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這是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深刻反思歷史經驗提出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新命題。新一代領導集體根據新時期的實踐特點和馬克思主義活靈魂，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戰略的又一個歷史性轉變。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奮斗目標，體現了中央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總體布局設計的新思路。即將召開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更將和諧社會作為研討的主題。

可以認為，“始于毛成于鄧”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已經被推進到一個嶄新的階段。一個主體（以人為本），三個標準（全面、協調、可持續），構成了邏輯嚴密，博大精深的新理論體系。五個統籌（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經濟自然、國內發展對外開放）為綱的新改革戰略，也已經初步形成。

一、              新改革戰略是社會主義在新形勢下自我完善的動力

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反映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基本特征判斷的重要理論范疇。但是，要實現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每個人自由和諧發展的理想社會，需要一定的歷史條件和若干代人的不懈努力。我們正在建設的現實社會主義只是向理想的和諧社會過渡的一個特定階段，踞理想的和諧社會仍然有很大的差距，所以鄧小平提出的“不夠格的社會主義”這一概念中凝聚著很深的理論內涵。任何一個社會制度，都會有一個適應生產力發展而不斷完善的過程。恩格斯指出：“我認為，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1]

辯證法蔑視一切權威。任何政策、制度和觀念在它已經不適應新的情況時，就應被調整、改革。然而新的也不一定就是正確的，在實踐中發現偏差時就應該被及時糾正。社會總是在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中進步。任何將既有政策、制度和觀念凝固化、神圣化的做法都是要受到辯證法懲罰的。在革命時期，要求革命黨人要“不斷革命”，不要滿足于蠅頭小利而忘記根本大計；在改革年代，更需要執政黨“不斷改革”，不能因為某些過去的改革措施曾經給一部分人或者大部分人帶來過好處，就沉醉在早已過時的矛盾主題中，喪失對現實變化的敏銳洞察力。我們既是不斷革命論者，又是革命發展階段論者，要用馬克思主義的改革轉變論來指導我們的實踐。

誠然，“在整個改革過程當中，出現任何爭論與批評都不足為奇”， [2]但如果以此為托詞，對群眾意見充耳不聞，拒絕認真總結經驗、反思教訓，就不能被稱為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我們可以回溯改革史：自建國至三中全會的近三十年間，取得了巨大的建設成就，基本完成了工業化的任務，但決不能以“形勢大好”為據，指責改革的呼聲是沒經歷過舊社會的年輕一代不知稼穡艱難的空談；同樣，今天也不能以改革的巨大成就作為擋箭牌，把不同意自己觀點的人都說成是“在改革后得到利益的，對改革不了解”，或是“對于計劃經濟弊病一無所知”的“年輕人”。更不應該一聽見別人反思改革，就憶苦思甜，利用大家對記憶中“每月三兩油半斤肉”的“貧窮的公正”的反感，來否定進一步重視社會公平的意見。

新改革戰略的制訂依據不應該是這種或那種舶來的理論或移橘變枳的狂想，而只能是客觀情況變化的動態。建國以后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改革戰略的調整,改革本身并不是哪個年齡段的專利。第一次改革是在八大后開始的。針對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和官僚主義弊端，改革重點在人與人關系和中央與地方關系上。由于對客觀形勢誤判和急于超越階段，最終導致文化大革命的失敗。計劃體制的改革，總是在行政體制內部打轉，結果一收就死，一放就亂。1958年和1970年兩次下放計劃權力，都無功而返。第二次改革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開始的。由于改革前平均主義嚴重，一大二公盛行。改革重心就在于激發創造財富的積極性，以“三個有利于”作為價值判斷的最高標準。改革的中心就在于激發創造財富的積極性，以是否有利于經濟增長作為價值判斷的最重要的標準。近三十年來，事實上實行的是一條非均衡發展戰略。國家在推進發展任務時，在一定時期內，突出某一個方面的發展，實行非均衡的改革戰略是合理的；但另一方面，擴大和加劇了五大不平衡，嚴重制約了構建和諧社會的進程。

一是農村和城市發展不平衡。國家對農民取之過多，予之過少。城市偏向的財政分配政策加劇了農民貧困化，傳統的經營方式和鄉村治理結構越來越不適應市場競爭要求，與20世紀80年代相比，農村改革的政策邊際收益明顯遞減，農村面臨“市場失靈+政府失靈”的困境。農民與地方政府、地產資本關系，農民工與城市各階層關系，都有待進一步改善，這已經成為威脅社會和諧的頭號問題。

二是區域發展不平衡。滬、蘇、浙、粵的GDP為全國的40%。在一些地區早已先富起來時，卻未顯現對欠發達地區的擴散效應，相反成為“飛地”。 欠發達地區的發展緩慢，往往給民族分裂主義和邪教黑惡勢力提供溫床。

三是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不平衡。經濟發展的地域差異、部門差別的“公平”惡化早就制約“效率”提高。一些產業和地方將國企產權改革錯誤地執行為國企從一切競爭領域退出，甚至貿然推行管理層收購，搞隱蔽的化公為私。失業、收入下降和社會保障降低的瓶頸，抑制了消費增長和平均利潤率提高，加劇了房地產重復建設的投機。暴富階層投機房地產行業，使投機不穩定性造成經濟大起大落，宏觀調控左右為難，更凸顯了與能源相關的一系列深層次矛盾。由此形成的巨額銀行不良資產和社保缺口，成為中期內的金融隱患。公民健康、廉政民主和科技自主創新等眾多領域建設的滯后都與經濟的高速增長不協調。

四是經濟發展與自然發展不平衡。當前的環境污染已經遠超過自然的自凈能力。由于某些地方政府的輕視和市場失靈，生態成本大大高于實際的必要犧牲和未來經濟償還能力。由于經濟發展導致耗能增加，能源安全體系越來越脆弱。

五是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不平衡。2005年，我國外貿依存度已經超過70%，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GDP。理論上存在的FDI的技術擴散效應卻在實際的國際競爭中難以顯現。過分強調“市場換技術”和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加大了國內各部門、地區和階層間的不平等。如果考慮到霸權主義單極世界野心和分裂分子鋌而走險的可能性，那么就應該承認盲目地追求外向型經濟而不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有可能降低抗御國際政治經濟風險的能力，從而嚴重損害國家安全。國家安全是社會穩定和諧的保障，是國家的核心利益。

從全球視角來看，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以跨國金融投機資本為核心，新自由主義當牧師、新炮艦主義當劊子手的全球帝國主義階段。社會生產力越來越不能容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它的束縛。歷史需要我們應對挑戰。

正是這五大不平衡，近年在SARS流行、民工荒和郎顧之爭等一系列新聞事件中凸顯出來。2005年8月顧雛軍被捕，同時某部門公開了反思醫療產業化改革的報告，引起了全社會對“主流經濟學家”的批評浪潮。中國社科院前副院長、著名經濟學家劉國光更從馬克思主義與西方經濟學本質區別的角度對改革指導思想進行了反思，還提出，馬克思主義教育在今天有被排擠被邊緣化的危險。

智者見一葉而知天下之秋。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審時度勢，作出了一系列高瞻遠矚的政策轉變。黨中央的高瞻遠矚不僅體現在具體事件的處理決策中，更體現在十六大以來，為構建和諧社會而制訂的新改革戰略體系。這是我國改革的第三階段。改革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不改革不行，改革開放不堅持正確方向也不行，堅持了正確方向而不時刻觀察應對時代變化也不行。黨中央的新改革戰略與時俱進又穩健成熟，勇于創新又信念堅定，理所當然得到了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衷心歡迎和擁護。

二、              改革主體與價值理念的再認識是新改革戰略的本質

“主體”一詞，既是實踐論的范疇，又是價值論的范疇。改革主體只能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有資格決定改革方案和享受改革成果。

中國歷史上的王安石變法、戊戌變法視百姓為群氓，甚至生事擾民。只在少數封建官僚和知識分子中尋找知音，最后落得事敗權失。蘇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在過程中排除廣大人民群眾參與討論監督，將人民的疾苦美化為必要的“陣痛”，最終走向了全盤失敗。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深刻洞察了中外改革的歷史經驗，反復強調“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以人為本，正是這一思想的哲學表述。“人”就是社會成員。“以人為本”就是以全體社會成員為本，以打破代際和代內界限的人民根本利益為本。“以人為本”就是要以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社會主義勞動者、建設者為本，也就是“以民為本”。

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應該體現在改革收益屬于絕大多數人共享。如果是一小部分人壟斷改革方案的制訂決策權，大部分人聽天由命，如果是一小部分人為自己“切更多蛋糕”獨享改革收益，大部分人擔負改革成本“只做不吃蛋糕”，那么改革可能最終失去人民群眾的支持。

鄧小平曾在很多不同場合強調，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富了一小部分人，但兩極分化嚴重，貪污腐敗盛行，社會風氣敗壞，即使發展起來也沒什么意義。在1990年12月24日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中更是高瞻遠矚地論述道：“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3]可見他是把兩極分化問題看成制約其他矛盾的基本矛盾來考慮的，他是把改革收益共享，做為關系改革開放、和諧穩定全局的問題來考慮的。他也科學地預見到了兩極分化可能引起的不均衡后果。

要保證收益共享，必須按人民的意愿來設計改革路徑，讓民做主而不是為民做主。社會主義民主的階級性體現在人民不僅“點廚子”，更要“點菜”。社會主義時代不需要那些以“輔佐”明君為能事的從龍之臣。應該歡迎群眾監督，支持公眾參與的政策辯論、政策聽證。生活水平和社會地位相對下降或者絕對下降的人群，不滿意導致他們利益受損、引發貧富差距過分擴大的具體政策，希望得到克服改進，他們并不是反對改革本身。這些人群包括弱勢貧困群體，多是我們工農基本群眾，是共產黨建黨立黨的社會基礎。如果把他們同“既得利益集團”劃到“結成反市場改革的聯盟”中去，實在是一種不負責任的信口開河，客觀上收到了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效果。只有代表勞動者根本利益，反映群眾真實訴求，才有資格成為改革的領頭羊。

鄧小平指出：“我相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廣大人民群眾擁護的事情，不論前進的道路上還有多少困難，一定會得到成功。”改革成功的關鍵是取得群眾擁護。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以改革派自居的人僅僅滿足于把鄧小平理論掛在口頭上，遇到實際問題卻往往背離小平理論的人民性。有人甚至毫不負責任地放言，基尼系數“超過警戒線云云，純屬危言聳聽，喊了幾年，不仍平安無事嗎？”[4]一方面對群眾的疾苦漠不關心，把所有反思改革的聲音都一棍子打成是“偽問題”，另一方面卻大呼小叫，要形成什么“改革共識”，豈非緣木求魚？

和諧社會應該是一個有別于資本主義金錢世界，揚棄勞動異化的新社會形態。它需要執政黨進行發展觀的價值理念變革。在生產可能性邊界上有無數種生產要素組合方式。經濟學本身只研究生產方式和各種選擇的后果預測，但不研究應選擇什么價值判斷的問題。價值觀是經濟學的外生變量。所以西方經濟學盡管多多少少有些科學成分，但它不是神學。西方經濟學為國際壟斷資本服務的特性，決定了不能支持一個民族的信仰，更不能回答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遇到政策疑難，只咨詢經濟學家，尤其是以西方經濟學為指導的經濟學家的意見，是極為偏頗的。

究竟什么樣的發展觀才符合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呢？這就是全面、和諧、可持續的發展觀。這個發展觀是由以人為本的價值主體決定的。溫家寶指出，堅持以人為本，“具體的說，就是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就是要尊重和保護人權，包括公民的政治、經濟、文化權利；就是要不斷提高人們的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健康素質；就是要創造人們平等發展、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社會環境。”也就是說，要在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基礎上推進人的全面發展。所謂人的全面發展，馬克思認為，就是“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質。”人有物質生活的需要，更有精神生活的需要。人有生存的需要，更有享受和發展的需要。人的需要的多面性、多層次性、延續性，要求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和可持續性。因此科學發展觀就應該以人為本，而不是以錢為本，或者以權為本。

應該看到，五大不平衡的問題，是老改革遇到的新問題。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后果極其嚴重，可能異化為“以物為本”、“以人民幣為本”的新自由主義發展觀。新自由主義發展觀的本質是將物化的GDP的增長等同于人類的進步，是將資本擴大再生產等同于社會發展。所以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一方面與鄧小平理論一脈相承，另一方面又是在新形勢下有針對性的新論斷、新視野。怎么能夠對研究、探討、宣傳科學發展觀的同志橫加指責，甚至聳人聽聞地說他們“把科學發展觀歪曲成‘新發展觀’”，“實際上就是批判鄧小平發展觀” [5]呢？到底是他自己不能理解新一代黨中央的理論創新的意義，還是蓄意想打壓理論工作者對科學發展觀的宣傳熱情呢？

三、              用科學理論指導的新改革戰略構建和諧社會

1894年卡帕內請求恩格斯為《新紀元》找一段題詞，用最簡潔的語言最準確地表達未來的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以區別于但丁曾說的“一些人統治，另一些人受苦難”的舊紀元。對此，恩格斯作了如下回答，除了從《共產黨宣言》中摘出下列一段話外，他覺得再也找不到更合適的了：“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6]在階級社會里，始終存在著個體與類的斗爭，“個體”為“類”的進步而不斷付出犧牲，成果卻往往為社會強勢集團所攫取。在新的社會中，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和其他人的自由發展不是相互排斥的關系，而是一種互為條件的關系，也就是說，個體與個體、個人與集體、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關系，是社會主義本質的體現。

我們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科學社會主義，而不是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人民資本主義之類的空想。理所應當由馬克思主義指導改革開放。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通過多年改革發展實踐，并借鑒世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的經驗教訓，而最終成為改革共識的。這個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確的。但是毋庸諱言，近年來，改革進程受到了新自由主義的強大干擾。在經濟學、政治學和法學的一些教學科研部門，馬克思主義地位被蓄意排擠，新自由主義的影響正在擴散。理論界的傾向也影響到了某些決策部門，具體表現就是對違反中央精神的“國有企業全面退出論”念念不忘，或是把產業化市場化當成解決一切問題尤其是公共部門問題的靈丹妙藥。

原蘇聯的沙塔林五百天計劃，給國民經濟造成史無前例的大破壞，正說明了改革不能聽信有國際壟斷資本背景的“智囊”一面之辭。最近兩年，自封“國際大師”的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跑到國內各種講壇，忘乎所以地攻擊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理所當然引起了中央的高度警覺和理論界廣泛而深刻的批判。怎么能說改革的主要干擾竟然是“借所謂的批判新自由主義來否定改革”，甚至令人費解地說批評新自由主義“會有災難性后果” [7]呢？相反正是當年俄羅斯與拉美國家信奉新自由主義，才遭遇了災難性后果。站在國際壟斷資本的立場，揮舞“改革”大棒，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用心又何其毒也！

馬克思主義是一門博大精深的科學。要用馬克思主義來指導，就必須有對待科學的嚴謹態度。有人為了強詞奪理把批評新自由主義說成是“文不對題的偽問題”，甚至信口開河說“‘新自由主義’在西方也只是非主流學派。美國里根時期主流是‘供應經濟學’和‘貨幣經濟學’，……，德國和北歐搞的是‘社會市場經濟’。” [8]如果這位大學問家愿意翻一翻任何一個版本的經濟思想史本科教材，他就會明白：供給學派和貨幣經濟學都是新自由主義的重要門派，而德國所謂“社會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更是以新自由主義的名門正宗弗賴堡學派為理論基礎。連基本常識都不懂，就不準人家說話，誣蔑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上騙領導，下欺群眾”，學風之浮躁，到了駭人聽聞的程度。為了避免領導干部和廣大人民群眾被某些披著“改革”畫皮的一面之辭蒙蔽，必須廣開言路，讓正反兩方面爭鳴、交鋒，在比較、鑒別中找出最佳改革路徑。鄧小平指出：“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稱，叫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的‘改革’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我們要完整準確地理解鄧小平的思想觀點，把“還要繼續爭論”這個重要指示貫徹到底。

由此可見，在今天，拋棄空談，正視現實，重新認真讀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用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來指導改革開放，是理論工作者與領導干部刻不容緩的任務。

四、“五個統籌”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改革戰略

要實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一美好的遠景，靠蕭規曹隨，延續舊改革戰略不行，靠照搬照套任何外國模式更不行，只能靠深入了解新情況、新問題，汲取古今中外改革的經驗教訓，在實踐中形成新改革戰略。

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經過深思熟慮提出的“五個統籌”，是解決當前五大不平衡問題的新改革戰略。“五個統籌”即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發展、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

人與自然和諧是未來社會價值體系的核心概念。生態平衡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根本條件。人類與自然的矛盾要靠馬克思主義的人道整體主義思路來解決，在揚棄環境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的過程中實現和諧。

人類社會存在的根據是勞動，即通過人類的主體性活動實現自然的物質變換。物與物的關系后面從來都是人與人的關系。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是社會和諧的前提。體現人與自然和諧的生態正義與體現人與人和諧的分配正義，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緊密相連。在未來30年中，人口、就業和老齡化三大高峰同時來臨，如果我們仍然維持高耗能的增長方式，收益者與成本承擔者之間的矛盾將空前激化。環境問題本質是城鄉、區域、階層與國際不平等導致收益者不承擔破壞成本。從環保這一共生共贏領域著手切入，打出新改革戰略的第一張牌，可以在最大程度上爭取國際國內對外戰略轉變的理解、支持。以馬克思主義生態倫理為指導掀起“環保風暴”，更可以在深層次上樹立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心，改善社會主義形象。

近年來，人與自然關系惡化的突出表現在于城鄉、區域兩大不公平上。城市水質、空氣和衛生的改善，往往是通過生態鏈的廢棄端向農村的轉移來實現的。由此可見，要統籌經濟發展和自然發展的不平衡必須從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入手。城鄉發展和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是由多年的市場導向加劇的。要協調東中西部發展和城鄉發展，應該先反思多年來指導我們行為的市場觀。市場經濟是短期利益取向的經濟，單個經濟主體難以承擔也不應該承擔過多的社會責任，但如果政府行為也在“小政府、大市場”的新自由主義教條的口號下推行單純為資本服務、為創收服務的調控，則將出現市場和政府的“雙失靈”。
    與統籌城鄉發展和區域發展相關的重大舉措有大西線調水和國土整治工程、以工代賑和低息貸款等等，都是辯證結合市場與計劃的產物。為了減少推進中的阻力，可以在社會上營造有利于“大政府好市場”這一新理念傳播的輿論環境。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導致鄉村從屬與城市、東方從屬于西方。要統籌城鄉發展和區域發展，必須保持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設想，未來社會將在打碎舊的國家機器、消滅私有制的基礎上，消除階級之間、城鄉之間。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對立和差別，極大地調動全體勞動者的積極性，使社會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人民精神境界極大提高，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實現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在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都形成和諧的關系。可見，馬克思、恩格斯是把構建和諧社會同建立共產主義制度聯系在一起的，他們認為，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消滅壓迫和剝削，是構建和諧社會、形成和諧關系的前提。
     對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來說，關鍵核心問題是國有企業的發展和壯大。強大的國有企業是中國應付各種危機的“資本”，而且是私有企業高利潤率的保證。國有企業改革，應該采取包括剝離政策性負擔、建立公有財產代管人制度、政企分開和培育公有制企業文化等在內的一攬子藥方進行治理，在確實適合民營化的企業，應優先考慮職工持股。尤其要杜絕不分青紅皂白盲目推進管理層收購的現象。盡管中央已經叫停MBO，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反復，與私有化風潮的斗爭正未有窮期。
    對國有企業改革進行探索的過程，其實是一個極好的政治改革契機。國有企業改革必須在法治化的軌道上，尊重群眾首創精神的基礎上進行。完善社會主義政治民主制度的工作應先從廣大群眾“直接點菜”入手，體現無產階級民主的真實性。在維護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過程中實驗完善人民民主，進而達到統籌經濟社會和諧發展的目的。在國內和諧發展的前提下，我們就更有信心團結全國人民應對國際風云的變幻。
    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實質問題就是在對國際資源和市場的需求加大的前提下，實現和平崛起。我們承認，多年來中國在現在的世界體系中得到了極大實惠，但這并非任何帝國主義國家的恩賜，而是中國所提供的廉價優質勞動力給全球壟斷資本得到了更大的好處。這樣的一個雙贏局面能夠維持下去固然很好，但另一方面要考慮到，中國勞動力由于越來越充盈而邊際效用遞減，接近“劉易斯拐點”，廉價勞動力的價格到達谷底；而世界提供給中國的資源和市場邊際成本越來越高。要提防某些勢力妄圖將中國踢出這個讓中國得到了很大利益的國際秩序。因此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有所作為，敢于在恰當時候使用力量，迫使敵對勢力不得不尊重中國核心利益，是中國能夠和平崛起的必要保障。
    在世界經濟史上，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本身就是國家在不同發展階段所采取的政策，并無優劣之分。應該破除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一方面要融入世界體系，在匯率、入世等具體問題上當讓則讓，但讓步是為了在更重大問題上有所為；另一方面要特別重視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在核心技術、金融監管等領域要樹立全局、戰略意識，以國家安全為最高判斷標準。今后的一段時期，很可能是國際政治、經濟上的多事之秋，未雨綢繆、積極準備則可能將風險化為在復雜局面中建構和諧社會的機遇。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是我們觀察世界的望遠鏡和顯微鏡，我們欣喜地看到，在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執政以來，國人普遍感覺到一股清新的發展改革之風撲面而來，人們對美好的前景充滿信心。只要我們堅定信仰，勇于做改革的領頭羊，中華民族的全面復興是不可阻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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