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謀史學與陰謀史學的混血怪胎　　

——評《炎黃春秋：毛澤東棋局中的魯迅》　　

《炎黃春秋》09。4期刊發張續山的《毛澤東棋局中的魯迅》文章，借著所謂“毛羅對話”拋出的“假如魯迅還活著”話題，在妖魔化毛澤東的同時，也顛覆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現代中國革命的歷史。市儈哲學，搶眼話題，瞄準根本，死無對證，一劍封喉，夠厲害的。然而，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前人謂智者不惑，“智”者，唯物史觀也。試用真正先進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一瞥，其卑鄙用心立現——亦不過權謀史學與陰謀史學之混血怪胎耳。　　

一　　

中國革命過程變成了毛澤東實現“君師合一，惟我獨尊”的過程　　

張文將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天翻地覆的中國現代革命斗爭特別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斗爭歷史，歸結為毛澤東個人帝王權勢追求的過程，矛頭指向的是個人，否定的一個時代。　　

為此，該文極力歪曲和否定斗爭哲學。　　

（1）張文將毛澤東一生事業歸結為帝王“圣人”功業。　　

毛澤東的名詞《沁園春。雪》在1946年被柳亞子拿去發表后，在山城重慶引起轟動，蔣介石曾氣急敗壞地組織御用文人炮制文章對抗以抵消其影響，誣稱毛澤東有帝王思想，然而，桀犬吠堯無損于毛詞的光輝。孰料60余年之后，《炎黃春秋》居然重談蔣氏御用文人老調，歪曲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原意，給無產階級的革命領袖戴上 “皇權專制”的帽子。不惟手段卑鄙，亦見黔驢技窮。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讓人看到了一種氣勢如虹的雄心，一種“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舍我其誰，當仁不讓的使命感：毛不僅要建立超越千古帝王的武功，而且還要實現流芳百世的“圣人”理想。”　　

“這些特點說明他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家，毋寧說是中國兩千余年皇權專制傳統的最高產兒。因此，他為鞏固新政權所采取的措施不可能跳出中國傳統吏治文化的窠臼，突破專制傳統的藩籬。”　　

（2）張文歪曲否定斗爭哲學，將毛澤東描繪成一個斗爭狂。　　

“魯迅一生嫉惡如仇，對舊勢力毫不妥協，尤其是他那“打落水狗”的斗爭精神，以及直到晚年對于自己的論敵“一個都不寬恕”的決絕，都非常符合毛澤東的脾胃，與其性格相投；更重要的是，毛似乎從魯迅那里借鑒到了榜樣的力量，為他從馬克思那里學來并加以中國式地運用、終生視為法寶的“斗爭哲學”找到了同盟。所以他對魯迅的斗爭精神和韌性備加贊賞……毛澤東最重視的無疑是“斗爭精神”。……他那套以“斗爭哲學”為核心的冠冕堂皇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一理論的起點是毛對馬克思主義的獨到“領悟”：“馬克思主義千頭萬緒，一言蔽之，曰造反有理。”“馬克思主義千言萬語，一句話，階級斗爭。”這樣的理論又被他掌握的輿論工具鼓吹為“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　　

“對斗爭的喜愛或曰嗜好，貫穿于毛的一生，甚至在生命之火即將熄滅的時刻，他還是念念不忘于階級斗爭。”　　

（3）張文污蔑毛澤東為此就不斷整人：整知識分子，整自己的同事。　　

為了這新的事業目標，他一次次掀起思想改造的駭濤巨浪，不惜毀掉中國社會極為需要的數十萬、上百萬最發達的頭腦。他所采取的第一個行動，便是從50年代初拉開序幕的對知識分子的大規模改造……黨內黨外知識分子全被肅清之后，毛個人的“圣人”地位，以“全面專政”的方式在表面上確立起來。　　

他掌握了至高無上的權柄后，習慣性地以“斗爭哲學”和“斗爭精神”維護自己的政權，不僅將“斗爭哲學”磨礪的銳利矛頭指向了對新政權構成威脅的敵人，同時也無情地指向了與自己意見不合的昔日與之出生入死、并肩作戰的戰友，于是，彭德懷、賀龍、劉少奇、鄧小平等都成了他“斗爭哲學”的犧牲品，死的死，傷的傷，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當他感覺需要調動全體國民參加斗爭、維護其政權時，則不惜發動“文革”這樣摧毀國計民生的內亂，終至導演了一場陷整個中華民族于水火的千古浩劫。　　

二　　

唯心史觀市儈化的權謀史學　　

縱觀張文要義，無非是說在毛澤東帝王功業的“棋局”中，魯迅、知識分子和他出生入死過的戰友，都是利用的對象——一部天翻地覆的的中國現代革命史，成了帝王、梟雄、野心家追求個人功業玩弄權謀的歷史！　　

否定革命顛覆唯物史觀，右翼精英的批判武器是唯心史觀，其中又特別熱中權謀史學這一唯心史觀市儈化、粗鄙化的形式。在他們看來，歷史不過是少數人物爭權奪利的舞臺，歷史事變和成敗得失都是權謀活動的結果。權謀史學與市儈哲學是孿生姊妹，乃是右翼精英“解放思想”迎合小市民趣味、塑造小市民頭腦的得心應手利器。　　

近些年，《厚黑學》、《謀略學》、《歷史上的智謀》、《中華權謀》、《權謀大全》之類熱銷，以帝王將相的謀權為主要敘事內容的清宮戲《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乾隆王朝》、《孝莊秘史》、《皇太子秘史》等走紅，銀幕上的反面形象如大貪官和珅，熱播后居然成為當下官場競爭的楷模，即此可見權謀史學和權謀文化聲勢與作用的一斑。　　

“打左燈，向右轉”，“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說”，陰謀權術本來是他們“轉型接軌” 偷天換日的傳世衣缽，借用他們自己的話，黑夜給了他黑色的眼睛，他就用這黑色的眼睛看待一切：自己靠陰謀吃飯，也會認為歷史是用陰謀寫成的。右派眼中筆下毛澤東的諸如“駕輕就熟地施展階級斗爭藝術”、“歷經無數驚濤駭浪而煉就的爐火純青的斗爭謀略”之類，俱是他們自己心靈的真實寫照。　　

從來就沒有純粹個人意義的歷史，個人活動舞臺的背后總是反映著一定階級階層的要求，政治和思想文化口號的背后總隱藏著經濟的要求。——歷史唯物主義第一次撥開重重迷霧，給人們正確解讀歷史提供了一把科學的鑰匙。而階級論正是唯物史觀的靈魂，右翼顛倒歷史掩蓋現實矛盾，他們最害怕最仇視的就是階級斗爭理論和階級分析方法。　　

民主革命，《炎黃春秋》也大做否定土改為劉文彩們翻案文章，但畢竟當年黨內“反對的人不多”，這里不講了。　　

 張文著重歪曲的是社會主義革命這一段。　　

毛澤東在這一段時間大搞“斗爭哲學”，都“斗”了些什么呢？　　

一曰實現“公有化”，即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二曰上層建筑革命和意識形態革命，這是為保證前者也即經濟基礎服務的。　　

這一歷史性的任務名正言順地體現在“過渡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兩個“總路線”中，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　　

寫在紙上的不能自動變成現實，要經過艱苦斗爭，千難萬阻，曲折復雜：有經濟形態的，有政治形式的，有思想文化文學藝術形式的；有黨內的，也有黨外的；有國內的，也有國外的；有右的，也有“左”的。斗爭形式眼花繚亂，但焦點都是一個：要不要社會主義？用后來的話，就是“姓社”還是“姓資”？　　

從“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和“剝削有功論”開始，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就有過分歧，一直到撒手人寰，形形色色的分歧、爭論和斗爭，從正常批評與自我批評形式到公開的路線斗爭，從未停止過。矛盾是普遍地、絕對地存在的，這并不奇怪。毛澤東生前，自有結論。毛澤東身后，將這歸結為“左”，歸結為“階級斗爭擴大化”和“路線斗爭擴大化”，歸結為毛澤東個人“個人崇拜”、“獨斷專行”，到《炎黃春秋》的這篇文章，則更“與時俱進”，“深化”歸結為帝王誅殺功臣式的鞏固統治。　　

30年“思想解放”，“撥亂反正”經歷了兩個“否定”，“指鹿為馬”“圖窮匕見”后已變成“指鹿為鹿”了，毛澤東的“路線斗爭擴大化”早已由對手給平了反。從推倒“大鍋飯”“完善社會主義”起步，從“包”到“股”到MBO“快賣賣光”，30年“補資本主義的課”，“產權改革”一步步將公有制瓦解顛覆，私有經濟的比例早已超過1956年對私改造之前，公有經濟也已事實上變成官僚買辦資本。資本主義“現代企業制度” ，已變成“先進生產力”，代表著“先進文化”……“指鹿為鹿”之際，再侈談什么毛澤東的“路線斗爭擴大化”，不是睜著眼睛瞎說，太覺霸道了嗎？　　

茅于軾有句名言：“我被實事求是地達成了資產階級右派”！張文反倒不如茅先生坦率痛快。歷史的一正一反早已雄辯地宣告，毛與他的戰友的分歧的確就是“走資”還是“走社”的分歧，他們間的斗爭不可避免，這斗爭決不是什么個人權利之爭，是路線道路之爭。你可以說我們走資本主義道路是“先進生產力”，最終證明是對了，你“走社”是極左是民粹主義烏托邦，但不能說是毛澤東為“整人”制造的“路線斗爭”。　　

毛澤東在辭世前有個著名談話，他說自己一生辦了兩件事，后一件即文革“擁護的人不多”，談到“整人”“整戰友”，自然不能避開這一話題。　　

說分歧，毛澤東是與后來劉鄧分道揚鑣了，這是事實。但毛澤東是為了“整人”嗎？要是“整人”，他在人生的最后階段為什么又重新啟用“永不翻案”的鄧并委以核心重任？建國之初毛與劉在“剝削有功”問題上是有過分歧斗爭，但當高饒欲取而代之時，不是毛一錘定音棄高保劉，能有其后順利運行20多年的劉周鄧的一線體制嗎？59年廬山會議彭自己也說他的目標是指劉而不是毛。少奇不也說是高饒事件的繼續嗎？如果真是毛澤東惟我獨尊往死里整人，那文革初毛澤東為什么會說：“廬山會議我是不滿意的，盡是他們說了算”？到底是誰要把彭德懷往死里整？促成毛澤東最終決斷的，難道不是像53年高饒事件一樣為了維護中央的一線體制、顧全大局維護黨的穩定團結嗎？如果是為了個人權威，毛澤東為什么要主動退居“二線”？后來由“二線”而“一線”不還是源于路線分歧才分道揚鑣，為了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嗎？　　

“反修防修”最終促成了毛澤東與他的戰友的決裂。這個話題多年前更是毛澤東的“極左”罪狀——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階級消滅了，世界上哪有什么“修正主義”！那是毛 “個人崇拜”頭腦發熱瞎折騰出的幻影。中蘇兩黨兄弟鬩墻，原不過“說了些過頭話”，是毛澤東搞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隊伍分裂，罪莫大焉。他將這施之于中國，整人樹威，造成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是中國歷史上的最黑暗時期。什么“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 ，黨內還能有一給“階級”？純粹奇談怪論胡說八道！　　

以上的邏輯，在20年前就像平行線公理一樣，簡直是不證自明的。　　

30年河東河西，蘇聯閧然崩塌了，超級大國土崩瓦解了，國民財富的一半“產權明晰”到六七個黨官僚寡頭手里，勞動人民陷入苦難深淵。中國“先富”狂熱之后，人們看到的是權錢結合的掠奪發財比國民黨四大家族還要容易，而90％的億萬富翁是“黨內”權貴子弟。毛澤東的“就在黨內”命題，不是以“腐敗”的形式又由他的對手給平反了嗎？　　

歷史的辯證法是無情的，最有力的。　　

“指鹿為鹿”之際，《炎黃春秋》式的對毛澤東的妖魔化，亦不過宣泄下仇恨耳。那伎倆，未免有點太不“與時俱進”了。　　

茅于軾已經可以冠冕堂皇地宣告：“我被準確地達成了資產階級右派！”——這是一語千鈞的宣告，即此一句話，即可為推倒毛澤東“整知識分子”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為他“平反”。　　

小平當年也多次強調：“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是分不開的。要看到這個全局。”“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　　

三　　

右派最恨“斗爭哲學”　　

張文以“斗爭哲學”貫串毛澤東的一生，并以之作為毛澤東與魯迅的連接點，這倒是大致不差。不過作者是以譏貶憎惡的態度來對待這一“斗爭精神”的。　　

說起“斗爭哲學”，不免想起當年“一分為二”與“合而為一”的爭論，從楊獻珍到今天的張文，這“斗爭”幾十年一以貫之。這一哲學話題的爭論本身，就說明“矛盾和差異是絕對的，普遍的”，也即“一分為二”，沒有“合而為一”。幾十年后回視，當年的許多“學術爭論”，都關聯著一定的階級，都不是“純學術”——還是毛澤東講的對！比如經濟學，從今天 “新自由” 的主流霸權與禍國殃民，人們方才看出它們與孫冶方和薛暮喬理論的淵源承傳關系。如今的國企破產、房地產暴利與“鐵三角”的形成、金融買辦的賣國、等等，不是都可以追溯到那個“撥改貸”嗎？　　

階級斗爭的表現方式多種多樣，政治的、經濟的、思想文化的、文學哲學的、等等，毛澤東慧眼卓識高屋建瓴，超前太多，許多東西都是在幾十年后經歷一反一復，人們才能領悟。“思想解放”中，一個“庸俗社會學”和“階級斗爭擴大化”，就將這些統統顛覆了。從此，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在中國實際上成了禁區。　　

“斗爭哲學”在哲學的意義上是“一分為二”的另一個表述方式，辯證唯物論認為世界的矛盾是絕對的普遍的。在人生的意義上是講共產黨人的世界觀，他要不停地改造客觀世界和改造主觀世界，特別是進行改造社會的斗爭，在階級壓迫存在的情況下自然要搞階級斗爭，只有如此，才能消滅私有化，埋葬資本主義，解放自己并最終解放全人類。　　

靠著“斗爭哲學”，我們贏得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　　

可“斗爭哲學”使他們失去了往昔的天堂，是“斗爭哲學”使他們“心有余悸”，總擺脫不掉有朝一日被清算的擔心，是“斗爭哲學”使他們結束了百年稱心如意的對中華民族的支配和掠奪，在毛澤東“小米加步槍”斗爭下，灰溜溜地“夾著尾巴逃跑了”，如果不在中國老百姓中徹底消泯“斗爭哲學” 永遠“韜光養晦”，那他們耀武揚威的日子就隨時可能再次結束。　　

毛澤東身后“告別革命”，通過持續的妖魔化，“斗爭哲學”遂成右翼買辦加給毛澤東和革命的惡謚。　　

難怪暴發戶及其代表對“斗爭哲學”恨之入骨。　　

（一）否定斗爭哲學是從思想上對革命的反攻倒算。　　

即使是“儒學”高揚的封建“仁政”時代，奴隸造反也罪在“十惡不赦”，幾千年來奴隸造反從來沒有成功過，即使已進入現代，第一次國共合作當農村“痞子運動”威脅到幾千年地主豪紳階級的生存秩序時，幾乎整個剝削階級都跟著蔣介石“清黨”，包括蔡元培這樣進步開明的人士也都十分激烈。不幸得很，中國的億萬奴隸在毛澤東領導下果真將“舊世界打它個落花流水”，成了氣候，一想到泥腿子坐了江山，他們就痛不欲生，一朝時勢允許，他們就會以十倍的瘋狂、百倍的仇恨向奴隸秋后算帳。近日凱迪“殺左族毛”的宣言和新疆烏魯木齊的瘋狂血案就是明證。這些推崇資本“普世價值”的精英本來應屬于“民主派”，為什么要瘋狂仇視土改為劉文彩和周扒皮翻案呢，明白這點也就不會困惑了。　　

“斗爭哲學”或“過激主義”乃是“革命”的同義語，它包括民主革命，更包括社會主義革命。右翼撻伐“斗爭哲學”是徹底否定革命并清算革命，其實質不過是被毛澤東所領導的人民革命推翻的和“告別革命”后新崛起的剝削階級以及被趕走的帝國主義仇視革命情緒和清算革命要求的表現。　　

這一還鄉團式的的秋后算帳，在蘇歐已經變成赤裸裸的現實。　　

（二）為了剝削壓迫制度萬年常青。　　

“馬克思主義理論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指導他們進行革命埋葬舊世界的理論，毛澤東的這個概括極為精當生動，　　

以“剿匪”兇狠而獲“蔣公”特別青目推重與“曾文正公”齊名的王陽明，他在斬盡殺絕的同時，也慨嘆“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毛澤東的“造反有理”論，就是千百萬奴隸的最為可怕的“心中賊”，必須徹底埋葬，用王守仁的這句“破心中賊”的名言來詮釋，最為貼切不過了。　　

否定“造反有理”乃是思想上的“剿共”，“破心中賊”，剝削制度才能長治久安。　　

（三）“斗爭”與“和諧”并不矛盾　　

辯證唯物論哲學的核心就是對立統一規律，多年來右翼精英顛覆馬克思主義哲學，極力將“對立”與“統一”對立起來，片面強調“統一”，并將其與“中庸”聯系起來，以妖魔化革命，妖魔化階級斗爭，為階級投降路線提供的哲學根據。　　

毛澤東提出的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總路線被妖魔化了，然而階級斗爭并沒有消滅，不同的是過去是無產階級“殺過去”，現在則是資產階級“殺過來”，而且十分激烈。30年河東河西，階級關系徹底顛倒，所謂“弱勢強勢”，反映的即使這一變化。“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早已成為右翼奚落毛澤東的口頭禪，實際上他們何嘗不是“年年、月月、天天”在大講特講，大斗特斗。不同的是，他們不敢像毛澤東一樣旗幟鮮明罷了。　　

《炎黃春秋》張先生這篇文章不就是“階級斗爭”嗎？　　

 “韜光養晦”30年，中美關系“和諧”了嗎？比起毛澤東時代，美國人不是咄咄逼人處處欺人太甚嗎？疆獨藏獨越來越囂張，過去西方政要從來不敢接見達賴，現在則成家常便飯。　　

國內的民族關系 “和諧”得如何？。　　

“和諧社會”作為一種理想自然是好事，但必須賦予正確的階級內容。上世紀20年代胡適曾提出“好政府主義”主張，魯迅說：“三民主義以至無政府主義，無論它性質的寒溫如何，所開的究竟還是藥名，如石膏，肉桂之類，——至于服后的利弊，那是另一個問題。獨有“好政府主義”這“一副藥”，他在藥方上所開的卻不是藥名，而是“好藥料”三個大字”，不錯，誰也不能說醫病應該用壞藥料，但“好藥料”就是好藥方么？

和諧社會自然好，問題是怎樣和諧與能否和諧。　　

達賴時代，農奴見農奴主彎腰吐舌恭敬讓路，是一種“和諧”；毛澤東時代，農奴主見農奴彎腰吐舌恭敬讓路，也是一種“和諧。不過，任何“和諧”都離不開“斗爭”——“和諧”也者，不過是通過斗爭，矛盾主要方面暫時取得不容挑戰的支配地位暫時維持一種平衡罷了。如今，農奴又開始彎腰吐舌給主子讓路了，這一“和諧”不是“合二為一”或貫徹“中庸之道”的結果，它是通過“斗爭”也即“撥亂反正”取得的，它不僅未曾消泯“斗爭”，而且“斗爭”還極為尖銳復雜，從生存艱難、不甘心壓迫的農奴，到達賴藏獨及其美國老板，他們都在每時每刻為“和諧”制造麻煩。從去年拉薩的5。13 到最近烏魯木齊的7。5事件，他們都是在搞“斗爭哲學”，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也。　　

四　　

權謀史學為體，陰謀史學為用　　

既然“打著紅旗反紅旗”，那么，“打左燈向右轉”“只能做不能說”“從北京到天津先說到通縣”，就是他們命中注定的基本策略，用于現實叫做政治欺騙，用于顛倒歷史，必然是陰謀史學。以前講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本特點，有個階級性和鮮明性，從《共產黨宣言》到毛澤東，都十分強調“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旗幟鮮明”，這決不是策略和權謀問題，它是由共產黨人代表未來、代表大多數的歷史地位決定的。再不可一世的人物，一旦背離人民，權術玩得再高明，其廬山真面目也不能欺人很久。所以魯迅說“搗鬼有術，也有效，然而有限”，也是毛澤東與其“心是相通”的一處吧。鬼蜮含沙射人，不僅以鬼蜮之腹度人之心，而且注定要以鬼蜮伎倆做蠱，就格調講，他們較之狂犬吠日又等而下之了。　　

毛澤東作為共產黨的領袖和偉大的政治家，他的思想理論，有他的煌煌著作言論在，半個多世紀的中外文獻歷史文獻也未藏之金匱。中國革命最困難的時候，他能夠預言“星火燎原”，敢于宣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蘇共主導整個共運世界圍剿中共，“高天滾滾寒流”，他挺身而出旗幟鮮明應戰毫不退縮。毛澤東從來頂天立地，不搞陰謀詭計。而且，他把這一條作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個條件之一。雖然在培養接班人的實踐中他有過一再失誤，但“君子可欺以其方， 難罔以非其道”，也有其可以理解之處，適見其光明磊落一切為了事業和人民。　　

毛澤東對魯迅的認識和態度自有一系列的名垂青史的評價和言論，它反映著中國共產黨人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基本立場，以及她與中國知識階層的關系，這一點，是受著歷史制約的，它豈是一個莫須有的什么“毛羅對話”所能動搖了的。對此，左右兩翼的態度迥然對立，壁壘鮮明。——它決不是什么學術問題，的的確確是一個政治問題，即使如此，不少嚴肅學者對此也做過有力的論辯，無奈它說服不了偏見。　　

再如，張文所引毛澤東整戰友的論據：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間，毛澤東震怒于劉少奇的冒犯，當著眾人對劉說：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見劉源、何家棟：《劉少奇、毛澤東和四清運動》，《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劉在毛心中的地位于此“失態”之語中真實地顯現出來。同樣，毛對羅的回答也應作如是觀。”　　

即使在通常的民事訴訟中，“與一方當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關系的證人出具的證言”也是不可輕易采信的。何況在黨和國家的重大歷史問題上，劉源作為兒子出具的與歷史文獻相背的回憶能夠作為論據嗎？毛澤東退居二線后，表面尊重，敬而遠之，糾正大躍進就力不從心，反而弄得身后一人背著“餓死三千萬”的黑鍋。人們都知道，毛澤東曾在那次中央工作會議上不得已拿著黨章和憲法要求發言——哪里是什么“動一動小指頭”的事。從建國“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到“四清”，盡管有多次分歧，毛澤東的態度是扶植，支持，觀察，以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式解決分歧矛盾，最后的分道揚鑣亦不得已耳，決非個人恩怨。在通俗化的輿論宣傳中，以鞏固權勢誅殺功臣來解釋毛澤東后期的斗爭，乃是其妖魔化毛澤東的主旋律，其實，如果出于個人地位考慮，毛澤東的至高無上的權威是無人能夠挑戰的，高饒和廬山會議的雙方對峙，最后結局都是毛澤東一錘定的音。　　

以論證方法論，下面一段文字，或斷章取義、或蓄意歪曲、或出自同類炮制，可謂陰謀史學的典范。　　

在新格局的利益分配中，當權者必須妥善安置為新政權出力、立下巨大功勛的武將文臣，使其各安其分，不得僭越。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可是據長期追隨毛、曾做過他的秘書的李銳研究，毛從馬克思那里只學到四個字：階級斗爭；對民主的理解只是“要讓人家說話”，對別人的恩賜而已；他自稱“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說明他無法律觀念。（李銳：《開放言論，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炎黃春秋》2006年第10期）另一方面又嗜權如命，公開對人講，“我是不讓權的”，直到生命終結的最后一刻都不曾放手；同時迷信自我，認為自己一貫正確，明言“我是不做自我批評的”。（郭宇寬：《胡耀邦，生前辦過〈理論動態〉》《炎黃春秋》2007年第9期）這些特點說明他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家，毋寧說是中國兩千余年皇權專制傳統的最高產兒。因此，他為鞏固新政權所采取的措施不可能跳出中國傳統吏治文化的窠臼，突破專制傳統的藩籬。　　

右翼的反毛，除了鄙俗，只有卑鄙。　　

買辦階級的前輩有個口號叫做“西學為體，中學為用”，張文妖魔化毛澤東的方式，是權謀史學為體，陰謀史學為用：用陰謀史學的手法，支撐權謀史學的結論。　　

當考茨基背叛馬克思主義時，說“無產階級專政”只不過是馬克思使用過的“一個詞”。當年要否定“批判資產階級法權”，就將“法權”譯成“權利”。近日又有人要做“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文章，據說是“無產者”該譯成“勞動者”，那樣一來億萬富翁資本老板作為“紅旗獎章”獲得者，更是名正言順了。其實，他們多數俱已入黨成為“無產階級先鋒”戰士，乃“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做這些文章不是畫蛇添足多此一舉嗎？　　

戊戌政變后康有為流亡日本也曾做過光緒“衣帶詔”的文章，其實，如果他若不吸取教訓聯合孫中山鬧革命，這“衣帶詔”的有無又何關大局呢？赫魯曉夫們在妖魔化斯大林時也曾做過“列寧遺囑”文章，當他們與時俱進到連列寧也打翻在地時，“遺囑”云云也就不攻自破。再近一些，當年有關“英名領袖”“按既定方針辦”的公案，時過境遷，其真假與否，又有何意義？　　

從張志新、遇羅錦到李紀綏、張戎夫婦，直到李銳.的“秘書身份”，以及種種充斥地攤的同類“紀實文學”，依恃霸權話語定勢，打造著小市民的思維方式，程度不同地閃耀的，大多風采如是。連王稼祥同志的夫人朱仲麗女士都有過坦率的自白，何況其他。　　

最有意思的是，網上居然出現了署名張宏良的張續山撰述的這篇文章，若干年后，如果有二三人出面“證實”張宏良確實寫過此文，那有當如何？　　

大局制約小局，末節無損根本。　　

五　　

右翼反毛棋局中的魯迅　　

魯迅，新文化的旗手，左翼知識分子的代表，毛澤東又極為推崇。“兩位旗手--一個被認為代表著正確的政治方向，一個代表著正確的文化方向”，把二者關系抹黑，就從根本處褻瀆、丑化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從而，也顛倒了五四以來知識階層革命的歷史。　　

一句話，還是“專制主義”，或者說“封建專制”、“集權專制”。張文并無任何創新，自俄國革命以來，白俄、白華、漢奸、中情局、持不同政見者、疆獨藏獨……凡是被推翻的剝削階級以及一切仇共者，俱眾口一詞也。《炎黃春秋》和張文用語更刻毒一些罷了。　　

治國從根本上是士大夫的事業，對于士大夫階層的政策，從根本上關系到新政權的安危。毛當然明白“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的道理。然而，但凡書生，思維能力就相對發達，就會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傾向，不管其從前立場如何。……在接管中國以后，精于國情的毛對于這一切洞察秋毫，了如指掌。所以對于書生一直堅持非經改造不可使用的態度。批胡適，反胡風，反右派，批右傾，“文化大革命”，最后釜底抽薪以求徹底解決，將應該接受教育的青年學生趕到鄉村山區，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其本質是文盲化和愚昧化--這一次次的思想改造運動實際目標只有一個：顯見的動機是鉗制輿論，鞏固政權；深層的動機是完成不朽的“圣人”功業。　　

歷史在彼時走向了一個延續舊傳統弊端的錯誤方向。這個錯誤從秦始皇“焚書坑儒”開其惡例，一直延續兩千余年，在一個關鍵的歷史階段本應得到徹底改造，卻未能得到改造，相反又死灰復燃。中國傳統中根深蒂固的文化毒素再次沉渣泛起，甚囂塵上，猶如一盆污水，熄滅了新文化運動先覺者們歷經艱辛才點燃起來的思想啟蒙之火，中國社會由此走向了一個錯誤的方向，完全背離了近代世界歷史發展的潮流。　　

這段話概括一下意思就是：治國是士大夫的事業，書生思維能力發達，能獨立思考，所以共產黨接管政權后，要對他們進行“改造”。從批判胡適一直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都是為了“文盲化和愚昧化”。　　

這是批判毛澤東個人嗎？張文在反毛的同時又將毛澤東的戰友、包括長期處于“一線”的劉、鄧、周置于何地？——所以，張文所要顛覆的，乃是中國以及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一言以蔽之，無產階級專政或者說社會主義，就是“封建專制主義”的同義語！　　

鴉片戰爭和五四運動以來，知識階層不斷分化，總的傾向是不斷向左，最終走向與工農群眾結合，匯入了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解放事業洪流。毛澤東身后，知識階層紛紛“告別革命”不斷向右，依附權貴財富“新皮”——他們“正名”為“工人階級一部分”之日，也正是他們羞與“灌絳為伍”、告別“弱勢”依附“強勢”、標榜“白領金領”顯擺貴族身份和“藍色血統”名副其實成為“資產階級一部分”之時。　　

令人鄙夷和感到好笑的是，他們又偏偏挨打著“人格尊嚴”“自由思想”“獨立思想”的旗號以招搖過市，愚弄眾生。當黃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劉文彩們卷土重來的時候，當他們爭相標榜以“去政治化”為榮的同時而又冠冕堂皇地標榜“傍大款”、“傍美國大款”、“給美國當孫子”、“做一夜美國人”的時候，他們對“封建專制”的沒完沒了的聲討，無需左翼辯難，自然也就慢慢“圖窮匕見”了。　　

跪拜作為封建時代的奴性標志的禮儀形式，辛亥之后就已經被社會唾棄，建國后更是被徹底送進歷史博物館。“撥亂反正”以來，它在“反封建”的喧囂聲中他居然死灰復燃，先是充斥于影視，其后慢慢在演藝界“落實政策”，其后，居然又在 “大師”“二師”們的公眾活動中粉墨登場，并為央視面向世界張揚。這是他們“反封建”的不斷深化的一枚碩果。季羨林是胡適取代魯迅時代的一位旗幟和大師，自當舉足為法垂范后世，近日“駕鶴西去”，跪拜自由問題舉國矚目。毛澤東時代，頂級精英有過“三錢”，能夠放下架子為“專制”服務；30年后，跪拜轟動出了“二錢”，他們以這一古老的丑陋形式去“實現自己”。毛澤東講“突出政治”，交往禮儀不在強行“改造”之列，跪拜禮儀深深封閉對于大師二師們“被遺忘的角落”，一旦時來運轉自然“自由”釋放——但這一行為規范的形式背后，難道不折射著人際關系的深刻社會內容嗎？　　

是悲劇崇高，還是鬧劇喧囂？《炎黃春秋》的霸權話語定于一尊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張文非左是右立場毫不含糊。他極力貶損郭沫若和許廣平，推崇沈從文和陳寅恪。譏郭為“嗅覺靈敏的政治家，貶抑與吹捧之間做得不露聲色”，許則屈于炎勢而茍且取容，馮友蘭則“卑躬屈膝”， 用語刻薄。這一話題說起來太長，這里僅就郭沫若的問題多說幾句。　　

郭沫若是現代革命中左翼的又一旗手，抗戰時期周恩來曾經以為郭做50大壽的形式以張揚左翼文化。郭沫若一生急流勇進，在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斗爭洪流中，他不屈不撓一往直前，從個性解放起步到直接投入大革命運動，“4。12”之后參加南昌起義，因此被蔣通緝流亡海外十年，直到“七。七”后才得回國協助周恩來以三廳為陣地組織領導文化界救亡運動。　　

郭沫若雖然與魯迅一樣先后皈依馬克思主義成為共產主義戰士，但因環境因素二人與共產黨組織的關系卻有很大差別。魯迅一直是“黨外布爾什維克”，他堅信共產主義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在共同戰斗中接觸的卻是周揚他們，這使他又保持著必要的冷靜和清醒。“兩個口號”之爭使毛澤東對他另眼相看，大概也是兩心“相通”的又一個方面吧。而郭沫若則不同，他在南昌起義時就加入了共產黨并接受周恩來的領導，抗戰回國后更是在周的領導下自覺配合共產黨進行戰斗。他接觸的無論周還是毛，都是共產黨人的最杰出的代表，因此，郭沫若就自覺地成為黨領導下的共產主義戰士，在戰斗中他比一般的左翼作家他更多了一個組織大局觀念。這不是盲從，這是以對革命過程復雜性的充分理解與對以毛澤東為代表中國共產黨的充分相信為基礎的。　　

這方面魯迅也多次強調：　　

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穢和血，決不是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現實的事，需要各種卑賤的，麻煩的工作，決不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當然有破壞，然而更需要建設，破壞是痛快的，但建設卻是麻煩的事。所以對于革命抱著浪漫諦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進行，便容易失望。聽說俄國的詩人葉遂寧，當初也非常歡迎十月革命，當時他叫道，“萬歲，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說“我是一個布爾塞維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實際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終于失望，頹廢。　　　　

郭沫若是人格偉岸的節操之士，決不是畏首畏尾的軟骨文人。當蔡元培積極參與謀劃“清黨”之際，他就曾冒著殺頭危險公開發表文章痛斥蔣介石之背叛革命。當沈從文還對文化界聯合抗日冷言冷語之際，郭沫若則作為左翼旗手協助周恩來組織領導著進步文化界統戰救亡為之嘔心瀝血。八年抗戰，在與蔣介石的周旋中，他鐵骨錚錚，不愧“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高風亮節決非沈等可以相提并論。許多事情以他的人格意識講他本來是不能接受的，他曾幾次提出辭呈，但為了大局他又都接受周公的批評而委曲求全。無論理解或暫時不夠理解，他都能夠按照共產黨的部署行動。——文革中郭的一些言行只有作如是觀，才算較為實事求是，我們不能懷著政治偏見厚誣先賢。　　

“燒書”云云成為右翼詬病輕薄郭氏的話柄，不知袞袞諸公想過沒有：巴金老人在改革開放之后不是也曾有過極為相似的言論嗎？——　　

“說心里話，我不愿意現在出版這樣一本書，過去我說空話太多，后來又說了很多假話，……這是痛苦的事。”　　　　　　

“近年常說我寫《隨想錄》是償還欠債，……從前當慣了聽差，一切由老爺差遣，用不著自己動腦筋，倒好辦事。現在發覺自己還有一個腦子，這腦子又不安分，一定要東想西想，因此許多忘記了的事情又一件一件地給找了回來，堆在一處，這里剛剛還清一筆，那里又記上一個數目。有時覺得債越還越多，包袱越背越重，自己實在支持不下去。由于這種想法，我幾次下了決心：除了《隨想錄》外，我寫過的其他文章一概停印。這樣賴掉那些陳年舊債，單單用《隨想錄》償還新債大債，我也許可以比較輕松地走完我的生活的道理。這個想法不知道你是否理解。”　　　　

“為了保全自己，我只好不說真話，我只好多說假話。昧著良心說謊，對我來說，已經不是可悲、可恥的事了。”“今天看來，我寫法斯特的‘悲劇’，其實是在批判我自己。我的‘悲劇’是別人把我當作工具，我也甘心做工具。”　　　　　　

兩位文學巨匠，面對時代的急遽變化都表示對于舊作的否定，似乎都是“與時俱進”，但這“時”與“進”卻大相徑庭。一個是在革命激進自己不能很好理解勉為其難地表態勉力緊跟，他跟的是人民、革命、毛澤東和共產黨。一個是在“社會主義歷史終結”“告別革命”喧囂時髦之際，急于表示痛心懺悔，以劃清界限依附“新皮”。他自愧過去的“聽差”身份，宣告告別“老爺”，他要告別的“老爺”，與郭沫若所勉力緊跟的是同一對象。——兩位巨匠 “告別過去”看似相同， 其實則天壤云泥，大是大非，判若水火。在右翼的定勢話語里，對巴，是禮贊備至，而郭，一直是奚落對象。立場不同，愛憎迥異！魯迅說過，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有時比人與猿之間差別還要大，夫子之言，良有已矣。　　

引張氏一段點題文字作為本文的結束：　　

“這在根本上涉及到政治制度的設計，也是中國社會由傳統舊制度向現代新制度轉變中不可回避的根本性的難題。解決了這個難題，就意味著我們完成了中國現代性改造中的大問題之一——-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改造。這就是“假若魯迅還活著”這個似乎有違“歷史不能假設”舊例的“假設”所顯示的重大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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