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高興：關于民主

別說普不普適，說需不需要

2008年先鬧火炬，再鬧地震。自由派先是“天譴”，在群眾那兒碰了一鼻子灰，趕緊改口說“普適”。有挺的，有批的，還挺熱鬧的。自由派是玩概念游戲，說你們看啊，汶川大地震咱們中國人表現得好不好？好吧。為啥好？因為尊重了生命，落實了普適價值。普適價值從哪兒來知道不？從西邊。——馬列主義英特納雄耐爾也從西邊來的沒錯吧！西邊好東西多啦，民主也是好東西，咱再來它一個要不要?其實自由派你就直接說我們想要民主不就完了么，兜那圈子干嘛？——沒華盛頓杰佛遜中國人還不會做好人好事了？！自由落體運動公式確確實實普適，但國會山它還真沒那么普適。沒那么普世只要你覺得應該值得也不妨引進、推廣，牛仔褲不也從無到有，差不多一人一條了么。反對的那方又是老套子：馬克思一八三幾年怎么說的，四幾年怎么說的，五幾年怎么說的。更年期似的拿出“階級性”來碎嘴嘮叨——中國都“階級”成這樣了，他們的“階級”理論卻一直在犄角旮旯閑著，這回阻擊民主總算派上用場了，夠無趣的。我們對民主既沒必要紅著眼圈迷信它，也沒必要閉著眼睛否認它，而應該存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持一種為中華民族整體利益著想的立場。不妨從功用、能力和價值三個角度來說說民主。
 

民主功用

先說功用吧。“民主”當然就是人民做主，老百姓當家。當家做主有開心的一面，但也有麻煩的一面。飯菜別人做好了端上來，不比你自己系圍裙下廚房省事么？如果有堯舜禹這樣的大師傅為中國掌勺，色香味俱全，人民又何必把自己弄得油漬麻花的呢？有朋友認為1949年以來實行的正是堯舜禹的“禪讓”制度。這話也對也不對。禪讓的意思就是傳賢不傳子。毛主席從能力、公心上說算是現代堯舜禹了，這是近代驚濤駭浪篩選出來的。他選接班人也的確沒選兒子侄子，而是考慮過劉、林、鄧、華。這四位無論賢與不賢，反正毛主席那么大智慧也拿不準。禪讓制真能發揮“傳賢”的功能，老百姓的確沒必要多此一舉，排隊去履行什么“神圣的權利”。其實只要你能保證統治者都是最好樣的，別說禪讓了，就是像梅蘭芳傳梅葆玖也無妨——選賢、傳賢、生賢反正都是賢唄。問題就在于你保證不了。民主就一定能保證么？其實也保證不了，你看民主國家的人民選領導跟自由戀愛似的，結了離，離了結，扒拉來扒拉去，效果未必比父母指定的媳婦強多少——希特勒當年也是選上去的。但有一條民主可以絕對保證：是好是歹都是人民自己選出來的，出了事賴不著別人。還有一條可以相對保證：既然是人民自己選出來的，討好人民、給人民辦事的動力一般會大于不由人民選出來的。當然了，像耶穌、佛陀那類悲天憫人的情懷另有出處、人民打他他也要給人民辦事的，可能會因此機會少些。社會現狀與民主功用之間的關系，也許要比我們想象的復雜不少。人類社會各種變量亂作一團，政治經濟運行的情況是無數社會歷史因素錯綜糾纏、復雜互動的結果，塞翁失馬、淮橘過江，同樣的東西，換個時候挪個地方就完全不那么回事了。因此各種民主理論和反民主理論都要在人類社會的變局面前盡可能謙虛一點。

民主由于其開放的參與空間尤其是輿論空間，會呈現動蕩不安的特點。這可能是優點，也可能是缺點，要看擺在什么環境里面。在中國近代危機火燒眉毛的時候，七嘴八舌肯定是較差的選擇。即便是到了上個世紀的70年代末，它也不是多好的選擇，因為經文革十年折騰，人心思定——現在有人埋怨當時憲法取消了“四大”，可老百姓當時真的無所謂，我們不妨平下心回憶一下。但今天30年過去了，距離80年代末的風波也已經20年了，國家承平日久，您還是年年歲歲“穩定壓倒一切”，還用過多的限令三步一崗五步一哨來一味抑制民主的監督功能，這就不對了。民主社會一般小震不斷，大震不見，泄洪道天天細水長流。而我們的特點是平時捂著蓋著，因為體積大，容易將就，東邊不行靠西邊，南邊缺點兒北邊補，但結果矛盾會越積越多。大家伙比潛水員還能憋氣，一憋就是好多年，到了實在憋不住的時候就是土崩魚爛。我們不妨回頭看看：前30年的問題和情緒一直捂到1976年，1976年這一反彈把中國彈哪兒去了？30年還沒彈完啊！后30年當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樣問題也夠個兒的，矛盾和不滿也積累了不少。幸虧這些年由于互聯網，有了真正來自民間的監督和表達。要說民主，這也是民主。民主的功能就是社會自我反思、自我糾正的機制。民間參政議政，沒有這個互聯網根本無法想象。要沒有這樣的參政議政幫著行洪，憋成潰壩不是不可能的。

日常的國內壓力

今天因為缺少當年的危機，一個個都是得過且過混日子，混完這屆就算齊活，完全沒有居安思危、未雨綢繆的精氣神兒。看歷史，“蓋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真是普遍規律。打天下時九死一生啥毛病都沒有，有了也趕緊改；得了天下無憂無慮啥毛病都來了。你看從八旗到太平軍到湘軍到淮軍到北洋新軍到國民革命軍到八路軍解放軍，生生死死的多快呀。中國革命80多年了，當年的共產黨人真是豪杰啊。熊蕾她爸熊向暉埋伏在胡宗南身邊當間諜，不是沒人看出來，有人看出來了，說這小子這么廉潔清正有作為，太像共產黨了，趕緊抓起來吧！——就沖著一條，你說這共產黨能不得天下么？當年秋收起義一路丟盔卸甲，三灣改編完了，一二百人由毛委員一瘸一拐領著奔了井岡山，靠著這股精氣神兒也就20年工夫就拿下了全中國。你再看今天這一個個跑官買官賣官，腐朽成那樣，如果沒有一套振奮他們的辦法，是會快馬加鞭老朽下去的。咱不說遠的，就說2008年初的冰雪災害，反應遲鈍；“3·14”關鍵的頭兩天都不會動了；火炬若不是國內外“四月青年”起來勤王，變壞事為好事，真不知怎么收場呢。接著就是后面的潰壩、瞞報、毒牛奶、毒雞蛋。大家會問，“官”不就是“管”么，今天吃的哪樣沒毒？毒了我們這么多年，你們都管什么去了？還讓廣大消費者“提高鑒別能力”，我們家里有化驗室么？這樣僵化的體制應付中小型危機還湊合，碰到大型危機就令人擔憂了。所以這個體制必須要改造，張五常說它是有史以來最好的制度，那是妖言惑眾。如果我們也這么信了，那就禍國殃民了。中國近代以來，國家要危了，精英們就精神抖擻，有模有樣。日子剛好一點，就成群結隊地醉生夢死。可悲的是，這類松懈和墮落的現象，嚴重壓制了民族的創造力和想象力。中國的精英應該是干嘛的？應該不但帶領人民從死地里爬出來，還要去攀登世界歷史的高峰。

對于社會的管理集團，民主尤其是言論出版自由可能起到一種作用：平添日常的國內壓力。說白了，天天有人罵你數落你揭發你，你行為做事就會像點樣，就能夠保持警醒，不松懈，不腐朽，不然就只能等著外國入侵或地震山搖才能振奮一回精神。這日常的壓力從哪兒來？來源當然不止一端。教化也可以是而且也應當是一個。我看電視里英模報告會上滿場的官員一個個也哭得直抽抽。但社會主義、人道主義以及優秀的傳統價值觀已被整垮了好幾十年，重新修理、改造、樹立起來，可不是短期內能辦到的事。要靠文化教育，但也別陷于文化決定論，如果你藥方開的盡是唱歌背詩開講用會，那就是誤國誤民了。不能光靠這些，還要在制度上解決民主監督的問題。當然，也別以為有了民主制度就什么都有了。凡事過猶不及，一年到頭罷工游行，社會也搞不好。另外，在執政集團內部做些制度改良，當然也不失為一種辦法。這些年日益強化的“問責制”就屬于這種思路。問責制本身，我有些懷疑它的效果。效果好點的其實大都引入了外部的偶然壓力，是這樣一個因果鏈：出問題——媒體曝光——公眾義憤——高層震怒——勒令解決。問題是，靠媒體曝光、公眾義憤、驚動高層這還具有普遍意義么？——絕大多數問題是沒有機會上媒體成熱點的。不借助集團外的壓力，僅靠內部舉報，這個制度就很難啟動，啟動也都是為些不疼不癢的事。面對事故災難，基層普遍的瞞報封口說明問責制已經無能為力了。當然，多設一些相對獨立、彼此外在的機構，也多少能形成一些相對外來的壓力。其實老說的“部門利益”，其中便也包含了這樣的壓力,這有點像《南方周末》兔子不吃窩邊草，專找廣東省外時弊針砭一樣。基于部門獨立性的監管歷史久遠，什么御史、廷尉、大理寺都是，但局限性也都不小，否則用不著再疊床架屋，設東廠西廠，組織中統藍衣社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解放后也一直想找到合適的壓力源，先找民主黨派監督共產黨，四清時又用體制內這部分監督那部分，末了實在沒轍了便發動群眾造反。今天的吏治跟毛時代有霄壤之隔，一些貪官奸商地痞流氓成群結伙，同流合污，也都夠“江湖”夠“山寨”的了。所以，完全在執政集團內部想主意，恐怕不會有什么太大的結果。應根據中國的具體問題，穩妥而堅定地引進并創新民主監督機制，對整個管理集團造成外在壓力——只要有利于我們，別說從西方進口了，就是從飛禽走獸那兒進口也值得（仿生學不就這意思么）。西方最近的金融危機，又一次暴露了資本主義和西方文化的深刻弊端。但我們這兒也別趁機把人家什么都否了——他們能領導世界幾百年，自有其長處，科學、工業、社會主義、民主，這些都是西方對人類的偉大貢獻，是否定不了的，不要讓一種傾向掩蓋另外一種傾向。總之，對于中國的未來，民主是能有所貢獻的。民主的內容很多，對于現在的中國，首先要讓言論和新聞出版的管道更加寬松，以加大對執政集團的民主監督。除了劉曉波這些人，大家眼下未必對兩院多黨有多大興趣。但你要保證——還要有實在的辦法保證你的保證——民主的監督。光來一句“我們說話從來是算數的”早沒用了，因為歷史證明，你們說話是經常不算數的。

要漸進，但不能不進

說到效用，我們確實也要看到，民主在一些方面可能是非常低效甚至是負效的。議會討論提案，本來是君子動嘴不動手，但臺灣的“立法院”不但動嘴說，還動嘴咬，這還不夠，還要動腳踢，高跟鞋都踢飛了，哪兒像我們的兩會跟團體操似的，見什么都齊刷刷舉手通過什么。當年基辛格在埃及、以色列之間搞斡旋時就感慨：以色列辦事怎么那么難啊，政府議會討論來討論去就是沒個結果；還是埃及好，總統一聲令下，誰不聽斃誰！大家老說中國這個體制太集權了，其實在瑞金的時候也是沒完沒了地討論表決，白軍都快到村口了，這邊還統計票數呢。那年頭的效率不像今天，沒效率就是沒命呀，所以趕緊改成“民主集中制”了。這一改，挺順的，順著順著就順不回去了。結果是一種悖論：不民主的時間越長，民主起來風險越大，風險越大就越要慎重——也就是說，越不民主，越有理由不民主。這不是一個玩笑，而是一個事實。也是啊，沒有民主，經濟增長率、外匯儲備什么的不也都世界第一了么？所以代價問題的確是一個嚴肅的問題。其實解決起來也不難，你抓緊著點，一步一步放開，用攢鋼蹦毛票攢出一個民主來，別像模六合彩摸出一個民主來，那樣冷不丁的，讓人不是瘋就是崩。但您如果非但不放開，反而一步一步收緊——覺得不收白不收，收了也沒人敢管——那么積累若干年下來，矛盾的雙方就都沒機會了。

民主價值和民主能力

以上說的都是功用或效率。其實民主還有一個價值問題，這是越來越必須面對的問題。現在一些朋友一提民主就會說我們古時候就靠明君賢相，不習慣民主這玩意。但問題是，這170年沒白過啊，這么多年的現代化運動，城市化、工業化、教育普及、通信便捷，這都跟古時候不一樣啦，老百姓的價值觀也不一樣啦。民主已經越來越成為一種價值了，大家越來越認為這是我的權利，到十八歲就該有的權利。憑什么我自己的事我插不上嘴，老得你當官的給我做主？他也想自己說了算一回。他會說，就算我選不出堯舜禹，我就選只狒狒擱白宮里看著樂行不？！這當然是極而言之。讓人民樂一時爽一時當然不是社會生活的唯一價值，還有很多重要的價值，如穩定、長遠利益等等。但人民自己要給自己做回主，這畢竟也是個價值，而且是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價值。古代老百姓的確不這么想，村口貼的告示駢四驪六，他看不懂就知道佩服，他會想我算啥玩意呀？現代的老百姓一個一個讀書上網、真假學位證書一大摞什么都懂，他會想你算啥玩意呀？這是現代化造就的基本社會現實，你必須要面對，早晚要面對。

民主之所以能成為價值，原因之一就在于越來越多的人具備了民主的能力。上面說了，是現代化培養了這種能力。晚清民初的時候政治家說“民智未開”，這東西搞不成。如今100年過去了，民智還沒開么，中國人專生傻子么？民主是當家作主，您得對家里柴米油鹽存款花銷有個數，要理性權衡今天明年各種意中意外的可能，然后做出比較靠譜的判斷和抉擇。糊里糊涂投票是不行的，效果可能真還不如縣太爺說了算。中國古代老百姓的確沒當家作主的能力，能力都交給皇帝和官吏了。碰著焦裕祿那樣的干部，老百姓謝天謝地，什么都不用操心，唯一操心的是老焦會不會調走。如果天子或是老天要調老焦走，他們就上萬民傘，或黑壓壓堵道上哭，但畢竟堵不住，只能眼睜睜看著老焦離開。新調來的干部可能跟老焦差不多，也可能差得遠。到了王朝末期，老焦寥若晨星，領導崗位上盤踞的都是“怪叔叔”。面對怪叔叔，老百姓只能干瞪眼忍著，實在忍不住就當一回李逵或楊佳。近代的先賢發現西方的民主可以在老焦缺席的情況下，在“干瞪眼”與“當楊佳”之間另開一條路，他們也明白這條路也得靠人一步一步走，并不那么容易，老百姓需要培養走路的能力，于是孫中山便定了軍政、訓政、憲政三步走的路線圖。經過了一百年，民主能力的培養話分兩頭。一方面，按說應該提高最快的兩會的代表，好像提高得最慢，這也不怪他們，這些負責挑選國家領導人的代表都是國家領導人的下級挑選的，他們或歌唱得嘹亮，或者舞跳得妙曼，再讓他們評說財政預算這就過分了。所以他們該按鍵時按鍵、該舉手時舉手便是不辱使命——這兩年還能提一些定中秋節端午節為國假以及關注流浪貓的提案，真的是超常發揮了。另一方面，普通老百姓，經過這么多年讀書看報，電視里的辯論不知看了多少——一邊看還一邊跟爹媽老婆理論，出庭旁聽之類事，多少也經過一些，再加上互聯網BBS等等，應該說民主所需要的那些能力，已經不比兩千年前的古希臘人或兩百年前的美國人差太多了吧。有了能力，想法就不一樣了。有能力就有欲望。晚清時代就那么幾個人認字，民主的欲望加起來也就相當于一火力發電廠。今天恨不得一人一博客，民主的欲望加起來沒準夠一火山了。你看現在有點事互聯網上就狂風暴雨似的，顯然是膨脹的民主能力和欲望在尋找釋放的出口。那種“從前試過這玩意，沒戲”的說法是不負責任的，袁世凱曹錕那會兒沒戲不證明今天也沒戲，您的日歷忘翻篇了。

老百姓也有民主的需求

今天哪些人的民主欲望比較旺盛呢？最旺盛的當然是民運分子，他們屬于這方面的專業戶，靠這吃飯。另外這些年資產階級的政治抱負隨著錢包鼓起來之后，也惦記著往主席臺前排中間挪動挪動——靠重新洗牌挪過去，過去之后還要不要民主就難說了。其實除了他們，對于普通老百姓，民主自由如今也是非常切身的利益。有些官員本來不學無術，但胡作非為，巨大的公權力為他們的撒野犯渾保駕護航。有些單位里，老實巴交的群眾想“一刀一刀切了領導”的狠話，我親耳聽到過不少。老百姓需要“民主”“自由”來限制一些官員過分的權力。那種認為民主自由不關老百姓事、老百姓就關心豬肉幾塊錢一斤的觀點，并不符合今天的實際。很多人堅信，一搞民主，肯定有錢人的天下了，前門放狼，后門進虎。這樣說當然有經驗上的根據，但尼泊爾“窮黨”、查韋斯、內賈德不也都靠民主上去的么？所以天下的事沒那么絕對。另外，你可以說美國民主是假的——其實不可能都是假的——但我們就不能來點真的么？現在有些學者可以一人同時仨觀點：一說中國太特殊，民主不能急；二說天下壓根就沒民主這回事；三說其實我們現在已經挺民主的了。三個說法各自都有一定道理，但仨蛐蛐放一罐兒里只能掐得一個不剩。你不號稱信仰社會主義么？平等可是社會主義的題中之義，民主可是平等的題中之義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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