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對“疾病就是這個世界本身”這一歷史真實同樣洞徹的理解，偉大的卡爾•馬克思將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推動的擴張過程天才地視為“疾病”的擴散。或許更為天才的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馬克思在1853年為美國《每日論壇報》所寫的關于鴉片貿易的一系列專欄文獻中，將英國輸入到中國的鴉片稱為一種藥物，一種“麻醉劑”。由于馬克思將這一藥物的奇妙功效比喻為“仿佛先要麻醉那里的人民，然后再將她從麻醉中喚醒似的”，我們就完全可以理解馬克思這里所謂的“藥物”不是泛指一般的麻醉劑，因為我們經常能夠在馬克思信手拈來的莎士比亞的詞章和不朽戲劇中看到它，例如：朱麗葉就曾經事先吃下這樣的“麻醉劑”，等待著在她的情人羅密歐面前“復活”的那一偉大時刻的到來。

人們經常把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殖民貿易在世界擴張的過程就是一個“疾病”擴散的過程的洞見，看作不過是個對于歷史的形象比喻——但這是過于想當然的理解。因為馬克思的論斷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歷史的“比喻”，它就是對歷史本身的描述，就是歷史本身。只不過它作為“令人泄氣的歷史”而被四處語焉不詳地掩蓋著。

如果我們留心確切的歷史，就會毫不驚訝的發現，歷史和現實的研究都已經揭示出，曠日持久的現代進程就是一個真實的疾病擴散的過程。例如，當代杰出的生理學家賈雷德•戴蒙德在其杰作《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中，就揭示了一個基本的歷史真實，他斷言：“過去戰爭中的勝利者并不總是那些擁有最優秀的將軍和最精良的武器的軍隊，而常常不過是那些攜帶有可以傳染給敵人的最可怕的病菌。關于病菌的歷史作用的最令人生畏的例子，來自隨同哥倫布1492年的航行而開始的歐洲人對美洲的征服。雖然被那些殺人不眨眼的西班牙征服者殺死的印第安人不計其數，但兇惡的西班牙病菌殺死的印第安人卻要多得多。”

然而賈雷德•戴蒙德在這里所提到的僅僅是千萬宗歷史真實中的一幕而已。值得一提的當然還有美國白人殖民者最擅長干的一件美事，就是把染滿天花病菌的毯子作為“禮物”送給印第安人，以答謝后者的好客，這正如1930——1940年代的日本侵略者將鼠疫菌倒在中國老百姓的水井里。病菌的擴散隨著殖民主義者的鐵蹄而“全球化”，它是這個世界上最早，也是一如既往的“生化武器”。

馬克思關于鴉片貿易的天才論斷今天依然是解釋近代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鑰匙，這個論斷將中國與歐洲的關系放到了一個戲劇性的、“歷史病理學”的天平上，從而作出了發人深省的活的理解，因此他永遠值得當代中國勢力眼的歷史學家好好學習。因為根據后者的勢力眼邏輯，鴉片戰爭的歷史便是所謂“落后必須挨打”，實際在1840年的世界上，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卻是：當時的中國的經濟總量是英國的10多倍，所謂“經濟落后”正不知從何談起。鴉片貿易僅僅在如下意義上才成為歷史的轉折，那就是：成千上萬箱的“西方藥物”——鴉片，竟然能夠一變英國對于中國經濟、貿易的30年依賴，將這一英國一邊倒的貿易依賴，改寫為中國人對于“鴉片”的依賴！在這個意義上，鴉片的的確確是一種“藥品”，而它首先就是這樣一種“依賴型藥品”，如同胰島素Ⅱ對于型糖尿病，如同毒品對于吸毒者，英國人不過是將所謂“醫學”的方法用于經濟和對外貿易中，如此而已。

但是，在馬克思看來，鴉片這一真實的“藥品”在中國的功用，其最后的結果卻是英國殖民者始料不及的。按照馬克思的解釋，中國對于這一“西方麻醉藥品”的依賴將會導致兩個前途：一個是永久性的依賴，即使得中國永遠成為資本主義世界貿易體系里的附庸和“依賴型”。但是馬克思認為這一前途的可能性不大，因為中國的財富和生產力并非是無限的，相反，英國資產階級對于中國白銀和產品的無限制的榨取，最可能的是導致中國經濟由相對負增長走向絕對負增長，最終導致中國經濟，社會崩潰，其結果則必然是馬克思所說的中國內部革命的爆發。因此，“中國革命”和“亞洲革命”作為一個英國人始料不及的結果，則導致了中國的第二個前途：就是革命造成了一個新的、革命中國的形成，中國將以這種革命的方式，徹底擺脫和結束對于英國和歐洲殖民主義者的“西方麻醉藥品”市場的依賴。革命為什么能夠結束甚至倒轉中國在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上的“依賴型”地位呢？馬克思認為：革命將推翻封建王朝而形成一個新的國家“邊界”，正是這一新的主權形式、這一“邊界”——以“脫鉤”的形式反抗、顛覆著殖民主義推動的世界市場，同時也有效的阻擋住殖民主義鐵蹄所攜帶的可惡的“病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可以理解馬克思所謂鴉片這一西方的“藥物”奇妙的功效：“仿佛先要麻醉那里的人民，然后再將她從麻醉中喚醒似的”。

對于歐洲近代歷史的許多重要的研究印證了馬克思的判斷。其中米歇爾•福柯對于歐洲歷史的研究清楚的揭示了，歐洲民族國家的興起和力量的逐漸強大，與控制疾病流傳的技術和機制的成熟有著密切的關系。而且歐洲國家的“邊界”的構想，在很大程度上，便來自現代衛生學對于疾病的“隔離”和“集中控制”構想。換句話說，歐洲現代城市國家的興起和強大，與“衛生學”的興起和國家化密切相關，現代國家機制的配置與疾病控制之間的關系并非是偶然的。實際上，是疾病的蔓延和對疾病的恐懼推動了近代衛生學的出現，而正是這一“衛生學”為現代城市國家的統治提供了重要的構想和方式。這里最基本的歷史真實就是，隨著英國的“圈地運動”和工業化過程，大批一無所有的農民擁入英國和歐洲城市，居住在骯臟、黑暗，完全沒有生活設備、特別是下水設備的貧民窟里。于是，從1830年開始，黑死病和霍亂從這里流行倫敦并席卷歐洲，而在1840年之前，英國正處于其歷史上最嚴重的一場經濟危機和人道主義危機之中，這便是馬克思、恩格斯，特別是包括雨果在內的歐洲人道主義者對于英國資本主義工業化展開激烈抨擊的真正原因；同時，這一人道主義和經濟危機也是英國孤注一擲、對于中國發動鴉片戰爭的真正原因所在——而這里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英國經濟危機和工業革命造成的人道危機，恰恰與“英國國家能力”的空前強化相伴隨，這一逐步軍事化的、最終就是“軍商合一”的國家的形成，首先則是與控制國內疾病蔓延、是與劃分“倫敦東頭”與“倫敦西頭”的“城市規劃”、人口普查、警察戶籍制度、隔離運動密切相關，而審查、登記、化驗的機制首先是從“衛生學”中產生，隨后成為軍商合一的強大國家手中的工具，正是控制疾病的需要使得英國國家獲得了空前的組織能力。不應該被忘卻、掩蓋、抹煞的基本歷史事實恰恰是——這一獲得空前組織能力的國家在殖民貿易中的角色：在1830之前的中英雙邊貿易中，中國始終是強者的一方，而英國是依附的一方，只是在1840年英國高度組織化的、“軍商合一”的國家貿易制度下，而非“自由貿易”制度下，雙方的地位才戲劇性的倒轉過來。

在這個問題上我個人還有個十分有趣的例子。那就是1996年我曾經在加州大學社會學的博士討論班上聽到一番高論，論者通過福柯的理論來研究“中國合作化運動中對于糞便的處理”，認為“管理到糞”是國家對于私人領域的最無情的控制。他還引到了毛主席前所未有的將“糞”也寫進優美的詩歌里的例子，聽者一時大笑。但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周錫瑞教授(《義和團運動的起源》一書作者)立即起而糾正這種“學術玩票”，他指出，合作化運動對于“糞”的集中處理，背后有一個偉大的歷史事實，那就是為了消滅血吸蟲病。因此毛主席“千村薜荔人遺矢”那首詩就叫《送瘟神》，它歌頌的就是這一壯舉。周教授指出：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沒有強大的國家設定一個邊界，沒有這個國家推行衛生制度、合作醫療，對于疾病的控制和阻擋就完全是不可想象的。我認為，周錫瑞教授的看法有助于我們辯證地理解福柯的歷史論斷。強大的現代國家力量的興起，從歷史上看，顯然與控制疾病蔓延的“衛生學”機制關系密切，但是，這一強大的國家力量究竟在歷史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它是好還是壞，也只能從其具體的、真實的歷史作用中去理解。

現代歷史進程中疾病的擴散與控制的驚心動魄的進程，為處于這一進程中的壓迫和反抗的正反雙方所洞察，它同時也就自然成為雙方斗爭的重要政治工具。對于那些殖民者、壓迫者而言，殖民地與宗主國之間的“邊界”就是在這個“疾病”的意義上被確立起來的。因此，數以千記的關于殖民地、關于東方世界的講述，都與“疾病的蔓延”聯系在一起，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土著人才是疾病的攜帶者”的斷言，乃是一切殖民計劃的正當理由。“病人”、“東亞病夫”就是殖民地人民缺乏“文明”，以及其身體與道德雙重墮落的活見證。殖民地與宗主國之間的邊界，殖民主義的世界構想，就建立在文明、純潔的歐洲，與腐敗、野蠻的“它者”的二元對立的基礎上，在這個意義上，一個“邊界”、一個殖民主義的世界秩序對于雙方都是需要的。而且，對于壓迫與反抗的雙方來說，這個世界體系也都是一個矛盾體：對于壓迫者來說，獲取物質利益和廉價勞動力的渴望，與對于“疾病”、“野蠻”、“傳染”的恐懼交織在一起，而對于反抗者一方而言，是“獨立自主”的夢想與對“先進技術和文明”的渴望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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