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六十年，回顧毛澤東怎樣治黨、治官

　　窮鄉親

　　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原本都是造反起家的，可謂群雄四起。自從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之后，全黨有了一條正確的馬克思主義路線和明確的信念、宗旨，各路英雄才真正形成一個統一的戰斗群體，與廣大人民群眾結成親密的魚水關系，使中國革命不斷走向勝利。

　　但在革命取得全國性勝利后，情況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由于嚴酷的戰爭環境的結束，使革命隊伍內部那種相互依存、生死與共的關系大大弱化;尤其是在和平環境和管理國家中出現的權利、地位的差別必然會對過去那種革命的、干群一致的關系產生一種離異傾向。有些干部也早就有在革命勝利后要享受生活的念頭。歷史上的那種“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的現象是不可避免要發生的。

　　對于共產黨所面臨的新考驗，毛澤東是最明察和清醒的。這突出地體現在他在建國前夕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對全黨的告戒。毛澤東英明指出：“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增長。……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炮彈面前要打敗仗。”為此，他提出了兩個“務必”的教導。毛澤東的講話，對當時既將準備歡慶勝利、享受生活、居功自傲的“功臣”們來說，無疑是一個及時有力的警告。更彰顯出毛澤東的遠見卓識、英明偉大。

　　勿謂言之不預。果然在建國后有一批功臣、干部出現了貪污受賄、享樂腐化、鋪張浪費的風氣。為此，黨中央在1951、1952年開展了“三反、五反”運動，并依法殺了少數幾個不得不殺的功臣，從而也挽救了大批干部。

　　正如毛澤東在一次談話時說：“我們殺了幾個有功之臣也是萬般無奈。我建議重讀一下《資治通鑒》。治國就是治吏。禮儀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之不國。如果一個個都貪污無度，胡作非為，而國家還沒有辦法治理他們，那么天下一定大亂，老百姓一定要當李自成。國民黨是這樣，共產黨也是這樣。殺張子善、劉青山時我講過，殺他們兩個就是救兩百個、兩千個、兩萬個啊。我說過的，殺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無奈，不得已啊。問題若是成了堆，就是積重難返了啊。崇禎黃帝是個好皇帝，可他面對那樣一個爛攤子，只好哭天抹淚去了。我們共產黨不是明朝的崇禎，我們決不會腐敗到那種程度。一旦誰要是搞腐敗，我毛澤東就割誰的腦袋。如果我毛澤東搞腐敗，人民就割我毛澤東的腦袋。”這里充分體現出毛澤東“治國就是治官”的思想及其反對貪污腐敗的決心。

　　“三反五反”運動對于當時的腐敗現象只是暫時的遏制。而掌權后一些官員脫離群眾、貪圖享樂的總趨勢仍在蔓延。五十年代文藝界演出的話劇《劉介梅忘本回頭》，六十年代初的《霓虹燈下的哨兵》、《奪印》等劇目，正是反映的建國初干部隊伍變化的一種真實情況。當時媒體上稱其為“新的階級斗爭”現象，對此人們絲毫沒有疑義。在進城以后，在一部分中、高級干部中還出現過一陣子“換妻”現象，即把原來一起患難與共的農民妻子拋棄，再娶城市里的年輕美貌的妻子。有些高級干部甚至先后結婚多次，妻子越換越年輕。這是一種典型的忘本、以權謀私、享樂腐化的表現。在實行“官銜制”和工資制的過程中，有些干部為爭個人職位、級別和薪資的高低而鬧情緒、哭哭啼啼等。過去舊官場中的那種功名利祿觀念、爭權奪利的現象在部分干部中出現。

　　問題雖然表現在部分黨員干部中，而關鍵還在黨的領導集團中。毫無疑問，共產黨的高層領導成員、將帥們都是經過長期的革命斗爭鍛煉、出生入死考驗而結成的一個英雄群體，不愧是群星璀燦、才干卓著。他們個個稱得上是能臣宿將、精英、梟雄，無有平庸附勢之輩。然而愈是這樣一個富有個性的英雄群體，愈是須要一個具有雄才大略、多謀善斷的領袖人物給予統帥和駕馭，否則就不可能形成一個團結一致、緊密配合、共同戰斗的集體。

　　但在和平、執政環境下，要領尋和統帥這樣一個群體就變得困難了。在建國前后毛澤東尖銳指出的那種革命到頭、停頓起來不想前進的思想，以功臣自傲的情緒、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等，其實首先是在高層領導成員中表現出來的。權力、地位、榮譽、貴族生活方式的侵蝕，更是上層官員所首當面對的，即使功臣、將帥們也再難能保持鐵板一塊。

　　例如，建國初“高饒”的宗派、分裂主義集團就是在黨的高層領導中出現的，它說明了在高層領導中一些爭權奪利、陰一套陽一套行為的存在。在革命與反革命、功臣與罪人之間并沒有不可逾越的界線。

　　有的領導成員離開艱苦奮斗精神，出現鋪張浪費現象;有的領尋成員違背當時黨中央決議而發表鞏固、發展私有制的講活;有的總想擴大個人的權威，在分管領域搞“獨立主義”和“分散主義”，例如在末經批準的情況下就以中央名義發文件、電報等。這些都受到過毛澤東的多次批評。例如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指出：“過去數次中央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80頁。)在五六十年代毛澤東多次提出反對“分散主義”的問題。還批評有的領導成員多年中“不向我匯報工作”，“鬧獨立王國，許多事情不與我商量”等。這說明，在和平掌權情況下治黨、治官，這是關系國家長治久安的重大問題。

　　在五十年代后期，西方政治家對社會主義國家制定了“和平演變”的新戰略，即以推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的途徑促使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變質。他們明確地提出要把希望寄托在共產黨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在這一戰略陰謀的影響和滲透下，蘇聯、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政黨出現修正主義，不同程度地離開了馬列主義和人民群眾。這使中國共產黨領導集團面臨著嚴峻的形勢和挑戰。

　　“和平演變”戰略的提出，的確說明了西方政治家們的老謀深算。但是對于共產黨來說畢竟還是外因，“打鐵還看自身硬”。而共產黨內一部分人總想以權謀私，離開廣大勞動群眾自己想及早先富起來，享樂腐化，這才是根本的危險。毛澤東說：革命勝利后，工人農民沒有停止，他們要前進，“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住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487頁。)這實質上還是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所講的“功臣們”居功自傲、貪圖享受、搞特權的問題。他還說：“有些人掛著共產黨員的招牌，但卻不代表工人階級，而是代表資產階級。這一點必須看到，否則我們是要吃虧的”。后來蘇聯、東歐國家的劇變證明，共產黨如果背棄了人民群眾，那么它也必然要被人民群眾所拋棄，導致亡黨亡國。

　　為此，毛澤東在觀察分析形勢變化的基礎上，審時度勢，在六十年代提出了“防此和平演變”、反對修正主義、堅持繼續革命的理論，提出了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危險來自執政黨自身、“出問題還在共產黨內部”的論斷，制定了重點加強執政黨建設、大力整治干部隊伍的戰略方針，從而把反腐敗和治官的思想發展到更高階段。

　　治理國家千條萬緒，什么是最關鍵的問題?在毛澤東看來，這就是干部，即國家的官員。建設一個廉潔的、為人民服務的干部隊伍這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而黨和干部隊伍產生官僚特權和腐敗也會葬送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成功是不可能僅靠發展經濟取得的，僅靠加強法制也解決不了“歷史周期律”問題。國家大計，根本的是把干部隊伍整治好，實行一條真正體現廣大勞動群眾利益的路錢。這也是毛澤東積幾十年思考對“歷史周期律”的一種最終回答，也是對當時西方戰略家提出的“和平演變”陰謀的一種回應。這成為毛澤東治國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和鮮明特征。

　　回顧毛澤東幾十年對治黨、治官的一系列實踐探索，談以下幾點具體內容。

　　一、 以身作則，率先垂范，限制官員特權

　　治官首先要治其身。幾十年歷史證明，在領導集體中真正高瞻遠矚、站在整個黨和國家、民族的命運、前途的大局考慮問題、真正對廣大平民百姓負責的唯有毛澤東。為此，他在建國后繼續保持密切聯系群眾、艱苦奮斗的傳統，謹防以權謀私。為了影響和帶動整個中央領導集體，他在重大問題上都嚴格自律、率先垂范。例如在朝鮮戰爭爆發的嚴峻形勢下，毛澤東親自把自已的長子毛岸英送上戰場，致其不幸在異國戰火中捐軀。為國家做出了最大犧牲。

　　在建國后實行“官銜制”、工資制時，毛澤東不接受“大元帥”的稱譽，還把自已的工資級別下降一級。毛澤東向來珍視勞動人民的成果，體恤群眾的疾苦，一生中生活儉樸，從無鋪張奢華，衣物多次修補還在使用，始終保持著勞動人民的本色等。

　　毛澤東一貫對其子女嚴格要求，不準其有特殊表現。上學時一律住校與同學共同生活，畢業后下基層鍛煉，不以權為子女、親屬謀取職位等。作為黨和國家的最高權位者，其子女中既無高官、又無富翁，都是一介平民，甚至連自己的夫人也無以庇護。這些在黨中央領導人中孰能與之相比!

　　建國后根據毛澤東的多次指示，中央明確要求：不準為黨的領導人祝壽、送禮、塑像、修故居，不準以黨的領導人的名字命名，不準將毛澤東的名字與馬、恩、列、斯并列等。正是毛澤東的嚴格要求和率先垂范，為共產黨樹立了優良的傳統和作風，教育了各級干部，為治黨、治官奠定了根本條件。

　　二、政治學習常抓不懈，重點解決干部的世界觀問題

　　在治黨中毛澤東首先抓的是干部的看書學習、政治思想教育，主旨在于使干部樹立共產主義信念和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自覺抵制剝削階級思想對干部隊伍的侵蝕。為此，學習馬列主義、學習毛澤東思想，尤其是老“三篇” — 《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還學習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跡，學習焦裕祿、雷鋒、王進喜以及大慶、大寨精神等。那個時代全黨的學習運動接連不斷。每個時期的學習內容和篇目都由黨中央制定。干部的學習以集體為主，并與群眾在一起，以發揮學習的表率和帶頭作用。

　　當時的干部學習，與后來的所謂“寄教于樂”、“知識性、趣味性”的學習不同，主要是強調聯系個人的思想、工作和作風實際，認真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后來進一步發展到“斗私批評”、“觸及靈魂”等。在學習理論的基礎上，有針對性地批判個人主義、利已主義、享樂主義、特權思想等對干部的影響。因此使干部中一直保持著大公無私、艱苦奮斗、與群眾同甘共苦的優良傳統，任何情況下莫敢有謀取私利的念頭。當人們談論毛澤東時代的干部具有過硬的思想和作風時，不能不說與當時那種嚴格的教育有關。

　　集中學習的時間一般都放在晚上，以不影響生產和工作。因此，那時的干部是決沒有吃吃喝喝、酒場不斷、迎來送往、所謂“革命小酒天天醉”這種閑功夫的，更沒有進歌廳、賭場、洗浴中心這種條件。

　　有人說：“領導干部也是人”，這話其實不錯。這說明不能相信領導人的覺悟、品行本來就比普通群眾高。而多數領導者之所以顯得高大、可敬，只是因為他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更嚴格的管治而已。

　　三、堅持干部參加勞動的制度，永葆勞動人民的本色

　　毛澤東指出：“世界上一切壞事，都是從不勞動開始的。”(轉自毛主席語錄1965年12月28日)因此，特別強調干部必須堅持深入基層參加勞動的制度。他把這個問題看成一件具有根本性和戰略意義的大事，作了大量論述。如：“必須堅持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制度。我們黨和國家的干部是普通勞動者，而不是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干部通過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同勞動人民保持最廣泛的、經常的、密切的聯系。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一件帶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義，防止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轉引自1964年7日14日《人民日報》)還說：“干部不勞動了，就會變質，甚至變成國民黨，修正主義就有基礎了。”(引自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等問題的指示)

　　在六十年代毛澤東曾先后對山西省昔陽縣和浙江省關于干部參加勞動的材料寫了批語，其中指出：“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不然的話，……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毛澤東對浙江省七個關于干部參加勞動的材料的批語)

　　當時的干部參加勞動，決不是走走形式、做做樣子，而是真正扎下身子實干，與群眾實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勞動)，并在勞動中向群眾學習，認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觀。過來的人們都知道，那時的干部真正在機關蹲辦公室的時間很少，每年都有幾個月的時間自帶鋪蓋卷到基層去生活、勞動，參加諸如學大慶、學大寨、搞社教、生產抗旱工作隊等，與群眾一起搞農田水利建設或工業項目大會戰等。那是真正的出大力、流大汗啊!的確把干部們搞得很苦。在那種情況下，干部誰還能有機會搞特權、搞腐敗?干群關系能不密切嗎!

　　四、讓群眾參與管理，防止權力和管理階層官僚化

　　從來的執政、管理職能，都為政府官員和管理階層所專有，勞動群眾只是被管治的對象。而在社會主義國家，勞動群眾參與管理，行使其當家做主的權力，這是國家生活的一個基本特證，也是人民群眾對權力行使監督的一個重要方面。

　　列寧說：“如果真是所有的人都參加國家的管理，那么資本主義就不能支持下去。” 還說：“當社會全體成員或至少絕大多數成員自己學會了管理國家，自己掌握了這個事業，并對極少數資本家、想保留資本主義惡習的先生們和深深受到資本主義腐蝕的工人們‘調整好’監督的時侯，對任何管理的需要都開始消失了。民主愈完全，它成為多余的東西的時候就愈接近。”(《國家與革命》第89、91頁。)這也說明：權力愈是集中，愈是為少數人專有，那么它就愈容易謀私和走向腐敗;而只有讓群眾參與管理，管理才能成為公開、透明的東西，權力才能真正受到監督，那么個別人的謀私和腐敗也就難以發生了。

　　毛澤東進一步說：“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利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總之，人民自己必須管理上層建筑，不管理上層建筑是不行的。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上冊，第275頁。)明確地提出了勞動群眾必須參與管理，打破領導與群眾、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絕對界線的主張。

　　1960年，鞍山鋼鐵廠在實踐中總結了一套新的管理方式，其基本內容是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即工人參加管理，干部參加勞動，干部、技術人員與工人群眾相結合，改進管理、大搞枝術革新等。此經驗受到毛澤東和黨中央的高度重視，被稱為“鞍鋼憲法”的管理原則，向全國推廣。“鞍鋼憲法”是社會主義民主在管理方面的重大體現，稱得上是迄今最進步的管理方式。它對于打破那種單純由領導干部說了算或“專家治廠”、物質刺激的管理方式、依靠工人階級搞好企業，具有根本意義。

　　由此前進，讓工人農民代表進各級領導機構，直接參與決策和管理，是毛澤東所作的進一步探索。在“文革”時期成立的各級管理機構“革命委員會”，一律以“三結合”的原則組成，其中以工人農民為主的群眾代表占到三分之一。在當時召開的黨的九大、十大以及全國第四屆人大會議上，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者身份的代表占到半數以上。在1973年黨的十大選舉產生的中央委員會中，工人、農民、解放軍以及其他勞動者身份的委員合起來占到67% 。(《毛澤東傳》1949一1976(上)第1665頁。)在1975年召開的全國第四屆人大會議上，代表人數共2864人，工農兵代表就占72.2%，其中工人占28.2%，農民占22.9% 。如此多的普通群眾身份的人進權力機構、參政議政，這在歷史上是從來無有過!參照中央的做法，省、地、縣、公社各級黨委中工人農民身份的也是占多數。在教育、文化部門，干部、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曾實行所謂“摻砂子”的辦法，建立“三結合”的管理組織，讓工人、貧下中農代表參與其領導和管理。毛澤東還多次提出，要提拔優秀的工人農民進黨中央、國務院，并任黨中央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這在“文革”期間也進行了大膽嘗試。這些試驗就當時看是否取得成功，尚屬爭議，但其方向十分明確，就是為了打破權力、管理職能為少數官員所專有，防止權力脫離群眾，讓勞動群眾參與管理。

　　毛澤東向來反對“精英治國”、“一長制”、讀書人做官之類的主張。除非證明你是真正與工農群眾相結合、被勞動群眾所認可的。所謂工人農民“沒有參政議政的能力”，必須請精英們為之代表這一說法以及領導工作中的所謂“潛規則”、“暗廂操作”等方式更不可能存在。

　　五、定期開展整黨、整風運動

　　毛澤東時代對干部的管治，除了采取抓學習、抓教育，深入基層實踐鍛煉等措施外，還有一個最強有力的機制就是定期開展整黨、整風運動，發動群眾起來揭發、批判干部中的錯誤。在毛澤東看來，中國革命勝利靠的是廣大人民群眾;同樣，治理國家、反對官僚特權和腐敗也要靠發動群眾。在建國以后，開展了一系列群眾運動，如1953年的“三反、五反”、1957年的“整風”、1958年后的反“五風”、1963年的“四清”運動以及后來的“文化大革命”等，其基本內容都是反對官僚特權和腐敗，是以整黨、治吏為重點的。

　　在毛澤東看來，共產黨的權力只是用來為人民服務的，而不是用來謀私和養尊處優的。對于干部和當權者就是不能讓他們安逸和舒服了。一個十分簡單的道理：如果讓官員們舒服、寬心了，沒有怕著的，他們必然會為所欲為、想著辦法對付老百姓，使老百姓不能安生。因此，除了平常加強學習、教育、深入基層勞動鍛煉外，還要發動群眾對黨員干部、當權派定期整一整，并罷除一部分有問題的干部;以此形成對權力階層的強大威懾力，充分體現人民群眾當家做主的地位和作用。

　　正是在那些運動中，廣大群眾充分行使自己的話語權，得到暢所欲言發表意見的機會。一切污穢、腐朽的東西都統統暴露在陽光之下。一切爭議、問題都擺在當面，解決在當面。形成一種強大的民主智慧和力量。

　　整黨整風既是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運動，又是一次審干、懲治腐敗的運動。盡管它屬于一種擺事實講道理的“文治”的方式，但對于黨員、干部來說也是一次大浪淘沙。在運動中廣大干部充分認識到群眾的威力和作用，進一步擺正自己與群眾的關系，再不可不拿群眾當主人。由于干部平時工作、生活在群眾之中，群眾對干部的行為、作風最清楚，腐敗行為要逃過群眾的眼睛也是不可能的。因而只有廣泛發動、依靠群眾，才能全方位、多視角地審查干部，起到單靠紀檢和法制部門起不到的作用，使任何腐敗分子難以漏網。

　　由于黨的干部的權力是屬于人民的，因此在工作中受到群眾的批判、監督和審查是一種正常現象。黨對犯錯誤的干部向來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教育從嚴、組織處理從寬”以及“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的方針。在那時，有些干部昨天可能是領導，甚至是位置顯赫的領導，而今天就有可能被批判、作檢討或免職下放到群眾中去接受改造。如果表現好了，后天有可能又官復原職或被提拔升遷。如今不是講干部要“能上能下”、“打破終身制”嗎?真正的能上能下也只是在毛澤東治下做到過!而黨員、干部真正有威望、被群眾所信賴也是在那個時代!

　　六、批判等級、特權觀念，實行干群平等

　　毛澤東的治吏、反對官僚特權的思想，顯然是出自一種平等觀念，是以建立一個勞動群眾當家做主的平等社會為目標的。只有消除人與人之間的高低、貴賤之別，實現社會平等，才能真正有人民的民主，國家長治久安才有基礎。

　　1958年初他曾說：由于資產階級法權的殘余存在，在“所有制改變以后，人們的平等關系不會自然出現的”，這還要靠整黨整風。“整風以來，資產階級的法權制度，如等級制度，領導與群眾的不平等關系，差不多破壞完了，領導干部不靠威風，不靠官架子，而是靠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謀福利，靠說服”。“馬克思主義關于平等、民主、說服和人們相互關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沒有發揮。人們在勞動中的關系，應當是平等的關系，是領導和群眾打成一片的關系。蘇聯在十月革命后沒有做好，舊的法權(等級)制度沒有徹底破壞，勞力與勞心是分離的，教育與生產是分離的。”(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833頁。)

　　毛澤東還說：要“打掉官風，實事求是，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以真正平等的態度對待干部和群眾。必須使人感到人們互相間的關系確實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給他的。……人們的工作有所不同，職務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論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間都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決不許可擺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風。”領導干部要隨時準備挨罵。(《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354-355頁。)“靠做大官吃飯，靠資格吃飯，妨礙了創造性的發揮。因此，要破除官氣，要掃掉官氣，要在干部當中掃掉這種官氣。誰有真理就服從誰，不管是挑大糞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掃街的也好，貧苦的農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們手里，就要服從他們。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從你。……官氣是一種低級趣味，擺架子、擺資格、不平等看人、看不起人，這是最低級的趣味，這不是高尚的共產主義精神。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則是一種高級趣味，是高尚的共產主義精神。”(同上書第378頁。)“不論你官有多大，無非是當主席，當總理，當部長，當省長，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個勞動者的姿態出現。這樣，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得到人民擁護。”(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787頁。)

　　“干部和群眾、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必須打成一片，也能夠打成一片，對于這一點的任何忽視和懷疑都是錯誤的和危險的。目前國家干部隊伍有幾百萬人，加上他們的家屬有幾千萬人，他們的思想、作風影響著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面，使這個隊伍完全同勞動群眾打成一片就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義。因此，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認為除了一部分干部己經下放到農村和工礦企業進行勞動鍛煉外，今后主要應當使全體在職干部每年都分出一定時間去參加工農業勞動生產。”(摘自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干部參加體力勞動的決定。1958年9月25日)

　　六十年代初，毛主席曾尖銳地批評當時的衛生部“是城市老爺部”，說：“只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生,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對此，毛澤東提出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他甚至說：“城市醫院應該只留下一些畢業一、二年的醫生，本事不大的醫生，剩余的都到農村去。” 這樣顯明的平民意識、反權貴思想，如此仗義執言為廣大老百姓說話，自古至今還有第二人嗎!

　　從這一系列講活和論述看出，毛澤東對建立社會主義的平等關系，反對官僚特權的態度是多么堅定、明朗，講得多么尖銳、切中時弊，真是良藥苦口、義正詞嚴啊!

　　貫徹毛澤東的這一思想，當時黨和國家在制度和政策上也積極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在分配上對干部采取低薪制，實行干部與工人大體相當的工資標準，并全部取消了干部的職務津貼和獎金等，連加班費也沒有。部隊軍官取消了軍銜。干部在辦公條件、住房、乘車等方面也沒有多少特殊，幾個人在一個屋里辦公，打水掃地自己動手，一個縣委和縣政府總共就一兩輛公車。在干部使用上“能上能下”。更不準干部的家屬、子女享受特殊待迂。在教育、醫療衛生、文化等事業上都向農村基層傾斜，強調為普通群眾服務，決不搞所謂“重點學校”、“優等醫院”之類帶有等級影響的試驗。

　　尤其是對干部的子女，更是毛澤東擔心較多的問題之一。他多次指出干部子女有優越感，脫離群眾，他們將來會變成貴族階層。所以，對包括自已的子女在內都要求十分嚴格。當時黨中央高干的子女，上學期間一律在校與同學們一起集體食宿，畢業后全部下基層、下邊疆鍛煉，上山下鄉，接受群眾教育。毛澤東說：“蘇聯共產黨員多數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農民提不起來。所以，我們要尋找自已的道路。我們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趕到群眾中去，不能有近水樓臺。”(同上書第833頁。)

　　時光己經過去了三四十年，當人們現在重溫毛澤東的這些論述時，豈不是更加體會到他的深謀遠慮、遠見卓識嗎!眼光何其明察、高遠，古今何人能比!隨著時代的發展越來越看出這些論斷的偉大而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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