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經濟學無法把“超經濟強制”合法化
－－新望為什么以“打棍子”代替說理
作者：老田

大陸主流經濟學家們長期主掌“改革意識形態”的闡釋權，任憑他們使出渾身解數也始終未能把“超經濟強制”合法化，關鍵時刻還是放出“主流經濟學第一打手”新望先生出來，以“打棍子”和罵街代替說理。從新望先生在《財經時報》上的發言口氣看，這一次“打棍子”活動也顯得有些底氣不足，這是一個新情況。老田先前曾經寫過一篇小文章介紹過新望先生非凡的見識，這次再對他的講話作一點背景分析。
廣大民眾成了經濟改革的受害者
大陸主流經濟學家們熱誠支持的“改革事業”，在進行了二十多年之后，一方面是在大陸造就了一個不小的“中產階級”和暴富群體，同時也制造了更多的貧困人口。特別是朱鎔基任內進行的教育、醫療和住房的“市場化改革”，極大地加重了普通民眾的經濟困難，呈現出“赤裸裸地剝奪多數人”以強行造就中產階級和暴富群體的性質，這樣一種改革方向當然就日益失去民眾的認同。由于遭受排斥和損害的人數越來越多，民眾群起反抗已經引發頻繁的“群體性事件”，“改革”后果已經呈現出威脅政治和社會穩定的嚴重性質。因此就激發了人們對改革進行反思和思考，在人們進行自己的獨立思考過程中間，首先受質疑的就是主流經濟學家們從前所宣揚的理論和政策主張。高層雖然不見得特別愿意主導扭轉改革方向，或者象新望先生說的那樣“反改革”，但是問題之嚴重已經不由得不正視了，尋求一種穩妥的調整措施以規避可能的風險。當然高層的真實意愿如何，不是本文的問題，本文主要分析新望及其他愿意代表的那個群體內部的事項。
雖然紙媒體仍然籠罩在“主流話語”之下，但是網絡言論就不那么跟隨主流們的意愿了，一些表現突出的主流經濟學界如厲以寧和張維迎等人，在網絡上簡直成了眾矢之的，這多少給經濟學家們形成了一些壓力，所以就有了厲以寧教授的名言“頂住互聯網”。由于互聯網的存在，使得新望們難以壟斷全部話語空間，這個超越了主流們的封鎖能力，結果導致“反改革”的上層和底層在“互聯網上接軌”，這也很讓新望先生懊惱。

主流經濟學家的水準低劣
二十多年來，主流知識精英向民眾許諾過很多的好處，最終一樣也沒有實現，主流知識精英們最開始異口同聲地說“只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他們把歐美日的發達和“四小龍”的迅速成長當成是檢驗體制好壞的最重要“實踐”，說人家發達主要是“體制好”，所以大陸只能是“放棄僵化的舊體制”向它們學習，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增強企業的活力”實現“高效率”，民眾生活也可以指望得到更快的改善。但是現實恰恰跟精英們許諾的相反，二十多年來民眾親身體驗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和生存保障受到嚴重的損害，因此不可能不對精英們的各種好聽的言辭和動人的許諾產生戒心。特別是主流經濟學家們所界說的“企業改革”，原來的目標說是要提高企業效率，他們讓人們相信：只要按照他們所說的方法進行“改革”，中國的企業擴張就會結束“低效率的外延型擴張階段”，高效率的企業將迅速推進國家經濟發展和民眾福利提高。經濟學家們說得頭頭是道，不由得人們不相信，但現實的結果卻是工人下崗和大量企業破產，他們指導的改革僅僅與企業效率急速下降相聯系，未能帶來當初所許諾的“增強企業的活力”這一初始改革目標。
由于改革的結果是這個樣子，這就不能不讓人們懷疑主流經濟學家的水平，可能是主流們也覺得難以自圓其說，因此他們已經更換了至少三套不同的話語，把水攪渾以掩蓋他們的無能。在改革的早期，于光遠等人捏造了一個“只有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馬克思主義”，說中國的生產關系超越了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因此必須改革，這是為了讓生產力得到更好的發展，這一論證最后是與方勵之接軌：中國必須補上資本主義這一課。第二套改革話語是“市場配置資源”，這是從西方的主流那里抄襲來的，說是要改變僵化的計劃經濟資源分配體制引入市場機制，為實現實現對資源的合理配置就需要推進價格改革，搞所謂的“價格闖關”結果引發物價飛漲和社會動蕩；到后來他們引進西方新制度主義經濟學，說改革的關鍵是產權問題，要實現產權明晰才會有效率，企業效率低下的原因在于沒有全盤私有化。

買辦、貪官和奸商組成“分利同盟”

按照著名的主流經濟學家戴園晨的說法，這個主流經濟學的話語變換過程，包含著不為普通人所知的特定內涵和深心，他說為改革服務的意識形態只能是采取“走一步騙一步”的策略，他說：“我們一開始并沒有解決改革目標的定位問題，只是解決了一個定向問題”。“比如向‘東’走，以‘天津’為目的地，但一開始并不提‘天津’而提‘通縣’，當到了‘通縣’以后再提‘廊坊’，最后才可能提出‘天津’。”這樣一來，按照戴園晨的界說，主流經濟學家們不是無能，而是精明，他們在堅定的“改革”目標旨趣下，靈活地采取了不同的話語策略。
主流經濟學家們的話語雖然一變再變，但改革在實際的資源分配上的走向卻始終如一，1980年代開始的“價格雙軌制”改革，使得權力直接控制了大量的“計劃內”和“計劃外”價格、利率和匯率的差額，直接為“權錢交易”打開了方便之門；后來的企業改革在竭力強化管理者地位的同時，竭力弱化工人的地位并侵削工人的利益，去增加企業的效率空間，但是大量企業的效益不僅沒有因此好轉，還是日益下降；最后經濟學家們說只有把企業白送給管理者才能搞好。在房地產狂潮中間，迅速增加的住房供應，不僅沒有能夠改善普通人的居住情況，而且價格越來越超出普通人的購買力水平，住房問題變成一種“結構性短缺”――最缺房的人將永遠得不到住房，這一產業的惡性膨脹，成了少數人聚斂社會財富的手段。改革的少數得利者，按照一般民眾的看法，已經只剩下“買辦、奸商和貪官”組成的小群體了，白領和小資都已經在工人之后成了承擔“改革代價”的犧牲品了。這些買辦、貪官和奸商，按照行業和地域關系組成一個個分利同盟，在“權錢緊密結合”的基礎上壟斷最有利的事業，能夠占據每年新增的大部分經濟剩余。
二十年來持續不斷的財富分配向少數人手上集中的過程，總是被主流經濟學家高度肯定為正確的改革方向，說成是市場化改革。而問題恰恰在于：改革的每一步都是通過非市場手段，特別是結合行政權力的運用來實現財富向少數人手上集中，從而具有典型的“超經濟強制”性質。粗略看來，主流經濟學為了把這一“超經濟強制”過程合法化，變換了幾套話語，重新界說了馬克思到科斯的理論。雖然他們擅長孫悟空那樣的七十二變，還有繼續變換話語的空間，但是這不可能不影響到主流經濟學家們的職業信譽，現在有點黔驢技窮的跡象了。因為說理不那么順暢，為了體現戰斗力，就只好“打棍子”“戴帽子”了，有主流經濟學第一打手之稱的新望先生，又有了用武之地。

“權搶錢叫市場化，錢搶權叫民主化”

大陸學界二十年來的主流話語，是把持在“主流經濟學家”和九十年代后期才浮出水面的“自由主義者”手里。許多人一定感到很奇怪，不是老說共產黨是壓制言論自由和獨裁的么，為什么這兩種嚴重違反“共和國憲法”和“共產黨黨綱”的言論卻成了主流呢？其實，每一種主流話語都是符合現實社會強勢群體需要的，有人把們“主流經濟學”和“自由主義”的真實的服務對象，結合中國最近二十年演變的事實來進行解讀，得出的結論是：他們這兩撥人實際上是說：“權搶錢叫市場化，錢搶權叫民主化。”此前的“市場化改革”就是在經濟市場化的名目之下，讓少數人瓜分了國企存量資產并占有絕大部分經濟剩余；而今天的自由主義者則力舉在中國進行“政治市場化”，目標是和平地落實經濟改革中間結成的“分利同盟”的政治要求，由他們直接接管政權，好把貪污盜竊財產的法律和政治風險下降到最低限度。在憲政和民主的口號下實現“政治市場化”成為自由主義者的唯一訴求，目的是和平地向“分利同盟”轉移政治權力。
站在主流們背后的是“買辦、貪官、奸商”集團，這是中國現今的強勢群體，與這一群體攫取的巨額經濟剩余相適應，他們有著迫切的政治權力訴求，明顯已經與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有矛盾了。所以自由主義者不僅主張選舉，而且竭力抨擊共產黨什么好事也沒干，按照清華大學秦暉教授的說法，共產黨執政所做的事情不外“以左的名義搶劫，以右的名義瓜分”。在這一說法的背后，實際上意味著如果政權從共產黨手中順利轉移出去的話，應該像俄羅斯那樣宣布共產黨非法，如果再配合國家解體措施，那么分利同盟非法取得的財富就沒有了法律上的“債權人”。取消“債權人”的合法存在，是降低分利同盟政治和法律風險的“釜底抽薪”措施。在這個意義上看，新望僅僅擔心“高層意識形態人士”明顯過于狹隘，實際情況可能更糟糕一些，按照秦暉教授預先透露的信息，貪官雖然目前是分利同盟的核心組成部分，但是有可能被另外的團伙在半路上拋棄作為“政治改革代價”，因此分利同盟內部的分裂都是很可能的，新望先生愿意為之服務的強勢集團，本身隱含著重大分裂的可能性。

理屈詞窮的右派經濟學者援引權勢集團的“力量”封鎖不同的聲音

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困境，現實中間不僅表現為經濟學話語轉換的“靈活性”，更表現在公然援引權勢集團的“力量”去封鎖不同的聲音。吳敬璉先生就長期把自己的理論對手稱為“打擊改革”“想回到文革的美好往日去”，著名漢奸馬立誠也在《交鋒》一書中間把不同意見稱為“反對改革”。新望先生也因襲他們的故智，把自己與官僚精英群體進行“捆綁”以增強戰斗力，雖然還是用“反改革”等“大帽子”來壓人，但是很明顯失去了往日那種掌握一切的自信，這一招法現在是不是還有效，新望先生自己都有點動搖了。
經濟學家們確實有著非同尋常的影響力的，特別是在社會轉型過程中間，科茲在《來自上層的隔膜》書中，把蘇聯的經濟學家和黨國精英、知識分子、經濟精英列在一起，看作是四種推動蘇聯解體的重要力量。大陸的主流經濟學家們也從來沒有忽視自己的力量，也很清楚自己的同盟軍在哪里，新望先生不僅儼然以“改革化身”和“市場化代表”自居，試圖在這個姿態下去主導“改革方向”。這不，新望“有種改革要掉頭夫人感覺”，所以他積極行動起來，想要以主流經濟學家們掌握的話語權力，在“壟斷真理”的態勢下臧否是非，試圖介入社會走向的決定過程，并以“反改革”這樣的政治“帽子”去威脅那些“高層意識形態人士”。“也許意在反對改革”這樣的莫須有罪名，就是提醒大伙兒小心點，我新望不是一個人，我背后有著千軍萬馬而且他們是強勢群體，其意志是“不可輕侮”的。也許新望能夠用這樣的方式，在說理之外去解決“戰斗”吧，未來結果究竟如何，我們且拭目以待。

二○○五年十月六日

附錄：警惕民間和高層的反改革潮流

(《財經時報》) 新望

　　現在社會上有兩股潮流：一股是來自民間的潮流，另一股是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上層人士。民間的反市場化從2002，2003年就開始了，最明顯的事件是劉曉慶被抓。當時的一些民意是叫好的。
　　到2003年年底，山西一個企業家叫李海濤，被人殺了后，網上出現很多叫好的帖子。緊接著就是浙江的老板，福建的一個副總出事等等。民間出現一股反市場化的情緒，情緒逐漸釋放出來。
　　尤其是去年8月份的郎顧之爭，使上層的一些反改革反市場化的意識形態，和底層的這股潮流通過網絡接上了頭。再接下來就是今年宣布20年的醫療改革失敗，要恢復改革前的醫療體制，網上的評論支持率很高。

1、　現在這種反對市場反對改革的潮流，從民間到高層都有，有種改革要掉頭的感覺。這些人不是要破除市場神話，也許意在反對改革，對這樣一個趨勢值得高度關注。

2、　現在老百姓不滿或改革失敗，問題出在哪里？最核心的問題是中國政府改革滯后，甚至改革到了現階段，政府基本職能差不多喪失了。如果大家要批評改革，原因在政府(廣義的政府)，而不在市場化。
　我覺得非常嚴重的問題是，當前的老百姓對改革的不滿在哪里，問題在哪里，癥結在哪里，這是我們迫切需要關注的問題。

3、　怎么看待民意也是目前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現在動不動就是一個民意調查，擁護的是百分之九十幾，反對的是百分之幾等等，有時一個機構和另一個機構調查出來的民意是截然相反的。

4、　怎么看待民意，怎么正確評估民意呢？因為對現實不滿，找不到發泄的地方，產生一種逆反、懷舊的心理。不知道不滿的問題怎么解決，抱怨現在不好，以前的就是好的。這種懷舊也要客觀地看。有些人說以前的赤腳醫生好，讓他有病去看赤腳醫生他敢去啊！

5、　包括對文革的評價，對計劃經濟的評價，需要有一個正確的態度，不能因為對現實不滿，就盲目地肯定過去。如果知識分子也這樣的話，對這個國家來說是很麻煩的事。實際上中國政府需要左派，包括我們理論界也需要。

6、　　對改革中出現的問題，我們確實要真正的對癥下藥，要找到原因。不能認為改革錯了。對那些說改革不成功的人，我不贊成。要說對現實不滿，不滿在哪里，得有證據。只是埋怨容易出現很可怕的后果。
　　當然，我也不否認政府在這中間的失職。以醫療改革為例，醫療改革根本不是市場化帶來的問題。問題不在市場化，在于壟斷，在于沒有民營化就開始市場化。

7、　　怎么看待改制當中的不公？現在最嚴重的問題是真正壟斷的國有企業不改制，不想改。這幾年我們十幾家中央企業，其中有7個行業10家企業去年利潤5000億元以上，占整個國有企業利潤的一半以上。今年中石油、中石化分別超過了1500億元。這些企業是不想改革的，現在想改革的是那些實在看著沒油水了，想推責任了，所以想改了。
　　這才是改制當中最大的不公，利用壟斷權力，繼續維持既得利益。現在全國人民為中石化、中石油打工。它們的經營機制是在海外上市，以國家安全的名義漲價，以國家安全的名義不改革。最近在廣州，中石化、中石油私下聯合里不賣油，迫使中央政府允許它們漲價。但它們在國際市場上，反應非常慢，油貴時進口，油便宜時出口，但它們還是不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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