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公平和正義？

趙 磊

（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家》編輯部）

在當下的中國，在一個朝著兩極分化迅跑且利益嚴重失衡的社會，昨天還在為“效率優先”手舞足蹈、載歌載舞的袞袞諸公，今天居然爭先恐后、臉紅脖子粗地高呼“公平”和“正義”。這種很能讓平民百姓感動的做秀到底有幾分真誠，恐怕只有天知道。但誠如黃紀蘇所說：“誰都有資格圍觀吳媽哭天抹淚，惟獨阿Q不宜湊這個熱鬧”（大意），阿Q調戲吳媽闖下了大禍，自己老老實實呆在土谷祠也就罷了，居然還返回趙府，伸長了脖子去看熱鬧，豈不是自取其辱。

面對眾多看不起病、交不起學費、失地又失業的“弱勢群體”，那些曾經為“減員增效”、“醫療市場化”、“MBO” 上下奔走忙得不亦樂乎的精英們，今天在一邊圍觀看熱鬧也就罷了，可他們居然就像沒事人一樣，還弄出很大動靜來證明自己的“清白”和“純潔”，這就未免有點“此地無銀三百兩”了。看看他們那副“為民請命”的正人君子模樣，我想起了毛主席在《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中的一段話：“好象唱戲一樣，有些演員演反派人物很像，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像，裝腔作勢，不大自然。”

不過話說回來，倘若確實出自“學術良心”的發現，精英們180度的急轉彎還是值得歡迎的——因為這至少說明反派人物的形象終究是不得人心的，即使客串正派人物有點滑稽，當在情有可原的范圍。

強調公平和正義，說明人們對利益關系嚴重失衡的現狀有了清醒認識，比起“效率惟一，不顧公平”的認識水平（擺在桌面上的說法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畢竟是一大進步。然而，我必須提醒大家的是，僅僅讓公平和正義獲得“話語權”是遠遠不夠的。古往今來，除了馬克思主義者外，有知識有文化的學者們總是堅信：公平和正義是“超越社會和歷史”的永恒范疇，是一切社會變遷的基礎和動力。遺憾的是，迄今為止，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僅靠空洞的幾句口號，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獲得過公平和正義嗎？那種“超越社會和歷史”的公平和正義真正光顧過弱勢群體嗎？

有人或許會反問：難道人類社會就沒有超越一切階級之上的公平和正義嗎？我的回答是：很不幸，在階級社會中的確沒有，比如最近輿論關注的“王斌余案”就是一例。王斌余連殺四人按律當斬，否則，豈不有違“殺人償命”所體現的公平和正義乎？問題在于，如果“殺人償命”是任何社會都認可的公平和正義，那么為何社會輿論要為這個“殺人犯”辯護呢？換言之，在許多人看來，“殺人償命”所體現的公平和正義在王斌余身上并不公平！

一旦超時空的公平和正義落入具體的社會之中以及具體的人身上，我們就不得不承認：從來就沒有什么抽象的公平和正義。在公平和正義的華麗辭藻下，其實有著非常值得人們深思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是：當人們談到公平時，一定繞不開“誰是公平的所有者”的問題，說白了也就是“誰來為公平買單”的問題。在一個私有制大行其道的社會，真正能夠屬于各色人等、各個階級（今天已經改為階層的稱謂了）平等共有的東西恐怕已不多矣，物質財富是這樣，作為精神財富的“公平”和“正義”當然也是這樣。

說到公平和正義，人們免不了要拿馬克思來說事。馬克思是怎么看待公平和正義的呢？在一個只知道“物競天擇，優勝劣汰”，久已不知公平為何物，甚至已經習慣于把公平訴求一概斥之為“平均主義”的叢林世界，大概是為了在圍剿馬克思的時尚中表現得稍微公允一些，一些正人君子終于良心發現，開始大談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就在于其對公平正義的呼吁和關注。

把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定位于對公平和正義的關注，實在是對馬克思主義最大的誤讀。不錯，馬克思一生都在為公平和正義而奮斗，可值得人們深思的是，在馬克思的著述中，公平和正義并不是其訴求的對象。不僅如此，在馬克思的經典文本中，“公平”、“正義”往往成為這位一生都在追求公平和正義的偉人譏諷、拒斥和批判的對象。波普爾說：由于心懷正義但又苦于“正義”被人所濫用，馬克思才忌諱使用“正義”的（卡爾•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3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319頁）。馬克思的確對公平和正義的濫用多次表示過不滿，但這還不是馬克思拒談公平和正義的真正原因。

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公平和正義是歷史范疇：奴隸社會有奴隸社會的公平，封建社會有封建社會的公平，資本主義社會有資本主義的公平。此公平并不等于彼公平，更何況主子的公平豈能等價于奴隸的公平？“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公平認為奴隸制是公平的，1789年資產者的公平則要求廢除封建制度，因為據說它不公平。”其實，善變的公平就如同經濟上不能獨立的女人，離開了一定的物質基礎的支撐，就注定會成為無家可歸的娜拉，一旦離家出走，必然面臨“娜拉走后怎么辦”的困惑。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清醒地看到：社會變遷的動力并非抽象的公平和正義，而是社會生產方式的矛盾運動，是生產力的發展。公平正義作為一種價值觀念，實質上是物質生產及其關系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0頁）

與那些高喊公平正義的正人君子不同，馬克思“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際出發來解釋觀念的東西。” 因此，馬克思堅信“意識的一切形式和產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來消滅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頁）不公平、不正義的社會決不可能用公平和正義的觀念來摧毀。這也正是馬克思對空談“公平”、“正義”始終不以為然的原因所在。馬克思說：“‘宗教’和‘政治’只是時代的現實動因的形式”（同上，44）。那么“時代的現實動因”是什么呢？就是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時代的動因不應當從“意識”（宗教、政治、觀念）中去尋找。同理，社會變遷的動因并不在于對“公平”和‘“正義”這些觀念的訴求之中——公平和正義僅僅是社會變遷的現實動因的表現形式。

我注意到，在今天的學術界，主流的看法正在把抽象的公平和正義當作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因，在他們看來，要推動社會進步就必須改變人們的公平和正義觀念，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把宗教幻想推崇為歷史的動力”（同上，45頁）。公平和正義是崇高的，是值得人們追求的，但是如果把公平和正義當作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因（把觀念看作先于存在的第一性的東西），則是荒謬的。遺憾的是，這種荒謬恰恰是當今極為普遍的認識。當許多飽學之士動輒以“公平正義”的名義為自己的主張提供依據時，在我看來，他們如果不是別有用心，就是太天真了。

馬克思說：“你們認為公道和公平的東西，與問題毫無關系。問題在于：一定的生產制度所必需的和不可避免的東西是什么?”于是我們不難理解，馬克思為什么從來不糾纏于公平和正義的空洞說辭，而是始終關注決定公平和正義的物質基礎是如何存在、如何發展的。

公平和正義在本質上不過是某種社會制度或某個階級利益的“辯護詞”，它是不可能“超然于社會”之上和之外的。也就是說，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公平和正義。以為這世界真的存在“普適的”、“人類社會共有的”公平和正義，只不過是在做自欺欺人的“偽問題”；如果不是學院派的自娛自樂，那么關注“誰的公平”、“誰的正義”，才是有意義的“真問題”。而有關這個真問題的答案，大概也只能在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中去尋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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