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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的美國學派:經濟思想史所遺忘的學派

賈根良  束克東 · 2009-01-22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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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學派不僅作為技術創新經濟學、李斯特經濟學說和龐巴維克-費雪資本利息理論的先驅等在經濟思想史中占據著不容忽視的重要地位,而且其發展戰略和發展政策特別是高工資戰略對當代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我國仍然具有重大的現實借鑒價值。

【內容摘要】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美國經濟的崛起過程中,美國學派經濟學家對美國的經濟政策制定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美國成功地趕超英法等發達國家中功不可沒。但奇怪的是,在目前的西方經濟思想史教科書中,美國學派卻幾乎完全被人們所遺忘。本文通過對歷史史實的考察,較系統地總結了美國學派以下五個方面的核心思想:制造業立國;貿易保護主義;政府的重要作用;高工資戰略;教育、智力和技術創新的重要性。本文的討論說明,美國學派不僅作為技術創新經濟學、李斯特經濟學說和龐巴維克-費雪資本利息理論的先驅等在經濟思想史中占據著不容忽視的重要地位,而且其發展戰略和發展政策特別是高工資戰略對當代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我國仍然具有重大的現實借鑒價值。

【關鍵詞】 美國學派   幼稚工業保護  技術創新  高工資戰略

本文作者在研究演化發展經濟學思想史[1]并閱讀美國經濟史的過程中,日益強烈地感覺到: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美國經濟的崛起過程中,目前使我們感到陌生但在當時很有影響的并可以稱之為美國學派的一些經濟學家對美國經濟政策的制定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此,我們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查閱了中文和英文版包括翻譯成中文在內的經濟思想史或經濟學說史教科書共計三十二種,但是非常遺憾地發現,只有蔣自強和張旭昆等人的《經濟思想通史》提到了“美國學派”并且一筆帶過以外,其它教科書的情況是:提到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有四本;提到丹尼爾·雷蒙德的僅三本;提到凱里的最多,高達十四本,但其中對凱里經濟思想的介紹大都是闡述他的“階級調和論”,而對凱里有關貿易保護和技術創新等許多經濟思想卻只字未提,而約翰.雷等其他重要經濟學家幾乎被完全遺忘了;更不用說目前的教科書能對美國學派在十九世紀美國經濟發展所起重要作用進行分析了。因此,我們認為,美國學派經濟學家基本上已經被經濟思想史所遺忘。為了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本文討論了為什么說經濟思想史中存在著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美國學派。論文共分三節,首先說明美國學派是在對古典經濟學的批判中誕生的,然后討論美國學派的核心思想,最后論述美國學派對經濟思想史和當代發展中國家的重要價值。

一、美國學派對古典經濟學的批判

古典經濟學產生于十八世紀末發達的資本主義工業化國家,這不僅為古典經濟學的產生提供了特殊的經濟背景,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為它向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推行經濟政策霸權提供了理論基礎。十八世紀末的美國盡管在政治上剛剛獨立,但不僅沒有自己完整的經濟理論,而且經濟上仍然嚴重依附于英國。英國不僅向美國推行它的經濟理論,而且還要推行它的產業政策。然而,當時的美國只是一個農業國,工業幾乎空白,面臨英國推行的產業政策和對美國經濟發展階段的考慮,美國學派的經濟學家們積極尋求適合本國發展的經濟理論和產業政策,對古典經濟學進行了一系列的批判,并在批判過程中,導致了美國學派的興起。

1.批判古典經濟學忽視工業的重要意義

作為英國工場手工業鼎盛時期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亞當·斯密(1723~1790)深受重農學派的影響。重農學派認為農業是創造剩余價值的部門,而農業以外的部門如工業不創造剩余價值,工業只是把農業提供給它的原料和生活資料轉變為另一種形式,即工業品。亞當·斯密也認為用于生產原生產物的勞動是最有生產性的,因為這些部門有自然力參加“勞動”,這表明他仍然沒有擺脫重農主義的束縛。雖然他承認工商業也可以創造價值,但仍然存在農業能夠創造更多價值的片面看法。亞當·斯密以后的古典經濟學家都沒有真正認識到工業對于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提高所具有的關鍵性作用。

美國學派經濟學家極力反對重農學派所謂農業是創造“剩余”的唯一部門的觀點,反對古典經濟學家的比較優勢理論。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著名的《關于制造業的報告》(1791)為美國后來的工業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基礎 [2]。漢密爾頓認為,制造業不僅是保證美國政治上真正獨立的基礎,也是國家軍事強大的重要基礎,同時也是維持整個國家聯合統一的紐帶[3] 。與漢密爾頓一樣,丹尼爾·雷蒙德(Daniel Raymond,1786-1849)和亨利·凱里(Henry.C.Carey,1793~1879)都強調了工業部門在擺脫殖民主義和促進農業發展的重要性,都對政府為什么要對幼稚工業進行扶持、保護和補貼的原因進行了分析。此外,斯蒂芬·柯爾韋爾(Stephen Colwell)從多樣性的部門協調發展可以有效吸收技術和生產率增長的外部性對工業的重要性進行了分析[4]

2.批判古典經濟學把資本積累看作是經濟增長的源泉

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核心是經濟增長根源于資本積累,亞當·斯密雖然是以勞動分工為出發點來闡述如何增進國民財富的,但是他把勞動分工歸于資本積累,即資本積累有利于勞動分工的發展。不過,勞動分工反過來也提高產出,產出增加為更多的資本積累提供了可能。亞當·斯密雖然也把發明作為影響勞動生產率的一個因素,但是他并沒有重視發明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從總體上,古典經濟學家都把把國民財富增長的主要原因歸于資本積累,并且認為資本積累是由個人儲蓄而不是企業儲蓄所決定的。

而美國學派的丹尼爾·雷蒙德卻認為,資本只是提高勞動力的效率,資本本身并不是生產性的 [5],一國經濟發展只有在充分運用勞動力特別是有一定技術和發明創造能力的勞動力下才能實現,而充分消費和高需求可以充分發揮作為經濟增長發動機的一個國家潛在的有效率的勞動力和技能的作用[6],因此,我們可以把丹尼爾·雷蒙德看作是人力資本理論的先驅。約翰·雷(John Rae,1796-1872)認為一國經濟發展的源泉是發明而不是古典經濟學所說的由儲蓄引起的資本積累,他在《關于政治經濟學主題的新原理闡述》(1834年)一書中,指出亞當·斯密在闡述國民財富增長源泉的問題上存在謬誤[7]。約翰·雷認為之所以有投資是由于技術發明給投資帶來更多的未來預期收益;投資是由企業儲蓄而不是個人儲蓄引發的,因為只有企業儲蓄是生產性的,而個人儲蓄不是生產性的,因為它沒有導致新資本的產生,它只是對人們現有資本的重新分配。

3.批判只注重個人利益、忽視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協調

斯密認為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是一致的,每個人追求個人利益就能實現整個社會的最大利益。古典經濟學家都具有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天然和諧的思想,為了提倡自由放任,他們反對政府干預。

其實,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經常出現沖突和矛盾。丹尼爾·雷蒙德認為,有時個人財富的增長是不利于國家財富的增長,因為個人目標常常與國家目標是沖突的。對個人來說,財富意味著生產性的財產,如土地、貨幣和其他一些生產工具等,只要節儉和儲蓄就能增加個人財富,甚至不需要勞動和創造,它們仍然能給擁有者帶來生活必需品和舒適品。而對國家來說,土地和貨幣的積累不是財富,沒有創造和勞動就不會帶給國民悠閑的生活[8]。私人財富的總和不是國家財富,一個也許很窮的國家卻有很多富人。丹尼爾·雷蒙德公然地贊同重商主義者的思想,他特別贊同國家的激勵和規制對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并認為,古典經濟學所謂個人追求私利可以自然地達到社會利益協調的看法只是一種幻想。

4.批判古典經濟學的階級對立和忽視社會和諧

在李嘉圖著名的地租理論中,由于他站在工業資產階級的立場上,所以他只看到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認為三者之間是此消彼長的過程,從而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三大階級之間利益是根本對立的。這與美國當時地租、工資和利潤同時上漲的現實情況是不吻合的。美國學派經濟學家對此提出的解釋是:由于工資上漲和利潤增加,經濟的繁榮必然要引致地租也會跟著上漲。

凱里反對李嘉圖所謂利潤與地租相對立的觀點,按照他的價值再生產理論,隨著財富的增加,資本家和地主所獲得的份額在降低,工人所得在上升,不過三者所獲財富的絕對量都增加。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 1784-1873)也否認工資和利潤之間存在不可克服的沖突,投資的高利潤通常反映了對勞動力的巨大需求,那么就會出現高工資。凱里認為勞動一旦得到資本的資助,將具有更高的生產率,從而改進了勞動的質量,資本家和工人雙方都從更高的生產率中得到好處。

5.地租理論

亨利·凱里反對李嘉圖和馬爾薩斯關于農業耕種順序是從耕種最肥沃的土地開始,然后過渡到耕種劣等土地的觀點。亨利·凱里提出相反的看法,認為人們耕種土地是從劣等地開始依次向優等地耕種,亨利·凱里的理論更符合當時美國的現實。在凱里看來,如果按照李嘉圖的說法,由于土地肥力不斷遞減,人們只能年復一年地成為自然的奴隸。古典經濟學家沒有看到技術在農業上的運用不僅阻礙資本報酬遞減趨勢的出現,而且可能帶來報酬遞增的局面[9]。地租并不是李嘉圖所認為的土地原有的具有不可推毀的生產力的產物,地租的獲得是由于人的勞動和資本聯合作用的原因,凱里認為,土地是一種資本,它的價值高低受投資于它的資本及帶入市場的程度所決定的。威拉德·菲利普斯認為地主合理地收取地租正如資本獲取相應的利潤一樣,并像美國其他經濟學家一樣把土地和生產性資本聯系起來[10]。同時他還認為在內戰后的美國,地租上漲沒有影響資本積累和利潤投資,而李嘉圖是極力反對地租增加,否則會減少利潤,影響投資,進而阻礙經濟增長。

二、美國學派的主要思想

1.“制造業”立國

美國在十九世紀初還是農業國,依靠向歐洲市場提供糧食和原材料來換取工業品,這種產業結構嚴重依賴國外市場的供需和價格波動。這種不利的局面讓美國學派經濟學家不再相信英法古典經濟學基于比較優勢理論所倡導的經濟政策。漢密爾頓的《關于制造業的報告》(1791)最早闡述了“制造業”立國的基本思想 [11]:①制造業易于采用分工制度,促進生產力的發展;②充分利用機器,訓練技術人才;③可以增加社會各階層就業、減輕社會負擔;④鼓勵外來移民,促進本國工業發展;⑤為人們彼此在才能和偏好上的差異提供更大的活動范圍;⑥可以擴大農產品市場,而且對農產品的需要是穩定的;⑦為企業提供更廣闊和多樣化的場所。漢密爾頓在認識到發展制造業重要性的同時,也提出發展制造業的戰略,比如,在產業創立之初可以通過政府發行債券提供所需的資本;對發展起來但競爭力不強的制造業進行各種補貼;通過必要的高關稅來保護幼稚產業,既可以擴大國內市場,進行規模化生產,同時也降低了國外產品的競爭力。

另一個對美國制造業發展產生巨大促進作用的是丹尼爾·雷蒙德,他就提出了“美國制造業制度”,他認為一個國家生產財富的能力正如一個人的生活水平一樣是由所選擇的職業和職業所含技術水平決定的。如果美國不選擇制造業的話,那么美國就是一個財富生產能力低的國家,和其他國家沒有任何競爭優勢。不過,雷蒙德也認為,制造業發展的初期比農業需要更多的資本,也會遇到更多的困難,所以需要國家給予支持。國家通過各種措施保護剛建立的制造業,雖然在短期內使物價上漲、工資增加,但是也會刺激投資,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12]。此外,雷蒙德特別強調國內市場對規模經濟的重要性,他認為制造業不僅提供工具,而且也為農業發展提供了市場,并認為美國農民的長期利潤來自于國內蓬勃發展的工業。

2.貿易保護主義

漢密爾頓看到美國制造業的弱小,提出美國要想快速發展制造業,對外貿易就要實行保護性關稅、財政補貼等手段,同時必須采取發放政府獎金和技師監督等措施促進國內制造業的發展。這些措施在他的《工業的獎勵和保護》一書中都有詳細的論述。在他的貿易保護主義思想指導下,美國學派經濟學家提倡對制成品進口征收關稅,甚至禁止進口;對于原材料進口采取較低關稅,這都成為后來美國保護本國幼稚產業的基本政策。

在十九世紀50年代被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是“美國唯一的一個經濟學家”的亨利·凱里是著名的貿易保護主義者林肯的經濟顧問,他鼓吹由亨利·克萊(Henry Clay)在1824年提出的意在保護制造業的“美國制度(American Systems)”。亨利.凱里對古典經濟學倡導的自由貿易持反對態度,他認為具有不同技術的國家如果推行自由貿易,那么技術落后的國家將長期處于不利地位。由于技術上的差異不可能在短期內消除,所以對技術落后的國家要實行保護政策。

認為發明和技術進步是經濟發展根本原因的美國十九世紀經濟學家約翰·雷也指出,落后國家需要對幼稚產業提供關稅貿易保護,因為幼稚產業從不成熟、沒有競爭力發展到成熟并有競爭力需要一個過程,幼稚產業的技術進步本身也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就需要貿易保護[13]。卡爾文·科爾頓(Calvin Colton)也認為高關稅對保護美國工人獨立和高生活水準是必需的,這種積極的保護是持續自由的前提,已經建立起來的工廠沒有保護就算能生存,但是投資者不可能建立新的工廠。此外,威廉·菲利普斯認為保護是有利于所有階級的工具:投資者獲得利潤,工人的工資得到提高,最終將明顯降低消費品價格并增加稅收。

大多數美國經濟學家都把亨利·克萊在1824年向美國眾議院的報告中提出的“美國制度”作為美國內戰后發展制造業的指導方針。克萊尋求政治上維護和支持美國制造業發展以消除來自國外的競爭,其中,貿易保護是“美國制度”的核心思想[14]。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對美國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例如法國經濟史學家巴路殊指出,在整個十九世紀直到二十世紀20年代,美國是世界上發展速度最快的經濟體,同時幾乎貫穿于這個時期,美國也是最保守的貿易保護主義者。在美國1830~1910年期間,美國兩個人均GDP指標最好的20年分別是1870~1890年(2.1%)和1890~1910年(2%),這兩個時期也是美國貿易保護程度非常高的時期[15]

3.主張政府發揮巨大作用

古典經濟學家們都相信市場經濟具有自行調節的運行功能,李嘉圖說:“在沒有政府的干預時,農業、商業和制造業最為繁榮。”需要國家“做的全部事情,就是避免一切干預,既不要鼓勵生產的一個源泉,也不要抑制另一個源泉”[16]。但這種觀點遭到了美國學派經濟學家的強烈反對,他們認識到第二次工業革命所產生的新技術和規模經濟對作為社會先行資本的物質基礎結構和金融基礎結構產生了強有力的需求,而單靠市場或私人行為是無法滿足這種需求的。因此,美國學派經濟學家認為,美國政府不僅要在保護民族工業上做出貢獻,而且要對基礎設施建設進行直接投資,這就需要一個大政府,反對約翰·泰勒(John Taylor)不能給政府太多權力的觀點。事實證明,美國學派的這些觀點是非常正確的,這是美國經濟超過英國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國學派經濟學家不僅強調政府在基礎設施建設上發揮巨大作用,而且對政府更廣泛的作用提出了許多在現在看來仍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的新觀點。例如,丹尼爾·雷蒙德認為應該給政府更多的權力才能去做私人做不了的事情。雷蒙德把政府看作為一個工具,在減小不平等和促進普遍的繁榮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認為政府不僅可以為國民開發新領域提供機會,而且可以調節個人道德和經濟的關系。同時對于像大河、湖泊和信息的主要動脈,國家應該把不同部分連接起來,既能在和平時期促使最便宜和最好的商業和社會交往,降低交易成本,又能保證最有效的戰爭防衛系統[17]。又如,約翰·雷認為,保護幼稚工業不僅需要關稅保護,而且還需要各種獎金、保險費等促進幼稚產業發展的國家資金,這就為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創造了條件。同時,由于對經濟發展有重大作用的知識發明具有公共產品的屬性,必然會導致市場對發明的非最優供給,這同樣需要國家干預。

對于創造金融基礎結構方面,主要是漢密爾頓對美國應該建立銀行的看法,美利堅銀行既是商業銀行又是準公共性質的中央銀行。1791年,美利堅第一銀行經國會特許成立,它的成立應歸功漢密爾頓。他就任財政部長不久就對新生的美國面臨的財政問題以及銀行業的經濟意義顯示極強的洞察力。1811年,在反聯邦黨人士特別是托馬斯·杰斐遜認為美利堅銀行是大政府和經濟集權的堡壘的錯誤認識下,國會收回特許。由于出現了所預料的沒有聯邦銀行所存在的問題[③],1816年,國會特許成立美利堅第二銀行。美國學派認為,只有政府發起的國家銀行才能保證基礎設施建設對貨幣的需求和促進商業發展,這包括抑制投機活動的信貸的管制,保證經濟向著健康的方向發展。國家銀行可以調節生產型企業的投資方向,并為基礎設施投資提供巨額資金。

4.高工資戰略

丹尼爾·雷蒙德的一個影響很大的經濟政策就是提倡美國實行高工資戰略。工業比農業更容易分工,從而可以比農業更容易提高勞動生產率,同樣的資本投入工業會帶來更多利潤,這樣任何一個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會隨著生產率的提高走向高工資狀況[18]。美國學派認為,高工資反映了高生產率而不是高生產成本,人為地降低工資,使本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優勢,其實,這只是產品在勞動成本方面競爭的一個優勢。勞動、資本和土地它們三者之間不僅跟自身競爭,而且相互競爭。產品市場價格主要不是由廉價勞動力而是由技術所塑造的,日本在二十世紀60年代大量占有美國的汽車市場,主要就是日本的科學的生產機械化和日元升值,使美國勞動力大大貶值造成的[19]

正如倫德德爾(Lauderdale)在批判斯密《國富論》時指出的,一個國家不要害怕工資的提高會抑制經濟繁榮,可以用資本設備代替勞動力,美國學派認為,產業不斷進步的過程就是資本不斷代替勞動的過程,同時也就是勞動力的技術不斷進步的過程;低工資并不是優勢,而是一個國家產業難以升級和勞動力技術難以提高的障礙。只要存在較高技術含量的機器代替勞動的趨勢,那么一個國家就不會存在永遠的勞動密集型或資本密集型的產品優勢。伊拉斯莫·P·史密斯(Erasmus Peshine Smith,1814-1882年)也以李斯特的格言為例,強調政治經濟學不應該僅僅以增加國家交換價值而應該以增加生產能力為目的。

5.教育、智力和技術創新

當亞當·斯密撰寫《國富論》時,他實際上并沒有注意到英國工業革命的發生;而馬爾薩斯和李嘉圖的經濟學說更使經濟學獲得了“沉悶科學”的綽號。因此,古典經濟學低估教育和技術創新的重要性并夸大“報酬遞減”的作用并非偶然。在經濟思想史上,美國學派是最早比較系統和突出強調教育、智力和技術創新重要性的經濟學派。

丹尼爾·雷蒙德認為,政府干預不僅是通過擴大公共工程、基礎設施建設和統一國內市場以及建立促進工業增長的國家銀行來實現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要通過發展公共教育,提高勞動力的技術水平最終實現國家的長期發展。最先提出以能力(energy)作為經濟發展推動力的伊拉斯莫·P·史密斯也高度重視教育對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長期作用。

約翰·雷是最早強調創新和技術變遷的經濟學家,他尤其是分析了技術發明的重要性,并強調政府在引導貨幣從奢侈品消費流向對技術創新有巨大推動作用的教育上負有重要職責。約翰·雷對技術在美國趕超當時先進的英國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進行了分析,他認為經濟增長是由新技術所導致的不完全競爭引起和促進的。約翰·雷還強調發明和技術在不同產業和不同地方的轉移需要適應和變化,在新產業和新地方,會面臨一些困難,需要不斷學習。同時,他也強調建立一個新企業雖然困難重重,但是,一旦建立,就可以從中獲得更多潛在的收益[20]

史密斯首次提出以精神力量為支柱的經濟增長理論。他認為推動歷史進步的兩個基本力量是人類的智慧和毅力(wit and will),智慧延伸技術能力的界限,而社會的毅力(will)是提供充足的激勵去投資技術的潛力[21]。他是經濟思想史上第一個認為經濟增長依賴精神力量——運用人類能力、利用自然力量的經濟學家。對史密斯來說,精神力量相對自然固有的資源來說具有無限的潛力。史密斯不同意食物增長落后于人口的增長,人口不僅是財富產生的根源,而且還促進新技術的產生。

三、為什么說美國學派對于經濟思想史和解決現實問題具有重要價值?

1、技術創新經濟學的先驅

古典經濟學運用抽象方法把經濟發展僅僅歸結于儲蓄和增加物質產品。對于古典經濟學來說,由于邊際報酬遞減規律的作用,資本投資會減少,經濟增長最終會停止。但是,這遭到了美國學派的反對。例如,雷蒙德反對古典經濟學的“沉悶科學”,因為技術在不斷進步,所以經濟會不斷增長;又如,約翰·雷指出,發明和技術促使企業生產性的儲蓄轉化為投資,而古典經濟學強調資本積累和勞動分工是第二位的[22] ;史密斯認為技術進步本身就是降低生產過程中的勞動成本,同時,也使人類的勞動力從僅僅是蠻力向技術含量較高的勞動力方向的轉變過程[23]。因此,我們認為,美國學派是技術創新經濟學的先驅,在經濟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目前,由于科學技術和創新在現代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戰后以來才得到迅速發展的創新經濟學得到人們日益增長的青睞。約翰·雷是首次提出技術在經濟增長中核心地位的經濟學家,而不像古典經濟學家所謂的資本積累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在當代大量涉及技術創新經濟學的文獻中,幾乎人們都認為熊彼特是創新經濟學家的第一人。但約翰·雷要比熊彼特更早強調發明的重要性,并強調發明為更高利潤投資打開新的機會窗口[24],但是,熊彼特在他的理論中并沒有提到約翰·雷關于技術發明的論述。約翰·雷作為技術創新經濟學的先驅應該得到承認[23]

美國學派的其他經濟學家也是技術創新經濟學的先驅。例如,雷蒙德認為技術和知識是決定一個國家財富最重要的因素。制造業是新技術和新知識產生的溫床,制造業是推動人類技術進步的發動機,所以一個國家的繁榮和昌盛最終取決于制造業的技術水平。雷蒙德也不同意經濟增長會與人口增長相等,從而人們的生活水平不能提高。他認為人口增加不僅刺激新技術的產生和生產的增加,而且還會產生阻礙人口增長的新文化因素。又如,亨利.凱里由于看到經濟發展主要靠技術和知識,所以他強調可以通過知識改變資源的稀缺狀態。他認為可以通過資本和人類發明技術的運用來克服土地報酬遞減,從而來反對李嘉圖的地租理論和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隨著技術的進步,人類不僅可以通過聯合勞動來使勞動越來越具有生產性,而且可以獲得報酬遞增的方式提高獲得更多的財富[25]

2、美國學派是李斯特經濟學說的先驅

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1825~1830年在美國過著流亡生活,在此期間,他受到亞歷山大·漢密爾頓、雷蒙德和約翰·凱里的影響,從一個自由貿易者轉變為貿易保護者。他在美國學派經濟思想的指引下,回到德國以建立“生產力理論”和“國家經濟學說”來指導德國經濟發展,為德國在19世紀下半葉和二十世紀初的經濟騰飛做出了卓越的貢獻[26]。此外,德國“國民經濟學”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歐根·杜林(1833-1921)也是凱里的信徒。

事實上,第一個系統提出幼稚產業論的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而不是現在很多人認為的李斯特。作為幼稚產業保護論者的李斯特,他認為在更發達的國家面前,落后國家如果不采取政府干涉,尤其是關稅保護的政策,就無法發展新生工業。他接著解釋,自由貿易對于兩個處于相似工業發展水平的國家是有利的(這是他極力主張在德國城邦之間成立關稅聯盟的原因)。在美國學派的影響下,李斯特還成為創新經濟學的先驅 [27]。李斯特從民族利益出發,以生產力理論為基礎,提出了一套為經濟落后國家服務的以幼稚產業為保護對象和以生產力發展為核心的國民經濟學學說,至今對發展中國家仍產生著巨大影響。

3、美國學派對龐巴維克和費雪的資本利息理論的影響

在經濟理論上,美國學派對后來很多經濟學分支的發展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例如,約翰·雷的資本理論對龐巴維克(1889)和費雪(1907)的資本利息理論具有非同尋常的影響。著名的經濟學家多夫曼(Dorfman, 1993)和薩繆爾森(Samuelson, 1994)在他們的各自論文中分別對龐巴維克(1889)和費雪(1907)在資本理論上的貢獻進行了分析,發現約翰·雷是他們的先驅[28]

根據多夫曼的看法,費雪的《利息理論》(1907)和龐巴維克的《資本實證理論》(1889)是現代新古典資本理論的起源[29]。其中,時間因素不管在龐巴維克和費雪的理論中,還是在約翰·雷分析資本理論時都占有重要地位。他們都指出投資意味著放棄現在的消費,而獲得更多的將來收益,利息就是未來和現在時間差的補償,利息的大小不僅受資本供給和需求影響,還依賴于人們的文化和心理因素的影響。龐巴維克在他著作中就說約翰·雷的資本利息理論是“極具有原創性和非同尋常的”[30]

費雪在他修訂后的《利息理論》(1930)中對影響資本供給的因素分析十分接近約翰·雷的分析。除了收入的時間模式這個要素外,約翰·雷對資本供給的探討要比龐巴維克和費雪都要深刻,龐巴維克和費雪承認,他們完全接受約翰·雷的“社會和慈善的友愛”[④]增加資本供給的主張,他們自己對資本供給的分析沒有貢獻。對于資本需求的分析,費雪雖然受到約翰·雷的影響,但是他把約翰·雷的資本需求理論向前推進了一步,龐巴維克也深受約翰·雷的影響[31]

4、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東亞國家發展戰略和政策的重要影響

其實,在美國學派中所體現的經濟政策早在文藝復興時就產生并得到英國等國家的實際運用[32]。美國由于正確地推行了美國學派經濟學家們提出的發展政策,從而使美國在十九世紀末就超過英法而成為世界發達國家。美國學派的經濟政策實際上是歷史上每個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發展過程中都采用的政策,不管是最初的英國,還是后來的美國、德國和日本以及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東亞都是如此[33]。所以美國學派不僅僅給美國經濟發展提供了正確的產業政策,而且也給了發展中國家有益的啟示。

在二十世紀60至70年代,東亞經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速發展。主流經濟學家們認為這些國家采用了比較優勢學說和自由貿易的發展戰略[34],但許多研究說明,它們都是采用關稅保護和數量限制等措施保護幼稚產業發展起來的。日本和韓國采用出口替代戰略獲取外匯,進口新技術,提高幼稚產業的競爭力。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沒有取得成功主要是這些國家沒有把出口促進戰略與幼稚產業保護很好地融合起來。日本和韓國在國家保護等政策措施下,已經從貧困的初級產品出口國向高附加值制成品的尖端制造國的根本性轉變,它們沒有理會西方所提出的應該盯住這些反映了他們“自然比較優勢”的產品的建議,而是構建起了比較優勢的新基礎[35]。在“華盛頓共識”在發展中國家推行比較優勢和自由貿易政策遭到失敗的今天,重溫美國學派的經濟思想是非常具有現實意義的。

5.高工資戰略的啟示

在典型的工業化國家中,工資形式的勞動要素支付約占到國民生產總值(或曰國民財富)的70%,這對于通過壓低工資水平獲取競爭優勢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意味著什么?美國學派的經濟思想可以給我們許多啟發。我們認為,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為了擴大勞動就業和增加出口,通過壓低工人工資來吸引外資的“低工資戰略”與強國富民的奮斗目標是背道而馳的,它是受西方主流經濟學比較優勢理論的教條和錯誤理解劉易斯“勞動無限供給經濟發展模型”支配的結果。

作為一種長期戰略,“高技能、高附加值(以自主品牌為基礎)和高工資戰略”應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新模式的一種戰略性選擇——它類似于19世紀美國的所謂“高工資戰略”,這種戰略與“美國制造體系”共同構成了美國崛起的基礎,其理由就在于,人力資本價值的持續上升是通過國家干預創造良性循環的關鍵性因素。目前,我國所提出的和諧社會和創新型國家建設正在為我國經濟發展模式的新格局奠定基礎,美國學派的“高工資戰略”對于我們非常具有參考價值,我們有必要對之進行深入研究,為我國經濟發展提高重要的借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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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School in 19th Century: This School Was Forgotten in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Genliang Jia                     Kedong Shu

(School of Economic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100872,Beijing)

【Abstract】Economists of American School exerte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not only on establishing American economic policies,but also giving enormous efforts to overtake successfully England and France and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from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beginning of twentieth century during growing up of American economy. But to my surprised, American School has been forgotten almost completely in western text of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today. Five kernel ideals such as that are manufactuing, trade protectionism, important founctions of government, high wage, education and intellectuality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re summarized by the numbers in American School through reviews of historical facts in this article. American School not only is regarded as forerunner of technology innovative economics and economics of List and interest theory of Bǒhm-Bawerk-Fish which taking up unslighting important status in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but also its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development policy especially high wage strategy has great real value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including especially China of the contemporary era.

【key words】American School  Protection of Infant Industries  Technology Innovation  Strategy of High Wage



*中國人民大學985課題“技術創新與中國經濟發展”階段性成果,壓縮稿發表在《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8年第5期。

[①] 賈根良(1962-),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主要從事經濟思想史、演化與創新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等研究;

[②] 束克東(1976-),合肥工業大學人文經濟學院講師,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經濟思想史專業在讀博士生。

[③] 在美利堅第一銀行終結后的五年中,該銀行支持者的諸多擔憂成了現實。盡管戰爭造成了混亂,但州立銀行的數目幾乎增至三倍。已發行流通的銀行券的數額由3,600萬美元上升為7,600萬美元。銀行體系所持有的金銀實際上減少了。結果,銀行業的結構嚴重削弱,而1814年的銀行擠兌迫使大多數銀行背棄自己的法定義務,拒絕將銀行券兌換成金銀。如果有一個強大的中央銀行,其管理層堅持謹慎地發行銀行券,那么防止銀行券的迅速膨脹則是可能的。

[④] 約翰·雷認為人們儲蓄增加資本供給除了存在追求利潤的欲望外,還有另一個方面增加資本共給的動力就是:雖然每個人生命是很有限的,也許未來沒有等到投資獲取利潤時刻就離開世界,從而享受不到未來利潤帶來的好處,但出于對社會發展和其他人的善心,可以放棄目前的消費去儲蓄,從而增加資本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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