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東西當然大受自由主義者追捧，因為它為自由主義者面對左翼“只批權力，不批資本”的指責時，提供了一種似乎說得過去、可以心安理得的解釋，免去了道德上的尷尬。所以自由主義者大都喜出望外，手忙腳亂就開始歡呼了，再顧不上審視秦暉的說法是否真正站得住腳。

可惜這種說法實在漏洞太多，它要被公認接受，恐怕只有在兩種情況下才有可能：一是在思想言論被高度鉗制的情況下，如果只有這一種聲音在反復重播，或許能夠得到全面認同；另一種是在狂熱的信徒人群中，凡是有利于維持“信仰”的說法，總是易于得到擁戴和追捧。從粉絲們對待批評秦暉聲音的義憤填膺程度看，秦暉確實具有成為“芙蓉姐姐”的內在潛質和外部基礎。

由于東西冷戰以自由主義西方的勝利而告終，所以自由主義在全球范圍內包括中國確實都贏得了前所未有的眾多信眾，這些信眾對待信仰的堅定執著，常常已不能以理性來解釋。

但其他人顯然并非如此，還不說那些對“平等”翹首以待的勞苦大眾，即使是被秦暉視為“共同底線”兩翼之一的思想左派，恐怕也不會有太多人認同這樣的“底線”。因為這一底線說是“共同”，貌似“公允”，其實完全是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上，偏向于自由主義那一邊，屬于偽裝公正的“拉偏架”。

按照秦暉的說法，在實現平等和自由之前必須首先實現“共同底線”，現在的當務之急是建立自由民主秩序，而不是爭取沒有這種秩序的平等和自由。而所謂“自由民主秩序”，當然要以自由為基礎，它雖然也包括政治平等的內容，但完全不涉及經濟社會方面的平等。按此邏輯，如果承認“共同底線”，就不應該以“平等”為理由反對“自由”，卻可以以“自由”為理由反對“平等”，這不是“拉偏架”是什么？這樣的東西能夠成為“共同底線”嗎？

秦暉在自由主義中屬于左派，他不象某些自由主義者尤其是經濟自由主義或古典自由主義那樣，被新左派批評為“只批權力不批資本”；秦暉的主張是“先批權力后批資本”，他的邏輯是：不把權力批倒，自由民主秩序建立不起來，資本就不可能得到有效抑制，平等就只是空中樓閣。

秦暉的這一邏輯隱含了兩個前提：一，從自由主義觀念出發，認定自由民主是增進平等的唯一有效途徑；二，對思想左翼“平等”、“抑制資本”的要求，以“在自由民主秩序之前不可能實現”作為拒絕理由。

人總是看不到自己，難以反推及己。當秦暉以“在自由民主秩序之前不可能實現”為理由否定即行平等和對資本的批判時，他似乎忘了首先應該低頭檢視一下：被他視為前提的自由民主秩序，在當前條件下是否有著實現的可能？如果大家都只是“不可能實現”，那么憑什么就要求新左派的“平等”、“批判資本”緩行，而秦暉的“共同底線”卻應該即行呢？毫無疑問，憑的只能是自由主義的理念。因此，說到底，秦暉的“共同底線”，除了自由主義的理念，再無其它；除非將這種理念包裝成絕對、唯一，否則，“共同底線”在邏輯上永遠立不起來。

不僅如此，“平等”也并非如秦暉所認定的那樣“在自由民主秩序之前不可能實現”，它比“共同底線”易行得多。當社會保障機制得到健全時，平等就得到了增進；當農業稅被取消時，平等也在增進；當農民工被關注時，平等還在增進，等等等等。憑什么說平等在自由民主秩序之前就不可能實現？平等永遠只是相對性概念，只有“增進”沒有“實現”；被自由主義者捧為萬應靈丹的自由民主秩序，并非增進平等的唯一途徑。

但秦暉卻將視線凝固在這一在當前條件下不可能的途徑上，這當然是由于他被觀念主導，一葉障目。如果說要堅持理念，不講可能性，只講必要性，那么自由主義又憑什么否定新左派“平等即行”的主張和呼吁，憑什么將“自由增進”置于“平等增進”之前或之上？秦暉又憑什么要左派接受他的“共同底線”？

事實證明，一種思想是否流行，主要看它是否迎合了人們的愿望，而不是看它是否客觀深刻。因此，同屬自由主義陣營，雖然秦暉的思想成就遠不能與吳思相比，卻能贏得更多追捧。秦暉的主要工作不外是手持自由主義的“主義”量尺，將他所謂的“中國問題”丈量一下，然后得出結論說：不錯，西方老祖宗留下來的東西還管用，我還能用它來自圓其說。

他真的自圓其說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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