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上一集（《卷空氣是一種宿命》），討論了金融資本的歷史使命。在這一集，我將討論被金融化“化”出來的兩個問題：其一，勞動價值論要不要修正？其二，經濟學是不是中性的？
一、從勞動價值論到交換價值論
先討論第一個問題：勞動價值論要不要修正？
勞動價值論的核心論點，是“勞動決定價值”。這也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常識。
然而不知道從什么時候起，“交換決定價值”的說法忽如一夜春風來，突然間就風靡天下。據我考證，“交換決定價值”這個說法，與茅于軾提出的“交換創造價值”的高論，有異曲同工之妙。所謂“交換創造價值”的含義是：價值不是勞動創造的，而是交換創造的。
至于“交換創造價值”是不是茅于軾最先發明出來的，或他最先提出來的，我就不知道了。
大概進入90年代以后，經濟學界的某些紳士公開跳出來宣布：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屬于商品經濟不發達時代的理論，勉強能解釋物物交換；可是對現代市場經濟卻沒有任何解釋力。
有一個很經典的段子，說兩個博士吃了狗屎以后，有點懷疑人生。于是請教經濟學教授，得到的教誨是：“你們倆各自吃了一堆狗屎，就為社會創造出可觀的GDP。這就有力地證明，價值不是勞動創造的，而是交換創造的！”（參《趙磊：掉進坑里還手舞足蹈，至于嗎？》，載昆侖策研究院2022年9月29日）
這個段子雖然有點重口味兒，但確實是經濟學界某些人的真實寫照。
隨著金融化的發展，“交換創造價值”就像打了雞血嗑了藥。于是在學界和業界，有人忙不迭地拿虛擬經濟說事，以為從此可以徹底埋葬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而虛擬資本卷出來的天量價格，則成為高校課堂上某些教師用來譏諷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常見案例。
二、又要修正勞動價值論？
虛擬資本卷出來的天量價格，也是迪朗的《虛擬資本》特別關注的問題。
在談到金融衍生品的價格時，迪朗說：“衍生產品提供了一種可能性：你可以用購買1桶石油所需的金額，對25桶石油的價格走勢進行風險投資。與購買實際資產相比，這就降低了價格變動的成本，從而使投機成本大大降低。”
迪朗拿衍生品價格舉例，究竟想說明什么？
迪朗要回答的問題是：既然風險投資帶來的收益并沒有增加實際資產本身的價值，那么從實際資產中衍生出的虛擬資本為何會有如此高的價格呢？
迪朗給出的答案是：虛擬資本卷出了天量價格（石油的未來價格），其原因并不是虛擬資本自己創造出了新的價值，而是在于風險投資降低了價格變動的成本，從而增大了實際資產的未來價格。
迪朗這個答案的理論含義是：不論虛擬資本卷出了多高的價格，也并沒有改變實際資產的價值，改變的只是實際資產的價格而已。
迪朗關于衍生品價格的分析，讓我想起某先生要“修正勞動價值論”的主張，這位先生說：“按照傳統的馬克思價值論，虛擬資產肯定是沒有價值的，它們只能代表或分配通過實體經濟活動所創造的財富，但它們就真的沒有價值嗎？對傳統的價值理論，我們是不是又要進行修正了呢？”
言外之意，虛擬資本自身怎么可能沒有價值呢？沒有價值，虛擬資本又怎么可能賺錢呢？某先生的質疑，代表著今天很多人的看法，因而具有相當的普遍性。
然而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告訴我們：第一，虛擬資本自身沒有價值，但卻具有價格；第二，“沒有價值的東西具有價格”，這個事實并不能推翻價值的“先在性”；第三，虛擬資本的存在，并不能證實價值可以是虛無縹緲的東西。
——為了節約時間，這里面的道理，我就不展開了，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趙磊《“虛擬價格”何以可能》，載《學術月刊》2015年第11期。
其實，如果讀懂了迪朗關于衍生品價格的那段話，搞清楚了衍生品價格為何會大大高于實際資產價值的原因，那么就不會提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不是又要修正”的疑問了。
正如迪朗先生所說：“金融本身從來都不是價值創造的源泉。金融利潤是價值的化身，但不是價值生產的結果。因此，我們應將金融利潤視為從生產價值的活動（來自勞動的收入和/或來自商品和服務生產的利潤）中轉移出來的收入。”
三、“拿錢辦事的經濟學家”
接下來討論第二個問題：經濟學是不是中性的？
別看虛擬經濟在今天呼風喚雨，其實金融衍生品的做大做強，其過程并不是一帆風順的。迪朗為我們詳實地描述了這段真實的歷史：
——“直到20世紀60年代，這些產品幾乎僅限于芝加哥農產品的衍生產品”。之所以如此，“因為它們被視為賭博”。
——到了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衍生產品的使用才開始普遍化，包括其他資產（如債券）和其他領域。”
我有一個猜測：衍生產品進入普遍化的階段，會不會正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生產過剩日益加劇的時期？
有意思的是，迪朗發現，“在金融自由化的每個階段，經濟學家的研究都起到了合法化的作用。”
為什么在推動金融自由化的合法化過程中，經濟學家的研究工作功不可沒呢？其中的原因，迪朗認為：“這種密切聯系并非沒有道德問題，因為相關經濟學家往往與推動自由化有著直接的利益關系。”
呵呵，“有著直接的利益關系”，那么“客觀中立”哪里去了呢？
滑稽的是，在不少人看來，經濟學是一門“中性”的社會科學，而且主流經濟學也是這么自詡的。然而迪朗的這個揭短，卻打了“中性經濟學”的臉，啪啪的。
其實，“學術立場”或“拿錢辦事”的意識形態，不僅是經濟學家的利益選擇，而且也是經濟學本身的客觀存在。
馬克思說，資本家是人格化的資本，那么寄生在資本關系中的經濟學家同樣不能免俗。
迪朗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所以他說：“在法國，也有一些研究針對‘拿錢辦事的經濟學家’。同樣，雖然確實存在利益沖突，但這并不是關鍵所在。”
迪朗說的“但不是關鍵所在”，蘊含著唯物史觀的深刻含義。
如果利益沖突“不是關鍵所在”，那么決定金融化演進的關鍵又是什么呢？
迪朗的答案是：關鍵就在于金融化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趨勢，因為“一旦我們打開了自由化金融的‘潘多拉魔盒’，就不可能半路止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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