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想的民主社會主義

——對中國民主社會主義改良派的回應

【內容提要】中國許多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的學者認為，民主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的“民主模式”，是生產領域中的資本主義，分配領域中的社會主義，它比科學社會主義更先進、更優越，應該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未來發展的方向。事實上，民主社會主義僅僅是資本主義的改良方案，全球化時代資本對勞動的強勢，已經使民主社會主義在發達國家都失去了發展的條件，在中國發展民主社會主義更是一種試圖在落后國家建立好的資本主義的空想。

【關鍵詞】民主社會主義  新自由主義  現代世界體系  改良主義

作者張飛岸（1979- ），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馬克思主義理論編輯室編輯（北京  100720）。

蘇東劇變以后，在西方新保守主義的影響下，我國學術界某些人在批判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同時，開始宣揚一種歷史終結的理論。這種理論認為，西方國家實行的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資本主義是人類最后的社會形態，任何試圖替代資本主義的方案最終都會成為極權主義的祭品。蘇東劇變宣告了歷史的終結，不是人類要選擇資本主義，而是我們除了資本主義之外別無選擇。

在替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被宣判了死刑之后，改良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成了社會主義者的唯一選擇。作為對自己多年來信奉的理想的慰藉，中國許多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的人，開始極力推崇西歐民主社會主義的改良主義道路，民主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影響逐漸擴大。隨著民主社會主義影響的擴大，學術界研究民主社會主義的人也逐漸增多。遺憾的是，無論對于民主社會主義采取支持還是否定的態度，我們至今能看到的有說服力的、宏觀的論證文章還十分有限，大多數人都停留在對民主社會主義轉型史的敘述上，并不能或不敢對民主社會主義在中國乃至世界的前景做出判斷。然而事實上，無論我們是否贊同未來中國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只要我們準備在這一問題上表態，我們就有必要站在歷史的高度，以一種全球的視野對民主社會主義進行客觀公正的評判。歷史發展到今天，關于民主社會主義的爭論已經不僅僅是改良與革命這個馬克思主義內部的斗爭策略之爭，當民主社會主義在新自由主義的進攻下宣布它承認資本的永恒邏輯時，對于它的態度已經成為檢驗真假馬克思主義者的試金石，而關于中國未來是選擇民主社會主義還是特色社會主義的爭論，實際上也就是關于中國未來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社會主義道路的爭論。

如果僅從善良的主觀愿望出發，民主社會主義對于中國未來而言當然不是最差的選擇，我相信大多數學者也是看到了西歐發達國家在社會公平和政治民主方面作出的成就，才希望在中國推行民主社會主義的。然而，一旦我們跳出主觀想象，把視野擴展到整個現代世界體系的范圍之內，我們在表態之前就必須回答兩個問題：（1）歷史發展到全球化時代，民主社會主義還能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去遏制資本對勞動的強勢，當今世界的主流和發展趨勢究竟是民主社會主義還是放任資本主義？（2）民主社會主義是一種局部的經驗還是普世的價值，中國具備發展民主社會主義的條件嗎？

一、社會民主主義和列寧主義的歷史分野

20世紀初社會民主主義和列寧主義的分道揚鑣是一件奠定20世紀社會主義總體格局和發展前景的重大事件，脫離當時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條件空談二者的孰是孰非，是心懷偏見且不負責任的。今天我們研究民主社會主義，應該遵從唯物史觀，從當時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條件變化中，去探尋國際共運分裂的原因。

當我們研究20世紀初那段歷史時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與20世紀下半葉社會民主黨宣布告別馬克思的態度不同，在當時，列寧與考茨基等第二國際領袖辯論時，雙方所持的武器都是馬克思的原著，列寧指責考茨基背叛了馬克思的革命立場，成為資產階級的幫兇；而考茨基又痛斥列寧犯了超階段論的錯誤，違背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跨越了整整一個世紀之后，我們回顧二者的爭論，會發現辯論的雙方都犯了經驗主義的錯誤，他們把局部經驗放之為四海皆準的真理，他們在捍衛馬克思的同時，都忽視了客觀歷史條件的變化及其對社會主義運動的影響。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是階級革命的主體性和經濟運行的客觀性相互統一的理論。[1]在馬克思看來，社會主義的實現要具備兩個條件：第一，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為共產主義的實現創造充分的物質條件；第二，由于資本積累造成了社會的兩極分化，一頭是財富的積累，一頭是貧困的積累，最終會導致無產階級捍衛生存權的革命。按照馬克思的理論延伸下去，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由于生產力發展迅速，資本邏輯運行充分，所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必然相對于落后資本主義國家和非資本主義國家率先實現社會主義革命主客觀條件的統一，因而，未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必然首先在發達國家爆發。然而，歷史的發展雖然按照馬克思的邏輯運行但卻跳出了馬克思的預見。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資本擴張范圍的延伸，人類歷史步入了一個對未來世界產生根本性變革的時代，這個時代的首要特征就是，歷史已經在資本擴張的推動下最終轉變為世界史。正如馬克思所言：“世界史不是過去一直存在的，作為世界史的歷史是結果”。[2]世界歷史的形成，使資本積累導致的兩極分化后果從個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擴展到世界范圍，以發達國家為中心，落后國家為外圍的現代世界體系最終得以確立，這種中心—外圍的世界體系結構造成了馬克思共產主義運動理論主客觀條件的分離。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利用對外擴張把矛盾向國外轉移，國內徒有生產力的發展卻沒有革命形勢，而外圍國家卻正好相反，國內徒有革命形勢卻苦于生產力的不發展。在社會主義革命主客觀條件分離的情況下，改良與革命之爭最終演變為社會民主主義與列寧主義的分裂。近年來，民主社會主義的支持者總是用蘇東劇變去論證改良的民主社會主義相對于革命的列寧主義的合理性。事實上，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改良主義的滋生和落后國家選擇革命都是歷史的必然，是由當時社會主義革命形勢主客觀條件的分離狀況決定的。19世紀末，隨著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擴張和帝國主義的形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加重了對殖民地的掠奪和剝削，大量來自殖民地的資本積累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能夠把本國的社會矛盾向國外轉移，能夠在本國工人運動的壓力下采取改良主義的措施，以緩和本國的階級矛盾。然而，由于其加重了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剝削，使得這些被剝削國家的社會矛盾瞬間激化，落后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失去了自己的發展空間，因而無法擔負起領導民族民主革命的重任，更沒有能力通過向國外轉移矛盾來緩解本國的階級矛盾。在內憂外患的雙重壓力下，落后國家的人民只有選擇革命這一激進的社會變革方式。而那些無產階級政黨理論和領導水平比較強的落后國家，人民在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更是無可厚非的正確選擇。20世紀的歷史給我們最大的啟示，恐怕不是落后國家應該選擇改良，而是落后國家為何選擇了革命。

在這里，針對本文的主題民主社會主義，我們在承認它最初從革命向改良轉變的合理性的同時，也要談一談它得以在西歐獲得發展空間的條件。對于民主社會主義實施條件的探討是目前被我國學術界忽視但卻極為重要的課題。不研究民主社會主義的實施條件，我們就無法解釋民主社會主義從產生到被壓制，從被壓制到復興，又從興盛到退卻等長達近一個世紀的發展史，更無法對其在中國的發展前景做出負責任的判斷。

民主社會主義之所以得以在西歐獲得發展空間，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取得令世人矚目的成就，與其實踐的場所處于世界體系的中心國家有關。改良主義得以推行是西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生產力發展和工人階級長期斗爭雙重作用的結果。發生在19世紀末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和交通通訊工具的變革，這些變革使生產進一步社會化，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發展到壟斷階段，資本開始了全球擴張的進程。資本擴張使發達國家資產階級從殖民地攫取了大量的超額壟斷利潤，資本積累的增長使資產階級有條件拿出一部分利潤與工人分享，這些構成了改良主義得以推行的客觀物質條件；然而，對于以獲取最大利潤為目的的資產階級而言，如果沒有工人運動的強制性政治壓力，是不會主動拿出利潤與工人階級分享的，工人階級的政治運動是改良主義得以推行的主觀條件。在主客觀條件的雙重作用下，社會民主黨利用資產階級緩和勞資矛盾，允許工人政黨參政的機會，迎合了工人階級上層的改良主義情緒，調整了自己的斗爭策略，宣布要通過改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應該說，社會民主黨當時調整策略并不是要放棄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替代，改良只是被看做與革命不同的一種超越資本主義的手段，這與二戰后，民主社會主義從改良到改良主義的轉變，宣布放棄對資本主義的替代有本質的不同。然而，盡管考茨基等第二國際領袖從來沒有放棄其對社會主義替代資本主義的信念，但由于社會民主黨沒有認識到改良的成功是建立在不放棄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前提之上的，因而，當社會民主黨為自身既得利益所束縛逐漸與資產階級社會融為一體時[3]，其便悄然間完成了從改良到改良主義的蛻變，而這一蛻變侵蝕了民主社會主義的實踐基石，最終導致了民主社會主義在新自由主義反攻下的危機。

二、從繁榮到退卻——民主社會主義危機給我們的啟示

對于民主社會主義在全球化時代是否正面臨危機，目前在學術界存有爭議。一些支持民主社會主義的學者認為民主社會主義在向第三條道路轉型中度過了危機，他們的理由是社會民主黨在調整了自己的策略，向新自由主義靠攏后又獲得了重新上臺執政的機會，社民黨執政自然意味著民主社會主義重新煥發了生機。但是，在我看來，社民黨執政并不意味著民主社會主義的成功，因為判斷一個政黨成敗與否在于其是否實現了其價值理念而不在于其是否執政。從最初的作為社會主義同義詞的社會民主主義，到強調政治民主多于經濟民主的民主社會主義，再到當代強調自由競爭多于政治民主的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一步步變成資本主義制度的維護者。如果從伯恩施坦當初提出的資本主義可以通過改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而言，民主社會主義已經破產。

伯恩施坦理論的破產是必然的，因為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能否實現的關鍵在于資產階級是否愿意和平放棄政權，和平放棄其私有財產。如果資產階級不會這樣做，那么所謂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就是一個偽命題，而贊同這一命題的政黨最多也只能算是一個資產階級的左翼政黨，何況這個黨現在連社會主義的目標都放棄了。

民主社會主義的破產在于其在實踐中忽視了這樣一個問題：當我們決定與敵人和平相處時，首先要看敵人有沒有和你保持和平相處的意愿，其次要看具不具備和平相處的條件，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要看選擇的主動權是否在你手中。如果這三點都不具備，卻大喊要與對方和平相處，最終的結果不僅要失去選擇的權利，還要失去選擇的能力。從20世紀末到現在，民主社會主義的發展史不斷地再向我們證明上述道理。

20世紀初，當改良主義者還沒有來得及完全實施自己的戰略時，帝國主義戰爭就擊碎了其和平過渡的迷夢。一戰結束后，民主社會主義剛要重申自己的主張，就被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和接踵而來的世界大戰打了一記重重的耳光。二戰結束后，自由資本主義的威信徹底掃地，就連資產階級自己都不相信其能在不進行社會主義改良的情況下繼續存在下去。在全世界都進行社會主義改良或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條件下，由于戰爭對產能的破壞和福利制度的建立，利潤率下降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得到緩解，資本主義迎來了自己發展的黃金時期。在蘇聯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力量的間接支持下，民主社會主義首次得以顯示自己相對于自由資本主義的價值。70年代中期，資本主義各國被戰爭破壞的產能完全得到恢復，生產力的發展又使資本主義面臨了生產過剩的危機，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陷入滯脹，凱恩斯主義遭到質疑。本來戰后繁榮的結束和新的蕭條長波的來臨，證明了資本主義的再一次破產，這應該成為向資本主義發起進攻的好機會。但是，由于歐洲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放棄了從根本上改造資本主義的目標，因此他們拿不出全新的替代方案來解決危機，社會民主黨（包括工黨和社會黨）的目標只能繼續局限于維持繁榮時期的“成果”，這樣就使工人運動不但不能轉入進攻，反而處于保守的境地。面對民主社會主義政黨的軟弱和國內的社會經濟危機，以國際金融資本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壟斷資產階級認為，應該趁此機會打垮無產階級的政治和經濟力量，徹底破壞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發展民族經濟的努力，大大加強對世界各國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的剝削，以實現利潤率的上升并擺脫經濟危機。抱著不成功便成仁，不是復興自由主義就是投降社會主義的信念，資產階級在里根、撒切爾等美英國家領導人的帶領下，對戰后福利國家展開了瘋狂的進攻，“新自由主義革命”降臨了。新自由主義宣稱，危機的出現不是由于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造成的，而是由于對資本的干預——福利國家、強大的工會等等——造成的，只有恢復到昔日純粹的資本主義，才能克服危機。民主社會主義無力抵抗資產階級的進攻，節節敗退，而新自由主義則在全球高奏凱歌。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標志著民主社會主義在實踐上的破產，歐洲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為了保住自己的執政地位，紛紛向資產階級投降，所謂的“第三條道路”的成功不過是其向大資產階級妥協的證明而已。

盡管我們認為民主社會主義在21世紀初從革命向改良的轉變有歷史必然性，但這并不意味著民主社會主義從改良到改良主義的轉變也是客觀條件作用的結果。改良是基于客觀條件變化的策略選擇，改良主義則是社會民主黨主觀上對社會主義立場的背叛。1898年，當羅莎·盧森堡針對社會主義的前途與社會民主黨內的改良主義辯論時，曾經尖銳地指出：“既然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是唯一的決定性要素，它把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和資產階級激進主義區別開來，它把整個工人運動從用以挽救資本主義制度的無謂的修補工作變成反對這個制度的、為廢除這個制度而進行的階級斗爭，那么，伯恩施坦所理解的社會改良還是革命這個問題，對于社會民主黨來說，也是一個生死存亡的問題。同伯恩施坦及其追隨者辯論的問題，（黨內的每一個人必須弄清楚）不是這種或那種斗爭方式的問題，也不是這種或那種策略的問題，而是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存廢問題。”[4]實踐的發展證實了盧森堡的論斷。改良主義使民主社會主義從資本主義的批判者變成了捍衛者，歷史發展到今天，民主社會主義并沒有解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它不僅沒有使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反而使社會主義和平長入資本主義，給蘇東等社會主義國家帶來了巨大的災難。盡管在很多人看來，蘇東劇變意味著民主社會主義相對于列寧主義的勝利。然而事實上，蘇東劇變恰恰證明了民主社會主義的失敗，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正是在民主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下進行的，而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后果，不僅僅毀滅了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而且毀滅了民主社會主義。

蘇東劇變之后，由于社會主義力量的衰落，世界進入了資本肆意橫行的年代，上百年工人運動的成果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民主社會主義因此失去了其成功運行的條件。全球化時代是代表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利益的新自由主義盛行的時代，這時代的最大特點是資本的力量高漲，而反資本的力量衰落；全世界資產階級廣泛聯合，而全世界無產階級極度分裂。如果說改良主義在二戰后盛行有其深刻的經濟基礎，那么在新自由主義對社會民主主義全面反攻并節節勝利的今天，改良主義的經濟基礎已經逐漸銷蝕了。由于新自由主義本質上推行的是一種放任資本、劫貧濟富的政策，由生產資料私有制和生產社會化這一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決定的生產相對過剩和社會兩極分化的狀況自資本主義制度產生以來從沒有像今天這么嚴重過。在這個年代，社會主義者應該做的，是不斷向無產階級揭露資產階級的本質，喚起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和斗爭精神，爭取在資本主義面臨結構性危機的時代積蓄無產階級力量，重新實現無產階級的國際聯合，而不是宣揚民主社會主義的改良主義思想，散布階級調和論調，淡化無產階級階級意識，模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界限，在一個資本主義回歸野蠻的年代說什么世界正在和平長入社會主義。

民主社會主義盡管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它對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消極影響是致命的。因為它消磨了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抹去了社會主義相對于資本主義在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的價值，掩蓋了馬克思主義革命的鋒芒，把工人運動的方向從替代資本主義轉向爭取自身的經濟利益，這些都使無產階級在20世紀70年代以來，面對資產階級的反攻，長期處于一種沒有戰斗力的集體無意識狀態。相對于20世紀而言，摧毀資本主義的物質力量獲得了巨大的發展，而把這一物質力量轉化為推翻資本主義武器的無產階級的反抗斗爭精神卻大大下降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是科學性和革命性的統一，離開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變成了一個連資產階級也贊同的理論流派，而馬克思的理想——解放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成了一個連無產階級也不相信的烏托邦。

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思想始終包含著兩個條件：一方面是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為社會主義的實行創造了物質條件，另一方面是無產階級必須組織起來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如果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看作一場關于人類未來社會是選擇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博弈，一旦放棄和否定革命，就不可能達到改良的目的，因為沒有一個壓迫階級會主動放棄階級統治，除非在力量博弈中它沒有看到勝利的希望。放棄革命，放棄暴力反抗，就意味著無產階級失去了博弈的籌碼，又何談博弈的勝利呢？只要統治階級沒有放棄用暴力維護階級統治的手段，沒有失去用暴力維護階級統治的能力，被統治階級就絕不能放棄用革命捍衛自身利益和實現自身解放的努力。

對于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而言，實現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替代這一目的是最重要的，改良和革命都是手段。只有不放棄最終目的，對改良和革命的選擇才是一種建立在實踐發展基礎上的，可以由我們主觀能動性控制的真實的選擇。放棄最終目的，否定革命這一斗爭手段，就意味著不是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做選擇，而是資產階級在管制的資本主義和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之間做選擇。機械地遵從改良主義，不僅不能通過改良達到實現社會主義的目的，而且會從根本上摧毀無產階級的反抗能力，最終成為維護資產階級統治的工具。

正由于民主社會主義在本質上維護的是資產階級的利益，所以，盡管其在西歐建立了福利國家，但卻無法應對資產階級的反攻，更無法把其經驗向世界體系外圍的國家推廣。在資本主義制度范圍內，只要資本積累沒有停止，就沒有條件建立一個在全球范圍內的勞資力量平衡的資本運行體系，因為資本的生存一天也離不開兩極分化的全球等級結構。

三、中國發展民主社會主義是一種空想

    許多贊同中國未來發展民主社會主義的學者認為，民主社會主義在發達國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以瑞典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制度，在與美國為代表的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和平競賽中取得了勝利，改變了資本主義，并正在改變世界。這種觀點如果發表于二戰后民主社會主義短暫的20年輝煌時期，也許還有一定的說服力，然而在當今這個民主社會主義遭遇危機的年代，鼓吹民主社會主義曾經的輝煌，不顧客觀條件的變化，制造民主社會主義成功的假象，向落后國家推銷民主社會主義的改革方案，如果不是別有用心，也只能看作是對歷史的誤解和現實的無知。自20世紀80年代初里根、撒切爾在西方大刀闊斧地進行削減福利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起，民主社會主義的衰落，已是個不爭的事實。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在經歷了20年的戰后黃金時期之后陷入了生產停滯的危機。備受推崇的民主社會主義由于無法面對危機的挑戰，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質疑。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由于民主社會主義推行的高稅收、高福利政策使生產投資無利可圖，因而導致投資下降，經濟停滯。要解決生產停滯問題，必須給資本創造寬松的投資環境，使資本在世界范圍內自由流動，尋找最佳的投資機會。為了提高資本利潤，使其得以在全球范圍內配置和整合生產要素，加強對世界各國勞動人民的剝削，以國際金融資本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壟斷資產階級認為，必須打擊當時遏制資本的三股力量：一是發達國家強大的工會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偏向被雇傭者的勞資關系；二是打垮威脅資本主義統治，迫使發達國家實行管制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三是破壞發展中國家民族資本實行的進口替代的經濟發展戰略。抱著這三點既定目標，發達國家資產階級在里根、撒切爾等美英國家領導人的帶領下，進行了新自由主義改革。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每一項措施（如減少稅收，削減福利等）可以說都是直接反對民主社會主義的。在經濟全球化使得競爭日益激烈和殘酷的情況下，當英美等對手解除對資本管制、頻繁向福利制度進攻并取得競爭優勢時，歐洲大陸奉行民主社會主義的國家，如法國、德國、瑞典等，雖然由于政治傳統和工人階級的斗爭，對英美模式仍有所抗拒，但當今世界的主流，絕對是奉行新自由主義的英美模式，而不是日漸衰落的瑞典模式。

盡管民主社會主義在西歐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機，但畢竟它有過成功的經歷，這種成功給許多人極大的吸引力，以至于他們認為可以用民主社會主義來規范中國的改革實踐。那么，即使我們可以視民主社會主義在當前遭受的危機而不見，即使我們認為民主社會主義在西歐的實踐是成功的，那中國是否具備發展民主社會主義的條件呢？

在闡述民主社會主義與列寧主義在20世紀初分裂的原因時，我們談到世界歷史的形成，使資本積累導致的兩極分化后果從個別國家擴展到世界范圍，以發達國家為中心，落后國家為外圍的現代世界體系最終得以確立，這種中心—外圍的世界體系結構造成了馬克思共產主義運動理論主客觀條件的分離，而正是這種分離，導致了列寧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的分裂。在中心—外圍的世界體系結構沒有得到根本改變的條件下，我們認為，民主社會主義只是一種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才能得到有效實施并取得顯著效果的資本主義改良運動，越出了發達國家界線，民主社會主義只能是一種試圖在落后國家建立好的資本主義的空想。正是因為民主社會主義的特殊地域性，所以我們至今沒有看到民主社會主義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外得以成功實施的先例，那些以民主社會主義為改革樣板的發展中國家最終都成為了新自由主義理念的試驗場，成為國際金融資本攫取超額壟斷利潤的場所。

我們曾經指出，民主社會主義由于是企圖在保留資本主義制度的前提下，對資本主義進行有利于勞工利益的改良，所以它的實施需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資產階級能夠在維護勞工利益的前提下繼續資本的積累，能夠把資本積累造成的社會分化矛盾向國外轉移；二是勞工要有自己強大的組織，要能對資方構成強大的壓力，迫使其不得不接受有利于勞工的改良方案。在資本能夠順利進行積累的前提下，民主社會主義才能獲得自己的實踐機會，一旦資本積累遇到障礙，那么，民主社會主義就會從為勞工利益服務的立場上退卻，轉而成為維護資本利益的工具。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建設，盡管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并沒有改變我們處于世界體系外圍的地位。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不具備與發達國家資產階級在國際上爭奪資本積累空間的能力。由于我國民族工業在世界市場上缺乏競爭力，因而長期以來我國一直遵循的是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在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方式的既定方針下，我國主流經濟學家又強調要發揮中國勞動力廉價的比較優勢，大力發展依附于外資的、低附加值的產品加工業。而這種依附于外資的經濟增長方式，正是以廉價和順從的勞動力作為吸引外資的條件的。缺乏國際競爭力的資本、廉價弱勢的勞工，這兩項極具中國特色的生產運作條件與民主社會主義的發展前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資本和強大的勞工力量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在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尚未轉變的條件下，可以預言在中國發展民主社會主義，首先不是遇到來自勞工而是遇到來自資本的反抗，中國的資產階級不會允許中國實現民主社會主義，因為勞工對抗力的加強和福利的增長正是以其利潤的削減為條件的。近日來，作為資本利益代言人的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對新《勞動合同法》的質疑和攻擊已經向我們證明了他們根本不愿向工人讓渡任何權益，更別說在中國建立以高福利為特征的民主社會主義了。由于中國不具備發展民主社會主義的條件，因而在中國倡導民主社會主義的實際結果，只能是遏制勞工力量的野蠻資本主義。山西的黑磚窯，廣東的血汗工廠已經為我們初步展現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前景。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認為，與“除了資本主義別無選擇”論相反，中國不是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而是中國除了走社會主義道路之外別無選擇。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不是中國共產黨強加于中國人民的歷史誤會，而是經過了失敗的資本主義檢驗，實踐證明唯一能使中國走上獨立自主富強之路的正確選擇。民主社會主義不是民主的社會主義，而是改良的資本主義，在中國發展民主社會主義不是一種進步，而是一種倒退，是一種從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的倒退。

社會科學從來就不是一門能夠脫離價值判斷而獨立存在的科學，搞社會科學的人標榜價值中立本質上就是對其價值觀的掩飾，就像淡化意識形態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一樣。在客觀上存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價值體系的情況下，任何淡化和輕視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行為都會導致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加強。當今的世界體系是一個存在著中心—外圍國家的分裂的世界體系，在這一分裂的體系內，我不認為存在著普世的價值，無論我們傾向哪一種價值體系，我們都必須考慮到何時、何地、何種條件這些看似多此一舉，實際完全必要的問題。蘇東劇變后，社會主義陣營的崩潰，共產主義理想的破滅，使追求人人平等的理想社會成了空想，唯利是圖的新自由主義，成為全球一體化的發展方向。面對新自由主義強大的攻勢，中國的未來只能有兩種選擇：或者是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堅持為人民服務的立場，在完善民主制度的同時，繼續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世界未來展示另一種發展前景；或者是放棄馬克思主義，通過承認民主社會主義進而步入全球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世界體系范圍內各個國家的座次已經排好，中心國家的發展是建立在落后國家不發展的基礎之上的。在現有的世界體系范圍內，在資源貧乏、人口眾多的條件下，在主流經濟學家大力倡導要發揮勞動力比較優勢的今天，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未來，可以肯定是要與壓制勞工的權力和兩極分化并存的。當年，盧森堡曾嘲笑伯恩施坦想通過在資本主義苦難的海洋中加一瓶社會改良的檸檬汁就把它變成社會主義甜蜜的海洋，對于今天我國的民主社會主義改良者而言，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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