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現代性價值
作者:張勝利
原載:文藝理論與批評
毛澤東的文藝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現代性思想在中國革命實踐中的具體成果。“五四”以來,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運用唯物史觀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現代性轉化,毛澤東是這一路線的集大成者。他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結合中國的革命現實,闡述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和社會主義文化理論,為無產階級文學和社會主義文藝建設明確了方向。與哲學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相適應,他提出了文藝民族化,利用傳統文化發展民族新文化;他主張利用民主性、人民性等現代性價值批判繼承傳統文化、文學,創造社會主義新文化;他認為在民族解放和階級解放事業中有兩條戰線,一條是文化戰線,一條是軍事戰線,無產階級應該掌握文化領導權,建設無產階級新文化。毛澤東的文藝思想,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文藝理論的建設和文藝研究的格局。
一、文藝民族化
毛澤東早年深受鄭觀應、康有為、梁啟超、楊昌濟等人的資產階級現代性的影響。新文化運動以來,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人的思想對毛澤東的思想發展起到重要作用。毛澤東在1936年評論他組織的新民學會時說:“這許多團體大半都是在陳獨秀編輯的著名新文化運動雜志——《新青年》影響下組織起來的。……在這個時期,我的頭腦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及空想社會主義的有趣的混合物。我模糊地景仰‘十九世紀民主主義’,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但是我堅決地反對軍閥和帝國主義。”①他和“五四”一代的知識分子一樣,以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為己任,致力于推翻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壓迫。此時,毛澤東的思想已經開始向馬克思主義轉變,他熱情地閱讀《共產黨宣言》等著作,樹立起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到了一九二零年夏天,我已經在理論上和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成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從此我也自認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②毛澤東的現代性選擇,具有中國的具體歷史境遇,這就是資產階級現代性霸權對中國的欺凌壓迫,以及資產階級現代性本身內部矛盾的暴露和沖突的爆發。馬克思主義現代性是對資產階級現代性的超越,在二者之間,毛澤東選擇了前者,他確立了建設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理想和目標,并最終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毛澤東的新文化思想是與他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國家的思想和革命實踐活動緊密相連的。在帝國主義經濟、軍事、文化侵略的歷史條件下,毛澤東提出民族化問題,目的是為了捍衛“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它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③他認為中華民族是一個酷愛自由、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和優秀的歷史遺產的民族。為了反對帝國主義壓迫,提高民族自信心,充分地利用傳統文化發展民族新文化是必要的。繼承具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文化遺產,可以激發愛國主義感情,增強民族自豪感,促進革命事業的健康發展。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總結了解放區革命文藝的成功經驗,提出批判地繼承文學藝術遺產,為人民服務的觀點。“對于中國和外國過去時代所遺留下來的豐富的文學遺產和優良的文學藝術傳統,我們是要繼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為了人民大眾。對于過去時代的文藝形式,我們也不拒絕利用,但這些舊形式到了我們手里,給了改造,加進了新內容,也就變成了革命的為人民服務的東西了。”批判地繼承,目的是創造能夠為人民服務的新文化,他認為現實生活是文學藝術創作的源泉,而文藝遺產是流而不是源。對文藝遺產的接受,也應該經過現實生活的篩選,因為文藝遺產的價值的實現,在于它對現實生活具有意義。
毛澤東將古代文藝遺產的繼承與革命實踐活動聯系起來,強調文藝遺產的歷史性和時代性,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具有積極的意義。
二、民主性和人民性
毛澤東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后,并沒有拋棄“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倡導的民主和科學的精神,而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批判性地利用這種現代性價值,審視和考察傳統文化遺產。列寧文化理論認為:每一種民族文化中,都有兩種民族文化,一方面是代表封建地主階級與資產階級利益和愿望的民族文化,另一方面是體現勞動群眾利益和愿望的民族文化。受此影響,毛澤東指出應該區分古代文化傳統中封建性和民主性因素。“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④對于封建社會產生的文化,毛澤東主張運用現代性價值理念進行批判地分析和繼承。
他運用現代性觀點重新審視中國傳統文化時深刻地認識到,廣大勞動階級的自由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性,正是因為缺乏自由,造成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停滯和腐朽。“中國歷代的農民,就在這種封建的經濟剝削和封建的政治壓迫之下,過著貧窮困苦的奴隸式的生活。農民被束縛于封建制度之下,沒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對農民有隨意打罵甚至處死之權,農民是沒有任何政治權力的。地主階級這樣殘酷的剝削和壓迫所造成的農民的極端的貧窮和落后,就是中國社會幾千年在經濟上和社會上停滯不前的基本原因。”⑤他在1958年12月7日讀《三國志集解》指出:“歷代都有大小規模不同的眾多的農民革命斗爭,其性質當然與馬克思主義革命運動根本不同。但有相同的一點,就是極端貧苦農民廣大階層夢想平等、自由,擺脫貧困,豐衣足食。這一方面,帶有資產階級急進民主派的性質。另一方面,則帶有原始社會主義性質,表現在互助關系上。第三方面,帶有封建性質,表現在小農的私有制、上層建筑的封建制……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沒有來得及將農民中的上層和中層造成資本主義文化,但是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反動聯盟,卻在幾十年中將大多數農民造成了一支半無產階級的革命軍,就是說,替無產階級造成了一支最偉大最可靠最堅決的同盟軍。”⑥廣大勞動人民的自由、平等的愿望在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社會是一種幻想,并不能得到實現。毛澤東認為只有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爭取民族解放和人類解放,才能把理想變為現實。
毛澤東所追求的民主,是廣大勞動人民的民主,與民主性相關的一個概念是人民性。人民是一個現代性概念。“人民”這個詞在先秦典籍中就已經被使用,如《詩·大雅·抑》:“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主要指從事生產勞動的奴隸。孟子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仁政學說,顯示了民眾的力量已經影響到政治的發展。“人民”成為一個關注社會問題的視角,由此而形成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在文化的傳播和交流過程中,“人民”這個詞在18世紀的歐洲得到廣泛使用,成為資產階級宣揚的普世理念。⑦換言之,“人民性”與中國古代文化和文學有著血緣的聯系。馬克思在與封建貴族相對立的大眾意義上使用“人民”。隨著資產階級思想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的傳入,“人民”一詞重新被激活,并得到現代轉換,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術語。⑧“人民”概念,其所指是有所變化的,總起來說,他認為能夠有利于民族解放和階級解放的社會階級和階層,都屬于“人民”范疇。“什么是人民大眾呢?最廣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⑨對于古代的人物,人民主要指被壓迫剝削的廣大的勞動人民。馬克思主義是關心被壓迫階級利益和愿望的,毛澤東所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就是為廣大勞動人民謀利益的。與此相適應,新文化建設也“是大眾的,因而即是民主的。”⑩毛澤東強調,文學藝術要表現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勞動、思想感情,表現他們追求生活富足的愿望和自由解放的理想。為了建立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社會,文藝應該為人民服務。因此,文藝為人民服務和如何為人民服務,成為他關注的要點,他的文學思想的展開就是圍繞這一點進行的。毛澤東認為,廣大的勞動者創造了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是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文藝的主體應該是從事具體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廣大下層勞動人民。可以說,文藝的人民性問題,是貫穿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基本線索。
民主性和人民性是毛澤東研究古代文藝的基本角度,毛澤東在評論《聊齋志異》中的《小謝》說,“一篇好文章,反映了個性解放的強烈要求,人與人的關系應是民主的和平等的。”1958年,毛澤東在陸定一的《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這篇文章上加了一段話:“中國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無類,孟子的民貴君輕,荀子的人定勝天,屈原的批判君惡,司馬遷的頌揚反抗,王充、范縝、柳宗元、張載、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論,關漢卿、施耐庵、吳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學,孫中山的民主革命,諸人情況不同,許多人并無教育專著,然而上舉那些,不能不影響對人民的教育,談中國教育史,應當提到他們。”古代勞動者創造的反映勞動人民情感意愿的作品是具有人民性的。人民性是毛澤東對待古代文藝遺產的基本出發點,以人民為本位,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核心。
三、文化領導權
馬克思主義認為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隸屬于這個階級的。“我繼續讀中國舊小說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這些小說有個特別之處,就是里面沒有種地的農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員或者文人學士,沒有農民當主角。對于這件事,我納悶了兩年,后來我就分析小說的內容。我發現它們全都頌揚武士,頌揚人民的統治者,而這些人是不必種地的,因為他們擁有并控制土地,并且顯然是迫使農民替他們耕種的。”毛澤東認識到,古代小說多描寫帝王將相的事跡,宣揚統治階級的思想,在階級社會中,占據社會統治地位的階級,也占有文化的支配權和統治權,文藝是為統治階級利益和需求服務的。無產階級要推翻封建專制統治和帝國主義壓迫,在爭取國家領導權的革命斗爭中,也要掌握文化領導權。無產階級要在各個領域破壞封建統治者和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意識形態和文化的領導權,積極掌握話語權力,教育人民,團結人民,打擊敵人。
同樣是參加革命斗爭實踐的葛蘭西與毛澤東的精神有相通之處,葛蘭西指出:“一個社會集團在取得政府權力之前能夠而且必須行使‘領導權’(這確實是取得這樣一種權力的主要條件之一);以后當它行使權力時,它成了統治者,但即使它牢牢地掌握了權力,它仍然必須繼續‘領導’。”無產階級上升為領導階級之后,仍然要重視文化的領導工作。建國后,在國內,百廢待興,由于經濟基礎薄弱,亟需發展社會生產力;祖國統一事業還沒有完成,斗爭形勢依然尖銳復雜;在國際方面,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和威脅仍然存在,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實行封鎖;社會主義陣營和資產階級陣營全球對峙,世界范圍內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的斗爭非常尖銳,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還未完成。“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無論在全人口中間,或者在知識分子中間,馬克思主義者仍然是少數。因此,馬克思主義仍然必須在斗爭中發展。”(《關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非常重視無產階級的文化事業,重視精神和道德的改造問題,強調在黨的領導下,加強對文藝工作的管理和改造。
無產階級的文化領導權主要表現在:第一,意識形態方面展開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的開幕詞中指出: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他強調以無產階級立場統一人們的意志,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教育和改造,使其徹底與封建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決裂,站到無產階級的立場上,共同進行無產階級的文化事業。
第二,掌握教育機關和文化機構的領導權,建立無產階級的文化組織和文化團體。通過教育和宣傳途經,傳播新世界觀和新文化,領導文化事業的發展。1949年7月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宣布接受毛澤東同志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指導的方向。建國后,毛澤東主張“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事業和舊有社會文化事業的改革工作,爭取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在教育方面,實行國家對學校的領導,建立和加強政治教育,擴大教育范圍,向廣大工農群眾敞開大門。在教學內容上,貫徹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批判教學科研中的錯誤傾向。60年代初,周揚領導各高校和科研單位的教師與科研人員,“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編寫了高等學校文科教材,成績斐然,社會效果良好,至今還發揮積極的作用,如馮沅君等編寫的《中國文學史大綱》、朱東潤主編的《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郭紹虞主編的《中國歷代文論選》、劉大杰主編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編的《中國文學史》、游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等。
四、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現代意義
在全球發展和中國走向現代化的語境中,毛澤東的文藝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現代性價值。全球化和民族國家同是現代社會的產物,資本投資的國際化和國際貿易體系的形成并沒有加速國家的消亡,全球化反而使國家的界線更加清晰。民族國家是因資本邏輯而產生的,在全球化的權力框架中,民族國家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這一點正由國家競爭優勢的強調所證實。全球化進程使各民族國家之間的關系更趨復雜,在中心與邊緣、西方與非西方的權力格局中,民族國家是權力的主要形式。因此在全球化語境中,民族認同就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雖然國際間的經濟關系更為密切,但經濟全球化并沒有導致文化全球化,換言之,沒有造成文化一體化。權力中心向外擴張,必然刺激邊緣的反抗,由此而促成各種民族認同、文化認同的產生和發展。毛澤東提出文藝民族化,是民族文化認同的一種表現。文化認同是民族認同的關鍵,因為文化是民族成員的紐帶,是共同的文化傳統將民族成員粘合在一起,一起分享共同的語言、共同的風俗習慣、共同的倫理道德和文化精神等。文化具有民族性,在全球化時代,文化的民族性顯得更為重要,無疑是民族國家的另一種表述方式。
經濟全球化不意味著世界一體化,也不意味著文化一體化,現代性的內在矛盾使得全球化既是一個普遍化的過程,又是一個特殊化的過程。現代中國的文化認同,選擇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并不等于反對具有普世性的現代價值,如民主、平等、自由、公平、正義、信用等理念都可以成為建構民族新文化的因素。現代性并不是只有一幅面孔,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同樣是現代社會的產物,社會主義現代性就是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超越。毛澤東認識到民主性、人民性等現代性價值的意義,認識到中國現代性建設需要在無產階級的帶領下才能取得勝利,在文化領域,要牢牢掌握文化領導權,文化和文藝研究應該能夠促進人類解放事業的進展。毛澤東的文藝思想是中國社會主義傳統和中國現代性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今后的社會主義文化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①史諾錄、汪衡譯《毛澤東自傳》,黎明書局1937年版。
②《毛澤東自傳》第39—41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③④⑤⑩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706—707,708—709,624、82—83、708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⑥毛澤東《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第147—148、109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⑦包華石著,傅一民、孟暉譯《“人民”意象變遷考》,《視界》2002年第8期。
⑧[德]李博《漢語中馬克思主義術語的起源和作用》第216—221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
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55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紅旗》1958年第7期。
《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毛澤東自述》第9—10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轉自俞吾金《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流派新編·西方馬克思主義卷》第124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人民日報》1950年6月。
(作者單位:煙臺大學人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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