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制改革思想“解放”到哪去
——簡評“新古典模式”、“北歐模式”和“中國模式”
夏小林
摘自《為誰作嫁？——經濟學、市場和改革》，香港大風出版社，2008年10月
完善所有制結構需要解放思想。但“解放”到哪里去呢？
第一，“解放”到新古典主義特別新自由主義學派那里去？
的確，早有人這么做了，1990年代就比較突出了。近些年更突出。2001年出版的一本美國《經濟學》教科書說，“市場經濟是一種主要由個人和私人企業決定生產和消費的經濟制度。” 書中并指出，在美國，GDP構成中的國有經濟占3％。
中央黨校一位知名教授照搬新古典經濟學的定義，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以“民營經濟”即私營經濟為主體。他說：“市場經濟的基礎是民營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到底是國有經濟為主體還是民營經濟為主體？我的觀點是，國有經濟只能是在市場經濟中作為一種特殊的形式存在。國有經濟與社會主義沒有必然關系……國有經濟到底在哪些領域擴大和發展？我認為主要是在公共領域。”這里，所謂“我的觀點是”照搬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2006年，政府某研究機構等進一步提出，土地要素也應該私有化。2008年同樣的建議仍然在北大的百年講堂和主流媒體上傳播，幾個所謂“中國頂尖經濟學家”主要的改革訴求，就是中國一定要實現“小政府”＋“市場經濟的本質就是民營經濟”（包括土地私有化）的目標。這些也是照搬美國新古典的。照搬就是“頂尖經濟學家”？
當然，在理論和實踐中，私營經濟主導的市場經濟也是各色各樣。其中最殘酷無情的模式是沒有福利制度的市場經濟模式。在20世紀公然主張這種模式的是美國的新自由主義學派。在這方面，美國新古典經濟學的保守派等也是堅決反對的。歐洲的經濟學家更是普遍的持反對態度。2005年北大有一位著名教授在促成“非公經濟36條”出臺后，還特別補充說道，“中國不應該建成福利社會，否則人們便沒有危機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議取消所謂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熱情和能力”?！爸袊呢毟徊罹啻髥?？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和諧社會才能有希望。”他這是在照搬美國新自由主義學派領軍人物弗里德曼在《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中的建議：廢除社會保障、免費的公共教育、政府對自然災害的救助和最低工資法等等。但是，至今，美國也沒有哪個執政黨敢于完全實行弗里德曼的這些極右翼建議。而僅僅實行了一丁點，在社會福利、教育等機會平等和地區差距諸方面情況較中國要好的美國，基尼系數就上升到了0.47，與中國并駕齊驅，打破了所謂發達資本經濟體基尼系數遠低于發展中轉軌國家的經濟學“神話”，“老師”和“學生”一個水平。以至于進入21世紀以后，諾貝爾獎得主薩繆爾森教授終于承認“市場經濟加劇不公平”、“殘酷無情”和市場經濟存在“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的馬太效應。他老人家是新古典經濟學著名的領軍人物，大概是不會如中央黨?！秾W習時報》發文所稱，會“誤會”市場經濟的。
以上一些中國經濟學人主張私有化、小政府（包括取消福利）的現象，展現了體制內一些人描繪的中國從企業到土地的私有化的全景圖。并且，在這種市場經濟中，是沒有任何社會福利和保險的。雖然，就是在工業革命時期的原始資本主義時期，由于教會的影響，歐洲也有救濟窮人的一點福利制度。
顯然，經濟思想史告訴我們，“思想”入到這里面去，并非“解放”，而是入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套，甚至是其中極右翼的奧地利/芝加哥學派（即新自由主義）的套。如此這般的學人，名副其實的契柯夫小說中的“套中人”和新教條主義者，何來“解放”可言？而在這之前，他們的思想真的在哪個“套”中，又是如何“解放”出來的，天知道。
所以，2007年8月21日，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研究所教授鄭永年在《要預防中國思維的美國化》一文中指出，“中國內部改革的很多方面深受美國的影響。例如新自由主義。在政策層面，這種盛行于美國學術界的經濟學說對中國的影響遠遠大于對美國本身的影響?！腥苏f，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中國是新自由主義最大的試驗場，這并非聳人聽聞。”
當然，如果僅僅從始終活躍在主流媒體上的一些經濟學人的言論看，鄭永年的判斷是頗有一些依據的。不過，國內有一位著名教授不止一次地說了，世界上不存在新自由主義。果真如此？記得在1985年，北京大學出版了法國人亨利?勒帕日的一本書，書名就是《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
第二，“解放” 到突出福利和公平性的“北歐模式”那里去？
2006—2007年，所謂的“北歐模式十分配社會主義”又在北京政策性研究行當的特殊族群中時興起來。在今年紀念改革開放30年的活動中，這仍然不失為一個話題。其實，這個模式，南部的歐洲人自己就都克隆不了，他們和美國教授薩克斯一樣，羨慕而已矣。既然如此，何以指望在亞洲文化圈內的中國實行呢？
中國一經濟學人認真探索數年，制定了用5年時間實現全面私有化，并在分配方面模仿“北歐式分配”的路線圖。同時，他還給出了為私營中小企業減稅的具體建議?！氨睔W模式”是對某些行業的小企業實行優惠的稅收政策，但是，以瑞典為例，那里個人所得稅的邊際稅率約56％，資本稅在30％左右。這些高稅收項目，在中國是否能夠實行，從而真的將全面私有化和“分配社會主義”結合起來，卻是他自感困惑，難以回答，也確實沒有答案的了。
而體制內另外一些極力主張“分配決定社會性質”的“分配社會主義”（包括所謂的“民主社會主義”）的人們，對此則是保持了別出心裁的神秘緘默。其實，這種刻意的回避和緘默，在邏輯上本身就否定了在中國實行私有化+高稅收+高福利的“北歐模式”的可行性。
至于北歐分配模式的社會基礎和政治基礎，即強大的工會，己經形成良好傳統的大規模的勞資協商制度，以及廣泛的主要是包括民眾權力在內的政治民主等，主張“分配社會主義”的人也是只字不提。因為，他們連知識界內部和其他民眾在網絡上展開的有限“爭論”這種小小的民主都反對，誣之為“民粹主義”和“反改革”。而按照新古典經濟學教科書，工會和雇主組織更是市場經濟的異己力量，要取消才好，更不能張揚。在塑造了“北歐模式”的特殊的歷史條件上，主張“分配社會主義”的人是沒有任何深刻性的分析和見解的。
而另外一些自由主義者，出于對新古典經濟學規范的忠實，或者對于“美國模式” 的向往，則對于“北歐模式”毫無興趣，一個勁貶低它，鼓吹與美國政府和新自由主義學派倡導的“國際接軌”，不斷要求降低稅率，削減公共服務。自由主義者內部也是各行其道的。
這些年來，北歐也在“改革開放”。據《經濟觀察報》記者2007年 11月 5日的采訪報道，在瑞典，2006年6月信奉社會自由主義的四黨聯盟取代社會民主黨執政以后，開始進一步改革企業和個人所得稅，但是，這只是在政治民主程序制約下的“微調”。用瑞典現副首相莫德?奧勒夫松的話說，這“不是一種徹底的改變”。“北歐模式”乃至歐洲其它國家的社會市場經濟等模式，目前沒有證據表明它們會同美國模式同流合污。
現在這種不能徹底“改變”的高額所得稅的北歐模式，中國仍然是學不了的。試想，那些在“改革開放”中安營扎寨、廣泛擴充產業地盤、一度在某些領域肆無忌憚地實行“產業斬首”的三資企業，特別是其中的大型跨國公司，它們甘心成為被中國的“北歐模式”盤剝的羔羊嗎？他們是會因此“全球化”到低稅負、低福利和無福利的國家去的。其他有條件的內資私營企業，又何嘗不會這樣做。這就是資本流動全球化后“水往低處流”，全世界無產階級不聯合起來的好處。
總之，稅負不高、缺乏產生高福利的社會基礎和政治機制，“起點”和“路徑”完全不同，還能夠希望“北歐模式”及其“分配決定的社會主義”之曙光浮出中國的海平面嗎？
至于瑞典的社會民主黨將私有化的“北歐模式”稱為社會主義，那也只是黨派的一家之言，在西方思想界特別是經濟學界沒有取得主流話語權，也沒有被普遍承認。中國主張私有化的學人，犯不著病急亂投醫，一頭鉆進北歐社會民主黨的語境中去討生活。如果想硬來，不妨先到浙江省或者溫州市去弄一個“北歐模式”出來，以點帶面，逐步開練。
第三，解放到哪里去？
改革開放以來，完善所有制結構的思想已經解放到堅持社會主義初期階段“基本經濟制度”上去了。1997年9月12日，中共十五大報告明確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薄皞€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當繼續鼓勵、引導，使其健康發展?！?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報告重申了這一點。
這種完善所有制結構的思想，既區別于原蘇、東等轉軌國家的“休克療法”和追求徹底私有化的“新古典主義”目標，避免了那種“變異”的市場經濟版本和巨大的轉軌成本；又區別于20世紀80—90年代一些傳統市場經濟國家主要在基礎產業領域實行全盤私有化的目標。最后，簡單地說，它也區別于完全取締私人企業的社會主義經濟的探索性實踐。所以，在這三個方位上，它都具以新意，可視為一種“解放”。
但是，在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上，這種因“思想解放”而來的“基本經濟制度”是有深厚的歷史淵源的，決不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例如，在馬克思的時代，經典作家關于法德農民問題的分析中，就有保留小農這種個人所有制和租金的論述；在關于巴黎公社的分析中，還提到了“工資”這種貨幣關系。而在《經濟學手稿（1857－1858）》中，馬克思關于商品生產消亡生產力條件的長篇闡述，更是別具一格，為分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提供了新的出發點和更開闊的分析視野。列寧沒有看到馬克思的這部書稿。但是，他從實際出發提出的新經濟政策中，表達了多種所有制成分并存、保留商品貨幣關系和商品交換的思想：斯大林也沒有完全否定兩種所有制并存和保留商品貨幣關系的思想。在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毛澤東關于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理論中，也提出了多種所有制成分并存的思想，以致今天還有人借用這些思想來為在中國大力發展資本主義作理論上的說明。
所以，那種把中國的改革開放與1975年之前漫長的、廣闊的、全球性的社會主義運動和大思想家完全“切割”開的做法，并把這之前的社會主義運動誣蔑為“冬天”，是掩耳盜鈴、自吹自擂的把戲，是經不起歷史檢驗的道德墮落行為。
當然，在社會主義運動之外，也有思想是可以供借鑒的。例如，毛澤東關于發展資本主義的思想，就與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及實踐在時間和邏輯上是分不開的，等等。
另外，這里提示應該注意一個明顯的事實：中國在改革開放的30年中，多年來保持的高速增長始終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混合經濟為微觀基礎而實現的。這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中，特別在原蘇、東國家“轉軌”經歷的反襯下，是一個讓西方思想界也覺得需要深入思考的真正的大國奇跡。社會主義的實踐和理論在發展中不斷創新，西方思想界注重實際的人們也在重新打開眼界，研究沒有實行代議制民主和徹底私有化，同時卻又實現了長期快速增長和政治穩定的“中國模式”。
在《喧囂的90年代》中，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也指出，美國版市場經濟不是市場經濟的唯一版本。近30年左右的美國版本不過是一個需要揭開偽善面紗的“神話”，其依據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是“巫術經濟學”。不久，200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憑著良知，又發出了警世之聲：“美國怎么了？”而這兩人，都先、后預見了美國面臨更大的金融／資本市場危機和共和黨的下臺。
在全球化中公信力已然破產的“華盛頓共識”遠遠不是“歷史終結”的符號。
當然，當下這種“基本經濟制度”是不斷遭遇挑戰的，且挑戰者不讓對手爭論，盡管他們放心大膽地與憲法、黨的決議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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