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不容多黨政制

河清

   當今之世，據說歷史已經“終結”。自由主義民主的多黨政制，據說最終贏得凱旋，從此將普行于全世界。“民主化”大潮，先是席卷蘇東歐，最近十幾年，一些以玫瑰、橙色、郁金香等美麗鮮花顏色命名的革命，把烏克蘭、格魯吉亞和吉斯吉爾斯坦，也卷入“民主世界”。

   如今，“民主”大潮的輿論又洶涌包圍了中國。國內知識界甚至執政黨內，也出現了與之相呼應的要求“政治改革”，呼吁實行多黨制民主。

世界被簡單地一分為二：一邊是民主，另一邊是專制、極權。一邊代表了善和進步，另一邊代表了邪惡和落后。

中國實行了兩千多年的中央集權政制，被認為是“封建專制”。半個世紀以來主政的中國執政黨，繼續中央集權的政制，也被稱為“一黨專制”，直接等于“落后”“不現代”，必欲改之革之而后快。普遍的觀念是：唯有西方現代多黨制，才是人類最先進的政治制度。

在中國實踐了兩千多年、被充分證明符合中國民意國情的中央集權政制，正面臨被顛覆的危險。

中國的大一統中央集權政制真是“落后”“過時”的政治制度么？

每一種政治制度，背后都有一種文化。

中國文化從《易經》 的八卦四相二儀終歸太極的宇宙模式開始，一直是“一元性”思維定式的文化。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紛紜，肇始于一，又終歸于一，也是同樣的“一元性”思維定式。

這種一元性文化思維表現在政制形式上，是大一統中央集權模式的長盛不衰。從秦始皇“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實行中央集權的郡縣制，一直到滿清，到民國再到新中國，兩千多年來，無不實行大一統中央集權的政制模式。這不是一種偶然，而是受中國一元性文化制約的歷史必然。

事實上，實行中央集權，是中華民族經歷了血與火的浩劫之后作出的智慧選擇。中國人很早就明白了有無中央集權的利害福禍。

東周時期，由于周天子地位衰落，形成一種天下無“共主”的局面。由此，天下大亂，戰爭頻仍，生民涂炭。整個將近五百年的東周即春秋戰國的歷史，就是一部不計其數的戰爭的歷史。據統計，戰國248年間，大小戰爭222次。所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離婁》）

正是在這個中國歷史上最戰亂、最慘痛的時期，中國哲人們徹悟了擁有大一統“天下共主”的好處。只有大一統中央集權，才能給國家帶來繁榮，給社會帶來安定，給人民帶來幸福。幾乎當時所有的思想家，都以不同的說法，向各自的主人進獻統合中國、一統天下的謀略。他們很早就理解了，政治上的大一統定于一尊，符合宇宙秩序，符合天理人情。

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保ā独献印と耪隆罚?/p>

孟子引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下“定于一”。（《孟子·萬章上》）

墨子建議天子“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

管子曰：“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治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治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治也?！保ā豆茏印ぐ匝缘诙罚?/p>

《禮記》也有：“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保ā抖Y記·曾子問》）

到了漢代的董仲舒，大一統中央集權更已經成為中國政治思想的天經地義了：“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春秋繁露》）

中國人很早就用最樸實無華的日常自然現象，比喻一個國家不能有兩個國王，一個家庭不能有兩個父主，就像天上不能有兩個太陽，一山不容二虎一樣。

天無二日是天道，地無二王是人德。天道人德，天人合一，是謂道德，宇宙人世的最高道德。

在中國，政治需要一元性，需要大一統中央集權，道理非常簡單，非常淺顯。中國老百姓人人都懂。只要不迷信西方多黨制，誰都能懂。

中國辛亥革命，中國人第一次迷陷于憲政共和的民主化浪潮，學習西方政治制度，革了皇帝的命，成立了民國，以為中國可以跟西方一樣不再“君主”行“民主”了。結果呢，哪有什么“民主”？一個皇帝倒下了，無數個軍閥冒了出來。民國成了“戰國”，最終仍然走向了中央集權。只是不再集權于一君，而是集權于一黨?，F代中國人迷信西方政治制度，自毀自宮以求脫胎換骨，卻付出了千萬人的犧牲（內戰），換來一個“一黨制”的結果。

辛亥革命的所有政治成果，僅僅是以一黨制（一黨主政）取代了一君制。

皇帝制已被徹底毀棄。歷史與做人一樣，走錯一步就無法回頭。當年鼓吹憲政“改革”最積極的康有為、楊度、嚴復等人，發現“民主”變成“民無主”，天下大亂時，回過頭來想恢復帝制時，為時已晚。

但歷史還將繼續，中國還將繼續存在。

一黨主政制是中國新形式的大一統中央集權。黨天下是君天下的現代延續。一黨主政，符合中國大一統中央集權的千年政治傳統，符合中國一元性的文化思維定式。

一黨制不是罪孽，就象君主制也不是罪孽一樣。關鍵看它是否符合特定的國情民意。君主有只想到自己利益的獨裁暴君，有號稱“朕即國家”的絕對君主，也有把自己福祉與人民利益結合在一起的“開明君主”。中國歷史上大部分皇帝們，都懂荀子“水之載舟，水之覆舟”的箴言，以民為本，以“為民” 為最高政治要義，應稱得上開明君主。至少當得上伏爾泰等西方啟蒙思想家所稱頌的“開明專制”（despotisme éclairé）或“合法專制”（despotisme légitime）吧。中國的皇帝遭遇“相權”和“士權”（文官集團）的制約，還有“帝軌”的約束（中國的皇帝要“作之君，作之師”，皇帝不僅是政治領袖，還要做人民的道德表率），皇權常常受到很多限制。隋文帝嘆曰：“朕貴為天子，而不得自由！”嘉靖皇帝想廢皇長子另立太子，遭到群臣拼死反對，只能以罷工抗議，26年不上朝！明穆宗向戶部要30萬兩銀子花，結果大學士張居正給以臉色，以軍費吃緊為由，只能給10萬兩。可見，中國的皇帝不可以為所欲為，很不那么“獨裁”。盡管易中天對西方“共和”的描述有些癡人說夢，但他說“集權未必專制，專制未必獨裁，”還是有道理的。（1）

一黨制也未必“專制”。專制（despotisme）按伏爾泰的定義是：“專制政治，乃君主不守法律，任意剝奪人民生命財產的政治?！保?）說得太清楚了：衡量一個君主或一個政黨是否專制，就看他是否“為民”，是否為人民謀利益，為人民創幸福。如果一黨制能以“為民”為最高宗旨，并付諸實踐，就不能說是“專制”。

葡萄牙的撒拉扎爾（Salazar）尊崇憲法，但明確反對多黨議會制。他搞一黨制，從1933年一直執政到1968年。他的一黨制如果不為人民謀利益，不可能執政這么多年。日本自民黨也幾十年主政，幾乎形同一黨制。

中國共產黨執政半個多世紀，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帶領中國人民取得了民族獨立，軍事自強，經濟建設令人矚目，不能稱之為“專制”。

中國老百姓認同誰打天下誰坐天下的道理。這新中國是共產黨打下的江山，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毫無問題。目前遠不能說中國執政黨天命已盡，非要被多黨制取代不可。

中國的中央集權一黨主政，如果一定要對應西方政治術語，最確切的應是“政治中央集權主義”（centralisme politique）。這是一個中性詞，可以非常準確地傳達中國幾千年來的政治傳統。

在退讓的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有限度接受“專政”（dictature）的概念?！皩Ｕ币辉~，中國一度也用得理直氣壯，所謂“無產階級專政”。西方歷史上有羅馬皇帝的專政，有英國克倫威爾專政，法國雅各賓派的專政。“專制”一般不“為民”，而“專政”卻可以“為民”。為民的專政——集中政治資源，以較高的行政效率為人民謀福利，有什么不好？這次“專政”的中國政府調動十萬軍隊和各路隊伍，高效組織抗震救災，與 “自由”“民主”的美國，新奧爾良市遭受卡特里娜颶風襲擊，救援遲緩，幾乎成了無政府狀態的人間地獄，實有天壤之別。

新加坡也在李光耀的人民黨“專政”下，治理得國泰民安。韓國在軍人樸正熙的“專政”下，社會獲得長足的改善。他強制推行的“新村運動”，大大改善了農民的生活狀況，縮小了城鄉差距，善莫大焉。

當然，中國式的大一統中央集權，對于西方文化來說，確實是一種異端，甚至邪惡。因為西方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元紛爭的文化。

中國是“天無二日”，而西方的政治天空上，長期掛著兩個太陽：君王與教皇。君王與教皇同時對西方社會行使著權威：“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所謂“政教分離”。只是在非常晚近的現代，上帝才把人世間的事物都托給愷撒管。亨廷頓認為，這種國王和教會權利的分離，“極有助于自由在西方的發展”。（3）

亨廷頓歸納了西方文化的八個特性：古典遺產、天主教與新教、語言多樣性、政教分離、法制、代議機構和個人主義，還有一個主要特征，就是“社會多元”。

亨廷頓說，“歷史上，西方社會呈高度多元化”。西方社會并不是到了現代民主社會才變得多元，而是它本來多元。西方文化之為西方文化，即上述西方文化的八個特征，早在科技物質“現代化”之前就已定型。

在我看來，西方社會的多元，至少可分為四元：君王，教會、貴族、市民。在英國，是貴族強大限制了君權。在法國是國王擁有“絕對君權”，削弱了貴族。這四元中，沒有任何一元可以把另外三元徹底消滅，盡管后來坐大的市民這一元在某種意義上“通吃”了另三家，但也沒法徹底吃盡，還得妥協。除了法國鬧大革命走極端砍了國王的頭，西方相當多國家的市民當政都作了妥協，與國王搞君主立憲，還要保證貴族的權益（英國貴族們舒舒服服掌控著上議院）。只有這樣，把憲法或法制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市民階級才能最終保障自己的權益。

這樣一種多元的社會，是西方文化特有的。亨廷頓認為，西方文化這八個特征的組合（combination），是西方獨一無二的（unique），非西方國家是學不過去的。非西方國家試圖實行文化的“西方化”，只會導致“文化撕裂”，從來沒有成功過。

正是與這樣一種多元社會相匹配，西方產生了政治多元性的議會政制。英國早在1265年便有了倫敦議會。法國第一次由“教會、貴族、市民”參加的“三級會議”，也在1302年召開。英國的議會和法國的三級會議，都是君王與貴族、教會、市民政治分權的結果。

貝爾納·科特萊(B. Cottret)在《大革命鏡子中的英國》一文中，稱孟德斯鳩看錯了英國政制的實質，把英國實際上的“三制并存”(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 的混合政制，說成是“三權分立”。（4）        

政黨政制也首創于英國。政黨原本是作為組織競選的工具，與“民主” 概念本無關系。（5）多黨政制與“民主”口號掛鉤，乃是二戰以后的事。多黨政制與其說體現了“民主”，不如說是代表了政治社會利益的多元性。它是西方多元文化的自然產物。

這種多黨制得以在西方實行，還有一個根本的先決條件，是西方多元社會政治力量之間長期有一種“妥協的傳統”。

1215年簽訂的《大憲章》，這部被稱為“英國第一部憲法”的文件，是英國國王與貴族的妥協。1689年的《權利法案》，則是英國市民與國王的妥協。此前英國市民階級砍了英王查理一世的腦袋，自己來當政，結果弄出了一個克倫威爾專政，還比不上國王的統治。最后想想自己當政不怎么樣，麻煩又靠不住，還是有個國王比較好。于是請了一個外姓——荷蘭執政奧倫治親王到英國來當國王，史稱“光榮革命”，創立了君主立憲制。因此人們完全可以說，西方政治發明“憲法”和“憲政”，本身就是多元政治勢力之間妥協的產物。議會不正是君王與貴族、市民們協商搞妥協的地方么？

其實，西方是最崇尚以武力、暴力壓服人的，所謂“強者就是法律”。但是西方歷史上，政治地理長期分裂，社會長期多元爭斗，沒有一個君王、貴族、教皇、或市民能將西方社會大一統起來，哪怕在一個民族國家之內。最后只有大家妥協。只有各方妥協，用各方簽訂的“社會契約”（法律也）來約束各方，才能保障各方的權利和自由。像威斯特伐利亞條約那樣的國際條約，也是歐洲經歷30年宗教大戰，各方瀕于毀滅，打不下去了，才坐到一起談妥協。所以，西方政治的“妥協”，是被迫的。

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西方的法制和憲政，不是什么性質高尚的“文明成果”，而是一種好爭好戰、社會多元、被迫妥協的結果。

法國思想家雷蒙·阿隆在《民主與極權》里，把法制+妥協感作為西方“多元憲政制”的根本特征，并申明：“多元憲政制，只有‘良好使用妥協’，才能良好運行?！保?）阿隆把“妥協”作為西方多黨政制的根本特征之一，非常精辟。

中國文化不能容納多黨政制，首先因為中國文化是長期大一統中央集權，沒有西方那樣的社會多元性；第二，中國政治文化也沒有西方政制的“妥協”傳統。

中國只有“正名”的傳統。在“名分”的大是大非問題上，絕不妥協。因為“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痹诿謫栴}上，中國人毫不含糊。

中國政治的名分，就是“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币词悄阒?，要么是我王，決不可能你我兩人或大家一起“聯合共主”。項羽和劉邦一起推翻了秦朝，除非一人向另一人稱臣，必然是兩人擺開戰場，一分高下?？谷諔馉幒?，蔣介石和毛澤東也都不相信西方式聯合政府，雙方都沒有妥協，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像這樣的雙雄或三雄爭霸、互不妥協的故事，在中國歷史上數不勝數。

在臣民的層次上，只要有名分，今天所謂“政治確當性”（PC），或者雙方在名分上是平等的話，那必定爭個你死我活，毫不妥協。中國人的窩里斗，聞名于世。

90年代海外“民主運動”人士，歐洲派與美國派準備在紐約搞大聯合。結果誰都想當主席誰都想當部長，互不妥協。最后演成一場大鬧劇，聯合不成反作鳥獸散?！熬ⅰ鄙星胰绱?，遑論民眾。

馬立誠在《歷史的拐點》中，也痛感中國歷史缺乏“妥協精神”：“喪失利益的一方不妥協，得到利益的一方也不妥協，都不讓步?！薄皩α㈦p方都陷于你死我活、魚死網破的斗爭哲學之中”，（7）致使歷史上許多變法歸于失敗。唐代“二王八司馬”中的王叔文、韋執誼、劉禹錫、柳宗元，都在處理政事和相互關系上缺乏妥協。北宋的歐陽修公然對抗多次下詔“戒黨朋”的宋仁宗，寫出《黨朋論》，不與皇帝妥協。王安石的“新政”與司馬光的“舊黨”之間，互不妥協，反復全盤否定對方，先后經歷四次180度大反轉！

中國人只重名分（“你憑什么？”），不善妥協，是中國難行西方多黨政制的根本文化制約之一。

最后想指出，中央集權制不是一個落后的事物，而是一個非常先進、非?，F代的政治制度。中央集權可謂人類大多數政治制度演化的一種必然，有點類似經濟的發展會走向壟斷——經濟中央集權一樣。

行政管理的中央集權（即黃仁宇先生所說的“數字化管理”），乃是所有現代國家的根本特征。

中國在兩千年前就已實現“政治中央集權”，和一定程度的“行政中央集權”，標志了中國人政治智慧的早熟。人類歷史上諸多大帝國，如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蒙古帝國之所以不能持久，正是因為缺乏有效管理的政治和行政中央集權。西方只是到了建立現代民族國家，才實現行政中央集權，和相當程度的政治中央集權：執法權獨大，或執法權和立法權事實上的二而合一。（參閱《民主的烏托邦》第二章法英美“民主”）

現代中國是政治和行政的中央集權高度合一，顯然可見。而現代西方是行政中央集權，政治中央集權則開始于一黨競選成功上臺執政之時，暗藏在多黨制和三權分立的游戲后面，一般人不易察覺。

反過來，多黨政制也不是人類政治制度的唯一選擇。多黨制甚至在西方文化內部的天主教國家，也運行得不盡人意。阿隆指出，天主教的專權因素，與多元憲政制多有抵牾。（8）在天主教傳統深厚的國家，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多黨議會制扎根維艱。意大利產生法西斯極權主義，西班牙有佛朗哥專政，葡萄牙有撒拉扎爾專政，并不是偶然。戰后法國第四共和國，多黨議會制把法國搞得幾乎政治癱瘓。最后戴高樂將軍出山，推出頗具“君主制”意味的第五共和國總統制，搞“政治的中央集權”，才讓法國擺脫政治機器的困境。

   所以人們沒有理由鄙視中央集權制，迷信多黨政制。（9）

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中國人在政治上高度崇尚中央集權一元性，在宗教上卻非常多元寬容，信奉多神論、泛神論甚至無神論。而西方人在宗教上高度崇尚一神論，在政治社會上卻呈現多元性，信奉多元憲政。中國人和西方人在政治、宗教上取向相反，其實很正常。這是人類文化多樣性的體現，沒有什么好大驚小怪的。

如果有人奉勸西方人，你們的一神論很“專制”，應當相信“多神制”，這與指責中國中央集權一黨主政是邪惡的“專制”，應當改為多黨制，是一樣的荒唐。

中國應當意識到自己的民族性和文化特性，理直氣壯地承認自己“政治中央集權主義”。中國的文化，中國的國情民意，中國人的良知或實踐理性，都要求中國實行“政治中央集權主義”。中國人應當好好經營中央集權的一黨主政，努力探索一黨主政的經驗和教訓，為中華民族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作出真正的政制創新。

我以為，政治的本質不在于采用什么樣的政體形式，而在于當政者是否“為民”，是否“仁政”“寬政”。真正為人民謀福利的政黨，無論是多黨制還是一黨主政，都具有完滿的政治合法性。中國的政治傳統，一直貫穿著“為民”的最高要義，體現了高度的理性和智慧。

大一統中央集權制，是中國古老的政治歌謠。那親切而熟悉的曲調，早已深入中華民族的骨髓，化為中國人的血液。盡管這古老的曲調，如今已換了西方政黨制的新詞，但中央集權的古調依然無法改變。

中華民族必將哼唱著這一古老的曲調，去實現真正的民族復興。

注釋：

（1）易中天：《帝國的終結》，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第48頁

（2）伏爾泰：《古今歷史》。轉引自朱謙之《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第293頁。

（3）Samuel P. Huntington: Le Choc des Civilisations, Editions Odile Jacob, Paris, p.72

（4）轉引自拙著《民主的烏托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第65頁。

（5）參閱《民主的烏托邦》第一章“多黨制與民主風馬牛不相及”一節。

（6）Raymond Aron: Démocratie et Totalitarisme, Gallimard, 1965, pp.85,87

（7）馬立誠：《歷史的拐點——中國歷朝改革變法實錄》，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103頁。

（8）Raymond Aron: Démocratie et Totalitarisme, Gallimard, 1965, p.170

（9）臺灣目前的多黨制既尚未定型，又未見優越性，不足為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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