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永佶：競爭與保護—對外經濟交往的雙重策略

國際經濟交往就是自由競爭，“經濟全球化”是建立全世界的自由貿易的大市場，這種觀點近年來在國內頗為流行。持此論者主張，為了順應“經濟全球化”，中國就應主動放棄貿易保護，全面放開國門，開放市場，歡迎外國商品、外國資本進來，同時又要全面進入世界市場，大進大出，參與國際市場的“大循環”。
是否有這種各國都敞開國門的“大循環”?理論上說可以，但實際上卻僅是一廂情愿。

由資本壟斷所主宰的“經濟全球化”，并不是一架供尿毒病患者用的透析器，而是壟斷資本財團對全球勞動力和物質資源的吸收機，也是它們控制人類命運的過程。壟斷資本在幾百年的演進中，通過資本關系吸納了它所雇傭勞動者的剩余勞動及其改造物質資源形成的財富。從這個意義上說，壟斷資本實則凝合起來的勞動，它所體現的巨大的力，是其所有者統治世界，支配人類命運的依據。壟斷資本的實質就是專制，這是奴隸主、領主、官僚地主專制的繼續，所不同的，只是它所依據的不再是以武力奪取并控制的土地，而是通過雇傭關系而占有的剩余勞動，特別是復雜勞動--尖端技術，當然它也擁有武力和土地，但這都是從屬于其龐大的資本的。在其國內，壟斷資本財團與中、小資本的競爭，已表明它的專制性，何況對于落后國家剛剛形成的中、小資本呢?

競爭導致壟斷，壟斷就是專制--這是人類歷史演進至今出現的更為全面、深入、具體的專制，雖然它以一種“自由”的形式出現，但對人的控制卻無微不至，從就業到吃穿住行，乃至教育、娛樂等一切，哪一項脫得開壟斷資本的控制?當資本所有者宣揚“顧客是上帝”的時候，但實際上是在說：裝在你口袋里的錢是上帝，而它又是屬于我的。我才是真正的上帝。“世界500強”操縱著這個世界的經濟命脈，它們的董事長不僅是“上帝”，也是“人帝”，只要擁有對某一壟斷財團的控股權，也就擁有了從某一方面控制全人類生活的權力。與他們相比，不僅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君主顯得那樣渺小，就連中國的秦皇、漢武、唐宗、宗祖，也黯淡無光。而那些以“民主”方式選舉的總統、總理們，不過他們跑前跑后的跟班。即使那些不愿為之驅使的左翼政黨領袖，也只有與之妥協，才不至于垮臺，而他們所奉行的改良主義，并不能動搖壟斷資本的根基。

壟斷資本財團的專制統治，是與它們所宣揚的“自由貿易”、“自由競爭”正相違背的，它們只是要求別人認可這些規則，而其自己，則奉行貿易保護--不僅是經濟上的，也是政治上、文化上、軍事上的。也正因此，才有西方國家聯合起來的勞動群眾聲勢浩大的“反全球化”運動--反對壟斷財團控制全人類的社會解放運動。

競爭和保護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兩個基本手段。資本就是在競爭和保護的雙重作用下發展起來的。最初的資本主義是重商主義，它的特點就在于貿易保護，之后才是主張自由競爭的斯密主義、李嘉圖主義。他們之所以提出這種主張，原因是英國的資本家已經強大到足可以與任何對手競爭而獲勝，英國以“門戶開放”吸納別國的原料和初級產品，它同時要求別國也開放國門，降低關稅，以輸出其技術含量高價格便宜的商品。而此時尚處于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的德國和美國，針對英國的自由貿易主義，提出貿易保護主義并采取相應政策。李斯特作為德國歷史學派的創始者，比較系統地闡述了貿易保護主義的觀點，

保護制度是使落后國家在文化上取得與那個優勢國家同等地位的惟一方法。從這一點看起來，保護貿易制度可以認為是促進各國實現最后聯合，也就是促進真正自由貿易的最有效方法。①

在與先進工業國家進行完全自由競爭的制度下，一個在工業上落后的國家，即使極端有資格發展工業，如果沒有保護關稅，就決不能使自己的工業力量獲得充分發展，也不能掙得圓滿無缺的獨立自主地位。②

李斯特學說的基礎，是斯密的體系，他也承認自由競爭對資本主義發展的意義，當他站在德國新興資產階級立場上時，則提出這種類似退回重商主義的貿易保護論。而美國剛擺脫英國控制的資產階級，通過其政權，采取了一系列的貿易保護措施。這是德、美兩國在19世紀中、后期得以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但是，當美國代替英國成為世界資本的霸主以后，它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們，也彈起自由貿易，反對保護主義的老調。20世紀，可以說是美國自由貿易主義大行其時，大壟斷資本財團形成并向全世界擴展其統治的世紀，它惟一的敵手就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蘇聯。蘇聯的發展與美國在19世紀的發展相似之處，就在于都實行了貿易保護--而且都是在強國的封鎖之下被迫實行的。而蘇聯的衰落，則在于其統治集團放棄社會主義，并以自由競爭為改革開放口號，從而自愿地納入美國為“中心”的結構，成為其“外圍”。

20世紀的中國，也說明落后國家以貿易保護為主得以發展這個道理。與剛獨立的美國和剛建立的蘇聯相似，新中國也受到以美國壟斷資本財團所網絡的“自由世界”的全面封鎖，中國除與蘇聯保持為期不長的經濟交往外，就只能被動地實行貿易保護。但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獨立自主，奮發圖強的精神支撐的中國人民，在初級社會主義制度下建立起自己的工業體系。這是實質的發展，而前半世紀官僚資本的對外依附性的貿易，則幾乎將中國淪為殖民地。也正是由于新中國在貿易保護下的這種發展，才為世紀末的某些人鼓動全方位實行自由貿易提供了一些基礎。但這個基礎并不雄厚，加之官僚資本勢力的興起，中國對外經濟交往的形勢也日益嚴峻。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方針和策略，很有可能在對外交往中又使中國經濟的發展停滯，甚至倒退。

采取什么樣的對外經濟交往方針和策略，取決于國內經濟矛盾各方勢力的較量。占主導地位的勢力根據自己的利益決定對內對外的方針和策略。而且，對外方針策略是服從社會制度、體制、結構和對內方針、策略的。縱觀近代史，弱國只有官僚資本的所有者才以做外國壟斷資本代理人為其利益，因此全面適應外國壟斷財團的自由貿易要求，敞開國門，不加保護。而自由資本和社會主義勢力占統治地位的國家，則都會以某種方式實行貿易保護。

中國現在的對外經濟交往，仍應以貿易保護為主要方針和策略，這是由我們的制度、體制、結構決定的，只要社會主義勢力還占主導地位，而且中國還沒有強大到勝過美國的時候，這一點就要堅持。

貿易保護并不是排斥自由貿易，特別是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中國的外貿政策并不能公然違背其規則，而是利用其規則，根據具體矛盾采取保護措施。

貿易保護并不是不要競爭，從總體而言，中國是國際經濟關系中的弱國，但不等于我們處處都弱，永遠地弱下去。我們也有自己的優勢，而且要不斷擴大優勢，明確優勢，通過國際競爭發展它，由此占領市場；以優勢行業參與競爭，所得到的利潤，一方面可用于擴大該行業的優勢，另一方面還可以用于發展其他行業。這正是公有制，特別是國有企業的優越處。為了參與國際競爭，就要積聚相對雄厚的資金和技術，突出重點，集中發展。這種策略不僅表現于優勢產業，也可以在弱勢產業采取，只要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戰略性產業，就應以這種方式優先發展。比如航空、電子、通訊、精密儀器、汽車等行業，如果任由外國資本壟斷，我們只是做銷售和組裝、配件，那中國的經濟將永遠不能發展。對此，就要像60年代研制核武器一樣，集中資本和技術力量，在盡可能引進先進技術(這些產業也是外國資本技術封鎖最嚴重的)的同時，加強研究和創新，促使這些產業快速地發展。

國際經濟競爭中的貿易保護，更多地體現于對外國商品和資本的引進上。有關的國際貿易規則是必須遵守的，但我們作為買主，又有購買的主動權。誰也不能強迫我們去買他的商品，外國壟斷財團也不會在無利可圖的情況下向中國投資。但凡我們能夠生產，而且質量并不差，或者經技術改造、創新能提高質量，增加產量的產品，就盡可能地少購買。這一方面需要外貿機構和企業把關，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宣傳，使消費者清楚利害，為發展中國產業而少買、不買這些外國貨。外國的奢侈品，能不進口就不進口。對于引進外資，必須有選擇，現在這種只要是外資就歡迎，就提供各種優惠的作法，務必改正。根據外國資本所能帶來的技術質量，以及國內產業結構，制定引進外資的政策。這樣，短期內引進外資的量可能減少，但引進的資本卻能真正有助于發展中國經濟，阻止低技術含量的資本(如現在某些開發區引進的餅干、飲料、方便面之類企業)進入中國，又可以保護我們本來就有的產業。

商場如戰場，國際經濟交往是沒有硝煙的戰爭。如何在處于弱勢情況下取得戰爭的勝利，不僅是戰術問題，更是戰略問題。對社會主義中國來說，“經濟全球化”無疑是持久戰。毛澤東關于抗日戰爭的持久戰戰略，是我們寶貴的思想遺產，探究其精神，運用于對外經濟戰略和策略，是研究者和決策者的重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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