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驗”與“比較優勢”*

[文 / 溫鐵軍 ]

　　[內容提要]近現代主流人文社會科學的指導思想是一元論哲學，其對西方中心主義內在地發揮決定作用。中國由于地處“遠東”，殖民化的成本太高，原住民人口過于龐大，不僅沒有被殖民者及其后裔所替代，而且在近現代的國家政治建設中維護了自身傳統，并形成了能夠整合社會資源的有效機制，這樣的機制使中國比那些西方殖民社會具備了更快、更易于進入工業化的條件，這也正是中國完成工業化并且維持經濟持續增長的真正的“比較優勢”之所在。

　　Abstract： In recent history， China did not fall victim of colonization because its far-off location （in the far-east） and its formidable population made any attempt of colonization too costly. As a result， China has managed to retain its own tradi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state and developed a mechanism that effectively integrates its social resources and facilitates its industrialization - a situation not to be found in the western colonial societies. Such is the ‘comparative superiority’ of China which makes it possible for her to complete her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and sustain a stable economic growth.

　　本文表達的觀點，幾乎完全來自于“中國的”話語環境之中，充滿了對于“中國的”問題意識和爭論的關切；以往也只在有關“中國的”發展及其周邊環境問題的內部討論中起了些作用。因此，遠離這種話語環境的域外學者或從事規范理論研究的書齋學者，其實大可不必認真。

　　此外，對于在社會經濟發展方面已經開始被西方主導的國際社會所接受、但卻往往必然地被西方話語體系曲解的“中國經驗”，我作為改革以來就參與了有關政策的試驗研究、又有些英文表達能力的學者，不得不在應付越來越多的第三世界的另類國際交流中承擔一些解釋“中國特色”的義務，于是，其間也就難免伴隨著不自覺地付出了一些重新構建多元論“世界觀”的微小努力，也就逐漸形成了不同于西方中心主義一元論話語體系的、多少具有些邏輯解釋力的另類思考。不過微乎其微罷了，切盼所有秉持一元論話語的人不在意我的唐突。

一、中國經驗的另類解讀{1}

　　首先應該簡述的，是我對于所謂“百年中國”的不同于西方意識形態的解讀：自清朝末年以來，在被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和周邊地緣政治環境長期高度緊張的條件下，中國人所做的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情，無外乎是先后開展了四次代價極大的工業化建設——清朝末年以藉湘、淮兩軍崛起而坐大之地方勢力為主的“復制翻版”式的洋務運動、民國時期戰前短暫的民族主義工業化及利用戰爭機會形成的國家主義工業化、新中國的國家工業化原始積累和改革以來產業資本形成之后的高速度擴張。

　　無論朝代怎樣更迭、政黨如何演變，中國終于成為所有人口過億的第三世界“原住民國家”之中唯一短期、全面地完成了工業化的國家{2}。

　　其次，這種后發型工業化是在資源短缺、人口最多的大陸型國家里，又只能、且有條件靠內向型資本原始積累進入工業化；而其中最為關鍵的機制，就是以社會主義的名義和國家資本主義的實質來集中使用中國最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成功地替代了稀缺程度接近于零的資本要素、大規模投入于政府作為所有者的國家工業化所必須的大型基本建設。

　　其三，這種中國特色的工業化及其內向型資本原始積累進程中所形成的基本制度，必然與主要靠殖民主義對外擴張完成工業化的西方國家的自由主義制度完全不同——不可能靠某種革命來集中勞動力投入于國家基本建設的西方（除了奴隸制時代和殖民地奴役勞動之外），在勞動力分散條件下只能先有個體化的作坊手工業時代，再逐漸形成地域集中的“工場手工業”，然后，才能逐漸積累進入機器工業的資本。西方這個緩慢進入工業化的原始積累三階段，與中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在戰爭壓力下直接進入國家資本主義大工業建設的快速進程相比，雖然都屬于資本主義所創造的人類文明，但由于兩者形成的經濟基礎存在顯著的異質性，當然會對上層建筑的不同起決定作用。

　　西方經濟學教科書把要素的稀缺性作為市場經濟發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的前提條件，但那是指要素的“相對”稀缺。中國在1957年蘇聯作為“宗主國”突然停止投資之際，面對的最大困難是資本要素的“絕對”稀缺。而在這種外資投入為主的工業化進程中，一旦出現起主導作用的資本要素絕對稀缺，那些按照市場經濟構建其經濟基礎和按照自由主義理念構建其上層建筑的發展中國家，一般都會出現工業化中斷{3}。

　　不僅如此，更為嚴峻的是：正是由于宗主國投資工業化期間，受援國通常會按照宗主國的要求來構建符合這種工業化經濟基礎的龐大上層建筑；那么，一旦這種上層建筑及其內涵教化功能的意識形態成為受援國的主流話語，就很難隨投資中斷、經濟基礎不得不改變的客觀變化而主動地自我變革，往往因其內在利益結構固化而走向經濟基礎變革的反面！于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可能會隨宗主國撤資而發生社會動亂甚至人道主義災難。

　　這可能是那些同樣以過剩的勞動力資源作為“比較優勢”的一般發展中國家大部分至今沒有完成工業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既然其他發展中國家也都有勞動力資源豐富的比較優勢，那么，這就不能成為解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理由；亦即，中國具有的不是“這種比較優勢”。

　　進一步看，中國之所以在宗主國撤資之后得以發揮 “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建國”的方針，繼續其以國家民族主義為實質、以通俗化的階級斗爭和理論上的繼續革命為意識形態動員手段、有效地發動全體民眾參與的“地方化（localization）”的工業化進程，并且用了比西方國家明顯短得多的時間就完成了工業化，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其以“全民所有制”為名的資本原始積累方式不同。

　　此時期，反映在西方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上的典型說法，就是抹殺了個性的、極權主義的“人海戰術”。而當代得以享受工業化成就的、在溫飽需求“之上”追求或主張“西化”的中國人，雖然其西化主張本已百年高壽，無可厚非；但，難免有些也會把那個幾乎整個中華民族都艱苦奉獻的時代變為其內心的陰暗。

　　需要正視的基本事實是：中國從1957年前蘇聯停止投資之后，公開宣布第二個五年計劃停止實施——蘇聯式的計劃經濟停止。由此，中國事實上已經不可能再按照斯大林模式搞中央政府的大規模工業化，遂于1958年開始推進以地方化的中小型企業為主的地方工業化——發動人民公社大辦“五小工業”就是這種新戰略的內容之一。

　　當時的領導集體都認同并且發出文件推進的“調動地方積極性”提出之后的地方政府大干快上，就出現了幾乎沒有任何工業化經驗的遍地開花，這種“大躍進”式的工業建設，雖然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的代價都比中央政府接受蘇聯投資的工業化更大；但代價基本上不由政府承擔。

　　我們中國人關于“比較優勢”的理論研究缺憾在于：很少注意分析這種發展主義增長中形成的制度成本和收益的嚴重不對稱；也幾乎沒有把發展中國家的廣大民眾事實上承擔了國家工業化制度成本的實質作為政策研究的基本依據。

　　而我自從接觸理論研究以來就一向認為：不同的原始積累方式導致不同的制度、形成不同的制度成本和收益，并且決定著后來以“改革”為名的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4}。

　　中華民國的奠基者孫中山倡導的三民主義“想象”（imagination）源于西方話語體系，在難以據此發動民眾參與革命的困境中不得不演化為實質上的民族主義和利用幫會。二戰之后新中國形成的同樣源于西方的社會主義“想象”也演化為主要作為國家資本原始積累的動員工具。期間，發生了多次以這種“想象”為名的政治運動，實際上可大致歸因于“宗主國”短期投資快速形成了斯大林模式的官僚主義部門疊加于革命戰爭期間從“土圍子”演變而來的宗派主義的中國特色的混合型上層建筑，基本上不能適應宗主國撤資之后客觀上不得不改變的經濟基礎{5}。
　　
二、中國改革的另類解讀

　　因此，1980年代以后的中國改革，無論上層建筑怎樣風云變幻，意識形態如何瓦缶雷鳴，本質上仍然是國家工業化的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形成的“公司主義”的政府在歷次財政危機壓力下轉嫁制度成本、從不經濟的領域逐漸退出的結果。

　　政府最早退出的是農業，就出現了以“統分結合的家庭聯產承包制”為名、以鄉土中國傳統的“小農經濟 + 村社自治”為實的農村經濟基礎；但同期，卻把農村上層建筑改變為有自收自支權力的地方政府！于是，這種強加的上層建筑不能適應經濟基礎的基本矛盾，就表現為農村干群沖突日益復雜。而且，農村與工業化的城市之間的二元對立的基本體制矛盾和城鄉差別也日益嚴重{6}。

　　由于政府退出農業生產造成的制度成本——與九億高度分散的農民之間交易費用過高——只能由政府下屬的農資、流通和金融等涉農經濟部門承擔，遂出現這些部門大面積虧損和政府進一步從這些涉農部門的“二次退出”，就順理成章地出現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供銷社、信用社等涉農部門的改制。

　　而至今被壟斷控制的金融保險和通過資源直接資本化來獲利的大型國有經濟，則屬于仍然有超額利潤的、政府堅持不退出的領域。因此我才說過，知識分子無論站在國家資本一邊，還是站在民間資本一邊，理論上沒有本質的不同{7}。

　　然而，如果人們都認同馬克思關于人類社會進入了資本主義文明的歷史觀，和資本主義經濟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仍然是資本的辯證觀，那么，從二十一世紀國際金融資本主導全球競爭的巨大壓力和挑戰出發，中國作為跟進發展的國家，必須跟著從產業資本階段躍升到金融資本階段，并保持在參與全球資本化競爭中不至于落敗的能力。因此，無論西方怎樣挑戰，中國人自己對這種在中國內部和外部都受到強烈批評的、以強大國家民族主義內在的集權政治支撐國家信用而不斷高速度擴張貨幣信用的國家壟斷的“自我貨幣化”和“自我資本化”體制，與蘇聯東歐國家的自由化政治改革伴隨發生本國金融體系坍塌、其億萬民眾幾十年艱苦奮斗創造出來的龐大的國內物質資產，在對外徹底開放政策形成的巨大機會之中立即被西方嚴重過剩的泡沫化金融來“資本化”的教訓相比，實在難以做出簡單化的是非判斷{8}。

三、蘇東解體的另類解讀

　　回顧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我在蘇聯東歐陣營解體之際去做的實地考察可知，蘇聯東歐國家的全面失敗既不能簡單化地歸結為“先搞了政治改革”，也不能庸俗化地認為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失敗。其實，是斯大林主義的官僚主義上層建筑和教條主義意識形態反作用于產業資本階段經濟基礎所導致的失敗{9}。

　　可以這樣分析，前蘇聯為首的經互會國家長期維持“換貨貿易”的體制，于是便難以提高“經濟的貨幣化程度”，更不可能如美國那樣實行以推進無度的低成本金融擴張為特征的虛擬經濟。因此，難以使本國和其他東歐國家通過貨幣化形成夠規模的金融資本，不可能參與國際金融資本帝國主義主導的全球競爭。

　　由此可知，與中國主動地加快“自我貨幣化（self-monetization）”的經驗之最根本不同，是當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在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后、西方以美元為主的貨幣金融資本猶如脫韁野馬般扶搖直上的時候，蘇東國家卻始終滯留在產業資本階段而難以進入金融資本階段{10}。

　　據此，甚至還可以認為，蘇東國家在當代國際資本主義競爭中的解體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經濟規律的：既是前蘇聯為代表的傳統產業資本帝國主義相對于美國為代表的現代金融資本帝國主義的失敗，也表明當人類仍然處在馬克思所分析的“資本主義創造的文明”之中的時候，主要不是外部、而是資本主義內部矛盾決定其無度膨脹必然崩潰的命運。

四、熱點爭論的似是而非

　　如果參考本文提供的另類視角，并且愿意以此出發，那么就會注意到中國內部很多熱點爭論的似是而非：當代所有從依據西方中心主義構造出的話語體系中照搬出來的、內涵有中世紀維護神學統治的“一元論”本質的價值觀，以及據此做出的關于中國的“左、右”兩個派別的是非評價，似乎難免“李代桃僵”。

　　例如，我最近提出的分析是對于社會上關于毛澤東是所謂“極左”的約定俗成的觀點的質疑——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大多數年份中主要代表國家資本主義的、厲行國家工業化資本原始積累的毛澤東及其他當年的領導人既然都知道這樣做會使一部分人做出犧牲而仍然堅持做下去的時候，難道應該被認為是“左派”嗎？相對地，那些1957年批評國家工業化的原始積累剝奪了勞動者剩余價值的民主主義知識分子難道是“右派”嗎？比如那個被批評為“婦人之仁”的梁漱溟！還有那個被批評為“小腳女人”的鄧子恢！

　　接著，我們會有更多需要正本清源的概念質疑：既然1957年的老一輩右派未必是右派，那么中國的所謂“老左派”難道都該被定義為左派嗎？西方語境中的“新左派”或“自由主義”在中國語境中被“冠名”到哪些人？誰賦予的冠名權？為什么？難道我們不應該對當代東亞各國和幾乎整個發展中國家的思想理論界長期盲目照搬的西方中心主義概念提出更為深刻的進一步反思{11}？

　　早在20年前的1988年5月，當中國的思想理論界不顧已經全面恢復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控制國家資本體制的內部矛盾在經濟危機條件下的爆發、而使整個意識形態仍然強調其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屬性、仍然沉迷于解釋“教條”的時候，我就公開發表了“危機論”，粗淺地分析新中國成立50年來的周期性經濟危機，這在新中國的理論文獻記錄中已屬罕見。接著1988年年底出現了18.6%的物價指數、政府采取調控措施之后1989年發生了典型的“滯脹危機”和“政治風波”，伴隨其后的，則是二、三年的“蕭條階段”{12}。

　　雖然，這也可以如我自己過去曾經自以為是地、庸俗化地歸為中國先于前蘇聯施行以價格放開為內容的市場化改革帶來的制度成本，但現在國內外的思想界都進步了，我也應該與時俱進地提示：無論上層建筑如何變化，中國進入工業化以來的制度變遷從來就具有收益與成本不對稱的特征{13}。

　　接著，5年后的1993年，我公開發表了1991年就起草了的“國家資本再分配與民間資本再積累”，指出中國改革之前經濟體制基本上屬于“國家資本主義”性質；隨后又陸續發表關于中國經濟改革以來的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分析，以及1996年發表“國際金融資本體系的總體性危機與中國改革”來考量全球性經濟危機對中國的影響。這些宏觀形勢的分析都被那個時期接連發生的經濟危機、特別是被1997年的國際金融資本襲擊東亞造成的金融風暴所驗證！盡管這些文章與專業分析家相比顯得十分粗淺，但仍然可有“立此存照”的價值{14}。

　　
五、鄉土中國的試驗研究

　　中國是個典型的城鄉二元結構社會。二元結構體制內部的城鄉對立性質的矛盾，是人口與資源關系緊張條件下短期快速完成工業化進程留下的、長期性地制約著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體制矛盾。

　　在這個主要體制矛盾制約下，市場經濟配置要素的結果就是農村的土地、勞動力和資金等要素長期凈流出；工業化和城市化越快，凈流出就越多。因此，幾乎所有存在這種體制矛盾的發展中國家，都有三農問題。

　　我是個從事農村調查研究20多年的人，認為包括中國、日本、韓國在內的整個東亞，本來就沒有西方語境中的單純的農業問題，我們有的其實是農民生計、農村可持續和農業穩定這“三農問題”；于是，我于1996年公開發表了“制約三農問題的兩個基本矛盾”，質疑中國當時一度照搬美國為主的西方農業政策思想必然造成嚴重后果；近年來我的文章“中國的問題根本上是農民問題”進一步指出，東亞國家如果堅持把美國的占地數百公頃的農場主farmer錯誤地翻譯為我們這種兼業化的小農經濟條件下的細碎化的“農民”，那么，這種基本概念錯誤必然會導致一系列嚴重的理論和政策誤解{15}。

　　基于這些另類的調查研究和反思，我和海內外一些思想界的同仁結合起來，指導、培訓了很多青年志愿者，在中國各地開展了體現社會漸進改良思想的、內容廣泛的“新鄉村建設”試驗，參與者何止成千上萬。這些社會工作被中國的媒體稱為繼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中國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世界平民教育之父晏陽初、以實業救國為己任的愛國企業家盧作孚等人發起的“鄉村改造”（rural reconstruction）運動之后的第二次“新鄉村建設”運動{16}。

　　其實，我們不過是比較早地認識到，在三農問題的化解上，存在“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雙重困境罷了。

　　但愿，我們主張的溫和改良能夠在“全球資本化”造成的大變局中有利于維持大多數中國人生存其中的鄉土中國的穩定{17}。
　　
六、結語：“比較優勢”的另類解讀

　　幾十年來，我在幾乎走遍了中國、基本上解讀了中國近現代史的發展規律之后，又把腳步邁向了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因為我越深入研究作為內部第三世界的鄉土中國，也就越關注外部第三世界的問題。于是，盡可能利用各種機會開展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比較研究。我先后多次分別去了墨西哥和印度的游擊區、孟加拉和巴西的貧民窟；并對古巴、朝鮮等熱點國家，以及金融危機之后的阿根廷等做了考察。

　　以一個在中國做了20年政策研究的學者的眼光去觀察比較，綜合分析，在斷斷續續地做了40多個國家的實地調查研究之后，逐漸形成了不同于100年來中國從西方引進的兩個對立的主流思想——俄國人改造過的社會主義和美國人改造過的資本主義——的另類思考。

　　此外，帶著調查研究的感性認識，我經常在演講中質疑農業現代化所依賴的規模經濟：世界上有數的幾個大農場國家，哪一個不是通過占領殖民地掠奪殺人、跑馬圈地，才形成大農場經濟和大規模種植園經濟的？哪一個是靠當代學者夢想的土地市場交易形成大規模農業經濟的？

　　我曾經多次在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巴黎的盧浮宮、倫敦的大英博物館、墨西哥城的國家博物館、羅馬的意大利博物館等著名的文明遺跡前面流連忘返，為的是比較人類從蒙昧進入文明的時候到底有哪些不同的路徑，以及這些不同路徑的演化軌跡。經過10多年的觀察與思考，我終于感悟到：不同的資源環境約束下的古代人類，進入文明的路徑本來就具有顯著的“異質性”。不同的生產方式也必然會導致不同的社會政治形態。今后，如果東亞的學者不愿意再教條主義地把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五個階段論”的結論生搬硬套到延續數千年的古瑪雅、印加文明，和古中國文明的解釋上去，那表明我們至少在世界觀上對馬克思自己曾經強調的“亞細亞形態”有所理解。

　　我們需要知道，無論以何種主義為名，控制著近現代話語建構權力及對其“政治正確”有外在包裝作用的主流人文社會科學，其指導思想仍然是對西方中心主義內在地起決定作用的一元論哲學——不僅與生俱來地、內在地含有早期歐洲地中海沿岸的海盜文明的特質和中世紀政教合一的一神論的神學統治思想，而且至今也仍然客觀上起著服務于全球霸權主義的作用{18}。

　　而在近代殖民主義全球化中相對處于非主流的、幾乎被邊緣化或自我邊緣化了的東方文明，則由于早年地處相對于歐洲而言的“遠東”，完成殖民化的成本太高，且原住民人口過于龐大。總之，中國人作為原住民不僅沒有在殖民化時代由于西方列強大規模殺戮而被殖民者及其后裔所替代，而且在兩個方面的近現代國家政治建設（state building）——通過艱苦卓絕的民族獨立戰爭和國內革命戰爭，以及戰后擺脫列強控制的維護主權斗爭——得到加強的集中體制建設中，得以在維護自身幾千年傳統灌溉農業形成的群體文明的同時，形成了東方特色的集中體制內部兩個能夠整合社會資源的有效機制：

　　其一，借助漫長歷史遺產中的核心——群體文化，能夠“內部化處理市場經濟的嚴重的外部性問題”。

　　其二，借助幾千年農戶經濟內在具有的“不計代價的勞動替代資本投入”的機制來緩解突然出現的資本極度稀缺問題。

　　在這兩個機制的作用下，中國就有了比“完全實現了西方人殖民化占領的、即使獲得獨立也仍然傳承了西方人構建的上層建筑的一般第三世界國家”更易于、也更快地進入工業化的條件。

　　這些從宏觀政治經濟體制到微觀經濟主體內在機制的所謂中國特色，才是中國完成工業化并且維持經濟長期增長的真正的“比較優勢”之所在！

　　盡管，如果僅僅從一個通常具有理想主義特征的學者的個體角度看，我并不愿意積極地（positive）討論這種只在資本主義問世以來才由于所謂全球競爭而被廣泛重視的比較優勢分析{19}，因為，即使中國人在保證國家貨幣主權和金融壟斷的前提下完成了“自我資本化”，并且得以在全球金融資本已經嚴重過剩的情況下參與二十一世紀的泡沫化的主流競爭，也難以根本地避免“覆巢之下豈有完卵”的結局。
　　
　　*本文為作者提交給“第四屆開放時代論壇暨第二屆思想史論壇”（2007年10月，復旦大學）的會議論文。

注釋：

{1}溫鐵軍：“百年中國，一波四折”，參閱溫鐵軍：《我們到底要什么》，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2}亞洲發展中國家人口過億的是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孟加拉，其中只有中國形成了結構完整的工業體系。非洲至今沒有一個工業化國家。拉美國家中已經完成工業化的、人口過億的只有巴西，但巴西的原住民占比很低。
{3}之所以指稱其為“宗主國”，依據的只是毛澤東1970年代提出的關于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論斷。
{4}參閱溫鐵軍：《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三農問題的世紀反思》，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5}在如今西方話語主導的輿論條件下，這些斗爭已經被認為是“社會動亂”了。
{6}溫鐵軍：“‘三農問題’：世紀末的反思”，《讀書》1999年第12期。
{7}溫鐵軍：“關于改革的四個問題”，《鳳凰周刊》2006年4月。
{8}溫鐵軍：“從紙到紙的循環：重新認識美元主導的國際金融資本”、“全球經濟危機與中國粗放型增長的趨勢性問題”，參閱溫鐵軍：《我們到底要什么》，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9}溫鐵軍：“蘇東七國私有化的觀察與思考”，《中華工商時報》1992年9月30日第五版。
{10}根據世界銀行1996年對28個轉軌國家的研究，到1995年俄國的貨幣化程度仍然只有27%，而中國是103%。參閱世界銀行《2005年度發展研究報告》。
{11}參閱溫鐵軍：《解構現代化》（中文版），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12}對于當年不得不承擔這種成本的國民來說，在危機爆發之后被迫接受轉嫁的通貨膨脹代價很不幸，但對我這種斗膽直言的人則是“大幸”——再典型不過的“滯脹危機”的爆發，及時堵住了對我的大批判之口！
{13}1957年反右運動之前黨中央動員全社會開展“反對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運動，隨著對這三種錯誤傾向的群眾批評被反右所完全逆轉，發生了1958年開始的經濟危機；隨后是不得不再以階級斗爭為意識形態工具來重新發動民眾。這個歷史性的教訓至今仍然具有可比性，實在值得今人格外重視。
{14}這些文章均可參閱溫鐵軍：《我們到底要什么》，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15}這些文章均可參閱溫鐵軍：《三農問題與世紀反思》，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16}我們在既無權又無錢的條件下，靠成千上萬學生與農民結合起來而推進的另類實踐活動，引起大量海內外媒體的廣泛報道，甚至被CCTV戲稱為主流“市場派”之外的“鄉建派”。
{17}溫鐵軍：“改良思想、鄉村建設與NGO的組織成本”，參閱溫鐵軍于2001年7月10日在北京郊區參加“中國社會發展研究服務中心”、“社區伙伴計劃”等香港NGO舉辦的“金錢、生計及發展”座談會時的發言；“我們還需要鄉村建設”，參閱溫鐵軍（主編）：《新農村建設/理論探索》、《新農村建設/實踐展示》，北京出版集團文津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18}溫鐵軍：“全球化、邊緣化、法西斯主義”，根據溫鐵軍在有關印度喀拉拉經驗的討論中的發言整理。2001年之初，來自中國大陸、香港、菲律賓、印度的經濟學、社會學、比較文化研究的學者和作家等十數人組成的考察團造訪了印度的喀拉拉邦。數月之后，曾經同行喀拉拉的部分中國學者，在交流彼此的思考時談及全球化與世界法西斯主義。當時參與討論發言的人有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副所長黃平研究員、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戴錦華教授、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劉健芝博士等；記錄整理后經過大家修改的原文，發表在2001年夏天的《改革內參》、《天涯》、《讀書》等刊物上。
{19}本著人之區別于“叢林法則”才成為人的天賦良知，我在痛苦反思自己不舍涓滴才做出的這一切邏輯解釋之余，熱切地企盼著本文建構的理論體系某一天會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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