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大培痛斥遼寧胡作非為提出立即停止運動式的企業“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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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立即停止運動式的企業“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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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立即停止運動式的企業“改制”

  左大培（2005年8月20日）

       （“烏有之鄉”網站的“熱點觀察”欄6月10日轉載李憲源錄入的報道，）據互聯網上的論壇報道，江蘇省無錫市商業大廈職工6月6日開始靜坐請愿。每天白天，在大廈大門口的臺階上，都至少坐著五、六排身著大廈制服的大廈員工，人數為三四百人，其中絕大多數為女性。參加這次行動的都是大廈的正式員工，其中大部分是收銀員。靜坐的人不時唱起《國際歌》和《國歌》。這樣的行動持續了至少4天。

引發這次群眾性斗爭的直接原因是正在推進中的無錫商業大廈“國有企業改制”。

無錫商業大廈有著本已復雜的權屬關系：一方面，有一個A股上市公司“無錫商業大廈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潘霄燕，該公司的每股收益達到0.5元左右；另一方面，這個上市公司又有個母公司，該公司的核心資產正是國有的無錫商業大廈本身。國有的無錫商業經營得并不壞，無錫商業集團是當地百貨零售業的龍頭企業，2004年完成銷售額40億元，利稅1.65億元。

可就是這樣一個經營得很好的國有控股企業，卻恰好成了當權者的眼中釘。按照他們“靚女先嫁”的邏輯，為了消滅公有制企業，這是非得“槍打”不可的“出頭鳥”。也正是這種“靚女先嫁”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引發了群眾性的反抗斗爭。

引發無錫商業大廈職工不滿的是，無錫市政府2003年8月提出《無錫商業大廈集團有限公司戰略重組預案》，要對90％的國有股進行“改制”，而著名的家族制私營企業均瑤集團則有意收購無錫商業大廈。均瑤集團的創始人王均瑤在世時，均瑤集團就決定收購無錫商業大廈，王均瑤去世后均瑤集團董事長變為王均金，但均瑤集團的收購意愿已經變成了收購行動。

2004年12月均瑤集團正式介入無錫商業大廈改制，但到2005年3月此事才被正式告知廣大職工。向職工傳達改制精神時，只是強調10％的國有股，而始終回避談控股權。職工中風傳，對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東“商業大廈集團有限公司”，改制的結果是均瑤集團控股90％，大廈10％；還有一種說法是“采用國有法人股變更的辦法達到大廈集團56.88%的股權”；甚至有人懷疑，這次改制是變相的MBO。

無錫商業大廈的職工之所以這樣強烈地反對“改制”，是因為他們感到改制方案本身就侵害了自己的利益。

在所有的“國企改制”中，最主要的工作之一是“改變國有企業職工身份”，通過“買斷工齡”來“理順勞動關系”。據傳在無錫商業大廈的改制方案中，為職工買斷工齡所付的補償是：40歲以上職工每年為1850元，40歲以下職工每年1500元。在以這樣的補償“理順勞動關系”后，原來的國有企業職工就隨時都可以解雇了。

無錫商業大廈的職工們認為這樣的經濟補償太低。無錫商業大廈的效益這樣好，改制的各種經濟補償還不如普通小企業；他們要求企業補發過去政府政策有規定、本企業扣住不發的物價補貼、住房補貼等福利金；他們還懷疑均瑤集團能否真正支付這些補償，質疑均瑤集團是否支付了全額現金，因為均瑤集團在對待職工方面的聲譽并不好，由于發不出工資而發生了很多投訴。他們為反對這樣改制而靜坐示威，而一些路人則表示理解甚至支持。據傳有路人說：“這年頭轉制只有老百姓吃虧”；一位中年女性聽完了一位女員工解釋靜坐的原因后，講起自己單位不久前也“改制”了，感同身受，竟然與那位女員工抱頭痛哭。

職工們宣稱，他們“只想要一份安定的工作，一份固定的收入”。在職工們靜坐3天之后，大廈總經理當眾宣布：暫時停止“改制”和“理順勞動關系”，要員工們返回工作崗位分組討論，商定新的改制政策。

無錫商業大廈職工的這場反“改制”斗爭，完全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

來自無錫的消息說，“在商業大廈上班一直是被許多人非常羨慕的”，這表明無錫商業大廈職工在工資、工作條件等方面的待遇很好。而正因為他們的待遇好，就成了想由“企業家”變“資本家”的人所必須整治的對象：懂經濟分析的人都知道，這種“人人都想干”的工作崗位上單位有效勞動的工資必定高于社會平均水平，壓低產品中的工資成本的潛力大得很。只要將職工待遇降到社會平均水平，就可以大幅度降低單位產品的工資成本，企業的利潤就可以大幅上升。

對一個國有企業，這樣增加的利潤變作了全民的財富，這是情有可原的。但是現行的“企業改制”的奧秘正在于，通過原國有企業員工的“身份轉變”把他們全都變為可以任意解雇的勞動力，從而可以大幅度地降低他們的單位有效勞動工資，并把這樣增加的利潤全變成極少數個人的財富。那種讓“經營者持大股”的“改制”使這樣增加的利潤流入國有企業原經營者的私人錢袋；而“引進戰略投資者”（這種戰略投資者必須最終是私人大資本家）則把這樣增加的利潤送給企業外的少數私人大資本家甚至騙子“企業家”。這是一種以多數人變得更窮為代價而使極少數人暴富的“制度變遷”。

無錫商業大廈的“改制”看來屬于后一種類型，它引進了私人家族企業均瑤集團來作控股“戰略投資者”。無錫商業大廈的職工們已經清楚地預見到了這樣的“改制”意味著什么：他們將被置于由家族企業的老板任意擺布的地位；私營老板會利用可以任意解雇職工的權力來盡可能壓低他們的工資待遇，而由此節省的成本全都會化作家族企業老板的利潤，使他們那本已驚人的財富增大到一個新的層次。面對這樣赤裸裸地搶走多數人收入給個別人以使其致富的“制度變遷”，被搶的多數人要是不作一點反抗，那他們才是腦袋真有毛病了。

無錫商業大廈職工們對“改制”后果的預見有充分的根據，這根據就是前些年企業“改制”特別是浙江和蘇南“企業改制”的事實。

前些年“企業改制”的一個最明顯后果，就是它確實大幅度降低了每單位有效勞動的工資。

早就有一系列詳盡的調查研究表明，在各地的改制企業中職工地位普遍下降；勞動時間大幅度延長、勞動強度增大、勞動條件惡化幾乎成了百分之百的現象。浙江的原國有企業老職工更是抱怨說，企業一“改制”，國家規定的每個勞動日工作8小時就變成了12小時，每星期的休息日也被取消。

即使月工資不變，這樣增加實際的有效勞動也會顯著降低單位有效勞動的工資，何況在許多情況下月工資還會下降。恰恰是在無錫商業大廈所在的蘇南地區，這種情況特別明顯。江蘇省委黨校的李炳炎教授就經常談起這樣一個親眼見到的事實：他弟弟所在的國有企業改制后，他弟弟的工資就由每月8百元降到了4百元。顯然，正是由于看到、聽到了太多這樣的事實，才使無錫商業大廈的職工們如此激烈地反對“國有企業改制”。

更為惡劣的是，國有企業的“改制”還增加了對企業員工生命的傷害。

到目前為止，我國的私營企業大都是員工的勞動條件極差、幾乎沒有勞動保護，使員工在工作中的傷亡率極高。而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改制”使員工的工作條件向私營企業看齊，這勢必增大工作中企業員工所受到的傷害。

這一點在煤礦業表現得特別明顯。中國的私營煤礦歷來為賺錢不顧井下員工死活，為省錢而不采取各種生產安全措施，甚至逼迫員工冒著瓦斯爆炸和透水的極大危險下井采煤，使中國煤礦業的死亡率成了世界之最。而煤礦業的國有企業“改制”卻使原來的國有煤礦也變成了這樣的私營煤礦。

2005年2月遼寧阜新國有的孫家灣煤礦發生特大礦難之后，我就專門撰文指出，這是遼寧的地方政府最近幾年“學浙江”、將國有煤礦變成實際上由私人經營所造成的典型惡果。而最近又發生特大礦難的河北承德和廣東興寧的煤礦，更是由原來的國有煤礦“改制”私有化而來的。毫無疑問，這樣的國有煤礦“改制”再進行下去，必定會大幅度增加礦工們的傷亡。而媒體在報道廣東興寧等地的礦難時，卻回避這個關鍵問題，不愿提及發生礦難煤礦的“改制”背景。這很令人驚異。其實企業“改制”在增加礦難方面的作用，無異于謀財害命。

培養大富翁的企業“改制”使某些原國有企業的管理者變得比私營企業的老板還專橫。我就聽人談到他的親身經歷：遼寧的某大型國有企業“改制”后，原廠長變成了名義上持有3％股份（實際持有多少不得而知）的“第一大私人股東”。奇怪的是這“第一大資本家”竟然身兼企業的黨委書記，經常在企業職工大會上大叫大罵，教訓職工們說：“放明白點，你們現在是給資本家干活”，要職工們老實聽話，他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沒有任何借口”。他這樣公然壓迫職工，物質待遇上當然也不客氣，只顧延長勞動時間、壓低職工工資，逼得技術人才紛紛跳槽，企業招不到擴大生產所需要的技術人員和技工。

就是這個“改制后的資本家—企業家”典型，還要為自己的專橫跋扈尋找依據，買了那本名叫《沒有任何借口》的盜版書發給全廠職工學習。也正是在這些人動用公款的集團購買下，《沒有任何借口》這一類叫人作資本家忠實奴隸的盜版書籍竟然能夠極為“暢銷”！這樣的國有企業“改制”已經不僅是在復辟資本主義，而且是在中國推行奴隸制，它已經把任何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都不得不承認的“人權”和“人性”毀滅無余。

使絕大多數中國人不能忍受的是，多數原國有企業職工勞動條件的惡化、工資的下降甚至生命的喪失，只是使少數所謂的“企業家”極大幅度地增加了他們個人的利潤“收入”，從而很快積聚起天文數字的個人財富。這是典型地靠使多數人變得更壞來使極少數人變好。這樣的“改制”和“制度變遷”，踐踏蹂躪了人類要求的最起碼的“公平”，必然造成最高程度的不公平和不平等。有統計分析，20世紀90年代末中國收入和財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又有急劇上升，使中國進入了世界上的最不平等國家之列，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這種制造貧富兩極分化的“企業改制”。

因為這樣的“改制”制造了極大的社會不公平，它必定會引起強烈的不滿和反抗。無錫商業大廈職工們的群眾性斗爭，就是反抗的一例。僅就我們近兩年的所見所聞，這樣的反抗事例就有許許多多。而且即使是在百貨行業中，也早就有類似的反抗斗爭。聽我的一位老朋友講，兩三年前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的政府企圖讓溫州私人資本參股效益很好的國有企業哈爾濱第一百貨商場，受到職工們的群起抵制，他們打出標語“小商小販滾出去”，嘲笑溫州商人只是些“小商小販”。那時當地政府也緊張得很，派軍警包圍群眾、封鎖消息、派工作組進駐“作工作”，后來怎樣了不得而知。但是有一點我敢肯定：繼續這樣“改制”下去，不僅不能保持社會穩定，而且還會激化社會矛盾，破壞社會穩定，最終造成嚴重的社會沖突和動亂。

權貴私有化的鼓吹者們到處散布說，這樣的“企業改制”提高了效率。其實這也是地道的謊言。在去年郎咸平掀起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大論戰中，就有人在互聯網上的論壇中質問：誰能舉得出實際例子證明“改制”將企業搞好了？這個質問極有道理。

私有化的鼓吹者們把企業“改制”提高了企業效率說成是毫無疑義的，但是他們能夠舉出的最“有力”證據，不過是某些人作的一個計量回歸，它表明企業的私有股權比例越高，“全要素生產率”（每單位投入的產出）就越高。這一類回歸之所以不可靠，我在《不要輕信那些統計分析和計量回歸》一文中已經說得清清楚楚。這里只須強調一點：這些回歸中所使用的勞動投入數字，其實都是企業使用的勞動力數量，它們不能把企業所有制不同所導致的每人有效勞動數量的不同考慮進去。而實際的人均有效勞動數量不同，企業的產量當然就不同。以這樣的數據雖然可以回歸出“企業改制”提高效率的結論，但是這樣的結論根本就不可信。

在這里，最恰當的是引用我的老同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黃速建的論點。在2004年《讀書》雜志舉行的一次討論會上，黃速建明確表示不同意郎咸平對“國企改制”的批評，與張文魁一樣強調“不應否定國企改革的大方向”。但是他話鋒一轉，又說：說國企產權改革提高了企業效率，這個說法也是沒有根據的；這樣說的人沒有考慮到，國企改制以后，工人的工資不變，勞動時間卻明顯增加，增加勞動時間當然會使產量增加，單位產品成本降低。黃速建到底不愧是專門研究企業經營的，他也質問道：靠不增加工資而增加工人勞動來降低成本、提高產量，這怎么能算是提高了企業效率呢？

實際上，黃速建對“改制”后工人狀況的惡化了解得并不充分。他是浙江東部人，說“國企改制”后工人工資沒有降低，這可能只是他家鄉那一帶的情況。有大量的事例表明，某些地方國有企業“改制”之后工人的貨幣收入還明顯下降。江蘇省委黨校的李炳炎教授就經常說，他弟弟在國有企業“改制”后工資從8百元降到了4百元。這種情況在江蘇絕不是個別的。

盡管如此，我仍然喜歡引用黃速建的話。正因為黃速建反對郎咸平，堅持“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大方向正確”的觀點，由他這種人之口說“沒有證據表明國企改制提高了效率”，才最有說服力。其實熟悉企業經營的人都知道，在讓國有企業實行“經營者持大股”之前，私營企業老板在配置資源、安排生產上一般都比國有企業經營者的水平低，因而在真正的資源配置方面通常都是私營企業的效率低于國有企業。就是在今天，私營企業在真正的資源配置方面效率也并不明顯高于國有企業。

中國的私營企業相對于國營企業所具有的低成本優勢，其實根本就不在真正的資源配置方面，而在于它們有動力也有能力將單位有效勞動的工資壓得大大低于國有企業。中國的私營企業之所以從一開始就表現出似乎比國有企業“有效率”，其秘密也就在這里。正如前邊列舉的那些事例所表明的，國有企業“改制”的后果突出地證明了，私營企業的所謂“低成本優勢”，主要來自它能夠將企業員工的各方面待遇壓到極低，這樣壓低員工的待遇當然可以大大降低每單位產品的成本。

當然，私營企業還可以用另一種方式來將產品成本降得比國有企業更低，那就是降低產品的質量和性能。中國近20年來假冒偽劣產品泛濫，其主要原因就是私營企業力圖通過降低產品質量和性能來降低成本。這樣降低產品質量和性能的習慣已經蔓延到航空產業：少數幾個小型“民營航空公司”之一的“春秋航空公司”為了能夠降低其航班票價，竟然要大幅度減少提供給顧客的服務項目，不給乘坐其航班的顧客提供免費的飲食和由廊橋登機的服務！這個春秋航空公司真是為賺錢太無顧忌，竟然用這樣大肆宣揚的經營行為來敗壞“民營企業”的聲譽：它這種減少服務項目的行為等于告訴全社會，私營企業其實并沒有什么降低成本的高招，它們降低成本靠的是通過降低其產品質量和性能來“算計消費者”！

在“改革開放”初期的20世紀80年代，河北的一個名叫馬勝利的國有企業領導曾經名噪一時，成了著名的“企業改革家”。馬勝利當時把他的改革經驗主要概括為“不算計消費者，不算計職工”。那時我雖然佩服馬勝利信守這一原則的好意，同時卻十分懷疑他能否遵守這一原則而成功實行“企業改革”。因為據我的觀察，當時遵守這一原則而大幅度改善國有企業經營的余地已經非常之小。

馬勝利不久之后就因為經營失敗而銷聲匿跡。在我看來，馬勝利式的改革之所以失敗，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國有企業無法改革好”，而在于比當時的國有企業利潤率更高的企業不是在“算計消費者”，就是在 “算計職工”，不“算計” 消費者和職工就沒法經營得更好。事實上，從那以后迅速發展起來的私營企業幾乎都是靠“算計消費者”和“算計職工”才在競爭中取勝。而由國有企業改制而來的企業如果在生產和利潤上有什么改進，也無非是通過“算計消費者”和“算計職工”，當然更要加上算計國家這一手。

       打著“改革”旗號的私有化發展到今天，那些“改革者”們已經形成了頑固的思維定式：一看到國有企業職工的工資比社會平均水平高了一點就有氣，就非要把它降到社會平均水平，并以此為理由而鼓吹讓少數人暴富的私有化，要把國有企業職工高出的那一塊工資都化作個別“企業家”的利潤，變成他們的私人財富。

       毫無疑問，這樣的“改制”和“國有企業產權改革”既不能提高效率，又踐踏了社會最起碼的公平準則，不僅應當立即停止，而且應當進行清算，懲罰那些給國家和人民群眾造成了巨大損失的人。但是正如無錫商業大廈的改制沖突所表明的，許多地方政府不僅還在推行這樣的私有化“改制”，甚至還在以運動的方式進行“改制”。

       在最近七八年中，私營企業產值占總產值百分比低一點的各省地方政府幾乎都在一窩蜂式地“學浙江”發展私營經濟，其主要手段就是進行運動式的國有企業改制。各級地方政府領導已經站到了完全與國有企業職工為敵的立場上，竟然將國有企業看成反革命的堡壘，發出所謂進行“國企改革攻堅戰”的“總動員令”。他們紛紛下死命令，要求開展“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運動，在兩年或三年中消滅本地的國有企業，或者國有企業所占比重要降到某個極低的份額以下，殘存的國家參股企業中，國有持股也要降到某個極低的比例以下。

他們使用的“攻堅”一詞倒確實形象地說明了這種運動式“改制”的本質：那就是把所有想掠奪人民財產的人都動員到一起，向全體人民的財產和國有企業職工發動不顧一切的進攻。這種進攻當然不會不引起國有企業職工的反抗，而“攻堅”者們則不惜動用武力來鎮壓一切反抗。無錫商業大廈圍繞著“改制”所發生的沖突，還只是這場斗爭中比較文明的一幕。

       去年由郎咸平掀起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大論戰，給了以“改制”為名掠奪人民財產的官員和“企業家”們一次沉重的打擊。當時正在進行消滅國有企業“三年攻堅”的南京市政府官員們就曾經為此焦躁萬分，有人甚至緊緊盯住了左大培的動向，以致左大培頭一天在互聯網上發表一篇文章，第二天這些官員們就知道了“左大培又說了些什么”。

但是那些決心消滅國家和人民的財產權利的政府官員們并沒有善罷甘休。他們一方面不得不在實行“經營者持大股”和MBO上有所收斂，另一方面卻變本加厲地利用手中篡奪的權力，下發各種“文件”，以“鼓勵民營經濟發展”為名來繼續進行運動式的“國有企業改制”。

       最近又得到可靠消息：現在至少還有遼寧、北京和海南等地在強行推行“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命令當地的國有企業限期完成“改制”。在這些地方政府進行的運動式“改制”中，遼寧省政府的所作所為是最惡劣的。

據《21世紀經濟報道》2005年7月14日第7版報道，遼寧省省長張文岳在某次“改革研討會”上宣布，遼寧省政府決心“實現國有企業改革的新突破”：遼寧要“放開地方國有大企業的股權比例限制，鼓勵國有大企業引進國內外戰略投資者”。“中小企業中的國有資本原則上以全退為宜；大型企業中的國有資本不宜全退，除極少數必須控股外，大多數企業應退至國有參股為宜。我們的設想是經過兩三年的努力，基本完成地方國有大企業股份制改造”。

張文岳在這里使用了中國私有化進程中發明的特殊術語：所謂“引進國內外戰略投資者”就是把國有大企業的部分股權讓予國內外的私人股東，這種讓予的價格通常包含著極高的贈與成分；所謂“國有資本全部退出中小企業”，就是將遼寧的中小國有企業全部私有化；所謂“大多數大企業退至國有參股”，就是讓私人資本家或外國私人投資者對遼寧的大企業實行控股。

張文岳提出的這一方案可謂惡毒已極。遼寧是國有企業集中的地方，在全國的國有企業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由遼寧省政府提出的這樣一個消滅遼寧國有企業的方案，必將對全體人民的財產和遼寧的職工群眾造成巨大的傷害。我在前不久才聽說，遼寧省大連市又重新啟動了限期在兩年內完成“企業改制”的強制性改制運動，現在看來其根源就在遼寧省政府的這一強行改制命令。

遼寧省政府的這一強行改制方案之所以必定損害全體人民的財產和廣大職工群眾，是因為遼寧省現在還能生存的企業本來有著足夠的活力。

遼寧省在1998年前后就對中小型國有企業普遍實行了“一元錢賣國企”的“改制”，一個企業一元錢的賣價當然只能是象征性的收費，這種“改制”其實就是向少數人白送全體人民的財產。經過了那一輪浩劫之后生存下來的少數遼寧的中小國有企業，本來都是在市場經濟中有足夠生存能力的。我在遼寧就親眼見過這樣生機勃勃的中小型國有商業企業。

遼寧省政府的任務，本來應當是對這些碩果僅存的中小國有企業倍加愛護，精心地保護和培植。這才是真正地保護和發展生產力，維護全體人民和國有企業職工的利益。現在遼寧省政府卻要對這些中小企業實行“全部退出”即全部消滅，這真是對人民的犯罪。不要說全部消滅這些有生命力的中小國有企業，就是消滅一個，也是嚴重傷害全體人民的利益。

至于在大型國有企業中“引進私人戰略投資者”并讓他們控股，則更是荒唐之極。讓外國的“戰略投資者”控制大型國有企業，是把中國的經濟命脈交到外國人手中，把中國變成外國的經濟殖民地，這將是一條導向亡國之路。我依據印度的教訓寫過一篇“外商控制下的出口導向經濟開始了殖民地化進程”，講得就是這個道理。而讓中國的私人資本作為“戰略投資者”來控制中國的大型國有企業，也將把那些尚能生存下去的國有企業引向滅亡。

中國的私人資本家歷來居有的文化特征，就是極端的自利性和經營上的獨裁作風。他們從來不會也不能容忍與他人平等地合作。在他們控制的企業內部，他們一方面專橫獨斷，另一方面則只考慮自己個人財產的增值，而不管企業的長遠發展。專橫獨斷導致經常發生決策失誤，而且這種決策失誤往往給企業以致命打擊；只考慮自己個人財產的增值使私人資本家偏好挪用企業資金于自己需要的方向，而不顧這樣給企業經營造成的惡劣后果。這樣的私人資本家入主尚有現金收益的國有大型企業，必然的后果就是私人控股大股東挪用企業資金，導致企業由于缺乏流動資金而停產。

而“引進私人戰略投資者”的國有企業改制方式，卻給這些慣于玩弄金融騙術的“私人企業家”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正是這樣的“國有企業改制”讓大騙子張海控制了廣東三水的健力寶，讓顧雛軍控制了制冷業的巨頭科龍。張海和顧雛軍也真就毫不客氣地掏空健力寶和科龍，將它們的周轉資金挪用去收購其它的企業和事業。于是健力寶在去年冬天停產，而科龍則在今年春天停產。20年前興起的兩個著名的國有企業，在所謂“沒有效率”的國有體制下能夠蓬勃發展，卻由于改制為私人大股東控股而沒落。這就是“引進私人戰略投資者”的改制給國有企業帶來的悲慘后果！

張海搞垮健力寶、顧雛軍搞垮科龍的事例具有代表性。親眼看到這樣的慘劇之后，我們終于可以理解俄羅斯的私有化為什么會摧毀那么多的大企業、給經濟造成那么大的打擊。俄羅斯那些暴富的金融寡頭正是使用與張海和顧雛軍同樣的手段掏空國有企業，一邊自己聚斂了驚人的財富，一邊就毀滅了國有的大企業和國家的生產力。這樣的“私人戰略投資者”就像蝗蟲一樣，他們掠過之處將寸草不留，他們控制過的企業將連片倒下，就像在德隆系、健力寶、科龍所發生過的那樣。

我鄭重地警告所有那些想在大型國有企業中“引進私人戰略投資者”的人：這種做法已經葬送了健力寶和科龍這兩個著名的大型企業，全中國還有多少這樣的大型企業可供葬送？再這樣一意孤行地“改制”下去，俄羅斯經濟崩潰的前途在等著中國！

遼寧要搞的運動式“改制”不僅損害全體人民的財產和國有企業員工，而且已經和正在給中國的銀行業制造新的大量壞賬，加大中國爆發金融危機的可能性。銀行方面的消息表明，目前遼寧和吉林兩省正在大規模地利用“國企改制”之機逃廢銀行債務，給銀行留下大量壞賬。其實在過去10年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改制”的過程中，各地的地方政府就一直在與少數企業領導勾結以各種方式逃廢銀行債務，而這樣造成的銀行壞賬養肥的卻是控制了改制企業的新生資本家。現在的許多由“改制”產生的大富翁，其財產其實來源于改制中逃廢的銀行債務。遼寧還要搞運動式的“改制”，顯然是還想再來一回掏空銀行資產以制造少數富翁。

       前些年運動式的國有企業“改制”之所以能在中國大行其道，其根本的原因是那些有權有勢者想借此合謀掠奪人民的財產。而使他們能夠這樣作的外部條件，則是私有化神話在社會上的流行。這種私有化神話相信“一私就靈，一外就靈”，迷信企業的私人股東特別是外國的私人股東。其實千千萬萬經驗事實證明了的是，對中國的大中型企業，“私”也不靈，“外”也不靈；真正靈的是嚴格而科學的管理，是人民群眾對國有資產運營的民主監督。

實際上，在最近20年中，遼寧一直不乏經營成功的國有企業。東北制藥、大連冰山等企業都能從逆境中沖出，它們才是振興東北的方向。這些企業的經營者積累了經營國有資本的豐富經驗，應當一方面給予他們足夠的物質獎勵（薪金和少量的股份期權，但絕不是任何企業的控股權），另一方面委以在政府機構嚴格監督下掌握國有資產支配權的重任。讓這些成功的國有企業經營者支配國有資產，就是讓他們領導大型國有資本經營機構去履行國有企業出資人的職能，這些大型國有資本經營機構才是真正可靠的國有企業戰略投資者。遼寧需要的是打造大型的國有資本經營機構來作國有企業的戰略投資者，應當在這方面成為全國的典范，而不應當去強行引進什么“私人戰略投資者”來盜竊全民的財產。

最近回了兩趟遼寧，所到之處，聽到的都是人民群眾對運動式的國有企業“改制”的怨恨之聲。

在火車上碰到了與我素不相識的一對夫妻，他們聲稱自己已經離開了國有企業而獨立謀生。聽他們打手機與人談生意的架式，顯然是在自己作著什么小買賣。他們主動對我談起了遼寧的“改制”私有化，言談中一片憤慨之情：那些國有企業都賣給私人了。生產“黃海”大客車的那個企業，多掙錢的廠子，說賣就賣給私人了！我們沈陽的某某工廠，是生產軍工產品的，一個億的國有資產，只要七千萬就賣給了廣東的一個私人老板。人家把廠子搬到了郊區，還生產軍工產品，那賺錢多穩當！

這一對夫妻看來還不知道全國國有企業“改制”的普遍行市：一億帳面資產的國有企業賣了七千萬，這已經是國有財產好得驚人的賣價了。全國的普遍情況是，帳面資產一億的國有企業只作價一千萬到兩千萬就賣了出去。當然，我可以判斷，那個廣東老板之所以肯出比平均情況“高”得多的價格把那個企業買去，是因為這個企業有軍工訂貨，軍工訂貨有穩定的利潤可賺。但是反過來說，這樣有穩定軍工訂貨的企業因為有穩定的利潤，根本就不應當成為“改制”私有化的對象！

我在沈陽和大連都有許多老朋友，他們都指名道姓地談到了當地的某個“改制”的企業，而且情況也出奇地相似：都是“改制”以后企業也沒有搞好，都是“改制”時買下企業的老板又以十倍的價格把“企業”賣了出去。企業并沒有搞好，“改制”產生的私人資本家卻發了大財；而他們以高價賣出去的，實際上往往是“改制”企業那塊非常值錢的土地，這種土地的高額級差地租和地價，本來應當全部化為國家的即全民的收入！

我的這些朋友自己都經商，甚至開了十幾年的私營企業。他們都有足夠的經營經驗，能夠對經濟問題作出正確的判斷。我相信他們所說，而不相信官方和所謂的“經濟學家”們對企業“改制”的任何稱頌之詞。我的這些朋友憤憤不平地對遼寧的企業“改制”所下的結論是：這種改制根本沒有提高效率，卻造成了國有資產流失，掠奪了人民的財產，是極不公平的。

可就是這樣極不公平的國有企業“改制”，遼寧省政府卻偏偏要進一步推進，真不知到底是因為決策者水平太低、根本不了解實際情況呢，還是另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動機。我能夠說清的只是，人民群眾的忍耐是有限度的；運動式的私有化“改制”已經造成民怨沸騰，再推行下去將導致中國經濟的崩潰和社會的動亂。無錫商業大廈的沖突，只不過是大規模沖突的一個預告。為了維護中國人民的利益和福利，為了維護國家的穩定，我們現在最需要作的是：

       立即停止運動式的國有企業“改制”；立即著手開始對前些年各地的國有企業“改制”進行清查和清算，嚴懲那些強行推行運動式的國有企業改制而嚴重損害了人民的財產和利益的貪官污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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