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責任、最低工資和經濟學革命——兼評國內新自由主義的政策性影響
夏小林
一、用企業"最低的義務標準"偷換"社會責任"的要害是"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
2005年7月5日，一經濟學人在《光明日報》發文，稱企業社會責任的 "三大內容"是納稅、就業和提供產品。⑴
這之前，美國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早說過，"企業僅具有一種而且只有一種社會責任--在法律規章制度許可的范圍內，利用它的資源從事旨在于增加它的利潤的活動"。
籠統而言，這兩個說法都是把企業"最低的義務標準"規定為了企業的社會責任，都忽視了雇員權益和"外部性"問題，對資本所有者特別有利。這也正是新自由主義的宗旨所在。而在有關國際組織的權威文獻中，企業納稅、提供就業和產品至多屬于"遵紀守法"和履行"最低的義務標準"。
可能是由于弗里德曼比較了解市場經濟和法制觀念比較強，具有動態的眼光，所以他在規定企業的社會責任內涵時，前提是"法律規章制度許可的范圍"。在這個前提下，弗里德曼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是可以與時俱進的。例如，據20世紀90年代初的統計，自1983年以來，美國已經有27個州修改了公司法，要求企業不僅要對股東的利潤負責，而且要對廣大的"利益相關者"負責，其包括國家、政府和雇員等等。在這種新的法律規章制度下，弗里德曼的"企業社會責任"應該與其一致。但是，20世紀已經過去了，中國的某類經濟學人卻還在老調重彈！
我們來看看聯合國的觀點。這個全球性的政府組織認為"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容十分明確，并在全球推廣。從原則上講，企業社會責任的范圍包括："一個公司應該對其經營后果負完全責任，這包括直接影響，也包括間接的負面影響，……對企業社會責任更高的要求源于一些公司的外部負面影響。這些影響在很多領域都可能發生并且會涉及各種各樣的利益關系群體。"簡單地說，企業社會責任實際上是企業與社會之間的"社會契約
表三：不同規模的私營企業的雇工工資
資本規模年工資月平均工資
100萬元以下的8118元676元
100萬元至1000萬元的6847元570元
注：這也是全國工商聯的問卷調查所得到的數據。
表三的數據真奇怪，資本雄厚的私營企業，其雇工工資反而比小型私營企業低17%。對這種現象，也只能有兩種解釋：一種解釋：資本規模大的私營企業，經濟效益更低。另一種解釋：大老板從雇工身上榨取的剩余價值（這是馬克思的用語）更多。他們并沒有因為"蛋糕做大了"就讓工人多吃一口。
表四：私營企業為每個雇工支付的勞保費用
資本規模全年比例
100萬元以下的448元100
100萬元至1000萬元的509元113.6
1000萬元至1億元的375元83.7
注：這也是全國工商聯的問卷調查所得到的數據。
表四數據中的反差之大，令人驚嘆。這只能有一種解釋：大老板更吝嗇，更不關心雇工的健康。
在這篇文章介紹的數據中，再考慮到政府官員已經指出的私營企業中"基本社會保險普遍缺乏"，以及工傷事故突出，遠遠超過美國的問題。中國2004年各類工傷事故死亡人數13.6萬，其中80%以上是農民工。在中小企業和非公有制經濟發達的廣東、江蘇、浙江三省，死亡人數分別是11795人、8911人和8839人，依次居全國前三位，均超過美國全國的工傷事故死亡總數。這種情況的一再出現，背后的問題就是法律法規不健全，執法不嚴，政府作為不足，并凸顯了工會的無權和軟弱。在美國，1998年全國只有5100個工人死于與工作有關的事故。美國的經驗首先是，最重要的是完善法律法規，強化法律實施力度和對廠商的處罰力度。其次，應該讓工人和工會了解工作的風險，解除信息不對稱對他們的制約，迫使雇主提供工作安全。⑷
我們確確實實地看到，如果企業社會責任不包括人權、勞工權益，市場經濟就缺乏人道主義的面貌，社會公正和公平就會在經濟的微觀層面喪失基礎，政府二次分配的功能也會因此大打折扣，和諧社會也就免談了。起碼，馬克思早就說過，階級關系取決于工人階級的"相對貧困"狀況。而沒有工作的產業后備軍，不僅脫離了生產資料，而且（由于沒有享受社會保障）脫離了生活資料，處于"絕對貧困"狀況，這些人的問題就更大了。⑸
而歷史上的革命或者某些動蕩，正是這兩種貧困狀態中的無產者結合其他社會條件的配合而掀起的。這里面的社會責任有多大，知史者洞若觀火。
至于環境污染，更是經濟學中典型的外部性問題，企業能夠不負責嗎？例如，一些小型私人資本在陜北采油，嚴重污染當地環境，浪費資源。當時，"原油流入河道。嚴重的時候，老百姓的羊喝了水就死，村民過河時要穿水鞋。環保部門開了無數次的會，油老板們根本不聽。"這種外部效應惹得民怨沸騰。一朝取消，老百姓"絕對是贊成的"。⑹
但是，目前還沒有看到陜北的老百姓告狀，向這些油老板們索取污染導致人身傷害，要求賠償的報道。油老板們沒有為外部性問題付費。中國類似的案例俯拾皆是，諸如江河湖海的污染問題等等。在亞馬遜熱帶雨林，老百姓狀告美國的石油公司污染環境，導致癌癥，索取巨額賠償的案件，倒是真正反映了企業外部性的成本問題。在合理利用資源方面，煤老板們的破壞性開采問題也是觸目驚心。
如此，企業的種種負外部效應還不提醒企業要承擔"最低的義務標準"之外的社會責任嗎？
世紀之交，針對全球化所帶來的各種社會負面影響（包括貧富兩極分化），聯合國秘書長在關于建立《全球協議》以維護大量弱勢人群和環境的呼吁中也提出，"讓我們聯合起市場力量和環球理念的威力，連接起私營企業的創造力和弱勢人群的需求，以及我們人類未來的要求吧。"而《全球協議》的重點，就是企業要履行包括人權、勞工權益、環保等在內的社會責任。⑺
由此可見，安南先生不是一個迷信市場的人，他認為市場力量需要其他力量來制約和平衡，其中包括聯合國機制、企業社會責任機制等在全球發揮作用。他的這種呼吁不僅得到聯合國的認可，而且得到了數百家跨國公司的響應。
綜上所述，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容是得到國際社會公認的，是常識，怎么在中國某類經濟學人的筆下就大大降低標準"變態"了呢？歸根到底，不是不知道，不是不明白，而是在"為什么人服務的根本問題上"作者的自我選擇使然。
其實，實現社會責任的企業也會因此而受益。例如，眼下中國眾多私營紡織企業受困于貿易摩擦，但是，浙江一些實行了質量、環保和SA8000標準的私營企業卻氣定神閑，企業內部安穩、出口業務不耽誤。據浙江省工會的介紹，有的私營企業還因為實行企業社會責任拿到了出口的美元大單，在競爭中將更有名氣的大企業比了下去。但是，如果這些企業拿著
"最低的義務標準"去冒充"社會責任"，恐怕就慘透了。在這個意義上說，新自由主義反對和歪曲企業社會責任的政策性主張也是坑害私營企業的。近期，全國工商聯的黨組書記胡德平說，"現在政府在積極改善民營經濟的發展環境，……但與此同時我們是否應該相應地多考慮一下民營企業的社會責任、誠信等自身素質問題？"⑻
此言甚是。
可能，正是由于越來越多的紡織企業認識到了這一點，中國紡織工業協會近來提倡在行業內推行企業社會責任管理機制。⑼
2004年國家認監會關于中國不實行SA8000機制的表態，目前是受到了主動實行社會責任制度的企業和行業協會的沖擊。中國經濟的國際化進程在越來越多的技術和社會責任標準面前，是停滯，還是前進？其答案首先是在企業家們的心中。但是，企業界千萬不要被某類經濟學人在主流媒體上發表的貌似為民間企業"鼓與呼"的謬論給坑了。而我們的主流媒體，在發表各種文章影響社會時，是否也應該多查一點相關的背景資料，多一點社會責任心，體現一點"先進性"呢？
二、典型資本社會堅持最低工資不動搖。要中國取消最低工資是不看國內、外的基本事實、信口開河，胡亂"超英趕美"，學風不正。
在2004-2005年，不斷有經濟學人引用新自由主義極端派哈耶克的理論，反對在中國實行最低工資制度，反對政府合理干預勞動工資。我們看一看英、美實行這一制度的實際情況，就可以看到這種主張的毛病了。
20世紀80-90年代，以哈耶克為精神領袖的英國保守黨在執政期間，取消了英國長期實行的最低工資制度，并削弱工會、雇主組織,放手讓市場調節勞資關系，實行勞動市場的充分競爭（但也不敢完全放棄對勞動市場的干預）。但是，這種倒退的政策并沒有解決失業和資本流失的問題，社會矛盾日益尖銳。1997年工黨上臺后，恢復了最低工資制度，就業和增長狀況反而獲得了持續的改善。2005年上半年在效率和公平的制衡機制--普選制的作用下，工黨又嚷嚷要進一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而保守黨絕對不敢拿取消最低工資作為競選口號，只是拿起"伊戰"的棍子攪局。工黨在5月贏得選舉后趕快忙著兌現承諾。
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經歷了嚴重的勞資流血沖突后，資本和政府實行了讓步政策，在《1938年公平勞動標準法》中規定了最低工資，到1997年最低工資標準已經提高了20倍左右。這個制度的出現，是勞資之間多年血肉博弈的結果。但絕不是經濟學家研究的結果。目前，這項制度的主要受益者是在私營部門工作的青少年、婦女和黑人。美國大約有78%的最低工資雇員是在私營企業工作。里根總統信奉新自由主義，時稱"里根經濟學"，但是他為了穩定國內的勞資關系，對本國新自由主義分子取消最低工資的政策性建議置若罔聞。美國國會一直在不斷地擴大最低工資的覆蓋面。如今，美國的經濟學家"對最低工資的爭論，已經從是否應該存在最低工資轉移到應制定多高的最低工資"。⑽
英、美尚且如此，更何況在最低工資制度起步晚、落實差，要"以人為本"的中國。某類經濟學人不顧國內外的事實真相，失去理性，胡亂"超英趕美"，以過時的東西為時髦，有意制造奇談怪論博取資本和媒體的青睞，起碼是學風不正。試想，在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中，城市中出現大量收入低于最低工資標準和沒有享受社會保障的群體（包括"農民工"），這就等于出現了大面積的城市貧民窟，而貧民窟意味著暴力和黃賭毒泛濫……，誰愿意要這樣的城市化呢？這種城市化能夠保障經濟持續增長嗎？--一位比較了解國情，并實地考察了拉美的城市化弊病和貧民窟的經濟學人如是說。而對于上千萬的失地農民來說，在這種制度下工作或墜入產業后備軍時，他們會如何與其他社會階層特別是資本所有者博弈呢？借助名教授向大眾灌輸中國的"私營企業主不是資本家"，
大家都是"建設者"就能夠和諧了嗎？越來越多的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和勞資之間暴力沖突不斷增加的現象就會消弭于無形了嗎？
三、經濟學需要革命。
面對"經濟學領域中下一場革命將是什么"的問題，既在學術"象牙塔"中呆過，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又干過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和世行副行長的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的回答是："兩個趨勢值得注意，一是該如何彌補新古典主義的缺陷，經濟學與心理學、社會學等其他學科之間的廣泛聯系該如何建立起來。另外，我們要了解我們的社會是如何發生改變的，我們的社會組織正變得前所未有地富有活力，也更為復雜，我們該怎么解釋它。"⑾
這些話中有兩個非常簡單的信息：第一，僅僅從新古典或經濟學出發，并不能正確理解社會和提出正確的政策性建議。⑿
因為，政策是政治。第二，從經濟學跨越到經濟政策建議的風險，猶如商品和貨幣交換之間的"驚險跳躍"。當事人需要具有非經濟學的專業知識和對社會的深入了解。例如，當一個經濟學人多少了解了窮人時，多少了解了社會各階層博弈的成本含義時，當他多少能夠從心理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的角度去理解勞資關系和貧富關系時，處于公正立場的他可能就不會再反對最低工資，并且會成為企業社會責任的鼓吹者了。在美國長期的勞資博弈和貧富博弈中，政府官員和資本家集團，以及部分經濟學家在這方面有進步。⒀
聯合國長期"面對面"資本全球化的負面影響，也進步了，干脆直接介入微觀經濟事務，號召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中國的某類經濟學人也應該進步了。
市場需要人道主義的面貌。中國的經濟學人要學習阿馬蒂亞.森，在經濟研究方面"重建倫理層面"⒁ ，--這也是革命。
參考文獻：
⑴ 2005年7月5日《光明日報》：“企業社會責任和道義責任不應混同”。
⑵ 2003年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雇主工作部：《首屆中國雇主論壇資料匯編》、《跨國公司社會責任》、《企業社會責任展望》。
⑶ 北京航空學院《烏有之鄉》網站。并參見2005年2月5日中新社：《中國私營企業勞資關系問題多而復雜》，文中提出了同樣的數據和問題。
⑷
例如，國務院研究室的一項調查顯示，在非公有制經濟中“基本社會保險普遍缺乏”。據平新喬的研究，2004年“內資類民營企業（不含個體企業）”職工參與失業保險的比率是28.8%。而外企在2003年已經達到80%。有關文獻參見全國工商聯非公有制經濟研究課題組《非公有制經濟深層次問題研究》第406、291、514頁，中國言實出版社2005年5月版。
⑸ 夏小林：“馬克思的‘工人絕對窮困’觀和‘工人相對貧困’觀”,中國社科院院部寫作組《未定搞》,1980年28期。
⑹ 2005年5月25日《中華工商時報》：“陜北油井風波期待完美結局”。
⑺ 2003年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雇主工作部：《首屆中國雇主論壇資料匯編》、《跨國公司社會責任》、《企業社會責任展望》。
⑻ 2005年7月1日《中華工商時報》：“國有民營進入融合時代”。
⑼ 2005年6月1日《中華工商時報》：“紡織業采用社會責任管理體系”。
⑽ 坎貝爾.R.麥克南等：《當代勞動經濟學（第6版）》，人民郵電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2章368-378頁。
⑾ 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滿》，機械工業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236頁。
⑿
例如，2005年5月17日，聯合國主管經濟和社會事務的副秘書長奧坎波在《重建未來：拉丁美洲全球化、發展和民主》一書的發售儀式上，總結性的尖銳批評了以私有化、自由化等內容為政策重點的“華盛頓共識”導致經濟增長緩慢、貧富分化加劇、失業率攀升，私有化后的電信、水電價格不斷上漲，人們的生活質量受到嚴重影響，不是發展經濟的靈丹妙藥，強調“各國仍需要根據具體情況采取符合國情的改革措施”（“拉美經濟增長緩慢，結構調整藥方受質疑”，《中華工商時報》2005年5月19日）。
⒀ 當然，隨著資本全球化導致資本實力上升，各國勞動者被分而治之，目前也出現了一些倒退的現象。但這不過是新時期勞資之間又一輪博弈的開始。
⒁ 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7月版。
（作者單位：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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