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就業(yè)難的四大原因

作者：老田

在朱镕基總理的“教育產業(yè)化”政策之下，大學由于處在就業(yè)前的最后一個培訓階段，因此受到人們的格外追捧，許多父母把畢生積蓄投入子女教育，冀望子女能夠在畢業(yè)后找到一份好點的工作。在學校方面，則是充分利用這一心理進行大規(guī)模擴招，把教育壟斷變成盡可能多的現金收入，在這一點上，政府、學校和個人似乎達成了一致。從擴招的后果上看，政府實現了GDP數字的增長，學校撈進了大把的金錢，學生家長被榨干了積蓄之后面臨的仍然是子女就業(yè)無望。

目前中國存在的大學生就業(yè)困難，依照老田的看法，主要有四大原因：

第一是中國最近二十多年的盲目開放，結果使得中國經濟全盤進入國際分工體系（2004年進出口額超過GDP比重的70％），主要的產業(yè)被固定在國際分工的底層，因此中國即便是經濟增長速度不低，但是新增加的勞動就業(yè)，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的就業(yè)需要，是每天工作十二小時以上同時毫無勞動保障和福利的崗位，這些崗位主要是“農民工”充任。這是改革開放后，農民工數量急劇增加的原因。由于中國的技術開發(fā)和創(chuàng)新產業(yè)，實質上已經被放棄了，因此高端就業(yè)崗位越來越少，工程師和管理人員崗位都嚴重不足，在相對比例上，中國在制造業(yè)的生產線上的就業(yè)崗位占據絕大多數，而歐美日則是剛剛好反過來，高端就業(yè)崗位多有利于大學生就業(yè)。

換言之，由于中國國際分工地位的處于國際分工的底部，使得中國就業(yè)上呈現“白領需求不足”的狀況，這是中國大學生就業(yè)難的主要原因。這一問題的存在，使得中國的大學生就業(yè)崗位與擴招之后的龐大畢業(yè)生數量之間，形成巨大的落差，變成一個結構性的困難而長期無法解決，以后會表現得越來越嚴重，而且還將因此降低大學生的談判地位，引發(fā)其他嚴重問題。

第二個原因是中國高等教育的質量問題，特別是文科教育質量極為低下。這倒不是說中國大學的文科生智商不行，學習計劃完成得不好，這個教育質量說到底與學生本人的努力狀況無關，根本原因是教學內容的“全盤西化”，幾乎不針對中國的政治經濟現實，學生經過大學數年的學習之后，對于現實社會的狀況仍然是十分隔膜，這也嚴重不利于學生的就業(yè)。說到底，如果大學生不能夠比未經大學教育的人士，更能勝任工作，顯然就無法在就業(yè)競爭中間勝出。大學擴招過程中間，教師的知識結構仍然是非常陳舊，而且許多教師完全沒有服務學生就業(yè)和社會需要的認識，一些人甚至把課堂作為發(fā)泄自身狹隘感受的講臺，把授課內容政治化空洞化，結果使得學生也常常被傳染了偏激的、與社會無法協(xié)調的“孤憤”情緒，結果使得大學生在融入社會時還背負著老師傳遞過來的“人為障礙”，無法正確看待社會和他人，難于協(xié)調和合作，這也是教育系統(tǒng)的一個嚴重問題。因為老師最終是在與社會非常不同的校園里混飯吃，還吃得開，學生被輸灌了這些東西到社會上之后，常常因此變得更加“吃不開”了。

第三個原因是由于急劇擴招帶來需求關系的變化，因此在擇業(yè)方面大學生的談判地位急劇下降，這不僅表現在收入水平的下降，還表現在就業(yè)單位因此提出許多不合理的要求，拒絕承擔大學生就業(yè)后的“在崗培訓”費用。隨便拿一份報紙去看招聘廣告，常常發(fā)現就業(yè)單位要求“數年工作經驗”這樣的要求，這是極端不合理的。實際上，一個理工科畢業(yè)的大學生，要成為一個合格的工程師，需要在畢業(yè)后的工作崗位經過一定時間的繼續(xù)學習，才能完成這一轉變。在八九十年代的時候，大學生通常是畢業(yè)后進入國有企業(yè)，工作一段時間之后再跳槽去私營企業(yè)或者三資企業(yè)，現在國有企業(yè)已經非常少了，不能夠承擔大學生畢業(yè)之后的培訓基地，因此這一要求的達到只能是大學生個人和家庭承擔。更為嚴重的是――如果把“在崗培訓”如果轉移到學校里面去完成的話，在時間和金錢上都將是非常不經濟的，比在工廠完成要浪費更多。由于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大學生談判地位的下降，使得一些用人單位拒絕承擔“在崗培訓”費用，并提出不合理的要求，這也嚴重妨礙了大學生的就業(yè)。

還有一個主要原因，與整個社會環(huán)境的變換有關。在八九十年代的時候，大學生就業(yè)的單位通常是國有機構，這些單位的分配模式一般是：當前只給很低的現金收入，同時在福利方面往往是“對個人包干”的。因此在一個人年輕和工作的最初幾年，單位需要付出的“工資成本”通常很低，這樣單位一般傾向于愿意承擔“在崗培訓”費用，也樂于接納新的大學生就業(yè)；而現在的分配體制完全不同，基本上要求按照個人的當期工作貢獻，大部分以現金收入方式兌現，同時單位完全不承擔養(yǎng)老、住房等主要福利。這樣一來，就把個人的收入內涵完全改變了，要求以個人的現金收入積累來解決自己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這樣把個人的現金收入要求就急劇地拉高（因為低收入滿足不了個人基本的衣食住行要求，特別是在住房產業(yè)化之后，最低收入底線在急劇攀升），從而使得大學生在成為一個合格的員工之前，就無法接受低收入，這與單位對員工貢獻的預期難于吻合，雙方難于達成一致的雇傭條件，即便是一些大學生勉強接受了低工資就業(yè)機會，由于低工資難以滿足他的基本生存需要，也往往不能對他形成足夠的工作激勵，使他安心工作并逐步積累經驗，以利于他們的成長最終實現與企業(yè)的要求一致起來，結果必然帶來就業(yè)的多次選擇和用人單位對大學生的戒備心理。

換言之，今天的分配上完全短期化，福利安排的個人化和市場化，缺乏保障個人基本福利的整體利益安排和長期激勵，嚴重不利于大學生就業(yè)早期的穩(wěn)定性，使得就業(yè)單位和大學生個人之間的選擇順序無法吻合，造成嚴重的矛盾，大學生本人對最低工資收入的預期受個人化和市場化的福利解決需要規(guī)定，而企業(yè)對工作貢獻的高要求（例如只對市場銷售骨干和技術骨干提供較高的薪水）與大學生早期的能力成長不一致，結果使得大學生對雇主、雇主對大學生都存在著嚴重的不滿，特別是工作關系難于穩(wěn)定的現實，使得雙方無法就薪資條件達成合理的安排，結果造成大量的重新選擇和“摩擦性失業(yè)”。大學生受困于最低工資強加的限制，無法長期安心接受一個“無法解決衣食住行”的低工資工作，加重了他們的痛苦，也延長了他們自身的成長時間和技術積累過程，這個問題在市場化的大環(huán)境下是難于解決的。

個人網頁：xuezhe/laotian

二○○五年八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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