，枝杈是依附于樹干的，自由與人權是依附于民主的。只有有了一定的國家形式或形態，其階級或個人的自由和人權才有可靠的保障。所以，只要講清楚了一定的民主，自由、人權等也就順理成章的比較容易講清楚。

　　民主、自由和人權，都是在人類歷史發展一定階段形成的概念。無論是在階級社會，還是在從階級社會向無階級社會過渡的相當長的一個歷史階段里，或是在世界上依然存在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情況下，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全人類共同享有的民主、自由、平等與人權。資產階級是打著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權的旗號上臺的，它們的政府從來都把自己標榜為全體公民的代表。但是，實踐早已揭穿了資產階級的這類謊言。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平等與人權，就決不會有無產階級的民主、自由、平等與人權。當然，馬克思主義絕不排斥抽象思維中的認識論意義上的民主、自由、人權的一般。但是，必須準確把握和揭示民主、自由、人權的內涵與實質，以利廣大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爭取自己的民主、自由與人權。爭得這些權利，本來就是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重要目標。

　　三、關于普世價值與普世民主

　　綜上所述，民主如同自由與人權一樣，都是在人類歷史發展一定階段形成的概念。在不同社會形態里，不僅民主發展程度的高下不同，而且民主的性質也有著根本的不同，從來就沒有什么全人類所共同享有的、抽象的、純粹的或曰“普世的”民主，在階級社會或從階級社會向無階級社會過渡的歷史階段尤其如是。要講清有無普世的民主，首先需要厘清有無普世的價值。

　　關于普世。能否達成如下共識：一是這里指的是人類社會和人的世界。動物不能躋身我們這里所說“人的世界”。二是天地四方曰宇，古往今來曰宙。也就是說，從橫向上說，在天地四方的空間里，從縱向上說，在古往今來的時間里，不分種族、民族、國家、階級及階層、文化、宗教等異同，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應該被普世價值中的“普世”所覆蓋。

　　關于價值。政治經濟學對價值的定義是凝結在商品中無差別的人類勞動。馬克思曾說：“‘價值’這個普遍的概念是從人們對待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物的關系中產生的”，是“這些物能使人們‘滿足需要’的這一屬性”[24] 。馬克思在這里所談到的價值，顯然是商品“使用價值”概念的直接延伸。因此，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價值是指客體對于人或人類這一主體所具有的意義和作用。

　　那么，從上述意義上講，一些人所說的所謂普世價值，就應該是指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歷史上和現實中所有的人都普遍需要和適用的東西。

　　根據經典作家的相關論述，筆者認為，價值觀這一范疇不是抽象的，而是具有特定的社會屬性。一切已往的價值觀、道德觀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在階級社會里，人們自覺或不自覺地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中，汲取并形成自己的價值觀和道德觀。

　　馬克思、恩格斯說：“對資產者來說，只有一種關系——剝削關系——才具有獨立自主的意義”，“這種利益的物質關系表現就是金錢，它代表一切事物，人們和社會關系的價值。”[25] 恩格斯還說，在資本主義社會里，“金錢確定人的價值”[26] 。因此，我們不僅應避免把政治經濟學對價值的定義簡單地引入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更應該避免把資產階級的金錢即價值、有用即真理的極端自私自利和庸俗實用的價值觀作為我們共產黨人的價值觀。真正的共產黨人的價值，應該是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國家利益與全人類利益、最低綱領與最高綱領的有機統一。我們的最低綱領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我們的最高綱領是實現共產主義，是實現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我們共產黨人沒有自己所追求的特殊利益，在現階段，我們的利益是與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即根本價值相一致的；從最高目標看，我們的根本利益即根本價值就是要與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和傳統的所有制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實現每一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因此，在當今時代，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是不可能有統一的普世的價值觀念的。

　　有人說，有；比如吃喝、食物與水、空氣等對所有人都具有普世價值。馬克思說：“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人的機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這些機能脫離人的其他活動領域并成為最后的和惟一的終極目的，那它們就是動物的機能。”[27] 恩格斯也說“人來源于動物界這一事實已經決定人永遠不能完全擺脫獸性”[28] 。應該說，認為吃喝、食物與水、空氣等對所有人都具有普世價值，這是犯了基本的常識性錯誤。因為“吃、喝、生殖”等只是人和動物共通的生理機理，是全人類一切人與一切動物一樣所具有的生物性，這并不是人類一切人所特有的普遍屬性，也不是人世間所特有的“普世價值”。如果承認了吃、喝、生殖等等對所有人都具有“普世價值”，就是讓動物躋身于人類，或者是說讓人類降低到動物的水平。

　　有人說，如果人類沒有一個普世的價值，那不同民族、不同階級的人為何能產生一見鐘情的“純真愛情”？這里需要弄清四點：一是不同民族、特別是不同階級的人產生的一見鐘情的“純真愛情”，往往是活躍在文學作品之中。我們知道，文學作品應當尤其是那些反映社會生活本質的經典名著也都是來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這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這就是為什么即使我們讀的不是與我們同一時代或同一種文化的作品時，卻依然能夠從中發現自己生活的影子，這也是這一作品能夠打動我們的根本原因。但有的文學作品卻是誤解甚至歪曲了社會生活的本質，是作者脫離現實社會生活的情感抽象或寄托，而涉世不深的少男少女也往往從這類文學作品中尋找或寄托著自己的夢想。二是這種脫離現實社會生活的情感抽象，在社會生活中有時可能會變成一瞬間的現實。但是，在階級社會里，這男女雙方所謂一見鐘情的“純真愛情”，一旦置身現實社會，就往往要受到自身所處的一定的社會經濟文化條件的根本性制約，便往往與社會現實生活發生種種碰撞而發生衰變、裂變甚至異化，一見鐘情時所立下的“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的山盟海誓便往往不能兌現，很難愛它個地老天荒。三是不排除個別有掙脫上述制約，把這種“純真愛情”進行到底的現象，但套用馬克思的話，如果對不同民族特別是不同階級之間所謂的“純真愛情”加以抽象，使性愛等這些機能脫離人的其他活動領域并成為最后的和唯一的終極目的的，那往往仍然是動物的機能。有人往往把這種動物的機能誤認成“純真愛情”。四是愛情與性愛盡管有聯系，但決不能畫等號。愛情是只有人類才具有的高尚情感，很難設想動物也具備這種情感。我們也決不否認人世間有上述沖破社會經濟文化等根本性制約的樊籬而要獲得自己希冀愛情的“愛情至上主義”現象，但這種現象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畢竟是極少數，也根本不具備普世的意義。

　　有人說，人類中杰出人物所創造的一些非意識形態的如自然科學、語言文字、形式邏輯、山水畫、無標題音樂等反映人類社會生活與精神現象的東西，也可以為全人類一切人共同學習或欣賞等等。人類社會是以能制造生產工具從事生產勞動相區別于動物社會的。從能制造生產工具從事生產勞動這一點上說，這是人區別于動物的“一切人共有的東西”的“現實普遍性”[29] 。人都能制造生產工具，并能共同欣賞如自然科學、語言文字、形式邏輯、山水畫、無標題音樂等一些反映人類社會生活與精神現象的非意識形態的東西，這在形式上看，似乎有了一定意義上的普世性。但是，“一切人共有的”“現實普遍性”決不能脫離人的社會性，即一定社會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而單獨存在。隨著階級社會的誕生，隨著人的社會性的增強，“一切人共有的”“現實普遍性”便會被稀釋，有時甚至蕩然無存。比如，隨著剝削的產生，少部分人由于逐漸脫離了生產勞動領域，進入了專事壓迫剝削他人的食利者階層行列，這樣便使其區別于動物的從事生產勞動的能力逐漸蛻化。比如，在現實生活中，無論從作者創作和受眾的角度講，也確實存在不少毫無任何意識形態色彩的山水畫、無標題音樂等文藝作品，這也可以被稱之為“一切人共有的”“現實普遍性”。但也要看到，也有不少從形式和表面上看確實存在的毫無任何意識形態色彩的一些山水畫、無標題音樂等文藝作品，但作者在創作時，有時卻是帶著強烈的感情色彩甚至是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的。不同的受眾，會從相同的作品中，讀出不同的情感甚至意識形態的色彩來，這就叫“一百個讀者有一百個哈姆雷特”。無論從作者還是受眾角度講，這都可以叫做“托物言志”。比如，由于對所有制的關系不同和分得的多寡不同，人們所接受教育的程度便有所不同，同為一部小說或喜或悲這些共通或相似的情感和認知，是要建立在不是文盲或有閑讀書這一共同的基礎之上的。另外，維也納金色大廳新年音樂會上的無標題音樂并不是所有愿意聆聽的人都能購得起昂貴的門票的。“喜怒哀樂，人之情也”，從形式上，這也是一切人的“普遍性”或叫“普世性”。但是，魯迅說得好：“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哪會知道北京撿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饑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像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30] 魯迅雖然講的是舊中國，但對試圖把資產階級統治者的價值觀作為普世價值的人，是不是一個有力的回答呢？這能不能說，名稱上同曰為喜怒哀樂，窮國與富國、窮人與富人往往有著實質內容的不同，有時甚至有完全截然相反的內涵呢？

　　有人說，人類除了各自的個性和特定群體的共性外，還存在著超越于一切差別的共同性，就是通常說的“人性”。例如珍惜生命、同情他人、尊老愛幼、“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正是這些共同的本性，產生了對社會生活的共同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這些普世價值。我們在討論一些抽象的理論時，往往費了很多口舌仍無法理論清楚，但一回到現實，問題往往便不難解決。我們看兩個事例。一是一個個體：2008年5月我國四川汶川大地震中的“范跑跑”只是珍惜自己以及女兒的生命，連其老人和妻子的生命也全然不顧，談何尊老，談何同情他人。二是一個國家：從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開始到2008年7月8日，美軍已死亡4114人，這還不包括死亡數萬人的雇傭軍。截至2007年底，戰爭還造成近70萬伊拉克平民死亡。請問，美國當局和而不同了嗎？飛機槍炮勿施于人了嗎？同情珍惜本國士兵與伊拉克人民的生命了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美國當局并不希望自己的國土遭受炮火連天，可是，冷戰結束之后，美國卻放開手腳，在海外連續發動海灣、南聯盟、阿富汗、伊拉克四場規模較大的戰爭。可以說，珍惜生命、同情他人、尊老愛幼、“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或僅僅是部分國家或人們的優秀文化傳統，或僅僅是一些人的良好愿望，或僅僅是少數人企圖使他人甘受奴役的麻醉劑而已。但決不是全人類各個國家各個階級各個人所共同承認并遵循的所謂“普世價值”。

　　有人說，解決環境污染、反對恐怖主義、打擊販毒吸毒等全球性問題可以被稱之為“普世價值”或“全人類所共有的價值”。說到底，人們或國家的價值觀念，是由人們或國家的經濟利益所決定的。治理大氣污染，無疑涉及全人類和各個國家乃至每個個人的共同利益。1985年人類開始認識到二氧化碳的增溫作用。但由于各個國家的經濟利益并由此帶來占主導地位的價值觀念的不同，但在采取實際行動時，這一“普世價值”往往被虛化和虛幻。美國以占全球5％的人口消費著全球25％的能源，在過去的20年，美國的人均碳排放量是中國的9倍。但美國卻“果斷”地拒絕加入全球任何就減排達成一致的國際協議，也不簽署將于2012年到期的《京都議定書》。至于“反恐怖主義”，現在各個國家及各個階級對其定義都極不統一甚至截然相反。有的實質上為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義國家卻借著反恐為名，公然到處踐踏聯合國憲章和公認的國際關系法準則，肆意侵犯他國主權甚至赤裸裸入侵他國。至于販毒吸毒，之所以成為全人類肌體上很難愈合的頑疾，同樣是由于特定國家的社會制度及特定集團、人群的特殊利益所決定的。至于絕大多數國家和絕大多數人在經濟社會生活中形成的共有利益和共有價值觀念，這無疑在現實社會生活與觀念形態中存在。但這與有的人所說的普世價值也有著根本的不同。在存在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為主導的經濟全球化的時代里，在階級社會里，為一切國家和一切階級、一切人所共同接受的普世價值從根本上就是不存在的。

　　有人說，奧運會倡導的“更高、更快、更強”的奧林匹克精神和北京奧運會確立的“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主題超越了國家政治的局限，具有普世價值。實際上，奧運會的上空總彌漫著濃厚的政治對立空氣。且不說1916年的柏林奧運會、1940年的東京奧運會和1944年的倫敦奧運會因為兩次世界大戰被取消，1936年的柏林、1956年墨爾本、1968年墨西哥、1972年慕尼黑等奧運會都沒有擺脫被政治化的命運。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的政治化達到頂峰，美國帶頭對這屆奧運會進行抵制，而四年后洛杉磯奧運會時，蘇聯則率領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進行抵制，奧運會成為冷戰的延伸戰場。北京奧運會圣火在境外傳遞屢遭干擾。奧運會前夕西方一些媒體上鋪天蓋地的是對中國所謂“西藏問題”、“人權問題”喋喋不休的指責。北京奧運會舉辦前，各國報名到北京參加報道的記者達萬人之多，其中有相當數量是因為預測北京奧運會舉辦期間將會發生各種重要事件的西方記者；而當預測北京奧運會可能會舉辦得十分成功時，來到北京參加奧運會的記者卻只有三四千人。由此可見，一些西方記者對報道奧運會運動場內任何一條打破世界紀錄的精彩賽事和“更高、更快、更強”的奧林匹克精神并未有多大興趣。2008年8月8日，北京奧運會開幕的日子，也應當是世界休戰日，而格魯吉亞卻選擇在這一天對南奧塞梯發動進攻。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式上布什與普京“談笑風生”，而卻在數千公里之外暗暗進行著政治軍事的角力。“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口號，集中體現了奧林匹克精神，充分反映了中國和世界各國廣大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強烈愿望，但卻未成為當今國際社會的普世價值。

　　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說，在階級社會或階級社會向無階級社會過渡的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內，具體的人、集團和階級總是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生存的社會條件產生不同情感、價值觀念、思想方式和世界觀的。其經濟、政治、文學、哲學和道德等社會意識形式的內容主體和本質屬性，都反映著一定社會的經濟基礎、利益結構和社會關系，都具有鮮明的階級性、時代性和社會形態的質的規定性，根本不存在所謂的“普世價值”。普世價值的爭論實質上是普世價值觀的爭論。如果有人一定要講“普世價值”，其實質是想把他們的特定價值定為普世價值。有人引用胡錦濤同志指出的“中國共產黨85年的歷史，就是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繁榮，為中國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而不懈奮斗的歷史”的講話，企圖證明自由、民主、幸福是全人類的普世價值，這是沒有道理的。胡錦濤同志在講話中明確作出了“中國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的質的規定性。這對有的人借此論證全人類的普世價值的存在不僅毫無裨益，而恰恰說明了“自由、民主、幸福”的階級和國家的本質屬性，是對“自由、民主、幸福”所謂普世性的否定。

　　在階級社會和階級社會向無階級社會過渡的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內，探討清楚了并不存在所謂的普世價值，那么，作為從形式到內容完全具有強烈意識形態色彩的國家形式或形態的民主也就更加失去了所謂的普世性。

　　關于民主的普世性，現在媒體上討論得極為熱烈。其中一種觀點認為，各種不同民主政治的歷史背景、階級屬性、實現形式有著很大甚至根本的不同，但是，它們之間總是存在著一些具有共性的東西，也就是所謂民主的一般特征，亦即民主的普世性或普適性。這些特征包括：（1）主權在民，即人民當家作主；（2）在自由與平等的基礎上進行協商；（3）按照多數人的意志進行決定；（4）程序化；（5）保護少數。當然，民主還有其他各種原則，譬如代議制原則、權力制約的原則、選舉的原則等。而上述幾個原則，則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則，是民主普世性或普適性的集中體現。

　　我認為，上述說法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值得商榷。

　　其一，任何事物都是形式與內容的有機統一。形式是我們區別客觀世界各種現象的外部標志之一，是事物運動的外在方式。而內容，就是事物矛盾運動的本身，是構成這一事物的一切要素的總和。事物的性質，本質上是由其內容所規定的。相同的事物，可能有不同的外在表現形式；不同的事物，也可能有相同的外在表現方式。在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來的歷史中，各種不同民主政治的歷史背景、階級屬性、實現形式有著很大甚至根本的不同，但是，不同民主的外在表現形式上也存在著一些相同的東西。我們也可以把這稱之為各種不同民主的外在形式的一般特征，但還不能稱之為民主的普世性或普適性。因為，任何形式與內容都緊密聯系在一起并須臾不可分離。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內容決定形式，內容決定事物的性質。離開民主的根本性質，僅憑性質根本不同的民主在形式上的某些相似之處，就把某種特定時代、特定階級、特定國家的民主視為全世界普遍適用的民主制度，是很不妥當的。

　　我們可以按照馬克思主義對“個別和一般”的思想方法來看一下“普世民主”。當我們把各種不同形式和形態的民主概括在民主這一概念下的時候，我們是把它們的質的差異撇開了。因此，民主這一概念本身與各種不同形式與形態的、特定的、實存的民主不同，它在社會歷史的實際生活中并不是感性的存在。民主一般僅僅是民主的一切時代有某些共同標志、共同規定性的一個合理的抽象。經過比較而抽出來的民主一般的共同點，本身就是有許多組成部分的、分為不同規定的東西。其中有些屬于一切時代，另一些是幾個時代共有的。有些規定是最新時代和最古時代共有的。沒有它們，任何民主都無從設想；但是如果說最發達的民主和最不發達的民主具有一些規律和規定，那么，構成民主發展的恰恰是有別于這個一般和共同點的差別。對民主一般適用的種種規定所以要抽出來，也正是為了不致因為有了統一而忘記本質的差別。那種證明現存的某種民主制度具有“普世性”并將永存的人、集團或國家，就在于忘記了這種本質的差別。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切時代民主所共有的、被思維當作一般規定而確定下來的規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謂一切民主的一般條件，不過是這些抽象要素，用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個現實的歷史的民主。因此，一說到民主，應該總是指在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上的歷史的、具體的民主。

　　比如說，所謂“普世性民主”中的“主權在民”的第一個原則，是在公元前六世紀初開始的雅典民主制中逐漸確立的。創立這一民主制的伯里克利明確宣稱：“我們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是因為政權是在全國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31] 毫無疑問，古希臘民主是人類古代民主的燈塔，但它的民主制的輝煌成就是建立在奴隸制基礎上的。據相關統計，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發生時，雅典成年公民為4萬人，其家屬14萬，異邦人7萬，奴隸在15-40萬之間。其家屬、異邦人和奴隸是不享受公民權的，真正享有公民權的僅有十幾分之一。[32] 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曾明確指出：“民主……是一種迷人的政府形式，變化多端、雜亂無章，給同等者和不同等者都分配以某種形式的平等。”[33] 此后的法國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魯索又提出了“人民主權”理論，但他又說：“從民主這個詞的嚴格意義上說，真正的民主從未存在過，而且永遠也不會存在。”[34]

　　現在，多數人也都認為民主是多數人的統治。我們從民主的構詞上也可以看出民主的本質是人民自己作主，它的對立面不僅僅是君主，而且還有資本主義民主即資本主導下的民主。這就是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主權在民即人民當家作主原則，體現和實現的實際上是資產者作主的原則；在自由與平等的基礎上進行協商、按照多數人的意志進行決定等原則，主要是在資產者內部實現的。廣大勞動人民這個“絕大多數”實際上沒有任何地位。至于整個社會中有時候真正多數人享有的民主權利并不是天賦的，也不是別人恩賜的，而是靠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者自己的斗爭爭得的，比如，八小時工作制、“三八”婦女節、“五一”勞動節等。也可能會有同志說，他們有“選舉中的神圣一票”。其實，這神圣的一票僅是表面和形式上的。筆者在后面將專門涉及這個問題。

　　資本主義雖然有口號上與形式上的平等，但要看到，資本主義既有一人一票這樣的形式上的平等，又有經濟上的實際不平等和隨之而來的社會的不平等。列寧把這稱之為“資本主義的基本特點之一”，并說“這是資產階級的擁護者自由派用謊言掩蓋的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卻不了解的一個特點。”[35] 口頭上主張競爭自由、貿易自由、金融自由和信仰自由、宗教自由的人與國家，是否就不獨裁和專制了呢？我們作判斷，決不能依據他們口頭上說什么，而更要看他們做什么。正因如此，列寧明確指出：“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家中，被壓迫群眾隨時隨地都可以碰到這個驚人的矛盾：一方面是資本家‘民主’所標榜的形式上的平等，一方面是使無產階級成為雇傭奴隸的千百種事實上的限制和詭計。”[36] 他們形式上有“選舉中的神圣一票”，但選舉之后，便千方百計排斥他們，千方百計地把他們排除在管理國家之外。資產階級議會對勞動人民群眾來說，是資產者壓迫無產者的工具。這是資產階級民主的實質內容。列寧在批判謝德曼派和考茨基派總是談論“一般‘民主’”時，曾尖銳地指出：“剝削者營壘總是把資產階級民主冒充為一般‘民主’而一切庸人，一切小資產者，直到……社會民主黨的大部分領袖，都跟著這個營壘隨聲附和”[37]；“他們一談到‘多數’時，總以為選票的平等是被剝削者同剝削者平等，工人同資本家平等，窮人同富人平等，饑餓者同飯食者平等”；“善良、誠實、高尚、和氣的資本家，從來就沒有利用過財富的力量、金錢的力量、資本的權力、官僚政治和軍事獨裁的壓迫，而真正是‘按多數’來決定事情的！”列寧還說，他們如此對資產階級民主進行粉飾，“一半是由于虛偽，一半是由于幾十年從事改良主義活動所養成的極端愚蠢。”[38] 列寧當年對考茨基等“一般‘民主’”、“純粹民主”的批判，對于我們今天討論“普世民主”難道沒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嗎？

　　其二，和任何其他事物一樣，民主也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或者說共性和個性。共性寓于個性之中，并通過個性體現出來。民主的共性是從各種民主的國家管理形式或國家管理制度中抽象、概括出來的。但這種共性與個性一樣，都是同時存在于每一種具體民主的歷史形態之中的。如資產階級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既包含有某些共同的特點，但更具有根本不同屬性的個性；前者反映了民主形式的某些普遍性或共性，后者反映了民主本質的特殊性或個性。不能因為民主形式的某些普遍性而否認民主本質的特殊性，也不能因為民主的本質特殊性而否認民主形式的某些普遍性。需要強調的是，“普遍性”和“普世性”也不是一回事。“普遍性”是哲學用語，是自在的、內生的，存在于事物內部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統一的客觀存在的規律性；而普世性從概念的來源看，是個宗教用語，它強調的是社會及人類的共同價值觀念。從原意上理解，是超越塵世，其真理性來自上帝賦予的啟示。因此，是一個不需要前提和證明的虛幻。但它會被現實中的一些人、集團、國家所利用，它不僅是虛幻的主觀意愿，而且更是想把這一愿望變成所謂“普度眾生”的現實。因此，是否可以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極力鼓吹的所謂“民主的普世性”，實際上是新帝國主義對外侵略擴張和西化、分化、規制化中國并最終把我們殖民化的政治主張和理論武器。

　　因此，我們決不能把需要借鑒和汲取的各種具體民主的形式中的某些普遍性，誤認成需要把這種民主從形式到內容都要全部、整體地照抄照搬過來。資產階級的民主，在形式上汲取了奴隸制民主和封建制民主的精華，并在其民主的形式上進行變革創新，以適應資產階級自身的需要。對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的形式中包含的所有精華，我們應大膽吸收和借鑒。在這上面，我們決不能重犯“左”的錯誤。由于其歷史的局限性和階級的狹隘性，資產階級民主根本不具有“普世價值”。我們不能簡單地否認各種具體民主形式上的普遍性，但也不承認西方民主從形式到內容的“普世價值”，否則，我們在民主問題上，就會出現偏差而陷入被動，甚至如馬克思所說的“就會倒霉”﹗

　　列寧在批判考茨基的所謂“純粹民主”時還說：“考茨基迷戀于民主的‘純粹性’，無意中犯了一切資產階級民主派常犯的那個小小的錯誤：把形式上的平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徹頭徹尾虛偽騙人的）當作事實上的平等﹗”[39]

　　鄧小平曾說：“我們在宣傳民主的時候，一定要把社會主義民主同資產階級民主、個人主義民主嚴格區分開來，一定要把對人民的民主和對敵人的專政結合起來，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紀律、民主和黨的領導結合起來。”[40]

　　鄧小平還說：“關于民主，我們大陸講社會主義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的概念不同。……我們一定要切合實際，要根據自己的特點來決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41] 因為，“資產階級日甚一日地消滅生產資料、財產和人口的分散狀態。它使人口密集起來，使生產資料集中起來，使財產聚集在少數人的手里。由此必然產生的結果就是政治的集中。”[42] 財產集中必然帶來政治集中，政治集中必然帶來意識形態的集中。這就是從經濟基礎集中到上層建筑集中的必然路徑。本來，民主是要彰顯各類個性，結果卻來了個“普世民主”的“統一”。一些國家為了推行“普世民主”，甚至不惜動用戰爭手段。民主雖然是一個頗為動聽的詞匯，但在西方民主的辭典里，民主就是反共。從一定意義上甚至可以講，“普世民主”就是專制或專政，是與民主的本義完全相悖的。

　　人民民主或社會主義民主是與資產階級民主相比較而存在的。不講清楚資產階級民主，就無法講清楚人民民主或社會主義民主。資產階級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著多數人的民主或統治，都倡導多數人的平等。但在現實的經濟政治社會生活中，資產階級民主卻是少數人享有的民主，大多數人處于被剝削被壓迫者的地位。而社會主義民主從內容到形式都是人民當家作主，都是多數人之間的平等。我們講，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在這里所說的民主，已經不是所謂抽象的、純粹的民主了，而是有著其具體的規定性，是對社會主義民主的省略或約定俗成。這里的本意與實質是指社會主義條件下的人民民主或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民主。如果不省略，這句話的全部表述是：沒有人民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美國等發達西方國家的民主，主要是壟斷資產階級的民主，是壟斷資本主導下的民主，與我們的人民民主或社會主義民主的性質是完全不同的。

　　對工人階級和勞動大眾而言，說資產階級民主虛偽，也就是說，他們在政治旗幟上寫的是“人民民主”，而在現實的經濟和政治生活中，工人階級和勞動大眾卻被排斥在民主之外，處于被剝削和被壓迫的地位。如1960年戴維·布爾克利在美國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講話中所說：“這是空間時代的首次大會——在這個時代，競選者能夠向月亮作出承諾，并能兌現承諾。”[43] 再如，1989年1月20日，曾擔任過美國政府駐中國聯絡處主任的喬治·布什在就任美國總統后發表就職演說時明確表示，他在擔任總統期間要“為人民服務”[44] 。喬治·布什的此“為人民服務”與毛澤東的彼“為人民服務”字面上是完全相同，但其本質內涵是完全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這就正如同資產階級的“民主”與我們的社會主義的“民主”一樣。這里還需要指出的是，我們說資產階級民主是虛偽的，是指對于工人階級和勞動大眾的虛偽，而對于資產階級本身來說確是真實的。當然，資產階級的共和制、議會和普選制，從社會發展來看，同農奴制和君主制相比，毫無疑問是一大進步。但是，在資本占統治地位的國家，不管怎樣民主，都是資本主義國家，而且這種共和國愈“民主”，資本的統治就愈隱蔽、愈巧妙、愈厲害，也就愈無恥。

　　如果承認了一些人所說的“普世民主”，也就等于承認了存在絕對的、超階級的民主。列寧曾經指出：“這種錯誤觀念的根源就是從資產階級那里繼承下來的偏見”，“從無產階級看來，問題只能這樣提：是不受哪個階級壓迫的自由？是哪一個階級同哪一個階級的平等？是私有制基礎上的民主，還是廢除私有制的斗爭基礎上的民主？如此等等”。[45] 任何民主，與任何政治上層建筑一樣，這種上層建筑在階級消滅之前，在無階級社會建立之前，是必然存在的。在此之前，講什么所謂的普世民主，就必然是愚弄人民的謊言。正如列寧在批判考茨基鼓吹的“純粹民主”的言論時所說：“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歷史，那就很明顯：只要有不同的階級存在，就不能說‘純粹民主’，而只能說階級的民主。”[46] 因此，一旦承認民主具有“普世性”或“普適性”，即是承認有考茨基所說的“純粹民主”，就是有意無意重復一些人企圖用來愚弄人民的謊言。

　　我認為，民主沒有抽象的“普世性”，但在其類型上分高下。奴隸民主制是對原始社會“古代自然形成的民主制”的進步，封建君主制是對奴隸民主制的進步，資本主義民主制是對封建君主制的進步，社會主義民主制又是對資本主義民主制的進步。社會主義民主制是人類歷史上新的更高類型的民主。而一些人在社會主義問題上，總是否定其共性，而高揚其個性；在民主問題上，卻總是否定其個性，而大肆張顯其共性。這實質是在理論邏輯上的雙重標準。

　　有人說，“民主是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成果，也是世界各國人民的普遍要求”。正因為民主沒有抽象的“普世性”，但在其類型上分高下，因此，上述這句話，是否可以改為這樣的表述：民主是人類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國家，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上共同創造和積累的政治文明的成果，追求新的更高的民主也是世界各國人民的普遍要求。

　　四、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強國的民主制度沒有普世性

　　一些人所說的“普世價值”，實質上是美國的民主制度具有“普世價值”。

　　我們應當看到，在私有制條件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強國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具有以下幾個明顯的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

　　1．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口號上標榜平等但是實際上不平等

　　比如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一開始便宣稱：“我們認為這一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47] 這就是著名的“天賦人權”說。而實際上，當時簽署宣言的卻是清一色的白人紳士，他們筆下和心目中的人，并不包括黑人與婦女。1920年美國婦女才有選舉權，1965年美國黑人才真正擁有投票資格。資產階級在憲法的旗幟上講民主，而在憲法的細節里卻是赤裸裸的專政；在憲法這個母法里講民主，而在子法即工廠法典中，卻通過私人立法確立了對工人的專制。同樣是專制社會，只是奴隸監督者的鞭子被監工的罰金簿代替了，一切處罰都簡化成為罰款和扣工資。在資本主義國家，情況往往是這樣，即你可以游行示威，可以罵總統，但你對你的老板卻必須絕對地服從。無論是在傳統還是現代意義上的工廠或公司里，老板或總裁總是對工人或職員實行專制的“奴隸主”或“皇帝”。

　　在奴隸和封建專制社會，在熊彼特所說的“精英民主”的資本專制社會，它們有著共同的普遍性，這就是對少數人的民主，對多數人的專政，即是對統治集團內部少數人的民主，而對其他或是廣大奴隸或是廣大農民或是廣大無產階級的專政。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民主才是對工人階級和最廣大勞動人民的多數人的民主，是對敵視破壞社會主義事業的少數人的專政。當然，也不排除一些打著社會主義招牌，實質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專政的情況出現。只要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會承認，在階級社會里，不是對絕大多數人的專政，就是對極少數人的專政，所謂全民國家和所有成員的民主是不存在的。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從本質上講，多黨制不過是統治集團內部民主表現形式、權力分配方式與所謂“普世民主”的點綴而已。在美國，僅僅是數萬甚至是數千富有的人或是他們的代理人在管理著美國。我們知道，在美國共和黨的背后主要是軍工、石油、制造等“傳統商業”的支撐，而民主黨的背后主要是金融、電信、傳媒等“新興商業”的支撐。

　　2．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形式外殼上平等但實際內容上不平等

　　比如一人一票選舉制的平等，也僅僅停留在形式上而已。現在美國的大選往往參選率僅有一半多一點，無論何種原因，這在實質上就是剝奪了近半數人的參選資格。此外，這種形式上的平等又往往掩蓋著經濟的不平等和隨之而來的社會不平等。美國目前的百萬富翁有800多萬，但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多達幾千萬。整日花天酒地和每天沿街乞討的人之間，能說是平等的嗎？另外，美國的聯邦法律規定實行普選制，但又通過“選舉人”制和州法律的“勝利者得全票”制即通吃制暗渡陳倉地改變和相當程度地削弱了普選制。

　　讓我們再打一比方，來進一步說說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下的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就像一個偌大的發育不健全的股票市場里的一個個股民。在股票市場里，從形式上看，任何一個股民，都有權利決定在任何情況下出入股市的“民主權利”；而實質上，大資本卻有操控股市“坐莊”的“民主權利”，從表面和形式上看，小股民與大資本，各自有各自的“民主權利”，似乎并行不悖，十分平等；但在這表面十分平等的形式下，小股民有時會被大資本洗劫得傾家蕩產。股市中這種表面上的平等，掩蓋著大資本掌控小股民命運的實質上的不平等。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一人一票的普選制，形式上看，如同股民自由進出股市一樣絕對平等，但實質上候選人只能在壟斷資本事先圈定好的兩個之間進行選擇。即使在兩人中間進行選擇，看似自由，其實也極不自由，實際上壟斷資產階級早已通過輿論操縱了人們的思想，從而也無形地掌控了人們投票的這只手。這在后面將專門論及。

　　3．資產階級民主政治本質上是金錢政治

　　曾幫助1896年威廉·麥金利贏得美國總統大選的馬克·漢納說過：“要贏得選舉，需要兩個東西。第一是金錢，第二我就記不得了。”[48] 美國一位作家兼評論家也說：“無論民主制度在理論上怎么講，在實踐上人們有時傾向于把它定義為標準化的商業情節劇。”[49] 從1789-1797年擔任美國首屆總統的喬治·華盛頓，到2004-2008年的第55屆總統喬治·布什，絕大部分擔任美國總統的人出身富豪，可以說總統職位是富人的“專利”。許多人印象中的“平民總統”其實都不貧窮。華盛頓去世后，傳記作家試圖把他描繪成出身卑微的農民，但是他實際上成長于擁有49個奴隸、占地1萬多英畝（約40.5平方公里）的莊園。《福布斯》雜志說，華盛頓在任期間就已躋身“美國400富豪”之列。美國第7任總統安德魯·杰克遜被認為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平民總統”。但實際上杰克遜在南卡羅來納一處莊園長大，莊園里擁有多名奴隸。第16任總統亞伯拉罕·林肯經常說自己年輕時窮困潦倒，但他出生時，他的父親托馬斯·林肯擁有兩個占地600英畝（約2.4平方公里）的農場和幾塊城鎮地皮，還有大量的家畜和馬。林肯五歲時，他的父親已成為肯塔基地區最富有的農場主之一。

　　共和黨是1854年成立的，從1860-2004年，美國“驢象兩黨”先后進行39次總統選舉。其中，絕大多數是競選開支超過對方的一方獲勝。1860年大選，共和黨人林肯競選費用為10萬美元，而民主黨人道格拉斯為5萬美元，林肯勝出。2008年美國總統選舉，同樣是創美國總統選舉歷史上個人籌款紀錄籌款多的6.41億美元的奧巴馬當選，而籌款僅3億多的麥凱恩敗北。美國總統競選的費用在近些年不斷刷新紀錄。1980年的總統競選耗費資金僅為1.62億美元，到1988年翻了一番，達到3.24億美元。到了2000年，競選費用總額猛漲到5.29億美元，而2004年再創新高，達到8.81億美元，其中兩黨候選人布什和克里籌到的競選費用總額就超過了5億美元。2008年的美國總統選舉本身花費更是創下24億美元新高。[50]

　　讓我們再來看看美國的游說集團。建國伊始，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中的第十篇闡明的主要論點是：美國人生活在利益集團的迷宮之中；廢除沖突利益集團的斗爭會損害自由；鑒于使全體人民擁有相同的意見、情感和興趣又絕無可能，因此形成派別或利益集團也在情理之中；問題的關鍵是要把利益集團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控制在可接受的水平。[51] 為達到此目的，美國直到1946年才制定了《聯邦管制院外游說活動法》。但就是這唯一的一部相關法律，也只是對利益集團的活動予以規范，而并非是要限制。比如該法律要求游說公司到國會秘書處登記，定期呈報活動記錄報告和收支情況等。這部法律的最大弱點或漏洞，在于未責成任何機構負責該法的實施，以及對游說活動與議員關系的規定含混不清。這一切使得該法對利益集團活動的約束力大打折扣。[52]

　　被稱作“旋轉門”的機制，也是我們了解美國腐敗的最便捷的切入點。所謂“旋轉門”，指的是個人在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之間雙向轉換角色、穿梭交叉為利益集團牟利的機制。大體而言，“旋轉門”機制可以被歸為兩類。第一類是由產業或民間部門進入政府的“旋轉門”，這主要是指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和商業利益集團游說者進入聯邦政府并擔任要職。在政策制定和實施的過程中，這就可能為他們曾經代表的團體謀取特別的好處。第二類是由政府進入私人部門的“旋轉門”。以前的政府官員充當游說者后，也可以利用自己與政府的聯系來為現在所代表的團體謀取特別的利益。在當今的美國，“旋轉門”司空見慣，而且運轉良好，并且已經成為當代美國腐敗的加速器。這種深深植根于美國政治文化傳統的、以游說來達到一己之私的現象或存在，便是被稱作除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的美國“第四權力中心”。它不僅開創了一種腐敗文化，而且為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的腐敗行徑披上了合法外衣。金錢是進入上述兩種“旋轉門”的入場券。很多團體在游說上每年都要花費上百萬美元甚至更多。

　　4．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是金錢操縱輿論、輿論操縱民主的“民主”

　　為了進一步說明這一點，筆者在這里引用愛因斯坦早在1949年《為什么要社會主義？》一文中所說的較長的一段話：

　　私人資本趨向于集中到少數人的手里……這些發展的結果造成私人資本的寡頭政治，它的巨大權力甚至連民主組織起來的國家也無法有效地加以控制。事實的確如此，因為立法機構的成員是由政黨選出來的，而這些政黨要不是大部分經費是由私人資本家提供的，也是在其它方面受他們影響的，他們實際上就把立法機構和選民隔離開來了。結果是，人民的代表事實上不充分保護人民中無特權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此外，在目前的條件下，私人資本家還必然直接或間接地控制情報和知識的主要來源（報紙、廣播電臺、教育）。因此，一個公民要達到客觀的結論，并且理智地運用他的政治權利，那是極其困難的，在大多數場合下實在也完全不可能。[53]

　　愛因斯坦絕不僅僅是一個偉大的物理學家，他上述這段話，把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的權力和所謂民主的關系講得清清楚楚。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美國著名戲劇家帕迪·查耶夫斯基講：“電視是最丑惡的民主。”[54]

　　事實的確如此。2008年5月，筆者到布魯塞爾的歐盟總部訪問，在與其幾個議員和研究機構交談時進一步認識到，在現代西方社會，壟斷資本往往是通過金錢和所謂的公關公司、游說集團等控制立法、行政、司法機構，通過控制各種新聞媒介控制社會輿論和民眾意識。在近幾次的美國大選中，有些主要電視臺播出的競選廣告，平均每分鐘竟達上億美元。從表面上看，選舉時，民眾都有所謂的人人平等的一票，但實質上，事先已經有一雙“看不見的手”即被灌輸的意識在操縱著民眾，去投壟斷資本事先已經選定好的代理人。民眾的所謂權力與自由，只不過是在他們事先設定好的資本統治集團內部少數不同代理人甚至僅在其兩人之間進行選擇罷了。這種極其有限的在幾個人之間選擇自己權力代理人的民主，在選舉完結之后，便把民主又還給了辭典。

　　美國一是以從海外攫取的大量超額利潤，在其國內建立所謂“福利社會”的“示范效應”，以從根本上增強美國所謂民主制度的吸引力、向心力和凝聚力。二是投入大量金錢興辦各類媒體，在其國內特別是世界上大肆宣揚其“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觀念，拼命詆毀他們企圖顛覆的國家的執政者，用名目繁多的罪名指責發展中國家“獨裁”、“專制”、“暴政”、“侵犯人權”、“自閉”等，使廣大發展中國家和人民喪盡自尊，無顏自立；然后，使其所謂的“民主”、“自由”、“人權”、“新自由主義”等價值觀念和政治法律制度及政策在發展中國家暢通無阻，從而既達到西方國家和國際壟斷資本對發展中國家殘酷剝削壓迫的目的，同時又能用這些巧妙動聽的語言掩飾它們殘酷剝削壓迫的實質。三是撥出專款在對象國收買、培植代理人和所謂的“民主自由斗士”，籌建、資助、利用各種非政府組織，使它們成為推行所謂“民主自由”的先鋒。四是利用對外援助，誘使對象國自覺自愿地進行所謂的“民主改造”并同西方民主制“接軌”。這種援助，在它們的“民主價值觀大潮”興盛之際，往往會減少投入；而在“民主價值觀”受到置疑之時，往往會加大投入。冷戰結束后的1995-2000年期間，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展援助委員會（OECD∕DAC）成員國凈官方發展援助（ODA）總值逐年下降，從587.8億美元下降到了537.49億美元。隨著美國等西方國家“硬實力”的碰壁，他們又開始重視發揮“金錢外交”的“軟實力”的作用。后冷戰時期的“援助疲勞癥”至此不治而愈。自2002年起，世界主要援助國普遍增加了對外援助撥款，年均增幅在100億美元以上，其中美國在2001年以后對外援助的增幅，超過了“馬歇爾計劃”以后的任何歷史時期。

　　5．資產階級民主政治是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政治

　　我們還應注意，競選費用正在扶搖直上，但是民眾參選率卻是江河日下。2004年選舉受到選民高度關注，據統計，60％的選民（1.2億人）參加了投票。布什獲得51％的選票連任，實質是只占全體選民30％多一點。這30％多一點的贊成票中，實質也有不少是對方的反對票。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中民眾的參選率可能比較高，原因主要是美國民眾對美國金融危機出路的關切，其次是由于黑人奧巴馬的參選。黑人奧巴馬的當選，無疑也是美國資本主義民主的一次進步。

　　6．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往往對內“仁慈”而對外野蠻，有時對內也顯現出“獨裁”和“霸道”的“本色”

　　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統治未來的結果》中說：“當我們把自己的目光從資產階級文明的故鄉轉向殖民地的時候，資產階級的極端偽善和它的野蠻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它在故鄉還裝出一副體面的樣子，而在殖民地它就絲毫不加掩飾了。”[55] 實際上，美國等西方強國的民主制，與希臘、羅馬的民主制是一樣的，是建立在對外征戰和奴隸的基礎之上的，它們對內表現得分外“仁慈”，而對外卻特別殘酷。因此，美國經濟增長的真正奧妙并不在于高科技，而是通過金融、高科技、軍事和文化等手段，企圖在全球范圍內對所有勞動領域的勞動者的絕對控制。近40年來，美國的香蕉公司、銀行和石油公司通過種種渠道每年對哥倫比亞進行幾千萬甚至多達數十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從而在哥倫比亞政府軍的保護下掠奪其廉價資源，剝削該國的勞動力。

　　就是在對內“仁慈”的表面下，美國政府對人民來說，實質上并沒有民主，本質上是赤裸裸的專政。近幾年，美國國務院都要發表對別國的人權報告，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19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人權狀況進行指責，卻對自身的人權問題只字不提。為了讓世界人民了解美國真實的人權狀況，響應美國國務院對中國人權狀況的肆意歪曲和無理指責，敦促美國反思其所作所為，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連續九年發表美國的人權紀錄。在《2007年美國的人權紀錄》中指出，美國暴力犯罪上升，嚴重危及人民的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2006年，美國全國暴力犯罪為141萬起，比2005年增加了1.9％。美國擁有私人槍支達2.5億支，美國每年約有3萬人死于槍擊。美國執法、司法部門濫用職權，嚴重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權利。美國監獄的虐囚現象很普遍。2006年，美國監獄共關押了超過226萬犯人，人口僅占全世界人口的5％，而囚犯占全球囚犯總數的25％。美國公民享有的個人自由和權利正在逐步縮小。美國公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沒有得到應有的保障。到2006年底，美國貧困人口有3650萬人，幾乎相當于每8個美國人中就有1人生活在貧困中。美國家庭組織稱，實際上，在65歲以下的美國人中，有近9000萬人在2006-2007年之間（或其中某些時間段）沒有醫療保險，占總數的34.7％。[56] 透過此類事實和數據，我們還能夠說美國的民主制度是我們應該仿效的普世民主嗎？

　　西方強國的壟斷資本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有時在國內的選舉中，甚至在表面和形式的選舉程序上，所謂的民主與公正都會被拋棄，而顯現出規制度上的“獨裁”和“霸道”。讓我們以英國1979年的大選為例：英國為了防止各個小黨派聯合執政，在其選舉制度上就作出了極其不平等的規定。保守黨只需4萬張，工黨只需4.2萬張選票即可獲得一個議員的席位，而其他小黨聯盟則需40萬張選票才能獲得一個議員的席位，其難度相當于保守黨與工黨的10倍。[57] 現在，這一極不合理的狀況不僅沒有改變，反而有惡化的趨勢。我們也可以明顯地看出，國際壟斷資本為了進一步實現在全球的聯合，進而鞏固其在全球的統治地位，它們已開始在全球范圍內削弱各國的多黨制，企圖推行壟斷資本內部的諸如美國十分成熟的兩黨制。

　　美國的總統選舉，不過是統治集團內部各個不同派別代表人物的角逐。在他們內部，有時會斗得你死我活，甚至無所不用其極。尼克松在美國政壇上活躍幾十年，曾競選過聯邦眾議員、參議員、州長、副總統和三次總統。當他離開白宮之后，在其《領導者》一書中，談到競選中的黑暗時，曾轉引丘吉爾對政壇用語，三番兩次說，資本主義國家的競選“粗野而骯臟”。[58] 美國總統選舉中，骯臟內幕的極端，就是對競選對手的暗殺。1968年，羅伯特·肯尼迪參選被暗殺身亡。1972年，喬治·華萊士參選，被暗殺致殘。1974年，杰拉爾德·福特參選也曾被暗殺過。

　　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雖然許諾并且宣告政權屬于大多數人，但是它從來沒有實現過。它與封建制度相比，只是改變了經濟奴役的形式。封建制度是封建國家奴役制或依附農民租佃制，[59] 資本主義民主制則是雇傭奴隸制。只是后者對其奴役作了特別漂亮的裝飾，但并未改變也不會改變這種奴役的實質。

　　有人說，實行美國式的民主制度，貧窮國家的經濟就能得到大發展。美國經濟學家瑟羅曾統計了從1870-1988年這128年的歷史跨度中，按人均GDP計算，全世界前20名最富裕國家排名幾乎沒有變動，而只有一個日本躋身其中。[60] 瑟羅沒有談到，日本的崛起，其主要原因是美國為冷戰之需要，在東亞培植同盟的結果。現在世界上有220多個國家和地區，除極少數社會主義國家外，其余幾乎都是按照西方民主制在搞資本主義和所謂新一輪的“民主化”。但比較富裕的依然是那二十幾個國家，其余190多個國家和地區不僅面貌依舊，甚至更加動蕩頻仍和貧窮有加。即使西方的民主制，在他們自己的金融甚至經濟危機面前，也顯得蒼白無力，這是我們認識西方民主制所謂“優越性”的絕妙教材。

　　有人說，實行美國式的民主制度，就可以有效地防止腐敗。陳水扁的民進黨靠反國民黨腐敗上臺，但陳上臺之后，洗錢橫跨全球，比國民黨更有過之。意大利曾經是三屆總理361個內閣成員全部都是腐敗分子。在所謂最“民主”的美國，前幾年因黨派之爭，美國國會山上游說集團涉及政府腐敗內幕的冰山一角，但一旦發現繼續揭露將可能傷及美國政體乃至國體，這剛剛開始的相互揭露便戛然而止。在現代金融高度壟斷的資本主義社會，現代金融隱匿運行加上經濟高度虛擬，在客觀上造成普通百姓與現代大資本所擁有的信息會越來越不對稱，大資本侵蝕普通百姓權益的腐敗現象會愈加容易發生。所謂“實行民主之初腐敗難以避免，待民主逐漸穩定后必然清廉”說，也是沒有道理和不符合事實的。

　　事實證明，美國式的民主沒有普世性意義。（未完待續）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04頁。

　　[2] 《列寧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6頁。[3] 《列寧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9頁。

　　[4] 《列寧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0頁。

　　[5] 《列寧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1頁。

　　[6] 《列寧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0頁。

　　[7]　愛德華·弗里德曼：《北京奪金牌》，《韓國時報》2008年8月4日。

　　[8]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8頁。

　　[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2頁。

　　[1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8頁。

　　[1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1-662頁。

　　[1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年，第38頁。

　　[13] 《列寧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6頁

　　[14] 《列寧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8頁。

　　[15] 《列寧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6頁。

　　[16] 《列寧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00頁。

　　[17] 《列寧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9頁。

　　[18] 《列寧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5頁。

　　[1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60頁。

　　[20]　江澤民：《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87頁。

　　[21] 《列寧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4頁。

　　[2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3頁。

　　[23] 《列寧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8頁。

　　[2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05-406頁。

　　[2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80頁。

　　[2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65頁。

　　[2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頁。

　　[2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2頁。

　　[2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2頁。

　　[30] 《魯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第164頁。

　　[31]　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謝德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年，第130頁。

　　[32]　應克復等著：《西方民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48頁。

　　[33]　丹尼爾·B.貝克：《權力語錄》，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頁。

　　[34]　丹尼爾·B.貝克：《權力語錄》，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頁。

　　[35] 《列寧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3頁。

　　[36] 《列寧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5頁。

　　[37] 《列寧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3頁。

　　[38] 《列寧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7頁。

　　[39] 《列寧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3頁。

　　[40] 《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6頁。

　　[41] 《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1頁。

　　[4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7頁。

　　[43]　丹尼爾·B.貝克：《權力語錄》，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4頁。

　　[44]　張海濤：《再說美國》，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67頁。

　　[45] 《列寧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77頁。

　　[46] 《列寧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43頁。

　　[47]　陸鏡生：《美國人權政治》，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1997年，第126頁。

　　[48]　費利佩·薩阿貢：《美國的民主癌癥》，西班牙《世界報》2000年8月16日。

　　[49]　丹尼爾·B.貝克：《權力語錄》，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頁。

　　[50] 《美國大選共花費53億創新高》，《今日美國報》網站2008年10月24日，參見http://wwwbig5.hinews.cn/news/system/2008/10/25/010341513.shtml。

　　[51]　漢米爾頓﹑杰伊﹑麥迪遜：《聯邦黨人文集（一）》，九州島出版社，2007年，第117-133頁。

　　[52]　李道揆：《美國政府和美國政治》，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310-312頁。

　　[53]　愛因斯坦：《愛因斯坦文集》第3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272頁。

　　[54]　丹尼爾·B.貝克：《權力語錄》，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4頁。

　　[5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2頁。

　　[56]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7年美國的人權紀錄》，新華網2008年3月13日。

　　[57]　應克復等著：《西方民主史》（修訂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325頁。

　　[58]　理查德·尼克松：《領導者》，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第386頁。

　　[59]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典型的封建制度要為民作主，而不是由人民自己作主。

　　[60]　萊斯特·瑟羅：《21世紀的角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213-214頁。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

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09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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